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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于2016年7月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出席并发言。
　　在会上，张曙光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一、电动自行车的草根式发展，二、电动自行车是大众化的坐骑，三、限行查扣和路权平等，四、交通管理和城市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  m9Q_-fxtsats1453431.jpg  (文件大小: 83.56 KB, 上传时间: 2016-7-2 12:56, 下载次数: 4)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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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动自行车的草根式发展
　　他表示，电动自行车主要由中小和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的行业，是1995年开始，2004年达到了2905.4万辆，2015年达到3200万辆，成为一个相当不小的产业。但2015年由于种种原因销量下降了20%。从2014年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调整的阶段，旺销不在，竞争激烈。调整阶段里一些新的领头企业仍然在快速发展，同时有700多家中小企业被淘汰。张曙光谈到，“电动自行车不仅仅是代步的工具，而且由人、车消费于一体，增加了新的功能。”

二：大众化的坐骑
　　现在电动自行车乘用的人都是什么人？张曙光表示，“现在进城市农民工2.6亿，1亿多人务工群体首选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农村有6000万的留守人员，而这些人员的交通和运输是靠着电动自行车的。城乡快递物流最方便廉价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城市居民接送小孩上学入托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每年600万毕业生创业常用交通工具。个体创业者几千万人也把电动自行车成为他经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帮手。8000千万到2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很重要的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

三：查扣限行和路权平等
　　现在公共交通工具有三大类，一是公共交通，二是私家车，三是电动自行车。这三类交通工具各有优劣，张曙光做一个比较，比较各个交通工具的优劣。公共交通从运量看是最大的，一辆车可以运几十甚至上百人。私家车坐4个人，大一点坐6个人。电动自行车坐2个人。运输成本，私家车是最大，公共交通居中，而电动自行车最小。
　　从占用的道路资源来看，深圳市有一个统计，20%人乘公共交通，而人均占路达到7.8%，而私家人乘用的人有20%，占城市道路达到50%，乘用电动自行车的人占50%，而占道达到20%。
　　方便情况，解决最后一公里公共交通解决不了，私家车可以解决，电动自行车更方便，所以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死亡率来看，公交没有数据，私家车1公里的死亡率是0.89%，电动自行车是0.44%，电动自行车是私家车的一半；摩托车的死亡率是2.4%。从污染来看，如果以私家车为1，公共交通的人均污染排放是私家车的1/5，而电动自行车是公交车的1/10，等于是私家车的1/50。
　　从这个情况来看，这三大交通工具各有优劣。张曙光表示，“政府把城市交通、公共交通作为首选，这个方针是对的。”但是不应该打击电动自行车。
　　张曙光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乘用什么车，用什么方式出行，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权利。除了高速公路，因为它的技术原因不可能让马车上，也不可能让电动自行车上。此外，用什么方式，乘什么车都是个人选择。限行查扣实际上是侵犯了个人的自由权利，而对于限行电动自行车也是违反了路权平等、路权共享的基本原则。”
　　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应该有国家标准，老的标准过时了，但是新的标准又迟迟制定不出来。为什么制定不出来？张曙光认为是管理理念上的问题，他表示，电动自行车的制定标准，“完全可以在政府部门的主持之下，由行业协会来制定，由政府来批准。”

四：交通管理和城市秩序
　　电动自行车到现在存量有2亿多辆，电动自行车违反交通规则主要有几点，闯红灯、限行、高速行驶，还包括酒驾、带东西长宽高超过的。张曙光谈到：“这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你刚要过路它噌就过去了，吓一跳，甚至出现伤人的事情。”既然有违法就要进行管理，比如你要想找到谁违法、谁犯罪，就得进行牌照管理。现在很多查扣是没有牌照，所以要查扣。
　　同时，张曙光指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能帮他办牌照？“改革开放以前自行车也有牌照，自行车可以牌照管理，为什么电动自行车就不能进行牌照管理呢？现在用简单的查扣和限行的办法来管理是最简单、最无能的管理方法，也是一种懒政行为。能不能从管电动自行车不闯红灯、不逆行做起，来整顿城市的交通秩序，使得我们人人养成一个自觉的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解决中国人不守规矩的问题。”
　　张曙光建议取消限行查扣，“因为限行查扣赋予了相应管理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使得他们专权横行，一些个体户靠着电动自行车作为经营手段，可能有的没有牌照，城管就把人家的东西收了，只有查扣一法吗？没有其他办法？”
　　“管理确实是一场博弈，查扣限行取消了博弈的对手，没博弈的对手也就取消了管理，市场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在博弈中寻求的，基于以上我建议取消限行查扣的政策，真正使得管理走向一个人性化、精细化的管理。”张曙光如是说。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出席并演讲。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U2104P31T1D24314386F46DT20160220003401.jpg  (文件大小: 45.3 KB, 上传时间: 2016-2-20 01:26, 下载次数: 2)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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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曙光：我想针对我们报喜不报忧的特点谈一点看法。拿去年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增长6.9%不全是喜，也有忧。去年的喜在什么地方？从现在的数据看，也许结构调整有点效果，三次产业的结构有所变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忧的地方，大家看看工业部门，不要光看数据，看看统计局的景气月报，50种工业产品，其中24种是负增长，剩下26种是正增长，增长也不大，6.9%是怎么出来的，里面有没有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刚才李扬讲去产能，去杠杆的问题，既需要坚持政策，今年的增长还会有，政治上承受力怎么样，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点长期问题。咱们30年跨越了贫困陷阱，实现了工业化，到了小康。现在要跨越第二个陷阱，大家说是中等收入陷阱。跨越这个陷阱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前面是工业化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现在这个变化也是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光是一些投资、消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恐怕最重要的问题是人力资本和创新的问题。
　　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最麻烦的事情，恐怕是金融货币危机。一个是债务危机，一个是汇率风险。咱们可以看到，跨越这个陷阱要激发活力，要有企业家精神。既然工业化的过程，计划经济都不可能，需要分散决策，需要大家的参与，需要发挥大家的自由创造。
　　但是你可以看一看，既然需要分散的，咱们现在在走向集中决策，既然需要自由创造，咱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严。如果是这样，如果咱们在金融和经济上出了问题，可能上去了又下来了，调整一下至少得三五年。如果经济上问题再引发政治上的问题，我看就是一二十年的问题。事实上咱们跨越贫困陷阱三十年，再跨越第二个陷阱可能也需要30-50年，大家想一想，如果折腾一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一：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

二：学术观点
　　“财富逆转移”理论，张曙光指出：中国正在发生三大财富转移，一是从老百姓向政府转移，一是从一般的生产部门向垄断部门转移，再一个是从中国向国外转移。

三：主要贡献
　　曾参与“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2000年的中国，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深圳和海南发展战略研究。亲自主持了市场化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等重大课题，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著作20多部，英俄文译著5部（篇）。

四：出版论著
　　1. 主要代表作
　　《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合作），《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主编有《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共四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共四集）等。
　　01，《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02，《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初版，1992、2003年再版。
　　03，《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04，《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05，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20036-1207（《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合作），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天则经济经济研究所），1998
　　06，《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07，《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08，《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09，《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政策与体制联动──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分析》（主笔），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台海出版社，2004年版。
　　12，《中国为什么缺少像样的企业家》，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 主编书刊
　　01，《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02，《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1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03，《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2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04，《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05，《中国经济学──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06，《市场化与宏观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07，《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3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08，《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09，《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3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0，《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4集），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1，《思考变迁──天则双周学术讲演系列》（之一），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纵议天下──天则双周学术讲演系列》（之二），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探究心灵──天则双周学术讲演系列》（之三），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出版社（香港），2002～2003。
　　15，《中国社会科学评论》，法律出版社，2004～。

五：获奖记录
　　1984、1986、1990、1992年　四次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和论文奖，200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2005年获第二届中华经济英才特别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

　　1959～1963年，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专业学习；
　　1963～1966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1966年，留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
　　1979年评定为助理研究员；
　　1983年晋升为副研究员；
　　1984～1985年，借调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1988年，破格晋升研究员；
　　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