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老表小传

阳坪农场逢知己

五马坪上学炒茶
　　1968年8月9日,我被押到洪雅阳坪农场。农场指导员向我交待：刑期是活的，表现好可减刑；反之，要加刑。接着带我去吃饭，每人4两饭，一大盆藤藤菜，我饱餐了一顿。路过走廊，见墙上贴有一张洪雅县公检法军管组的布告，上面有我的半身头像，下面是“叛国投敌集团首犯伍崇高”的黑体字。有个看布告的犯人，知道我就是佈告上的人时，没说一句话，却对我翘起大姆指，表示佩服。
　　我先编在一队一组劳动，组员多数是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军政人员，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中有国民党的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还有大学毕业生，素质都较高，能说会道，对人也客气。知道我的情况后，他们对我很热情，像对老同学似的。每天同他们一起劳动，晚上一起学习，心情愉快。我好似从小笼子里放出的鸟，虽不能海阔天空地自由飞翔，却能在大笼子里跳跃一番，总比在小笼子里自由得多。休息时闲聊，知道他们大多是抗日战争时的远征军，到过缅甸、印度，在东南亚原始森林里吃过不少苦，经历过许多惊险，如有人坐在长了青苔的树干上休息，突然感觉树干在动，才发觉坐在巨蟒身上……我愿意同他们相处，喜欢听他们讲故事，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中有人对我说：你刚到劳改农场，不知情况复杂，最好少说为佳。我听从劝告，除埋头干活，听他们讲故事外，绝不多嘴多舌。
　　组长叫曹辛伯，父亲是早年去俄国的华工，母亲是苏联人。他出生在苏联，后随父亲回国，原是西南田径队教练，曾参加全国第一届运动会。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沙坪劳教时几乎饿死，被迫逃跑，在中尼（泊尔）边境被抓回，以叛国投敌罪判徒刑15年。同组的另一个西南建筑工程学院姓马的学生和他一样，划为右派后从沙坪出逃被抓回，同样判刑15年。他们对我说，重庆、成都的右派在峨边沙坪劳教的饿死不少人，连小溪里的青蛙等都逮来吃光了，不跑就要饿死，他俩算死里逃生。曹讲他年轻时是排球运动员，又会蛙泳，我讲读高中时曾当过班上的篮球队长，还在全校越野赛跑时得过第一名。老马是东北人，1956年从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时被划为右派，我们3人同病相怜，成为知己。我们虽是长刑犯人，但对前途都抱有希望。曹对我不错，我刚到阳坪肚子饿，他还将别人给他的红苕分给我吃。我们1969年元月5日分手，1975年夏天我在五马坪场部遇见他时，他已刑满释放，同已离婚多年的妻子（成都市某中学的生物教师）还有一个儿子在一起，背着半导体收音机在转公路，我祝贺他与亲人团聚。
　　1976年夏天，我在五马坪遇到马某，此时他已满刑，是每月领工资的就业人员。当时场部重建监狱，由他画设计图纸，他把图纸给我看，说想把监房设计得好点，采光、通风好些，尽量为犯人着想。我想他曾是犯人，体会过坐牢的滋味，所以才有如此人道主义的设计思想。我想右派分子都有颗善良的心！后来他回东北了。
　　不久，我调2组，组长姓蔡，五通桥人，此人为人正直，干活卖力，就是文化水平不高，每晚要我在小组会上帮助读报。他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是铁面无私。组长权力大，一切他说了算，有犯人想干轻松活，收买他，被他严词拒绝。他带头干重活，从不刁难别人，得到大家的拥护，他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人之一。
　　1969年元月5日，阳坪农场由驻军接管，几百名犯人乘车被押送到沐川县五马坪劳改。车过犍为天已黑，到场部已是子夜时分，几百名犯人集中在场部大坝中，冒着雨雪浇淋，等待分配下队。我与20多名分到12队的犯人一起，挑着行李，冒着雨雪，沿着崎岖泥泞的小路，在数名犯人打着火把照明下，高一脚低一脚地摸黑赶路，接近拂晓才抵达目的地，接待我们的是每桌一大盆白菜稀饭。次日干部宣布休息──洗衣服、被子，搞个人卫生。
　　我分到茶田2组，搞茶叶生产，每天深耕、中耕、开沟压肥、采茶、打农药……。以上工作看似简单，完成任务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如深耕，每天每人至少挖地7分，采茶每天每人20斤以上。砍荒烧灰，每2人1组，用砍刀把野树、野草砍下，堆成一堆，再点火燃烧成灰，每人至少3挑以上。特别是下雨天砍马尔杆──一种高1．5米以上的灌木，每人每天300斤。从住地到茶山要走好远的路，先爬上山再转几个弯，其艰辛程度未身临其境者是难以体会的。冬天山上常下雨，必须穿半统膠靴，穿前往靴里塞稻草，收工回来后一脱靴子里面直冒汽，潮湿程度可想而知。就是在那时我得了风湿病，至今未痊愈，每年冬、夏两季还得请医生调治。
　　秋天修战备监狱，据说是林副统帅指示干的，如果苏修打来，犯人关在石牢里跑不了。全队主要劳动力分成打石、抬石，安砌工数组。我分在抬工6组，每组8人，将条石从山下抬到山上约4里远，全是徒坡路。我的体力不如别人，开始我和一个姓万的同一杠，他在后，我在前，双脚蹲下，穿好杠子，他趁我还未起身，先将杠子一抬，我受不了。另一次他在后将杠多抬10公分，相应我就得多用力气，抬着条石直打偏偏。后我又换去抬二头杠，此位置能手扶头杠，路子宽，安全好走，但转回去又要拿一根8尺长的大园木。时值冬天，多数时间下雨下雪，道路泥泞，早上有水霜，鞋套上钢脚马防滑，每天定有抬石任务。粮食定量每天1斤2两大米，再加1斤红苕，应付沉重劳动是不够的。从早干到晚，有时天黑才收工，到了晚上，睡在床上像得了瘫病，不能动弹。我队一个姓方的乐山人，学生出身，编在抬工组里，流着眼泪也抬不起走。贾管理员见此状，将他调出，由4人编一个小组，抬不合格的小石头，也不定任务。贾管理说：“伍崇高是学生出身，经过农村锻炼，经得起拖。”吃了不少苦头，我还是把抬石任务完成了，犯人评价我经得起“整”。
　　因为我们修石头房子出了力，1969年除夕主管修建的贾管理员给修建人员加餐，每人一个用红苕和玉米面做的拳头大的粑，另加一份炒南瓜片。我们首先住进条石砌的牢房里，里面冬暖夏凉很舒服，直到1975年3月才搬走，如果不是备战，我们恐怕这一辈子也住不上这样的石屋了。

　　1970年3月调我到本队制茶车间，场里大部份鲜茶叶都送此加工成炒青绿茶后，再运到场部加工为成品茶。车间里面有打杂、炒茶、揉茶、烧锅等工种。炒茶分头青、二青、三青、干茶、灰锅五道工序。揉茶则分初揉、精揉。锅温是每炒一青，锅温时高时低，很难控制。车间里全是机具，电器，稍不留意就要出事故。所以调去制茶车间的犯人，大多是有文化的人。同组一位姓高的是西北农学院学生，一不小心几乎把手弄断在锅里，连夜送场部医院抢救，数月后才伤愈归队。还有方某和朱某二人，也是操作不小心，马达皮带咬断一截手指头。
　　我刚学炒茶时，由于经验不足，锅温偏高，一锅价值约150元的细茶炒出来带焦糊味，不能出厂，但能自用，被别人告到贾管理员处，他没有训斥我，反而鼓励我：“炒坏一锅没关系，下次吸取教训就是了。”我一直炒茶4年，非常小心谨慎，最后成了炒茶师傅。我很佩服贾管理员，他掌握犯人心理，有一套工作方法，不随便训斥犯人，往往给人以鼓励或从生活上尽力为犯人着想，从而调动犯人的积极性。修战备监狱的那一段时间，他主管运送条石的工作，每日给犯人加2两粮（实际是鲜红苕1斤），犯人干活非常卖力，每天都超额完成任务。5月1日前后是采茶高峰期，我们通宵制茶，他把收音机搬到车间里，让我们听音乐消除疲劳，以示对大家的关心，提高了工作效率。后来他调离本队，我每次出差到场部遇见他时，他都要关心地问我还有几年满刑，好言一句三冬暖，听了令人感动，五马坪这样的好管理员还不止一个。
　　1970年春天的“一打三反”运动吓人得很，乐山开大会杀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这个集团就出在五马坪本中队。凡搞运动，劳改队都要动员互相揭发检举，实际是挑动犯人斗犯人。犯人为了各自的目的──有的为了减刑表现自己；有的为了取得管理人员信任，满刑后不戴帽子；有的为了干轻松活路讨好管理人员……总之各怀鬼胎，互相乱咬乱揭，管理者坐收渔人之利。被咬中的犯人，轻则批斗反省，重则加刑甚至杀头。我队一个姓杨的犯人因与上面那个集团有牵连，畏罪潜逃，数月后在附近的荆棘丛里发现了他的尸骨，令人毛骨悚然。每年一次的总评会上，犯人也要自相残杀，寻找别人的毛病，无限上纲上线，把对方说来一无是处，以显示自己的 “进步”。有个姓胡的犯人，十几岁参加解放军扛机枪，是南下干部，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的秘书，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回国经重庆时，曾与他合影留念。1957年反右开始时，他在搞别人的右派材料，反右快结束时，因他评论斯大林问题的见解获罪，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峨边沙坪茶场劳教，当时他还以为是到重庆沙坪坝劳教。几年后调他到乐山沙湾铁厂劳教，解除劳教后，“文化大革命”时他给江青写信，要争回劳教就业人员的权利，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他在监房里关了3年，病重吐血差点丢命，后送五马坪劳改。有年总评时，他对我挑刺，说我炒茶拿不稳锅温，是故意搞破坏。我被迫还击，历数他劳动消极，干活梭边边的事实，顶得他哑口无言。会后他对别人说：“伍崇高的火力猛，我有点怕他。”从此不敢再对我发难。后来我了解他的历史后，心里很后悔， “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手足相自残”呢？后来通过沟通，我们成了朋友。还有犯人方某，1967年“二月镇反”时，他是乐山草堂民中学生造成派的头头，带头围攻军分区，是乐山“二·一五”事件的骨干，被抓进监狱，本应释放他的，后发现他有一本日记，内有对现实不满的字句，被定为“反革命”判刑15年，他不服上诉，加刑2年合并服刑17年。一个中学生竟遭此冤枉，思想压力可想而知，为发泄愤懑，有时他与别人发生矛盾而互相攻击，我虽不苟同其做法，但很同情他。还有一个姓高的犯人脾气最好，从不与人争吵，大家叫他“高大学”。1960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时，他向报社写信，反映社会现实，以攻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被判刑7年。以上几人同是学生出身，“犯罪”本质基本相同，而且在一起劳动、制茶、学习，有时还黄莲树下弹琵琶──苦中寻乐一番，在一起打篮球，相互成了好朋友。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茶场情况有所好转。这年10月1日没有举行国庆活动，从报上看到中国出了“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从12月1日的报上看到，中央领导中没有林彪的相片，于是估计他出事了。接着场部开大会宣布：犯人由每周休息4分之1天改为休息1天；每个星期日“打牙祭”吃肉，每人3至5两；犯人除了看书报外，还可下象棋、打蓝球等。有一段时间，除了下雨，我们每天下午必有一场球赛。我队的篮球队在全场没有一个队能打胜，别队犯人由干部带来打了败仗，我队以猪肉和鲜菜招待。同样，星期天我编在蓝球队里由干部带队出征，虽少有上球场，只观战指挥，常常满载而归。通过打球，会见了本县老乡，互相了解情况，畅谈乡情，这对囚禁在劳改队，消息闭塞的犯人来说，的确是件既难得又幸运的事。
　　不久，我队举行了一次庄严的大会，会场主席台上贴着醒目的横幅：“传达毛主席最高指示”。讲话人是公安处一位干部，传达内容是：“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规定的，应予废除……”据传达，是毛主席视察北京监狱后，发现监狱有虐待犯人的情况才发出的最新指示。接着是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大意是不准虐待犯人，如遭虐待，犯人可向上申诉……。唐场长代表场党委表决心，坚决贯彻执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在犯人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五马坪，每周至少有5夜政治学习，每晚学习2小时。从“九大”、“十大”、“一打三反”、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联合声明、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后来的天安门广场事件，都得认真学习，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我在制茶车间文化一般，但还能积极发言，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认识当前形势一派大好，毛主席的伟大，党领导的正确，最后自我痛骂一顿，说自己靠近政府不够，认罪不深刻，劳动不积极，揭发坏人坏事不够，再进一步深挖犯罪根源──从阶级本质去找，愈深刻愈好，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还自我洋洋得意。发言实际全是套话、空话、假话、屁话，连自己都觉得好笑，而主持会议者却信以为真。休息时犯人各自谈自己的见闻或经历，有欢乐，有悲伤，但谈到前途，都感到渺茫──满刑之后怎样呢？最怕的是头上戴上帽子，永无出头之日。晚上睡觉，大家同床异梦，不时听到呻吟声，叹息自己的不幸和人生的悲凉。同改们（一同劳改的人称为“同改”）在一起吹牛时，都希望某天能来个一风吹，“地富反坏右”一律不存在，大家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多自由哟！谁也没有想到，10几年后竟变成现实。
　　去年冬天，我在洪雅遇见一个同在五马坪改造过的难友谢某，他告知我，当年我们这些“反革命份子”已全部平反落实政策了，胡某已是徐州汽车运输公司办公室的主任。最近我从川台听见广播方某的文章，获得了三等奖，我昔日的难兄难弟们，都有出头之日了。

刻苦学习作石匠

五马坪上立新功
　　制茶车间工作季节性强，每年10月封山后就不制茶了，人员改行搞修建。石工劳动量大，工作条件最艰苦，一般人都不愿干这行，无怪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有儿不当石匠郎，铁锤斩子终日忙。
　　面朝石包背朝天，汗水不干湿衣裳。
　　车间分工时，我自告奋勇作石工，有人说我傻，甚至嘲笑我自讨苦吃。“燕雀焉知鸿鹄志”，他们哪里知道我是想学一门手艺，为今后做长远打算。
　　当石匠不易，光工具就有一大堆：大锤、二锤、铁楔、手锤、斩子、钢钎等，开山劈石，缺一不可。左手拿斩、右手拿锤，根据原石情况，取立、坐、蹲、弯腰等体姿凿石，石碴带着灰粉不时扑向面部，甚至飞入眼中，既艰苦又危险。冬天在野外干活时，身体暖和还好受点，休息时北风呼啸，汗水立即结成了冰，冻得人直打哆嗦。夏天本来气温就高，再加上晒热的石面反射出来的热量，烘烤得人汗流夹背。
　　1971年冬，我给石匠师傅打下手，干些抬石之类的杂活，边干边看他们怎样开条石、打楔眼、安砌石条，偷偷学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作个好石匠，必须要掌握斩子的加工淬火技术。车间有个赵铁匠，喜抽土菸，我把计划菸送他一斤，求他给我打制了一把手锤和两根斩子，然后利用休息时间锤斩子，学淬火。起初斩子锤来不是太秃就是太尖，淬火后的斩子不是脆了就是软了，说明火候没掌握好。初学打的楔眼也不合格，放上楔子用二锤猛力打下时，铁楔反力上跳，极易发生伤人事故……。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无数次失败的尝试后，我终于掌握了锤斩子、淬火、打楔眼、开条石等技术，1972年冬，我被场部借去打石一个月。
　　按石工行规，没有正式拜师学艺者，在行里不受尊重，受人排斥。我是自学成才的石匠，在组里难免受到某些人的歧视。组里有个肖石匠对我不错，怕其他石匠不满，只能偷偷向我传授技术，打磨子和碓窝（捣碎食物的石器）的手艺，就是他传给我的。我有时买几个饼子或一包香烟送他，再不然就在制茶加夜班时，节约一盅夜班饭给他吃，聊表对他的谢意。为了尽快提高我的石工技艺，不叫人瞧不起我，我发奋利用休息时间干石工活路。管理人员不理解我，犯人们嘲笑我，连我的朋友方某也劝说我：“现在修房子都不用条石了，只用水泥、砖、瓦。而今打米用打米机，磨粉用磨粉机，石头的碾子、磨子都收刀检卦了，你还学石匠干啥嘛？”我没有正面作答，心想：你们太不了解我这个右派分子了，我有头脑、有抱负、有志气，看问题比一般人深远。就拿当前来讲，我离满刑还有5年，石工粮食定量高，我可在刑期内不挨饿。满刑后我凭一技之长可融入社会，自食其力养家糊口。1957年高中毕业时，为国效力的雄心壮志不能实现了，但我不能在社会上白活，更不能成为社会的蛀虫，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实现我的抱负。
　　1973年下半年，全队集中6名犯人开山打石修沼气池。石工大都是从农村来的犯人，他们有开石技术却没文化，所以我同他们间缺乏共同语言。一起打石的姓宋的犯人，是丹棱人，据说还是“5·16份子”，突然被提回反省，听说与我队姓胡的犯人逃跑有关系，此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又隔了一段时间，有个姓张的石工逃跑，被抓回加刑，判了无期徒刑……石工组接二连三地出事，令我胆战心惊，害怕出事者胡说八道而受牵连，每天干活不敢多说一句话，只顾埋头完成自己的任务。
　　仁寿青年杨某，原是农村基层干部，因参加“大同党”被判刑15年，同我一起干石工。1974年他和我联手，把12队约100平方米的养猪场四周全砌上石板围栏，里面全用石板铺底，且有坡度，再换上新石猪槽，队领导看了很满意。接着，二人又修了一条约500米的水沟，猪粪水顺沟直流山下浇灌菜地，再不用人挑，节约大量劳动力。指导员表扬我们有成绩，并说：“伍崇高是高中毕业生，能吃苦，学会石工不简单。”有次我遇到从阳坪调去的犯人，他们对我学会石匠技术惊讶不已。
　　1975年3月离开12队前，我利用休息时间做了三件事：打了两付石磨子：一付无偿送给当地老乡，另一付送给12队饲养场用；用坚硬的石头打了3个碓窝：一个大的送本中队大厨房用，一个送小厨房用，另一个送给眉山建新化工厂的女干部，她带女犯人到五马坪支农採茶，她说铁碓窝有氧化铁，碓食物对人体有害，用石碓窝对人体有益；打了两个石猪槽安在12中队饲养场。管理人员对我的反常行为感到莫明其妙，因不明我的“动机”何在，对我既不表扬，也不批评，只有管犯人思想的干部张管教悄悄对人讲：“伍崇高这个罪犯不错，有点名堂。”
　　1975年初调我到高山13中队，除了春茶高峰期采茶外，其他时间打石，搞点安石板、地脚之类的小维修。当年春天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政人员，我队一个叫王明辛的团长被释放，安排在五通桥中学工作，给我震动很大。这些过去拿抢杆子与共产党打仗的“大反革命”都有前途，我这个右派“小反革命”想来也该有前途吧！3月我调本队砖瓦窑，不干制瓦、制砖的技术活，而是干挖泥、运泥、踩泥、上窑、出窑的粗话，每天和泥巴打交道，又脏、又累。特别是上窑、出窑最老火。烧好的砖瓦热得烫人，要抓紧时间把它们搬出来，又要把泥坯搬进去装好。由于过度劳累，我大病一场，躺在窑棚外的杂草堆里，上吐下痾，浑身没劲，幸好泥工组长把我背回队部，给我药吃，几天后痊癒。他对人说我的组织性、纪律性强，不愿我离开他那一组，所以才给我治病。
　　病癒回窑后，慢慢适应了环境，组长对我好，活路虽苦，但也快活。干泥工活，除正常粮食定量外，每天可另得二两粮的玉米粑，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在当时显得多么精贵啊！邓小平复出令人振奋，我组有位乐山人，有文化，见识广，还爱发表评伦，与我投缘，常在一起聊天。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不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哪有哪么多阶级斗争啊！”，说到我们心坎上，空闲时我们就谈论这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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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农村挨整治

柳新电站闻春雷
　　1958年初，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一次回农村，在随后的大饥馑中，几乎被饿死，是煤矿救了我的命。1962年第二次回农村，被迫出走被判刑10年。这次劳改释放，我又回到农村，等待我的是什么呢？我不得而知，心中一片茫然。
　　母子见面，悲喜交加。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儿行千里母担忧”，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年迈的母亲，她也时刻在思念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虽历尽艰辛，我终于回到母亲身边，怎能不喜呢！悲的是1966年我离家时，是个意气风发的帅哥，而今满脸皱纹，勾腰背驼，竟像个小老头儿。
　　母亲说自我离家后，她受了不少折磨，屡遭抄家批斗。1966年12月10日，我从县公安局押回家宣布逮捕那天，天池、符场、余坪三个公社群众集中符场开大会，同时红卫兵抄了我家，抢走刚宰杀的一头肥猪的肉和家中财物，还把母亲揪去游斗，她差点晕死过去。
　　此时，家中围墙倒塌，茅草房顶全是烂草，雨天满屋滴水。母亲躲在屋角栖身，四周用柴梱挡着，暂避风寒，见此情景我心里无比凄愴。母亲说有人劝她到丹棱姐姐家住，她坚决不同意，说我迟早是要回家的，回来总得有一个窝窝才能安身呀！如果母亲没有坚守这个烂草房，这次回来我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安身。我敬佩母亲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我也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才有了坚强的毅力和意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活下来。我告诉母亲不用担心，我有手艺，会制茶，又是石匠，我能干活，又能吃苦，天无绝人之路，母子俩一定能活下去。
　　已经出嫁的姊妹们回家看我，我心里很难过，自我当了右派分子后，没给她们带来半点光彩，反给她们带来无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子女已考上学校的被除名，招工、参军被排挤……我还有什么脸面见她们的面哟！毕竟血浓于水，姊妹们没有歧视我，鼓励我不要灰心丧气，一切从头开始。
　　天冷后在亲友们的帮助下，用泥土打起围墙，房顶加盖了稻草，母子俩勉强度过了寒冬。因房顶盖的稻草太少，第二年夏天遇见狂风暴雨，稻草就被吹走了，又满屋是水，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转眼到了1977年，“农业学大寨”改田改土，表面搞得热火朝天，实际是大轰大嗡。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致使农村情况变化不大。秋收搭谷子不用拌桶了，改用打谷机。生产队安排社员干活,一般是两人踩打谷机脱粒，两人供应谷把子。因为我是“阶级敌人”，所以分工时故意整我，让我一人抱谷把子，供应两人踩打谷机脱粒。两个人的工作由我一人干，每天在稻田里来回奔跑，累得筋疲力尽。每次收工有7个女社员的谷背兜要我帮她们提起，然后我同母亲一起或背或挑，搬运稻谷去晒谷场。别人都回家休息了，我们母子俩还在路上运稻谷，每天都要10点过才能吃晚饭。白天抱谷把，晚上还要守工棚，蚊虫咬得不能入睡。由于劳累过度，秋收后我大病一场，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没钱上医院看病，母亲用民间偏方，扯回溪边油草加柑子皮熬水给我服用，一周后病就好了。
　　在此我特别要提到一个本队姓周的年轻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帮了我的大忙。有时扛半桶，我扛不起走，他帮我扛一段路；我挑稻谷迟迟到不了晒场，他主动帮我挑一段路。对他雪中送炭的义举，我无以回报，心中抱愧。星斗转移，在我落实政策后的2002年夏天，他到洪中校来找我，说他的侄儿在眉山一中高考刚上本科线，怕报考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不了，到处托人找关系。他打听到我有同学是电子科大的教授，要我帮忙联系。我想到他当年对我的情谊，毅然答应帮忙，通过电话联系，电子科大的两位同学看在我的面上，帮了大忙，该生顺利进入该校学习。我谈此事的目的，决不是显示我有何能耐，只是说明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须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应遵照孟子“我有恩于人，愿我永忘之；人有恩于我，愿我永勿忘之”的格言为人处世。
　　回家后的两年间，我除老实在生产队干农活外，还和另两位石匠师傅合作，为生产队修了养猪场和氨水池。但在“两个凡是”思想指导下，1977年点完小春后，生产队以“对社员有抵触情绪，‘不听话’”的罪名，对我残酷斗争。打手们继承了“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各种手段，既触及了我的灵魂，更触及了我的皮肉，不仅对我肆无忌惮地人身侮辱，还打得我遍体鳞伤。我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只能在心中无声的呐喊：人权何在！人道何存！
　　1977年秋，公社召开 “批资斗敌”大会，批判不安心农业生产，不改田改土，外出搞副业挣钱的人，斗争“破坏农业学大寨”的阶级敌人。全公社几十名“五类份子”集中在公社外待令，在“把五类份子押上来！”的吼声中，被如狼似虎的民兵驱赶进会场，站立在主席台下，面向群众“亮相”。我站在第一排，因多年不在家，面孔陌生，招来不少人围观，有指指点点的，有骂骂咧咧的，说什么的都有。我的心情难受极了，埋头把两手放在裤包里，引起公社治安员的注意，他面带怒容地训斥我：“伍崇高！把手抄起干啥？”我赶快把手从裤包取出，立正站好，心想自1958年2月当右派，至今已20余年了，你们要把我整到哪一天啊！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嘛！全公社几十名“五类份子”，除了我是“右派分子”外，全是“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客观地说，他们解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造，谈话做事小心谨慎，每月要做义务工，要参加评审会、训话会挨训斥，还常被拉上大会作斗争的靶子，他们究竟犯了那条国法嘛？我百思不得其解。
　　1978年点完小春后，我被派去修柳新电站。我的工作是卸车、打石、揹石。一次我在清理管道线路上的岩石时，不谨脚被压伤，走路脚很疼。公社领导硬要我去挑运稀泥。我挑着泥一瘸一拐地慢慢行走，脚痛得钻心，心里实在难受。晚上开民工大会，领导要民工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我心里明白，又在影射敲打我了。
　　正当我脚疼难忍步履艰难，领导还逼迫我挑运烂泥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好人。此人人称“何大学”，是电站工程师，他是洪中校58初的学生，知道我是洪中57高的同学。当他得知我脚受伤的情况后，立即调我到机窝里工作，每天用手锤、斩子把大石头打成小石块，只需原地蹲着或坐着干活，不用走路奔波，有利于养好伤脚。打石头是技术活，比挑泥每天记的工分还高。此人心肠好有同学情，在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关怀我、照顾我，对此情此谊我永生难忘。
　　公社的数十名民工，集中住在一个大工棚稻草铺的通铺上。我是阶级敌人，收工后不敢出去乱跑，怕被扣上“破坏电站”的帽子脱不了爪爪，只能找点报纸来看混时间。一天我在通铺上无意看到了一份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会公报》的报纸。这是上面发下来让民工学习的，民工们收工后只想打扑克玩，报纸被丢弃一边无人过问。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公报》中发扬我党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如春雷炸响，惊醒了我，心想只要以实事求是精神办事，平反我的冤案就有希望了！我开始关心形势的变化，有空就去距工棚50米远的电站指挥部看报纸。当时全国正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报上连篇累牍登载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的文章。这些成了我的思想武器、理论根据，我决心向上级申诉我的冤情。此时，我遇到一位姓李的电站干部，他参与过县委集中右派学习的工作，所以我认识他。我对他说，现在全国都在对右派分子落实政策，而对我却毫无动静，他叫我找县委反映情况。
　　1979年1月23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五，民工放假回家过年。我向公社领导请假回家养伤，他们不同意。我去找电站肖书记，此人态度好，办事也认真，听了我的反映情况后，叫我进城找水电局的陈同志。后在陈的安排下去医院检查，经X光透视诊断为脚部骨折，他以水电局名义让我回家养伤20天，养伤期间照记工分，照拿工地补助。
　　我回洪雅城后，向县委提出平反右派，落实工作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右派问题按中央精神办，必须要解决 “投敌叛国”案件问题后，才能落实工作。1980年4月，县委统战部正式下达通知，改正了1958年初对我错划右派的问题，但“叛国投敌份子”的帽子仍戴在头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为了揭掉这顶帽子还我历史的清白，我被迫走上了艰难曲折的漫漫上访路。

县里推拖不平反

为求公道二进京
　　1979年春，我利用回家养脚伤的机会，天天写申诉，然后交洪雅县人民法院，3月收到县公安局摘掉“反革命”帽子的通知，却没给我摘“叛国投敌份子”的帽子，我继续申述。4月21日接到法院通知：“定性准确，判刑正确，维持原判。”我不服，向乐山中院上诉。久不见乐山中院答复，我于12月去乐山中院上访，车院长接见我说：“对你的申诉已进行复查，通知已送洪雅了。你回去找县法院，如对处理不服，再来找我们……”我说：“如果不给我平反，我要向省里申诉。”他威胁我说：“到省里上访的人，都抓来关起了。”弦外之音是阻止我去省里上访。
　　1980年元旦，县法院通知我去听结果，办事员给我两份《判决书》，一份是《乐山中院1979年12月1日判决书》，内容是：1979年4月21日洪雅人民法院的判决事实不清，裁定不当，此案由洪雅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另一份是《洪雅县人民法院判决书》，内容是：1968年7月30日洪雅县公、检、法以“叛国投敌罪”处理伍崇高是错误的，但此案以“煽惑叛国投敌罪”判刑5年，量刑是合理的。我看后先是大惑不解，后是怒火填胸。既然以“叛国投敌罪”处理我是错误的，又何来“煽惑叛国投敌罪”量刑是合理的呢？经过乐山中院的一次复查，县法院的二次复查，时间拖了一年多，他们还是认为我有罪，看来不经过一番抗争是得不到平反的。我再次写申诉材料亲自上交乐山中院，中院一位女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很恶劣。我对她说，车院长说过，如对县上的处理不服，让我来找你们。她到里面转了一圈出来后怒斥我：“你犯了罪，你明白吗！……”她不接收我的申请材料，我将材料放在桌上，转身就走。
　　离开乐山中院，我乘汽车到夹江，再搭成昆铁路列车去成都，找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时，已经下班了。我到四川大学找伍加伦同学未遇，转到他的住处西南民族学院才找到他。他接待了我，并请我吃了晚饭。我到附近一简易旅店住宿，大通铺价格便宜。当晚同宿的一位金堂农民告诉我，诗人流沙河回金堂后在镇上改木头，现已落实政策在县文化馆工作了。
　　次日省高院一位男同志接见了我，我把有关材料交给他，办完有关手续后，他交一封信给我，叫我回乐山找中院，同时还给我一张成都至夹江的火车票和一封信。我回乐山中院交了信件后，答复还是让县法院复查。此时我意识到乐山中院和县法院在“踢皮球”，看来我平反希望不大。回家后我到处翻阅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和消息，抓紧时间写申诉材料，并将上万字的申诉材料寄送中共中央办公厅转胡耀邦总书记收。
　　省里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只有去北京申述了，1980年2月25日动身到夹江，再乘火车到成都。夹江车站的一位亲戚告诉我，中央已下达指示，阻止上访人员进京，劝我到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访就行了，我目标已定，决不罢休。到成都火车站就遇到麻烦，因无进京证明，买不到车票。我在车站徘徊，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回家吧！冤案得不到平反，我不甘心呀！上京又买不到车票，我只好到购票处观望，想方设法搞一张进京的火车票。俗话说：“人到山前必有路。”次日我到购票处观望时，机遇来了。我遇到一位蓬溪年轻人，攀谈中得知他也要进京上访，其父“文化大革命”时蒙冤，已平反落实工作。但他因父亲的原因，读不成书，现又无工作，想到国务院找有关部门落实工作。他持有一张到北京的探亲证明，我恳求他帮我买一张车票，结果一张证明买了两张进京的车票。我和他同一车厢，到了北京，到天安门找持抢卫兵打听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经指点，我们到了北京74中学，接待室就在学校旁边。先登记，然后找各自的对口单位，这样我们就分手了。
　　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登记后就给安排吃、住，招待所是通铺，铺上有席子和毛毯，住宿一夜只收一角五分钱，食堂每餐供应馒头、茄子，收费很低，属救济性质。开饭时我见有人到食堂舔盘子，吃别人的残汤剩饭；还有人拿着器皿收集别人的剩菜剩饭，听说这些都是长期流落北京的上访人员，我的生活条件够惨的了，看来还有比我更惨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有的长期滞留北京用尽盘缠，连每夜一角五分的住宿费都付不起，只得在游泳池边、护城河边、公共汽车站等处安身，地上铺一张塑料薄膜当席子，头上用薄膜遮挡雨雪风霜。有的举家上访，在北京一住就是一年多，抱定中央不解决，决不回家乡的决心。
　　次日一早我从招待所乘车到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站。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已排成长龙，先领表填写，后分大行政区接待。一小时后高音喇叭传出：“四川伍崇高”。我应声跨进门槛，转弯到了办公室。一个工作人员拿了一张登记表，他问我答，一一填写。我取出1978年7月30日县军管组的判决书，证明我是“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也证明是1958年的右派分子。此人态度和霭，谈话认真，静听我的倾述，并认真填写表格。令我惊讶的是，当他知道我是四川洪雅人时，对我的情况显出熟悉的样子，我猜想他可能已经看到我邮寄去的万言申诉书了，我激动得热泪长流。他问我有无路费回川，我说没有。他走到里屋，可能是去请示领导，片刻出来对我说：“我给你一封信，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找他们，以后不要再到北京来了，有事找省高院就行了，给我们来信也行。”他给了我一张介绍信，叫我去永定门车站领回程火车票。最后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申诉材料交给他，并说：“这是我从1958年以来的全部冤情，请你们研究吧！”此时，侧面一间办公室里传出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看来这位女同志的冤情可能比我还惨！

　　第三天，我换了几站公共汽车去中共中央统战部，一女同志发一张表让我填写，另一位男同志找我面谈。最后女同志告诉我“叛国投敌案”平反后，去找县委统战部，中共中央有关右派的处理文件已发到县委统战部了，他们会给你安排工作的。之后，我又到中组部和公安部去申诉，因不对口而未受理。
　　回程途中火车由郑州西行时，列车长查票，发现车票上印有“救济”二字，问我吃饭没有，我老实说吃了。他说如没吃，可以安排我去吃饭。坐在我前排的几个人像是知识份子，听到车厢里播出有关右派分子平反的报道时，议论开了：“过去说右派分子是狗熊，现在成英雄了。”我心里暗自好笑，他们可能不知道，我这个土头土脑的人，就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呢！
　　按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我回成都后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办手续，再到乐山中院。中院一位领导接待我，当他知道我是进京上访人员，并看了介绍信后，十分重视我的申诉，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我打电话通知县法院复查，你回去找他们。”我再三说明县法院的顽固态度，请求中院直接审理。他说：“这是程序问题，我们无法改变，如果你对县法院的复查不服，把材料转来，我们再给你复查。”他的态度十分诚恳，我也只好照此办理了。
　　亲友们称赞我到北京上访有出息，回家不久符场中学就请我去代课，因多年脱离教学岗位，业务已经生疏，但为了生活只好去滥竽充数了。代课期间我一个月去县法院一次，每次答复都是：“你回去安心等待吧！”我心中明白，他们在搞拖延战术。我每月发信一封给《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各级人民法院，申诉我的冤情，希望得社会和有关部门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等了4个月没动静，我不得不重蹈上访路，二进北京城。7月29日我在成都购了一张去德阳的票，登上重庆至北京的特快，到了河南新乡才被乘警发现是上访人员，把我赶下车，交给“劝说站”，劝说我不要进京，回省里反映情况。劝说两小时才放我走，次日我又乘北上火车进了北京，吃住在族兄伍崇安家。他是北京部队的工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有很深的交情。
　　轻车熟路找到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站，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很快办好手续，她给我一封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介绍信，叫我尽快离京，这次不给回程车票，让我自己想办法回四川。时值夏天，气候炎热，困在北京也难受，向族兄借了20元钱做盘缠，踏上归程。因买去成都的票钱不够，只能买短程票上车坐长途车，一路蒙混回成都。我只花两元钱买了张北京至涿县的车票离开北京，在河北涿县车站外的大树下露宿一夜，次日混上京广线快车到了郑州，在车站露宿一夜，半夜遇巡警检查，见是上访人员，才没为难我。转陇海线快车到了宝鸡，原想乘宝成线快车回成都，没有等到快车，只好半夜扒上一列货车，却在离开宝鸡约15公里处被人发现赶下车，只得连夜步行回宝鸡，想混上直快或特快客车，很快回成都。
　　夜色茫茫中，我独自在秦岭摸黑前行，肩上挎一挎包，内装衣服、洗脸帕等生活用品，手中提一提包，装着上访材料和英语词典、语法书籍──我教学必用的工具书，随身携带，有空就翻阅。
　　穿过隧道时，正好有车经过，赶快贴身隧道壁，火车挟风带烟令人窒息，轰隆之声震耳欲聋，实在吓人。步行过铁路桥时，桥下灯火辉煌，正在施工，我孤独一人行走桥上，一列快车风驰电掣迎面而来，我赶快两手紧抓桥边钢绳，险些被气浪推下桥去。到了桥头被守桥卫兵查问后放行。原来这是一座危桥，桥头有卫兵把守不准人通过，有一边的卫兵可能是半夜睡觉了，没发现我上桥。如果我被火车气浪推下桥去，必定粉身碎骨，回想起来，出了身冷汗。
　　摸黑沿铁路穿洞过桥，黎明时才发觉手中的提包不知在哪里掉了。拂晓到达宝鸡，“病急乱投医”，我跑去公安局报案。提包不是被偷，也不是被抡，又说不清丢失的时间、地点，公安局以为我是神经病，不予理睬，我只得沿路返回寻找提包。昨晚走过的桥不准人通过，我只能绕道而行，此时才看清楚危桥情况，又高又险，若从上面掉下定死无疑。算我走运，在桥边铁道旁发现了一张火车票，正是我那张北京至涿县的火车票，可能是拾得提包者有意将车票放在铁路旁，暗示提包就在附近。我终于在不远处的草丛中找到提包，除粮票、钱丢失外，书籍、申诉材料、法院的判决书和信件还在包里。我想拾到包的人心肠不坏，可能考虑到丢包者是上访人员，故而将材料留下，真是不幸中之万幸！
　　我步行到一个火车小站，累得实在无力行走，身无钱粮寸步难行。此时天涯羁旅，举目无亲，我该怎么办呢？急中生智，在车站里我把我当右派后的遭遇，去北京上访的情况和昨晚的经历，向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摆谈，边说边给他们出示包里的材料，终于感动了他们。一位管车站信号的青年对我说：“火车经过站时，我送你上车回四川。”一个车站炊事员用塑料袋装了十多个馒头、花卷给我，并说：“这足够你吃回成都的了。”下午4点，那个管信号的年轻人摇动手中小红旗，去成都的列车缓缓停下，他将我带上列车，并向列车员做了交代，一路照顾我的饮食，我就这样顺利回到成都。列车经过广元时，一位到成都探亲的中年妇女得知我的情况后，送了我5斤粮票。这些雪中送炭的好人们，虽没有留下姓名，却让我感受到了人间最为宝贵的真情，令我永远怀念他们，也鞭策我在有生之年尽力去做有益社会的工作。

历尽艰辛终获平反

苦尽甘来晚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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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话        文/李成忠

根据伍崇高同学口述，我花了近半月时间写成《伍老表小传──一个饱经磨难、苦尽甘来者的自白》。我虽为伍老表晚年幸福感到欣慰，但心情还是很沉重。伍老表的遭遇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所受的苦难也不只是他个人的苦难，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年代，整个时代的苦难和悲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为极“左”时代的结束敲响了丧钟，但极“左”幽灵仍在神州大地徘徊游荡，并不时发出余威，继续坑害善良，由伍老表平反道路之艰辛可见一斑。我认识的极“左”年代挨整的小人物的鸣冤经历，更能说明问题。有位教书先生詹二爷，曾经在1949年冬，给阻击向西昌逃窜的国民党胡宗南残部的刘文辉起义部队提供过一夜食宿，1951年肃反时就“老鹰抓蓑衣──脱不了爪爪”，有人硬说他“支持叛乱”。他虽一再辩解提供食宿发生在1949年冬，地点在洪雅中山乡，而参加过起义的部队反水叛乱是在1950年春，地点在洪雅高庙乡，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但还是被生拉活扯到一起，判了他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送劳改队服刑，直到1962年病重才被送回家。1965年“大四清”中又无端挨整，被戴上“反革命份子”帽子，再次被剥夺政治权利，受到极不公正待遇。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身心倍受摧残，并株连全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只能自认倒霉，不敢鸣冤半句。改革开放30年来，他鸣冤上访鞋子跑烂无数双，得到的却是推拖、敷衍，至今沉冤未白。好心人劝他：“政府虽没给你发文件平反，大家都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好人，而今谁还把你当坏人对待嘛！你现在子孙满堂，就在家安享清福算啦，不要再去上访申述瞎折腾了。”詹二爷回答道：“我现已是行将就木、来日无多的九旬老人了，不愿将自己蒙受的冤屈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殷切期望有生之年能还我清白，死亦足以！”詹二爷今年92岁了，出门走路都困难，没有当年伍老表跑北京上访的精力，也把平反事儿看淡了，但令他耿耿于怀的是：“像我这样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世间公理何存哟！”此话令人心酸，又使人振聋发聩，感到对极“左”幽灵的影响决不能小视。

世间之事均如此：只有认识了错误，才能改正错误；认识越深刻，改正越彻底，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极“左”错误更是如此。现在尚有个别“左”性十足的人，一听人家谈及极“左”年代的问题就大为反感，颇有挖祖坟之痛感。他们对阻止伍老表、詹二爷们平反十分卖力，对改革开放却牢骚满腹，常常怀念“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整人的快感，对“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执政理念更是格格不入。

历史长河可能有暂时的曲折，但永远滚滚东流，直奔浩瀚的大海，将一切阻挡它前进的障碍扫平，冲击得一干二净。极“左”幽灵的作祟，挡不住改革开放民主化进程的洪流。但愿本文的发表，在批判极“左”的潮流中，能起到一点点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和伍老表忙乎这一阵子就完全值得了。

《伍老表小传──一个饱经磨难、苦尽甘来者的自白》的著作权，归我和伍崇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特此声明。

（2008年11月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