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保护传承敦煌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大卫 · 发表于: 2017-6-20 12:38:00

源自：人民政协网

　　2016年底，科技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3部门联合出台了《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其中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要基本建成文物科技创新体系，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国产主要装备、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去年8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孙淦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甘肃就“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工作”重点提案办理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办理协商座谈会。图为调研组在敦煌研究院考察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规划公布后，79岁的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仔细看了很久，兴奋得难以平静：“我去年的提案建议已经列到规划里了，他们办理得挺认真、挺细的。”接受采访时，她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2016年全国两会，樊锦诗联合其他39名委员递交了《关于加强文物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工作的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提案委员会组织提办双方赴敦煌召开提案办理现场协商会，作为提案承办单位的科技部高度重视，对建议逐条办理回复。后来，“发挥科技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的建议被纳入了上述规划。提案中，樊锦诗还建议明确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专项》，并予以优先启动。现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专项》也已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提案转化为白底黑字的政策文件，这是樊锦诗特别高兴的一件事。现在，让樊锦诗最牵挂的就是规划何时落地。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樊锦诗就同一主题再次递交提案，呼吁加快推进文物科技创新。“我们的文物珍贵又脆弱，保护是没有尽头的，不能停下来”，在采访中，她反复向记者念叨这一观点。

文化遗产强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十分重视。他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这句话，樊锦诗一直放在心里琢磨着，“保护文物意义重大，我觉得不应该只是文物这个专业圈子里的事，文物保护是多学科结合的事业，需要法律、制度、文化等等多种手段，其中科技的作用越来越关键。”
　　每次出现在全国两会现场，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都是众多媒体关注的对象，而樊锦诗最关注的是她的本行──文物。当了25年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的提案、建议大都离不开文物二字。这些年来，樊锦诗常常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工作者交流，她发现，不但很多科技成果都能用在文物保护上，而且文物保护中的技术应用又能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这是双赢。
　　今天，敦煌莫高窟这个穿越千年时光的佛教艺术宝库能纤毫毕现地呈现在世界游人面前，正得益于科技这张“保护网”。从遥感技术、影像检测到数字影像，敦煌的科技“成色”越来越高。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多年，樊锦诗对科技在保护文物上的作用有太多切身体会。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在文物科学认知、保护管理、保护修复技术与材料、传统工艺科学化、专有保护装备等方面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和共性技术，一些领域还进入国际第一梯队。但是，樊锦诗认为，我国起步晚、底子薄，在文物认知与保护领域与国际社会的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比如文物腐蚀、损失的现状尚未得到有效遏制，行业科技人才结构不合理，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匮乏等等，“整个行业仍处于从手工作坊模式向现代化和科学化转变的关键时期”。
　　据《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项目》数据表明，我国有50.66%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情况的腐蚀损失，而在新技术革命带动下，未来5-10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界正孕育着新的群体性突破，许多文化强国纷纷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本国和本地区的科技规划或单独设立科技行动计划，抢占未来制高点和话语权。“我们要从文化遗产大国变成强国，强在哪里？这值得好好思考。”樊锦诗说。
　　在敦煌度过了50多个春秋，文物的易损、脆弱，樊锦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这个文化遗产的“强国”梦，去年两会上，樊锦诗递交提案，建议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编制专项科技规划，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专项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针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保护修复、传承利用3个方面开展联合攻关和科技示范。同时她也提出希望重点突破的领域：考古调查与发掘专用的技术和设备、传统修复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抢救性保护手段等。
　　小组讨论时，樊锦诗把自己的提案拿出来供科技组的委员传阅，立即得到众委员的支持。有的委员一边在联名提案人签名页上签名，一边向周围委员推介，响应的人越来越多，一共有39名不同界别的委员主动在提案上签下了名字。
　　委员们如此“追捧”樊锦诗的提案，不仅出于对她学术精神和履职热情的尊重，更出于对敦煌的尊重。正如樊锦诗所说，“守护敦煌，就是守护我们传统文化的根，也是守护我们未来发展的根基”。

“这是大家的共同努力”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甘肃的文化遗产资源灿若星河，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东方艺术明珠。2016年8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科技部、国家文物局等提案承办单位踏上了甘肃这块宝地，就樊锦诗等委员的提案进行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并在敦煌召开了提案办理协商会。
　　调研组一路走访了嘉峪关关城、瓜州榆林窟、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馆等多个地点，其中，对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中心和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了重点调研，大家看到了我国在文物保护的科技研发和科研平台建设上作出的努力。
　　“经过十几年科技攻关，敦煌研究院在古代壁画保护研究、土遗址保护研究、考古现场出土文物保护研究、壁画数字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形成了若干成套技术和系统解决方案，科研成果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这是来自敦煌研究院的声音。让人欣喜的是，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一些文物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得以加强，比如，通过对石窟寺壁画保护技术的持续支持，我国已从十余年前的受援国，发展成为技术输出国。
　　尽管已有了长足进步，但要真正让行业整体水平彻底摆脱“手工作坊模式”，走向现代化和科技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提案办理协商会上，与会人员对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达成共识：国家层面没有形成统筹协调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工作的体制机制，资金投入总量和覆盖率有待提高；核心技术、装备和系统平台研发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差距；研发需求点多面广，有限的科研经费和人才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攻关合力。大家的看法与樊锦诗一致：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创新规划》，研究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项，并支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些建议得到了科技部的积极回应。会上，科技部相关代表说，“十三五”期间，科技部将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科技创新重大需求为牵引，强化全创新链设计，系统部署、重点突破，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科技支撑能力，开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科技创新工作新局面。
　　会上，科技部代表还与樊锦诗进行细致、诚恳的沟通协商。这样的办理态度让樊锦诗很满意。她对记者说，调研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对敦煌及周边一些文化遗址考察很细致，科技部的态度很积极，大家的共同努力是促成此次提案得以落实的关键。
　　2016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文化遗产认知、保护、监测、利用、传承等技术研发与示范，支撑文化遗产价值挖掘，支撑馆藏文物、重要遗产地、墓葬、壁画等的保护，支撑智慧博物馆、“平安故宫”工程建设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促进世界遗产和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保护和利用。在这次调研结束后不久，科技部等三部委出台上述规划，并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专项》，将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工作列入了规划重点任务，聚焦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保护修复、传承利用3个重点方向。

割不断的敦煌情结
　　其实，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在履职中为文物保护发声并最终得到落实，已不是第一次。
　　走进今天的敦煌莫高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莫高窟的数字化3D球幕影像。敦煌研究院为了既有效地保护洞窟，又让游客得到更好的观赏体验，改变了以往单一参观洞窟的模式，利用科技手段将洞窟壁画、彩塑搬到洞外展示，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让游客先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对敦煌艺术有了初步体验后，再到莫高窟实体适度观赏洞窟。这大大缩短游人停留窟内时间，减少环境变化对文物的损害。
　　数字敦煌正是樊锦诗一手促成的，这位连电脑都不太会用的老太太，通过提案建议，让创意变成了现实。
　　樊锦诗曾向媒体表示，敦煌莫高窟这些年的游客数量在大幅增加，“当游客增多时，洞窟的微环境就会发生变化，这对文物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在上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她比较头疼的问题。一到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樊锦诗陷入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之中。
　　“2003年，正好当时院里在抓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想能不能让游客在洞窟外面看？其实我并不懂这个技术，只是一知半解，我们专门请教了搞计算机人，他们说可以。”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樊锦诗曾向媒体介绍说，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这样算起来，莫高窟最少要有约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件《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得到高层重视。经过反复论证，2007年国家发改委通过批复，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立项，2014年完工。数字中心开放后，犹如身临其境的球幕电影大受欢迎，达到文物保护和开放利用的双赢。
　　“我们的管理体系都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刚开始我很忐忑，怕这个数字中心受到游客冷落，那不是浪费国家的钱吗？好在开放三年了，大家反映都还不错。”樊锦诗说，她这才放下了心。
　　守护了50多年，樊锦诗早把研究和保护敦煌看成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她害怕有一丁点闪失，让这个文化宝库受到损害。2009年敦格铁路（敦煌至格尔木）规划出台时，樊锦诗发现规划中的铁路可能会造成敦煌古城“破相”，“修铁路是好事，但文物也不能破坏，有没有两全的办法？”樊锦诗思考良久，递交了提案，其中反映了这个问题，并设想出另一条路线。提案得到全国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最终，敦格铁路“绕道”而行，人们都说她“救”了敦煌。后来，铁道部一位负责人还专程登门向她表达了感谢。
　　25年履职生涯，樊锦诗从未懈怠。今年两会递交的这份关于加快推进文物科技创新的提案，樊锦诗也和以往一样字斟句酌，仔细修改后才交上去。在接受采访时，这位著名学者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基层文物工作者，她的建言是出于作为委员的职责，也是出于她这一生割不断的敦煌情结。
　　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工作的提案
　　第一提案人：樊锦诗
　　承办单位：科技部（主），文物局（会）
　　内容：
　　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属于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领域，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面对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环境不同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我国在文物认知与保护领域还有诸多共性与关键技术难题尚未解决，文物腐蚀、损失的现状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对文物的认知、保护技术的选择多基于传统的经验认知，行业科技人才结构不合理，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匮乏，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渠道来源单一，整个行业仍处于从手工作坊模式向现代化和科学化转变的关键时期，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强国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新技术革命带动下，未来5-10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界正孕育着新的群体性突破。在这个战略机遇期，我国只有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系统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才能实现从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保护强国的根本转变。
　　一、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明确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编制并发布《科技支撑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行动》专项科技规划，调动更多社会优质科技资源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工作。
　　二、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专项》，并予以优先启动。重点针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保护修复、传承利用等3个方面，开展联合攻关和科技示范。重点是：
　　1 在文物的价值认知方面，以大幅提高考古发掘技术水平和信息提取能力为目标，重点突破考古调查与发掘专用技术与装备，无损分析检测和多技术协同探测技术，提高技术协同和数据分析能力；解决多维度复杂环境条件下陆地（水下）文化遗产及赋存环境的认知难题；系统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泥河湾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的重大学术问题。
　　2 在文物保护修复方面，重点解决文物风险识别、处置、评价的预防性保护成套关键技术，提高文化遗产的风险预控能力；针对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重点突破基于传统修复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抢救性保护的共性、关键技术与专有装备和系列标准。
　　3 在传承利用板块，以典型博物馆和大遗址为对象，打造基于分享、互动、数据流动和人工智能的智慧博物馆技术支撑体系和基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综合体验的下一代文化遗产展示传播技术支撑体系。同时，加强与教育、旅游、文创、设计、动漫游戏等领域的融合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优势。
　　三、在已有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创新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构建实体研发机构与虚拟研发组织相结合的新型科技创新组织模式，组建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部委回应
　　樊锦诗等40位委员：
　　你们提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工作的提案收悉。在广泛听取提案人和领域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认真研究并综合国家文物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是关于编制并发布《科技支撑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行动》专项科技规划的建议。2016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发〔2016〕43号）中明确提出：加强文化遗产认知、保护、监测、利用、传承等技术研发与示范等。我部编制的《国家“十三五”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规划（讨论稿）》也将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工作列入了规划的重点任务，提出要“以提升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建设为目标，重点面向公共文化服务、遗产保护与传承、文体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围绕遗产价值认知、保护规划、修复维护、监测预警、传承利用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系统化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应用示范”，并将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保护修复和传承利用作为科技攻关的主要方向。此外，我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已编制完成了《“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初稿）》。下一步，我部将会同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该规划。
　　二是关于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科技专项》的建议。按照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和《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国发〔2014〕64号）有关工作部署，我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依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原则，多次组织召开领域科技工作研讨会，在充分吸收部门以及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项（动议稿）。该重点专项面向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领域重大科技需求，聚焦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保护修复、传承利用3个重点方向。以期通过该重点专项实施，突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系列关键技术，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技术标准体系，提升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科技支撑能力、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的科技保障能力。
　　下一步，我部将按照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统一要求，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项”的后续落实工作，尽快提交部际联席会议审议，争取将其列入重点研发计划任务。
　　三是关于组建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议。我部将结合“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和总体布局，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整合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领域优势科研资源，按程序推动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建整合工作，形成功能完备、相互衔接的领域科技创新基地，聚集一流人才，增强创新储备，提升领域创新全链条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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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将着力打造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科技创新体系
　　据新华社消息科技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科技创新体系。
　　《规划》提出，聚焦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保护修复、传承利用和公共文化服务4个重点方向，我国将致力于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国产专有装备和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在2016年全国文物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强国相比，我们已经由过去的长期“跟跑”，进入“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部分领域已由原来的“技术受援国”变为“技术输出国”。
　　但是，我国文物科技工作依然面临挑战。“当前，我国文物量大、面广、种类多样、保存状况堪忧，文物利用率亟待提高。”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城镇化进程的提速，进一步加大了文物保护利用的紧迫性，考古工作者与推土机赛跑、修复人员与文物劣化赛跑已成为常态，解决这些问题，需综合施策，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工作效率。
　　刘玉珠表示，“十三五”期间，将继续加强组织体系建设，优化开放合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统筹推进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文物科技的投入支持力度，完善投入机制，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花花大姐 · 发表于: 2017-4-2 1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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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 120×360cm 布面丙烯 2016　　王雷画笔下的樊锦诗，是一位现实人物，是很执着而有学识的学者，也是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界和学术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在樊锦诗的大部分人生岁月里，并不在聚光灯下，并非世人瞩目的焦点。她既是个平凡的人又是个非凡的人。也许正是这个现实人物的特殊经历触动了作者以一种三联画的形式去呈现。
　　樊锦诗是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她的人生经历轨迹非常简单：20岁出头毕业于北京大学，面临着一个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最终选择了去西北荒漠中的敦煌莫高窟──一个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工作，并成为了一生唯一的事业选择，一干40多年，仿佛一个从未跳过槽的员工。但这简单的人生轨迹却又极不简单，莫高窟保存着一千多年的上万件辉煌的佛教艺术品，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历程，涉及了古代的宗教、艺术、哲学、贸易、社会风俗甚至军事等，加之莫高窟本身坎坷传奇的历史变迁，以及当今敦煌文化艺术与世界的紧密联系等等，这些林林总总极其丰富厚重的内容都会投射到这个身形弱小而意志坚定的樊锦诗身上……这些深埋在时代和生活表象后面的东西，使樊锦诗成为这个时代的楷模式的人物。
　　色彩的表现力被充分运用在三联画的形式上，用红，蓝和黑白的不同画面，仿佛是截取了一个人的人生片段。比如红色这幅形象是从人物一幅年轻时候的照片提取的，着重表现了年轻时内心的某种理想色彩；蓝色的肖像表现的是人物在敦煌时期倾注责任心的工作状态，以及面对浩瀚文明历史去思想的人生状态；黑白仿佛是消解了许多人生经历之后的一种松弛而平静的个人现状。
　　在这三张画里可以阅读到不同的人物表情，而实际上，这三张画是一件完整的作品。就如人生经历，不是简单的线形而是丰富交错的一样，三幅画并置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呈现人物的经历，每一联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是并存和交互的动态过程。现实的人生可能是不能逆转的线性时间，但在这组作品里，反复回溯过去和遥想未来的时间成为可能。在红色调画面的人物瞳孔里，画了一个樊锦诗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就是公元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天安门，这是一个代表人物自身所处的地点和时间的概念，她面临着某种选择。蓝色人物的眼镜片上映出古代的壁画，是敦煌现存最早的壁画，创作于北凉时期，即公元5世纪上半叶，可能是来自遥远的印度或波斯的影响并融入了中国人意图的形象，提示着她某一时刻的所见所想……这个细节就像密码，并不在画面的整体上发生视觉的影响，但细节可以让这件作品更深入更有意思。这多少也保留了某种叙述性，但作者希望叙述性应该得到控制并保持一种张力。整体来讲，王雷的这组肖像绘画，带有某种东方的气质，从色彩到表现上都比较平衡柔和，让尖锐的冲突消解融和，看起来比较朴素自然。
　　肖像画，是王雷喜欢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王雷2015年开始的“西游画记”项目里，也一直在创作一个“造像”系列。人像以一个传统的经典的表现形式来创作，但还有很多想法需要去实现。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7-2-19 11:08:01

源自：新华社

　　她是北大才女，25岁抛下恋人远赴大漠，守护敦煌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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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神秘的敦煌莫高窟，吸引着无数人前来瞻仰，中外游客都臣服于她神圣庄严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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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西北风沙侵袭下，仍保留历史的美。而这一切，都归功于背后的文物保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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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出生上海，北大毕业，这个江南姑娘在最青葱的岁月选择来到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

　　这一待，便是半个世纪，自此，敦煌，便是她血脉里割舍不掉的一部分。

阴差阳错，敦煌情难舍
　　1962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求学的樊锦诗，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出于喜欢，也是好奇，她在敦煌看了一个接一个洞窟，很是满足、很是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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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更令樊锦诗震撼的还是生活条件：宿舍是一间不足20平米的土屋，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没有水、电，更别提卫生设备。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绿的大眼睛正瞪着她。她被这只“狼”吓得心乱跳，赶紧关上房门，瞪着天花板等天亮，第二天一早上才敢出门。发现那原来那不是狼，是头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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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的父亲是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她从小生活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优越，哪里吃过这种苦？几个月下来，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她只得提前结束实习。当时，她心里念着：“不想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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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世事弄人，待到樊锦诗毕业分配工作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4个实习生都要！
　　樊锦诗的父亲心疼女儿，写了厚厚的一封信，要女儿交给学校的领导。可不知为何，她却把信截下了，干脆地背起行囊，再次奔赴注定与她纠缠的敦煌。
　　毕业一年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的恋人彭金章，来到大西北看望他心爱的姑娘，发现她变了，吴侬软语里夹杂着砂砾，哪还有那个俏皮的上海姑娘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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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时的樊锦诗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这对新婚夫妻开始了长达20年的分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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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初分配到敦煌研究院时，北大的老师曾承诺3年后，就帮忙将樊锦诗调到武汉大学，让他俩夫妻团聚。但世事弄人，他们等了了3年，又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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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栏天女与飞天初唐第321窟
　　期间，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樊锦诗工作忙，只能把孩子留在宿舍。每天下班回来，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她心里就放心了：今天没事。要是听不见孩子的哭声，就得提心吊胆。
　　樊锦诗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工作，一直未果。有意思的是，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点头了，她却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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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敦煌不是一刹那的事情。但是无意识间，这份爱早就牢牢扎根在洞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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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书鸿、段文杰这些敦煌的守护神还在。他们从浮华巴黎、从高校工作室爬进黑黢黢的洞窟，筚路蓝缕，她这位敦煌的女儿总得再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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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2窟，建于初唐
　　她任性地对丈夫说，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风沙漫天的大西北，分居近二十载的家庭终团聚。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在任期间，她首提国际合作，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洞窟环境监测，抵御沙漠侵袭。此外，她还着力改善研究院的住宿条件，为研究人员家庭团聚四处奔波，为年轻人争取出国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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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想到，这个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数量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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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她最值得说道的成绩，当属数字化敦煌的建设。

　　随着莫高窟对外开放，一年数十万的游客量，令狭小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不堪负重。
　　不让看是不行的，看坏了也不行。她夜夜难眠，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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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5窟：“秀骨清像”“褒衣博帶”（西魏）
　　2003年，研究院正在搞数字化，樊锦诗也在琢磨，莫高窟能不能数字化，让游客在洞外看？
　　但是当时，技术是远远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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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外景
　　然而，“无知者无惧”。经过10年的探索与坚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两部电影，以仿真电影+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方式，减少参观时间，提高洞窟承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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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电影缓解了洞窟承载压力，但樊锦诗仍有担忧：“敦煌最终是要没有的。什么时候呢？我希望它还能存在1000年。”

　　于是为了能将莫高窟更好地保存下来，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樊锦诗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2016年4月，网站“数字敦煌”上线，不必去敦煌即可参观30个经典洞窟、4430平方米壁画。
　　网站提供了全景漫游体验，点击洞窟，镜头就跟着鼠标走。每一尊佛像、每一根线条都清晰得仿若人就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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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3窟，建于西夏统治瓜州晚期
　　莫高窟终将生病、老去，而这些数字影像将长留人间，延续着莫高窟的神秘传说。
　　谁能想到呢？这个现代化、高科技的产品竟是出于一个不怎么懂互联网的七旬老太太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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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身外事，只重敦煌
　　樊锦诗身上有着老一辈学者的学术范儿：生活琐事毫不讲究，对学术怀着一种单纯的执着。
　　对于她来说，这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敦煌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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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第一卷考古报告初稿完成，樊锦诗拿到北京交给90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过目，先生觉得不行，她干脆就推翻重做。如此又反复修改了几次，六年后才正式出版。
　　2009年，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她诧异道：“我怎么就感动中国了？”
　　面对如此荣耀，她却摇摇手说，我哪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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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奥运火炬手樊锦诗
　　每当接受采访，她总说：我的故事很简单，不要写我，多写点敦煌！
　　人们请她讲讲自己的经历，她开口就是：“我想还是先讲莫高窟和它的文化价值”。
　　樊锦诗演讲视频，时长1小时3分28秒，请在WiFi环境下观看
　　25岁，她只身前往敦煌；30来岁，她拼命保护敦煌文物；40多岁，敦煌终于通电；60岁，她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76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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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高龄的樊锦诗先生一年前卸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
　　然而，荒漠戈壁里的洞窟仍牵着她的思绪，一生不喜名誉，独想着敦煌、念着敦煌。
　　“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有一天我成灰了，历史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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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自己很普通。但我们说，她很伟岸。
　　她说自己很普通。但我们说，她很伟岸。

　　这个简单而又倔强的老太太，在青葱岁月只身赴荒漠的故事，怎么也说不厌。

染姐 · 发表于: 2016-11-24 07:53:00

　　1985年获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1986年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7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起任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2002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人事部、科技部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04年当选由《人物》杂志等单位组织评选的“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7年，被甘肃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2009年，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中，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13年荣获中国公民道德最高奖“雷锋奖” 。2018年11月，入选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
　　2019年8月，获得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
　　2019年9月，受聘为北京大学青年立德树人工作导师。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2019年9月，获得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

染姐 · 发表于: 2016-11-24 07:53:00

　　在从事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40多年中，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出版了《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中国壁画全集·敦煌·3·北周卷》、《安西榆林窟》等10多部敦煌石窟考古美术专著；发表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后期洞窟分期》、《敦煌莫高窟第290窟的佛传故事画》、《从莫高窟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P.3317号敦煌文书及其与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关系之研究》等20多篇有关石窟考古与艺术的论文，对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研究颇有建树，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与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壁画部分），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6卷），主编《解读敦煌》（13册），均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必备的重要大型参考丛书；主持完成了《莫高窟崖顶风沙危害的研究》、《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全数字摄影测量在莫高窟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敦煌文物资源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国内贡献》等近30多项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研究课题；还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及其保护、研究工作》、《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的制定与收获》《建设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数字化时代的敦煌──探索保存和利用敦煌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敦煌莫高窟旅游开放的效益、挑战与对策》等近30篇探索古遗址科学保护及管理的论文。

染姐 · 发表于: 2016-11-24 07:53:00

大学毕业后奔赴敦煌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着。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著，“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如果明天就能退休，樊锦诗说：“我将高高兴兴地卷铺盖走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啥时候再回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染姐 · 发表于: 2016-11-24 07:53:00

　　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八月十四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今年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着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建国七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邀请了七位不同时代杰出的“北大新生”亲手写下书信，为本科新生表达祝福，讲述他们的“北大情缘”，作为给新生的特别礼物与全新改版的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1958年北大历史系新生樊锦诗是这七位“北大新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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