读“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

盐亭文通镇石牛庙农民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只对西汉史学家刘向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如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类“抗争”，既有政治，也有民生的特征。范炳南在调研近代暴力的“抗争”与“文化”的对立，相互关联类似“湖广填四川”的动乱暴力对土著的冲击，以及类似张德彝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时政要闻口传，感生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应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对付和解决这种现象。于是范炳南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在盐亭，这样的私塾和存古学堂很多。范炳南的大儿子范仲纯，受他的影响和指派，早在1906年就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1910年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自家私塾和盐亭县内及成都、重庆等地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

2020年12月14日“麻辣社区盐亭论坛网”，发表盐亭县原文化馆馆长王贤君等搜集整理的《盐亭石牛庙的来龙去脉》一文，讲述石牛庙集中了石牛庙人民的财富与智慧，是石牛庙人民的精神文化瑰宝，是盐亭、南部、剑阁、梓谤四县交界处一颗璀璨明珠。从建到拆历时三百年──石牛庙周围居住的人，有的是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大迁徙过来的。文革期间，石牛庙同戏楼一并被拆除，木料被运往黑坪区修建医院和区政府，原址成了一片废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牛贩子蒙绍极私人拿钱，遂发愿重建石牛庙。他便与梁长普、梁仕奥等人在石牛庙乡及四乡八邻集资募捐，几年之间一座崭新的庙宇戏楼拔地而起，晨钟暮鼓、赶会唱戏，供人们参禅、休闲、娱乐。

这也可见石牛庙能诞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范仲纯、范蜀林、蒙公甫、蒙文通等的深厚土壤。何天度老先生，是1991年出版的《盐亭县志》的副主编，他写有范蜀林（1893-1949）和范仲纯（1890-11964）的小传。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研究称“重庆学”）的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报告》说有“重庆组织”有近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但仅在盐亭的，就有“口传”袁诗荛、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17位盐亭人参加。而“口传”张澜与罗纶年青时，都曾到盐亭存古学堂过。

这一是因，从盐亭陕西会馆到盐亭存古学堂，传播马克思学说，名声远扬。二是因，出生他们的家乡西充县境，与盐亭接壤近有关。有口传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还含有曾接受“重庆组织”张澜、何拔儒等的委托作代表。原因是1911年保路运动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由此张澜利用他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支持吴玉章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等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支助支持北京地区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川外同志的革命活动。1918--1919年青年毛泽东带领湖南勤工俭学留法学生到北京，曾持杨怀中先生手书求章士钊予以资助。

在章士钊筹集到两万银元巨款中，就有章士钊的好友张澜用四川带来的资金，资助的500银元。张澜还运用蒲殿俊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以及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蒲殿俊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等资质；当1919年蒲殿俊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时，张澜和他商量：要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

张澜的用意，就在推荐蒲殿俊先出头，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也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蒲殿俊还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所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人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相约京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张太雷，湖南毛泽东等，能获支持和参与。因此有“口传”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代表的是“重庆组织”。而揭秘此事，这又回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以及盐亭龙潭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不赞同张国焘“极左、极右”的创建根据地的意见，被杀有关。

而曾参加“重庆组织”的王右木（1887-1924），有说1924年夏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旷继勋的家乡贵州土城，说是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牺牲。2002年出版的《中共绵阳市志》一书531页，写成“在贵州土城、遵义一带遇害牺牲”。到2019年12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绵阳市地方志办编辑的《绵阳名人》一书132页，又写为1924 年“三月下旬，王右木离开成都，先后到上海、广州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年秋，从广州返回四川，在贵州土城失踪”。

王右木返川路线是保密的，“走失”，广州方面有没有责任？──“重庆组织”发起人中，王右木是第一个最早加入“上海组织”的四川负责人；类似张国焘式的人物，对王右木不放心──这也许遭到党内极端左、右翼的不满，是从广州返川在贵州遇害的一个外因。因十月革命是世界潮流，遵照马林和李大钊的解释，1920年8月30日“重庆组织”开会集体决定自行解散。1956年杨尚昆主任从苏俄拿回的，不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这组材料，而是苏俄的综合整理；是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组材料，塞进《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未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但何盛明主任发表的文章，还是把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硬要换为苏俄为组建“上海组织”而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她还把已经从“重庆组织”转入参加“上海组织”的王佑木和学生、战友袁思尧，以及《人声》报创刊，说成是“连王右木也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实王右木1921年底，已经加入了《上海组织》，这是他直接写信给李大钊和陈独秀解决的。

1921年6月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三大”时，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已经得到印证──因为当杨明斋带张太雷和俞秀松等三人到达莫斯科时，江亢虎和姚作宾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的身份，已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张太雷本身是北京李大钊组织的成员，也算是“重庆组织”的成员；“重庆组织”的成立报告，在1920年4月初，交给过共产国际，魏金斯基和杨明斋可以作证。所以张太雷心里有底，能有理有据与江亢虎和姚作宾展开斗争。这时，马林1921年6月指导的“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张军锋的《开端》一书提到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他作为中共的代表已得到国内中共中央的任命，提到1921年3月又已召开过的“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所以解答张太雷的“三月会议”之谜，只能是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

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准备打造成立“天下”型国家的“共产党”，直到1911年爆发“四川保路运动”才第一次在中国实践和尝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也为10年后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1920年3月12日重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拉开序幕。但现在一些媒体和书刊发表文章，炒作张澜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清朝的改革“红利”被“保路运动贪污犯窃取”；清朝政府的官是好官。这类似当年对付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苏俄远东局派到上海的杨明斋，在不明真相下，听令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去作干扰的说法一样。这是违背列宁意志的苏俄部分高层及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局，自1920年起，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

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第一批主要吸收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以及北京、天津等地支持指导重庆建党的老同志──这之前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为成立“重庆组织”，研讨过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建党的方略，如“建根据地；搞武装斗争；解决饥民、灾民、难民、移民，保家卫国，办经开区、科创园，发展中医”等。

特别是，这也与吴玉章有组织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保家卫国--依法治国”、“开创经开区──中医药”等先行的实践纲领，早在成员中秘密灌输有关──如“民团”和“军运”是一个内容的两种说法，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重庆组织”成立时就考验主张的形式和客观事实。“陕北根据地”比“井冈山”更稳固，与此也有关。

2011年我们看到《晚霞报》转载的“重庆组织”的消息后，感到何拔儒之所以在1952年代泄漏“重庆组织”的星点往事，也许是因他认为没有遵守“重庆组织”解散时双方的约定：“重庆组织”成员不得泄漏成立之事；“上海组织”也不得因他们参加而有意追杀。但从张国焘1932年进川到1934年盐亭革命老区龙潭“西山坪”事件发生，暴露张国焘管控四川省委，有人在推行张国焘的追杀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年6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1921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到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出版，才对1921年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没有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而是使用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称法，并把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党组织，由过去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我们对盐亭县党史无意识的涉及，起始于1962年上盐亭中学高中后，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该片也被认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影片，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反响强烈。我们是盐中高65级的学生。盐中高65级班的班长，就是后来的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以及当过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同志。

他的叔父杨作青先生，改革开放后是盐亭县医院的院长、盐亭县卫生局的局长。解放前杨作清读盐亭县文同中学，是彭健修的学生。解放初是彭健修引荐杨作清，参加的土改工作队工作。彭健修（1884-1953），盐亭西陵镇人。1909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与朱德是同学。1911年因与张澜、蒲殿俊、罗纶友善，争川汉路潮中，彭健修任罗纶的团部书记。1914年经张澜推荐，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小平同志曾是他的学生。1920年经张澜、吴玉章介绍参加“重庆组织”。彭健修1941年解救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盐亭中学童军教官田多文。1952年彭健修作为政府各界会人民特邀代表，参加参观三台、蓬溪、射洪的土地改革时，不幸判处死缓。1953年释放归家逝世。改革开放后，杨作清对彭健修的亲笔评价是：“彭先生一生执教，虽有参政议政的历史，但绝非蒋家鹰犬。他以其高尚人品、进步思想、渊博知识，影响和教育了他的学生，在川北享有盛名”。

我们和杨崇汇的家，当时都属于盐亭县三河乡。杨崇汇是从龙潭初中考入盐中的，他带领全班同学在每晚下自习后，他都要教唱《怒潮》这首主题歌。在他的鼓动下，我们曾在假期收集1925-1935年间，梓江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准备写一本《梓江怒潮》的盐亭革命史。当时在梓江榉溪河畔玉龙地区乡间，走访一些老人的过程中，申秋成和何登甲的名字如雷贯耳，被说成是当时地下共产党、游击队最得力的领导人。

如玉龙镇申家沟有一位叫申光甫的老人，曾是申秋成在玉龙镇存古寺庙办的完小读书时的同学，说那时申秋成在班里就宣讲革命，是最活跃的人物；以后申秋成又在此教书。可以想象在1911年至1929年间，在盐亭存古学堂中，老师除了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盐亭传统的“龙盘虎踞”远古巴蜀盆塞海里的海洋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的嫘祖盘古丝绸经济带外，还增添了师生都可以听类似申秋成演讲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内容更多属于类似保路运动以来宣传的团结一切可团结的进步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类似的老式欧洲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联系不大，所以社会上反对的声音的并不大。

但1964年传来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被停映，我们也不提“梓江怒潮”的事了，而全心全意为升大学作努力。2011年看到《晚霞报》上报道“重庆组织”的消息后，回忆起解放初何拔儒向抬他进盐亭县城的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主席唐开元老人，透露过何拔儒参加“重庆组织”，以及何拔儒到过长沙教过毛泽东的传闻，很想找何拔儒的后人了解真相。绵阳市嫘祖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陈龙先生，同何拔儒和任望南都是盐亭九龙乡人，我们向他讲过想到盐亭九龙乡寻找何拔儒的后人，了解何拔儒挖掘嫘祖传说的故事，同时顺便想证实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没有？2014年8月初陈龙先生开车带我们一同到盐亭县原九龙乡，寻访到何拔儒四弟的儿子何连光先生。在采访过程中，谈完何拔儒挖掘嫘祖的故事后，我们问到1920年的“重庆组织”的事情，何连光先生明确说：听自己的父亲讲，他的大伯父何拔儒参加过重庆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

而且何连光先生提到任望南每次从外地回到九龙，都要来看他大伯父何拔儒，任望南和何拔儒的关系非常密切。想到绵阳日报社原办公室主任任启乔同志向我们说过，他知道解放初镇压反革命中，何拔儒的孙子或儿子中，有被枪决的。我们也向何连光先生征询有否此事，何连光先生连连说没有──因为这类事情，是该镇压还是不镇压，当事人的后代及亲属也不愿意讲。所以中共盐亭县委副书记何开文等领导也曾叫我们不要管。写“党史”不是我们的专职或任务，他们说21世纪向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上海组织”也是“重庆组织”的继续，“重庆组织”与“上海组织”的目标共同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一起了，还有什么大不了想不通的事。所以对“重庆学”作的探索，我们只是业余，前提仍应以今后官方公开的真实事实为准。

但2016年11月5日《绵阳日报》刊登记者彭雪的《追寻盐亭山乡de红色记忆》一文，开篇就说：“1929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后，袁诗荛领导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而在正式出版的《中共盐亭县历史》、《中共绵阳市志》等书中，又记载袁诗荛同志是在1928年2月16日已被国民党军阀秘密杀害于成都下莲池。那么《绵阳日报》记者彭雪是笔误还是说错了，都不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共盐亭县历史”普及以来，县委和政府有关部门也就是这样公开宣传的。为啥？这是王右木和袁思尧的未解之谜，揭开还有待时日。

现在有些媒体发表文章，攻击张澜等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华为任正非总裁把“进攻性马”，总结为“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的战略──中国早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就有成立共产党的准备，是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别人先要争强，就让其实践──1911年保路运动就让辛亥革命去建立政权；等到1920年3月在重庆才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组织”成立背景，是在北京的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支持张澜返回重庆成立“共产党”──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先下的这一着好“棋子”，是即使后成立“上海组织”，即使早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下暂停键，搞“武装斗争”与“依法治国发展民生保家卫国”，也是并行不悖的。

所以再看2020年12月21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傅高义做客观察者网对话张维为：聊聊邓小平》一文中，张维为教授回答傅高义教授的话说：“您的书中提到，1926-1927年，邓在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现在再回头看，这段时间似乎特别重要，因为当时正好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列宁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结束。我替邓小平做翻译时，至少听他三次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这是苏联经验中为数不多的好东西”。把小平同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归结为1926-1927年小平同志在莫斯科学习，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苏联经验中为数不多的好东西的影响。其实这也许仅是小平同志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经验的印证。

E、回复《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说“握手文化”

2007年11月我们在成都第二次全国民科大会上认识张帆高工，2008年2月7日春节他还来信问候，印象不错。12年过去，我们已经不知道他针对我们，2008年8月前后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主办的“《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上，出现张帆教授写的十篇《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的系列文章，他是如何写出来的？

也许他写的第一篇《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后，我们就开始有交流了。因为我们保存的一篇没有上网的《再论决定论的数学与哲学的贫困》的帖子，其中提到《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文章后，

张帆教授说：“一乍看《纪念“三旋理论”诞生50周年》，还以为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由于是‘江湖科学家’写的，50年来不能做实验，就只能在人家的实验中去找‘三旋’的影子，所以在文章中，尽是一些东扯西拉、牵强附会。不仅如此，还攀龙附凤，什么时髦就攀什么，比如庞加莱猜想热闹，就攀庞加莱猜想……”我们留的批复是：说得“痛快！”

因为这联系他在《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中说的“握手”：读《求衡论》作者的文章，“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不知什么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有所发现。那就是他的学术是非主流的，他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甚至比主流还主流，据他的那篇《纪念…50周年》的宏文所说，他在西方主流科学的前面等了他们几十年，现在终于与他们会师。可是主流不同他握手，反说他是‘江湖科学家’”。

这也许是张帆教授看了之前我们在“《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上发的一些帖子，让很多联谊会学术委员感到不快；他要入“主流群”，就要替他们说话。当时上“《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论坛发帖，还只“注册”被同意后，就可以自由上网发文章。现在所有公开的网站，不是“主流群”是注册不了的。即那时这种能自由“注册”、能自由上网的时代，已开始做封群“改革”。张帆教授是应需站出来，发表封群是以“握手”做标准“说法”的人。我们和张帆高工也算老朋友，争执也是世之常情。张帆高工年轻有为、热情，改革开放到深圳创业，颇有成就。但我们还没有预感到后来的“科学在网络进入江湖时代”──类似现在的5G、4G智能手机，可以自由上网发微信，但要加入其中的一个“群聊”圈子才行──“分群”，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也在与时俱进，把打工之外喜欢谈“科学”的人，分为“主流”群，和“非主流”群。但为何“握手”？如何“握手”呢？

由于“文革”前在学校读书，我们深受“反对成名成家”教育的影响。后来投稿写文章不用真名，想的是因把书本知识学牢外，业余在喜欢看前沿科学杂志的文章多后，人脑是个奇怪的东西，它可以自然产生联系你在读书以及注意观察自然现象时思考的一些数学计算结果，如“三旋理论”就是这样由来出现的。发表是自己给自己总结；或像在河畔钓鱼的人一样，说一声这里能“钓”到鱼──不知何罪之有？现在到纸质杂志或电子杂志发表科技论文，要交发表费，少的几百元，多的几千上万元。他们嘴上说的是：“杂志传媒的目的，主要是信息传播，为科学发展，各方共同协作”。在美国的科技期刊发表论文和要一本纸质杂志，更贵。想讲价，他们说：“编辑及工作人员每天处理很多的事情，纽约这里的人员工作每小时数十美元的工资人工费用，支出费用比较大，很多实在是赞助性的工作。编辑及工作人员每天很忙，很多事情在做，杂志印刷、邮寄等需要准确的信息，比如哪卷？哪期？第几篇文章第几页？把有某篇文章的杂志寄几本就行了的信息，是不够的。编辑的时间很忙也挺贵的，工作很忙”。

杂志编辑部说的，也是道理。但2020年12月28日晚上，我们看央视4频道播送纪念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节目说“1845年2月马克思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由于马克思把钱都用在了《德法年鉴》的办刊上，一家陷入无法安家的困境。恩格斯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为马克思发起募捐，并把自己《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稿酬100塔勒寄给了马克思”，解决了一时的燃眉之苦。170多年前发表文章还有稿费，社会进步到今年，科学本身的生产却成了“负生产力”。那么国家社会是如何“握手”科学主流和非主流的呢？

2020年12月28日“科学网”俞立平博客专栏发表《为什么不反对“唯项目”？》，浙江工商大学俞立平教授在文章中说：中国科技评价涉及文化、体制、制度等，“教育部、科技部发起破‘五唯’，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有问题，今天讨论的与‘五唯’无关，是关于科研项目的。项目的问题太敏感，因为说千句道万句，‘五唯’涉及的所有负面问题，都与科研人员相关，可以将棍子打在科研人员身上。唯独项目涉及的负面问题，似乎科研人员不承担主要责任。如果反对唯项目了，那会怎样？第一，项目不是为了科研。如果不区分，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会出现很多伪项目，这才是要命的问题。第二，自然科学研究，可根据研究项目的具体情况给予多少不等的经费支持。第三，项目根本不是研究成果，真正的研究成果是论文、专利、成果转化等等。从这个角度，真正要反对的，恐怕是‘唯项目’。第四，项目就意味着经费。项目本身对科研人员已经进行了补偿”。

从俞立平教授的研究来看，“科学主流”是拿到过“项目”的人，“项目就意味着经费。项目本身对科研人员已经进行了补偿”，即类似“握手”有了对象，如说“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所以我们说张帆教授讽刺我们“痛快！”──如他说：“主流不同他握手”；以及他说：“只能在人家的实验中去找‘三旋’的影子，所以在文章中，尽是一些东扯西拉、牵强附会。不仅如此，还攀龙附凤，什么时髦就攀什么，仿佛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不在他的‘大一统理论’之中。一艘航行了50年的船，50年来不能修正自己的航向”。张帆教授把我们说成类似“随朝群”，正确──我们没有拿到过科学主流的“项目”，也就没有“科研经费”和指定的具体科研课题任务。自然我们只能50多年来，在人家的实验中去找“三旋”的影子。因为我们相信“实验是检验科学的唯一标准”，所以50多年来可以不修正自己的航向。

那么张帆教授和他为研究挑战相对论说话的人，是个啥被“握手”的情况呢？这个群体太复杂，他们也许是“科学主流群，或非主流群”，但共同的特点是没有拿到“经费”，却自我感觉拿到了“项目”──如“研究挑战相对论”──张帆教授等同志哥“握手”这种“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的项目是从哪里来的？是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级单位下达的吗？从何时开始的？ 2005年6月8日《中国青年报》纪念相对论诞生100周年，发表记者江菲写的《相对论在中国的一段遭遇》一文中说：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中国紧跟“老大哥”其后，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联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认为他是个“反动分子”。1955年4月爱因斯坦辞世，李四光和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学界发了唁电。但不久苏联的“批判运动”开始发生影响：中国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最初受苏联的影响；但是在苏联已停止批判的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相对论的批判，却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愈发激烈。

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自然科学界的批判运动被提上了日程。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一个突破口。发起这场革命的理由是：“只有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1968年3月中科院成立了“学习班”，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1969年8月《相对论批判》（讨论稿）问世。1969年秋，时任中科院负责人的刘西尧召开了“学习班”会议，强调推翻相对论的必要性。

1970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开集会，要求全面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中科院革委会专门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1970年这场气势汹汹的批判运动的阵地转移到了上海，成为姚文元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的重要任务。轰轰烈烈的批判相对论运动持续到1976年，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那个年代尽管面对政治压力，许多“学习班”的最初成员，在批判中期相继转向。

1977年筹备14年之久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终于正式出版。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

另据“中国科学院”网编年史记载，1970年8月17日陈伯达提出“要开个万把人的大会，请中学生也参加，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中科院革委会组织“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了《相对论问题讨论》。不久，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批判，科学院到了1976年就戛然而止了。

清华大学文克玲教授在2015年6月19日“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发表《反对相对论的，专家学者大有人》一文中说：“中国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在国内，科技日报社和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前沿科学》杂志，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和卢鹤绂格物研究所主办的《格物》杂志，以及一些高校学报和科技刊物，都在刊发批评相对论的文章。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网站、西陆网挑战相对论栏目、新华网科技探索栏目等网络媒体，人们能看到更多的批评相对论的文章。在国外，批评相对论的杂志也有很多。极端的相对论批评者认为，相对论充满荒谬离奇的错误，所谓的相对论的实验支持都是牵强附会，相对论巧取豪夺了有关实践的荣誉，因此，相对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相对论维护者，为相对论所做的辩护，全都是强词夺理”。

那么我国近70多年来，“握手”这种“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的项目，“握手”出些啥样的人呢？2020年12月28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刚刚，我解开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说：“你我可以鄙弃，唯独不能忽视他们，他们就是──民科。1980年，刘汉青考上了哈工大，读的是当时火热的材料学。大三时，选择了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挂科、留级、肄业、不工作，蜗居在家闭门造车，靠父母干农活养自己。要知道1980年的哈工大的本科学历得多有前途啊。这些人毁掉自己的力气要是用在正经行当上，远远会超过一般人的努力，早早可以成为专家了。现在，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进去。也许是因为看不懂的缘故，他们从来不去碰瓷范畴论、同调代数、规范场论、朗兰兹纲领、调和分析、遍历理论……”。

此文后面跟帖很多，多达25页。其中一位叫“丹丹”的网友说：“十年前就跟这帮民科过过招，那些明摆着啥都不懂的倒是危害不大，但有一批顶着专家学者头衔的流毒不小，包括但不限于复旦张操、导航所（十二所）的林金、中传媒（和电子所）的黄志洵、北石化的董晋曦、西工大的杨新铁和首师大的耿天明，甚至国家科委前主任宋健院士也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但我们这里不想说“民科”、“官科”，只想说张帆教授引出的“握手文化”──众所周知，我国的卫星上天，原子弹、氢 弹爆炸，高铁通车等科技成果，是用不着到英文名刊上去“握手”发表说明；外国人也不会怀疑是我国作假。

而且众所周知，拿不到这类项目，你就没有资金、设备工具和人力。所以像我们这种在基层工作的人，即使想过、学过这类工程项目的源头和底层基础理论，却不想“握手”去实干这类项目。但像“考上哈工大的学生刘汉青，大三时选择了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挂科、留级、肄业、不工作，蜗居在家闭门造车，靠父母干农活养自己”；或者像考上北航大学，工作在北京航天科工公司的蒋春暄高工，2020年10月10日写的网文《蒋春暄：发诺贝尔奖错在广义相对论错在黑洞不存在》一文中说：“蒋春暄引力公式 F=-mc^2/R，是人类最伟大成果。美国测量引力波后，马上通知蒋春暄。他们也在看我的英文论文，这么多人看我的英文论文。习总书记、李总理，应该支持我的英文论文，将会引起天翻覆地变化。中国所有报纸、科普杂志，要报道我的英文论文。中国所有院士都能看懂我的英文论文，应该宣传说我的英文论文引力公式，可获诺贝尔物理奖。这更是要中国政府大力宣传和支持”。我们说：“蒋春暄的问题好解决，他把中文书出版出来，一切都明了”。因为蒋春暄并不一定是爱国，他爱的是英文。

蒋春暄的同事、朋友，北京航天科工高工都世民教授也有证明──他2020年10月11日给我们的信说：“蒋春暄的书，本来就是中文，是经过我院208所一位已去世的老专家翻译成英文。他把原稿拿出来，谁来出版？谁能审查通过？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我曾劝过他：让他在中国知网开户，经过中国知网审查，如果通过是可以出版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他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和中国高层领导，这两条路都走不通。他已经八十几岁了，未来的路还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你把问题看得太容易了”。这可见不在出书难，是拜英文的人多。

如2020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国科技论文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一文中说：“科技部、财政部于2020年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鼓励科研人员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2019年中国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在《科学》《自然》和《细胞》共刊登论文6456篇，其中中国论文425篇，排在世界第4位。美国仍然排在首位，英国、德国分列第2位、第3位”。

我们赞同在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但14亿中国人，也许就有13.99900000亿中国人看不到类似国际顶级的《科学》《自然》和《细胞》等科技期刊；能看不到的也许也有13.99900000亿中国人看不懂这类期刊上英语科技的论文。但如果是翻译成的汉语科技的论文，能看懂会很多。如果是这样：中国纳税人供中国科学家研究出来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首先交给的是英语世界的大众，而在国内的大众，只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才只知道这类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容的大概。如《二〇二〇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解读》中，说的第六大成果：“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20多年后终获证”，教不了中国人。但事情如果真像蒋春暄高工说的：“中国人在国外发表了高质量的英文科研成果，只要中国政府和高层领导大力宣传、支持和认可，就可以获诺贝尔科学奖”。而中国人在国外发表了高质量的英文科研成果，每年中国政府和高层领导都有大力宣传、支持和认可授科技大奖的，却并没有人获诺贝尔科学奖。

由此，2020年12月27日“观察者”网发表的《傅佛果：重塑“汉文化圈”？我不太乐观》一文，这里的“汉文化圈”也涉及“汉文字圈”不太乐观。因为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加拿大研究主席、约克大学的傅佛果教授在文章中说：“在近一百年中，凝聚汉文化圈的元素，比如汉字、儒家思想等都在减弱。在古代，中国的汉字传入了日本，塑造了日本的文化成就与对外交流，并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近150年间，一些现代化的文化趋势（大部分受西方影响）从日本传到了中国。汉字在韩国也用得少了。所以我对‘汉文化’的重塑并不乐观”。

用傅佛果教授的话，看张帆教授为“《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说话“握手”敢于反相反量的人，其实也是像那些想在国际英文科技名刊上发表文章求得国际认可的项目──例如，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办的《格物》杂志，是美国格物杂志社办的，注册是在美国。张亚鹏教授给我们讲他从天津到香港主编的反相反量的《新科技》杂志，注册在法国，出版在香港，在内地招募发行人员──可以说所有反相反量反中医的，都在听令于美国等西方强国。科学第三极没有“反相反量反中医”之说；美苏之间的冷战是把科学两极神离帽合示人。

20世纪开始诞生量子论和相对论两大前沿科学以来，通过120年的实验检验发展，科学真理的全球化愈明。如果说把国学自然和中医药称的“有生于无”、“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看成科学第三极的“过去时”；那么科学革命则是现代时，“进攻性马”只需“临门一脚”，就能把它们踢进射入当今前沿科学“暗物质、量子起伏、霍金辐射、量子信息编码隐形传输”的“球门”──“有生于无”类似量子起伏、真空能、卡西米尔效应。“阴阳五行”类似暗物质与显物质，及其自旋算符编码各种基本粒子。“经络气血”类似霍金辐射、量子信息隐形传输和超弦运动──科学第三极没有“反相反量反中医”一说，科研质量在于真实和造福于人类。西方科学有两极，来源于宗教分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划分，基督教又分裂为罗马与东正教。

当然，科学三极也包含有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相安无事等方面的道理。但听令于西方科学两极的“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类似于“环形水跃”──科学的全球化变成“内卷化”、“逆全球”。但20世纪量子论和相对论两大前沿科学实验检验，发展进步出“柯猜弦论”，正在向翻转出现“电信”、“人工智能”等核心关键新技术；虽此极大提前了科学家和大众等群体之间、之内的“握手”能力；科学的要旨在于探索科学真相，但东西方对立“卡脖子”，也笼罩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西方优秀论”在“洋文圈”大行其道，冲击到国内，使一些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好的战略口号，无形变为“洋文圈伟大复兴”、“洋文梦”──吸取“文革”科学革命反主流有教训：数百万“红卫兵”喊着宏大口号，跟的还是类似1952年苏联掀起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运动的影子，直到“四人邦”被打倒。

因为类似2020年12月28日《科技日报》发表的《二〇二〇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解读》中，说的第二大成果“中国史前人群迁徙与族源之谜揭开”，在国内早存在争论。正如原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出席在上海大学举行的“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做主旨报告，他无奈感叹：“颠覆性技术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 ──“西方优秀论”+“洋文圈”，使祖国人民用钱送出国培养回来的年青的部分优秀科学家，不辨东西。为啥“汉文字圈”，不敌“洋文圈”、“洋文梦”？

2020年9月22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见“微”知著 交叉引领──走进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一文中说：“2019年更是标志性的一年，微尺度国家研究中心共发表10篇《科学》《自然》《细胞》论文，呈全面爆发之势……在《科学》《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论文310篇”。能够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期刊上发文，是无数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评选诺贝尔奖、竞选院士、展示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实力的重要依据”。可见在我国主流科学界看来，学《自然》、学《科学》这条路走得对，也是学术特区，显优势的证明和标杆之一。那么2020年“中国史前人群迁徙与族源之谜揭开” 第二大成果，又如何呢？

《科技日报》解读说：“八九千年前，活动在中国土地上的人群，与现在的中国人是什么关系？5月《科学》杂志发表的中科院一项论文，利用古代DNA测序，揭开了有关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格局、迁移与混合的若干秘密。依靠新发展的DNA捕获与复原技巧，通过测序山东、内蒙古、福建等地11个遗址的25个9500--4200年前的个体，中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在9500年前，一南一北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族群。至晚在8300年前，南北人群就开始融合了；4800年前趋向强化融合，至今仍在延续。沿着黄河流域直到西伯利亚东部草原的人群，从9500年前起都携有一种古北方成分；而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峡两岸人群，至少从8400年前起携有一种古南方成分，这两种成分截然不同。八千多年以来，南北差异在逐渐缩小。现在任何一地的汉族，都是这两大人群的混血儿。现今广泛分布于台湾海峡、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毗邻，也可以追溯到8400年前。这一人群，按照最新的基因分析，并不是以前一些学者怀疑的几万年前就来到中国的古人群”。

这帮了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口号的忙了吗？──这批“中国科学家”忘了“一南一北”之间还有中间的青藏高原及珠峰是地球的第三极地球，揭示古智人耐寒，耐氧源于青藏高原之因，与“一南一北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族群”的起源有关──“沿着黄河流域直到西伯利亚东部草原的人群，从9500年前起都携有一种古北方成分”。“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峡两岸人群，至少从8400年前起携有一种古南方成分。现今广泛分布于台湾海峡、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毗邻”。“至晚在8300年前，南北人群就开始融合了”。这都正确。但2020年11月30日新浪网“何新的个人博客” 专栏，发表的《可笑装碑！》一文批评：“近几年以来，在某些神秘资本的资助下，包括丝绸之路的西来论，现在的中国人，也都是西方白人传来的。此论现在披靡学界，成为高校讲坛，甚至新开的历史研究院等主流学术的主流论调”。这是事实吗？

2020年我国年青一代优秀的古分子人类学家中，像付巧妹教授、王传超教授和崔银秋教授等引进用古DNA考古被误导──都是受德国马普所等西方古人类考古学家，由于没有到我国西部、西南作具体的汉藏语系等华夏民族人群的基因测序，再与西方控制领土上的古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基因测序的实际对比的影响，而对类似“汉人被尼人和丹人杂交西来说”，趋之若鹜──马普所等西方古人类考古学家对华人的基因测序，用的多数是在国外生活的华人来代替；这类代替人也许本身就被“维京人”人杂交过。现今广泛分布于台湾海峡、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系人群，本身也是这种流动、迁徙大的地区。带有过多的古尼人和丹人基因也不奇怪。

2012年由国家基金会提供经费，作川西羌语支人群的遗传结构考察，王传超教授在川西采集的407个健康无关个体的血样；也没发现有古尼人和丹人基因的印迹。而王传超教授还特别提到这样的研究，需要由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与受试者均签署有知情同意书才行。我们说德国马普所等西方古人类考古学家，由于没有到我国西部、西南作过具体的汉藏语系等华夏民族人群的基因测序，原因正是如果得到过我国生命科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证书，以及得到过与我国西部、西南汉藏语系等受试者均签署了的知情同意书，请他们公布出来。没有，只能说是行为不端。其次，他们和我国的合作者没用做过依靠新发展的DNA捕获与复原技巧，测序过1万年以前我国青藏高原周围西南面遗址的元谋人、资阳人、蓝田人等个体的古DNA，证明先被古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杂交了。

2020年6月3日“中国新闻网”发表的《中国科学家通过古人基因组数据探寻中国文明源流》一文，报道由吉林大学崔银秋团队，联合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厦门大学、辽宁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漯河市文物与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作市文物与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扎赉诺尔博物馆、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韩国首尔大学等国内外多家单位，共同完成《二〇二〇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解读》中说的第二大成果。

崔银秋教授等人支持近年来学界有人认为的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帮德国马普所等西方潮流作宣传“维京人”优秀──中国分子人类被尼人和丹人杂交学派认为，尼人和丹人比“北京人”厉害──汉藏语系人群的基因突变非常有可能是尼人和丹人给藏族人的。藏族人走上青藏高原的时，发现他们已直接和丹尼索瓦人进行了基因的交换。于是藏族人身上带有了丹尼索瓦人的这样一个基因突变，让他们可以非常快速地、不用经过严酷的自然选择，就可以在高原上面生活下来等──但这遭到中国分子人类学泛第三极学派坚持顽强抵抗。

例如，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现所长邓涛教授团队，2007年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的考古和基因提取研究，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他们发现冰期动物是在青藏高原受到耐寒的训练，随着冰期到来，它们走出高原，向北扩散。这解释了因能适应寒冷环境的这一现象，不是以前科学界推断的应当起源于高纬度的北极圈地区；之后才沿着距今260万至1万年前往南迁徙，并散布到北半球的广阔区域的。

又如，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院士团队，2007年以来关于从夏河人论证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缘起考古，发现青藏高原东北部甘肃省夏河县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最新确认其为距今16万年的青藏高原丹尼索瓦人古人类，在第四纪最为寒冷的倒数第二次冰期生活于青藏高原，才是神秘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原住地之一。

再如，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研究员韩同林教授，2004年出版的《发现冰臼》一书，以及出版的《西藏活动构造》、《青藏大冰盖》等书和发表的近百篇论文认为，由于第四纪冰川期间世界成了冰球，只有非洲赤道附近可避严寒，所以欧亚等大洲的古猿人才来到这里，形成人类起源、文明的第一孵抱期。

还有，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的“珠峰映射原理”研究，论证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有“类珠峰辐射”──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这联系解放后1951年修筑成渝铁路发现3万年前的“资阳人”化石，已涉及新时代关注人类文明于起源世界第三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等大问题。

周忠和院士，1965年生，江苏扬州人。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9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学位。2010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当年8月就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1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年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7年《华夏地理》第一期杂志上，周忠和教授发表了一篇《DNA解读人类起源》的科普文章，说帕博的故事让他看到了古DNA研究的巨大潜力。我们不是说帕博教授的业务不精，而是说他的古DNA测序对比，没有到过青藏高原泛第三极远古第二个孵抱期地区作考察，而与此作正面交代──有没有我国生命科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证书？

帕博教授，即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斯万特•帕博。他为“西方优秀说”争光，据《进击的古基因组研究》说：是1997年帕博团队获得了第一个远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mtDNA；2010年帕博教授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个尼安德特基因组草图，第一次直接比较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与现今欧洲人类的基因组，使得有关人类“非洲起源说”大打折扣──这项研究发现，除非洲人以外，当今欧洲人的基因组成里全都包含有 1%~4%的尼安德特人的遗传成分，这种古老型人类从未被完全替代。也许这似乎给我国部分主张“多地区起源说”的古人类考古学家帮了忙。但这个忙帮得太大，是帕博教授再接再厉──2014年帕博团队又成功从西伯利亚距今约4.5万年的人类股骨中，获得高质量的基因组序列，发现其约在70万年前与丹尼索瓦人具有共同的祖先，“西方优秀说”铁上钉钉，“北京人”和“资阳人”等不是被“欧洲人”杂交，就是一同完蛋──这项研究不仅首次提出了现代人祖先进入亚洲的路线并非只有单一的南线，还确定了现代人祖先与已灭绝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时间，为“西方优秀说”丰富了古DNA数据库，给出了“全新”的解释。

不可否认，西方古DNA测序的生物属性具有化石证据无法达到的量化精度，而管控了国际古DNA研究的话语权。但所谓主张“多地区起源说”的古人类考古学人才，可以和马普所等国外一线研究机构“并跑”，实为“西方优秀说”的“跟跑”。因为发现远古人类骨化石的地方，多为今天荒凉、偏僻或落后的地区，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远古人类最早起源的地方──远古人类并不都是“傻子”，喜欢在今天荒凉、偏僻或落后的地区生存，而不喜欢人类生活条件适合的地区。

在今天生活条件适合的地区很难发现远古人类的骨化石，是被自古以来的现代人类占领开发，已经破坏殆尽。亚洲先民演化历史故事的序幕，追溯到一个所有现代人类共同的母亲“夏娃”，她来自非洲偏僻、落后的地区。这与中国地质科学院韩同林教授出版《发现冰臼》一书说的：由于第四纪冰川期间世界成了冰球，只有非洲赤道附近可避严寒，所以欧亚等大洲的古猿人来才到这里，形成人类起源、文明的第一孵抱期有关。这不是说尼安德特人和欧亚同时期的古人类，被来源于非洲的现代人完全替代，对现代人起源没有丝毫贡献。

非洲是现代人的唯一起源地，这正好论证了“珠峰映射原理”研究的，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有“类珠峰辐射”──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纷纷建起了古DNA实验室，本来是一件喜事。可因卷入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就会有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建构意识形态，并力图夺取主导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20年间，因古DNA的保存年限和实验污染问题严重，阻碍它的发展；最终力挽狂澜的，是后来成为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斯万特•帕博。古脊椎动物与人类演化的研究领域，一直是理论、科学、文化等属于重大科学基础的“毛坯房”。

卷入东西方对立争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西方优秀说”，打出“光吃老本是不行的”旗号，很清楚是在号召“跟跑”──古生物学这个传统学科，已经在交叉中衍生出新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不紧跟“西方优秀说”国际学术前沿，发展新的学科生长点，如果等到中国的“珠峰映射原理”研究成熟，再布局就失去意义──这里要说为啥古智人耐寒、耐氧，源于青藏高原？是因，这都需要有内行的专家，亲身到青藏高原及原巴蜀古盆塞海地区作艰苦的考古工作，就像在青藏高原中部“高山谷地”考古的科学家那样，才有所发现。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古生物科考队，从青藏高原的高寒腹地班戈盆地，发现大量古生物化石──班戈盆地化石植物群有70余个种类，是目前已知的青藏高原新生代物种最为丰富的化石植物群，距今约4700万年。研究发现，这个植物群中不少种类是该类群在亚洲乃至全球最早的化石记录。大多数最近亲缘类群分布于现在的亚热带、甚至是热带地区，说明青藏高原中部在4700万年前存在繁盛的亚热带森林植被。

此外，这个植物群和北美、欧洲的同时代植物群相似。这表明，青藏高原不仅是亚洲现代植物多样性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且在古近纪北半球的植物区系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其他已有证据，青藏高原中部的“高山谷地”地貌存在至少2500万年。基于班戈盆地化石植物群，该科考专家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院所，结合模型定量重建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证明：在4700万年前，青藏高原中部为海拔1500米、东西走向的中央谷地，具有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19摄氏度，森林茂密，水草丰美，堪称远古的“香格里拉”。

这一研究，为认识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演化历史，和地形地貌协同演化的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证据──距今约4700万年类似青藏高原西藏中部有一个亚热带性质的植物地区，以后高原低地逐步隆起。而在约4000万年前的渐新世，灵长类中产生了猴类和古猿类。到约1200万年的前上新世时，古猿逐渐向人转化。新生代的第四纪约300万年前至今，是人类的时代。人类在成为完全形成的人之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猿人，也称能人，出现在300万年至200万年前之间。正是在4000多万年的地质气候环境变化，以及生物基因DNA的适应进化等过程中，青藏高原远古类人猿物种，也就产生出耐寒耐氧基因DNA之故。其次理解远古盆塞海文明失落的证据是：

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

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解决了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8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青藏高原这个研究地球环境演变和生命协调演化的天然实验室里，必定还会有更加激动人心的未知世界，等着我们去发现。

科研需要“外围脑”，这也如同张帆教授说的“主流不同他握手”，是不行的。而且我们还认为，集思广益，不与非主流“握手”也是不行的。这类似“环形水跃现象”，这个“圈子”是多大呢？在《三旋理论初探》一书621-658页第十五章第一节《高思维与外围脑》中，说所谓的“外围脑”概念，是一种类比──电脑有内存和外存的区别，如软盘就是电脑外存的一种方式。类比延伸到人脑，也有脑内贮存和脑外贮存的区别。例如，书本一类的记录，就可以看成是脑外贮存。但脑外贮存更广泛的意义是外围脑……科技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一切的概括，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是称之为“高科技和高思维”。在“科学网”王飞跃教授的博客2019年8月13日发表的《 C2M 和5G: 新时代的智能指挥与控制》一文中，类似提出超级智能与外围脑C2M- 5G度量的宽窄科学。他们类似说：外围脑超级智能通信技术，每次突破必将引发指挥与控制从形式到内容产生相应的重大变革。例如，人工智能手机和刀片基站5G通信技术，已成为美军等关注的焦点。这提出了“外围脑”与“超级智能”的关联。

2019年7月由中信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北京交通大学刘锋教授的《崛起的超级智能：互联网大脑如何影响科技未来》一书，更是指出“外围脑”就类似“互联网大脑”，就是“超级智能”。

2007年他通过深入研究互联网结构的重大变化，提出并建立了“互联网大脑模型”，对包括城市大脑、行业大脑、前沿科技涌现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产生有重要影响。刘锋教授2019年7月30日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人类正在进入超级智能时代，论一种新超级智能的崛起》的文章中，开篇就说：“一些人在谈论超级智能时，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到更高程度，产生意识，全面超越人类，可以威胁人类甚至控制人类时，就变成了超级智能。这种对超级智能的认知是人工智能威胁论的变种，其拥簇者包括霍金、马斯克、孙正义等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等”。其实刘锋教授说的这种“新超级智能”的人工智能互联网，也仍然类似一个生物人的大脑之外，还有世界其他人的大脑，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着互联互通。特别是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更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超级智能脑，是全人类之间的一个统一的“外围脑”。

人类作为更有智慧的生物，如果有一种技术和机制使人类联合在一起形成群体智能，那将是一种巨大类似的“外围脑”的智慧能量──人工智能互联网的出现，是这种模型的梦想得以实现──互联网正在从网状的信息高速公路，进化成为可捉摸的类似“外围脑”的超级智能系统──1969--1974年互联网的诞生+协议、1989年万维网等奠定基础后，人工智能互联网加速向与大脑高度相似的方向发育。各种科技、人文、哲学类似的“外围脑”也不断涌现。

1964年麦克卢汉从媒介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神经网络”；1983年英国哲学家彼得·罗素提出了全球脑或地球脑；21世纪与智慧城市结合产生城市大脑、城市云脑、城市神经网络；与类似的“外围脑”概念结合产生了智慧社会、社会大脑，等等。预测互联网大脑的未来趋势，或许还会产生宇宙大脑、智慧宇宙等。类似的“外围脑”的互联网大脑形成的超级智能，对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科技创新、哲学思考产生的影响，刘锋教授因此对新超级智能的定义：就是“数十亿人类群体智慧与数百亿设备的机器智能，通过互联网大脑结构联合，形成自然界前所未有的新智能形式，即新超级智能”。

2020年12月29日“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西南大学陶勇教授发表的《介绍一个新领域：人类群体智能与社会脑》一文中，又提出了张帆教授说的“握手文化”，类似“环形水跃”现象“圈子”的“社会脑”的范围数学公式：

T =-lnP(x)。其中的P(x)就是人类群体决策x发生的概率。

陶勇教授说：“群体智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生物现象，常见的如蚂蚁和鱼群等。一只蚂蚁没有太多的智能，但是一群蚂蚁却可以做高度复杂的智能行为。以此类推，人类作为一种生物，也应该存在着某种群体智能行为”。这是从理论发现的在市场交易的模式下，人类社会的收入结构会呈现指数收入分布规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个规律背后的数学特征，可能与人类的群体智能有关。比如，利用指数收入分布可以算出人类社会GDP贡献中，有一个技术因子 T，它的形式恰好就是信息量：T =-lnP(x)。

陶勇教授还说：“将指数收入分布的出现，建议为人类的群体智能现象，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是社会的技术进步。2018年时笔者把这个研究命名为‘人类群体智能’。大约2019年时笔者证明：如果人类社会服从指数收入分布，那么人类社会的群体决策，就是一个玻尔兹曼机。笔者将其命名为‘自指玻尔兹曼机’。自指玻尔兹曼机的发现，让笔者觉得人类群体智能这个领域有了一个基础的模型，所以写了一篇新的论文《涌现社会脑》，正式提出‘社会脑’的概念”。

其实陶勇教授的“社会脑”的范围数学公式，是计算不出具体的一个数值的。现在会使用智能手机“微信”的人，加入“微信”群，或邀约兴趣、目的相同和熟悉的人开办“微信”群，不用数学公式，就能知道入群的人数和信息量情况。这种类似各种各色的“环形水跃”，类比“武统”圈、“文统”圈，“当朝群”、“随朝群”等较量，相互学习，互相对等反制，持久类似的“握手”挥舞高科技──技术进步的“电信”、“人工智能”等持续演变成“天眼工程”、跟踪软件等监控，全球化还类似出现“反向环形水跃”的逆全球化、非传统世界大战。

对这类“握手”引起关注，是2014年马航MH370失踪起。就牵动人心──“握手”是一种尖端科技竞争，也是一种高科技原则，是在马航MH370失联客机搜寻的事件中公开出来的──这虽然是指国际卫星监视客机，组织主动出击发跟踪遥感信息，并接收反馈信号以存档备查，而与对方并无“握手”。而且这和在公众安全场所和重要道路等，安装天眼工程也相似──这一原则已普及应用。而马航MH370航班失踪至今未查明，与当事国家的“握手”不完整的也有关──MH370飞机的发动机，是英国罗罗公司制造的，安装有跟踪遥感芯片；飞机整体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也安装有跟踪遥感芯片。

2014年4月18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MH370启示：不再让一架飞机消失》文章中说：“罗罗公司的一份资料显示，利用机载传感器和实时卫星传送，该公司的发动机健康管理能够跟踪全球数千台现役发动机的健康状况。罗罗公司透露飞机发动机发送过数据。波音飞机的机翼上有一根天线，即使关闭应答机，天线仍然每间隔一小时向海事卫星进行电子通讯握手，即发送发出砰的声响信号。MH370在与空管失去联系后以及在8点11分最后一次与卫星‘握手’前，至少还飞行了7个小时，与卫星进行了5次或6次‘握手’、不过，这些‘握手’信号只能证明飞机还在运作，并不能如应答机一样完整地提供飞机位置、高度、速度等更具体的信息。通过‘握手’信号的分析，调查人员只能获得飞机与卫星之间的距离。民航领域的确还没有相对成熟的实时监控系统。最大的问题主要是航空公司对卫星、地面站、机载设备、监控人员工资等成本的负担。航空运输是一种商业行为，目的是营利；安全是要付出代价的，绝对安全几乎不可能”。

而引申到科研上，“握手”是主动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在公众交流平台上的科学思想、发现、信息作搜索──类似美国波音公司777机型的飞机引擎，有不为外界所知的先进的精密科技，那就是安置了自动的飞机卫星飞行连接系统。只要飞机在飞行中，每五分钟就会向人造卫星发出脉冲信号，报告飞机的位置。而监测的人造卫星，也通过飞机上的飞行定位仪，向飞行中的飞机报告飞机的位置。这个飞机与人造卫星的信号互换“对话”，在航天技术上俗称为电子信号“握手”。而这种技术对话或者握手，就是我们所简单了解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飞机自动飞行系统。这种新型而独特的所谓“隐形通讯”技术，在通讯过程所发出的所有信号、讯号、电码、频率输送等电波，可以隐形而无法被侦查到。

未来某一天，当我们回首人工智能、互联网、GPS会发现，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GPS称为“整套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控制中心”。上海“观察者”网发表李娇翻译美国专栏作家扎卡里亚的文章：《脸书、谷歌，你们的统治很快就会结束》中说：人们的印象，以为科技公司，是在毫无干涉的情况下，从自由市场中涌现出来的。其实这不太准确。今天的数字经济主要基于三大技术：电脑芯片、互联网和GPS。而它们之所以能来到这个世上，完全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授意。主导了美国科技经济的几家巨无霸式的公司，建立起高高的进入壁垒，挡住后来者。在硅谷，新创公司已放弃了保持独立的念头──它们的整个商业计划，是尽早被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或苹果收购。

美国做贼心虚，它的“隐形通讯”技术监控别人，也怕别人监控自己。我国华为的“新一代刀片式基站”最先进，2019年1月9日被公布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自主研发业界领先的基带、中频和处理器芯片技术，率先在基站芯片内支持可信计算、产业化新型氮化镓功放，独创分布式电源技术，实现了基站高效节能，实现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保障了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核心设备基站的竞争力持续领先，从而使得整套基站都能在室外挂杆安装，不需要机房，可应用于物业协调难度大、无机房、需快速开站等场景。所以美国等外国，对华为式电信企业等进行打压，反说我国对它们打压。

2020年9月7日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的《对东西方来说，新冠疫情改变了什么？》一文中说：“我在各国各地演讲和交流时，遇到最多的是中国……为什么要禁止脸书、推特和谷歌，网络也没有开放？”宋鲁郑教授的解释是：新冠疫情沉重打击欧美西方软硬实力，大幅提升中国在全球地位作用极为突出。西方媒体多是民营，但由于知识精英群体对体制的高度认同，他们相当多的都是自发自觉的捍卫体制，捍卫自己国家的价值观，也自觉扮演维护社会稳定的角色。由于在价值观上“西强我弱”，在信息管理上，就不得不采用封闭、建墙等消极措施。这就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能力差，不得不进行贸易保护一样，但却引发从业者的不满和逆反心理。宋鲁郑教授的解释，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解答为啥要说官话道理相同。

2020年8月24日潘维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的《美国打压中国其实在加速霸权崩溃，这是美国的致命误判》一文中说：中国的主体民族不使用字母文字，这是世界的唯一。中国不变成英汉双语国家，没法称霸世界。中国人写文章，用字母文字的人看不懂。用字母文字的人写文章，中国人也看不懂。哪怕像我这种在美国读了近10年博士的学人，回国后也逐渐不习惯看英文作品，更别说花好多倍的功夫用英文写作了。14亿普通中国百姓如何？这语言障碍是天然的、巨大的。让中国成为汉英双语国家？到本世纪末恐怕也做不到。

那么科研不用英文，不像蒋春暄教授2007年在成都第二次全国民科大会上对我们说：“不懂英文，就不要学数学” ──仅以中文出书和发表论文，科研“握手”就能很好解决吗？例子如张颖清教授的“生物全息”和吴学谋教授的“泛系方法论”，出了很多中文书和论文，但他们去世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为啥？在“握手文化”有缺陷。

我们与张颖清教授和吴学谋教授有过亲身接触。1983年就建议他们“握手”合作，他们不同意，认为“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他们个人都是“第一”。张颖清教授的生物全息，是抓住与激光摄影的全息效应“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相似”的联系；到1985年发展出“全息胚”概念，想代替生物学中的“细胞”和“基因”概念。

1985年我们到济南山东大学参加第三次全国生物全息研讨会，当面向张颖清教授汇报：“全息学在国外出现抓住激光摄影把3维物体变为2维胶片，而可以用激光随时复现该3维图景的联系苗头”，我们应该“握手”研究，发挥和应用这类全息图的全息原理。此时他已经不像1983年和1984年两次接触那么亲切，变得封闭。而吴学谋教授的“泛系方法论”与张颖清教授狭窄相反，七山八河联系太广。1996年5月我们在成都参加第四届全国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见到大学读书时的保卫处干部余老师，他已调湖北省教育厅任职，是吴学谋教授的追随者。久别重逢很亲切。为便于接近吴学谋教授，余老师亲自带我们去拜见此次研讨会的主讲人之一的吴学谋教授，但他一脸的不高兴，说他的理论不能随便议论，他指向哪就只能跟到哪。

由此，张帆教授在《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中类似提到的“握手文化”，其实很有讲究。张帆教授说我们的学术研究：“是非主流的，他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他的其他《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系列文章中还说我们：“在文章中，尽是一些东扯西拉、牵强附会。不仅如此，还攀龙附凤，什么时髦就攀什么”。看来“《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平台上，发表的反相反量等言论，也是反相反量人士主动出击行为在“握手”，给我们也提供了“握手”的目标和观察社会态势的考量。说来也是双赢和推动科学进步的时代潮流，无可厚非。但科研发展到“握手文化”，我们赞同这已经是一种“应用大生态”。

2021年1月1日“观察者”网发表的《任正非：要建应用大生态，没有应用华为云就可能死掉》一文中，任正非总裁说：“移动互联网应用、企业应用、政府应用、煤矿应用、机场应用、平安应用等，都是我们生态发展的机会窗。华为的优势在硬件，我们要加强软件、应用生态，不应放弃硬件给华为云带来的优势。保存底层架构的稳定性与高效率，发挥联接+计算的综合优势，并牵引计算、存储、网络等层面向云场景的进一步创新”。任正非总裁的话，对非主流的和主流的使用中文研究科学者，在有生之年如何把关“握手”都有参考。

F、回复《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袁隆平之争”

张帆教授在他的《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的文章中，说我们认为“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是主流科学的成果”；他猜想我们大概是“根据‘院士’这个头衔，就把袁隆平的成果归于主流的。那就完全错了！众所周知，袁隆平的革命性恰恰就在于他推翻了主流学说”。

张帆教授为论证他的“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连我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也被利用，这不“帮忙”，这和现在网上有篇公号文章：《请暂时遗忘袁隆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们》的奇文一样，是“异曲同工”──该文说的是：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名不副实；“给我们米饭吃”的人，除了袁隆平还大有人在；袁隆平的成就被“过度放大”，应该被“暂时遗忘”，把“舞台”留给其他科学家。而张帆教授说“袁隆平推翻了主流学说”，是不懂杂交水稻属于国际生物学主流基因学说原理的应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站出来说明：不仅“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还有“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的主流科学家，而且用事实说明了的科学家。

因为袁隆平院士虽然不是基因学说原理的提出者，但他在这方面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即使不说是“科商”，那么他在对“基因学说原理”的理解，敏锐的洞察，超强组织和坚定执行上，有没有过人的“科商”，让业界对袁隆平佩服的人呢？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教授说：受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我国当时与国际科技界基本为“零交流”。袁隆平院士的原创性发现，在于开创了杂交水稻学科和杂交水稻产业。扬州大学潘学彪教授说：“1971年找到雄性不育系，1974年找到三系配套模式，此后成立‘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1976年我国就实现了三系配套大规模制种。不到六年时间，在国际上都尤为惊人”。安徽农科院研究员朱启升教授说：“袁先生是杂交稻研究领域的‘旗手’和战略家。在他思想指引下，科研工作者才知道怎么去寻找和创造不育、保持、恢复系等材料，进而培育杂交稻组合”。

以上专家虽然肯定了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学科和杂交水稻产业上的功绩，但并没有说明袁隆平在“基因学说原理”的“科商”高过他们──其实“科商”定义已经挑明存在“意识形态划线等暴力相威胁”。“以苏解马”以“东西方对立”为“科商”，并没有获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存在“虚数”物质超前认识的“科商”，而是拱手把一些自己同胞的前沿科技原理的发现，送给西方，这是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例如，米丘林学说部分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短期环境改造能改变物种的“李森科发挥”，能否打倒代替西方的“基因学说”，并没有通过“东西方交流”的“进攻性马”类似华为的实践，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强行推开，后来以失败告终；在我国至今在存在反相反量反中医的极端“科商”者，而不重视类似“柯猜弦论”的引力量子学创新等，也正因为是“以苏解马”遗留下的惯性。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是百多年西南大学最杰出的校友，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他的“科商”过人在哪里？实际就在对基因学说的理解上。袁隆平懂英文，他在大学的外文书刊中自学知道摩尔根的理论，遗传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很稳定。但麦克林托1947年提出的基因可移动的“转座因子”理论，是1932年发现类似我国农村说的“花包谷”──某些玉米的颜色会跳跃一样改变位置，而麦克林托已潜心观察了15年。

西南农学院一位姓蒋的教授，1930年代留学日本掌握家蚕基因育种，回国后在西南农学院讲授遗传基因困难重重，直到1957年被错化“右派”放去“劳教”。1980年代蒋教授获“平反”已经残废。1950年代初蚕茧有两种颜色：黄色和白色。而野外蝴蝶的颜色更是多彩。这对大学时代袁隆平的“科商”是一次激发。2016年袁隆平院士谈过“转基因”，有人说他想搞“转基因食品”。其实，“转基因”分为“人工基因剪接”和生物间自身选择。上世纪70年代袁隆平开创发现一株野生的雄性稗育稻，是属于“后者”；至于人工基因剪接的“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问题？不是袁隆平的科商主攻的对象。

都世民教授对我们说：“科商概念在百度网没有这个关键词，一个科学家能否被社会承认？是天时地利人和所决定，不是贡献所决定。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概念，很难说清楚”。都世民教授说对了一部分──百度网不是科学编写的垄断，况且百度网本身就有一种封闭性之嫌。其次科商的定义，本身就强调后天的学习，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复杂分化的说服力，而不是“学霸”论天下。例如，西南大学公布的袁隆平的学籍卡和大学成绩单，袁隆平1950年入读西南农学院（后并入西南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1953年毕业。他在大学4年8个学期的平均成绩（百分制）是：76.5、70.8、74.9、71.3、72.1、76.4、73.8、75.5。重要的专业课成绩是：植物学（一上） 65 ，（一下）75；农场实习（一上） 67，（一下）75；作物栽培学（二下）75；新遗传学（二上）63，（二下）63；遗传育种学（三上）72。为啥袁隆平不是“学霸”？“科商”有眼。

1953年大学毕业时，袁隆平被分到了湖南安江农校。在当年大学生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这算不上一个好单位。如果他是“学霸”，那么也许会与他同届毕业的学霸们一样，很可能留在大学担任老师。袁隆平没成“学霸”却“科商”有眼。西南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蚕学专家向仲怀教授说：“成绩并不代表实际能力”。但卢晓东博士不赞同向仲怀教授的解释，他说：“我们不能说学霸们的实际能力不高。这个简单的评论并没有抓住科商要害”──“米丘林学说”是遗传学中的“范式陷阱”──卢晓东博士对“以苏解马”一针见血。

卢晓东博士说：“1949年后，米丘林学说很快成为中国国家公认、唯一正确的遗传学理论，立即进入了农学、植物学、生物学等高校教学中，成为相关学科的主要范式”──米丘林学说构建的“范式陷阱”危害是：“学生在既有的旧知识范式之中学习，他们学习越好、掌握知识更精确、考试成绩越高，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同时，很可能在认知基础上陷入旧范式越深，越难以跳出旧范式而有所创造”。

但对袁隆平来说，这个范式陷阱渗透在“新遗传学”等农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很多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在认知方面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非常幸运的是，袁隆平没有陷进去。“米丘林学说”的范式陷阱，让中国和苏联的农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20几届的学生都受到影响。那些基础扎实、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容易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可能精力充沛、能力高强，但却因为少了对教材、教学和理论的怀疑，而在基本方向上形成了错误认知，因而难以在后期研究、实践中，轻易地改变方向。这就是范式陷阱，对创造性的制约──但“学霸”不会认账；袁隆平一旦引路，他们跟上后就争功劳。

3、回复《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摘抄第二篇

    A、《杨振宁先生期望的答案》原文部分摘抄以供分析

    张帆：《杨振宁先生期望的答案──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七》──杨振宁先生在《美与物理学》的演讲中，对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说了如下的话：“我曾经把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为甚么会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我虽然不同意“三旋圈量子”是物质的终极结构，但从数学上破解它的自恰性与自足性，同样是一个难题。同样，当今林林种种的“大一统理论”，几乎都是自恰自足的，不可能大家都正确。那么答案在哪里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佛学的认识论中，佛学认为，人所认知的事物，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自心在事物上的投射。在禅宗佛教中那个著名的“风动还是幡动”故事中，六祖惠能对辩论的僧人们说，风也未动，幡也未动，乃是你们的心动罢了。这个故事就是禅宗认识论的通俗版本。

总之，无论是佛学的认识论，还是库萨或者康德的认识论，他们共同想说明的是，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反映着世界，恰恰相反，人是以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人造的世界中，事物不是它自身，而是人思维模式的投射……如果把它们比喻为电脑运行的不同软件，那么牛顿力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非阿贝尔规范物理学,就相当于电脑运行不同软件的时候，物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不同图象。总之，无论我们研究物理还是数学，都要凭借我们自身的思维模式。进一步说，我们研究物理和数学，只是利用物理和数学的平台，张扬的却是自己思维模式。

更进一步说，对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研究人自己。这就是禅宗佛教的核心观念──“即心是佛”。或许这就是杨振宁先生所期望的答案，物理和数学就是因为这个答案而“殊途同归”。这也是林林种种的“大一统理论”，为什么都可以自恰自足的答案。

B、回复《杨振宁先生期望的答案》是“怫学”吗

张帆教授在《杨振宁先生期望的答案》的文章中说：“杨振宁先生对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为甚么会殊途同归呢？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答案就在佛学的认识论中。佛学认为，人所认知的事物，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自心在事物上的投射”。“电脑运行，不同软件，物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不同图象。总之，无论我们研究物理还是数学，都要凭借我们自身的思维模式，张扬的却是自己思维模式……对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研究人自己。这就是禅宗佛教的核心观念──‘即心是佛’”。

杨振宁院士信不信宗教？信不信佛学？我们不了解。读2020年《环球科学》杂志12月号80-85页的《被误解的“自然魔法”》一文，它一开头就说：“对于近代早期的人而言，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壁垒，使科学、人文学科和神学彼此隔绝”。到结尾它说的是：“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一个处处关联的、充满意义的世界被瓦解，具有宽广视野的自然哲学家，被专业化的技术科学家取代”。《环球科学》杂志，是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独家授权的杂志。杨振宁院士是最早20世纪70年代初就向周恩来总理推荐翻译办《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的著名科学家；我们想杨振宁院士也许，也是赞成：“神学”（佛学）和“科学”彼此“从对早期的人，没有严格的壁垒隔绝；到科学革命被瓦解、被专业化的技术科学家取代”的这种分析的。

杨振宁院士重视专业化的技术科学应用的一个证明是：2009年10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为庆祝前校长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举行庆祝会，中大博文讲座教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到会，讲话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越来越重视应用科学。早年的诺贝尔奖，一直到很近的过去，主要做的都是基础科学。而今，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以及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趋势，都越来越重视应用。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这个方向值得年轻人特别注意”。

那么张帆教授把杨振宁院士和“佛学”联系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杨振宁院士重视科学实验吗？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张帆教授把杨振宁院士和“佛学”联系在一起，是指他有“佛心”，即俗话说的有“善心”──杨振宁院士心里想着中国的老百姓还不富裕，改革开放初他反对国内做花钱大的高能物理实验──上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等国家领导人，支持在北京郊区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使中国在“陶--粲”物理上，一直保持着国际领先的纪录。40多年过去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已经穷尽该能区的物理学，做出很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以后杨振宁院士心里又想着国内高能物理实验部门以外的大多数科学家，做实验也要花钱；国家的钱，大家要分着花用。著名的争论是杨振宁院士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院士，关于国内建造下一代“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超级质子对撞机”的分歧──杨振宁院士的担心和反对，一是怕建巨型对撞机，导致科研经费流向高能物理；二是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超越粒子标准模型的理论，造巨型对撞机，好像盲人摸象、瞎猫碰死耗子，万一没有新发现怎么办？2019年11月3日王贻芳院士接受媒体采访，他坚持要建造超大型对撞机。

2020年6月19日世界粒子物理中心“欧洲核子中心理事会”，全票通过未来粒子研究发展的《欧洲粒子物理2020战略》，消息传回国内，又引发第二轮争议。杨振宁院士认为，中国没必要建造这个昂贵的东西，而且结果还是未知，应该把钱用在其他高回报的科研领域。杨振宁院士说的还有很现实的问题，例如全国抗击新冠疫情也需要钱；美国打压我国，搞高科技要“脱钩”，也会使外国的投资减少。

2020年12月19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装置正式退役》一文中说：“大亚湾实验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持，是中美两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方承担全部实验室建设和一半的探测器研制，美方承担约一半的探测器研制，俄罗斯、捷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对实验建设和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自2003年开始，经过4年酝酿、4年建设和9年运行取数的中微子实验装置，实现了原定科学目标，完成了科学使命，正式退役。大亚湾实验美方发言人陆锦标教授，总结了实验取得的多个重要科学成果。王贻芳按下了停止运行的按钮。退役仪式结束后，按计划进行设备拆卸撤场工作，预计在半年内完成。之后，实验场地将正式移交给中微子实验所在的中广核集团，由中广核集团进行后续的开发利用”。

王贻芳院士是中国高能物理的领军人物，他在大亚湾发现了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方式，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入选《科学》年度十大突破，发现前两种中微子振荡方式的科学家都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中微子”与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的意义有多大？中微子是个非常神秘的基本粒子，它能穿透地球上的任何东西。中微子实验并不是直接观察到了中微子粒子本身，而是一种间接的观察实验计算分析。

联系张帆教授在2009年8月26日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等文章中说：“佛学说人类以眼、耳、鼻、舌、身、意所感知的都是‘幻相’。我套用这个说法，称用数学方法推知的‘时光倒流’、‘空间弯曲’、‘虫洞’、‘宇宙大爆炸’为‘数学相’，那么未经实验证实的‘夸克’、‘希格斯粒子’都是‘数学相’。特别有趣的是，夸克是盖尔曼于1964年提出来的，这也是他获得1969年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然而在30年后，即1994年，盖尔曼又写了一本《夸克与美洲豹》的书。他在书中说，他提出的SU（3）中的U（3）实际上是一个数学符号，并不代表‘实在的’夸克这东西，物理学家们把它误解了。他最后宣称：‘我不相信夸克是有的’”。由此张帆教授也可以说“中微子振荡”是一种“幻相”，或者类比夸克，都是“数学相”。

张帆教授说：“哲学主要研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种研究可以用数学为材料，也可以不用数学为材料，所以哲学不存在数学贫困的问题。反之，哲学则可以对科学理论进行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从而发现‘科学理论’的错误。拙文《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就是指出了‘时光倒流’、‘空间弯曲’、‘虫洞’、‘宇宙大爆炸’等‘科学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错误……如果说古代神话是拜神教的产物，那么当今的数学神话则是拜数学教的产物。如果说科学能破除神话，那么科学也会滋生神话。数学决定论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好的、物极必反的例证”。

张帆教授还说：“所以不存在任何物质的‘终极结构’，不管它是‘点量子’，还是什么‘圈量子’。对于人类的狂妄，爱因斯坦似乎也有所感悟，所以他又说道：‘物理学家必须极其严格地控制他的主题范围，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对于一切更为复杂的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把它们重演出来，这就超出了人类理智所能及的范围’”。

那么我国高能物理的领军人物王贻芳院士院士，应怎么回答呢？也许他只能说自己没有“私心”，去对应“佛心”。这类似2019年11月7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王贻芳：建造大型对撞机“没有最坏结果”》一文的报道：“王贻芳今年56岁，而中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规划时间，一期工程计划到2030年完成，实验运行取数10年，二期工程（如果决定建设）计划2040年启动”──所以不存在通过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谋取私利的问题。

有报道,王贻芳在某次演讲中直言：建造大型对撞机最坏的结果，也可以帮助我们把对希格斯粒子性质的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经过他仔细计算，建造大型对撞机的先期投入只需要360亿元，并非1000亿元。如果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扩建，做质子对撞机。有人说，杨振宁和王贻芳两人属于科学之上的论战，是学术之争；至于谁对谁错只有等修建了才能知道。

如果不修建的话，省下来的是钱。但是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可能会再次落后西方。修建的话，虽然花费了很多钱，但是如果真的有重大科学成果，那不就赚到了吗？就像有位科学家说的那样：18世纪英国是世界科学中心，19世纪德国是世界科学中心，20世纪美国是世界科学中心，21世纪中国要不要争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