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雷克：我想做一个先锋的具象艺术家

就爱美图欣赏 · 发表于: 2021-10-12 10:56:12

源自：新浪收藏

《收藏》杂志总编杨敏专访美国纽约艺术学院教务长彼得·德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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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杂志杨敏（左）、Peter Drake（中）、旅美雕塑艺术家吴建楠（右）合影
　　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下城的纽约艺术学院（NYAA），为美国具象艺术运动的大本营之一，学院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著名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赞助下创立，旨在促进具象和具象艺术培训的复兴。Peter Drake彼得·德雷克自2010年开始，就担任这所著名院校的教务长。艺术家皮特·德雷克有多重的身份，在担任教务长的同时，他还是当代著名具象艺术家、策展人。彼得·德雷克的艺术作品已在 27 个个展中展出，他的作品被许多私人，企业和公共收藏，包括惠特尼艺术博物馆，凤凰城艺术馆，洛杉矶当代艺术馆（MOCA LA），韦瑟斯彭艺术馆和洛杉矶县博物馆等。彼得·德雷克获得过多项大奖，先后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会奖、纽约基金会奖学金，并两次获得2016-19年度和2019-21年度TWO TREES文化空间补贴项目资助（Two Trees Cultural Space Subsidy Program Grant）。他的作品在《美国艺术》、《Art pulse》和《Here》等多家媒体杂志上发表，并引起广泛的关注。
　　我来纽约之后，因参与了著名青年雕塑家吴建楠在纽约时代画廊举办的“Collisions”个展，并有幸担任了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彼得·德雷克赏识建楠的艺术，亲自担任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因缘际会的相遇，让我有缘认识彼得·德雷克，并促成了本次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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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rake在工作室

杨敏（以下简称杨敏）：我们知道您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而且还负责教育和管理纽约艺术学院的艺术学生。您是如何在生活中平衡好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等的多重身份的？
彼得·德雷克（以下简称彼得）：我总是先把看作个画家，如果我不是个好的画家我绝对不可能成为个好的艺术教育者。每个先要对的职业认真专注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有效率。当然，我还是个学校管理者。我是纽约艺术学院的教务长，这个头衔让我必须把很多时间从的创作中拿出来投到学校。所以有多重身份是有好有坏的，但我不可能只做其中之。这些身份都互相影响并且都会花费我不同的时间。做到完美的平衡，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要做好任何一项工作，你都必须致力于这项工作，分配给它时间和精力。还好，它们占据了我思想的不同组成部分。我在学院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但却是有组织的。我的工作室的工作是完全有创意的，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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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rake Steamer，2014 Acrylic on Canvas 52×42 inches

杨敏：纽约不仅是艺术的大熔炉，也是当代艺术的试验场。我们知道，NYAA仍然坚持传统的以具象为主的艺术教学体系。您如何看待艺术领域的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在您眼中，您觉得纽约当代艺术的DNA是什么？
彼得：
　　按照我的看法，艺术作品是表达，而技术是表达的基础，你必须学会如何说话才能表达你想说什么。
　　如果你对语法一无所知，你写不了小说了，也写不了戏剧。学院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尽可能清晰的工具，我们的学生学习几个世纪以来最成熟的技能，然后他们必须决定哪些技能对于创造他们的作品是必需的。纽约艺术学院坚持具象艺术教学，是一种理念，但不是一种固守。
　　在纽约这个当代艺术熔炉，每个学生都有无限的发展可能。
　　至于纽约，我认为相比于洛杉矶、旧金山而言，纽约更像一个纯粹世界城市，它的文化的包容性、艺术的多元化是独一无二的，来自欧洲、南美的还有亚洲的影响随处可见。纽约在当下，更像是一个当代艺术的秀场，各种化的影响、各种艺术格，所有这切都汇聚在个城市之内，且这些艺术格不断在改变，我觉得每隔5-7年就会有次变化。有年曾受型摄影作品影响，有年则是可能会受到性取向运动的影响。前纽约艺术正在被些功底深厚题材先进的作品影响，所以是种跨越世代的化。即使在具象艺术领域，艺术家的表达，也是随时代而进化的，从Gerhard Richter、Mark Tansey还有Joan Semmel到Jordan Casteel、Naudline Pierre，还有很多正在崛起的当代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身上，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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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rake，Parade，2008，Acrylic on canvas，58×77 inches

杨敏：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收藏家，具象艺术在中国有很广泛的市场。我知道您去过中国，对于中国的艺术环境，你有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彼得：
　　是的。我知道这些。我去过中国几次，其中有一次，我被中央美术学院邀请去教周的课。我很感动学生们的热情，他们有很强的绘画功底，而且对新的观念也乐于学习，他们很愿意对图像、叙述和象征法展开探究。我能感受到在中国作为一个美术老师收到的尊重，在最好的学院内做老师，他们本身就是认真的艺术家。具象艺术在中国有广泛的基础，传统技能在那里被很好的传授，一些优秀的当代具象艺术正从中国推出。从历史上看，具象写实的技法多被用于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但随着艺术家视野的开拓和市场的发展，很多艺术家越来越忠实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观念，这就会产生了一些杰出的作品。我认为很多中国的具象艺术家并不保守，比如刘小东和喻红，尽管他们在中国已经非常成功，但很显然，他们想要打破传统艺术的界限，他们想要做些不同的事情。所以当他们来到纽约的时候，他们分接受纽约对他们的影响，且欢迎对他们艺术的改变和探索。他们并不仅仅是钻研绘画技巧，并不仅仅想要复制过去的名画，他们想要学会这些传统技巧并利它们来创造独特的艺术作品。正是因此他们才会如此的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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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rake，Station Master 2014，Acrylic on Canvas，42×52 inches

杨敏：在您看来，在抽象、装置和数字艺术主导主流话语的艺术界中，具象艺术应该如何发展？
彼得：
　　我并不完全认同你这个问题的前置判断，我个人认为，目前在艺术世界中真的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美学。
　　抽象、装置、数字艺术甚至更多的艺术形式，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逻辑，但我想说的是，具象和具象艺术在当前的艺术界中，实际上拥有比多年来更重要的地位。我看到的唯一危险是，具象艺术是否变得公式化和模式化，如果这样，具象艺术就会有失去创新的风险。如果变得可预测和抵制改变，它们就会变得僵化，失去学术性。我不预测具象艺术如何发展，但我确认一点，具象艺术在当代并没有失去创新和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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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rake，Lasso，2018，Acrylic on canvas，53×57 inches

杨敏：具象艺术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是“所见即所得“，但我在观看您的作品时，常常陷入沉思。您的作品中有很多玩具和娃娃，马和狗也是常见的艺术形象，我想它们肯定有画面背后的意义？
彼得：
　　是的。具象不是只有写实，写实也不代表着没有观念性。
　　我儿时在长岛长大，很多事情总感觉既理想又非常矛盾，关于郊区的种族、性别、身份和经济差异都是如此。我经常在绘画中将这些思考引入那个神秘的郊区。我用玩具来指代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措施。玩具坏了，伤痕累累，损坏了变形了，被遗弃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它们似乎是我们军事干预的完美象征。狗和马经常也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是因为它们是被人类驯养的最完美的动物，但我希望，它们仍然存在着基因中的野性，德国牧羊犬其实和狼只有一步之遥。
　　我还经常使用童年时电视剧中的剧照，并模糊处理。我试图在寻找一些制造冲突和矛盾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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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杂志总编杨敏与彼得·德雷克在访谈中

杨敏：能介绍几幅您的作品么？
彼得：
　　当然。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军》，我在创作时有多种路径，我不局限于固定模式或者题材。这幅作品，我聚焦于铅制军人玩偶。这些玩偶是我父亲小时候收集的，大小只有两英寸的大小。作品中，我把人偶的形象做了近距离的放大，士兵看起来有些吓人。但是你如果近距离观察它们的话，你就能看到很多有趣的异常。你会注意到，军刀有一点弯曲的下垂，这造成了难以觉察的一种景深的感觉。这是因为我在前的军上干画法（Dry Brush）的技巧，在后的军玩偶上特别做了模糊的处理。这种对比的处理，就会产生一种这种类似摄影的景深。
　　我喜欢用丙烯颜料作画，但我会加很多层的罩染。前景我会用干画法来实现，后面部分，我通常用罩染法，这样会制造出一种视觉的错置，产生一种戏剧而冲突的效果。在《军刀》中，前面的玩偶有一种吓人的气势，他似乎是敌军的士兵，但当你把他们放大近距离观看时，有这种喜剧和忧郁感，而创造出这种反差的感觉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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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杂志总编杨敏与彼得·德雷克在访谈中

杨敏：棒极了。我喜欢这种反差。
彼得：
　　这幅作品的名字叫《Which Way》。作品的人物，其实是个70年代告的演员。我常常把某个情境中的物拿出来放到另个情境之中。在70年代的告之中，多数美国亲的形象是个常困惑，不知该做什么的男。他们经常是个故事中的粗汉。在创作中，我把他从告中拿出来放了个类似于岛South Hampton区的地。在长岛South Hampton地区有很多极的树篱，这些树篱经常像是保护家庭的墙壁样存在着。尽管离纽约不远，但每次到这个地方，我都有一种奇怪的异国感觉。我把这个男放到这树篱之中，会造成一种人物和环境的错置，让人物的困惑感、陌生感和画面的张力更加强烈。这幅作品将参加今年夏天纽约艺术学院的夏季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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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杂志总编杨敏与彼得·德雷克在访谈中

杨敏：所以您画来记录您某时刻的感受和思考？作为一个艺术家，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艺术？
彼得：
　　是的，瞬间感受，这种冲动会让你激动，并努力将其变成永恒。我总想记录一些特别的事情。对于是上世纪60、70年代人来讲，他们辈抱着传统的期望，他们努作辈然后瞬间所有的东都变了。那时候有性别命、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游。很多中年男觉得他们做了“该做的事”，但突然被时代抛在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怎么样对付该扮演的。这是一种时代变迁中，人类个体的挣扎，我直觉得那种想法和困境很有意思。
艺术家的东西，需要后来人来评价。如果一定要评价，我认为我是个先锋的具象艺术家。可以理解成对传统技术分擅但是想要创新的种画家。
　　我不想重复过去，我想做些前所未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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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雷克在工作室

杨敏：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您还是很多重大展览的策展人。您艺术策展人的核心品质是什么？
彼得：
　　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策展人是那种密切关注艺术世界脉搏的人。一个人感觉到文化的变化，甚至是小的共性，这说明一些更大的东西。策展就像其他创造性行为一样，你必须睁开眼睛，毫无偏见地观看。

杨敏：最后一个问题，全球疫情大流行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阻碍了国际艺术交流。你认为这次疫情对您的艺术创作或纽约艺术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彼得：
　　其实，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是，大多数艺术家喜欢孤独，所以大流行期间，感觉艺术家比大多数人更正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没有遭受痛苦，每个人都有，但艺术家更适合孤独，更合适独处，这反而让他们对社会对未来有更多的思考。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人们在大流行期间，错过了艺术。平常，他们吵着要画廊、博物馆和文化，但这次，他们是真的错过了艺术给他们的灵感，我希望这将让政府、让人们真正意识到艺术对生活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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