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美国对华打“民主牌” 因为剩招不多了

Sichuanese · 发表于: 2008-5-11 23:37:51

　　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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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 · 发表于: 2021-12-1 22:03:41

源自：海外网

原文标题：对话郑永年：美国对华打“民主牌”，因为剩招不多了

　　[侠客岛按]
　　12月9日～10日，美国主办的所谓“民主峰会”将在线上召开，这被认为是本届美国政府“价值观外交”的重头戏。日前，中俄两国驻美大使联名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文，反对美西方单方面认定“谁是民主、谁不民主”，认为此举将分裂世界。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实现路径多种多样，不应由一个国家说了算。美国策动的“民主峰会”究竟目的何在？怎样看待民主的价值、历史进程和实现路径？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展开了对谈。

　　1、侠客岛：您怎么看待美国策动的“民主峰会”？
　　郑永年：这当然是美西方话语霸权的体现。学术界对民主有一些通行标准，但显然，美国不是按照是否符合标准来邀请参会方的，而是按照自己的政治偏好。即使是西方媒体，也在争论很多“受邀国”究竟是不是民主政体。
　　比如没有受邀的俄罗斯，当年叶利钦上台时，美国就一直吹捧俄罗斯的民主。美国不喜欢普京，所以就说俄罗斯不民主。又如匈牙利，也被排除在外，连《纽约时报》都说很荒唐，人家的总理都是投票选出来的，凭什么说人家不是民主政体？美国就是根据意识形态、权力偏好来决定谁能参会、谁不能的。
　　明眼人都知道，峰会目标就是对付中俄。其实拜登在竞选时已经提出要做这件事了，当时他说美国民主面临外部挑战，“尤其是中俄”。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美国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内部，美国国内激化的民粹主义跟中国、俄罗斯有什么关系？那是美国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不平衡造成的，怎么能怪其他国家呢？
　　这次峰会明显是一场政治操弄，我把它视为一种“行为艺术”。实际上就是发动意识形态冷战，在国际上继续搞划分阵营那一套，逼各国站队，但坦白说，作用有限。

2003年6月，民众逃离喀布尔一处爆炸现场。图源：新华社 1ece-89d834a6d1093d0631a5fc782e67c01b.png 保存到相册

　　2、侠客岛：那么，到底谁有权来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呢？
　　郑永年：有几点必须明确。第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民主政体。西方国家有的是议会制，有的是总统制，有两党制和多党制。美国说两党制比一党制民主，但民主显然不简单等同于政党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若数量可以定义民主，那拥有几百个政党的印尼显然比美国更民主。同样，美国一直说两党制最稳定，但如果你去问德国人，说他们的多党制不如美国两党制民主，显然德国人也不会认同。
　　第二，民主是有历史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形式。几乎所有西方学者都会赞同，真正理想的民主只能存在于古希腊小城邦（熟人社会），存在于一小批不用劳动、天天讨论政治的“有闲阶级”内部。但这种民主基础是奴隶制，要靠大量的奴隶供养民主。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业革命后，西方出现了商人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英国在二战前，有投票权的是交过很多税的白人男性，少数民族和妇女没这权利；瑞典在1971年后，妇女才有投票权。现在西方的一人一票制，是1970年代民权运动斗争的结果。但如今的西方民主进入了“民粹民主”阶段，英美尤其典型，选出了很多极右翼或者极左的政党和政客。
　　经验地看，民主是工具，是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安排，选代表也好，选治理者也罢，目的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就这点来说，民主必须符合一个国家的文明、文化、国情，鞋子合不合脚，穿鞋的人最有发言权，不能由其他人说了算。打个比方，美国以前穿38码的鞋，现在穿42码，就说穿38码的人不民主，哪有这种道理！

贫铀弹污染给伊拉克民众造成损伤（图源：央视网） e958-9114c4c56c8fe939a8a088cecd486f8e.png 保存到相册

　　3、侠客岛：美国知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观察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民主制的过程，他认为成功案例并不多。为什么一些国家空有民主躯壳，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成功？
　　郑永年：亨廷顿看得很准。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国家，要取得成功，得遵循“经济—社会—政治”这样的优先级次序，即先创造财富，后分配，再逐渐调整政治权利。遵循这个次序的，民主质量就高、政治社会就稳定；颠倒次序的，则往往陷入混乱、动荡或低水平循环。
　　可以看看二战后独立的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比较贫困，但很多继承了西方制度，对多党制、宪政、言论自由都有明文规定。看起来“民主”的政体，让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了吗？很多美国当年支持的拉美“民主榜样”、亚洲“民主灯塔”，到今天还摆脱不了政变、军管的动荡宿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民主是利益分配，是“分大饼”。
　　如果饼都还没做大，怎么分？理论上，人均GDP100美元、1000美元、1万美元，都可以一人一票，但投票质量能一样吗？社会普遍贫困的时候，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可以收买选民。社会富裕意味着更好的教育、更多人具有理性思考能力，他们参与政治的动机、能力、意愿就明显不同。
　　美国历史学家摩尔和社会学家李普曼都说，民主是需要经济条件的。
　　同时，民主也需要内嵌于文明本身。不同文明、历史背景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民主传统。你在一个家长制、酋长制的部落国家嫁接投票选举，能行吗？显然不行。
　　中国强调发展是民主的基础，这很正确。后发国家首先得争取集体发展权利，这样才能参与世界竞争。
　　其实，不少西方学者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对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现状多有反思。相比之下，很多没有民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却对民主有着狂热崇拜，认为本国发展不好的原因就是没有民主制。这更说明了美西方民主话语、理论霸权的根深蒂固。
　　民主当然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如何实现符合自己国家的民主？我认为可以总结出几条规律：
　　一、民主制度要符合这个国家自身的文明、文化、国情，反之肯定失败；
　　二、民主进程需要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前提，缓慢、渐进式的民主化成功可能性大，激进的变革往往失败；
　　三、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要成功，要让各国自己去追求，内生民主成功的可能性要比外加民主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2019年11月8日，智利示威人群聚集在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引发持续社会动荡。图源：新华社 d85d-6a4da86e0574b79d901fdff6ef01b18b.jpg 保存到相册

　　4、侠客岛：现在美西方面临严重的民主困局，选民极度分化，右翼、极右翼政客政党上台；社会撕裂、缺乏共识，只能把矛盾往外“甩锅”。一场“民主峰会”，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郑永年：的确，无论理论还是实践，美西方的民主模式都面临巨大危机。
　　美国以前很成功。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民主最风光的时候，推行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扩张，中产阶级占到总人口的60%～70%。
　　但风光掩盖了很多问题。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崛起，美国逐渐从中产社会变成富豪社会，绝少部分人口掌握了巨量社会财富，中产阶级大幅萎缩，现在在50%左右，整个社会滑向民粹主义。这些问题显然不是选举能解决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还有种族的结构性问题。
　　西式民主面临大问题。有本书叫《局外人的崛起》，讨论在民粹政治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素人”上台，老百姓普遍对社会不满，进而厌倦传统政客的伎俩，就投票给传统政治的局外人，即所谓“政治素人”。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有钱的、长得好看的、拥有某些技能的，都可能博得选民好感。于是，有的国家选商人，有的选足球运动员，有的选喜剧演员。
　　但治理国家这么重要的事，肯定要交给有经验有能力的政治家。你让一个“政治素人”去治理国家，能指望他弥合社会裂缝、推动改革吗？
　　包括西方民主中最自诩的“忠诚的反对党”，现在还有吗？“忠诚的反对党”存在的条件是精英选举。但现在借助互联网，极端声音最容易传播，各党派、政客的话语和行动不是为了大众福祉，而是为博取存在感、固化票仓，社会也随之陷入撕裂。

美国国会大厦遇袭后混乱场景（图源：美联社） 09aa-abb27c735a7f9553e959be90aa4060bb.jpg 保存到相册

　　5、侠客岛：西方媒体和政客总是批评中国不民主，他们来来回回就是“一党专政”“威权政治”“独裁专制”等话术。您如何看待中国自身的民主发展历程和独特价值？
　　郑永年：对于中国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现在研究得还远远不够充分，我认为至少可以分3个层面分析。
　　一是“贤能民主”，就是“先选拔、再选举”，党内干部的培养、考察、任命就遵循这一原则。中国历史上有科举选拔，有异地任职、几年一动的“流官”制，这些传统制度都值得研究借鉴。“贤能民主”的目的不是为了选而选，选是手段，目的是选对人、选好人。
　　二是“协商民主”。西方人总批评一党制不民主，其实，只要作为政治秩序主体的“一党”搞开放政治、开放决策，其效果不仅不亚于多党，而且更有效率。中国现在也是复杂社会、复合经济体，利益多元，但我们有协商民主，中国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三是“参与民主”，这跟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美西方认为，投票就是参与，就是民主，但在实际政策制定和运行过程中，重大法案、政策却只向利益集团开放，两党达成一致，国会就通过了。老百姓怎么参与呢？前些年中国搞《物权法》《民法典》，都是长达六七年的讨论，一次次征求意见，各个渠道公开征求。怎么能说中国的立法机构是橡皮图章呢？
　　美国现在很紧张，感受到了竞争压力。很多打压中国的招数都不管用：搞经贸脱钩，脱不了；产业转移回国不成功；失去了中国提供的大量物美价廉产品，通胀压力巨大；对华搞高科技封杀，反而刺激了中国人自主创新的决心和力度。
　　整体上看，经过这几年博弈，美国对华的招数越来越少了，他想打“民主牌”，让他打就是了。以前新加坡的李光耀老被西方媒体批评，他说，我又不是西方媒体选出来的，我是新加坡人民选的，我对新加坡人民负责就好了嘛！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共产党有中国老百姓支持就够了。面对美西方的民主鼓噪，我们坦然处之，做好自己的事最重要。
　　中美关系

神潭河 · 发表于: 2021-11-13 21:22:53

源自：环球网

原文标题：郑永年：有关维护中央权威，西方有三个典型误读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白云怡于金翠]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12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维护政治核心与中央权威，本质上是现代国家对一个统筹国家力量的政治主体的需求，当下西方面临的治理危机，正是由于党派之争几近冲垮了西方的政治主体。他同时指出，对中国政治制度不民主的指责，是西方典型的用“两分法”来看待东西制度差别──“因为把自己视为白的，所以任何不同于自己的、无法理解的东西，都是黑的”。
　　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公报指出，全会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郑永年表示，首先，从本质上来说，维护政治核心和中央权威，是一个政治主体的问题。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都需要一个政治主体把国家和社会组织起来。现在西方世界之所以面临治理危机，其实就是它的政治主体出了问题。
　　“在西方近代政治中，以前左右派互称‘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他们相互争论，但都为政权服务，以达成更理性的政治决策目标；但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后，正如福山所说，反对派变得越来越像一种‘互相否定的制度（vetocracy）’──为否决而否决，为执政而执政，为反对而反对──这就是政治主体出现了问题”，他表示，党派之争冲垮了西方的执政主体，“互相否定”的多党制未必能一直走下去，大众民主的历史现在还非常短暂，但已走得非常辛苦。
　　他分析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文化、民族、地方差异很大，因此，中国尤为需要一种统筹的力量，即一个政治主体，把国家组织起来。事实上，这不仅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在历史上，孙中山先生早已提过这一点，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无法和西方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相竞争的。
　　郑永年同时指出，第二，一些西方舆论一看到中国提“核心”“中央权威”，就想当然地和“集权、专制、专断”等联系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缺乏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理解。首先，“集权（centralization）”并不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而是西方提出的概念。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这名中国著名政治学者认为，在某些方面，西方的集权程度甚至比中国更高，且他们的领导制度中也同样存在政治核心。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西方领导人上台后，执政团体的几乎所有成员，甚至连驻外大使，都是领导人提名、任命并围绕他的执政目标而行动的。
　　他表示，而中国更多是在“党作为国家统一支柱和政治主体”方面是集权的，而在诸如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则有很多分权的特性，也就是说，政治上的“一元”并没有妨碍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多元”。
　　郑永年称，第三，西方一些学者和舆论认为政治核心和中央权威是不民主。这是西方一种典型的用“两分法”来看待东西制度差别而导致的误读──“因为把自己视为白的，所以任何不同于自己的、无法理解的东西，都是黑的”。
　　他解释说，西方所谓的民主就是多党选举，这是一种“外部多元主义”；而在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政治主体，但需要看到的是，这个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构成，是开放的，而不是被少数垄断者所垄断，内部也有很多权力制约，是很典型的“内部多元主义”。
　　他表示，实际上，西方强调的是“选人”，但一般民众实际上对政策没有任何影响；而中国强调的是“政治参与”和“政策参与”，任何精英分子、社会群体、经济利益代表都可以参与到“内部多元”的政治过程中，通过内部协商使其利益得到表达。这是中国和西方非常不同的地方，相对而言，“内部多元”往往效率更高，且并不乏纠错机制，但西方很多学者和政治人士没有办法理解。

快乐一家 · 发表于: 2020-11-22 18:18:22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郑永年：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战略已结束，要追求质量型增长

　　走过2020特殊之年，2021年的中国经济将会如何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21日在广州表示，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战略已经结束了，我们要追求的是质量型经济增长，需要另外一套指标来衡量质量型经济发展。

郑永年接受媒体采访。主办方供图 102601ra6ouz9oz9g466gd.png 保存到相册

　　11月21日，郑永年在广州参加“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研讨会期间接受了包括澎湃新闻在内媒体的采访。
　　谈及对广州发展的看法，郑永年表示，广州一直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本身就是一个窗口，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广州是历史悠久的老城市，如何更新也是“读懂中国”研讨会非常关注的。近代以来广州就是贸易中心，现在经过40年的发展，老城换新貌，广州为什么崛起是值得探讨的。
　　郑永年认为，一个城市的崛起，当地政府的领导力起到重要作用。“全球化的机遇对每个国家都一样，为什么珠三角的城市崛起了，有些国家的城市却衰落了？领导力很重要。西方认为是制度不同，我们也说制度不同，实际上制度只是一个因素，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本身也是一样，一个城市的发展好坏，当地领导的领导力很重要，要抓住机遇，还要有危机感、有格局。”
　　谈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郑永年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双循环经济新格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可以进行产业分工。“广州不生产口罩，旁边的东莞、佛山生产口罩，如果广州要发展好，就要和其它的城市进行比较合理的劳动分工。”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个中心城市，香港、广州、深圳，从历史上来看，广州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商贸中心，深圳这几年发展为科创中心，香港历史形成就是金融中心，这些比较优势是这些城市不可能被替代的主要因素。”为此，郑永年指出，广州要发展，还是要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广州的优势就是世界贸易，如果想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就要学纽约，而深圳则要学旧金山。
　　他进一步解释说，现在国家的竞争主要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的竞争力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城市的整体升级非常重要。像广州、深圳、香港这样的城市一定要做切入性、世界性的经济平台。“纽约、旧金山湾区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性平台，世界优质资本都要进入，进入之后不想走，也走不掉，因为只能在那里生存发展，中国还缺乏这样的平台，而广州要通过整体的升级，塑造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平台。”
　　“我觉得广州的国际化还远远不够。”郑永年坦言，“你看看我们的高校有多少外国的老师，除了英文老师外就很少了，专业人才也很少。今天的世界不缺资本、技术，就缺人才。我一直提倡，即使美国、西方封锁中国，中国也应该向他们实行单边开放，以后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和西方的竞争，并不是比谁更封闭，而是比谁更开放。”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郑永年表示，中央从“十四五”开始就不搞增长定量了，这是一个进步。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要解决贫困的问题，而现在实际上中国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战略已经结束了，我们要追求的是质量型经济增长，以后不要太硬性地去规定GDP增长，但我们确实需要另外一套指标来衡量我们的质量型经济发展。“比如说环保指数、老百姓的幸福程度等，所以我觉得不要去预测GDP的增长有几个点，这是毫无意义的。”

走要轻轻的 · 发表于: 2020-11-12 08:06:26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在美国当地时间11月7日，拜登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后，多家美国媒体已经宣布拜登赢得选举，拜登此后也将推特认证修改为“当选总统”。
　　就拜登宣布赢得选举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和中美关系走向等问题，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郑永年。
　　在美国面临治理危机的情况下，郑永年教授指出，目前特朗普尚未承认败选，美国大选面临司法战和局部示威，美国社会分裂的深层结构性问题非总统能解决，接下来，需要密切关注美国精英阶层、社会争议和司法三条线的发展与变数。
　　在郑永年看来，拜登如果入主白宫，仍会维持对华强硬政策，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因为走精英路线，拜登如果顺利上台，他将会比特朗普更容易预测。

时代的产物与美国的结构性问题
　　问：拜登当选会对国际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全球治理是否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答：拜登当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正面的，主要是欧洲，国际组织和欧洲的反应都非常正面（positive），一个是国际秩序的问题，一个是美国跟他们关系的问题。特朗普多次“退群”实际上对国际组织体系破坏得非常厉害，包括退出WTO，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加上对同盟的许诺，从西方角度来说，西方的执政精英此前已经觉得受够了。拜登当选以后，国际体系回归正常，就像奥巴马时代，当然会有一些变化，基本上大家都期望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能进行国际合作的美国政府。拜登如果上台的话，不会批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美国也不会退出一些国际组织，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说，或者是美国跟他们国家的双边关系来说，国际社会对此的正面反应都是正常的。
　　特朗普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拜登上来也是修补以前的关系，但大的趋势不是一个美国总统就能改变的。

　　问：如何看待美国目前的社会状态与背后的问题？
　　答：无论是特朗普续任，还是拜登上台，都改变不了美国社会分裂的基本面貌。即使拜登执政，也是美国优先，它要调整美国的内部问题。特朗普当时弄外交，因为内政什么都做不了，拜登应该也会如此，从这个方面来说，要特别关注中美关系。
　　可能几代美国人都解决不了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当年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结构的危机，经济结构影响美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又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美国的中产阶级从1980年代70%左右下降到现在50%都不到，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了，贫富差异，经济结构在变化，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美国的结构性问题不是说哪一个人上任就能立马解决的。

美国政策的可预期性或会增强
　　问：回到中美关系，如果拜登入主白宫，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答：中美关系，如果拜登上任，有望从此前的状态转向相对理性的、可预期的强硬政策。强硬政策还会持续，基本上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美国的鹰派力量长期处于动员状态，现在也是被动员起来了，拜登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大局。对华政策差不多，无论参议院也好，众议院也好，两党在其他问题都没有共识，唯一在中国问题上有共识，所以我觉得强硬的方向会继续。
　　同时，另一些方面，拜登政府也是会比较理性的，虽然贸易战或会持续，强硬政策不会变，但是有些地方，比如留学生、科技交流、民用的科技交流，以及有利于美国商业发展的，拜登当了总统以后，美国或会重启交流。拜登的外交可能基本上是延续奥巴马时代。所以中美关系当然会有所变化，其实不怕强硬，主要是担忧没有预期性。特朗普经常制造一些黑天鹅，就是不可预测的。拜登精英路线的预期性会比特朗普要强。

　　问：如果拜登入主白宫，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是否还将继续执行？
　　答：拜登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它，他可能会做plus（加法），而不是把它废除，废除我觉得不太可能。特朗普的贸易协定是有利于美国农业州，拜登的民主党代表的是东部沿海、西部沿海商人阶层利益，那么这一块其实他非常弱势，如果他把它取消掉的话，拜登在这个方面的社会支持力量会更加弱，因此他不会废除这个东西的。具体执行得如何可以观察，但是不至于把它废除。拜登可能会提出更多和中国谈判的新的东西，只能做plus，可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什么，他会做加法，不是做减法。

　　问：如果要重启贸易谈判，应该如何推进？
　　答：中国也是根据两个国家的利益，贸易的话需要Win-Win（双赢）。中国实际上现在谈判的话，我觉得处于有利地位，只是有些高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上会比较艰难。中国现在比以前更加开放，美国资本也不想放弃中国大市场，去年有6000亿美元流入中国资本市场。中国还是会加大加深自己的开放，美国的开放就是对等性，投资贸易这一块还可以。比较难谈的是，现在互联网科技公司，美国都采取了限制手段。这方面如果要谈的话，可能挑战会比较大一些，我觉得现在也不可能会有大的突破了。

中国应该加大研究和做好自己的发展
　　问：中国方面目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和研究？
　　答：当然你现在要关注，中国的挑战在哪里？中国的机会在哪里？要关注美国的政治动向，美国的经济动向，华尔街的动向，尤其是华尔街的动向，现在华尔街跟民主党的关系，民主党如何调整它的经贸政策，一定要关注和加紧研究，把民主党以前传统的对华政策，拜登以前副总统时期对中国的角色，一定要关注研究。
　　现在实际上美国选举还没完全结束，拜登到底什么时候能入主白宫，特朗普怎么退场，还没完成。
　　未来美国的内部政治，任命谁当国务卿，商务部长和国防部长是谁，这些方面都要关注，从时间点上来说，特朗普承不承认败选，是不是自动搬出白宫了，明年1月份拜登能不能到位，到位了以后各个部长的任命，这些方面都要关注。现在中美关系之间是“危机管理模式”，危机管理模式就是24小时，没有一天可以放松的。

　　问：在目前的中美关系大背景下，中国“十四五”期间应该怎样做好发展和开放？
　　答：“十四五”期间，中国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个是最最重要的。要科学理解“双循环”，国内大循环重要，是因为内需对中国的GDP增长的贡献大。不是说外循环就不重要了，像广东、上海、浙江、江苏这些外向型经济，仍要同时抓住国际大循环的机会。1980年代以来，在国际环境中，中国基本上抓住了应有的发展机遇，现在我们怎么去创造新的机遇，就要做到理性。“双循环”的规划与战略部署非常好，也是个机会，我们要理性地认识美国，我们的目标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国内大循环把国内市场做大了，对国际循环更有利。
　　在进一步开放方面，首先，中国仍需加强对外开放的深度。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里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开放政策，未来各种规则需要进一步统一，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中国本身需要思考如何深化改革开放，首先是普遍性的规则制定。第二，我称之为精准开放、定点开放，你要吸引美欧哪些方面的资本，就要精准开放，要有目标地开放，一般附加值低的企业，外部资本也没动力投入。

　　问：如果聚焦广东，如拜登当选会对广东相关产业产生哪些影响？
　　答：对广东经济的影响我觉得主要还是制造业，中美贸易战，问题说穿了就是，拜登当选能不能终结特朗普时代，因为你还要考虑到新冠疫情，新冠疫情还在美国继续蔓延，实际上特朗普当选以后，有中美贸易战这些贸易摩擦发生，还要考虑到新冠疫情，拜登上台了以后，美国国内的新冠疫情这一块不会马上得到改善。那么相关政策上改善的话，可能有助于恢复中美的贸易，那么对广东经济当然有影响，广东是个制造业基地，还有深圳的IT公司，贸易方面相对会稳定一点，但对广东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我刚才说了IT公司这一块，美国此前的态势还会持续，因为它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即使它的政策比较放松了，但也不会给广东的经济带来很多影响。
　　那么，是不是有更多的外资进入？这一块广东倒是可以考虑，因为整个西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社会出现很多不稳定的状态，尤其是美国，广东能不能利用深圳、广州、东莞的制造业优势，吸取一批新的外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拜登上台如果调整政策，其实也是给中国一个机会，主要是指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这些区域，这方面我觉得倒是个机会。
　　（作者：林芯芯　编辑：洪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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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 中美贸易 | 双循环 | 粤港澳大湾区 | 拜登 | 特朗普

噗鼾如雷 · 发表于: 2020-10-14 20:45:43

源自：海外网

原文标题：[岛读]郑永年：深圳的成功可以给香港哪些借鉴？

　　40年，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大都市，深圳的崛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奇迹。
　　深圳是中国的特区，但她的成功并不特殊，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深圳崛起的逻辑，从深圳的崛起则能加深对当代中国发展的认知和理解。

深圳（图源：网络） f6fc-kakmcxe9414390.jpg 保存到相册

一
　　深圳的成功，有哪些可供其他城市借鉴的经验呢？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
　　领导力是首要的。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领导力对发展的影响无疑至为关键。西方盛行新自由主义，相信“自由就是发展”，他们把“自由”和“发展”等同起来，并且把“自由”等同于没有政府的干预。
　　深圳的发展和这一信条格格不入，甚至相反。人们可以说，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成功是因为遇上了哈佛大学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超级全球化”的机会。
　　这个观点并没有错。不过，机会是平等的。放眼全球，在这一波“超级全球化”下，有几个城市像深圳那样崛起了呢？成功的城市屈指可数。
　　与此同时，有多少城市眼睁睁地衰落了呢？美国的铁锈带城市便是典型。亚洲不少城市要么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受困于国内撕裂的政治而停滞不前。深圳则不同。
　　深圳不仅抓住了“超级全球化”这个机遇，并且有效克服了两波经济危机（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困境中不断升级自己，超越自己，不仅提前实现小康社会，也提前进入了高收入城市行列。
　　这背后就是领导力。领导力来自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执政主体。对这个执政主体来说，发展便是责任，责任驱使这个执政主体永不停步。实际上，深圳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再次创造了东亚奇迹。
　　深圳并不缺乏危机，但因为具有坚强的领导力，每次危机都为深圳提供了新的机遇。深圳的产业升级和危机不可分，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促成了深圳的产业升级。

“中国最强街道”粤海街道夜景（图源：网络） 1d65-kakmcxe9412954.png 保存到相册

二
　　深圳的领导力离不开有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在过去40年里，中央充分授予深圳方方面面的权力，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实际政策操作层面。有了充分授权，深圳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地方创新能力。同时，中央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不然，深圳的地方创新要获得成功会变得异常困难。
　　深圳当然也没有辜负中央赋予的使命，不仅获得了自身的成功，而且充分展示了区域经济辐射和扩散效应，使更多的地方受惠于深圳的发展。
　　更为具体地说，深圳处理好了几个重要的关系：
　　首先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原则，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
　　实际上，这个普遍原则来自深圳等改革开放先驱的实践经验。作为特区，深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但深圳并没有走向西方新自由主义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找到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点。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平衡、亲商与亲民之间的平衡等等。
　　深圳的国有企业担负了建设一个大型城市所需要的几乎所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回报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民营企业缺乏足够的动机来承担这些建设。
　　所以，即使是西方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也主张国家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能。政府的作用更体现在政府为企业所提供的优质服务上。“政府更好的作用”使深圳国企强，民企更强。
　　深圳已经集聚了众多的大中小微型民营企业，它们在政府提供的平台上运作，互相竞争和合作。作为制造业中心，即使就全球而言，深圳的产业完整性和产业链的齐全性也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
　　其次，深圳确立了有效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城市层面，一个最难处理的关系便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在当今世界，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了，但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另一些地方，经济得不到发展，社会落后不稳定；也有些地方，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深圳则获得了两个可持续性，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稳定。
　　历史地看，发展并不等于稳定，大规模的不稳定往往出现在一个社会的高速发展过程之中，或者在获得相当的发展之后。深圳的社会稳定来自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来自深圳居民的真实获得感、来自社会机会的开放性。
　　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来自不同地方、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具有不同的诉求。
　　西方总说中国是“一党专制”，社会影响不了政府的政策。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在西方，人们周期性（每隔几年）投完票之后，政治参与就结束了，政治人物要么不能兑现选举时的承诺，要么置民意于不顾。这也是今天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源，反映出来的是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仇恨。
　　但在中国，社会对政策的参与具有连续性，社会对实际政策的影响是那些通过选票途径的国家不能比拟的。
　　就深圳而言，人们不难观察到，政府的很多决策过程是开放的，政策一方面受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又不会被一些特殊的利益或者特殊的“民意”所挟持，因为政府需要通盘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
　　这就有效避免了西方社会“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情况，政府不会因为一些利益的反对而不去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
　　第三，深圳有效处理了发展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发展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于：发展需要制度创新，但发展的成果需要制度作为保障。因为中央的充分授权，深圳的制度创新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正是这些制度创新促成了深圳方方面面的快速发展。
　　然而，人们也不应当忘记，制度创新有底线，那就是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制度创新如果不能把握这个原则，便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深圳也有效实现了外部资本与内部资本的平衡。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也往往被忽视。深圳开始时一穷二白，发展从外资起步，没有外资尤其是港资的进入，深圳早期的发展会变得极其艰难。
　　但在完成早期发展阶段之后，深圳充分重视内资的作用，培养了数量庞大的本土企业。一个城市如果外资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必然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甚至难以抵挡外在环境的变化；但如果一个城市封闭起来，不受外资影响，那么这个城市也难以赶上时代的步伐。深圳在处理内外资本方面是成功的。

深圳（图源：网络） 0084-kakmcxe9413356.png 保存到相册

三
　　深圳的发展对其邻居无疑具有很深刻的借鉴意义。
　　深圳早期的发展获益于靠近香港，不仅仅是来自香港的资本，更是来自香港转移出来的产业。鉴于香港的发展空间有限，香港把那些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到珠三角，然后在金融、教育等服务业集中自身优势。这无疑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是大势所趋。
　　但近年来，香港为“认同政治”所苦，把所有的事情都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客观上说，香港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珠三角，更离不开深圳。无论是金融还是教育，香港必须有服务对象，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但人为的“认同政治”硬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
　　在社会层面，“认同政治”导致社会价值观高度分化。香港一些群体尤其是年轻人思想被西方“殖民”，“认同政治”激进化，把自己无限道德化，把“他者”妖魔化。一些人以为掌握了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真理，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认为诉诸暴力也是“正确的”。
　　这种逻辑体现在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中，而香港尤甚。尽管这种行为与香港的实际利益背道而驰，但因为有西方物质和舆论上的支持，一些人仍然以“道德”来论证自己的暴力行为。
　　从政治上说，香港的“认同政治”演变成为赤裸裸的“对抗政治”，反对派为了反对而反对。这种“认同政治”直接弱化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甚至使香港面临长期“无政府状态”的极端风险。
　　分化的社会和弱政府使香港缺失一个治理主体。这种情况下，香港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也使得上述深圳所能实现的诸多平衡变得不可能。
　　可以说，大湾区建设、深圳的社会主义先行试验区等重大政策议程是香港的机遇。从经济来看，只要处理好和大湾区的关系，香港仍然具有发展和更上层楼的巨大潜力。
　　香港的挑战是政治上的。如果政治的分裂使得香港不能抓住机遇，不能接受挑战，那么如同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样，香港的衰落是必然的。在大湾区内，香港不孤独，也不能自我孤立起来。香港必须随着大湾区城市的进步而进步。不进则退，没有一个城市可以不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取得进步，香港亦然。

香港（图源：网络） fab8-kakmcxe9413354.png 保存到相册

starrain · 发表于: 2020-10-12 20:50:01

源自：侠客岛

原文标题：郑永年：美国现在的“愤怒”很没道理

　　[侠客岛按]
　　前段时间，联合国迎来7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多国领导人发表了讲话。毫无疑问，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体系依然是世界多边主义外交的重要舞台。
　　近年来，个别西方国家鼓吹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严重挑战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本应让世界更加团结一致应对病毒挑战，但事实是有的国家甩锅、拆台，让全球抗疫举步维艰。
　　怎么理解“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性问题？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展开了一番对谈。

1、侠客岛：国际组织是近代产物。在联合国成立之前还有“国际联盟”（下称“国联”）。对比一战后成立的国联，您如何评价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
　　郑永年：成立国联的初衷是好的，当时国际纠纷太多了。从历史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从欧洲产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主权国家间的战争。在国际政治中，主权政府是最高政治实体，不存在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为了协调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达到遏制战争、实现和平的目的，国际联盟、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
　　为什么国联没有运作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当时国联内部没有民主公平。大国（战胜国）往往起主导作用，小国则是依附大国“搭便车”。国联解决不了初衷和实效之间的矛盾，最终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加上国联内部列强间的矛盾，注定了它的消亡不可避免。
　　二战后联合国取代国联，相对而言，联合国是一个开放型组织。国联主要成员是西方列强，联合国的包容性更好一些，包括二战后独立的国家也不断被吸纳进来，目前已有200多个成员国。虽然联合国内部还是有大国起主导作用的重要机制（比如安理会等），一定程度上也在公正性原则和国际现实间有所妥协，但联合国机制上的民主性、公平性相对较好。

联合国总部大楼（图源：网络） 7b87-kakmcxe2381430.jpg 保存到相册

2、侠客岛：此前美国退出了一些联合国下属机构，比如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等。一位曾在教科文组织长期工作的岛友告诉我们，美国经常对该机构表达不满，觉得自己虽是第一大国，但话语权不够，机构中的一些小国联合起来，美国也左右不了。您怎么看？
　　郑永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联合国体系内扮演着主导角色。衡量大国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国家能提供多少国际公共产品。
　　但大国本身的地位不是固定的，国家间均衡状态也是动态调整的，这跟各国国力消长有关。比如在联合国早期，欧洲国家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战后经济迅速增长的日本，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不同国家角色的相对变化能否及时体现在联合国体系内？这就涉及所谓“联合国体系改革”的问题。
　　作为主导者的美国，对这种变化满意吗？我们看到，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在下降，包括拖欠联合国会费，不愿意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上出力（气候变化、控制疫情等），但美国作为主导者，并不愿意放弃自身的位置。理论上，美国承担着联合国体系内最大的责任，但其现有能力与此已不相匹配。

2018年6月，美国官员宣布，美国将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图源：新华社 e78e-kakmcxe2381514.jpg 保存到相册

3、侠客岛：所以有些人担心，美国对现有联合国体系的不满，会使其不断架空该体系，甚至另建一个国际组织。
　　郑永年：重起炉灶的代价很大。虽然美国对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不满意，但大部分西方国家不这样看。
　　应该说，联合国是很成功的，尽管内部有很多争执。75年来，地区性、零星的战争没有断过，但是大的战争没有发生过。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维持和平、协调各方。包括维和部队、世界银行、WTO、世界卫生组织等，都是联合国体系的一部分，起到了很大作用。
　　现在世界的共识是联合国应该存在，也应该改革，但不是推翻现有联合国体系。
　　问题是，美国内部民粹主义、超级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深刻影响了国际体系。美国不仅在联合国体系内退群，就连美国自己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双边或多边同盟关系都要伸手破坏。美国若真的放弃现有国际体系另起炉灶，还能保持领导地位吗？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国际社会的“天然领袖”，是因为当时欧洲列强打得不可开交，元气大伤。二战后，美国是被“邀请”来做世界领袖的。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的美国要架空现有体系，还会有其他国家邀请美国当世界领袖吗？法国都说要组建“欧洲军”了，只要美国稍微理性一点，就会对此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美国现在很“愤怒”，认为国际体系的问题是中美之争，比如在疫情中把世界卫生组织说成被中国“绑架”“收买”，这很没道理。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里的地位，取决于该国作出多少贡献、提供多少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提供的产品多了，在体系内的地位自然会上升。
　　此外，美国还觉得自己不该跟“小国”一样只有一票，应该有更大话语权。这是国际体系实际运作和国家实力原则的矛盾，有点类似于西方国家选举中，穷人和富人都只能投一票。但如果联合国体系变成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这个体系就回到国联的老路上去了。

2020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球疫情。图源：欧新社 7b3c-kakmcxe2381583.png 保存到相册

4、侠客岛：当今世界确实存在很多重大的、没法靠一国完全解决的国际问题。比如气候、贫困、生物多样性、性别平等，等等。现在民粹主义泛滥，很多国家觉得“外部与我无关”、本国利益最大，但实际上如果不合作解决问题，很多国际问题会通过“负外部性”蔓延到本国。
　　郑永年：是的，单个国家能解决的问题就不叫国际问题了。相比气候、饥饿等，中美争议的问题是“小问题”。
　　以前美国可以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或者出钱让盟友提供。随着美国国内问题的积累，加之以前管得太多，其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本届美国政府希望战略回撤，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卷入；但如果你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他国家就要补上这个空缺，否则国际体系就解体了。
　　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这种调整是必要的。但是把国际问题简单化成不断退群、搞单边主义，是完全错误的。病毒传染难道跟美国无关吗？金融危机不会传导吗？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不会影响到美国吗？
　　归根结底，还是美国对国际体系的理解有问题。按照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的说法，每个国家都是联合国的“利益攸关方”，各自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多少是动态变化的。但美国现在的理解是，这些国际空间都是我的，不是中国的，你提供公共产品多了，就占了我的国际空间。这相当于把国际空间看成私人财物，是帝国主义的逻辑。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美国就会把“一带一路”、亚投行理解歪了。中国说这些只是补充，没有说要取代原有体系，也没说要取代美国的地位。在中国看来，你不做的，我做一点补充，且这种补充也是开放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这本来就是多边主义的。这就是视角不同。

矗立在联合国总部花园内的“打结的手枪”（图源：网络） e18c-kakmcxe2381634.jpg 保存到相册

5、侠客岛：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体系。疫情已经让大家看到了“不合作”对国际体系的冲击，那未来怎么办？
　　郑永年：疫情的教训是很明显的。实际上这次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美国说要跟世界卫生组织撇清关系，但美国疾控中心实际上一直跟世界卫生组织保持着信息互通。75年过去，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大家还是需要国际组织，人类社会没法退回到此前相互孤立的状态。历史上，国际体系的重建往往以战争为先导，但战争的代价太大了。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就呼吁，各国政府要联合起来解决问题。哪怕是看上去很个人化的议题，也需要国际合作。比如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可以通过税务合作、共同打击逃税漏税来间接解决；国际刑警组织则可共同打击犯罪。
　　有人说“先办好自己的事”，不要太操心国际问题，这种理念是狭隘、自私的。好比一个家庭内部，如果每个人都很自私，家庭怎么维持？一个国家以自己为主没问题，但也要对国际社会有所贡献。毛泽东当年就说，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不矛盾。
　　美国特别强调local（本地化），比如希望通过贸易战达到贸易平衡。但如果光看本地、不看国际，美贸易逆差实际上在增加。美国今年7月的贸易逆差又达到12年来的最高点。这就说明，光靠本地化视角解决不了国际问题。
　　这不是说国家内部的视角不重要。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一些国家没能力做好重新分配。小国不加入经济全球化就穷，一加入可能富，也可能完蛋。所以，一定要达成地方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均衡。
　　现在确实是关键时刻，如果各国不能达成共识，真的很糟糕。中国现在是国际体系和多边主义最坚定的维护者。美国当然希望中国帮着提供更多的产品，帮着美国“减负”。但如果什么是公共产品由美国定义，怎么提供也由美国决定，这就没门儿，中国有自己的定义和方式。欧洲国家现在也是这个态度。
　　我觉得，美国应该放宽心态，允许各国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要总是指手画脚的，不然别国肯定不乐意。
　　采写/公子无忌

心中苦冰 · 发表于: 2020-9-27 14:05:44

源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原文标题：郑永年：五方面塑造网络时代的中国软实力

　　9月27日，由中央网信办、上海市委网信委、新华通讯社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上海开幕。来自政府、学界、业界的嘉宾将围绕“变局中开新局：中国网络媒体的责任与使命”这一核心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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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由中央网信办、上海市委网信委、新华通讯社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上海开幕。图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做主题演讲。新华网陈杰摄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发表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如何在网络时代塑造中国的软力量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软力量是什么呢？软力量指的是一个国家文明、文化和价值体系等的影响力，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思想层面。我想软力量至少具有三个指标：1）理解文明、文化和价值等；2）在理解基础上接受这些文明、文化和价值产生认同感；3）更重要的，不仅认同和接受文明文化价值观，而且主动传播它所认同和接受的文明、文化和价值。
　　这些年我在观察一个现象，我发现网络时代造就了传播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但世界各国的“软力量”不仅没有在增加，反而在很快下降。没有国家的软力量在增加，任何国家都在增加，就看哪个国家的增长快一点。网络平台的出现使得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成为可能。传统上，广播、收音机和电视被视为是大众传媒，但这些媒介本质上还是精英媒体，因为所有的内容还是精英人物创造和提供的。说它们是大众传媒，只是说，精英的观点通过这些媒介传达给了大众。但网络时代是真正的大众媒体，因为人人都可以参与，都可以提供内容和传播。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大众文化+大众传播的时代。这就造成了三个后果。
　　第一，低层文化民粹主义的崛起，文化领域“劣币淘汰良币”。文化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国都有，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着的，但现在找到了真正表达的方式。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受“一人一票”的驱动，政治人物不仅接受还主动煽动文化民粹主义，造成了社会价值的大分裂，使得美国缺失能够整合，所以美国治理成本快速提高。
　　第二，意识的碎片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信息茧”的问题，人们只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而排斥其它信息。
　　第三，与意识碎片化相关的便是认同的激进化和对立化。网络是当今世界认同政治的最有效工具。认同政治的特点就是人们把自身道德化，把别人、把对方妖魔化，并把两者的对立极端化，因此造成高度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表现在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表现在各个国家之间。这种情况必然造成软力量的衰败。以美国为例。美国社会内部今天高度分化、分裂和对立已经导致了治理危机。
　　如何在网络时代塑造中国软实力？我自己认为如下几点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网络内容要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事实、科学和理性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整合社会的基础。网络平台如果不能战胜“后事实”、“后真相”，那么会加速社会的解体。我觉得社会如果解体了，那网络也很难生存。
　　第二，网络平台要有自己的社会责任。网络平台如果唯利是图，只追求流量，而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不仅平台本身走不了多远，而且更会导致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反弹。
　　第三，网络只是工具，网络背后仍然需要一个庞大知识体系的支撑，价值体系的支撑。价值体系是历史的积累，需要人们去挖掘。最近大家在说李子柒，这个现象反映的是一种不含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文化价值。
　　第四，要在西方市场（网络）里，以西方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解释中国，而不能仅仅在西方网络里简单地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
　　第五，最为重要的是基于成功故事之上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我们成功的改革开放的故事，甚至是近代以来的故事，还有就是基于自信基础上的能力培养。这个能力培养既包括知识体系，也包括今天所讲的各种技术手段。谢谢。

兮兮爱人 · 发表于: 2020-9-18 16:46:00

源自：人民论坛

原文标题：郑永年在人民日报撰文：与中国强行脱钩，必会付出巨大代价

　　今天的《人民日报》第3版刊登了知名学者郑永年重要评论文章。文章指出，世界正遭遇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维护和完善国际多边体系，已成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
　　站在充满风险挑战的十字路口，应该如何理性看待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人类利益密切相连的今天，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又将成为人类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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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评论全文：

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郑永年

　　世界正遭遇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维护和完善国际多边体系，已成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
　　现有国际秩序来之不易。近代之前，没有国际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一战后国际联盟成立，成为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但二战的爆发宣告国际联盟失败。二战后，联合国取代了国际联盟。此后，虽然局部战争和零星冲突一直存在，但再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进一步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修改和调整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而与国际规则加快“接轨”。实际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同步的。今天的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一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与中国强行“脱钩”，都会付出巨大代价。
　　当前，美国接连“退群”，不断减少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承诺。美国越来越远离这个体系，给国际体系造成巨大伤害。美国退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领导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其传统盟友和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不支持。
　　中国正在国际秩序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具备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的能力。近年来，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中国这样做，不是要另起炉灶，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更不会像某些大国那样，构建针对他国的“团团伙伙”。
　　中国提倡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改革和完善。中国倡导成立的国际多边机构，是对现有国际多边机构的“补充”而非“替代”。中国倡导成立的国际多边机构具有开放性，欢迎各方共同参与；具有多边性，相关国家都有权利参与决策和执行决策。
　　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难题，不可能单独靠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解决。这些挑战更加凸显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当国际社会需要多边主义发挥作用之时，西方个别国家却大搞单边主义，企图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这破坏了国际公平正义，也给现行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破坏。
　　通过国际合作促成国际社会更加开放是更好的选择。正如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整个国际社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个国家都是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出一份力，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共同维护国际体系，共同解决问题。一个多极、多元、开放的国际秩序，才更加公正合理有效、更可持续。（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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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回应”，理念价值得以彰显
　　价值反映的是一种主客体之间满足与被满足的辩证关系。生命与健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不同肤色的人们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底色。在跨越国界、文化和制度的疫情面前，从人类生存这一重大关切出发，尊重各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差异性，求同存异，坚守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等基本价值追求，是战胜疫情的核心和关键。
　　在全球化语境下，任何一个国家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引发全球性危机。因此，“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各国利益关系的真实写照。在全球抗疫中，极具传染性的新冠肺炎病毒更是让各国同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中。纵观一些西方国家所编造的一系列失实言论，究其本质，是一些政客结合疫情时代的国际背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翻新和再版，是试图推卸责任、转移国内矛盾的现实政治运作，是企图站在所谓价值制高点上对世界政治指手画脚的再度演绎。
　　“自由”“人权”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口号，更不是政治斗争工具。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在面对生存这一根本问题时，方能深刻理解生命健康才是最大的自由，生命健康权才是最大的人权。众多国家对人民生命的珍视也使得生命和健康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色得到充分彰显，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蕴。
　　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而言，责任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交互式的，这具体体现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支持、彼此关爱、共同担当之中。在全球抗疫中，中国对自己负责、他国对中国负责以及中国对世界负责这三条线索相互联系、彼此交织，共同编织着全球抗疫的生动实践，描绘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维度的责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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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球价值链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
　　随着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调整与重塑阶段，区域化、服务化、数字化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全球生产分工逐渐放缓。与此同时，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也逐步由“参与者”变为“建设者”。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持全球防疫和供应链恢复。中国经济和产业链的稳定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有重要稳定作用，全球产业链稳定发展也是中国产业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突如其来的疫情令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面临风险高位累积、欧洲政策空间持续收窄及合作力量削弱等严峻挑战。各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支持全球防疫和价值链的恢复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使全球价值链向着更公平、更高端的方向迈进。
　　以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化发展的外生变量，但并不是决定全球价值链长期演进和发展的根本因素。疫情之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和博弈将可能是常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增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
　　以区域价值链升级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价值链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促进区域价值链升级，可以通过整合国内价值链、促进区域市场融合，增强话语权，充分发挥区域价值链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需要更好地布局和推动区域价值链合作升级，为全球价值链发展提供动力。加强全球价值链领域的交流合作，有助于客观评估各国在全球分工中的真实地位，加强国际经贸政策协调，推动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应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增加维护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稳定的力量。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加强各领域合作，构建多时空、多领域的开放、合作平台。
　　以多边合作机制升级引领全球价值链发展。推动多边合作机制升级是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要坚定维护WTO全球贸易治理核心平台地位，推动WTO改革，化解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的冲突和矛盾。推动全球多边经济治理体制把“发展”作为核心目标。只有将发展议题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核心目标，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坚持贸易和援助结合的原则，促进贸易便利，同时支持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促进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发展。

你的美我的爱 · 发表于: 2020-9-18 08:06:00

源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原文标题：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正遭遇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维护和完善国际多边体系，已成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
　　现有国际秩序来之不易。近代之前，没有国际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一战后国际联盟成立，成为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但二战的爆发宣告国际联盟失败。二战后，联合国取代了国际联盟。此后，虽然局部战争和零星冲突一直存在，但再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已成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进一步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修改和调整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而与国际规则加快“接轨”。实际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同步的。今天的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重要一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与中国强行“脱钩”，都会付出巨大代价。
　　当前，美国接连“退群”，不断减少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承诺。美国越来越远离这个体系，给国际体系造成巨大伤害。美国退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领导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其传统盟友和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不支持。
　　中国正在国际秩序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具备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的能力。近年来，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中国这样做，不是要另起炉灶，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更不会像某些大国那样，构建针对他国的“团团伙伙”。中国提倡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改革和完善。中国倡导成立的国际多边机构，是对现有国际多边机构的“补充”而非“替代”。中国倡导成立的国际多边机构具有开放性，欢迎各方共同参与；具有多边性，相关国家都有权利参与决策和执行决策。
　　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难题，不可能单独靠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解决。这些挑战更加凸显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当国际社会需要多边主义发挥作用之时，西方个别国家却大搞单边主义，企图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这破坏了国际公平正义，也给现行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破坏。
　　通过国际合作促成国际社会更加开放是更好的选择。正如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整个国际社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个国家都是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出一份力，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共同维护国际体系，共同解决问题。一个多极、多元、开放的国际秩序，才更加公正合理有效、更可持续。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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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人家 · 发表于: 2020-9-18 05: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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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专家] 对话郑永年：美国对华打“民主牌” 因为剩招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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