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保护传承敦煌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染姐 · 发表于: 2016-11-24 07:53:00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浙江省杭州市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7年11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5日，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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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轮回 · 发表于: 2020-2-17 14:38:33

源自：求是网 : 樊锦诗

　　2019年8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视察莫高窟、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弘扬传承敦煌文化艺术情况，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一名毕生从事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文物工作者，我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讲话，备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我们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针，激励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我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根基，不断吸纳着来自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多元一体的敦煌文化始终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闪耀着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璀璨光芒，成为举世瞩目、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自“西海”（地中海、里海）东行经西域门户伊吾、高昌、鄯善三道，总凑敦煌。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东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台。
　　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对敦煌地区的开发。前121年汉武帝开疆扩土，敦煌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为西域的经营拉开了序幕，进而使中西交流成为汉王朝的国家行为。前111年设敦煌郡以后，不少内地的世家大族迁入敦煌定居，这些世家大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少量原居民所积淀的与西域、中亚千丝万缕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坚实的汉晋敦煌文化土壤。而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居民，及在新迁地域共克时艰的开发经历，使他们较少拘泥于区域的异同，而更富于相互理解和包容，终于形成这一地区自觉的包容并蓄的文化基因。这样就使汉族与月氏、匈奴遗绪及以后与鲜卑、粟特、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和平共处成为常态。
　　从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悬泉置驿站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接待西域诸国来汉廷的使节，曾接待过来往于汉廷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龟兹、罽宾、大宛、乌孙、于阗、精绝等29国使节。敦煌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期就将“浮屠”这一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指向的外来词语用作地名，可见敦煌作为汉王朝西陲郡治，已成为了解异域文明的窗口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区。汉末三国期间来华的著名译经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楼迦谶、支谦、康巨、康孟详、康僧会、白延等，正是分别来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龟兹等国。三国两晋至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逐渐扎根，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并进，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则是敦煌佛教文化发展的最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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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为戈壁环绕的最小绿洲，适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不仅使这里成为一千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更以遗存的大量中古文书与其他各类文物成为著名的人类文化遗产。图为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全景。敦煌研究院供图吴健/摄
　　中国现存四大石窟中，云冈、龙门石窟皆因北魏诸帝尤其是孝文帝所置，虽均地处京都，但因人置废，故都具有很强的时段性。麦积山石窟最得山水地利灵秀，自是禅僧遁世隐修的不二之选。而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为戈壁环绕的最小绿洲，其经济实力与帝都及开发较早的甘肃东部相较，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计。但又是什么原因使从东而来的乐僔和法良独独垂青于此呢？
　　撩开乐僔于此“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及法良所见“诸多神异”的神化面纱，真实的答案只能是──适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可以说，正是敦煌地区这样特定的连接东西、沟通中外的文化窗口功能及三百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润所积淀的丰沃的佛教文化乐土，促使乐僔、法良肇始于此“架空镌岩”。尽管敦煌地区此后亦屡历兵燹，最终仍然造就了一千余年各朝开窟不辍、历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遗存了以大量中古文书与其他各类文物所构成的优秀人类文化遗产。
　　伴随着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流散和传播，在中华文化的谱系中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敦煌学”，使敦煌走向世界。王国维先生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北京内阁大库的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称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而敦煌一地所出便占其二。其中敦煌塞上木简是指斯坦因在敦煌长城遗址采集的数百枚木简。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又获汉晋木简数万枚。这些科学发掘的木简资料极大地充实了敦煌文化的内涵。
　　敦煌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作为以地冠名的地域文化，其核心无疑应以敦煌木简和敦煌石窟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五个庙石窟等）的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以及藏经洞文献的综合研究为标志。
　　敦煌佛教的发展与兴盛，历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贵族是主要推动者。在莫高窟，凡是规模宏大、艺术精美的洞窟多为世家大族所建，且形成一种传统：往往一家一窟，或一族数窟，或父子相继、甚至祖创孙修的营建传统。在世家大族和皇室贵族的带动下，下级官吏和一般世庶民众也热衷于开窟造像。除莫高窟外，在敦煌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瓜州榆林窟等，都留下了大量的僧俗各阶层民众开凿的洞窟。
　　揭开佛教教义的神秘帷幔，敦煌壁画丰富多彩的佛国世界正是当时现实世界的真实折射。我们从繁盛神秘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所看到的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民俗节庆、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人生百态，如农作图中的满足和亲切、嫁娶图中的喜悦和热烈等，就不再有时间的距离而可以直接对话；建筑、服饰、用具、工具等具有不同时代烙印的物质造型，如普通民居的朴实可信、帝都崇楼的天国蓝本，则似乎触手可及、可感可知，从而构成敦煌中古时期活灵活现的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图谱。敦煌壁画所包涵和直接反映的历史、民族、文化、教育、经济、建筑、科技、民俗、生产生活、医疗卫生、东西交流、汉晋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寺院、宗教、宗教流派、参禅仪轨、石窟形制、石窟（壁画、雕塑）艺术、世族关系、供养方式等丰富内涵，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不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宝藏，而且还具有古代文明的博物馆功能。
　　在敦煌文献中，仅藏经洞出土文献就达五万多件，目前可知有明确纪年者上起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下至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加上敦煌石窟北区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含八思巴文）、梵文（含婆罗迷文）的元代佛教典籍以及叙利亚文《圣经》摘录等文献，它的起止上下限与敦煌石窟的开凿基本同步，也历时千年。这些文献以多种文字的写本为主，还有少量印本。约占90%的佛教典藏著作不仅充分展示了敦煌地区活跃的佛教文化背景和诸家争鸣、并存的良好文化氛围，佛教文献本身还具有极为难得的拾遗补缺和校勘的历史文化价值。而道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典籍和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梵文佛教典籍，从一个侧面反映多元文化交流的面貌。其他文献虽总量不大，内容却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语言、文学、教育、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科技、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几乎包含了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且文化内涵远远突破了敦煌本身的地域局限，足以代表中华文明及与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背景，因而堪称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由于敦煌地区多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长期并存，致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如特定地理条件下发达的商业经济生活形态、复杂的城市居住布局、独特的饮食结构和形式、华美多姿的服饰装扮、具有浓郁佛教氛围的岁时节令、不弃传统善融新俗的嫁娶丧葬等，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当中国的丝绸、陶瓷、纸张等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时，西方人也同时带来了中国过去所没有的葡萄、苜蓿、郁金香等植物，狮子、豹及西域名马等，还有精美工艺品，如金属工艺、琉璃和玻璃、呢绒、毛毯及各种装饰物等。许多外来的物品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初唐第209、329等窟的藻井图案中的纹样装饰。敦煌壁画受印度和西域的影响，其中的狮子和大象等形象，也描绘得比较真实。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波斯的工艺品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了中国，如狩猎形象是古代波斯最流行的主题，表现狩猎形象的银盘就曾在中国北方多有发现。波斯萨珊朝（3～5世纪）正是罗马帝国强盛的时代，欧洲的罗马文化、西亚的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从中亚到西亚的辽阔地域相碰撞，处处留下了文明交汇的印痕。敦煌西魏第249窟窟顶壁画中就有波斯风格的狩猎图。隋到初唐时期敦煌彩塑与壁画菩萨的服饰中，出现大量的波斯纹饰，如联珠对鸟纹、联珠对兽纹、菱格狮凤纹等。
　　玻璃、琉璃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帝王和一些贵族能够拥有。在隋唐敦煌壁画中，如初唐第401窟的菩萨手持玻璃碗，碗边还镶嵌着宝珠，盛唐第199窟的菩萨也手捧一玻璃杯，杯中插花。类似的玻璃器皿，在不少洞窟壁画中均有出现，反映了当时玻璃器皿的流行。香炉作为礼佛的供器，往往借鉴外国样式而制作。
　　敦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国际交往的通都要邑，多元文明的荟萃交融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均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脉中，同时蕴涵着古代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因此，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敦煌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大量的各类历史文物遗存，启示我们去认识敦煌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佛教文化的昌盛，不仅体现在中国大乘佛教的各个主要思想宗派的相互促进和发展，传译、抄写佛经以及开窟造像、举行法会等正统的宗教活动的频繁和规模，也体现在敦煌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岁时节庆和娱乐活动中所反映的几乎无时、无处不在的佛教文化印迹。同时，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也以它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多神崇拜的思想方法存在于古代敦煌。另外，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内畅行其道。敦煌文化这一现象的价值在于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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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佛教洞窟的兴建，历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贵族是主要推动者。壁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人生百态。图为段文杰临摹的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南壁盛唐时期都督夫人供养像壁画。敦煌研究院供图吴健/摄
　　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许多是已经消失的“死语言”，如回鹘文、于阗文和粟特文等。这些文献对于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其与汉文文献以及多种宗教的共处、交流本身，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并蓄。在这样文化基础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昌盛的因果逻辑，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应该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商业都市，敦煌的商业文化很兴盛。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反映商业活动和纠纷的文书。如《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是一份私人间订立的契约文书，内容为塑匠赵僧子因缺少劳作工具，将自己儿子典给亲家。这些文书，其实也反映了敦煌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契约精神。
　　古代敦煌文化表明文化与教育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扬以文化人的职能。文化学术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研究、阐释和史书研习、地志、地理典籍的撰修等方面。自敦煌开郡伊始，就设立学校教书育人，使敦煌文人代出、雅士不绝，在这种文化教育氛围中的敦煌文学与艺术也别具丰采。敦煌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世文人诗文的抄本，属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正统文学作品；一类是以讲经文、变文、词文、话本、缘起故事、俗赋、曲子词、白话诗等为代表的俗文学作品。特定意义上的“敦煌文学”显然是指敦煌特有的俗文学，它鲜活、明快，具有浓郁的宗教、生活气息。鸿篇巨制《维摩诘经讲经文》，已经孕育了后代章回体白话小说的雏形。藏经洞所出敦煌讲唱文学作品近200个写卷，包括近80篇作品。敦煌文学作品真实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唐五代民间文学面貌及发展演化脉络，其体制形式和语言风格对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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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窟第285窟有西魏大统四年（538年）、五年（539年）的题记，是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洞窟。这一洞窟带有明显的中原风格特征，窟顶都有飞动的彩云和各种传说中的神怪，其中还有中国的神仙，反映了外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图为莫高窟第285窟的洞窟形制。敦煌研究院供图
　　敦煌的文学艺术体现着兼收并蓄、自信创新的恢弘气度。敦煌壁画题材极为丰富，壁画绘制积极汲取相应时代最先进的绘画技法和理念，于线条和色彩的腾转挪移中紧扣时代脉搏，深涵经义意蕴，致使画作美不胜收。主要有佛像画、佛经故事画（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中国传统神话画、佛教史迹故事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等。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中原画家作品大都失传的今天，敦煌壁画就成为我们认识中古时代中国绘画史的重要依据。在南北朝时期，传自西域的画法逐渐被中国的画家所吸收，画史记载北齐画家曹仲达画人物衣纹稠叠如出水之状，被称为“曹衣出水”。南朝张僧繇曾采用“凹凸法”在南京一乘寺绘制壁画。曹、张的画法正是传自印度和西域的画法，在敦煌早期壁画中十分流行，如北凉第275窟、北魏第254窟等壁画中，描绘人物通常沿人体轮廓线用重色晕染，中央部位则较淡，体现出立体感。这一技法与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窟、第17窟等窟中的壁画人物完全一致，说明是来自印度的画法。在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也采用了同样的技法，也称“西域式晕染法”。
　　盛唐时代，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把中国人物画艺术推向了高峰。吴道子的大量绘画作品绘于长安和洛阳的寺院，随着这些寺院的湮灭，壁画也就不存在了。敦煌第103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以劲健的线描，略施淡彩，勾勒出一个气宇轩昂、雄辩滔滔的维摩诘形象；第158窟南、北壁表现涅槃经变中的弟子及各国王子，人物神态生动，线描流畅而遒劲，色彩相对简淡，正是吴道子一派的人物画风格。唐代第39窟、172窟、321窟、320窟等众多洞窟中的壁画飞天形象，表现飞天轻盈的体态，流畅而飘举的衣饰飘带，也体现着“吴带当风”的气韵。从南北朝到宋元时期，敦煌绘画虽然也具有本土的特点，但从艺术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始终受到中原地区绘画发展的强烈影响，中原出现的新画风，总会迅速传到敦煌。因此，敦煌艺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缩影。
　　敦煌石窟几乎每窟皆有乐舞形象，壁壁尽是曼妙舞姿。难得的图像与相关敦煌文献互为印证，为了解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其所表现的音乐内容，展示了一个从早期对印度、西域风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国民族音乐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舞蹈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早期舞蹈较多印度、西域及北方游牧民族风格，隋唐在融合基础上题材、类型不断丰富，形成气势恢宏的民族化新风尚，迎来了大唐盛世舞蹈艺术的黄金时代。其中展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支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汉以来，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敦煌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周边地区长期存在着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敦煌的居民，形成了汉民族与周边各民族和谐相处、文化交融的状况。因此，敦煌文化具有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显著特点。
　　敦煌壁画不仅展示了中古时期汉民族服装演变的历史，而且保存了古代西北多个民族的珍贵服饰资料，可称为中国服饰文化的宝库。除了北朝时期的鲜卑族外，中唐时期出现了吐蕃人物形象，如第159窟的吐蕃赞普头戴朝霞冠（指红毡高帽），辫发束髻于耳侧，颈饰瑟瑟珠，身披大翻领的左衽长袖缺袴衫，腰束革带，长靿乌靴。北宋末期，回鹘势力在敦煌一带强大起来，壁画中出现了不少回鹘人供养像，如第409窟有回鹘王及王妃形象，回鹘王戴桃形高冠，身着团龙纹的圆领窄袖袍，腰系蹀躞带。回鹘王妃则头戴桃形凤冠，耳坠大耳环，身着大交领的窄袖长袍，这是典型的回鹘服装。
　　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以后，壁画中也留下了西夏党项族的服装。如榆林窟第29窟西夏武官供养像，人物头戴云缕冠，身着圆领窄袖袍，腰间有护髀，束长带，足登乌皮靴。女供养人像，头戴高髻小团冠，身穿交领窄袖衫，百褶裙，弓履。小孩形象是头顶秃发，也与文献记载相符。西夏服装，可说是汉、夏混合装。元代壁画中有蒙古族人物的形象，如榆林窟第6窟明窗壁画中有4铺夫妇二人供养像，男子头戴宝顶莲花冠，垂辫髻，着质孙（蒙古民族的袍式一色服），足登六合长靿靴。女子头戴顾姑冠，身穿交领窄袖长袍。
　　“异族婚姻”也是敦煌地区婚姻关系的一大特色。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相处、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交流和相互了解，以至于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相互通婚。敦煌文书《杂抄》中有“慈到郡，处平割中，无有阿党。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的记载，说的是早在三国时仓慈任敦煌太守时就有胡汉通婚的情况。唐宋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绘有胡汉通婚的图像，如榆林窟第38窟西壁的婚礼图，分别着回鹘装和汉装的男女来宾围桌而坐，围幔内新人正在行礼，新郎头戴幞头，着汉式袍服，正在弯腰行礼，旁边站立着头戴桃形冠，颈饰瑟瑟珠的回鹘新娘，画面生动地反映了汉族与回鹘族之间通婚的场景。
　　近年来，随着藏经洞所出非汉语文献的破译与解读，少数民族文学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吐蕃文、回鹘文的文学作品。吐蕃文文学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件，可能为吐蕃时期传入。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比对，发现无论内容还是篇幅，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都迟于吐蕃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吐蕃文本的重要价值。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文学、史学名著，如《尚书》、《春秋后语》及《孔子项托相问书》等，上述吐蕃文写卷在敦煌藏经洞中也都有发现。
　　回鹘文作品如讲唱文学《善恶两王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汉文本采用的是对话形式，回鹘文本被改为陈述式。此外，还有回鹘语韵文体《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作品。在一个回鹘文佛教诗集残卷中，我们还可看到必兰纳识里根据汉文佛典而创作的回鹘文诗歌《普贤行愿赞》。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古藏文的《火灸疗法》、《杂疗方》等，代表了藏医学的成就。《医理精华》本是印度很有影响的古典医学的代表著作，藏经洞保存了译自梵文的于阗文《医理精华》。汉、藏、印等不同文化系统不同语言文字医学文献的共处，展示了不同医学文化在敦煌地区的交流和相互借鉴。
　　今天的敦煌文化研究要在以往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印度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古代于阗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等民族文字研究被称为“冷门”和“绝学”，但这些“冷门”和“绝学”往往可以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打开新的窗口，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的借鉴。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定。要求我们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特别强调，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要求我们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回望敦煌研究院数十载风雨历程，一代又一代莫高窟的坚守者正是在党和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以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使千年古老遗产重新焕发出熠熠光彩。
　　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嘉峪关封关，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几成废墟。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浩劫，被中国学者称为我国学术一大伤心事。为了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几代中国学者顽强奋斗，为中华民族学术自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为中国学术自信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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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唐时期的敦煌彩塑写实性很强。高超的写实技巧使这些塑像栩栩如生，同时艺术家非常注意雕塑的群体性。第45窟这一组7身彩塑，以佛为中心，左右大体对称排列，塑像目光俯视，参观者会感到每身塑像都在看着你。图为莫高窟第45窟西壁龛内彩塑。敦煌研究院供图张伟文/摄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学子，身赴大漠戈壁，艰苦奋斗，初创基业。新中国诞生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开展了抢救性保护。20世纪8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扩大编制、增加部门、汇聚人才，莫高窟事业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弘扬传播的崭新阶段，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2003年，我们建议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专项法规，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实施。《条例》颁布后，我们进一步制定了莫高窟保护、旅游开放洞窟标准和游客预约管理等规章制度。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无论旅游基础设施或办公设施，严禁破坏莫高窟的本体和环境风貌、严禁建设违规商业设施。《条例》为莫高窟的保护、利用与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保障。
　　莫高窟的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规划》在对莫高窟文物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分别作出系统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出总体规划的目标、原则和实施细则。为保护、利用和管理莫高窟提供了专业性、权威性、指导性的依据。至今已有效实施了10多年。
　　敦煌研究院遵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确定的真实、完整、可延续地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最高理念，不仅保护莫高窟本体各个时代的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而且还保护历史留存的所有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因为历史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是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
　　敦煌研究院多年来始终遵循“不改变原状”的文物保护要义，采取多种保护技术措施，实施莫高窟崖体和洞窟加固，抢救了许多洞窟精美的壁画和彩塑；针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逐渐退化，采用数字化技术，逐步实施莫高窟全部文物的数字化储存；为提高莫高窟保护的主动性和预见性，以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开启了预防性保护，建立了莫高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等，防患于未然。这些措施都体现了文物本体及其环境“不改变原状”的保护精髓，真正让莫高窟得到真实、完整的有效保护，让莫高窟“延年益寿”。
　　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为旅游开放创造条件。为充分发挥莫高窟的教育弘扬传承功能，精心挑选了不同时代、不同窟型的典型彩塑和壁画等代表性敦煌艺术向游客开放，使游客在短时间的观赏中能看到洞窟的精华。为使游客能深度观赏，还在莫高窟建设了博物馆和藏经洞陈列馆，进一步解读莫高窟的文化价值。敦煌研究院还通过数字敦煌使莫高窟文化艺术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国门，多次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走近大众。通过数字网站中英文版上线，使全球可以在线共享“数字敦煌资源库”30个洞窟高清数字图像和虚拟漫游节目，运用新媒体平台讲好“敦煌故事”，让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积极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始终坚持负责任旅游的原则，将保护贯穿于旅游开放的全过程。随着莫高窟的游客数量迅猛攀升，为了妥善解决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之间的矛盾，我们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利用数字敦煌档案资源，将洞窟壁画、彩塑制作成数字电影。让游客先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在对敦煌艺术有了初步体验后，再到莫高窟实体适度观赏洞窟，做到石窟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双赢。
　　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持续多年开展合作，共同对莫高窟的保护、传承和管理进行了探索研究，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保护理念和成功管理经验，学习了先进的保护方法和工艺，使古代壁画保护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并逐渐与国际接轨。敦煌研究院还采用多种办法，培养不同层次人才，充分借助国内外合作的有利条件，选送中青年专业人员到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修学习。现已建成一支多学科的专业人才队伍，为莫高窟的保护传承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严格管理，获得了国内外广泛认同和赞许。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向各国世界遗产地传播供大家分享。会议形成的大会文件附件文本指出：“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作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求是网）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zjnews@vip.163.com

邵韦 · 发表于: 2019-12-28 17:42:35

源自：北京晚报

　　（记者：李俐）2019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并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根据其感人故事拍摄的电影《吾爱敦煌》（暂名）正在筹备中。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透露，该片将于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际与观众见面。
　　甘肃风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自2012年2月成立以来，坚持以反映现实生活、突出地方特色的题材为创作摄制重点。他们创作的《甘南情歌》《耳蜗》《黄天厚土》《金城档案》《天水来的姑娘》等优秀故事片，分别获全国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届电影百合奖，第十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等奖项。这些影片在央视电影频道重要档期黄金时段多次播映，并在二级城市院线和农村院线、1905电影网广泛播映，受到观众好评。2019年创作摄制的故事片《安江鹿儿》，正在进行后期制作。目前正在筹备以甘肃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事迹为题材的电影故事片《八步沙》，该片将于2020年与观众见面。
　　在昨天举办的甘肃风行电影作品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对该公司一直以来以“温暖现实主义”为鲜明特色的系列电影作品给予积极评价。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表示，健康的电影工业中，大片和小片应实现良性互动，中小成本电影应获得更多的关注，“风行的创作给中小成本电影创作，从立意、团队、剧作，和对生活的思考、如何讲好故事、如何塑造好饱满有感染力的人物，以及找到跟内容表达相适应的电影语言等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邵韦 · 发表于: 2019-12-23 03:14:00

源自：科技日报

图片制作：王小龙 191407nb5ouvjphp7qou0j.jpg 保存到相册

　　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家小事
　　实习记者代小佩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却始终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
　　经历过相似纠结的“敦煌女儿”樊锦诗把一切看在眼里。樊锦诗曾多次想离开敦煌，但为了保护莫高窟，最终扎根大漠五十余载。
　　樊锦诗察觉到博士不好意思向院里提要求，就主动找到他说：“对你而言，有一处住房很重要，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然而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兰州房价也涨了，博士还是有压力。
　　“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她深知，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
　　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素材源于《我心归处是敦煌》）
　　人物简介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北平，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被誉为“敦煌女儿”。
　　曾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8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2019年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并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

叽歪大佬 · 发表于: 2019-11-14 05:51:19

源自：经济日报

原文标题：樊锦诗：“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

　　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81岁的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许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它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来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把莫高窟保护好，让它的保护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道道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文/新华社记者张玉洁

独听风语 · 发表于: 2019-11-5 17:37:47

源自：上观

原文标题：樊锦诗：在新的丝绸之路上进行新的融会贯通，构成崭新的人类文化版图

　　导语：樊锦诗说，不同文明、不同民族需要突破狭隘的利益格局，着眼于人类整体的美好未来，增进民心相通。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中外智库专家学者、媒体人士以及有关方面的代表共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红利。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以“敦煌文化的包容创新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为题，作论坛发言。
　　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将近60年来，她与风沙为伴，将敦煌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视为自己的使命和宿命，先后获得改革先锋和国家荣誉称号。
　　樊锦诗说，敦煌有“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称。文明因交流而互建，因互建而发展。敦煌文化遗产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的见证。
　　她以“经变画”为例，介绍了宗教的传入，在敦煌与本土文化碰撞，以及进一步向中国东部、朝鲜半岛的传播的过程。她说，加强文化交融，促进人类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之间，虽然有很多差异，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现在，有很多新的“丝绸之路”，正在进行新的融会贯通，构成崭新的人类文化版图。
　　樊锦诗说，不同文明、不同民族需要突破狭隘的利益格局，着眼于人类整体的美好未来，增进民心相通。这是敦煌文化给予现代文明的启示。只有通过平等的交流，兼容并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真诚希望世界各国为构建人类共同体而共同努力。

健哥纯爷们 · 发表于: 2019-10-30 18:21:52

源自：西部经济网

原文标题：择一事事一生

　　在81岁的年纪，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对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而言，是依然忙碌的生活：虽已退休，却仍在为敦煌四处奔走。她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大西北，从此与敦煌莫高窟结缘，守护着这座古典文化艺术宝库，大半个世纪再未离开。（摘自：2019年10月25日中国新闻网）
　　一方石刻，四季流转，一生光阴。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完美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担当与使命，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而“择一事、事一生”之精神则值得我们为之追求。
　　首先，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坚定理想信念。只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把握住原则，辨得明方向。只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在金钱物欲面前，守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只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在各种社会思潮面前，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其次，要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的终身学习意识。只有树立终身学习意识，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保持清醒认识，保持政治定力。只有树立终身学习意识，才能进一步提高服务人民能力和水平。只有树立终身学习意识，才能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最后，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终身奉献情怀。只有终身奉献的情怀，才能勤勉敬业，精心谋事、潜心干事、专心做事。只有终身奉献的情怀，才能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主动担责、担当作为。只有终身奉献的情怀，才能严守规矩，淡泊名利、甘为人梯、清白做人、干净干事。
　　（五通镇刘源）

孽角 · 发表于: 2019-10-12 23:20:02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敦煌是我的宿命

　　从大学毕业至今，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樊锦诗都与她热爱的敦煌壁画和彩塑相伴。
　　（记者：倪伟）“我不像很多报道中写到的那样厉害，”樊锦诗说，“我是服从国家分配去的敦煌，几次想离开都没有离成。”
　　10月12日，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上，面对600多位听众，这位“敦煌的女儿”主动打破“光环”。
　　连续两年，樊锦诗收获国家级荣誉。去年，她被评为100位“改革先锋”之一；今年国庆前夕，她成为42位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获得者之一，是其中唯一的“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从大学毕业至今，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樊锦诗都与她热爱的敦煌壁画和彩塑相伴。但她也坦陈，其实一开始对敦煌的恶劣生活条件有所恐惧。这份真诚，折射了她身为考古人，终其一生坚持的严谨诚实。
　　因为家庭长期分离，几次想离开敦煌都没成行；临近退休的年纪，又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一干17年，直到年逾古稀。如今，敦煌仍有很多事等着她去做。
　　她感叹：“敦煌是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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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樊锦诗讲述几代敦煌人保护、传承敦煌文化的历程。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敦煌的女儿”倍感不安
　　接连获得两次国家级荣誉，樊锦诗没有把奖状留在身边，都交给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然后向同事们鞠一躬，“这是几十年大家奋斗的结果，所以我要谢谢大家。”似乎她只是代大家领取了荣誉。
　　樊锦诗身材瘦小，81岁的她在600多人的注视下，微微弓着腰，缓步走到舞台中央。这场报告会上，台下坐了各国家部委代表和故宫、国博等文博机构同仁，她之后的两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也都到了现场。
　　樊锦诗一生低调，鲜少接受采访。1984年令她全国知名的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也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刊发的。刊发以后，她保护敦煌的事迹、她与家人19年分居多地的经历全国尽知，“‘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也让我倍感不安和压力。”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称她为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塑造了“莫高精神”。
　　敦煌石窟的保护始于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画家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莫高窟四百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宣告结束。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接任第二任所长，也是后来成立的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樊锦诗是保护敦煌的第三任掌门人，1998年上任，2014年退休。
　　樊锦诗认为，获得国家荣誉称号让她最感动的，是42位获表彰人物中，有一位与文物有关。“我们文物行业保护了几十万年以来石器时代的文物，保护了中华5000年文明遗产，保护了近现代文化遗产，这都是数量有限的文物保护者们做出的工作。”她说
　　就像沙漠中的敦煌，中国很多文化遗产分布在山沟、农村、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的地方，大量文物保护者坚守在这些地方。“他们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这两个荣誉也是属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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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樊锦诗讲述几代敦煌人保护、传承敦煌文化的历程。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敦煌人的共同宿命
　　樊锦诗首次踏入敦煌是在1962年，那是她大学最后一年，被派往敦煌毕业实习。带队的老师是我国考古学泰斗之一宿白先生。
　　能去敦煌实习，让24岁的樊锦诗兴奋了一路。她从中学时就对敦煌心生向往，凡是有关的展览和出版物都格外关注，“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实习经历的大半都是令人惊喜的。第一个星期，敦煌专家带着这群北大师生攀缘着被积沙掩盖的崖壁，一个个洞窟看下去，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
　　“丰富多彩、灿烂瑰丽，栩栩如生的壁画、彩塑令我震撼、倾倒、陶醉，怎么说都不为过。”近60年后的今天，初识敦煌时的震撼，在她脑海中仍然清晰。
　　洞窟外，却是另一个迥异的世界。
　　敦煌研究所四面满目荒凉，环境闭塞，物质匮乏，“想买瓜子吃，但瓜子壳都见不到”。即便是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居所也是简陋的土房子，屋里几乎什么都是土做的。来自南方的樊锦诗很快感到了身体不适，营养也跟不上，每夜只能睡着三四个小时，上洞的时候腿脚乏力。三个月实习期还没结束，她就提前离开了。
　　敦煌生活条件带给她的直观感觉，是“幻想在现实中苏醒”。虽然着迷于敦煌的艺术，但敦煌艰苦生活令她望而却步，“没有一点去敦煌的想法”。
　　然而命运弄人，第二年毕业前夕，她却被分配到了敦煌。
　　她实习的1962年对敦煌也是重要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批示拨款，启动了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工程，需要在窟前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常书鸿所长意识到，绝对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需要专业考古人员介入。
　　他向正在敦煌带队实习的宿白提出，北大能不能推荐实习的学生毕业后到敦煌工作？于是第二年，宿白向常书鸿推荐了樊锦诗和马世长，他们被正式分配到敦煌。
　　马世长的妈妈得知消息，号啕大哭。樊锦诗的父亲则给校领导和系领导写了一封信，托女儿转交，信中陈情“小女自幼体弱多病”，希望重新考虑。
　　樊锦诗最终也没有转交这封信。受到当时“学雷锋”思想的感召，以及老师苏秉琦、宿白先生的鼓励，她也朴素地坚信，国家需要到什么地方去，她就到什么地方去。
　　艰难的生活尚可适应，后来的半生里，她经历的最大的痛苦，也是敦煌人共同的命运：骨肉分离。1967年与丈夫彭金章结婚后，两人在敦煌和武汉分居两地长达19年，他们的孩子辗转武汉、敦煌、河北、上海等多地。为了家人团聚，樊锦诗曾多次起念离开敦煌，最终都没有走成。
　　除了外部原因，也是因为她内心对敦煌越来越放不下。时间一长，看懂了敦煌，感情越来越深厚。“我会问自己，难道就这样一走了之，不给敦煌做点什么事？”她说。
　　直到1986年，作为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始人的彭金章放弃了教职，调入敦煌研究院，家庭终于团聚。怀念起两年前逝世的彭金章，樊锦诗说：“老彭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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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樊锦诗在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敦煌研究院供图
　　50年迟迟未出的考古报告
　　樊锦诗承认，宿白先生对她一生影响极大。
　　她被分配到敦煌研究所后，宿白对她提出一个期望：出一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她交出答卷时，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宿白30岁出头时撰写的《白沙宋墓》，正是中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也是考古报告的典范。这本报告不仅有传统考古报告包括的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记录，还从墓葬生发出去，探讨了与之有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为考古报告带来了新的气象，也体现了撰写者的知识和学养。
　　1962年，宿白受邀在敦煌研究所做《敦煌七讲》学术报告，提出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首先必须做好两项基础研究：分期考古和考古报告，否则石窟寺考古无法深入。
　　但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写出来，樊锦诗觉得对先生有愧。
　　“‘文革’一来，什么都放下了，任何建树都没有。后来又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被日常事务占据了大量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搞业务。”樊锦诗说，但这些只是客观原因，最核心的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自己没有真正想明白报告该怎么做，而这份报告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樊锦诗理想中的莫高窟考古报告，不仅能让考古学家点头，也要使美术家满意；不仅符合科学性，也要符合审美。“好多事情就差一步，你迈不过去那一步，就到不了。”
　　直到2011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完成，历经近半个世纪，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第一卷终于出炉。根据计划，这样的报告一共要出100卷，工程浩瀚。
　　在北大考古学系所受的训练和熏陶，让樊锦诗一生恪守“严谨诚实”，“你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后来她在敦煌研究院院长工作中，北大的精神也时时影响着她的选择和作风。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博士毕业前参评优秀论文，请樊锦诗评议。她看完论文后直言，论文内容还有些问题，文字也不够好，这样的博士论文也能评优，其实是把他害了。“北大的这种学术精神，让我一辈子都没办法讲假话，为此我也得罪过不少人。”
　　力拒敦煌捆绑上市
　　樊锦诗身材瘦小，刚进敦煌时是个“小不点”。这个“小不点”后来在敦煌面临关键时刻时，表现出了极大的魄力。
　　她回忆世纪之交时，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莫高窟与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她坚决拒绝，到国家文物局汇报，时任局长张文彬也怒斥这是“自毁长城”。
　　“搞市场经济没错，但不是什么都可以交易，当时刮起了一股风，可以说直到我退下来，一直碰到这问题。”她说。
　　解决的办法就是推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在敦煌研究院同仁的努力下，制定了保护专项法规和规划。这些法规和规划为敦煌撑起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抵制了“不合理的要求和压力”。
　　洞窟保护与旅游开放始终矛盾，每逢矛盾激发成事件，樊锦诗为了文物的健康寸步不让，“旅游部门对我有看法：老太婆就知道保护。我觉得必须正视矛盾，坚持在保护前提下合理进行旅游开发。”
　　自1979年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莫高窟游客人数逐年增加。2001年超过30万人次，2014年达到80万人次，预计2019年首次突破200万人次。大量游客进入洞窟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湿度波动剧烈，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对洞窟的长期保存和游客的健康均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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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12日，樊锦诗向美国盖蒂保护所阿根钮先生和玛莎女士介绍敦煌研究院的学术成果。敦煌研究院供图
　　2002年开始，在樊锦诗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测算出开放洞窟面积不能小于13平方米、洞窟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超过15000ppm、每批进洞游客不能超过25人等一系列指标，兼顾壁画的健康和游客的舒适度。
　　“如果没有21世纪初提前预测到，做了方案，现在不知道会变成什么面貌。”她说。
　　将敦煌永久留给后人
　　即便这么努力地去保护，敦煌的命运依然令人揪心：用泥土、草料、木料，颜料制成的壁画和彩塑，总有一天会消亡。
　　樊锦诗深知敦煌壁画和彩塑会慢慢走向衰老，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消失”是不可阻挡的。但不能任其消亡，文物保护者要做的事，是想办法尽可能延缓其衰老，延长寿命。
　　很早之前，樊锦诗就忧虑，敦煌壁画、彩塑的辉煌如何才能永久留给后人？她想过照片、磁带等方式，但终究也会暗淡、消磁。直到1980年代末，她到北京出差，朋友带她去看当时的新鲜玩意计算机，说信息存在计算机里可以永远不变，这句话点亮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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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指导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敦煌研究院供图
　　“像现在年轻人说的一个词，我当时立刻‘脑洞大开’，马上产生了数字档案的念头。”她回去后立刻到甘肃省科委报告，科委负责人也赞同这个想法。于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敦煌就与国内外合作形成了一套先进的数字化采集、图像拼接技术。
　　例如莫高窟61窟的《五台山图》，13.6米长、3.8米高，共40多平方米，一张照片拍不出全，用数字化技术拼接完成，最终效果可以放大去看高清的局部。
　　敦煌的数字化采集已经进行了20年，完成了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在网站上，30多个洞窟的高清影像可以免费浏览。通过电脑、手机等各种屏幕，敦煌文化传向世界。
　　“有小朋友见到我对我说，奶奶，我知道敦煌。问他从哪里知道的，他说从手机上看到的。”她笑着回忆。

⊙记者：倪伟协作记者浦峰

　　编辑：李国君　校对：何燕

灰头 · 发表于: 2019-1-11 17:38:00

源自：新华网

原文标题：樊锦诗：朝思暮想恋敦煌

　　新华社兰州1月11日电（记者：张玉洁）穿上高帮翻毛靴，踩过厚厚沙地，樊锦诗走进危崖上凿出的莫高窟。初见敦煌已有半个多世纪，她守住敦煌白了头。“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80岁了，还能为敦煌做事，无怨无悔！”
　　樊锦诗祖籍杭州，上海长大。她爱逛博物馆，高考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那个时代青年的志向，樊锦诗也如此。“敦煌石窟需要我，我就到敦煌工作”，25岁的她来到大漠戈壁中的莫高窟。
　　风沙漫天，住土屋、喝咸水、点油灯……“条件很苦，但我没想离开。”樊锦诗说，打动她的是延续千年、魅力独特的莫高窟，更是坚守敦煌文物事业的众多前辈。
　　樊锦诗常言，人在时代中。她说：“改革开放带来开放头脑和国际视野，我们开始大踏步向前走。”
　　她难忘敦煌莫高窟“申遗”。对照世界公约和国际宪章，才知道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莫高窟是人类的无价之宝，我心想一定要保护好。万一有闪失，我就是罪人。”
　　1998年起，她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7年。她说，不是做官，而是担当、责任和使命，要有“问题意识”。
　　她推动制定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这一“护身符”；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命”，并以广泛的国际合作引进理念技术、培养人才；她倡导科学保护、探索数字化，如今先进的保护技术不仅延缓了千年洞窟的衰老，更让它以数字的方式“容颜永驻”……
　　2010年，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第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作为典型案例向世界推广，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可表彰全给了我。”樊锦诗不忘前辈筚路蓝缕的创业路。
　　半个多世纪，樊锦诗与莫高窟相依相守。她把全部情感凝结成对莫高窟的一个“爱”字：“和谈恋爱一样，既然爱她，就要想尽办法去爱！”

千牛花露露 · 发表于: 2018-12-20 11:04:00

源自：新浪收藏

源自：中国艺术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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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
　　（雅昌艺术网讯）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王沪宁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决定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其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列，作为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受到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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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出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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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btkj · 发表于: 2018-11-18 00:23:00

源自：上观

原文标题：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北大上演，樊锦诗故事感动校友，沪剧艺术站上高点

　　导语：她是上海滩上的青春少女，是北京大学的优秀校友，是国宝敦煌的“守护神”。她入选新中国一百位感动中国人物榜，又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榜样的力量》人物之一。她叫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那感动国人的故事，如今被上海艺术家搬上舞台，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今天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
莫高窟洞窟里，风铃与禅音轻声萦绕，巨大的浅橙色倒梯形布景拢住舞台，如石窟、似苍穹。一线高光直射，聚焦舞台中央的椅子，接着，华发苍苍的樊锦诗（茅善玉饰演）坐于椅上，娓娓回忆她奉献敦煌50年的人生历程……
　　集纳名家，精心创排经典
　　由上海沪剧院创排的《敦煌女儿》是一部有筋骨、有情怀、有温度、展现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和文化坚守的精品力作。该剧以“一带一路”重要的文明交汇地敦煌和敦煌学研究为背景，讲述了樊锦诗半个世纪坚守大漠致力研究、从上海小女孩成长为敦煌学大学者的人生历程，讴歌了一代代敦煌人坚守理想的崇高情怀，也彰显了上海文艺工作者勇立潮头的文化担当。
　　剧中樊锦诗一角，由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上海沪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两度获得者茅善玉领衔主演。为饰演好这个角色，茅善玉曾多次带队走进敦煌体验生活，感受大西北的风沙、敦煌的历史和敦煌学的研究价值。大家认为，正是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铸造了樊锦诗坚韧的性格品格和执著的精神风貌。一代代敦煌人对传统文化的醉心研究与执着守护，是爱国主义和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烈呼唤，塑造好樊锦诗这个舞台角色，角度新颖，立意高远。
晚年的樊锦诗致力敦煌学的数字化。
　　著名沪剧演员钱思剑、凌月刚、李建华分别饰演深刻影响樊锦诗人生的三位男士，一位是对樊锦诗无比挚爱、一生支持她事业的丈夫彭金章，另两位分别是被誉“敦煌之魂”的美术家、老所（院）长常书鸿和敦厚敬业的著名敦煌学研究前辈段文杰。著名沪剧演员王丽君在剧中饰演常书鸿的前妻。
　　为打造一台高规格的现代舞台剧精品，《敦煌女儿》汇集了国内艺术界一流的创作团队。由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曹禺剧本奖获得者杨林、曼君联合编剧，多次获文华大奖、文华导演奖、“五个一”工程奖的杰出导演张曼君执导，资深戏曲作曲家汝金山担任音乐创作。此外，舞美设计刘杏林、灯光设计邢辛、服装设计王玲、舞蹈形体设计姚晓明都是国内一流的舞台美学专家，他们的作品屡次获得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在业界享有盛誉。
　　工匠精神铸就精品。自2013年确定创排《敦煌女儿》后，主创团队多次深入敦煌，并与樊锦诗多次访谈交流，体悟她的人格力量。剧本创作历经数十次修改，博采众长，加强了对人物的刻画和唱段的修饰。在艺术呈现上，纵观全剧，人物故事开合有度、取舍得当，唱词对白精雕细琢、凝练有韵，音乐旋律快慢自如、契合情景，舞美灯光简美大气、富有诗意。值得一提的是，该剧进行了“歌剧化紧贴”的表现尝试，独具上海城市文化气质，探索精神非常可贵。导演张曼君表示，《敦煌女儿》用“诗句化”的美学观念，向着“沪剧歌剧化，歌剧沪剧化”的方向做出全新探索，比较完美地讲述了一个中华文化大美的故事。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表示，希望经过努力，让《敦煌女儿》在保留沪剧原有的艺术性基础上，尝试新的剧目表现形式，使其更符合时代需求、更受年轻人喜爱，必将成为沪剧发展史上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高点。
　　这里，不能不提及一位幕后人物，那就是著名剧作家刘锦云。刘锦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樊锦诗是同届校友，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现为中国剧协顾问，著有话剧《狗儿爷涅槃》、《阮玲玉》、《神荼郁垒》、评剧《母亲》、秦腔《王贵与李香香》等20余部剧作及中短篇小说。作为《敦煌女儿》的文学顾问，刘锦云对剧情矛盾冲突点的捕捉、剧本戏剧化的加工、台词语言文学化的提炼和沪剧化的调整，都提出中肯意见，让剧作整体呈现锦上添花。哪些韵味深远的唱词和诗化的语言表达，自在沪开演以来，就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少观众认为“提升了沪剧的品味和格局”。
　　《敦煌女儿》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并入围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现实题材创作作品计划。
　　情感真挚，观众不禁落泪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五十多年前，刚从北大毕业的上海女孩樊锦诗，独自一人来到敦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几十年间，她用坚韧柔情润泽戈壁大漠深处，着手建立了享誉世界的“数字敦煌”。而在樊锦诗心中，这一切离不开前辈敦煌人和她的丈夫彭金章的支持和鼓励。
　　彭金章，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为了陪伴樊锦诗，他不惜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从武汉到敦煌，与其相伴一生。他曾笑言：“人们都说她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是敦煌的女婿”。
　　在沪剧《敦煌女儿》中，虽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渲染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爱情，但真情恰恰都浓缩于细节处。当樊锦诗初到敦煌，面对孤寂的黑夜，彭金章化身为她心中的灯塔，给她直面困难的勇气；新婚之夜，看到樊锦诗手拿红烛，心向佛灯，彭金章毅然撕掉请调报告，成全爱人追求梦想；虽然分居两地，但距离让他们更懂得体谅对方。剧中唯一的一次争吵出现在彭金章到敦煌探亲进门的时候，他看到幼小的孩子被绳索绑在床上，于是在樊锦诗回家后责怪了她。面对丈夫的责怪，樊锦诗道出了边工作边育子的不易。而此时的彭金章，马上给了她十分的理解，主动把孩子带回武汉，承担起养育孩子的重任……当时光流转，樊锦诗独坐床前，回想起与彭金章过往的点点滴滴，道出了夫妻间最温暖的守护。
在沪举办婚礼后，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立下誓言，在两地相爰、干出事业。
　　如果说樊锦诗是敦煌的“守护神”，那么彭金章就是樊锦诗的“守护人”。两人那质朴而深厚的情感，让樊锦诗的饰演者茅善玉与台下的观众都热泪盈眶。
　　茅善玉介绍，从选定题材开始，整整5年间，她数次到敦煌体验生活，与樊锦诗也成了“忘年交”，对樊锦诗的人与事乃至生活环境的感受极为深刻。在创作过程中，她希望不仅要把沪剧的味道做出来，还要增加歌唱性，让旋律更丰富，整体提升艺术感染力。“剧中樊锦诗这个人物的主要唱段都是我自己设计的，特别是她丈夫离开的那段，我是一边设计唱腔、一边留着泪，既要表达出夫妻间那种很深的情愫，又要把知识分子那种含蓄的爱表达出来，因此我在基本调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旋律，让它像水磨调一样旋律丰富，正是通过这种运腔，把她对丈夫的感谢、感激的情感诠释出来。我还融入京剧的演唱方法，让整体演唱特别有力度、有张力。”
　　樊锦诗曾说过：“北大的教育和熏陶，使我明白如何为敦煌做好工作。北大影响了我的一生”。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在这个双甲子的华诞，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受邀来北大演出，是北大和上海沪剧院的一个愿望。据悉，该剧从年初开票以来就受到了广大北大师生的支持，校内海报和讲堂微信多次对该剧进行介绍推广，开票一周出票就达到六成。17日下午，《敦煌女儿》演出之前，上海沪语院还举办了一场导赏活动，樊锦诗和茅善玉等在现场与北大师生进行了交流。
　　三年践诺，传播海派文化
　　三年前，未名湖畔，上海沪剧院与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定下“三年之约”。
　　2016年10月16日，上海沪剧院首次携原创大型沪剧《邓世昌》登入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当天，来自北大、清华等十余所高校的学子们前来观看演出。《邓世昌》颠覆了观众对沪剧原有的印象，激荡人心的历史故事、慷锵有力的上海声音和恢弘震撼的视觉效果，让沪剧圈粉无数。
　　2017年11月17日，在北大师生的强烈期盼下，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和持久艺术生命力的传世经典沪剧《雷雨》登入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雷雨热”点燃北大校园，部分学生在半年前就预订了门票，演出当晚近2000个座位座无虚席。被曹禺先生赞为“最忠于原著”的沪剧《雷雨》，给北大学子带来有别于话剧和电影的全新视听感受，认识到海派文化的独特魅力。
演出结束后，“敦煌女儿”樊锦诗登台，赢得北大师生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两次成功演出产生的轰动效应，激发了北大上海籍师生们在校园内建立一个推广海派文化社团的设想。沪剧《雷雨》演出期间，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院士、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与北京大学浦江发展协会（筹）的核心成员一起，就进一步推动海派文化在北大的传播进行了交流。经过共同努力，去年11月末，北大团委正式审批通过成立“北京大学浦江发展协会”，上海沪剧院则依据与北大浦江发展协会达成的共识，开设上海方言教学兴趣班，协会也将邀请茅善玉等沪剧名家在今后北大演出之余进行沪剧系列讲座，将原汁原味的“本帮文化”带入北大校园。
　　高品质、高口碑、高票房，让“沪剧”成为北大校园演出中一个叫得响的品牌。随着三年之约的即将到期，北大有关方面正与上海沪剧院洽谈后三年的合作计划。茅善玉说：“在未来的三年里，我们与北大的合作将不仅局限于一年一场的演出，还会有导赏、讲座、上海话和沪剧兴趣班等，通过多元化的方式，让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首都青年学子心中生根发芽。”
　　据悉，11月20日晚，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还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栏目主编：樊江洪文字编辑：樊江洪图片编辑：笪曦本文图片由樊江洪摄题图为敦煌最美笑容的佛像，吸引了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代代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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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 樊锦诗：保护传承敦煌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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