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市里发现了船棺
接下来的重大发现更让人吃惊。
2000年7月29日,在成都市商业街,四川省委办公厅机关食堂的工地,距地面4米深处,施工人员意外发现几段乌木。8月1日,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陈文书挤开围观的人群进入现场,令他惊讶的是,这些硕大的乌木似乎是“空肚子”,难道就是船棺?他马上电话通知了文管部门。
商业街的棺木呈船型,整木刳挖而成,一具棺木就是一艘巨大的独木舟。
船型棺正是巴人葬俗的典型特征。
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颜劲松回忆,经过50多天的发掘,在长30米,宽20米的竖坑中,共出土17具船棺,其中最大的一具船棺长18.75米,直径1.7米,重约1吨,堪称船棺之最。
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竹器、漆器等数以百计,铜器中有矛、戈、削刀、带钩、印章,部分青铜器甚至刻划着神秘复杂的象形符号。
专家们确认,这个墓应当是古蜀开明(鳖灵)王朝晚期(约战国早、中期)的王室合葬墓。从出土器物看,其中有巴人使用的典型器物尖底杯、圜底罐等陶器;从葬式看,商业街遗址以木制船棺为葬,这与鄂西、川东的巴人葬式完全一样。
这个发现为鳖灵的巴人身世提供了间接证据。
但商业街的巴人遗物并不是唯一证据。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范围的考古发掘中,更多的船棺葬在新津、彭县、新都等地相继被发现。到目前为止,成都平原发现的巴人船棺葬已有数十处。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暗示鳖灵的巴人身份。
寻找远逝的水利文明
专家认为,都江堰重在一个“疏”字,堪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典之作。正是这个“疏”,让我们发现了都江堰治水理念的巴人源脉。
涂山氏密码
我们从古史记载里看到,鳖灵治水采用的是一种非常见效的“疏导”之法。从望帝杜宇在见到鳖灵之前苦于水患的记载看,鳖灵开决玉垒山的“疏导”工程,第一次实质性地解决了成都平原的岷江水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
显然,鳖灵的“疏导”在当时的成都平原是一种全新的治水理念。
这使人联想起大禹治水的古老传说。这个传说已成了我们孩童时代一个印象深刻的知识──
大禹因为采用“疏导”之法解决了帝尧时代的严重洪灾,从而赢得先民的拥戴,并为他的儿子启夺取政权建立中国第一个家天下王朝──夏奠定了基础。
我们还知道,大禹之父鲧奉帝尧之命治水,采用的“湮障”之法惨遭失败,并因此招致杀身之祸。“湮障”之法就是“堵”,用筑堤拦水的办法应付洪灾。
教科书告诉我们,大禹是在吸取父亲失败的教训后总结出“疏导”之法的。这个说法太简单,并没有回答他是如何“总结”出来的。“疏”的理念不可能从他的脑壳里凭空产生。
按照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熊笃的研究,大禹出生在今四川省北川县石泉镇石纽山,是岷江上游。大禹生于石纽山已被许多学者认同。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证明远古时代的“疏导”治水理念,并不起源于这里,因为,禹的父亲鲧是以“堵”水而祸及自身的。
那么,大禹治水的“疏导”之法究竟可能源于哪里呢?
在古史中,大禹斧劈三峡是个著名的传说,这个传说显然来源于远古先民对长江洪灾的治理。这让人联想到峡江地区一个古老的传说──涂山氏和大禹的婚姻。这段打着神话传奇烙印的婚姻,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解读思路。
重庆人家喻户晓的涂山氏,在古史记载中是大禹的一个妻子。对涂山氏传说有过深入研究的熊笃教授断定,涂山氏就是重庆南岸涂山人。许多学者甚至认为,涂山氏就是一支巴人部族的首领之女。传说大禹新婚三天就离家治水,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正暗示了这桩婚姻带有很浓的功利色彩。换言之,这很可能是一桩纯粹为了寻求巴人治水帮助而实施的政治联姻,其中并没有真正的“夫妇之道”。
这样,才有了流传至今的涂山名胜“望夫石”。
显然,大禹治三峡,就是巴人治三峡。那么,大禹有没有可能在与巴人的合作治水中学会“疏导”之法呢?
水之精灵
从7000年前开始,巴人就生活在峡江岸边,到大禹治水的4200年前,巴人创造的巫山大溪文化已发展到中期。考古出土的彩陶显示,其文化发达程度已不亚于同期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透露,从峡江考古发现来看,这个时期的巴人遗址大多濒江,位于沿江一二级台地上。在特大洪水期间,这些台地必然要面对汹涌的长江急流。这个时期充斥在巴人器物上的水波纹和漩涡纹,以及出土的陶制农田、堰塘模型,都显示了巴人必须面对长江水灾的生活实际。一些农田模型上出现的人工缺口和堰塘模型,甚至再现了远古巴人的水利行为。而今天仍在峡江流域流传的“鳖灵凿乌江”的传说,也或多或少暗示了巴人治水的悠久历史。
2002年,中国文物专家团论证,三峡库区留存的17处古代水文题刻,表明三峡库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文题刻长廊。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王红星说:古代人们在江边石床上铭刻石鱼水标记录江水的涨跌,几乎可以窥见巴人与水的成长历史。
世代栖息在大江畔的巴人,对水的认识应当远远超出身居平原广川的人们。他们饮滔滔江水,煮长江之鱼,临水而居,驾舟拍浪而行。巴人的历史,就是与水共处,与水抗争的历史。他们顺水而生,择水而死,甚至把棺木造成船形,祈求死者如同活着时候一样作息于船上。学会如何与水相处,是远古巴文明发展的重要前提。
有学者指出,巴人首领廪君“浮土舟”的传说,已充分证明了远古巴人驾御水的高超能力。这样一个几千年生活在急流险滩上的民族,的确很可能在大禹治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大禹之师
那么,巴人在大禹治水中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呢?
西南师大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自然地理博士谢世友为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从大禹“斧劈三峡”的传说着眼分析,认为这个夸张的传说其实正暗示了巴人治理三峡之水的一个主要方法。
谢世友认为,长江水随青藏高原的隆起,自西向东流淌。4000多年前的大禹时代,估计三峡的险滩与“瓶颈”地段更多,每每洪水来临,位于沿江台地上的巴人起居地带必受水灾。巴人治理三峡,主要是打通峡江的“咽喉”要道,以消长江梗塞,使江水畅流。
这就意味着需要开凿大量坚硬的岩石。在三峡一期蓄水前夕,文物工作者采用现代先进的切割机搬移夔门石刻,据说也颇费周折。而在没有钢铁工具的大禹时代,巴人能采用什么开凿技术来对付这些坚硬的岩石呢?
水利史专家李可可认为,当时巴人在梳理三峡一些梗阻节点时,运用了“火攻”法──火烧岩石后用水浇浸,使岩石爆裂,再将木契打入裂石缝隙。李可可指出,这是青铜时代最有效的劈石技术。
一些科技史专家证实,“火攻水浇”裂石法,正是世代栖息于大江大河边的民族总结生活经验的成果。
上古史书《淮南子》说,大禹治水是“以水为师”,而我们看到,在远古巴人的亲水生活中,处处可以窥见“以水为师”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