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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专家

对话郑永年:美国对华打“民主牌” 因为剩招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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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蓝色的冰 发表于: 2019-8-20 16:23:00|只看该作者

郑永年:“断水就能终结香港乱局”是“标题党”

源自:侠客岛

  标题党真可恶!郑永年老师从未说过什么“断水就能终结香港乱局”,侠客岛昨日采访文字说得非常明白。特此声明!

郑永年教授严正声明
  本人注意到,中国国内一些媒体今日中午编辑刊发了一条题为《郑永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断水就可终结香港乱局》的新闻。此标题严重歪曲了我本人接受人民日报“侠客岛”采访时的原意。在香港问题日益严峻的敏感时刻,这种”标题党”的做法严重侵犯了我本人的名誉权,并严重扭曲恶化了陆港两地民众的对立情绪,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媒体道德的堕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对个别媒体的恶劣做法,我本人表示强烈愤慨,并要求这些媒体必须删除此文,刊发道歉声明,消除恶劣影响。
  我本人保留对这些媒体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郑永年
  2019年8月20日

☆ 相关资讯
  侠客岛对话郑永年:香港风波将如何收尾?

  聚焦香港局势
39#
 蓝色的冰 发表于: 2019-8-20 15:23:00|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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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激进分子成不了大气候

源自:侠客岛微信公众号
原文标题:【解局】对话郑永年:香港风波将如何收尾?

  香港的风波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如何理解、看待这场运动?对它的评估和预测如何进行?最近,侠客岛跟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进行了一番对谈。以下是对话实录。

  :您如何看待近期香港风波中表现出来的“民意”?
  :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者说抗议,在大规模的参与者当中,很难说他们是铁板一块、或者说有“一揽子”的意见,这其中肯定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有不同的诉求、初衷和行为。如果光看媒体报道,是看不出来这一点的。应该说,香港这么多年来,社会运动是一个常见的综合现象。不能说全都是“港独”诉求,但“港独”一定存在;不全是暴力,但暴力行为也很突出。这方面的评估要客观。从学者的角度看,或者说从决策者的角度,要客观,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人。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香港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倾向暴力化,这个趋势要看到。参与暴力的人数也在增加。如果说早期运动的主力是“民主派”、是学生,现在的各方面人员也越来越复杂,外部因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可能存在暴力行为的是一小部分人,但是这部分人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不负责任,搞完破坏就跑,还穿戴了反侦察的装备。我们也看到,这两天,维持香港秩序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的确,之前在港澳办等部门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到,对参与运动的人群,是有分割、有分层的,比如被裹挟的、搞港独的、煽风点火的,等等。
  不过的确,街头运动或者说街头抗议,很容易走向激进化;在群体的运动中,往往平和的会被激进的代替,激进的会被更激进的代替,这也是很多前车之鉴所印证过的。如何看待这种激进化的倾向?
  :社会运动一旦发生,妥协的声音很容易被边缘化。在香港,这种激进似乎变成了一种“道德”,好像只要反共、反大陆,就是“好”的。这当然是有问题的。现在香港人忽视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是“爱港”?他们号称自己是“爱港”的。
  但是,在任何一个理性、法治的社会,行为都是要负责任的。任何社会运动都可能趋于激进化,但是如果“鼓动激进”这件事不用负责,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事情就很麻烦。香港就是如此。鼓动激进、破坏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持有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护照,随时有退路,可以出国、退出香港。也正是这帮人,挟持了大部分理性人。结果就是导致破坏香港的行为。为什么说“爱港”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李光耀在新加坡就强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你拿谁的护照?如果你拿外国护照,就不会从新加坡的利益出发。类似的机制,在香港不存在。
  所以就能看到非常奇怪的现象:警察抓了暴动分子,法官再把人放掉。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你知道自己杀了人可以随便跑掉,你杀人就没有顾忌;如果你知道自己杀了人要负责,才可能变得理性、克制自己的行为。
  现在的问题就是,香港没有这样的机制,你破坏社会、违反法律,却不用负责任,那当然法律就没有威慑力。或者说,也可能法律有威慑力,但是你可以随时退出香港,跑到国外,那“后顾之忧”也小。所以,一定要让更多的香港人意识到,这些激进者不代表香港利益,恰恰是在破坏、挟持香港的利益,进而图谋他们自己的利益。只有只能呆在这块土地上、这片土地就是最终利益的那些人才可能真正“爱港”。

  :如何判断这次外部势力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香港国际化程度这么高,又是前殖民地,外国势力当然广泛存在。外国势力肯定要干预香港发展的。同样可以比较前殖民地新加坡。新加坡也国际化,但是外国势力在这里活动,就要遵守新加坡法律。
  香港的问题关键恰恰在此:国际势力在香港不仅不用负责任,不受香港法律的约束,相反,可以左右香港司法、影响香港司法。这是非常严重的制度错位。大陆尊重一国两制,香港的司法权不在大陆手里;那,在香港人手里嘛?当然也没有。所以才有警队抓人、法官放人的局面反复出现。
  新加坡和香港以前都是英国殖民地,但是新加坡的司法体系经过了改造,代表现代新加坡的利益;香港呢?代表谁的利益?
  法治的确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核心话语,但它掌握在外国人、掌握在香港既得利益者手里。当年港英当局可以在发生暴动后抓人,现在为什么反而不行?就是制度错位了。一般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发起人,最常见就是把自己的行为道德化,凌驾于任何的司法和制度之上。要求保护自己的时候,就说司法很重要;要去破坏法律的时候,司法就不重要。

  :是的,很双标。比如说占领机场、破坏交通,在香港的公安条例中是非常明确的暴动罪,在这些示威者嘴里就是“违法达义”,或者辩称自己只是去散步、而不是非法集会。
  要求法律不追究自己暴动、要求警察保护自己安全的时候,好像又想起来有司法这回事儿了。
  :说到底,这帮人有法律概念吗?没有。对自己有利了,法律就是保护自己的工具;法律是自身行为障碍的时候,就去破坏掉。所以,在香港,现在没有真正的“主体”能执行香港的法治。法不责众嘛。这样一来,法律就没用了。比较其他国家、欧美国家呢?
  发生这种情况,早就抓起来了,法律都有,早就被执行了嘛。所有的香港人都知道,国际媒体也知道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为什么没有人去执行呢?因为没有真正从香港利益出发的“主体”。每一种利益都为自己所图。这样下去,香港的法治要完蛋。法治本身就存在一个“信誉”问题,大家都这样做还能不被追究,法治就垮掉了。

  :您反复所言的香港“主体”到底是指什么?
  :把港澳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清楚。澳门也是既得利益轮流执政,但这个既得利益是负责的。香港的既得利益也很明确,但制度安排不是这样。
  香港的既得利益不用负责任,光落好处,包括他们控制下的媒体。为什么首任特首的公屋计划被反对?因为如果公共住房起来了就影响地产价格。
  我觉得,香港的既得利益、香港的贫富分化,光从土地这一块,就能看出新加坡和香港的分别。
  新加坡土地公有,80%的人住在公屋里,所以在新加坡,国家就是既得利益。国家的好处可以分给你;但香港的是私人的,私人的好处不会分给你。内地有“主体”在,香港没有主体。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说“双普选”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真正能代表香港利益的港人是谁?肯定不是拿着很多本护照、可进可退、没有认同感的人。现在真正爱港的人声音发不出来。所以说,香港的政治改革要重新设计,不是“民主派”说的“双普选”就能立即决问题。现在局势下,“双普选”可能更有利于外国利益,或者变成台湾那样不死不活的样子。这就是本质。
  2014年的时候,既然可以阶段性推进普选,为什么泛民直接否决了政改方案?不仅是他们要求表面上的“一步到位”,更多是利益考量。没有治港主体的情况下,就可以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研究香港不要光看这些人说什么,喊什么口号,关键看他们的利益分布在哪里。你去看看,香港航空公司有多少的外国利益在里面?大家都为利益说话。

  :嗯,这次风波以来,内地的媒体自媒体挺多分析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是港媒谈的不多。当然,更直接的表现是认同问题,大量分离主义、港独的东西出来。
  :基本上主体是97以后出生的那批人。以前我们说殖民地的教育,现在回头看,殖民地教育在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
  以前香港的“民主派”还反对港英,现在他们几乎把内地看成另一个港英当局了。这是个严重的认同问题。
  老一辈香港人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对中国有认同感;现在没有了,这是政治认同的问题,甚至走向了反向政治认同、“逆向种族主义”,要跟中国切割开来。当年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早期是为了争取更多人,认为港人还是认同香港利益的,也认同国家,不过观点不同罢了。现在看,这些人是否还称得上“港人”?
  现在的港人不是原来的港人了。原来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既有对香港的认同、也有对中国的认同。现在我们大可以怀疑,如果没有对中国的认同,是否还有对香港的认同?因为这些人“可进可退”,就可能变成职业的破坏者。以前回归的时候,港英当局发了多少英国的护照?多少乱港头子拿着这样的护照?他们对香港的认同是虚假的,不是为了香港好起来,只是表面上喊着“捍卫香港”的口号。如果运动仅仅是暴力的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暴力的基础是认同的话,就很难解。所以我们说,97年是香港的“第一次回归”,此次风波之后,要完成认同上的“二次回归”。

  :有声音说香港已经变成中美贸易战博弈的棋子。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这不可怕。第一,中国不会妥协。中国不会因为经贸损害自己的主权利益,不会妥协,也不能妥协。
  第二,香港作为经贸中心、金融中心,符合中西方利益。西方、英国、美国会放弃香港的利益吗?不会的,赶都赶不走。这对中国有利,也对西方有利。
  香港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央政府还是想维持一国两制,还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西方如果想在这里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不可能的,可能变成一国一制。西方如果聪明,还是会计算一下得失的。
  第三,中国本身已经将变成最大市场,有能力消化香港的问题。即便是你西方走了,也可以。

  :您如何判断这场运动的收尾?
  :从整体来说,香港这些人成不了气候。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他就说,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因为新加坡人很敏感,马来西亚不给喝水就麻烦。
  这当然是玩笑说法。实际上,香港有很多制约,大部分人也知道自己跟内地分不开。但是少数激进的人利用了国际化的便利。
  这些激进分子成不了大气候。特朗普也看着的,说自行解决就可以了。中国的利益就是要香港稳定,但香港对中国的整体利益没什么多大影响。对于香港人来说,这就是切身利益了。任何的社会运动都有高潮、有低潮,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死磕派”。我个人觉得,香港的运动本身会趋向下行,就是辛苦了香港的警察。
  所以香港老百姓,真正爱港的人应该有权利保护自己,让香港免遭破坏。地方的居民当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破坏我的利益,我难道就没有权利保护我的?讲不通的。大家都反对暴力,但是你用暴力破坏我的利益时候,我当然也有权利反对。因此,要动员真正爱护香港的人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这帮人破坏自己的利益。天底下没有说你能暴力我不能暴力的道理。
  大家大可以耐心一点。要让大家看清,真正爱港,就必须爱国,因为这才是看清了香港的利益在哪儿。现在香港人都被激进的人裹挟了。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38#
 清魂二畔 发表于: 2019-8-19 21:37:44|只看该作者

香港已变成中美贸易战博弈的棋子?郑永年这样说

源自:侠客岛
原文标题:[解局]对话郑永年:香港风波将如何收尾?

[侠客岛按]
  香港的风波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如何理解、看待这场运动?对它的评估和预测如何进行?
  最近,我们跟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进行了一番对谈。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1、侠客岛:您如何看待近期香港风波中表现出来的“民意”?
  郑永年: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者说抗议,在大规模的参与者当中,很难说他们是铁板一块、或者说有“一揽子”的意见,这其中肯定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有不同的诉求、初衷和行为。如果光看媒体报道,是看不出来这一点的。
  应该说,香港这么多年来,社会运动是一个常见的综合现象。不能说全都是“港独”诉求,但“港独”一定存在;不全是暴力,但暴力行为也很突出。这方面的评估要客观。从学者的角度看,或者说从决策者的角度,要客观,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人。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香港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倾向暴力化,这个趋势要看到。参与暴力的人数也在增加。如果说早期运动的主力是“民主派”、是学生,现在的各方面人员也越来越复杂,外部因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可能存在暴力行为的是一小部分人,但是这部分人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不负责任,搞完破坏就跑,还穿戴了反侦察的装备。我们也看到,这两天,维持香港秩序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2、侠客岛:的确,之前在港澳办等部门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到,对参与运动的人群,是有分割、有分层的,比如被裹挟的、搞港独的、煽风点火的,等等。
  不过的确,街头运动或者说街头抗议,很容易走向激进化;在群体的运动中,往往平和的会被激进的代替,激进的会被更激进的代替,这也是很多前车之鉴所印证过的。如何看待这种激进化的倾向?
  郑永年:社会运动一旦发生,妥协的声音很容易被边缘化。在香港,这种激进似乎变成了一种“道德”,好像只要反共、反大陆,就是“好”的。
  这当然是有问题的。现在香港人忽视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是“爱港”?他们号称自己是“爱港”的。
  但是,在任何一个理性、法治的社会,行为都是要负责任的。任何社会运动都可能趋于激进化,但是如果“鼓动激进”这件事不用负责,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事情就很麻烦。
  香港就是如此。鼓动激进、破坏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持有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护照,随时有退路,可以出国、退出香港。也正是这帮人,挟持了大部分理性人。结果就是导致破坏香港的行为。
  为什么说“爱港”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李光耀在新加坡就强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你拿谁的护照?如果你拿外国护照,就不会从新加坡的利益出发。类似的机制,在香港不存在。
  所以就能看到非常奇怪的现象:警察抓了暴动分子,法官再把人放掉。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你知道自己杀了人可以随便跑掉,你杀人就没有顾忌;如果你知道自己杀了人要负责,才可能变得理性、克制自己的行为。
  现在的问题就是,香港没有这样的机制,你破坏社会、违反法律,却不用负责任,那当然法律就没有威慑力。或者说,也可能法律有威慑力,但是你可以随时退出香港,跑到国外,那“后顾之忧”也小。
  所以,一定要让更多的香港人意识到,这些激进者不代表香港利益,恰恰是在破坏、挟持香港的利益,进而图谋他们自己的利益。只有只能呆在这块土地上、这片土地就是最终利益的那些人才可能真正“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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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侠客岛:如何判断这次外部势力在香港扮演的角色?
  郑永年:香港国际化程度这么高,又是前殖民地,外国势力当然广泛存在。外国势力肯定要干预香港发展的。同样可以比较前殖民地新加坡。新加坡也国际化,但是外国势力在这里活动,就要遵守新加坡法律。
  香港的问题关键恰恰在此:国际势力在香港不仅不用负责任,不受香港法律的约束,相反,可以左右香港司法、影响香港司法。
  这是非常严重的制度错位。大陆尊重一国两制,香港的司法权不在大陆手里;那,在香港人手里嘛?当然也没有。所以才有警队抓人、法官放人的局面反复出现。
  新加坡和香港以前都是英国殖民地,但是新加坡的司法体系经过了改造,代表现代新加坡的利益;香港呢?代表谁的利益?
  法治的确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核心话语,但它掌握在外国人、掌握在香港既得利益者手里。当年港英当局可以在发生暴动后抓人,现在为什么反而不行?就是制度错位了。
  一般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发起人,最常见就是把自己的行为道德化,凌驾于任何的司法和制度之上。要求保护自己的时候,就说司法很重要;要去破坏法律的时候,司法就不重要。

4、侠客岛:是的,很双标。比如说占领机场、破坏交通,在香港的公安条例中是非常明确的暴动罪,在这些示威者嘴里就是“违法达义”,或者辩称自己只是去散步、而不是非法集会。
  要求法律不追究自己暴动、要求警察保护自己安全的时候,好像又想起来有司法这回事儿了。
  郑永年:说到底,这帮人有法律概念吗?没有。对自己有利了,法律就是保护自己的工具;法律是自身行为障碍的时候,就去破坏掉。
  所以,在香港,现在没有真正的“主体”能执行香港的法治。法不责众嘛。这样一来,法律就没用了。比较其他国家、欧美国家呢?
  发生这种情况,早就抓起来了,法律都有,早就被执行了嘛。所有的香港人都知道,国际媒体也知道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为什么没有人去执行呢?
  因为没有真正从香港利益出发的“主体”。每一种利益都为自己所图。这样下去,香港的法治要完蛋。法治本身就存在一个“信誉”问题,大家都这样做还能不被追究,法治就垮掉了。
香港示威活动中的“洋教官”

5、侠客岛:您反复所言的香港“主体”到底是指什么?
  郑永年:把港澳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就可以看清楚。澳门也是既得利益轮流执政,但这个既得利益是负责的。香港的既得利益也很明确,但制度安排不是这样。
  香港的既得利益不用负责任,光落好处,包括他们控制下的媒体。为什么首任特首的公屋计划被反对?因为如果公共住房起来了就影响地产价格。
  我觉得,香港的既得利益、香港的贫富分化,光从土地这一块,就能看出新加坡和香港的分别。
  新加坡土地公有,80%的人住在公屋里,所以在新加坡,国家就是既得利益。国家的好处可以分给你;但香港的是私人的,私人的好处不会分给你。
  内地有“主体”在,香港没有主体。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说“双普选”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真正能代表香港利益的港人是谁?肯定不是拿着很多本护照、可进可退、没有认同感的人。现在真正爱港的人声音发不出来。
  所以说,香港的政治改革要重新设计,不是“民主派”说的“双普选”就能立即决问题。现在局势下,“双普选”可能更有利于外国利益,或者变成台湾那样不死不活的样子。这就是本质。
  2014年的时候,既然可以阶段性推进普选,为什么泛民直接否决了政改方案?不仅是他们要求表面上的“一步到位”,更多是利益考量。没有治港主体的情况下,就可以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
  因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研究香港不要光看这些人说什么,喊什么口号,关键看他们的利益分布在哪里。你去看看,香港航空公司有多少的外国利益在里面?大家都为利益说话。

6、侠客岛:嗯,这次风波以来,内地的媒体自媒体挺多分析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是港媒谈的不多。当然,更直接的表现是认同问题,大量分离主义、港独的东西出来。
  郑永年:基本上主体是97以后出生的那批人。以前我们说殖民地的教育,现在回头看,殖民地教育在回归之后变得更厉害了。
  以前香港的“民主派”还反对港英,现在他们几乎把内地看成另一个港英当局了。这是个严重的认同问题。
  老一辈香港人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对中国有认同感;现在没有了,这是政治认同的问题,甚至走向了反向政治认同、“逆向种族主义”,要跟中国切割开来。
  当年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早期是为了争取更多人,认为港人还是认同香港利益的,也认同国家,不过观点不同罢了。现在看,这些人是否还称得上“港人”?
  现在的港人不是原来的港人了。原来是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既有对香港的认同、也有对中国的认同。现在我们大可以怀疑,如果没有对中国的认同,是否还有对香港的认同?
  因为这些人“可进可退”,就可能变成职业的破坏者。以前回归的时候,港英当局发了多少英国的护照?多少乱港头子拿着这样的护照?他们对香港的认同是虚假的,不是为了香港好起来,只是表面上喊着“捍卫香港”的口号。
  如果运动仅仅是暴力的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暴力的基础是认同的话,就很难解。所以我们说,97年是香港的“第一次回归”,此次风波之后,要完成认同上的“二次回归”。

7、侠客岛:有声音说香港已经变成中美贸易战博弈的棋子。如何看待这种声音?
  郑永年:这不可怕。第一,中国不会妥协。中国不会因为经贸损害自己的主权利益,不会妥协,也不能妥协。
  第二,香港作为经贸中心、金融中心,符合中西方利益。西方、英国、美国会放弃香港的利益吗?不会的,赶都赶不走。这对中国有利,也对西方有利。
  香港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央政府还是想维持一国两制,还是非常克制的。但是西方如果想在这里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不可能的,可能变成一国一制。西方如果聪明,还是会计算一下得失的。
  第三,中国本身已经将变成最大市场,有能力消化香港的问题。即便是你西方走了,也可以。

8、侠客岛:您如何判断这场运动的收尾?
  郑永年:从整体来说,香港这些人成不了气候。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他就说,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因为新加坡人很敏感,马来西亚不给喝水就麻烦。
  这当然是玩笑说法。实际上,香港有很多制约,大部分人也知道自己跟内地分不开。但是少数激进的人利用了国际化的便利。
  这些激进分子成不了大气候。特朗普也看着的,说自行解决就可以了。中国的利益就是要香港稳定,但香港对中国的整体利益没什么多大影响。对于香港人来说,这就是切身利益了。
  任何的社会运动都有高潮、有低潮,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死磕派”。我个人觉得,香港的运动本身会趋向下行,就是辛苦了香港的警察。
  所以香港老百姓,真正爱港的人应该有权利保护自己,让香港免遭破坏。地方的居民当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你可以破坏我的利益,我难道就没有权利保护我的?讲不通的。大家都反对暴力,但是你用暴力破坏我的利益时候,我当然也有权利反对。
  因此,要动员真正爱护香港的人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这帮人破坏自己的利益。天底下没有说你能暴力我不能暴力的道理。
  大家大可以耐心一点。要让大家看清,真正爱港,就必须爱国,因为这才是看清了香港的利益在哪儿。现在香港人都被激进的人裹挟了。
周六,香港市民在添马公园举行“反暴力,救香港”集会,参加人数超10万
  中美双方同意重启经贸磋商聚焦香港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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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天方 发表于: 2019-7-14 21:37:47|只看该作者

郑永年:房改医改教改“新三座大山”可能更大了

源自:侠客岛
原文标题:[岛读]郑永年:哄抢蛋糕的时代远未到来

  [侠客岛按]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是岛上出的新书里的。
  虽然免不了推销之嫌,但是文章内容还是很有料的。对当下的一些现象,会有不错的解释力,至少在岛叔当时的对谈当中,觉得还是非常具有现实穿透力的。
  周末愉快。
  1。侠客岛-公子无忌:之前您说中等收入群体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稳定,对走向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这是很长远的事。其实这些也都是大家直接关心的话题,大家都关注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变化,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公平正义,不抽象,都是具象的。
  如果可以在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真的找到突破口,我想对中国的未来发展的稳定性、或者说推动性可能会更强,大家获得感也更强。
  郑永年:那当然。房市和股市,我听别人说笑话,“房子是用来炒的,股市是用来住的”。其实这是相关的。如果股市不行,房市肯定也不好。
  改革开放40多年,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虽然中等收入群体比较小,但也有30%左右了;这些人的钱都去哪里了呢?现在都在房市。
  一去房市,对社会破坏太厉害。穷人还能买得起房吗?不啃老啃谁?西方一两百年走到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中国20年就走完了。别人150年发展到现在的程度,那是几代人?20年是几代人?就是这个道理。
  哪个国家的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爆发问题,哪个国家的社会就不稳定。这是一定的,百分百。因为这都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在中国却过分商业化、资本化了。
  反过来讲,要做好房市,前提是把股市做起来。如果股市起不来,钱还是流向房市,怎么压都没用的。为什么股市做不起来?还是对未来没信心,不想投向经济领域,觉得房子是实体,拿着还能抵御通货膨胀。
  你不能说他们错,买房的人有自己的理性。而要把钱导向股市,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让投资者对未来有信心,要有前面我们聊的法治,能保护他们的财产。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投资空间还不够,这方面有缺陷,但我们没有好好反思。
  讨论国企改革、国进民退,一个问题被忽视了:国有企业占用了太多的经济空间。以前有政策说民企可以投资军工领域,落实了吗?
  国有企业要控制命脉、控制关键领域,这没问题,但必须让渡更多的空间让民营企业投资。如果国内不给空间,民营资本就要走出去的嘛,资本流到外面又反过来对国内不利。
  所以要想想看,为什么会出现资本外流的现象,源头还是在国内。
  另外,现在也没有规定哪些空间民营企业不可以做。按理说“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都可以做,但现实也没实现。
  我们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没有把它归整起来,也没有落实下去。一旦民企境况不好,国家的税基也就小了,所以“民退”之后就还有“国退”。
  2。侠客岛-公子无忌:所以说,其实在您看来,应该是把做大做强中等收入群体、或者社会改革这一块更多地放入议事日程?
  郑永年:经济发展是第一位,但同步的社会改革不能停步,一定要提上议程。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以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社保、低保的整体网络都建起来了,但是推进不够。
  房改、医改、教改,越改越乱,“新三座大山”不仅没有减轻,可能“山”更大了。这是很危险的,各国都有经验。
  这些问题是谁的责任呢?谁应该负责解决?资本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主体。
  刚才也说企业家确实在做好多事情,慈善、教育、医疗,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但光靠资本解决不了整个社会的问题。
  要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只能通过政府作用。现在西方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建立有效的政府?他们没有有效的政府,就像福山说的,陷入互相否决的循环。这就是悖论。
  所以现在西方出现大规模的民粹主义思潮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过惯常的政治运行方式组织不了有效政府。
  像特朗普这样依靠民粹思潮上台之后,很多政策不通过政府组织议程,很多事情直接去做,跳过议会,对制度破坏也很厉害。这是西方的问题。
  另外,西方的福利政策也过度了。“养惯了”,再改成“政府不养你了”就很难,所以还得继续养下去。但钱哪来呢?
  以前政府有经济主权的时候,可以向资本征税;全球化之后,如果向资本征税,资本、富人就跑了。像以前的法国总理一上来就搞征税,巴黎的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
  资本可以流动,所以加高税很难,那征谁的税呢?就征中等收入群体的税,穷人没得征嘛。中等收入群体本来就负担重,还要被压迫。
  西方社会现在陷入动荡,根源道理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得做出基础性、本质性的改变,说实话怎么改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光是经济失衡,经济和政治都失衡。
  欧洲现在有很多零星的、理想化的措施提出来,比如一人发一份工资,等等,但实现起来很有难度。
  这涉及下一步西方如何转型的问题,核心是怎么消化大众民主、一人一票制度下造成的党争局面。但无论如何,民粹主义肯定不是解决方法,对建立有效政府没什么帮助。
  3。侠客岛-公子无忌:所以无论是您前面说做大中等收入群体,还是创造更多空间、改革从做加法开始,其实都是一个结论:当下的中国还是要更多地思考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
  我们还远远没有到只争论如何分蛋糕的阶段,应该有这个共识,是这个意思吧?
  郑永年:想想看,中国现在人均GDP连1万美金都不到。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即便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到2035年,人均GDP依然会排在“亚洲四小龙”后头,在东亚经济体里面还是垫底。
  台湾现在人均超过2.5万美元,我们努努力,2020年差不多10000~12000美元,接下去经济怎么走?很艰巨的啊,人均1万多美元的差距再怎么拉近?
  所以现在还远远不到斗来斗去的阶段。蛋糕还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做,现在大家就哄抢,那怎么行?
  前面聊到,一个国家富起来不容易,穷下去很快的。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尽管大,世界第二,但是人口多啊,现在就分蛋糕,分不了多少的。
  真的进入那种阶段,现在手里有蛋糕的人就跑到国外去了。不是已经那么多移民了吗?富人才能移。你以为自己能抢到多少?还不是平民之间的争斗。
  所以,关键问题是要把有蛋糕的人留住、把能做大蛋糕的人留住。让这些人继续做蛋糕,普通人还能继续分到;做蛋糕的人提着蛋糕走了,就又是以前的老路。
  采写/公子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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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思泉涌 发表于: 2019-6-19 17:06:58|只看该作者

郑永年:美发起经济战 中国想回避也很难只有迎战

源自:参考消息
原文标题:郑永年文章:中国以更开放应对美“经济战”

  参考消息网6月19日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6月18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的文章称,中国在以全方位、更大规模、更深刻的开放政策应对美国对华经济战,美国无法将中国孤立起来。文章摘编如下:
  很多美国社会精英提倡通过与中国进行“经济战”的方式,拖慢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如今,中美两国尽管进行着“贸易战”,但贸易战仅仅是一个名义而已,从实际层面来看,两国之间所进行的早已超越了贸易范畴,还包括商贸、投资、知识产权、技术等方面,可以说是已经拉开了要进行全面经济战的架势。
  一旦美国感觉到某一领域被(或者要被)其他国家超越时,就会毫不留情地想通过贸易战来精准打击和解决问题,甚至对自己的盟友也不例外。今天美国打压华为公司的手段和它以前打压德国、法国和日本公司的手段没有多少差别。
  现在轮到中国来应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了。
  中国需要回应,也必须回应,但回应的方法必须得当。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一条通过内部资本积累的内发型现代化道路。直到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后,中国才改变了这种情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就开放政策达成了广泛共识,即封闭走向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这个共识到今天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当美国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时候,中国领导层一再表示要坚持开放政策,并且开始了新一波更具深度的开放政策实践。
  也就是说,中国在以全方位、更大规模、更深刻的开放政策迎战美国的对华经济战。
  今天的经济战所竞争的是谁更开放,看谁能够通过开放政策吸引到最优质的经济技术资源,从而提高和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追赶或者保持经济的领先地位。
  从世界经济史经验来看,只要一个国家本身是开放的,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把这个国家孤立起来。同样,只要中国本身是开放的,资本的逻辑决定了中国是不可以被孤立的。美国经济之所以强大,原因之一在于美国的消费市场。这一逻辑也适用于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内部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70%。
  尽管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小于美国,但其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中国拥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大市场。美国的商品需要市场,美国的技术也需要市场,没有人乐意放弃中国市场。即使美国的资本因为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那么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呢?美国是否有能力施压所有西方国家放弃中国市场呢?
  再者,美国企业如果放弃中国市场就会增加自己的成本,导致投资的减少,最终导致企业的衰落。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中国越开放,美国的贸易战就越难打下去。
  在国际舞台上,各国面临着现存多边主义组织解体的危机,尤其是那些美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美国纷纷“退群”,转向了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不过,对所有其他较小国家来说,包括欧盟成员国、日本和东盟国家等,仍然需要通过多边主义机构和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个方面也是中国可以加以努力的。中国可以加快加入一些区域多边主义组织,比如没有美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时中国可以创建新的多边主义机构,类似亚投行,尽量把美国的盟友也包括进来。
  既然美国向中国发起了经济战,中国即使想回避也很难,只有迎战。
  第十一轮经贸磋商结束后 中美相互加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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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头 发表于: 2019-6-5 14:38:00|只看该作者

郑永年:美国没能力办法改变中国 也无法围堵中国

源自:参考消息
原文标题:郑永年:美国无力改变与围堵中国

  参考消息网6月5日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6月4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的文章《中美关系的未来》称,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
  文章称,如果说前些年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近来随着两国之间贸易战不断恶化,人们思考的问题不再是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这个陷阱到底是怎样的。
  文章指出,如果把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贸易冲突,就会太过于简单。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至少存在三个“战场”:一、特朗普及其团队中的一些贸易官员侧重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贸易公平、规则等;二、美国国会主导的技术冷战,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可弥合的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三、安全和军工系统试图把中美关系引向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即美苏那样的冷战。
  文章认为,就大国关系来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历史节点的必然产物。贸易战不是两国冲突的终点,而是不同形式冲突的起点(或者导火索)。
  文章指出,一个简单的现实是,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消化能力,除非两国贸易突然脱钩,否则不会对两国的经济产生即时的巨大影响。这种情况表现在两国谈判上,就是谁也不会向对方给予过多的让步。今天,中美贸易谈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纯贸易问题,而演变成了力量的较量。
  文章认为,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其他方面的冲突,这些其实仅仅是中美关系的表象。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从来就不是这些所决定的。就其本质而言,美国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其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或者人们传统上所说的“霸权”地位。
  文章称,贸易战对中美两大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热战则非两国的理性选择,唯一可行的便是技术冷战,或者美国一些人所说的“经济战”。但在两个深度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经济战,除了两败俱伤之外,并不能出现一个明确的赢家。一个孤立的美国打不了“经济战”,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就同样要结成国际联盟来排斥中国。不过,现实的情况是,美国可以在本土市场以“国家安全”或者“国家利益”的名义来排斥中国,甚至美国的一些同盟因为受美国的压力也可以排斥中国,但美国没有任何可能把中国挤出世界市场。
  文章指出,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本身需要继续开放。而这也是这几年来中国所做的努力。中国不仅承诺更大的开放政策,而且在政策实践层面在加大、加深开放程度。在世界经济层面,中国更是在实行大规模的“走出去”计划,包括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和世界的深度融合,而非相反。
  文章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冷战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会”,是中国技术创新的机会。正如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所表明的,在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的技术远远领先西方。西方只是在近几百年里大大超越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今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数十年之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科技知识,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更有成为最大的创新市场的潜力。
  并且,只要继续开放,西方政府很难完全阻止科技知识的流传。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更是意味着西方技术发明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比例上小于美国,但中产阶层的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能力,没有资本乐意放弃中国市场。
  文章指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加快“走出去”,而美国也很难再次走向“孤立”,因此,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迎面相撞实为必然。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即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都具有开放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而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是选择问题,一些国家和美国交往多一些,另一些国家和中国交往多一些,更多的国家则是两边都交往,以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第十一轮经贸磋商结束后 中美相互加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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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桑花 发表于: 2019-5-19 20:07:27|只看该作者

郑永年:“文明冲突论”为什么是错误的?

源自:侠客岛
原文标题:[岛读]郑永年:“文明冲突论”为什么是错误的?
⊙记者:独孤九段、公子无忌

  这边厢的北京,中国主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探讨了文明交流互鉴之道。而在不久前的大洋彼岸,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的一席话,让“文明冲突论”又火了起来。
  这位女士在华盛顿一论坛上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称:“这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她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美国媒体和网民纷纷表示这是“种族主义”言论。讽刺的是,斯金纳本人是非洲裔美国人,竟然忘记了自己也是“非白人”。

注:Caucasian意思是“白种人”或“高加索人”  120806r7xxjycirel4r4ie.jpg  保存到相册

  不同文明之间到底是注定冲突?还是有另一条道路可走?
  侠客岛刚好见到了在北京参加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岛叔请郑老师吃了顿便饭,转达了岛友的问候。席间的话题很丰富,岛叔把涉及“文明冲突论”的文字做了整理,也添加了部分当天下午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对郑老师的采访内容。
  一起来看。


伪命题
  这两天“文明冲突”话题又热了起来,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两个文明从来不会冲突,都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文明的旗号发生冲突。
  欧洲大规模的冲突,都是他们自己文明内部的冲突。一战、二战不都是西方同一个文明、同一个文化里的冲突吗?比不同文明间的战争要厉害得多。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真正的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
  亚洲的例子更为明显。你看东南亚,不同的文明类型都有(侠客岛按: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属于佛教文化;越南和新加坡主要是儒释道文化;印尼、马来西亚、文莱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菲律宾和东帝汶则为天主教文化),但东南亚基本上没爆发过什么大的冲突。
  即便是二战时日本的侵略,也不能说是文明的冲突。本质上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利益冲突,而非所谓的文明冲突,都是具体的既得利益集团“挟持”着文明,与别人发生冲突。
  况且,就算亚洲这些文明之间爆发冲突,也没出现过西方十字军东征那种大规模的冲突。但十字军东征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基督教文明跟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背后还是西方统治集团为了财富、地盘等等利益,打着宗教、文明的旗号发起的战争。

  十字军东征发生于1096-1291年,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支持下,西欧封建领主和骑士对阿拉伯穆斯林所在的地中海东岸国家发动战争,前后共计9次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冲突论”当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当年亨廷顿把这个理论抛出来后,学术上没多少人认同的。经验证据证明不了他的结论,反而都是证明他错的。
  但他的理论比较吸引眼球,尤其在“9·11”发生,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兴起之后,文明冲突论更是一下火了。但话说回来,ISIS(伊斯兰国)就能代表整个穆斯林人民吗?能代表整个伊斯兰文明吗?显然不能。任何一个主义走到原教旨的极端,都会产生冲突,但这不是文明、主义本身的冲突,而是被人利用来制造冲突。
  那么亨廷顿当时提出“文明冲突论”有什么考量呢?他是担心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和凝聚问题。
  这一点不仅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有所体现,更明显的是在其后出版的《我们是谁?》里,亨廷顿非常担心美国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数量的减少。
  非洲裔、西班牙裔、亚裔人口数量不断增多,使得美国本土的白人要成为少数了。因此他焦虑地问:我们是谁?他发现未来的危机可能不在国与国之间,而在一国之内的不同族裔、不同文化间,因此他的问题意识要求他自然把视野提高到了文明的角度。
  但亨廷顿所面临的情况,其实在西方早期的历史中也出现过。中世纪西方就是一个宗教文明。宗教文明就是以宗教为单元,民族国家并不重要。
  我的身份是宗教上的,可能不同教派的不同分支的认同,比民族、国家层面的认同感要强得多。当宗教时代过去后,欧洲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国家利益、民族认同才变为最主要的认同。
  而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某种意义上是想把分析框架拉回到之前的宗教时代上去。只不过他又包装了一些不是那么“宗教”的新成分,比如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因素也加进来了。
  而且,如果用宗教文明的范畴来套中国的话,又会出现问题。中国不是一个宗教文明,中国是个世俗文明。中华文明讲究和而不同。在中国,有文明产生以后,都是把其他的文明吸收消化进来,和平共处。

优劣?
  “文明冲突论”的背后,其实暗含着文明优越性。我这个民族的文明优于你,我的文明是普世的,大家必须接受。你的文明是劣等的、野蛮的,应该被淘汰,这才会起冲突。如果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它根本就不存在冲突。
  事实上,只有西方人才有“我是谁”──所谓认同的问题。因为你一讲到“我是谁”,就要问“你是谁”。中华文明没有这个问题,中华文明叫:有教无类。中华文明语境里,一个人“文明”不“文明”,就看他有没有受过教育。
  中华文明里从来没有种族、种性的概念,没有用严格的等级高低区分人,即使“夷夏之辨”也仅是文化教育意义上的区分。人只分为两类:受过社会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叫有教无类。
  只有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曾短暂出现过南人、北人、色目人、蒙古人的等级制度,中华文明原来的传统里面根本没有这个东西。这样的一种人种学上的等级思想,到了近代受达尔文主义影响,又死灰复燃。
  等运用到种族学说中去以后,就变成了希特勒所谓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的说辞。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难以发生的。
  其实西方殖民主义都出现了这种问题,他们跑到东南亚,把人看成动物一样。西方有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就是不把人当人看,殖民时代的黑奴贸易也是如此。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有家丁、家仆、家奴,但始终没有出现西方历史中的奴隶阶层。

1769年,美国一个黑人奴隶拍卖会的广告  120806avkwqe24kew8lvtj.jpg  保存到相册

◇ 对话
  “对话”本来就是文明的起源。你去看古希腊文明,如果没有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对话,哪来的文明?中国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哪有中华文明?
  所以,对话是文明的起源,也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就像一条河流,你封闭状态下总有一天要干枯的,不管你原先怎么强大。如果你是开放的,跟其他的河流都是打通的,那么你永远会生生不息。
  对于亚洲来说,亚洲文明对话,我想亚洲各个国家有这种需要已经很多年了。近几十年来,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然而长期以来,却没有西方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我们亚洲现象。
  同时,我们也还没有形成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亚洲秩序。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没有亚洲自己主导的秩序,外来国家、外来势力很容易对亚洲分而治之。
  那么,这种秩序怎么建立?怎么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亚洲国家群策群力,达成共识。共识哪来?需要商量、对话,包括文明对话。
  这是因为,文明是更深层次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一定要有它的文明性。
  中国这几年提“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更为重要、更为基础。制度从哪来,还是从文化演变过来。道路如果偏离自己的文化,不就走偏了吗?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还叫理论自信吗?理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所以文化自信很重要。
  不符合本国文明的东西可以从天上掉下来,但是没有生存能力。很多国家都做过这种试验,搬一套全新的制度进来,但生存不下去。所以任何的政治经济都要符合它的文明。因为,文明、文化才是持久性的。
  还有一点,亚洲文明之间要对话,也要有全球视野。这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除了邀请亚洲国家,还请了希腊、俄罗斯、拉美等国家的嘉宾,充分体现了对话的开放性。
  亚洲的秩序肯定是开放的秩序。因为亚洲的发展过程,本来就没有跟世界分开过。西方的发展也没有同亚洲分开过,希腊总统这次还讲他们要向东看、向东方学习。所以,文明交流不是封闭的、不是单向的,要放眼全世界。

5月15日,“亚洲文化嘉年华”在“鸟巢”举行  120806agiq6zzqoooglvkp.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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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信仰 发表于: 2019-5-15 13:07:02|只看该作者

郑永年:“一带一路”的开放会化解针对它的敌意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专访|郑永年:“一带一路”的开放会化解针对它的敌意

  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随着大会的举行,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又再次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5月9日,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推动“一带一路”“文明之路”建设的一次积极尝试。“一带一路”既是一条发展繁荣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融之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仅是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文明交流的大动脉。这次文明对话的盛会将进一步丰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理念,谱写“一带一路”合作新的篇章。
  在上月底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包括中国在内,3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共40位领导人出席圆桌峰会。来自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参加了论坛。高峰论坛共达成6大类283项务实成果。
  显然,无论在人文交流还是经贸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了国际认可的公共产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就指出,现在“一带一路”在很多国家已经铺开了,也得到了很多反馈,接下去的方向就是如何做得更快更好、更具可持续性。
  截至目前,已有127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此前就总结道,六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完成立柱架梁的总体布局,下一步我们将完善和扩充“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务实合作架构,确保已签署的合作文件渗透落实到具体项目中。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作为公共产品对中国及相关国家的意义,未来在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具体过程中如何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又该如何应对可能面临的竞争和个别国家的抹黑攻击?郑永年在专访中谈了他的看法。以下为专访实录。

“一带一路”的初心是什么?
  澎湃新闻:您认为我们可以如何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郑永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中国自己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过程,这个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模仿与参考,倡议是长期的,所以认识本身有一个过程;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第三,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之也有个认识过程。这三个层面是互动的。中国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现在认识上不断在进步,一方面是根据实践来调整,另一方面是根据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来调整和改进。一些想法已经转化成政策和行动。“一带一路”现在在很多国家已经铺开了,也得到了很多反馈,接下去的方向就是如何做得更快更好、更具可持续性。
  澎湃新闻: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能如何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郑永年: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一定要流动。否则哪会有经济全球化?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打开大门,相当于其他国家来参与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走出去就是参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资本加上产能,加上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这三者构成走出去的强大动力,走出去是为了国内。中国这几年一直在减产能,但是光有国内减不够,还要输出产能。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的产能,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了,但周边国家还是贫困,那将永远不会安宁。就像一个国家要稳定贫富差距就不能太大,国际社会也是一样。“一带一路”的初心最主要是为了我们国内的可持续的发展。
  同时,“一带一路”是双向的,既有走出去也要走进来,走进来就表示我们会更开放。中国人大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建设大湾区、自贸港就是为了更加开放。现阶段中国发展需要更高端的开放。

开放姿态下的经济竞争无需担忧
  澎湃新闻:您觉得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印度、日本,各自的角色是什么?
  郑永年:“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尽管中国扮演着“一带一路”的重要角色,但不是一个主导角色,还是双方、多方共建,向第三方开放。如果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那也有良性竞争和有恶性竞争之分。经济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军事竞赛、意识形态和传统地缘政治竞争是恶性竞争。只要有经济竞争就会有你来我往,就会有合作。
  现在美、日、印等国提“印太”概念,如果“印太”是一个经济概念,那是好事情,最后“一带一路”和“印太”可能形成一个合作的局面。如果“印太”是一个军事概念那就是个麻烦。“一带一路”从战略上来看,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大国之间的竞争能引向经济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
  澎湃新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如何同其他国家的发展计划对接?
  郑永年:其他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计划,只要是经济的,哪怕一开始有竞争,到最后肯定走向合作。现在西方国家讲究赚快钱、热钱,而“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和项目,现在来看只有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来做。我觉得,“一带一路”还需要一个中央层面的协调机构。比如“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这样的大会未来成为常态的话,就可以设一个秘书机构来做协调工作。
  澎湃新闻: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些大的建设项目遇到一些反复,您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郑永年:哪个国家那么大的项目没有一点点问题?关键是保证方向,保证它的机制,一边做一边学。当然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推一个项目不是只跟中央政府谈好了就行了,还有地方政府、当地企业,要考虑到多元利益主体。

不结盟的智慧一定要坚持
  澎湃新闻:目前有些国家把所谓“债务陷阱”的帽子扣在“一带一路”上,对于这种论调我们应该如何反驳?
  郑永年:所谓“债务陷阱”的指责,西方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钱投出去了,怎么收回来?中国当然不可能学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我们应当建立机制,比如多边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向第三方开放,或者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的多边机制,这样有利于减少风险。
  澎湃新闻: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中国签了一带一路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由于中国历来坚持不结盟政策,而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的西方国家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需要与中国合作以推进其国内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个“朋友圈”只是一个利益集团,您怎么看?
  郑永年: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我们是搞一个开放的经济圈,一个大家一起合作发展经济的朋友圈。这不是一个集团或者联盟。如果一些国家组成联盟来针对中国,而中国反而开放性发展,那么这个联盟不会太有效,因为其他国家不会感到你是真正的敌人。中国多年来一直强调“战略伙伴”,伙伴关系不是针对第三方的,而是为了大家共同做一件事,解决共同的问题。而联盟是有针对第三国的意义的,中国不结盟,这是中国智慧最最重要的一部分。不结盟就不会有大的冲突,中国现行的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定要继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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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想式流浪 发表于: 2019-5-11 20:22:26|只看该作者

郑永年:中美只要还在谈 就能谈出理性来

源自:侠客岛
原文标题:[独家]郑永年:中美只要还在谈,就能谈出理性来
⊙记者:公子无忌

  中美经贸谈判的一系列最新消息,让世界极为关注。
  北京时间5日晚上,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出针对中国的“关税威胁”,之后,特朗普、姆努钦等人开始指责中国在谈判中“降低承诺力度”、“出尔反尔”等;5月9-10日,刘鹤副总理再次赴美谈判,双方展开第十一轮经贸磋商。
  在此过程中,美方已经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关税上调至25%,中国商务部表示对此“深表遗憾”,并且“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
  今天,人民日报刊发署名“钟声”的文章《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极限施压》;刘鹤副总理则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谈到,中美磋商并没有破裂,何国家都有重要的原则,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让步;这些正常的两国谈判之中发生的一些小的曲折,我们会理性对待,但是“中国不怕,中华民族也不怕”。
  如何看待美方这一轮的指责和威胁?是极限施压还是虚张声势?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几天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展开了一番对话。

  1、:如何看待特朗普的最新关税威胁?一些声音说他是在虚张声势,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一贯“极限施压”的谈判策略。您怎么看?
  :从他个人层面看,当然了,他以前也写过书,教人家怎么用打压的方法达到谈判目的。从商几十年,他当然知道怎么谈判。但经贸摩擦毕竟是在处理两个大国的关系,可能一定程度受到商业经验影响,但不是一回事。如果把处理两国关系当作是商业谈判,就很难理解特朗普。还是要超越特朗普的商人身份。
  我觉得经贸摩擦还是要放在中美关系总体环境变化的角度看,这样看得更清楚。我跟美国朋友交流,中美关系现在有三个主要的“互动领域”──
  第一个,跟特朗普团队主管商贸的人谈贸易摩擦,这是贸易领域;
  第二个,是美国国会两党主导的、要跟中国发起“技术冷战”的领域,这是国会主导的;
  第三个,传统安全领域,军工系统主导,也就是美国鹰派,想把中美关系引向传统美苏式的冷战。
  这三个领域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尤其是后两个领域,有没有特朗普都一样,这种势力都在。所以贸易摩擦走向不仅取决于特朗普,更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整体形势。现在在美国国内看来,特朗普任何跟中国的交易,一旦被认为己方妥协了,不但政治上不得分,反而受批评、有压力。
  从经济的角度说,贸易摩擦当然对中美都有损害;但如果改变这种状态无助于特朗普在政治上得分,对他的政治前途没有好处,他就没有改善的动机。但同样,两国关系又不能搞的很坏,这也是维护美国利益的。这就是矛盾,是美国精英集团在外交政策方面分裂的反映。
  因此,看中美经贸摩擦,特朗普本人的特点当然要考虑,但在考察他的行为时,除了经济利益,更要看政治利益。就是说,跟中国达成协议,对特朗普政治加分有好处吗?

  :随着大选临近,特朗普也面临来自民主党的挑战。民主党人、前副总统拜登近日说“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被特朗普批“很傻很天真”;有人认为,面对中国的不同态度,可能也会影响到新一轮的大选,从而让特朗普在政治上增加考虑。
  :是的,他会更加考虑政治。不得分干嘛要做呢?我们以前讨论过,美国是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的,这些利益集团的竞争会反映到中美关系上。

  2、:最新的“关税威胁”之后,包括特朗普、莱特希泽、努姆钦等,指责中国“出尔反尔”、做出承诺的力度减弱了,“谈判方向出现变化”。其实,就在上周莱特希泽和姆努钦离开北京时,还称赞与刘鹤副总理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您怎么看待美方的这种指责?
  :这当然没有道理。虽然这些内容没有向外界披露,但是,谈判就是讨价还价,不是说一方有要求、另一方就得全盘接受,那就不是谈判了。美国可以出价,中国也可以还价,这很正常。谈判也要有诚意,不能漫天要价,不能一味喊更高价格,逼着对方接受,毕竟协议要照顾到双方的利益。谈判肯定不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所以,要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肯定都要有妥协。所以这种指责也是美国政治人物不负责任的表现,都是说给内部人看的:“你们看,我对中国这样强硬,达不成协议都是中国的责任。”
  只要双方都仍有谈判意愿就是好事。也许在前面提到的三个领域里吵吵闹闹,但双方的利益诉求可能表达得更清楚,时间长了,说不定还更理性。
  从这两天中美的资本市场反应也能看出来,中国和华尔街当然都希望达成协议,因为这是两大经济体的关系,会影响到整个世界。我觉得企业界还是要放宽心态,只要谈判没有破裂就是好的,只要还在谈,还是能谈出理性来。

  3、:其实最近挺有意思的事情在于,贸易摩擦谈了一年多,双方的经济表现似乎都让自己更有底气了。特朗普一直在说美国的就业在升温、经济增长挺好,失业率是半个世纪来最低,一季度年化增长率超过3%;《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则是“中国经济韧性十足”,内部的很多调结构工作进行都比较顺畅。这种基本面向好会如何作用于双方的谈判?
  :你说的现象非常重要。美国发动贸易冲突,认为自己是老大,中国就该听;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几十年积累了相当的力量;即便是对华发动技术冷战,中国40年的技术积累也绝非吴下阿蒙。特朗普总说“美国会赢”,中国的经济表现也很不错。大家都要看清楚对方的实力。
  以前战争也是一样的,战场上的表现决定了谈判的走向。现在的关键在于,双方要意识到,只要谈判下去,双方能更加理性,应该看到双方的经济不能脱钩,一旦脱钩对彼此损害都很大。这就说明,这两个经济体总量最大,问题可能多,但消化能力也强。
  说实话,如果继续摩擦下去,到最后可能受损害、受影响最大的是其他国家。尽管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比如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尼等,可能短期内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从长远看,这些国家受不了。所以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没有道理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国家间确实是命运共同体,科技、产业链都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出问题,大国消化能力强,小国最难受。

  4、:去年到今年摩擦一年多,从中国角度看,大家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练好自己的内功,该改革的该调整的都去做。从长远看,贸易摩擦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呢?
  :从长远看,我们之前也聊过,对贸易摩擦不能轻视,但也不要看得太重。中美贸易顺差逆差,即便现在解决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可能还会有,就像股票涨跌一样。一方顺差过大、一方逆差过大到受不了时,市场无法自动调节,政府可能就会出来干预,用行政的、贸易的甚至是其他方式干预,就会出现贸易摩擦。只要有市场,顺差逆差必然存在,就看如何认识,这是心态问题。
  同样,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美国分别看到自身短板的时刻。有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经济政策,但还有很多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
  比如美国,一些传统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出去了,新的产业没有起来,就产生工作岗位流失的问题。这非常自然,用中国的话说就是“腾笼换鸟”,老“鸟”走了,新“鸟”没来,就产生麻烦了。所以这涉及到如何调整经济和产业政策的问题。
  从中国角度看,现在面临新一波的开放,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下一步要“精准开放”,缺什么补什么。比如你要拉住华尔街,就要看到美国的优势在哪里。华尔街对实体经济不感兴趣,他的优势和兴趣点在金融、互联网,关注技术领域。对日本和欧洲呢?可能就是开放制造业的部分。从中国为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就要在精准开放中弥补自身短板,各方面要平衡。
  其实一年多的贸易摩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和美国这样大的经济体,只要自己不犯颠覆性错误,没有一个经济体能打败另一个经济体。经济如此,其他领域也一样。每个国家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像美国一样,自己出问题了,原因推给中国。
  最近我看班农写文章,说美国应该对华发动经济战,列举了一系列的问题来论证必要性。我说这些问题都对,症状都对,但你对病因的诊断错了,药方不可能对的。这种解决方法太旧了。

  5、: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斯金纳前两天说,中美两国的较量是“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听起来很像是“文明冲突论”,基本又是凯南式的冷战思维、种族主义倾向的论调。
  :我们说了很多次,美国是这波全球化的推手也是最大受益者,但他的问题除了产业失衡、空心化之外,很大程度就是没有解决好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从最高点的接近80%掉到奥巴马时期的49%,这放在哪个国家受得了?人们从穷人变成富人可能还有点耐心,从富人变成穷人,谁都接受不了的。这也是特朗普能上台的最主要社会基础。
  但这种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能用贸易战的手段解决吗?显然不能,打多久都解决不了。世界上从来没有把国内矛盾转移出去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就是这样嘛,最后结果如何?欧洲还是通过社会改造、社会运动改变的。“美国第一”没问题,但前提是“解决问题第一。”
  所以民主国家的麻烦就在这里,一人一票,不能得罪老百姓,老百姓是选票、是上帝,那就只能得罪外国人了。自己的上帝不得罪,去得罪别人的上帝,“文明冲突”就产生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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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财小章 发表于: 2019-5-2 09:26:45|只看该作者

郑永年:中国中产阶级还不够多

源自: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郑永年:中国中产阶级还不够多
  对话 | 李尚文
  本文转载自“原子智库”公众号
  以下是郑永年的主要观点:

1、中国人走出去讲中国故事当然很重要。讲故事是让人家喜欢我,而不是害怕。这几年有一个问题,有些人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了。
2、中国向亚洲经济体学习了如何经济增长,却没学好如何建设健康的社会结构。中国经济发展了四十年,中产阶级的数量还远远不够。
3、有些领域国有企业应当去做,有些领域国有企业不应与民争利。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理顺。国有企业不要占全做多,要在特定领域做大做强。
4、大湾区有不同的制度,中国应当建成一个内部版的欧盟。一个申根签证就走遍整个欧盟,我们现在去香港、澳门还很麻烦。
以下是对话郑永年的全文:
1
“中国要走出去,也要讲好故事”
原子智库:郑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对话。现在中国经济到了走出去的阶段。很多人觉得,在对外宣传时候,中国故事讲得并不是很好,有些对外宣传甚至起到反效果。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您所经常说的“中国故事”的内核应该是什么样?
郑永年

  当然讲中国故事很重要。美国在讲美国的故事,英国在讲英国的故事,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讲自己的故事。讲故事的目的是让人家喜欢我,而不是让人家害怕我。中国人讲故事这几年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了,反而加深了人家的误解。当然我们可以去责怪别人不理解我们,或者故意曲解,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有可反思的地方。讲故事最重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不能过分夸大。我们这几年讲故事的过程中确实有夸大,过度解读,过度宣传,这是有问题的。
  我举几个例子。中国早期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发展,造就了像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制造业基地,这是很正常的。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再廉价,土地成本也提高了,我们只能靠提升技术来发展,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我们的一些教授和智库经常说,我们要超过美国了,我们要超过欧洲了,要超过哪个国家。这个心态不对,我们是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不是要超过别人,毕竟人家也在发展
  在我个人看来,我们的技术层面离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早。这不是零和游戏,不是我在可持续发展,你就要倒下去。每个国家都追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这更可能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模式。中国改革向美国学习,向日本学习,向欧洲学习,甚至向新加坡学习。但是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另外一个欧洲,另外一个日本,甚至另外一个新加坡。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我们不简单地输入模式,但是我们不输出模式。其他国家对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中国经验,讲中国故事,就应该讲中国成功的经验。
  现在一些学者说,中国模式天底下举世无双,中国模式最好,这就有问题。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是多种体制构成的,我们没有任何意图输出模式去取代人家其他的模式。中国学其他国家体制,没有变成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学中国,也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中国。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们就是过度解读了。

2
“学习亚洲四小龙,培养大量中产阶级”
原子智库:中国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所谓东亚模式。看亚洲四小龙崛起,中国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郑永年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后,发展得跟我们不一样。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冷战时期崛起,所以无论日本也好,其他经济体也罢,它们没有跟西方发生任何冲突。经济上,美国跟日本打过贸易战,在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技术超越美国,日本的汽车在美国满街跑的时候,整个日本企业界要把曼哈顿买下的时候,那时也有贸易战。今天美国对付中国的“301”,对日本都使用过。当然美国也跟德国打过贸易战,所以贸易战并不稀奇。日本和德国是美国的盟国,他都要打贸易战,中国不是盟国,他更要打。所以我们要以平常心的心态来看贸易战,没什么了不起的。
  即使这次矛盾解决,以后也会产生,所谓贸易战就是两个经济体之间,一个顺差太大,一个逆差太大,这就出现了问题。这种顺差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中国多少年强调,中美贸易不以追求贸易盈余为目标。但是问题确实需要解决。
  从中国角度来看,也确实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经验。以日本为例,我们不会变成日本,但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二战以前,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它要领导亚洲人民把西方力量赶出去。结果,西方的力量没被赶走,反而是日本给亚洲人民,尤其中国人民带来了战争、灾难。最后,它自己也被打败。二战以后,日本和平崛起,我觉得这是可以学一点东西的,就是要做低调

原子智库:中国经济学界谈到日本,经常说失去的30年。近距离观察这个国家,日本社会发展似乎还不错。人民生活水平很高,社会安定繁荣。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别?
郑永年

  这是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原因。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是人均GDP 1万美金都不到。而日本5万多,新加坡和欧洲发达国家都是5万多。所以说他们遇到困难和中国遇到困难,在数量上、质量上都不一样。日本目前就业人口老龄化,而人口老龄化又可以转化成服务业的巨大需求,所以经济基本没有问题。日本经济从长远来说可能会遇到困难,短期还是没什么问题,日本十年、二十年社会运转还是很好嘛。
  为什么日本经济停滞多年,社会还是运行良好?这是我们要学的。日本先富后老,中国现在可能未富先老,这就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强调中国要培养中产阶级的原因。

中国向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学习了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没有学好如何建设健康的社会结构。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年之内,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达到70%左右。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产阶级却连25%、30%都不到,这说不过去嘛。我们的住房,我们的社会保障,我们的教育,这些都没有去学,我们只是单向性学了经济这一块。我们的学习是不平衡的,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不是说光学经济速度就够了。

3
“亚洲问题要用亚洲方法来解决”
原子智库:您刚才谈到人口问题,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将步日本的后尘,很难扭转老龄化的趋势。您认为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郑永年

  这些可以向日本可学。傅高义先生《日本第一》里面就说,日本以前有一些优点,例如员工享受终身劳动雇佣制,女生还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小孩。日本后来针对对本国问题开始采用西方的方法诊断,从小泉首相开始,完全是学习西方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废除了终身雇佣制,让女生加入劳动力,现在反而生育率也下降了,老龄化更严重了。所以亚洲的问题还是要用亚洲的方法来解决

西方的这些东西,表面上看来很有道理,但是一碰到实际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反而会使情况恶化。
  中国也是类似的,例如中国家庭表面上都在宣传家庭重要,连养老也是靠家庭,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做的东西都在破坏家庭。户口制度也好,学籍制度也好,这些都是对家庭不利的东西。真要突出家庭重要性,就需要好好做一些对家庭有利的制度体系,但我们都没有。我们现在学的是太单纯了,只学了经济发展的东西。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仅有经济奇迹,它的社会奇迹比经济奇迹更重要!你去看亚洲四小龙,对比欧洲,欧洲原始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十八、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有很多大规模社会运动,很暴力的。日本亚洲四小龙有吗?没有。为什么没有?经济增长培养出来的大量中产阶级,避免了这样大规模的动荡,中国要学,不要只学人家的皮毛。
原子智库: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郑永年

  具体建议就很多了,住房、医疗、养老,都是社会的责任嘛。教育系统,要一步一步去看。我们的干部这几年几万、几万地都去新加坡培训,他们没意识到需要改进什么吗?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公共住房多少呢?现在各个地方政府说我们公共住房要达到20%,那还是目标呢,实际上连20%都没有,而新加坡80%的人都住在公共住房里面。还有教育,以前80年代从农村来考上北大,没有学费还可以读得起,现在的话即使考上北大也读不起了,这些都是具体的制度,一点都不抽象。要一项一项地去学习嘛,光学一个抽象的东西有什么用呢?
原子智库:您说的这些政策,实际上都需要付出大量财力保障。

  郑永年:没学就是没学,财力保障不是重点,中国现在经济体已经那么大,又有多少用到这些方面上去了呢?香港一直被批评是房地产商治理下的经济体,但香港的公租房有40%、50%,比例远远大于中国大陆,更像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老是缺少细节,大家都是说理论说得天花乱坠,一到实际就不会,现在中央强调知行合一,我们说得很高调,做的却很少。
4
“国企要在特定领域做强做大”
原子智库:林毅夫教授曾总结,中国的成功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中间的边界应该怎样把控?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您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

  要向中国历史学,向现在东亚经济体学。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经济体,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只是他们没像中国有那么庞大的国有部门。中国的国有部门过去几千年都是有作用的,做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平整经济,平衡市场。市场失败了政府就要去做的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不会放弃国企。
  关于国有企业,好多人从理论层面没认识到“做强做大”的意思。是不是所有空间让给国企就大?我的理解是,要分清楚哪些是关键领域。国企在这个领域要做大,并不是把所有其他领域都占领了。
  现在民营企业缺少空间,国有企业占的太多。
  东北为什么这几年发生那么大危机?国有企业占用的空间太大,说难听一点,变成占着茅坑不拉屎,但民营企业又进不去。国有企业要收缩,空间范围要小,但在所在领域做大做强。到地方执行层面,好像所有领域都被国有企业占领,民营又被排挤出去。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不是矛盾。国有企业要在应当做的领域做强做大,例如公共服务领域,像水、电,和其他关于民生领域。新加坡的HDB(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负责新加坡的公租房建设,编者注)是国有企业掌控。中国是应当有国有企业做的地方不去做,不应当有的地方反而跟民营企业争,变得与民争利。
  现在这个问题变成矛盾体,还是没有理顺。
  西方只有市场的力量,没有政府的力量,中国以前的计划经济只有政府的力量,没有市场的力量。日本、亚洲四小龙是政府、市场的力量都做到极致,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向市场放手,消除阻碍市场发生作用的因素,让国家辅助市场发挥到极致,同时承担社会建设的责任。
  做得那么成功,既是经济奇迹,又是社会奇迹。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得很好的,市场起主导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我们现在两个都没有做到。

5
大湾区要建成中国的“欧盟”
原子智库:您刚才提到顶层设计,我们谈谈这两年一个国家级的重大规划,大湾区整体规划方案,您具体对这个方案怎么看待?
郑永年

  大湾区的概念我很早就提出过,当时叫环珠江口大湾区。大湾区,它不仅仅是下一步整个环珠江口与港澳怎么发展的问题。

第一,香港、澳门、珠江三角洲,三地都面临瓶颈,要通过市场配置促进下一步发展。
第二,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还有所谓的技术冷战等挑战,我们要怎样继续吸引西方优质资本?

  我觉得我们要更加开放,深度开放,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十八大以后,自贸区立建起来,海南自贸港建起来,但这些还是少量的,小的、分散的。
  粤港澳湾区很大,光是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就赶上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大的经济平台吸引外国优质资本。很多人说我们已经资本过剩,不再需要资本,那是完全错误的观点。
  资本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背后的技术。资本我们有,钱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资本也有走出去的,但是那是技术含量很低的钱,煤老板的钱,而西方的资本都是技术含量高的资本,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开放。

第三,我们要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到2050年要建设富强、民主、美丽、和谐中国。
  我比较期待大湾区在一国两制下的探索制度的现代化。京津冀也好,长江经济带也好,都是内部的整合。左手放到右手,右手放到左手,整合的话只能产生物理反应,没有化学反应。而在一国两制底下整合,会有新的制度出现。
  所以我认为大湾区应当建成一个内部欧盟版。欧盟二十几个主权国家之间整合得那么好,我们一国两制怎么不能整得好吗?欧盟整合的很好,现在面临一些问题,例如英国脱欧,那是因为内部没有强大的机构来协调。欧盟议会只是一个虚体,但我们是主权国家,一国两制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可以协调,我们有道理相信我们可以比欧盟做得更好。
  但到现在为止,跟欧盟相比还有差距。欧盟一个申根签证就走遍整个欧盟了,我们现在去香港、澳门还很麻烦。

原子智库:您刚才更多是展望大湾区的政治前景。经济层面,您预判大湾区将有有什么样的突破?
郑永年

  我觉得光从经济考量没有多大意思。大湾区这个平台肯定能够推动经济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最感兴趣的是制度创新。我们不会走西方道路,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不会走老路,那么新的路是什么呢?我们要去试啊要去闯啊。80年代,从深圳开始有一套新的东西出来,一样的道理。

6
“大城市好是好,中国要考虑更多”
原子智库:我们最后谈城市发展的问题。之前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经提到中国存在着大城市过度发展,小城市建设不足的问题。但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大城市密度还可以提高,跟首尔或东京相比,北京和上海的密度其实没有那么高,更多人口集聚效应可以提升区域的竞争优势。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郑永年

  讲这个观点的人都是经济学家、建筑师、做工程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的,城市越大经济总量越大,交易越多,GDP越大,这个没有问题,经济学的意义我不反对,从GDP增长我不反对。说基础设施,我们也有技术,我们工程界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从社会成本,政治成本,环保成本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
  日本东京、墨西哥是大城市模式,美国也是大城市模式。资源自然可能向大城市集中。但日本的问题是,整个乡下的房子都荒掉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光是用GDP考量吗?环保的问题,安全的问题要不要考虑呢?

所以不能光看GDP和效率。
  同样是城市化,德国80%人口居住在两万人以下的小镇。中国这么多人到北京、上海、深圳,是因为中国的城市有行政级别,所有优质资源都在大城市里。人口控制的成本太高了,所以资源要分散。
  一个国家不仅仅是GDP的问题。从GDP角度看我同意提高大城市密度,但从社会、政治等其他方面考量,我是反对的。完全按照这个规律的话,中国就是几个城市就够了,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了。
  中国13亿人口还是要做分散的模式。

原子智库: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分散过分聚集的城市人口呢?
郑永年

  我们现在的资源根据行政等级分配,但我们可以向美国和欧洲学习。假设深圳的生活成本提高,人们自然会到东莞等周边城市。大湾区肯定是以广州、深圳为主体,如果按照市场的规律,核心城市成本很高,人就会往外面扩散。不要通过行政机制强行把这些东西放在里面。
  中国人以前就是穷惯了,习惯把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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