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身份搞科研

隐瞒身份搞科研　　文/李成忠

现实社会中只有两种人需要隐瞒身份∶潜入敌对营垒执行特殊任务者；逃避法律责任亡命天涯者。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笔者虽同上述两种人风马牛不相及，却隐瞒身份三年之久，回顾那段荒唐岁月，感到五味俱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因独立思考又管不住嘴巴而遭殃，从1968年秋被立案审查，两度关“牛棚”，专案组折腾了一年多，查遍祖宗八代，“十族”关系（九族亲戚加朋友、同学“朋族”），抄没个人物品，用放大镜加显微镜细细分析，最终没抓到半点可定罪的物证，仅凭学生揭发的“反动言论”，于1969年底对我定罪处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份子，开除党籍，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监督劳动，以观后效”。从此开始了“半人半鬼”的生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沾了点“人气”，开“探亲证明”时，名字下尚可用“同志”二字；开批斗会时，可免除上台“乘喷气式”陪斗之苦。但在“左派”眼里，虽没戴“反革命份子”帽子，还是十足的“阶级敌人”。“复课闹革命”后，让我写讲稿，却不准我上台讲课，连看内部影片《三本五十六》的权利也被剥夺。由于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组长”龚师傅对我暗中保护，才使我少吃苦头，坚定了“勇敢活下去，等待平反昭雪”的信念。

1973年初，北京掀起抓“五·一六份子”恶浪，再次挑起派性斗争，校内有人想借机整我。龚师傅为使我不受伤害，想法让我离开学院，避祸他乡。适逢四川石油管理局在向深层勘探油气时，遇到燧石之类的坚硬地层，用传统牙轮钻头无法钻进，只能用进口的金刚石钻头钻进，但价格昂贵，还要花国家极其缺乏的外汇购买。为节省外汇和降低成本，石油部指令成都石油总机厂研制天然金刚石钻头，碰到技术难题向部里求援，石油部责令石油学院派懂英文和钻头制造的专家去成都协助攻关。当时四川还时有武斗发生，老师们对去成都谈虎色变，以各种理由推脱。我家在四川，英文基础较好，又有研制刮刀钻头经验，龚师傅极力推荐我去，因无人愿去，当权者只得免强同意。

研制天然金刚石钻头属机密科研项目，对参与人员要严格政审，如四川方面知道我的“反革命”身份，肯定不会接受。为此龚师傅向系领导叫板∶“小李是在系里没人愿去的情况下去顶杠的，如有人搞小动作，他就没法在成都工作了。对他在运动中被处理之事，任何人不许向四川透风，系里必须同意这一条，他才能去成都。”系领导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同意他亲自护送我前往。

1973年春末，龚师傅陪我到成都，亲自向厂领导介绍我的情况，只讲我工作如何认真负责，英文如何好，业务能力如何强，政治情况只字不提。厂领导急需能解决技术难题的专家，对龚师傅的介绍非常满意，为我在成都隐瞒“反革命”身份，平安搞科研做好铺垫。

当时成都社会秩序比较乱，“八·二六造反兵团”和“红卫兵成都部队”还在进行无休止的派战，好多工厂处于半停工状态。位于东郊八里庄的石油总机厂一枝独秀，坚决执行国务院“抓革命，促生产”指示，制定了“擅自脱离生产岗位者，一律停发工资；屡教不改者，开除工职”的厂规，生产秩序正常。研制天然金刚石钻头的“粉末冶金小组”隶属厂部“科研车间”，工作地点却在离厂部5公里外的一号桥头四川石油管理局院内。小组人员，除有家属的少数人住厂部外，大多住管理局大院的单身宿舍楼里，便于晚上倒班。为工作方便，我被安排住那里。

科研车间领导班子由党支部书记老陈、车间主任兼支部组委老易和宣委小陈组成。老陈、老易都是年近50的“老石油”，平时在厂部上班，只有开会才到一号桥来。“粉末冶金小组”实际由小陈负责，他是转业军人，政治可靠却不懂技术，所以技术问题由技术员老熊、老李和我负责。组里工人除3位年纪最大的家属工大姐外，还有10个青年工人，5男5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我谨记龚师傅临别赠言∶“时刻别忘记自己的处境，学会自我保护。少说话，多干事，一定在成都干出成绩站住脚。”初到小组时，我除埋头学习粉末冶金技术外，不多说一句话。通过一个多月细心观察，发现这里从上到下，除完成科研任务外，对高墙外的“文化革命”态度冷漠。老陈、老易“文化大革命”初期关过“牛棚”，工厂军管后才获得解放。他俩恨透造反派，自身尝过挨整滋味，当权后发誓不整人。小陈是出身于川东贫困山区的农家子弟，转业前在北京军工研究单位服役，是个质朴善良的好后生。车间领导班子抓科研动真格，对运动只是应付而已。工人关心的是与完成科研任务挂钩的工资和补贴，对社会上的派战不屑一顾。除周一下午厂里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老陈、老易轮流来念念“批林批孔”之类的文件，读读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外，这儿感受不到令人窒息的“阶级斗争”火 药味，我庆幸找到了躲避“文化大革命”血腥斗争的世外桃源。

 

 “树欲静而风不止”，“粉末冶金小组”绝不是微澜不起的平静港湾，只因为领导处理得当，才没有不愉快的事发生。我同小陈熟悉后，他悄悄告诉我∶“对小T您要留意，这小子是‘屁巴虫’，为调婆娘到厂里，一直在挣表现，常去厂部打小报告，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可惜他‘求雨进了火神庙──找错地方’……”感谢小陈对我的提醒，使我对那人敬而远之，避免卷入是非中。

我过去参加过刮刀钻头科研，但从未接触过金刚石钻头，一切从零开始。我细心观察车间人员操作的一招一式，留意金刚石钻头从设计到制造的工艺流程。别人不愿干的活我抢着干，如车制石墨模具，粉尘很大，就是戴着防尘口罩，车制完一个模具后，人己变成非洲黑人，两、三天后鼻孔、耳孔内的石墨灰还洗不干净。1973年冬及次年春，天气奇冷，我坚持与工人一起倒夜班，既掌握了大量的钻头烧制笫一手资料，又融洽了同工人的感情。下班后除吃饭、睡觉外，其他时间几乎全耗在钻研国外金刚石钻头文献，和分析四川过去使用金刚石钻头的资料上。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半年努力，我熟习了制造金刚石钻头的全套工艺流程，掌握了影响钻头质量的各种因素，并由改进钢体端部锥角着手，解决了钻头掉胎体的重大技术难题，还完成了题为《四川使用天然金刚石钻头的情况及对改进国产天然金刚石钻头的意见》论文。

1974年夏天，成都酷热难当，在炉内两千多度高温的电热烧结炉傍值班，室温高达摄氏40℃以上，坐在那儿也汗流浃背。站到炉顶用《光学温度计》观察炉内温度时，从观察孔冲出的灼热气浪，烤得人面部疼痛，呼吸困难。每次观察完炉温，都要到室外树荫下凉爽一会儿，才能缓过劲来。如此恶劣的高温工作环境，每人每月只有一斤猪肉、一斤白糖和半斤茶叶的高温劳保补助，但在物质严重匮乏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如此特殊待遇己令人羡慕不己。每月靠这点补助品来抗御高温，补充体能是不够的，光喝糖水或茶水，补充不了每天流汗体内盐份的损失。盐水可补充人体盐份，但又咸又涩，难以下咽，大家都不愿喝，导致发生中暑虚脱症状∶头晕眼花、唇焦舌燥、四肢无力、虚汗淋漓。用组里三位家属工大姐自家的“泡酸菜”煲的汤降温解暑，才平安度过了酷热难耐的夏天。时光虽己逝去30多个春秋，我始终难忘汤色微黄泛青，口感酸咸适度、尚带蔬菜清香的“泡酸菜汤”的特殊滋味，更难忘煲汤大姐们热情关心同事的情谊。

在成都工作一年后，我得到周围人员的尊敬，也获得了厂和车间领导的信任，完全把我当政治可靠的技术骨干使用。支书老陈有次找我谈心时，鼓励我写“入党申请书”，我一下子成了“八大山人”一一哭笑不得，赶忙说∶“我还没考虑这个问题”把话岔开。

1974年冬，厂领导指派老熊和我去武汉国家中南珠宝库，提取价值十几万元的非州天然金刚石。这是对老熊和我的信任，也是对我们工作成绩的一种奖励。按携带金刚石的规定，回程必须乘坐飞机。在当时乘飞机是政治地位的象征，只有政治可靠者，和处级以上干部出差，才能坐飞机，普通人有钱也购不到机票；即使通过“走后门”购到机票，没有乘飞机的资格证明，也难以登机。在视物质奖励为“修正主义物资刺激”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派工作出色者出差是一种奖励，给乘飞机的机会，是重大奖励。当在武汉机场登上苏制螺旋浆小型客机飞上了蓝天时，我感慨万千，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没有戴帽子的“现行反革命份子”，会在科研中做出成绩，居然享受如此殊荣，验证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哲理。

1976年夏末，顺利完成天然金刚石钻头研制后，我返回学院，不久就迎来了“四人帮”的覆灭，我的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那些“文化大革命”中坚守科研岗位的战友形象，常在脑中浮现。10年后我到成都故地重游时，“科研车间”已不存在，老陈、老易和三位大姐退休了，原来制造金刚石钻头的人员，大多进了中美合资的金刚石钻头公司。我同小陈等几位当年战友摆龙门阵时，才告诉他们我“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身份。

（2001年2月17日写完初稿，2006年1月12日完成修改）

 

抛却个人委屈，认认真真地做事情，值得我们后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