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新考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2 16:14:22

蚕丛新考
●冯广宏／文

一：蚕丛养蚕的传说
　　蚕丛是远古首代蜀王，西汉扬雄《蜀王本纪》最早著录。“蚕丛”称号由来，自古有种种说法，普遍说他开始教民养蚕。五代前蜀杜光庭《仙传拾遗》称：
　　蚕丛氏自立王蜀，教民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年年春置蚕市也。
　　传说蚕丛分配生产资料，在境内巡行，符合原始社会状况；但“金头蚕”之说代表较为进步的育种选种方式，那就超出了时代条件。可是这一说法也不能全盘否定，根据有两方面：一是蜀地织锦事业发展时代很早，无疑是养蚕业繁荣的结果；二是成都在唐宋以来真有蚕市的习俗存在，有固定日期，有固定场地。因此所述经济发展轨迹，也有合理的成分。
　　宋祝穆《方舆胜览》补充说：“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蜀王蚕丛氏祠，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昔蚕丛氏教人养蚕，作金蚕数十，家给一蚕。后聚而弗给，瘗之江上，为蚕墓。”
　　四川人说的青，实际上是黑色。民间尊蚕丛为青衣神，表明那时还没有更多彩染，穿的是黑袍。圣寿寺就是晋代的空慧寺，唐大中元年(847)改用此名，民间称为石犀寺、石牛寺，宋代蚕市多在此举行，故址在今成都西胜街附近。
　　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记录的蜀中传说也有：“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这里“民无定居”一语，符合远古实况。
　　张光直教授引Elman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一书，将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分为4期：游团·部落·酋邦·国家。“游团”是30到100人的小型地域性狩猎采集人群，流动性很大，基本上没有定居。“部落”是一批游团因从事农业而组织在一起，成为相互平等的较大社会，但这时还没有贸易和市场存在。“酋邦”是以酋长为中心，分配劳役与产品，此时有了贸易和私有财产观念，也有了社会上不同阶层。再发展到“国家”阶段，则进一步构成团体的经济分工，对内有了法律，对外有了武力。按照这一说法，若蚕丛时代“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应该是“游团”过渡到“部落”的原始时期，可能产生养蚕技术，但不可能出现蚕市。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十引诸书说：
　　《本草》：金蚕始于蜀中，状如蚕，金色。日食蜀锦四寸。
　　《(太平)寰宇记》：成都灵寿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蚕丛氏也。相传蚕丛始教人养蚕。时家给一金蚕。后聚而弗给，瘗之江上，为蚕墓。
　　宋鲁应龙《闲窗话异》云：金蚕，色如金，食以蜀锦。取其余粪置饮食中，毒人必死。善能致他财，使人暴富。遣之极难，虽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金银藏箧，置其中，投之路隅，人收之以去，谓之“嫁金蚕”也。
　　神话中的金蚕，不吃桑叶，而吃蜀锦，那它就非在蜀地生存不可。中国古代真有过这一神奇品种吗？唐苏鹗《杜阳杂编》说：弥罗国确实有过这种金蚕，“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连延十数顷，小者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照这么说，古代确实有此类昆虫存在过。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2 16:16:22

二、前人的研究

1976年任乃强教授撰有《蚕丛考》,征引诸书所录扬雄《蜀王本纪》佚文。首录《文选·蜀都赋》注“蜀王之先,名蚕丛、柏、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其次,《艺文类聚》卷六有:“蜀王始曰蚕丛,次曰伯雍,次曰鱼凫。”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有:“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易(凫)、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自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

又卷八百八十八有:“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根据这些材料,任教授认为:“其时与中原不同俗,无文字、无礼乐,年代荒远,连坟墓亦无有。质言之还是原始社会的初期或中期,或说是中石器时代以前的社会。自蚕丛氏开始,乃有氏族组织。所谓王,乃后人加于其氏族首领之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旧籍所传关于蚕丛氏之资料,可以肯定其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之首领。其至周末之时间,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估万余岁,亦非甚夸。”这些论断非常精当。

蒙文通教授《巴蜀史的问题》指出,《华阳国志·序志》“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常璩一再说“三千岁”,表明他所见的《蜀王本纪》上只写了三千岁。《太平御览》引作“四千岁”,或因古书上“三”、“四”原多互误。《文选》注引文作“三万四千岁”,“三万”应是后来的附益;从刘歆《三统历》起,才有三万六千岁之说,这是历法家之言,而非史文,可决其为后人所改。

参考蒙、任二教授之说,则蚕丛建国,要比开明王朝早3000年至4000年。开明氏被秦惠王所灭,《史记·秦本纪》记在惠王后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故知蚕丛建国应在公元前38世纪前后。这一点十分重要,使古蜀史有了一根时间标尺,时空皆能大致定位。对比一下传说中的巴史,虽有廪君、后照、孟涂这些历史线索,但究竟孰先孰后,相当模糊,难有定论。

关于“蚕丛”名号,是录蜀语的音,还是译蜀语的意?任教授分析说:这两个字笔画很繁,如果录音,就不必写那么多画的字,因此应该属于译意。“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饲养之,共簇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语音作‘丛’之入声。疑即蚕丛语变也。”他认为“蜀”字就是原蚕的本称,即今所谓野蚕。人工改良蚕种的一族先民,后来就被人称之为“蜀”,史称蜀山氏,亦即蚕丛氏。“西陵氏女子嫘祖得其法,转施之于中原地区,故其子娶于蜀山氏。”可见任教授相信蚕丛族发明了养蚕技术。

关于蚕丛族的地域,任教授据《汉书·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后汉书·郡国志》作八陵县;唐《元和郡县志》言翼州“本汉蚕陵县地”,“周天和元年,讨蚕陵羌,于七顷山下置翼州。”其地在今松潘县南180里的叠溪,城为1933年大地震所毁,其北有蚕陵山,见《旧唐书·地理志》翼州卫山县。远古牧业经济时代,以草原为乐园,暖谷为畏途。岷江上游地区是丘低谷浅的大草原,成为当时经济中心。蚕陵以下谷狭道险,至绵虒才略宽阔;东逾土门关,可循湔水而下,至海窝子而出山,可达郫县。蚕丛始为蜀王,基地是在叠溪,后循江水而出。

任教授认为蚕丛族属于氐类。氐与羌同源,羌族最先居于康、青、藏大草原,移向羌塘草原与俄洛草原。“氐”的字义,为居于低地之羌。甲骨文中“羌”字,有大量加“系”的字,实际是指氐人,“窃以为那是表示卖丝的羌人,蚕丝是羌族所居温暖河谷才能生产的,岷江上游河谷生产得最早”。殷、周间氐人与内地交易的两大商品,就是蚕丝与马,故秦、汉人常以蚕与马为同类。《荀子·赋·蚕》“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欤?屡化而不寿者欤?”“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唐杨倞注:“其头又类马首。《周礼》马质禁原蚕者。郑玄云:‘天文辰为马故。’《蚕书》曰: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神。是蚕与马同气也。”《甘石星经》房四星有天马(天驷),《协律辨方书》谓“天马为丛神,为掌蚕之命神。”《唐月令注》谓“先蚕为天驷星。”隋、唐时以马明王为蚕神,其像乘白马,额上有一纵目,应属白马氐类。后来蚕神称马头娘,又称青衣神。青衣、白马皆为氐族别支。

任教授这些论证,有理有据,十分精彩,奠定了蚕丛研究的基础。邓少琴教授《蜀故新诠》文中有《蚕丛氏之蜀》篇,认为蚕丛氏是“蜀中古代最早之一部族”,并与黄帝所娶西陵氏之女嫘祖有关。《史记集解》引徐广:“祖亦作姐”,而《后汉书·西羌列

传》烧当羌种有“姐羌”。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南安雷氏,本西羌累祖种,以种名为氏。”可知西陵氏嫘祖为羌族。“嫘”字周金文作“”(嫘祖合文),“叠”应出于此字所省,蚕陵即在今茂县叠溪。

“蚕之为物,高岭、平原地区均能生长,印度学人霍顿1936年于喜马拉雅山西北发现野蚕,属二化性,认为是家蚕之变种。”考古工作者曾在“山西西阴村发现过半个人工割裂之蚕茧,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之重要实物。”见解与任教授不谋而合。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2 16:17:57

三、图腾制度的互证

俞伟超教授《图腾制与人类历史起点》指出,“图腾”一词,始于1904年严复译英人爱德华·金克斯《社会通诠》注:“图腾者,蛮夷之徽识,用以自别其众人余众者也。”“蛮夷之所以自别也,不以族姓,不以国种,亦不以部落,而以图腾。”1963年列维·斯特劳斯《图腾》提出新论,认为图腾是一种隐喻,古人文化观念反映出的好坏、强弱、允许、禁止,表现为象征物,就是图腾。图腾建立于原始人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映象中。李玄伯1948年著书认为,同一氏族的人,总有一个共同的图腾,多为动物或植物形象。在中国上古时代,图腾就是后来记录下来的姓。神话传说中的图腾,常常个人化,成为该族的先祖。后来图腾又被地域化,成为地方神灵。本来崇拜某一图腾的族团,是游动性的,没有地域性的,但在定居之后,留传的地名,也直接用了这图腾的名称。所以不仅古姓,而且古地名也保留着图腾的痕迹。今人认为邦国名称,源于山名或水名,完全是颠倒了因果。实际上邦国名称来自族名,而族名则源于图腾,最为原始;山名水名不过沿用邦国名称而来。

按此理论,《说文》上就留有蚕丛族图腾的信息:“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所引的诗,见于《诗经·豳风·东山》“蜎蜎者蠋,蒸在桑野。”加上虫旁的“蠋”是后起字。《管子·水地》“欲小则化为蚕蠋”句,唐尹知章注:蠋“藿中虫也。”虽然这种虫多在葵藿中生长,但也吃桑叶,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蠋音蜀,《说文》云:桑中虫也。”

《尔雅·释虫》“蠋”,晋郭璞注:“大虫,如指,似蚕。”总之“蜀”的本义是野生葵藿上一种似蚕的大虫,现在的写法是蠋。这种虫属于天蛾科,蠕虫阶段色彩斑斓,一旦受到攻击,便会蜷曲起身子,露出头上一对眼状的黑斑,很像毒蛇的眼睛。无论是动物或人,都害怕这种毒蛇,因此蠋这种虫大家都不敢惹。它的外形像家蚕,但本身却令人生畏,所以经常被哲学家当作宣讲哲理的例子。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好多个“蜀”字,确实像《说文》所说,上面的“目”连着弯曲的虫身。其所以突出那个“目”,根子就在野蚕防身之宝是一对假眼。延伸到目前的大量考古发现,都有蜀人特别夸张眼睛的表现,其中似有一种潜意识在起作用。

徐南洲先生早前说过,《山海经》中有几代蜀王的踪迹。《海外北经》大踵国东的“欧丝之野,一女子跪,据树欧丝。”所谓“欧丝”,就是吐丝,那女子明是蚕图腾化身;“据树”则说明那是野蚕;蚕神为女像,《荀子》赋中便已交代,当时属于母系氏族制社会,女子每每成为公众人物;称“野”,应指平原。其下文是颛顼所葬的务隅之山,山即《海内东经》、《水经》汉水所出的鲋鱼之山,与蜀相近。

蚕丛和蜀皆与野蚕有关,显然是图腾制度的反映。既然此族以野蚕为图腾,就不能不想到利用蚕的吐丝功能。在开明时代,蜀人已有刻在器物上的图像文字,有许多刻画着蚕文。如20世纪50年代巴县冬笋坝出土的斧、戈、剑上,就刻有蚕的图像,或吐丝,或产子。后来新津飞机坝出土编钟,编号甲的钟上,也有左右对称两条吐丝的蚕。1976年成都交通巷发现的铜戈,上面刻有精细的产子蚕文。广元宝轮院出土的铜方印上,有4个字,其中左下方那个,很像是两条并列的蚕。这些蚕的图像文字,究竟是不是指蚕丛?无法确定。但古蜀人在成都平原上开始养蚕、取丝,由此则可证实;表明前引任教授等的论证,确有道理。

1998年,蒲江鹤山镇飞龙村战国船棺墓中出土鱼形铜印,所刻印文右上方是一条鱼和一条吐丝的蚕,使人很自然地想到鱼凫和蚕丛的图腾。四川大学博物馆早期收藏过一件战国时期于,上面有11个巴蜀文字。此器原存于万县某寺庙中,可能即在当地出土;成都也收购到另一件同样文字的器物,现藏于重庆博物馆。整体上看,这于上的文字,似乎是一篇古蜀史迹简述。其中左上方蜀人头像的右边,有个符号化程度很高的文字,仔细观察便能够发现,那是一条蚕卧在草垫上;与之相对的右下方,有条鱼与一个符号化的字为伴。

这与鱼形铜印印文异曲同工。这充分说明蜀人心目中的蚕丛先祖,图像以蚕为代表。不妨推测,“蚕丛”名号中,“蚕”以汉字表其意;而“丛”则是蜀语的译音;汉字“蚕”这个音,说不定还是根据蜀语“丛”演化而来。难怪后来开明氏成为蜀王,自称“丛帝”。如果笔者这一推测不误,则好几代蜀王的称呼都可以这样理解:头一个字表意,第二个字表音。比如鱼凫,鱼是词义,表明此族图腾是鱼,而蜀语称鱼则作“凫”音。今人把鱼凫图腾解说成鱼老鸹(捕鱼的鸬鹚),恐怕有些误会了。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2 16:19:07

四、岷江上游羌区寻证

任教授等没有引用过的蚕丛史料,还有宋章樵为汉扬雄《蜀都赋》作注时所引《先蜀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章注还引《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按《后汉书》此段所记为冉夷,汉武帝时划属汶山郡,即今阿坝州地。用片石垒砌称“邛笼”的碉楼,至今仍可修建,成为羌区一大奇观。蒙默教授告诉笔者,他曾考虑蚕丛与冉有音转关系,疑冉族为蚕丛之裔,此论很有道理。与此相应的材料还有西汉扬雄《蜀都赋》:“王基既彝,蜀侯尚丛。并石石栖,岑倚从。”也说蚕丛时代栖于石室,依靠出产石料的山岭。岷江上游多变质岩,岩层作薄板状,俗称板岩,开出石板规格适于建房。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用岩板搭造石棺,比较容易。目前阿坝州发现石棺葬遗址也多,但时代却并不早。蚕丛时是否真有此俗?似应存疑。

关于“纵目”问题,民俗、民族学家做了不少工作,查出氐族猎神额上有竖眼,世传为岷江二郎神;凉山彝族史诗《梅葛》称:天地开辟时有直眼人“学博若”;云南丽江纳西族《人类迁徙记》中,也讲到远古天女为直眼人;甘肃陇南地区所传直眼人“立立子”,看东西眼睛竖起来,由于眉毛遮不住雨水,后来就绝了种。看来纵目人是西部传说中相当普遍的内容,不限于蚕丛一族。

最有研究价值的是近年林向教授在岷江上游羌区收集到《羌戈大战》史诗。相传羌人未到今阿坝州以前,远古有戈基人(又作呷尔布、嘎尔补、嘎诗堵,简称戈人、葛人、歌人、嘎人)居住此地。他们矮而壮,齿大如指,头发粗黑,颈子很短;眉骨拱起,纵目不能仰视,仰视则须埋头。他们采果实,饮雨露,住岩洞,吃肉而不畜牧。戈人有尾巴,尾一干即知死期将至,便用石板作洞,称“戈基嘎补”(俗称矮子坟、徭洞子),预置一罐水、一罐粮,钻进去等死。戈人这些特点,与《华阳国志》所述蚕丛纵目和石棺葬(纵目人冢)基本一致。

《羌戈大战》有不同版本,一说羌人原住甘青大草原,因北方魔兵入侵,逃到松潘境内热补草原。那时戈人住在茂县日补坝,善于治水,务农、种粮、养猪,比较富裕(谚云“发财如葛”)。羌酋智改巴想向戈酋格波学犁田,但戈人不干;向戈人借粮倒是借了,却老是催着还。日久发生冲突,互相械斗。羌人本不是对手,但受天神几波尔勒的启示,用白石为武器,终于把戈人赶到常年落雪的地方去,而羌人则住进了常年落雨的地方。史诗并不讳言,戈人是岷山土著,而羌人是入侵者。林教授认为,戈人可能是氐人南下的一支,氐人“乃虫之类而处中国”,远古蚕丛亦以虫(蚕、蜀)为族徽,与羌人羊种不同,故戈人似即蚕丛氏。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5-2 16:20:49

五、营盘山考古发现

2000年下半年,成都市考古工作者在松潘、黑水、茂县、汶川、理县境内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营盘山遗址进行科学试掘,取得了重要成果。

营盘山遗址位于茂县凤仪镇西南2.5公里、岷江东岸二级台地上,高出江面约120米;遗址西、北、东北三面皆为岷江环绕,东临深谷,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在200米以内。过去曾清理出10座石棺葬(时代不早于战国)。此次出土大量陶片和磨制石器。其中占陶片总数5%的彩陶,均为黑彩,器形有盆、钵、罐、瓶等,纹饰丰富,为成都平原考古中所未有。其他为夹砂陶、泥质陶、黑皮陶等,泥质陶火候较高。器形以平底、小平底器为主,包括侈口罐、深腹罐、高领罐、盆、瓮、碗、钵、带流器等。一般陶器纹饰以粗细绳纹为主,流行绳纹花边口沿装饰。磨制石器体形较小,有斧、锛、凿等。从出土的一批石球(弹丸)和陶球得知,那是当时狩猎的重要工具。发现小型房屋遗址,均为木骨泥墙结构。研究者根据彩陶图案及器形与秦安大地湾遗址四期遗存相似,推断其年代上限当距今5500年左右;同时又与马家窑类型遗存相似,推测其年代下限当为距今5000年。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本土因素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地方文化类型,故命名为“营盘山文化”。

从时空两方面看来,营盘山遗址年代与地理位置,均与《蜀王本纪》所记蚕丛传说完全吻合。只是石棺葬年代较晚,故石棺葬俗并非蚕丛当时习俗,而要晚近一些。当时人文方面的进步因素,可从出土的13件玉镯磨制得相当精细得知;另有一件穿有双孔的玉刀,刃长8厘米,做工也很考究。考古呈现出的蚕丛王国,社会比较开放,善于接纳外地优秀文化,已经科学地用火,精心地制陶;虽然那时蜀人仍主要以弹弓抛丸来狩猎鸟兽,但生活情趣已大为提高,一件捏塑人面像已足以说明问题。陶壶陶瓶彩画得相当美观,还制造出带流器具;罐口常常做出特别的装饰。妇女们梳发插有骨簪,手腕上戴有玉镯,经常纺线缝衣。居住的房子也并不差,红烧土的地坪可以避湿。至于那时是否养蚕,考古遗物中却没有找到坚实证据。总之,客观事物说明,古蜀历史上最古老的蚕丛王朝,并非虚构。

近年白龙江流域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其中一、二期文化遗存比营盘山更早,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而三、四期文化遗存则与营盘山时代相近,文化因素相似。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嘉陵江东岸广元中子铺是较早的一处,碳14测年数据为距今6730~5730年。在其南、西的邓家坪、张家坡遗址,亦有距今5405~3995年的测年数据。这些遗址与营盘山遗址年代相近,文化因素亦有相同之处,如出土的石器都有着磨光、实用、小型化的共性;陶器一般带有原始性,器物口沿多有花边、锯齿等装饰风格。这意味着蚕丛族未在岷江上游建国之前,很可能游动于嘉陵江流域。从广元向西,有涪江流域的绵阳边堆山遗址,存在距今4775~3760年的测年数据。再向西,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距今4740～4075年,比边堆山略晚。最近岷江两岸发现许多4500年前的古城址,具代表性的“宝墩文化”,时代比三星堆第一期还早。这些考古发现,显示出蚕丛时代营盘山先民迁入平原的迹象。王仁湘等认为,三星堆第一期文化与广元几处遗址,明显是一脉相承的;其中陶器的好些特征,在中子铺等地遗存中也能找到相同或相似之处。这表明接近7000年前,蜀人首先从嘉陵江流域西迁;然后到达岷江和沱江、涪江流域。

蚕丛地域在岷江上游,依据主要是蚕陵一名。宋罗泌《路史·国名纪》:“蚕:蚕丛氏国。今彭之导江有蚕;而汉之蚕陵县,在翼之翼水县,西有蚕陵山。”但《路史·前纪·蜀山氏》:“蚕丛纵目,王瞿上。”罗苹注:“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蚕丛有都邑在成都平原,可能是后期的事。不过,唐《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等处。”汉元帝时博士褚少孙《补史记》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今四川西昌、云南大姚一带,距长安正有五千里之遥。

六、简单的结语

综合上述,大概蚕丛氏发迹于岷江上游今羌区,其族与古氐羌有关。首代蚕丛王开始聚合部落,以“蜀”为图腾,建立酋邦,时在公元前38世纪前后。当时主要经济手段仍为采集狩猎,工具多为石器,建筑石板砌的碉楼;进而在温暖河谷中试务农桑。后逐渐移向平原,开展养蚕业,倡导集市交易,奠定后来蚕市习俗。历时数百年后,因受外来入侵,遂向西南迁徙,其故地由柏灌氏所居,继续使用“蜀”的徽记。传说中的蚕丛纵目,习用石棺葬,是否为远古蚕丛氏之俗,尚须存疑;但肯定是氐类戈基人之俗,有羌族史诗为证。

冯广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源自：《文史杂志》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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