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美国对华打“民主牌” 因为剩招不多了

源自：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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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2日消息（记者：马常艳）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应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一个社会保护制度。希望“十三五”能把大量已经过剩的基础设施投资转移到社会投资上来，同时扩大中产阶级。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小康社会所处历史阶段做出明确表述，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郑永年表示，小康社会就是使得大部分人富裕起来，使中国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红利。
　　郑永年表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的一大要务。如果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变会成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但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保持6.5%～7%的增长，下一阶段中国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话，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会解决。因此，摆在中国人前面的场景非常清楚，就是必须要进入小康社会，把中产阶层做大。
　　而对于中国目前中产阶级的现实情况，郑永年表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太小。日本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中产阶级做大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产阶级还是很小。“中产阶级不大，消费社会就积累不起来，为什么中产阶级不大，就是社会投资不够”，郑永年说。
　　郑永年指出，中国以前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产能过剩很严重，但社会投资还不够，包括医疗、社保、教育、环保、公共住房等方面。社会投资太少就导致制度没保障。“中国人又要买房子，又要供小孩上学，又要看病，买一套房子就成房奴，养小孩就是孩奴，看大病就可能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怎么敢消费？”郑永年说。
　　郑永年认为，“十三五”应该特别强调社会投资，有足够的社会投资之后，中产阶级就有保障了。中国应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一个社会保护制度。当然不能像西方社会那种过度福利，可以像新加坡那样既要有足够的社会投资，又防止成为过度福利社会。
　　对于“十三五”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八届五中全会定位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源自：爱思想网  :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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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功大师”王林涉买凶杀人案成为近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话题。一个昔日穿梭于政治人物（不乏高层）、富商、大牌明星、著名学者中间，并为这些人所崇拜的“大师”，今日则成了另外一个群体嘲笑、谴责和怒骂的对象。同样，在后一个群体里面也不乏政治人物、富商、大牌明星和著名学者。
　　类似王林那样的“气功大师”的例子，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倒一个，又出来一个，他们的故事都非常类似，结局也大同小异。在大多情况下，都是官（权力）、商（金钱）、色（性）、学（知识）和巫（术）五位一体得到有效的结合。如果不具备背后强劲的权、钱、色和学的推动，很难想象“巫术”会如此有效流传开来，并被人们推崇备至。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金钱、明星，甚至知识这些群体需要“巫术”呢？
　　从深层次看，这种现象既不新鲜，更不足为奇，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很多时期就流行过“巫术”。今天“巫术”又流行起来，只不过是当代中国文化堕落的其中一个表象。文化堕落当然有很多形式，但最显著的莫过于文化的“巫术化”。如果“气功大师”流行于达官贵人阶层并为他们服务，流行于基层民间的无数莫名其妙的“巫术”“迷信”，甚至“邪教”更是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信徒，为芸芸众生提供着心理需要。
　　当然，当代文化的堕落远远不止于宗教或者类似于宗教的“巫术”活动，它表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社会行为乱象，难计其数：官员和有钱人“包二奶”（甚至妻妾成群）、大吃大喝、焚烧非传统性冥纸（电视、手机、飞机、美女模本）祭献给先辈、大众炒股、公知骂人等等，不同现象或多或少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文化的堕落。
　　机场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的窗口，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浓缩版。如果看看机场的一些书店，就知道今日中国的文化之殇。大部分机场书店都堆满了心灵鸡汤、八卦风水、赚钱之道、人际关系、性知识、公知的作品，一些角落里或许还有一些半色半黄的杂志。而电视屏幕则是那些宣讲者的声嘶力竭，犹如布道，仍然是心灵鸡汤、赚钱和八卦。当然，这并不是书店之错，书店只是迎合社会（读者）的需要。其实，不用说是机场书店了，各大城市的大书店的情形何尝不是这样呢？

乱象与文化堕落紧密关联
　　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是和这种文化堕落紧密关联。文化堕落了，人们的行为便仅仅停留在本能的阶段，再也提升不上去了。而本能的思考和行为，就为类似于“巫术”那样的东西的流行开来，提供了理想的文化环境。
　　放眼去看，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文化的“巫术化”。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并且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插曲。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颇让人意外但细想之下又很容易理解的独特现象。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国，无论是“命学”的回归，也是术数的回归，统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门学说”的复兴；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王林的“气功”就是如此）。
　　文化的“巫术化”是同科学背道而驰的趋势。在科学看来，凡事都有原因、有发展过程、有解决之道等等，但“巫术”则把事物（或者社会现象）归之于一种神秘、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历史上看，当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环境感到不理解、不确定、不安甚至恐惧的时候，“巫术文化”就会兴起。
　　文化的“巫术化”确实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原因在于，既有的社会理论，无论是官方所认可的，还是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本土版，或西方进口版，都无法对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也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只好去救助于“巫术”。
　　的确，有太多的因素促成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感到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伴随着社会急剧转型的，便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落甚至解体；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完全脱节甚至背道而驰；通过各种途径而获取的巨大财富缺失正当性；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着穷人的“仇富”心态；公权力的傲慢使得社会有理由“仇官”；法制和法治的缺失使得社会没有有效的方法调解矛盾等等。
　　杨绛先生说：“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几乎和其读书的多少划等号。这句话实际上也适用于那些求助于“气功大师”“巫术”和“邪教”等社会群体。书读得太少，想得太多，解释不通了，就去找“巫术”。
　　尽管传统上中国是读书的民族，但当代中国人不读书，已经是世界上出了名。研究发现，即使是本应该读书的大学生，除了教科书之外，一年也读不了几本书，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更不用说是欧洲人了。在社会层面更是如此。每次看到大街上无聊闲逛的人们、麻将馆聚集的人群、或者大型的大妈广场舞，不禁会想，如果在欧洲或是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人中的多数该是会在静静地阅读的。
　　不过，没有必要过多地抱怨读书少或者不愿读书的人们，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书可以读。学生、闲逛者、打麻将者、广场舞者，甚至底层社会那些迷恋于各种“巫术”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巫术化”的对象和受害者。他们的本能思考和行为是文化“巫术化”的产物，而非根源。主要的问题都出在精英。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出在文化创造者或者思想创造者那里。

作家只能提供心灵鸡汤
　　人要读书，但必须有书可读，而写书的人往往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群体。中国的这个主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尽管他们也知道社会道德要重建、文化要重建，但是他们写出了什么样的书？一句话，“心灵鸡汤”。中国人写心灵鸡汤已经有数千年了。孔孟的时候，还算原创，并且非常切合社会的实践，所以他们成为集大成者。之后就没有原创的东西了，要不是天下书一大抄，要不搞得玄而又玄，虚而又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心灵毒药。
　　明代的王阳明本来是可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扭转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无奈统治者不许，未能发扬光大。有研究发现，最受西方人欢迎的是科普读物，而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便是心灵鸡汤。这个现象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西方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科学知识，而中国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心灵鸡汤。为什么呢？
　　近代以来中西方所经历的启蒙运动的差异是关键要素。到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发生了启蒙运动，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和西方早先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具有本质性差别。在西方，文艺复兴可以说是第一次启蒙运动。欧洲的中世纪是神权主导一切的时代，被西方人称为愚昧和黑暗的时代。神学成为解释一切的东西。文艺复兴因此主要是要借助复兴古希腊的理性和科学（数学、几何）精神，摆脱神权，把人类的基点从神拉回到人。西方人成功了。但这种成功是用无数相信科学的人们（尤其是科学家）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实际上是第二次启蒙。第一次是文化，第二次就到了制度，就是要用理性适用于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这次也成功了。今天的西方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这两次启蒙的产物。两次启蒙的共同主题就是理性主义，教育人如何理性思考，把理性应用于对事物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理性主义贯穿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和社会科学，更不用说是自然科学了。
　　不过，启蒙运动并没有消灭宗教，而是给宗教以更为合适的位置，即人们的信仰领域。宗教不再解释一切，而是作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启蒙运动尽管也产生了一些极端主义者，例如无神论，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理性主义是肯定宗教地位的，无论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需要宗教信仰，都应当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
　　中国也的确发生了启蒙运动，但性质很不相同。中国主要是政治和革命启蒙，无论是“五四运动”的启蒙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重点都是政治。五四时期，迫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生存面临深刻危机，政治启蒙无可非议。1980年代也一样，也被认为是如果没有政治启蒙，中国人就要被开除“球籍”了。直到今天，仍然有大把人时刻想再兴起类似的政治启蒙。
　　尽管自“五四运动”开始，每次启蒙必提“民主”和“科学”，但每次必然是政治（民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不足，甚至被忽视。中国人相信，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科学。但西方实际上是科学在先，民主在后。没有16世纪的文艺复兴，哪会有18世纪之后的民主？人具有了“科学”，学会理性思考问题了，民主才具有质量。中国只有政治启蒙，而没有科学启蒙，在缺乏理性思辨能力的情况下，民主自然追求得非常辛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科学，人们对宗教的作用没有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在过度政治化的启蒙下，宗教被强制性地驱逐出人们的文化领域，使得当代中国既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多神教），也把自己和其他宗教文明区别开来。
　　但实际上，当代中国人，和其祖先以及其他社会一样，都需要精神领域和宗教空间。没有了科学，也很难对传统文化进行去“巫”化。今天在文化复兴的幌子下，各种低劣的“巫术文化”公然登上文化舞台，并被各个社会群体所拥簇。这个现象并不难理解，人是有精神需要的，如果不能在公开的市场上（例如各类大教）得到，就会千方百计去地下黑市（例如各类家庭聚会甚至邪教）寻找。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联合早报

源自：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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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改革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2014年7月，郑永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施晓慧/摄  U11252P1T1D30744861F21DT20140826120134.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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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中旬的一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郑永年相约见面。早上刚下飞机的郑教授风尘仆仆，皮肤晒得有点黑，他从紧张的会议安排中为我们挤出了两个小时。
　　在此之前，记者曾两次拜访郑教授，他给记者留下的印象是：思维敏捷，知识渊博。无论谈什么问题，他都能从历史的深度和国际比较的宽度中找到参照，纵横捭阖。他曾说：“在知和行之间架起桥梁，是学者最重要的任务。”不管工作多么紧张，他每年都会到中国很多次，了解高层想法，体察民间实践，做出自己的分析，提出自己的建议。
　　近期，他接连出版了4本书：《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我们的话题也是从当前中国的改革开始。

通过不做事、不改革来保持清廉，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
　　问：您觉得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答：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在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进程中，都会遇到如何维持社会平衡、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中国也是这样。未来10年至15年，中国将经历人均国民收入从今天的7000美元提升到1.3万美元，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进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几个国家顺利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石油国家，除此之外就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日本和四小龙有其发展的特殊条件：日本战后顺利获得了西方开放市场，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四小龙也同样。另外他们都是较小经济体。而中国则是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贫穷国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西方走过这个阶段用了100多年，中国如果能在今后15到20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发达国家，将创造另一个经济奇迹。
　　怎样通过改革避开这个陷阱，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在经济方面，西方还没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在周边环境方面，南海、东海都面临争端。此外，中国自己也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不那么顺利，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社会方面也面临很多问题，如群体性事件、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社会抱怨越来越深等等。
　　日本和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政策做得很好，奠定了消费社会的制度基础，20多年间，中产阶级达到了70%～80%。而中国经过30多年发展，中产阶级只有25%～30%。另外，社会政策没有做好，像医疗、住房、教育等，太产业化、商业化了。中产阶级比例小，表明穷人还占大部分，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容易出现政治、社会激进化的问题，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也很大。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只能靠改革。

　　问：您最近出了好几本书，其中很多都提到了中国改革。在您看来，中国的改革应该向何处去？
　　答：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讲改革，这些内容和理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做，从哪里突破。
　　这一届中央政府的集权状态已引起很多关注，各种看法都有。我认为，这在当下是必然的。一方面，改革需要集权。中国有太多既得利益集团，没有中央集权，就很难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就推不下去。另一方面，集权也会产生负面效果，一些人对改革没有积极性。因此，集权阶段之后最终还要分权，把权力分给地方、企业、社会等改革的行动者。也就是说，集权实际上只是第一步，目的还是为了分权──通过集权收回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然后将这些权力分到地方、企业和社会，毕竟改革的主体和受益者都应该是他们。
　　当前的反腐败运动也很重要。不反腐，政府就会失去老百姓的信任，会降低政权的合法性。不过，在现在强大的反腐压力下，官员可能会因为担心自身安全，而不敢放手改革。事实上，通过不做事、不改革来保持清廉，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因为你占用了非常有限的政府行政资源却没有做事。因此，反腐败最终要制度到位，让不腐败又做事的人得到任用和鼓励。
　　体制改革很不容易，因为后面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无论国企、金融，还是医院、学校，动谁都很难。怎么办？可以通过体制创新，在既得利益之外创造新的利益。邓小平就很智慧，在改革开放之初，一面遏制既得利益方，另一面不断创造培养出新的利益。现在也要一方面遏制腐败，另一方面给清廉干部创造好的平台。
　　三中全会规划了长远的发展蓝图，提出了几百项改革目标。但在近期，必须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对百姓有利的改革。以前很多改革并未让百姓获得实惠，大多利益流向了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有利于老百姓的突破口是能找到的，比如，公共住房。新加坡公共住房占80%以上，香港占50%以上，中国却不到20%。中国城市人均住房建设面积是40多平方米，城市中有大量空房，而同时又有很多人没房住，这就是分配出了问题。挖10个坑不如挖好1个坑，要实实在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问：今年1月，路透社预测了2014年全球十大风险：其中中国改革位列第三。中国改革的成败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是切身的，那对于世界它意味着什么？
　　答：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对世界市场影响很大──世界都在盯着中国。西方经济复苏仍然乏力，结构性改革无望，所以中国的改革成败，决定着世界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同时，中国还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谁都想要。今天的西方很虚伪，他们一方面需要钱投资自己的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又不让中国资本过去，中国开发西方市场面临巨大的困难。现在看来，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复兴丝绸之路，开发新兴市场。

把多党制与民主制画等号是错误的
　　问：您曾说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这个怎么理解？
　　答：现在一说政治多元化，很多人就与多党制相提并论。从许多国家的实践来看，多党制已成为政治体制的大包袱，把多党制与民主画等号是错的。我把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今天，很多国家的反对党只为反对而反对，结果政府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说的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是指开放的一党制，即由执政党主导的、开放的政治体系，各方面的经济、社会等利益都可以在执政党内得到体现和协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成功之处，就是开放，能容纳不同的利益。
　　中国相当一个时期要建立内部多元主义，多党协商也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利益的，邓小平搞的就是开放的政治建设。我所说的内部多元主义主要有3个概念：开放，使不同利益进入党内协商；竞争，选拔与选举相结合，选拔优秀人才；参与，让广大百姓参与。百姓中有很多人才，选举只是手段，把社会精英选出来是开放最重要的一环。
　　中国内部多元主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够开放，很多方面固化起来了。比如说，竞争的明文规定少，潜规则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非常开放，每个议员一年要发展一两名新党员，就是从社会基层挑选那些能力强、素质好、愿意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结果，执政党越开放越强，反对党自然就越弱。

　　问：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国了。但如果再自省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很多人一切向钱看，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扶起摔倒的老人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但成了一个涉及道德和诚信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也反映了我们在道德价值问题上的迷惘。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冲破这些迷惘？我们能从传统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力量吗？
　　答：市场经济冲击社会传统道德，世界各国都一样会经历这个阶段。没有道德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复兴道德？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政府的层面看，要通过好的社会政策，保证人民基本的生活发展需求，使人民不必为基本生活而焦虑。但中国的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没有能很好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欧洲国家的社会道德提升，首先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了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措施，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寻找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儒、道、佛等都非常重要。但没有好的社会政策做基础，道德是虚的。
　　新加坡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也出现过道德问题：西化、金钱至上等倾向也很盛行。好在新加坡的社会建设做得非常好，法制又健全，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但同时新加坡也进行文化转型，强调亚洲价值观。
　　不是只有西方的文明中才有普世价值，东方文明中也有普世价值，如善良、友爱、互助、行善、礼貌等儒家文明，在各个文化体系中都有共同的内容。

2012年，郑永年（右一）在广东顺德工业设计城调研  U11252P1T1D30744861F23DT20140826120134.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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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没强大到别的国家会为你做出调整的地步
　　问：说到大国关系，中国人最关注的可能就是中美和中日关系了，这些关系里掺杂了很多的历史情感，以及价值观的差异，因此也格外复杂。您觉得，如果想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答：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正确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相较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日美关系就是大局中的小局了。
　　中国构建大国关系最主要的困难，是美国恐惧中国这个新兴大国的崛起。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普遍态度也是恐惧，这使得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加困难。
　　中日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的争执，对日本来说，有虚有实，争钓鱼岛是虚的，要走日本国家正常化是实的。
　　日本国家正常化以后，必然要追求它的地缘政治利益。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哪里？在东北亚，中国、朝鲜半岛，它都玩不转；在东南亚，日本已经在追求自己的同盟，借岛礁争端问题拉越南和菲律宾。所以说，中日的真正冲突不在钓鱼岛而在南海，如果丢了南海，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就有危险，这一点中国必须及早重视。
　　中美没有太多直接地缘政治冲突，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现在，美国也只能站在日本一边，否则美日同盟就解体了。但日本一旦实现了国家正常化，对美国影响也最大，因为美国更有可能失去在日本驻军的理由。
　　中国近来提出了“一路一带”，一条是北边连接中亚到欧洲的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条是南边连接东南亚到南亚、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非常好的设想，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相一致。中国可持续的和平崛起需要3个条件：一是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减少美国围堵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三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样领导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要创造这些条件，中国可参考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这一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立国际开发机构，帮助东南亚、中亚国家的大开发。
　　今后20年，中国外交会遇到很多难题。一方面，中国变强了，不希望老是为了别的国家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国还没强大到别的国家会为你做出调整的地步，这个对峙状态就很艰难。南海、东海问题上的一些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不用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妥协；同时，中国可以围绕“一路一带”多做些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问：中国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在您看来，中国接下来最应该向哪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学习？
　　答：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的国家。学习，不仅是指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更重要的还要吸取失败的教训。新加坡的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苏联垮台的教训也值得学习，日本经济停滞的教训值得学，美国的很多教训也值得学。中国以前学习的主要是从贫穷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验，下一阶段，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在社会政策方面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如日本和四小龙是怎样成功解决的。我们不仅要学习友好的国家，也要善于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好的经验。

　　问：您认为具备了哪些条件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答：我认为，真正的大国首先是内部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要有意愿和有能力承担国际责任；第三要充当国际和平的角色，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要幸福，就要超越个人利益，多为社会考虑
　　问：可否谈谈您现在的生活？
　　答：我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就是读书、写书、社会调研。我常说，人如果要认真做些事情要有3个感觉：饥饿感、劳累感和孤独感。男人尤其如此。我很喜欢跑步，每周会跑一到两次，我发现跑步可以同时获得这3个感觉。有时间我也喜欢爬山，和同事打打球。
　　我出生在浙江农村，上大学前一直做农民。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风行存在主义，我受萨特等人的思想影响很大，相信人生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每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做什么不做什么，是你的选择；生活中的诱惑也太多了，要什么不要什么也都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和太太都是学者，我们选择享受简单的生活，这样我们就有比较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问题。我有两个孩子，都在美国读大学，女儿学人类学，儿子学工程。我常跟他们讲，要幸福，就要超越自己的利益，多为社会考虑，知识分子没有社会责任肯定做不好。
　　我从2008年至今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一来到这个所，我就开会提出东亚所同仁之间不要搞政治，简简单单做学问，认认真真研究问题。在此之前，我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过3年研究，当时的雄心还是挺大的，想做一个欧洲最好的中国政策研究所。后来选择到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也是觉得新加坡离中国近，了解中国更方便。东亚所每周平均要给新加坡政府递交两个政策报告，加上行政工作和自己的研究，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问：很多中国读者熟悉您，是因为读了您独具视角的专栏文章，分析透彻，很有建设性，而且您研究中国的著作也很多。
　　答：每周给新加坡《联合早报》写一篇专栏文章，属于业余爱好。开始是给香港《信报》写的，到后来为《联合早报》写，已经连续写了17年。
　　我在学术上没有任何敌人，需要超越的应该是自己。马克思讲哲学家有两件任务，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觉得认识世界，这是学者的首要任务，但我们也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性。我见过很多世界著名的学者，越是大学者越谦虚，正是“知，然后知不足”。

　　问：您认为，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或者价值体现在哪里？
　　答：我不喜欢做象牙塔里的学者，我喜欢做社会调查，经常每月两次到中国搞调查。一个社会要进步必须知行合一，学者的任务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架一座桥梁。人不能光生活在自己构建的理想当中，人类从来不缺少理想，但是99%的理想都死掉了！
　　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缺少民主，缺少社会公正，论述民主怎么重要，社会公正如何重要……这些实际上都是假命题，因为没有人说民主不好，社会公正不好，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实现这些价值。学者与社会的关系，有点像医患关系，首先要诊断社会问题在哪里，底线是不能越治越坏。好的学者，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利用社会的机会为自己赢得“喝彩”，那样做是对社会不负责任。人是有价值的，但要拒绝被价格化。

原文标题：中国崛起进程中最艰难的选择

郑永年  U8472P1488DT20130510093651.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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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作者认为，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精神，更需要低调。在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到了一定的阶段，一部分人甚至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头脑发昏，甚至利令智昏。但如果政治精英们仍然能够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头脑，并且能够动员社会上的理性因素来遏制住非理性的部分，那么国家仍然能够继续和平崛起，完成大国的终极使命。

　　客观的形势表明，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精神，更需要低调。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断，不管最终的结局是什么，那么便是国家的悲剧。南中国海和中印领土纠纷问题都属于同样的性质。
　　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局势，尤其是亚洲（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各方面的发展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其崛起进程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也面临着最为艰难的战略选择。这里主要包括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与一些东盟（亚细安）国家关系中的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主权问题。尽管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存在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都不能和主权问题相提并论。非主权问题都不会影响到中国的整体现代化进程，而主权问题则很不同。中国把与主权相关的问题视为核心国家利益问题，可见问题的重要性。说穿了，中国在“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旦受到“威胁”，政府层面只能做最强硬的反应，而不管这种反应的代价如何。社会层面更是如此，在主权问题上，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民族主义派，都可以毫无理性地“理直气壮”来维持他们所认同的“国家利益”，把自己视为是“爱国的”，而把一些真正理性的声音视为是“卖国的”。人们最近所观察到的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所做出的反应就是政府和社会层面互动而强化的结果。

中国的反应是本能式反应
　　当然，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也不能说最近中国的反应没有任何理性。面临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必然做出这样那样的反应，尤其是当中国有能力做出反应的时候。但从一个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对中国的作为进行深刻反思。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反应方式是一种本能式的反应，而不是一种基于人类理性之上的反应。如果是本能式的反应，那么最终有可能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小化，甚至完全走向反面。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中国现在的反应是战术层面的，也就是“以牙还牙”式的反应。在中国的种种外交行为中，人们看不到有深刻意义的战略意图。这尤其表现在和日本的钓鱼岛之争上。中国的战略目标显然不是假定可以通过现在这样的行为方式来解决钓鱼岛问题。不管如何地不合理，日本现在实际上控制着钓鱼岛。即使中国从日本手中夺回实际控制权，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原因很简单，日本方面不会承认。如果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不管哪一方控制了钓鱼岛，唯一的结果就是增加相互的仇恨并把此延伸到下一代。那么，如果假定中国具有战略目标，那么这个战略目标又是什么呢？中国有限的战略目标似乎只是要日本承认“钓鱼岛是具有争议的”。逻辑是：日本现在不承认这一点，如果日本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下一步就可以探讨双方如何来解决问题。但如果这真是中国的战略目标，那么这个目标过低，很不值得中国象现在那样做下去。因为这种“以牙还牙”的反应战术会影响甚至毁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家终极崛起的战略目标。同样，也不难看到，这种把战术当成战略的情形也存在于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人们因此可以推论说，这是中国目前的一种普遍性外交思维方法。但正是这种思维方法才是中国领导层应当担忧的。
　　很多人对中国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把战术当成战略。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战略目标是什么？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首先，最重要的是国家的现代化。不管人们对现代化的重点有不同的理解，但无可否认的是，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共识。尽管自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变得更现代了，但现代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仍然是最高的国家战略。实现内部的现代化，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国内的现代化并不是说中国可以牺牲掉国际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中国各方都一直在强调，为了维护核心利益，中国不怕自己的现代化过程被打断。但这仅仅是一种义和团主义式的反应，是千万要避免的简单的英雄主义。人们必须再往前一步，如何确保中国有能力来维持现代化进程，不被国际环境的变化所打断。
　　近代以来，日本已经两次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前面两次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过于弱小，没有能力应付日本，不得不被打断。但现在的情形毕竟不同了，中国具有了强大的能力，可以主动避免日本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干扰。如果再次被打断，这是中国的失败，日本的成功。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在于钓鱼岛问题。中国应当意识到，钓鱼岛问题的特点是，主权问题解决不了，但可以加以控制和管理。没有人（包括日本人）会相信，中国为了现代化而会放弃钓鱼岛主权。但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断，不管最终的结局是什么，那么便是国家的悲剧。南中国海和中印领土纠纷问题都属于同样的性质。
　　中国大战略的第二方面就是和平崛起。中国能否能够崛起当然取决于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内部现代化不会对区域和国际和平构成负面的影响或者所谓的“威胁”，更不会成为战争的根源。实际上，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只有和平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和可持续的崛起。历史上，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崛起的国家，最后都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欧洲，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这样；一战和二战的德国是这样；前苏联也是如此，冷战时期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也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亚洲，日本帝国本身便是最好的样本，崛起之后就想欺负邻国，挑战西方确立的东亚秩序，最终也走向了灭亡。但也有相对和平的崛起，典型的就是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础便是国内的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中国应当选择哪一种崛起方式，是非常显然的。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上世纪90年代的“和平发展”或者“和平崛起”到现在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领导层的思路一直非常明确，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第三方面的大战略是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而中国能否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又取决于前面两个战略的实现。如果内部不能实现现代化，那么根本不可能有崛起。如果崛起不是和平的，那么没有国家会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但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最终战略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命运，不管大国的主观意愿如何。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管世界秩序会如何民主化，这个世界永远是等级性的，不管喜欢是否，世界秩序需要有领导，大国必须承担这个领导责任。如果大国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无能承担责任，那么也必将受到惩罚。这是国际关系铁的规律。
　　从这个由内到外的战略次序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崛起过程中的最艰难的时刻。中国正在崛起，但还没有真正崛起。在外界看来，中国已经崛起到一个可以不再象从前那样继续向现存区域或者国际秩序调整自己，而是有能力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但同时还没有意愿或者有能力对区域或者世界秩序担当责任的阶段。各国因此开始对中国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是否可以继续崛起、是否会成为霸权、是否会承担责任等等感到不确定。
　　无论是区域和平还是世界和平都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第一，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崛起的早期，中国有非常大的意愿向现存秩序做主动的调整，即中国所说的“接轨”。但崛起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确不可能无限度地向其他国家调整自己的政策。同时，中国也没有强大到要求其他国家向中国作调整的时候。可以说，现在处于一种相互要求的相持阶段，各方都不会让步。但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后，其他国家必然会向中国调整（其实这种调整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会这样做，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第二，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他国家愿意向中国调整自己的政策的主要动机就是中国的区域或者国际责任。其实，崛起和责任这两方面是相互相成的。不能承担责任的崛起就不是崛起，即使某些方面崛起了，也成为不了大国。前面已经所讨论过，通过不负责任（例如军事和战争手段）的崛起的大国最终归于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

政治精英必须理性和清醒
　　也很显然，在这个关键阶段，中国的战略选择既决定了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也决定了中国的继续崛起是否是和平的。如果选择不好，无论是内部的现代化与和平的崛起都会中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就是人们对中国目前的国际局势非常担忧的地方。一旦中日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中印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关系失控，很容易导致局部的甚至是全面的冲突。一旦中国的崛起被外界视为是非和平的，那么中国的国际格局必然会急剧的恶化。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那么中国的未来就会很悲观，可能是如下两个场景之一。第一是重复大国崛起的悲剧，即中国和其他大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不是你死我活，就是同归于尽。第二是自我击败。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周边和其他大国不希望和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围堵”或者“遏制”中国，就像从前美国和其盟友对付前苏联那样。
　　客观的形势表明，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精神，更需要低调。不过，现实刚好相反。随着中国的崛起，民众和一部分政府官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一些人的确为国家变得强大而感到非常自豪，而另一些人则被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欺负的悲情所感染，觉得中国“雪耻”的机会来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主张中国可以抛弃低姿态外交，相信中国已经到了“亮剑”的时候了。
　　在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到了一定的阶段，一部分人甚至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头脑发昏，甚至利令智昏。大量的历史文献表明，这种现象在从前的很多大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就是当时这两个国家很多民众心态的自然反应。在这个时候，政治精英的选择成为关键。如果政治精英也像普通民众一样，或者为了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服务，那么国家必然走向灾难。但如果政治精英们仍然能够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头脑，并且能够动员社会上的理性因素来遏制住非理性的部分，那么国家仍然能够继续和平崛起，完成大国的终极使命。
　　对中国来说，“韬光养晦”可以说是国家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崛起的最基本的原则。耀武扬威必然走向失败，这不仅对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平崛起、最终走上国际领导舞台，这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是政治精英们冷酷的理性的选择的结果。

⊙　作者简介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在报刊及其它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在1997年到2006年担任过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此前还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国崛起》的大型纪录片中作为专家接受过采访。他在该片中的一段评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引述如下：“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第十二集 大道行思，原音）“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第三集 走向现代，原音）

郑永年：TPP与中美关系的前景
　　如果中国开始TPP谈判，中美两国之间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可以说，中美两国目前这种态度的转变，无论对中美关系还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局势来说，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著作5部、中文著作8部。
　　英文著作包括《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 Local Relations）（世界科技书局，2007）；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身份认同与国际关系》（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
　　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和新世界秩序》（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和《中国的开放社会》（China's Opening Society）等。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和《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中国人的民族主义》（1999）和《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2003）。与他人合作共同主编了《改革、立法与困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出版于2000年；《南巡与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2001），《后江泽民时代领导集团》（2002），《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2003）。

　　《亚洲新秩序》
　　《未竟的变革》
　　《影子里的中国》
　　《中国改革三步走》
　　《未来三十年》
　　《中国模式（修订版）》
　　《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
　　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
　　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
　　1988至1990年，先后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和讲师。
　　1990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
　　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
　　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