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英雄张献忠没有“血洗四川”

农民起义英雄张献忠没有“血洗四川”

──读王纲《张献忠研究文集》《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事》有感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林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张献忠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近日再次深度阅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纲两本旧作《张献忠研究文集》（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0年）《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非常感慨。王纲研究张献忠20多年，发表了大量为张献忠平反、翻案的高水平文章，但没有引起社会与学界重视，十分遗憾。他运用了大量地方志史料而不是文人创作资料，不是官方史料而是民间实录材料，不是御用学者的编造而是社会独立学者的观点，实属难能可贵，学界少见。王纲是了不起的卓越历史学家。王纲还为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非常精准的信息，才有今天的重大突破和收获。从王纲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结论，张献忠“血洗四川”（“屠川”）是重大历史冤案，是明清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合法性和博取民心，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罪。历史是当时的胜利者编撰的，失败的死者无法申辩和澄清。300多年过去了，现在应该为张献忠平反昭雪。

一、张献忠没有“屠川”的动机

大西政权的开国皇帝张献忠没有“屠川”动机。

（一）动机之念：屠川指向不明

动机是指促使人从事某种活动的念头，在心理学上一般被认为涉及行为的发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军著名首领，与攻破北京城的闯王李自成齐名。他在起义后，数次率领部下反抗明朝统治，乘农民起义轰轰烈烈之机，不断增强本部势力，并在成都府建立大西政权，成为大西国的开国皇帝。张献忠是农民出身，建立的大西政权已经统治四川三年，张献忠与川民是和谐的统一体，他杀了四川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他不得民心有什么益处？他不收税？他不需要人干活？任何统治者都需要得民心，“得民心得天下”的道理都懂。张献忠完全没有屠川的“犯罪动机”，说他屠川在法理、情理上说不走。因此，没有动机的“屠川行动”就显得十分诡异。张献忠一定是冤枉了，被栽赃陷害了。

（二）动机之惑：利诱威逼无效

明朝灭亡后，李自成被清军所败，清朝入主中原，张献忠便依据所属势力，坚决与清朝抗击。据史料，当时清朝统治者，曾多次对其进行招降，均被张献忠拒绝。招降信认为，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旧事，新的清朝将不再追究。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归降，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这是在许以富贵荣华，进行利益诱导。先礼后兵，随后又威胁道：“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无论是利益诱惑，还是武力威胁，都没有让张献忠投降，反而加深了抗击清军的决心。因此，如果若张献忠在“利益威逼”下投降了清军，川民就不可能前后抗清32年有余。

（三）动机之言：民间传说无凭

屠川的民间传说不计其数。例如，张献忠第一次率军入川时，被明朝的女将军秦良玉击败，心中留下了屈辱的仇恨，所以当他再次挺进四川时，就对四川人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行为。又如，张献忠小时候随父去四川卖枣。到达目的地后，父子将驴子系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回来时正巧碰见大户人家的家奴抽打驴子，张父急忙赔礼，但是家奴依然迫使他们擦净地上的驴粪和驴尿。据说，这件耻辱的事情在张献忠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由此导致了张献忠屠川的恶劣行径。还要更玄乎的传说，小时候就听了多次：说张献忠入川，在行军途中内急，于是不顾荒草野地蹲下大便，哪知被野草割伤了屁股，于是大怒，四川的草都如此恶毒，川人更毒，于是下令狂杀四川人。稍微思考就明白，这些民间传说都是哄小孩的故事，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若张献忠早有屠川之心，他就不必将都城定在成都，也不可能顺利建立大西政权。

二、张献忠军队纪律严密不扰民

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是一支组织健全、“五不”纪律严明的军队。

（一）奖惩分明，罚不避亲

大西农民军中的纪律是很严格严密的。“法素严，无敢争者”。在大西农民军中，有明确的奖惩制度。凡在战斗中立了功的，则论功给奖；凡犯错误者，不论将帅士卒，同样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不准特殊。即使是像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那样地位仅次于张献忠的高级将领也不例外。刘文秀因警惕性不高，发生营内都司张斗南叛逃事件，受到严厉处分。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纪律十分严格，“禁人带藏金银，有即赴缴”，“小卒掠得金银悉献主将，不许私匿。如藏银三两，即杀之。……此出目击，断无可疑”。时人陈计长也说，大西农民军是“三日一检，不私囊金”。1644年，大西农民军进攻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后，一部分人经不起地主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影响，出现贪污腐化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张献忠重申了不得私藏金银的纪律。《蜀难叙略》也说，大西农民军中“凡子女玉帛及一应贵重之物不得辄留，犯者死”。因此，由于大西农民军对将士奖惩分明，一视同仁，在成都“城内，财宝金帛堆积无数，……不敢私，分毫尽缴。献忠令王尚礼收库”。

（二）节制之师，兵不扰民

大西农民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十分注意爱护人民的生命财产。1643年，大西农民军在麻城一带作战时，“绝不扰民”。在湖广地区作战，是“三年免征，一人不杀”。 1644年9月，大西农民军在四川洪雅县贴过这样一道布告：“凡尔处市镇俱顺民毋恐，家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当剿除之。”这里所指的“山中作逆者”，显然是那些据险作乱的反动地主武装匪徒。大西农民军把人民与反动派是区别得十分清楚的。1652年，李定国率领抗清大西农民军进攻桂林和驻湖南长沙达半年之久，纪律都很好，“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五不纪律），“对归城则草木不动”。刘文秀在川、滇、黔作战，“不妄杀一人”。《天香阁随笔》说：“明春予至长沙，人皆言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李定国在桂林，“军营城下，营中寂然无声。师尽撒矣，城中犹不知。…… 纪律如此，可称节制之师，故能以三万之众，出入两广，长驱千里……” 。大西农民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亲如鱼水，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可见，说张献忠屠川，实在荒唐！

（三）密切关系，俘不虐待

大西农民军中，规定了争取明朝官吏和知识分子以及不虐待俘虏的纪律。凡投降或表示拥护大西农民军的明朝官吏、知识分子都适当录用，“各授以职”。大西农民军规定，战场上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以化解矛盾，避免报复，削弱对方斗志。李定国在与缅人作战也坚持了不杀俘虏的政策。“定国获缅目不杀，善待之，谕令还永明王”。由于大西农民军执行了上述纪律，不仅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密切了官兵关系，而且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特别是加强了军民关系，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配合。

（四）团结力量，降不歧视

大西农民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优待投诚人士。早在1633年（崇祯六年）12月，大西农民军在湖北竹山作战时，一个姓陈的竹山守御所百户就向大西农民军投诚了。1641年（崇祯十四年），明总兵黄得功部更成批地向大西农民军投诚。知识分子也不断被争取到部队中来，特别是大西农民军入川后，更是大量地参加到农民政权中。雍正《四川通志》认为，张献忠“悬伪职逼勒士绅，笼络甚众”。川民与大西农民军的关系更是鱼水相依，十分亲密。1640年（崇祯十三年）2月，大西农民军因玛瑙山之战失利，暂时隐蔽在兴归山中休整，供给极端困难，这里的人民给予了热情的支援。1642年5月，大西农民军在舒城，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1643年9月，大西农民军到湖南萍乡县，萍乡“士民牛酒迎”，“路相属” 。1644年，大西农民军来到四川射洪县，群众“开门迎降”。 1647年进驻川南遵义府，人民群众“俱焚香猪酒粮草远迎十里。可望等住遵义十日，秋毫不犯。”

（五）强化训练，战不退缩

大西农民军的创建和野战的指挥组织严密。大西农民军逐步建立步兵、骑兵、水师、孩儿军、婆子营等军种。张献忠还专门设立“新营”，加强训练成批加入农民起义队伍的新战士；其中：步兵、骑兵，是大西农民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大西农民军长于野战，“故骑卒多精锐”。 1642年（崇祯十五年）6月，张献忠在巢湖建立了大西农民军中最早的“水师”。1642年（崇祯十五年）， 崇祯王朝垮台的大局已定。大西农民军不再长期于秦、蜀、晋、豫以及鄂西一带山区作战，主要任务是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河湖纵横的地区，攻取大城市。大西农民军强化野战的指挥组织，上战场绝不允许退缩，“每战，……乃选一人当前，名曰‘领头子’，其余鱼贯而进。头子不过五六，有进无退。若受伤，游骑飞报；重伤呼唤，其人始退，次者序进，退步必斩，易三头子，必鸣金收兵，率众奔矣。战胜，则尽以前物赏之，故兵不多而战常胜”。

三、张献忠钱财来自多年积累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考古发掘证实，张献忠大量的金银财宝来自多年的积累。

（一）江口沉银，背后主角

学术界已经证实，“江口沉银”背后的主角是张献忠。费密《荒书》、徐鼒《小腆纪传补遗》和彭遵泗《蜀碧》等均记载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在彭山区江口（即：府河与岷江交汇处称为“江口”）与杨展作战，船被焚沉之事。张献忠的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但无论是“主动沉银”还是“被迫沉银”，都说明张献忠“江口沉银”确有其事。据多次考古发掘证实，大量的珍贵文物均属于战利品，出自于官僚富豪人家。王纲研究员基于多年扎实的学术研究，1999年4月给四川媒体《成都商报》最早透露了“江口沉银”的准确信息，从而引起政府和社会广泛重视。如果没有他的启发，“江口沉银”还是民间传说。2013年9月，81岁的王纲先生与世长辞。作为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先驱考证人，他没有等来遗址被确认的消息，实属遗憾。

（二）主动沉银，精心策划

张献忠料知大势已去，兵败已成定局，便早作准备，精心策划，组船沉银于江口。当时战乱亲历者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所记载的“献忠自知不厌人望，终无所成，且久贼之无归也，思欲挟多金，泛吴越，易姓更名，效陶朱之游。于是括府库民兵之银，载盈百般，顺流而东，至彭山之江口，初心息变，乃焚舟沉镪而还”，是可靠的。曾在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中服役，并在大西国掌管行政财粮户口及法制大权的欧阳直，所著《蜀乱》（又名《欧阳氏遗书》）中记载，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将这些金银珠宝“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以数十巨舰，令水军都督押赴彭山之江口沉诸河”中。

（三）被迫沉银，交战失败

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在江口被杨展战败，被迫沉银而逃。曾亲自组织“飞来营”与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作战的四川新繁县人费密著《荒书》说“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口，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徐鼒的《小腆纪传补遗》和乾隆四川丹棱进士彭遵泗的《蜀碧》等均记载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在彭山县江口与杨展作战，船被焚沉之事：（顺治三年）秋七月，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三十余万，载金宝千艘，顺流东下，与杨展决胜负于彭山江口，拟乘势山峡，变姓名，作鉅商。张献忠的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士卒辎重丧亡略尽，张献忠复奔还成都。

（四）金银珠宝，三大来源

江口沉溺的金银珠宝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在十多年起义战争中大量缴获的战利品。张献忠从1630 年（崇祯三年）在陕西发动米脂十八寨起义以后，到1644 年（崇祯十七年），先后转战秦、晋、豫、皖、湘 、赣 、楚 、蜀等十多个省，破黄陵，擒藩王，缴获了大量金银珠宝战利品。这些金银珠宝除在作战中开支、赈济百姓等花去了部分外，其余均携至成都存储。二是收缴的明蜀王朱至澍及四川宗藩、官僚的财产。张献忠攻入成都后，收缴了其富与秦藩、楚藩齐名天下的蜀王朱至澍及有关宗藩、官僚的财产。三是向富民、大贾征收的税银。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的同时，“籍富民大贾。饬各州郡籍境内富民大贾，勒输万金，少亦数千金”。张献忠从以上三个方面集中到成都的金银珠宝确实是很多的。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曾于（成都）前门外，铺簟满地以收之……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以数十巨舰（据江口一带老百姓流传张献忠沉银24船）。 从沉银的铭文可知，主要是川外的战利品，说明没有屠川行为。

四、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减少不全是张献忠所为

明末清初，人祸与天灾共同造成四川人口锐减，并非是张献忠所为。

（一）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

《明史•张献忠传》载：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清史中也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因此，以讹传讹，流传甚广。但据所载人数自相矛盾的同一部《明史．地理志》和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载，1578年（明万历六年），四川的总人口是3102073人（计262694户），没有那么多川人供张献忠杀。多年战乱与自然灾害，最终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中国人口通史》估计，明末四川人口有600余万，到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前，只有60余万，十口仅存其一，创下有史以来四川人口最低记录。

张献忠1643年入主成都，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1646年被清军所灭。这三年多时间里，张献忠平均每天应杀多少人？其实，张献忠入川后，就效仿刘备修养生息，企图东山再起，川民是他重要的兵力资源，怎么可能滥杀无辜！在张献忠死后川民奋勇抗清20多年后──即直到1681年（康熙二十年）才被完全平定，如果张献忠屠杀了这么多川人，那清兵就是他们的救世主，还哪来的川人抗清呢？“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连年的战争造成民不聊生，无辜百姓被屠杀殆尽！

（二）清军入川后的三次战争

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己屠杀川民的种种残暴行径百般加以遮掩，以致今天还有不少人坚信四川人口的损耗与清朝无关。其实，清朝对四川的大屠杀主要有三次。

一是肃亲王豪格入川。1647年（清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领兵入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豪格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直到顺治七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清军打败大西农民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姚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川”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比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姚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川东军民受到了重创。

二是搜剿夔东十三家义军。1664年（清康熙三年），清军对夔东十三家义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比起四川其他地区，夔东一带称得上是一块“乐土”。但是，二十万清军的会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的“三光”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处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在这些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多少无辜百姓死于一旦！

三是吴三桂乱川。1674年（清康熙十二年）到1682年（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1]中的吴三桂，对川民采取“杀光”政策。据载：吴三桂年近七十，淫虐无度，虏人妇女，所在地方，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宏妻姜氏，尤嗜贿利，于保宁多畜无赖为义子。凡犯一恶情理难容者，贿投姜门，问刑者即莫敢问。广（广元）、南（南江）、通（通江）、巴（巴中）、太平（万源）诸州，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税及屠者、草履、鸡子，一切诛求。生灵涂炭，怨声满路。

清军吴三桂的败兵所至，浩劫不停；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1686年（康熙二十四年）之后，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有“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老百姓人，清朝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三）其它战争及其自然灾害

一是南明军。南明杨展是为四川人着想，但杨展因为他管辖的地盘逐渐富裕，在1648年被袁韬和武大定杀害。早在张献忠身亡以前，南明官军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拼命的反扑，残酷屠杀川民。史载，明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顺治四年六月，南明官军王祥部总兵王命占领顺庆，“其始也，每家给免死牌一张，需银若干两。其继也，每牛给牛票一张，需银若干两。未几，而牵其牛，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胥西南之民而兵之。”顺治六年，南明官军曹勋部驻雅州，“其兵亦不易得食，于是纠合焦英等队外掠西道，内掠雅边，豆、麦、高粱搜括无一粒。遗黎草根、木皮充腹，迨尽，僵尸满路，城乡至显设卖人肉汤锅。”故当时亦有“宁遇恶虎，不遇曹部”之谚。

二是地主武装。地主武装也是这样，如雅州“黎神武等所为，残忍妄诞，凡有俘获及挟仇相害者，但云从贼，无不手刃之。”这些地主武装，在其辖区内大肆掠杀人民，如顺治二年十一月，南明监建黎军范文光“驻节雅州”，“分兵劫掠”，以致“雅民剥床见肤，各星散逃去”，“又纵兵掳掠，雅安民遭害甚惨”，所以当时有“宁逢赤眉，不逢文师”之谣。在人民看来，大西农民军（“赤眉”）比地主武装好。

三是姚黄土军。“姚黄土军”，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川南地区主要是南明和姚黄的地盘。随着清军入川，他们之间互相争夺，为了地盘和粮食，导致川南“孑遗者百无一二”。有个冯氏家族写了本《冯氏历乱录》，在书里对当地“姚黄土军”任意肆虐和清军开道杀人都有描写。张献忠因战争所残害的民众主要在川西一带，清军、南明和“姚黄土军”所残害的民众主要在川南一带。

四是自然灾害。明末清初，四川除战乱之人祸外，还有天灾──瘟疫、饥馑与虎患。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虎患也大扰蜀土，“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食者”。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炊烟，又“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芜麓”，到了成都，则“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久已鞠为茂草矣”。康熙《成都府志》也说，其时的成都: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因此，明末清初，川民死于天灾与人祸“三七开”。即“人祸”──包括张献忠、姚黄等农民武装势力、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乱川等各种战争的危害，死于“人祸”的川民为十分之七（其中死于张献忠战争的川民不到十分之二）；“天灾”──包括饥饿、疾病、瘟疫、洪灾、逃离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死于“天灾”的川民为十分之三。

五、张献忠是伟大的农民起义英雄

张献忠与李自成一样，是明末清初涌现出来的中国农民起义英雄。

（一）削弱封建统治阶级利益

张献忠在战争中矛头所指和首要打击的是朱氏宗藩，实际上就是朱家王朝，削弱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朱家王朝的残暴统治，是造成人民困苦的根源。因此，明朝农民革命的矛头就主要指向朱氏宗藩。 1635年（崇祯八年）， 张献忠与高迎祥等自荥阳东下安徽，打击的主要目标是明朝中都凤阳。原来这儿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父亲朱世珍的陵墓。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凤阳皇陵所在，近境取寸木，法皆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不但一举消灭了驻守凤阳护陵的明官兵，而且焚毁了皇陵，惩杀了顽抗的守陵太监六十余人。这一革命行动，引起了明朝统治集团的极大震怒。崇祯皇帝朱由检闻讯，丧痛已极，“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使杨一鹏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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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造农民安居立业条件

张献忠在农民革命战争中施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经济政策。如为贫苦农民夺取土地，他攻克湖南常德、武陵等地，在严厉镇压敢于反抗大西农民军的明朝首辅大学士杨嗣昌的家族的同时，通令各地凡“霸占土地，查还小民”。张献忠赈济贫民，免征租税，他在湖南作战时，亦散财济贫，发栗赈饥。张献忠在湖南、四川等地先后施行“三年免租”政策，为贫苦农民休养生息，安居立业创造了条件。张献忠大力发展农民文化，行文用口语和简笔字；镇压反动寺僧，蔑视封建神权。张献忠广泛地团结四川边区的少数民族，“边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赋。”各土司，“降者仍其职”。

（三）承担后期抗清主要任务

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革命性，还表现在它始终坚持抗清斗争方面。随着清军入关，国内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清军和汉族地主阶级中的投降派与大西农民军的矛盾成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李自成大顺军抗清战争的失败，抗击清军的主要任务很快转向张献忠大西政权。为了分化瓦解大西农民军力量，早在一六四五年十月，清顺治帝福临就下了一道所谓给四川城堡营卫文武各官兵及兵民人等的“诏谕”，妄图以高官厚禄引诱张献忠投降。清政府利用投降他们的官僚地主分子向西南渗透，争取西南官僚地主的支持和寻找大西政权中的动摇分子。张献忠拒绝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威逼利诱，主动担负起抗清重任，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战略方针，并指定孙可望作为他的继承人，表示坚决抗清到底，“毋为不义”。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余部在“四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由川北南下，经重庆、綦江、遵义， 进入贵州、云南，建立政权，团结中国西南各族人民发展生产，坚持抗清。大西农民军抗清斗争的英雄业绩是值得肯定和赞颂的。这亦充分表现了大西政权是一个农民革命政权。

（四）建立健全大西农民政权

张献忠建立了农民政权的雏形。1635 年（崇祯八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领袖们在荥阳举行大会之后，根据会议分工，张献忠与高迎祥、李自成率领大西农民军东下安徽，张献忠于十八日攻克明中都凤阳，焚毁了皇陵，“列帜自标古元真龙皇帝”；1644 年（崇祯十七年）， 张献忠进军四川，攻克成都后，建立了成都大西农民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造新历，更其名为“通天历”，以成都为西京，自称西王。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在明末各支农民起义军中是最早的；这个政权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直接产物，其组成人员主要有大西农民军官员、知识分子、投向大西农民军的原明朝官员和其它人员。其中，大西农民军官员是在农民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是大西政权的领导核心。由于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革命政权的局限性，在政治上，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纲领，“皇权幽灵”伴随大西政权从建立到失败的始终；在思想上，未能摆脱天命观的影响和支配；在经济上，更没有提出一个彻底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有效政策。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张献忠没有“屠川”的动机，他所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纪律严密，兵不扰民；拥有的钱财主要是战利品、收缴富人财产和税收的积累；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原因是“天灾与人祸”共存，其中，死于张献忠战争的川民仅占十分之二。因此，可以说，张献忠是明末涌现出来的中国农民起义英雄，但由于他建立的大西农民政权在“夹缝”中存续的时间太短，“割据”的区域太窄，前朝（明朝）后代（清朝）均不受待见，所以，把“屠川”之罪全都加在他头上。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失败的死者无法申辩。只有老百姓心理清楚张献忠是好人，在梓潼大庙山等为他塑像，并要求为张献忠平反正名，真实书写张献忠为四川发展尽心尽力做出的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张献忠的学者很多，推出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成果，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学者都呼吁为张献忠平反正名，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给世界一个真实的张献忠。我们感到，这个时刻正在到来，因为四川彭山的“江口沉银”被证实，大量文物及其铭文说明了事实。

（定稿于2024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