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老表小传

作者申明

　　本文系作者花费大量心血、经过大量采访、查阅、和整理方才完成，并非泛泛议论、虚构文章可比拟。本文除同意在〖巴蜀网〗站独家发表外，禁止任何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摘录、改编、引用！违者必究！！！

引言
　　伍君崇高乃吾中学同窗，办事执著，对人热情真诚，且口无遮拦，颇得同窗好感，皆以“老表”称之，聊表亲热之意。1957年秋，高中毕业后各奔东西，从此行同参商，无缘见面。退休回家乡长住才得相逢，俱是古稀之人了。过去听人讲过：“伍老表被整惨了！”但对他为啥被整？惨到何种程度？我一无所知。不久前，他主动找我摆谈其遭遇，请我把他的经历写成文章，留之于世，启迪后坤。听了他九死一生的经历，我为之动容，决定尽我之力撰写《伍老表小传──一个饱经磨难、苦尽甘来者的自白》，并借助《巴蜀网》公之于世，教育后人。全文有4万多字，只能分期慢慢发帖子了，望网友们谅解。

伍老表小传
一个饱经磨难、苦尽甘来者的自白
⊙ 伍崇高／口述　李成忠／文

　　我是极“左”年代的受害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人，在人生旅途上留下的每个脚印，都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抚今追昔，我心潮起伏难平，因无写作天分，只能将个人经历讲述出来，请人整理成文，权作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



家庭出身无法选
父亲问题误半生

　　我的名字叫伍崇高，1937年出生在四川省洪雅县天池乡伍坪（现为福保村二社）的一户伍姓农家。祖父伍加福是个地道的农民，他凭着一身力气，半世勤劳，晚年购置了约10亩田地，膝下只有父亲伍佐卿一个独子。祖父是文盲，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不希望儿子作“睁眼瞎”，节衣缩食送父亲去嘉定府“省立乐山中学”读书。父亲中学毕业后，祖父期望他跳出“农门”，干一番光宗耀祖的事业，安排他进城经商。

　　天池乡伍坪，聚居着伍姓族人，比邻符场乡黑林村。黑林村的恶霸地主，号称“土皇帝”的王玉成，经常欺负周围各乡农民，只要在别人田中插一块“王家产业”的竹片，此田就被他霸为己有。敢与他理论的农民，被王家打手打得不死即残。官府早被他买通，不理百姓对王家巧取豪夺的控告，甚至为虎作伥，迫害告状农民。王玉成多次抢占伍坪农民田地，打伤伍姓族人，引起伍坪百姓公愤，于是公推上过洋学堂，见过世面的父亲出头，与“土皇帝”作斗争。事也凑巧，正在父亲犹豫不决时，王玉成抢占了我家4亩麦地，还打伤了祖母，逼着父亲与他决斗，请县里有名讼师王璧如先生写讼状打官司，从洪雅一直打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法院，经历了8年时间，官司终于得到解决。从此王玉成不敢再到天池伍坪一带胡作非为，父亲在周围百姓中的威望倍增，伍姓人家将他视为保护神，天池乡民也佩服他的胆识，1947年推举他为天池乡长，直到1949年底洪雅解放。

　　1950年土改时，我家被划为“恶霸地主”，没收了一切财产。年仅37岁的父亲，因为是伪乡长，属镇压对象，被推上刑场枪决。从此我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童年、少年时期。

　　父亲死时我是个年仅13岁的学生，随着岁月推移，我对他的印象已逐渐模糊，对他有什么罪恶更是一无所知。但在长期接受学校正统教育中，我懵懵懂懂地明白了“‘恶霸地主’都是像《白毛女》中黄世仁一样的坏人；伪乡长是反革命，肯定干过坏事，应当镇压”的道理，我希望尽力与家庭和父亲划清界限，跟着共产党走，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我发奋读书，努力上进，从到初中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我还得到学校老师的关心和同学的帮助。1954年秋，在竞争激烈情况下考入全县最高学府──洪雅中学校念高中，进大学只差一步之遥。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更加刻苦地学习，还积极向共青团组织靠拢，写过“入团申请书”。幼稚的我当时还不明白，在“以阶级划线”的年代，无法选择的“恶霸地主”家庭出身，已将我摆入“政治上不可靠”的另册中；父亲历史问题的阴影，难免给我带来厄运。

自投罗网当右派

挨批丢职作农民
　　1957夏天，我从洪雅中学校高中毕业，高考名落孙山，9月初被县文教局分配到余坪村小教书。1958年元旦，全县文教、卫生系统职工集中学习，领导在会上大讲特讲帮助党整风的意义：“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除，要亡党亡国”，并动员大家打消顾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大鸣大放”，还说帮助党整风，哪怕是偏激言论，也决不会“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的。
　　领导多次找我谈话，鼓励我帮助党整风。一则我被他们“三顾茅庐，礼贤下士”的精神所感动，二则刚参加工作，也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能力，于是积极投入“大鸣大放”中，并将鸣放内容写成大字报贴出，涉及内容广泛，有评当时党中央内政、外交的，也有关于县里干部作风的。特别是在《从洪雅飘到北京的声音》和《一株毒草，牛也不吃》大字报中，指名道姓批评地方干部。看过我大字报的人，无不称赞我有胆有识，意见提得好。毫无涉世经验的我，那时还真有些洋洋得意、自我陶醉，不知祸之将至。
　　鸣放了十来天，反右就开始了。我作为第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典型被揪了出来。先是小会批判，我在会上坚持己见，同积极分子们展开激烈辩论，驳得他们哑口无言。小会批判没制服我，就把我拉到大会上斗争。面对台下一千多听众，先让我交代“反动论点”，后由积极份子登台批判，接着叫我宣读认罪书。我刚说了几句，台下的人就大声吼叫起来，说我不是在认罪，是在作“报告”。“伍崇高低头认罪！”“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伍崇高！”的吼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我没见过如此阵势，心中一阵阵发虚，心想如果我继续坚持己见，台下的人可能活活打死我。好汉不吃眼前亏，迫于形势我不得不改变调子，违心地认罪：“我的思想反动，我罪大恶极……”。
　　斗争高潮时有个小插曲，有人给大会主持人递纸条，检举有人同情我，在会场上散播“今天是大审苏三”，即制造冤案的“反动言论”，于是全场沸腾。被检举者被揪上台罚跪陪斗，斗争矛头立即转向了陪斗者。此人姓Z，是我的初中同学，还是个共青团员，平时与我虽无深交，此时却能仗义执言，为我连累受过，而我却无力为他分辩，使我既感激万分，又抱愧无能。会场上有人提出要打我，由于领导不同意，我才逃过一劫。
　　县文教、卫生系统反右斗争结束前，我被押回家乡伍坪接受群众批斗。朴实忠厚的农民大多不愿整我，不过是跟着喊喊口号，走走过场而已。事后好多人告诉我，他们那天是被干部逼着去的。还有人向我透露，会前有人曾提出“揍伍崇高一顿，杀他威风”的建议，未被会议主持人采纳，我才免受皮肉之苦。
　　1958年2月7日，是农历丁酉年除夕。这天我被两位公安人员押解回家，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此时我已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头戴三顶帽子：地主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右派分子，前两顶是法院判定的，后一顶是县委圈定的。在凄风苦雨中，我与母亲相对而泣，晚饭没有像样的菜，靠母亲准备的半碗瘟猪儿肉，母子俩吃了顿“团年饭”。
　　大年初一白天，农业社组织积肥铲草皮，晚上让我在社员大会上交代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我把鸣放中所写大字报内容复述一遍，不时加上“反动”二字，作自我批判。有个社员说我不老实交代，动手打我两下，立即被社长制止，说今晚交代不清楚，明晚再交代，才给我解了围。当时农村的贫下中农，把五类份子不当人对待，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好像是脚下的蚂蚁，随便踩死也无所谓。想到这些我心中无比恐惧，摸黑回家后向母亲哭述，担心明晚挨打。母亲安慰我：“这是他们吓唬你的，你与他们无冤无仇，他们朝死打你干啥嘛？我戴地主份子帽子七年多，他们也没把我这么样。儿呀，不要怕，相信世上的好人还是多数。”母亲的安慰使我踏实一些，以后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向社员交代“罪行”。时间长了，社员对我已了无兴趣，彼此相安无事。
　　1957年春、夏两季，我忙于复习功课参加高考，入秋后度日如年地等待高考发榜，得知落榜消息后，又为找工作而四处奔走，几乎没有时间看报纸。到9月初得到教村小的职位后，才安下心来，但家在偏僻的农村中，看不到报纸，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一无所知。直到被送回农村劳改后，才静下心来，利用每月请假一天进城理发的机会，去文化馆查找旧报纸，反思过去一年的事，此时方知自己被人“引诱入毂”，悔之晚矣！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但刚“大鸣大放”39天，《人民日报》6月8日就开始连篇累牍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明确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随之反击右派的狂飙席卷全国。1957年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各地进入对号入座划定、处分右派分子的工作，至1957年底，全国大体进入反右扫尾阶段。僻处山区的洪雅县，直到1958年元旦，才开始组织“大鸣大放”，随之进行反右派斗争，仅在短短一个月里，就完成了全国足用了8个月时间才办到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揪出职工总数5%的右派分子的政治任务。我真傻呀！如果早看报纸知道全国反击右派的形势，何至于在全国反右斗争都结束之后，还去参加什么“大鸣大放”，落入“阳谋”陷阱中，赶“末班车”当右派分子啦！你说冤不冤？1950年洪雅土改时，我只是个13岁的学生，解放前没参与过收租剥削活动，却定我为“地主份子”，真是天大的政治笑话。我满腹冤情无处诉，只能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干活来打发岁月，麻痹自己，对前途感到一片渺茫。
　　回家后就由农业社管我了，一切服从社长安排。我虽出身农村，从小就到县城读书，每年只有假期才回趟家，因此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如车水、插秧、挑粪、犁田等。初学犁田时，由于烂田泥脚深，我又无技术，驾驭不了耕牛，它不听使唤还反身顶我，吓得我倒退两步，差点倒在田里，弄得浑身像泥猴，引来社员耻笑之声：“犁田不比读书安逸哟！”农历6月栽红苕，我犁地时天气异常闷热，牛受不了酷暑发疯，拉着犁头狂奔，越过田野，穿过松树林，直到被前面的高埂挡住去路，才停了下来。此时我心里恐惧万分，害怕耕牛发生伤亡，我再背上“破坏生产”的罪名，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我拼命追牛，看到筋疲力尽倒在地里喘粗气的牛安然无事，只是后蹄被犁铧划了一条伤口，犁头也没有损坏时，才舒了一口气，但还担心牛的伤口，如果恶化危及牛的生命的话，我还是“老鹰抓蓑衣──脱不了爪爪”。我及时向社长如实汇报了事故情况，他没斥责我，叫我进城请兽医给牛治伤，直到牛的伤口痊愈了，才平复了我多日忐忑不安的心情。身为“专政对象”，随时都有挨整的危险，只能处处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

大跃进中作苦力

为求生存巧应付
　　1958年秋天，大跃进战鼓雷鸣，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仁寿、眉山及洪雅的民工，浩浩荡荡，奔赴大战钢铁的第一线──洪雅高庙铁厂及李家山、王家山采矿场。我8月3日被责令加入洪（雅）—高（庙）公路的筑路队伍，专干挑土、挑沙、抬石头等无需技术的苦活。居无定所，沿途借住民房，修好一段搬迁一站。不久报纸宣布农村“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农民在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不要钱。筑路队每人每日粮食定量提高到1.5斤，加班夜战加粮4两（16进位秤），提出口号：“加油干、拼命干，晚上挑灯作夜战；早出工，晚收工，晚上干到三点钟。”每日1.5斤的定量粮食，难以补充每天十几小时重体力劳动超额透支的体力，常常饿得翻肠倒肚的，天天都有人缺勤。因我头上戴有“地主、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尽管身体疲惫不堪，肚子又饿，从来不敢缺勤，夜夜参加加班，以求自保不挨批斗。
　　公社筑路队负责人X心狠手辣，常无理打骂民工。在元水井段施工时，民工A自恃家庭出身是贫农，弟弟在县公安局工作，看不惯X的恶霸作风，在民工中数落他的不是。此事被X知道后，怒火燃胸，某夜召开全队大会，强迫A交代“说的坏话，干的坏事，想煽动民工干什么？”A被吓得浑身发抖、语无论次。X一声令下，数名打手手执拇指粗的白蜡树条子，把A打得满地乱滚、叫爷叫娘的，令人惨不忍睹。我躲在人群后面偷看这幕惨剧，心被吓得嘣嘣乱跳，心想A是贫农还挨得这么惨，如果是我犯在X手里，不被打死才怪！以后我见到X就绕道走，尽量不引起他的注意，更不敢冲撞他。
　　9月，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筑路大军开大会声讨美蒋勾结的罪行，领导号召大家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作为“阶级敌人”的我，每天只能夹着尾巴埋头干活，在人前响屁都不敢放一个，免遭无佞之灾。此时，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县长到工地视察时，曾询问过我有无现行破坏活动，使我更加小心谨慎，战战兢兢过日子，时刻担心祸从天降。
　　秋收后，47岁的母亲步行70华里，来工地看我。她怕我吃不饱，给我带来一袋炒黄豆和15元钱。黄豆产自我家的自留地，收获时还没干透，是母亲耐心用木棒捶捣脱粒的；钱是我教书时的全部积蓄，母亲一直舍不得用。我手捧母亲带来的钱粮，不禁热泪盈眶。次日母亲就步行回家去了，她带来的钱和黄豆，解救了我一时饿肚之急。但吃光炒黄豆，花光钱后，还得继续挨饿。每当夜静人寂肚饿时，我就想念母亲，希望她再带着钱粮来看我。这分明是不可能的事，我却常常那样痴心妄想，聊以抚慰破碎的心。自从我成为“专政对象”后，茫茫人海中，除了母亲仍疼我、爱我外，还有谁正眼瞧过我呢？不想念母亲我想念谁呢！
　　11月份，公社民工B，多次请假回家得不到批准，只得逃跑回家，被筑路队负责人X派人抓回，以“破坏修公路”的罪名，开大会进行残酷斗争。被打得遍体鳞伤的B，哭泣交待：“我家里上有年迈的老母，中有得病的婆娘，下有几个小孩，缺乏劳动力，我不回去日子没法过呀……”会场上闻者落泪，听者伤心。我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强忍着在眼框里打转的眼泪，心中思念孤苦伶仃的母亲。此时，从仁寿、眉山等县到高庙王家山、李家山炼铁的民工，常有人晚上逃跑回家。赵河是他们必经之地，其装束不同于洪雅人，白布头巾最为醒目。我们队在赵河修路时，X派人专在路上逮缠白布头巾的行人，逮到就开大会斗争，私刑拷打更是家常便饭。外逃民工在受刑时，常哭述家中的困难，打人凶手们却无动于衷，甚至大声责骂：“你破坏炼钢运动，打死活该！”他们以私刑为乐，令人惨不忍睹。我心中对这种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暴行恨之入骨，却不敢作丝毫表露，害怕我被揪出来陪斗。
　　冬天工地转移到桃源乡，修筑柳江-桃源公路。筑公路得用石子铺底，桃源山区无河流，没处取石子，山坡上有不少坟墓，碑是大石板刻的，墓是大石条砌的。筑路领导决定就地取材，拆毁墓碑和石条，将石板、石条用铁锤打成小块，就解决了筑路的石子问题。路基两侧山坡上的坟墓全部毁坏殆尽，其中不少是年代久远的古墓，雕工精美的墓碑、墓刻是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古迹，仅在“大跃进”洪流中被冲刷得荡然无存，至今思之，尚觉痛心。
　　1959年春节前后，数百民工住在桃源一个农家大院中，我住楼上。院里有一所农中，我高中同班同学Z，正在该校教书。我已被划入坏人之列，心里很自卑，不想与Z见面，他却主动招呼我，还让我到他的寝室里坐。与他交谈中得知，洪中校多数同学都知道学校出了我这个“败类”，沾污了洪中高57级，也给学校抹了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春节前，筑路队召开民工大会，号召民工以路为家，还要求写大字报表决心。五类份子不准乱说乱动，每人写一份《守法规约》。民工中文盲较多，而我的文化水平最高，所以求我帮写《决心书》的人不少。自从反右开始，我常写《交代书》、《保证书》、《认罪书》、《决心书》，快成了这方面的专业户了。熟能生巧，后来我甚至连草稿都不打，提笔就能根据不同情况“理论联系实际”，把这类应付领导的文章写得文情并茂。帮民工写《决心书》本来是小菜一碟，这次却鬼使神差地差点闯下大祸，应了“人倒霉喝凉水也塞牙，放屁还砸了脚后跟”的民谚。那晚我帮人写《决心书》，可能是太劳累了，精神无法集中，写“决心要把桃源的公路修通”时，竟把“桃源”写成“逃源”。逃者，逃跑也，这不是在明目张胆煽动别人逃跑吗？领导在大会小会上点我的名，怒斥：“右派分子利用文字搞煽动，大家要提高警惕。”每次点我的名，我都要出一身冷汗，害怕被拉出“脱胎换骨”一番。幸好时近新春佳节，大家希望过个平安年，不愿发生动武流血的事，“君子动口不动手”，只对我口头批斗，未使我受皮肉之苦。
　　大跃进年代，一切都要“政治挂帅”，空洞口号满天飞。筑路队之间常搞打擂比武、挑战应战，向党表决心之类表面轰轰烈烈，实质空洞无物的活动。写《挑战书》、《应战书》和《决心书》，及书写标语、口号都要人动笔。筑路队负责人X虽然很讨厌我，因队里确实找不到能动笔的人，“西蜀无大将，廖化当先行”，不得不分派我写文章和标语、口号，诸如“保证在××天内完成××段公路，放个‘卫星’”；“ 超过英国不在我们话下，赶上美国不成问题”；“ 保证出满勤，早出工，晚收工，晚上干到三点钟”，“三面红旗万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等等。我明知除了“早出工，晚收工，晚上干到三点钟”能落实外，其他尽是空话、假话和屁话，因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不得不按其旨意完成。为了讨得领导欢心，以求自保，我还得把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写出的东西力求超过其他队，队领导脸上光彩，我的日子也好过。动笔杆子轻松，不用出工干活，等于在家休息，我何乐而不为呢！
　　1959年4月，筑路民工解散回家。散伙头天队里用大米与老乡换得肥猪一头，宰杀后加餐，饭不定量，让大家敞开肚皮大吃一顿。临行前给大家发路费，我得7.5元，然后从桃源背行李步行回家。筑路9个月，就得到了7.5元钱报酬，但收获还是大的，主要是经受了锻炼，既锻炼了体力，又磨练了意志，为今后能经受更大的磨难奠定了基础。

期待后文。品完再评。

死亡线上苦挣扎

母子相依度荒年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山穷水尽疑无路

一线生机去煤矿
　　外出盲目流浪一周回家后，我抱定破罐破甩的态度，每次开五类份子会，我都是批斗对象。随便干部怎样训斥，我都埋头假装没听见，一付死猪不怕烫样子，干部拿我没办法。一位绰号“搭勾”的县公安人员来大队训斥我，转弯抹角地劝我不要乱跑了，说吃饱饭的日子快来了……看来公安局也知道我逃跑的原因绝无政治因素，完全是肚子饿瘪了逼出来的。
　　1960年9月初，一天收工时生产队长通知我：明天不用出工了，去县里报到，到沫江煤矿（乐山太平寺）挖煤炭。我当时以为听错了，问队长叫我明天干什么？当得到明天去煤矿当工人的肯定答复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次日一早到食堂称了5斤米，带上简单的行李到县上集中，4日离开洪雅，步行经木城到夹江，再乘车去沙湾住一夜，次日横渡大渡河抵达沫江煤矿。长期挨饿拖垮了身体，我就背一床被盖也感到吃力，走路摇摇晃晃的，一位同伴说我：“看你走路的样子，像是要戳脱（家乡方言，意指死亡）哟！”我答道：“我命硬，阎王爷不收我，戳脱不了。”
　　初到煤矿，住一焦场礼堂，暂时参加运焦炭工作，等待矿上分配。运焦炭的日子不好过，两人抬一箩，约有150—200公斤，焦炭的熏烟味令人窒息，刚出炉的焦炭温度很高，烤得人皮肤发痛。没干几天，洪雅去的工人就溃不成军，病倒不少人。我上吐下泄，四肢无力，吃不下饭。晚上开会，有人说我是右派分子，我被点名站起来亮相。会议主持人气势汹汹地说：“我管数千名工人，看哪个不听我的话？不干活的就拉出去斗！”我几次从办公室外面路过，都听到乐山钢厂来电话催焦炭。大战钢铁、反右倾，焦炭厂领导的日子也不好过。
　　十多天后，我被分到天顺井当拖工。来领我的干部问：“洪雅来了几个中学生？”我答：“我是高中毕业生。”看来他是在选干部，同去的一位女同胞，是洪雅中学的初中生，被分去坐办公室了，由于我头上有“右派分子”帽子，与坐办公室无缘。
　　到天顺井后，派出所人员找我谈话，要求我每月写一份书面汇报给他，接着在大会上宣布我是右派分子，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拖工头戴藤帽，背背电瓶，在坑道里或推或拖200—250公斤重的扒儿（竹制船形容器）葡伏前进，支巷过了是小巷，小巷过了是中巷，中巷过了大巷，整天在密如蛛网的巷道里爬行。巷道里空气污浊，煤烟呛人，令人受不了，下班后疲倦不堪，既不想吃也不想喝，我终于病了。躺在工棚的连铺上，无人过问，待我病情好转后，发现我放在床下的胶鞋被人偷走了，以后下矿井只能当“赤脚大仙”了。
　　矿上斗人，习以为常，我在煤矿一年多，几乎每天都要斗人。有人总结说：“煤炭是打出来的，在井下是‘打’煤，在井上就要‘打’人。凡有工人不进坑道，就要采取武力把他们‘打’进去。”我病了没有出工，天顺井就开会斗我，让我下跪，膝头下放上带棱角的砂石折磨我。有人带头呼口号：“右派分子伍崇高老实交待！”因我既无破坏事实，也无反动言论，搞不出啥名堂，几个小青年跟着凑热闹，说些不三不四上纲上线的话就散会了。说来也怪，青年工人大都是从仁寿、井研调来的农民，当他们了解我的身世后，对我不但不仇视，有的还成了我的好朋友。井研一位姓曾的小铁工，休息时常同我一起聊天，说话也很投机。他见我每天下井赤脚上班很辛苦，就送我一双旧胶鞋，那双旧胶鞋使我渡过了多灾多难的1960年的冬天。后来队长叫我不再下井干活，只在地面干杂活，这时是一个姓曾的仁寿人监管我，每天同两名工人一起去山下领材料，然后运到矿部。时间长了，姓曾的头见我老实干活，诚恳待人，给我说了真话：上面经常有人向他了解我有什么破坏活动，并要他时刻注意我的言行。我们掘进队的宋队长，工人出身，对人很不错，我对他的印象不坏。一次我运坑木砸伤脚不能干活，他给我工伤假，还不扣我的口粮和工资。从天顺井到矿部，下山有几华里路程，每天要遇见许多人，看见许多新鲜事。一次遇到一个女干部，她是沫江煤矿到洪雅招工的人，认得我。据她说，她当初查我的档案时，差点把我退回洪雅，因考虑到我是学生出身，才留了下来。我感谢这位女同志，如果我退回农村，必饿死无疑。
　　1961年元月，我被调到加速井。那里地处矿部，有采煤一坑、二坑、医院、俱乐部、火车站等，3号运煤专车经过那里，非常热闹。我编在后勤组，组长姓杨，青年团员，工作积极，每晚开会由他主持，他不因我是右派分子而另眼相看。由于他把各方面的事情搁得平，得到大家的拥护。我在运输小组，全组四人，由魏某负责。每天我们从矿里乘3号火车到一焦场运坑木、器材等。如果没有坑木就耍到下午四时，各人领一小件东西乘车回矿。有时遇到运来的杂木，每根长约三米，很重，从河边运到铁道旁，直线距离约100米，但有一陡坡，我咬紧牙关，每30米一歇扛到终点，这给我以后抬挑打下基础，既磨练了意志，又锻炼了体力。
　　我们后勤组的工人，全是从乐山专区各县调来的，因我是学生出身，文化水平较高，组织纪律强，又不干坏事，干活卖力，大家都喜欢我，与我交友。一个井研木工在同我聊天时，说他们那里的五类份子都饿死完了。有个姓魏的工人对我很好，他是文盲，家中常来信，读信、回信全由我帮忙。由于他向上面反映，1961年全矿选民审查时，矿里认为我表现得好，恢复了我的公民权利，发给我选民证。8月份全队突击运大渡河坑木，上百名工人下河打捞木材，抬到铁道边运回矿里，由于我表现不错，被小组评为先进，因头上有右派帽子，后经审查取消。
　　我在加速井8个月，和我在农村相比，可以说是登了天堂，每月定量41斤粮食，无人克扣；每月工资18元，除去生活费10元，剩余的钱还可买几斤粮食或几个鸡蛋，星期天还可以去太平寺赶场耍。由于我和工人相处融洽，日子过得还算舒心。

　　1961年11月份我调往马边森工局。离开沫江，住在沙湾招待所，等待汽车来接人，一等就是一个月，每天吃了饭就耍，伙食由森工局负责，一日三餐，每餐每人4两饭，菜是米豆腐或藤藤菜，每人一份，我的体质得到恢复。
　　到马边森工局后接受任务，去修建马边到挖黑的公路，我分在距县城以南约15公里的马边河畔。工人主要是宝兴森工局调来的人，其次是沫江煤矿和乐山钢厂调来的工人。宝兴来的工人大都经过整风反右，组织性纪律性较强。我编在二工区二组，在悬崖上每天和二锤、钢钎打交道，叮当的打钎声和轰轰的放炮声中迎来了1962年。
　　元旦时，从部队转业的颜指导员，宣读《人民日报》新年献辞，把“煤炭”读成了“煤灰”，被大家戏称为“煤灰干部”。他常在会上不指名地敲打我，多次提到本工区有一个右派分子不老实改造。当时主食是玉米，每月每人只供应几斤大米，显得很精贵。颜指导员和老婆长期住工地，工人顿顿啃玉米粑，他却克扣工人大米，两口子开小灶顿顿吃米饭。老工人对此视而不见，屁都不敢放一个，乐山钢厂调来的青年工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公开大骂指导员两口子吃欺头，骂得他后来不敢再多吃多占工人的大米。他把青工无可奈何，我看了心中好笑。
　　当年春节每人供应3．5两腊肉过年，据说是局领导费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马边县商业局搞来的。春节吃肉演了一出闹剧，全工区百余人，事先每人交一个瓷盅装肉，开饭时竟少一份。于是全体集合找原因，最后找到一个五类份子身上，说是他趁人拥挤把肉偷去了，不由分说狠斗了一通，闹得乌烟瘴气，使节日笼罩在不愉快的气氛中。几天后，有人在河边工棚下发现了那个装肉的瓷盅，找出了偷肉的人，那个五类份子却平白无故挨了一顿斗，只能自认倒霉。
　　1962年形势稍有好转，每人口粮月定量39斤玉米，我享受与其它工人同等物质待遇，免费发给长雨衣，羊毛裹腿、蚊帐等。我的工资也由每月18元增加到27元。星期日休息，工人上山向彝民买高价食物，美其名曰“打游击”，买回红苕、玉米之类，在帐篷外用石头砌灶，用洗脸盆或茶盅当锅煮来吃。领导虽在会上宣布不准买彝民的粮食，但制止不住。我是“打游击”的先锋，每次都满载而归。副组长戴麻子和一个姓杨的青工，为人老实，干活卖力，只因缺乏交际能力，“打游击”常空手而回，可怜巴巴的，我常将买回的食物分给他们一份，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姓袁的组长阴险毒辣，当面像人，背后是鬼，常借题发挥整人。我不卖他的账，每次“打游击”归来，就是不送食物给他“进贡”，他对我恨之入骨。他常邀约同伙下河炸鱼，而有次收工后我下河打捞上游被炸 药炸翻漂浮下来的死鱼时，他就当“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开会斗争我。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我在会上借检讨之名，行揭发之实，历数他带头炸鱼的丑事，整得他下不了台。会后，绰号“卓大炮”的班长提醒我：对领导要尊重、顺从、拍马屁，不能说真话，否则要吃亏的。我说：我讲不来假话，也拍不来马屁，只要我不犯法，谁也把我扳不翻。俗话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的态度硬起来，反倒使整人者退避三舍。当时政治形势有所好转，据说中央下了文件，不准随便体罚人，使整人者有所收敛，我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同工区不同组的一个彭山人，人称严老夫子，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找我攀谈。他自我介绍当过资本家，还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事，在宝兴时受了不少冤屈，差点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他的独生女儿是大学讲师，他把女儿给他的信拿给我看，对我非常信任和关心，似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他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给我讲了许多从未听过的道理，使我大开眼界。他还给我介绍女朋友，是附近生产队长的女儿，初中生，人材不错。他与队长有交情，亲自出面为我操办此事，还约定了我去相亲的日子。可惜此事未办成，我们就分别了，以后我曾按他留的地址给他写过信，却如泥牛入海渺无回音，至今我仍怀念这位在苦难中相识的好人。
　　到了6月，领导考虑工人半年没吃过肉，同意大家炸鱼改善伙食。沿马边河开山筑路，每天放炮数次，成群的细甲鱼，游到我们居住帐蓬下面的水域中避难。有天下午，有人在帐蓬下面的河道里扔了一个炸 药包，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江面掀起几米高的水柱，数分钟后，整个河面漂浮着一层炸翻的鱼，每条长约2—3尺，有人下河里捞，有的往伙食团里抬，厨房里放满了鱼，连吃两天没吃完。我运气不佳，可能是喝了河里的凉水所致，当天下午开始拉肚子，整整拉了两天，没有胃口品尝鱼鲜。
　　我与工人同劳动，同欢乐，完全融入他们的群体中。我撑钢钎打二锤样样行，技术超过一般人，得到他们的好评。休息时，大家一是谈吃，某某人到老乡那里买到了什么好吃的啦；二是谈女人，某人到马边看到漂亮的女人啦，某人又找到一个姑娘啦；三是谈宝兴森工局哪个右派分子不认罪，辩论了两个月自杀了啦；哪个干部帮工人说话当右派啦……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对右派分子一点也不仇视，甚至还说当右派分子的人不简单！再就是有人埋怨自然灾害把他们饿惨了，咒骂声不断……我混跡他们当中，也分享其乐。尽管上面开会一再强调“三面红旗”伟大正确，工人一点都不感兴趣，只盼望哪天肚子不挨饿。
　　7月底，我被通知回家。宣布名单时，工人们都很吃惊，他们认为我身强力壮，组织性、纪律性强，工作干得好，不理解为啥要我回家。离开马边时，我心情异常沉重、复杂，那时我已离家劳动近两年时间了，无论在煤矿和森工局都非常卖力，以争取自己的光明前途，没想到一切又成泡影了。说到回家，不禁令人想起两年前的可怕情景，心中越想越怕，但除了回家，我又能到哪里去呢？清澈透明的马边河里一群群游动的细甲鱼，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色，我和彝包打交道的情景，我同工人之间的情谊，以及工地上钢钎二锤交响“叮当！叮当！”的热闹场面，使我思绪万千。马边，我要离开您了，农村等待着我的又是什么呢？对前途，我感到一片茫然。

再回农村受凌辱

为求生存跑新疆
　　回家前夕，梁队长找我谈话，他的一番肺腑之言令我动容：“我不愿意你们走，因为你们一走，公路就拖下来修不成了。但我没办法留下你们，只有等以后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再想法接你们回来。”我明知他是在安慰我，重新回去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我还是感谢他的一番好意。这个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据说是贺龙元帅的警卫员，也是他的侄女婿，他关心工人疾苦，令我永生难忘。我们住在马边顿顿吃玉米，他设法从灌县运大米来调剂生活。在他的关心下，每人每月加粮2斤，还发给每人蓝布3尺，作缝补衣服用。像他这样的好干部位低言轻，有心无力，改变不了我的命运，不禁令人惆怅。
　　1962年8月初回到洪雅，办好一切手续后，服从生产队安排，仍从事农业劳动。此时母亲仍寄住在祝大娘家，我没有工资收入，面临解决吃、住的大问题。我用带回的80元钱，步行到夹江县木城镇买红苕回家当主食；秋收后修建了三列四间草房一架，四周围墙全由泥土筑成，所需工料由家族弟兄帮忙，只管吃饭不付工资，少量做门窗的木工工钱也由亲戚支援，母子俩总算有个安身立命之所了。
　　事情的发展不像我想那么简单，1962年自然灾荒刚结束，农村逐步恢复了点元气，1963年2月毛主席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示“阶级斗争斗争一抓就灵”，号召全党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接着搞“小四清”，1965年搞“大四清”。这段时间的我，白天干不完的脏活、累活，做不完的义务工，冬天还要顶着刺骨寒冷下水田使牛翻地，冻得人撕心裂肺的。晚上被迫参加五类份子训话会、斗争会，接受无休无止的批斗羞辱，使人精神近乎崩溃。
　　1962年冬和1965年夏，县委两次召集右派分子学习，小组负责人是县委派来的干部，由西南师大历史系右派学生、止戈乡的何显心作记录，我负责读报。两次学习宣布给6个人摘掉右派帽子。由此速度推算，全县40多名右派，轮到我摘帽，至少在十年之后。
　　我所在的生产队，在桐子坡上面，是洪雅到余坪的必经之地。每逢年节或星期天，就要看到我过去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潇洒自在地从我身边经过，而此时此地的我，却终年像牛一样在劳碌，为填饱肚子发愁，还得忍受耻辱，参加无休止的训话会、斗争会，受人踏削。此时我想到我太老实了，为什么要轻信“言者无罪”呢？谁叫自己多嘴多舌，爱发表评论，才落得如此下场。几年间，我每月向生产队长请假一天，进城理发，顺便去文化馆看报，了解形势，同时休息一天。我每次进城都要遇到中学同学。多数人对我深表同情，为我的遭遇感到不平，不理我、鄙视我，甚至落井下石的只是极个别人。
　　我虽努力拼搏，但摘掉右派帽子的事总与我无缘，使我丧失了信心。沉重的劳动，异常艰苦的生活，和政治上受到的的歧视、迫害，使我心里动荡不安。1966年夏天刮起的“文化大革命”狂飙，更令人胆战心寒。《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我被扣上“散布‘三家村’黑话”，“吹捧反动权威剪伯赞”等帽子被批斗，在家反省了两天两夜。从1958年2月至今，我已劳动改造8年了，年届28岁，白白浪费了青春岁月，想成家已不可能。在来势猛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还不知道活不活得出来，农村不是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离开，出去闯一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反正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偷盗，公安局能把我怎么样？如果抓着我，就交待我当了右派分子，受不了农村折磨，大不了送我去劳改，还比在农村受罪强。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说服了母亲，说在新疆工作的罗怀勋老表，已给我联系好工作了，不用办户口迁移就可去那儿干活，可以教书，也可以当工人，实在不行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当社员也很自由，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不搞阶级斗争，也不划右派分子，赚钱也容易，两年后我一定回来接妈。正在此时，收到新疆农四师表兄的回信，同意我去新疆看看，于是我在6月26日辞别母亲，带着简单行李、马边森工局的退职证明、沫江煤矿发的选民证，以及表兄给我的几封信，还有一张森工局备用的通行证，悄悄离家，踏上了去新疆的旅程。
　　火车翻过秦岭，越过黄土高原，驰过茫茫戈壁滩，穿过辽阔草原，抵达乌鲁木齐后，换乘汽车去伊犁。车过二台接受检查，备用通行证起了作用，我得以顺利过关，即将抵达祖国西部最美的城市伊犁，桃源世界就是眼前，我在车上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7月6日我到达伊犁，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形势紧张，新疆紧缩用工宽松政策，户口查得比过去严，找工作比过去困难多了。我在表兄那儿住，去农四师谊群农场劳动了一个月就失业了。我想回家却身无分文，陷入进退维艰的困境中，只得去找农四师公安局，请求他们处理：如果留我参加边疆建设，请他们给我安排工作；如不行就送我回四川。农四师六连指导员得知我的情况后，叫我尽快离开农场到人民公社去，这样对我有利。我单独一人，身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真是寸步难行啊！有次我从伊宁市步行回农场，路经哈萨克族居民点，见他们人人腰挂匕首，真有点吓人。出乎我的意外，他们见我就翘起右姆指说：“雅尔答西亚克西”（哈萨克语“同志你好！”之意），并热情让我进他们的帐篷里，以酥油茶、馕饼招待。当地人民公社不理我，我只得又去农四师公安局，他们怕麻烦，推我去找伊宁市公安局，等了半天，才叫我到收容所去。收容所的负责人查了我的火车票，证明我是刚从嘉峪关内去的，才让我住下听候处理，每天可免费吃馒头，晚上我就在收容所地坝上露天睡觉。收容所里有个广东湛江中学生、一个河南青年农民和一个甘肃青年工人，都是到新疆找工作没着落被收容的，大家在一起聊天打发时光，憧憬着到人民公社去当社员，吃面包、馒头不要钱，牛羊肉也敞开吃的幸福生活，谁知厄运正向我逼近。

平白蒙冤遭逮捕

叛国罪名获重刑
　　1966年8月4日下午4时，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正当我在收容所聊天时，两个公安人员推着自行车进了办公室，不一会儿就听到所长大叫：“传伍崇高！”的声音，我应声进了办公室，公安人员说我被拘捕了，让我在拘捕证上签字后，立即给我带上手铐押到农四师公安局关入牢房。我平生第一次进监狱，监房很小，地上尽是乱麦草，门边放一马桶，窗口小而高，有强烈的压抑感，令人窒息。从此没人过问我，只有个送馒头开水的人和我接触。他听我的口音是四川人，问我是哪个地方的，我如实说了。他说他是成都人，以后每次送馒头开水或菜时，都要多给我一点，颇有“亲不亲，故乡人”之感。小监舍四周是高高的墙壁，看不见什么，只能凭耳朵感觉外面的情况，有时听到嗡嗡的飞机声，想是乌鲁木齐和伊犁间的客机在飞行吧；不时听到岗楼上汪汪的犬吠，应是对付犯人逃跑的警犬在叫；有时还听到隆隆炮声，可能是边防军在训练，以对付苏修入侵……关在这里好恐怖，我盼望尽快送我回四川去劳动。
　　8月16日下午，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由公安人员提审我，旁边坐了一位武警。我见桌上放了一张盖了几个公章的介绍信，又从口音上听出他是四川人，问了我的政治面貌，何时从家乡跑出来，最后要我在提审材料上签字。第二天早晨，我被五花大绑，带上手铐，被押送回四川。我心中默念道：伊犁啊伊犁，祖国西边美丽的城市，我来此住了一个月，吃了你的馒头、西瓜、苹果和羊肉，住了你的房子，受到了哈萨克族同胞的热情接待，本想趁自已年轻力壮来此大显一番身手，为祖国边疆的建设出一点力，而今天却被诬为罪犯遣返回四川。我何时能把我的心里话向伊犁人民倾诉哟？请你们谅解我吧，理解我这个祖国内地的右派分子。
　　遣返途中，我恨透了押送我的那个公安员太没人性。一般押送的犯人，只带手铐不用上绑，中途借押入监，也要取下手铐。那个公安员一直给我带着手铐，外加五花大绑，在乌鲁木齐监狱借押两天，监狱给我人道主义待遇，每天送馒头、包子、玉米饭、开水、西瓜给我吃，就是那个公安员坚持不给我取下手铐，害得我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要请别人帮忙。到了宝鸡监狱时，那里一个好心的武警才给我开了手铐。在路上我心情十分痛苦，他还硬逼着我不停地交代，一刻也不让我安宁。“男儿有泪不轻洒，只因未到伤心时”，遣送途中我想起伤心事，常常背着人泪流不断。
　　1966年8月26日回到洪雅，送公安局看守所收监。起初我认为县公安局把我抓回来，最多关两个月就放回家了，反正右派帽子已戴在我头上，再处理也是如此。我太天真幼稚了，不知大祸将临。看守所长前后提审了我9次，起初要我老实交代去新疆的目的，我说是罗怀勋表兄来信叫我去的，他给我的信已被遣送我回四川的公安员搜去了。我戴上右派帽子在农村，实在过不惯那种艰苦的日子，才被迫去新疆的。我到伊犁没干过啥坏事，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我去找过农四师公安局和伊宁市公安局，请他们给我安排工作或送我回四川……。再次提审时，我补充说去新疆是为了找职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找职业不犯法，我又没有跑出国，你们也不是在边防线上抓着我的，我犯了什么罪？所长要我反省，从阶级本质找根源，他还给我指定了反省范围：专谈去新疆干什么？不要谈找工作的事，就谈想去干什么？他不厌其烦地引导我反省、交代，实质是在对我进行诱供。我天真地认为公安人员是在考验我，我一定要实事求是，决不能胡说八道，不愿说一句假话。第8次提审时，所长明确指出：“如果你是贫下中农，我们不但不去新疆抓你，还要帮助你迁移户口去新疆。你是右派分子，是阶级敌人，不要说跑到新疆伊犁，就是去甘肃兰州，也要抓回来以叛国投敌罪论处！”旁边的公安人员补充道：“你不朝外国跑，我们去抓你干吗？找工作，洪雅没有工作？到处都有工作！你为啥只跑新疆去找工作？”最后所长开门见山地诱供：“如果你不承认是去投奔苏联，到时候捆你出去宣判，该判10年的，判你20年，甚至推你出去枪毙；要不然就在死牢里关你一辈子，把你关死为止。你就不要心存侥幸了！”最后几次提审，都是在冬天晚上半夜里进行，从牢房里把我拉到审讯室，坐在冰冷的石凳上，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冻死你活该。此时我才明白他们在搞逼供信，在用软刀子杀人。审讯人很狡猾，对我到伊犁后曾亲自到农四师公安局和伊宁市公安局的情况只字不提，对罗怀勋给我的信也只字不提，这样就可把我去新疆的真实目的全部掩盖掉，而将叛国投敌的罪名强加在我身上。我已成笼中鸟、网中鱼，逃不脱、跑不掉，只能任人宰割了。如果我不按他们的要求招供，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不是在监狱里折磨死我，就是被从重处理挨得更惨。如按他们的需要招供判刑，到劳改队的日子或许还要好过一些。想到这些，在第9次提审时，我违心地按诱供思路乱说一通，承认去新疆是想投靠苏修，后来去新疆的洪雅人，是我约他们去投敌叛国……

　　1966年12月10日我被押回符场乡，召开符场、天池、余坪三个公社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宣布逮捕我。公安人员讲话：“叛国投敌集团首犯伍崇高，于1966年潜逃新疆，妄图叛国投敌，投靠苏修，勾结蒋匪，反攻大陆……”一社员上台揭发：“他要开飞机轰炸福保场……”，有人高呼口号：“要求政府逮捕伍崇高！”我听了真是啼笑皆非！哪里在讲实事求是？哪里在讲法制？哪里在讲人权？我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向谁倾诉我的冤情呢？
　　1967年3月21日公安局移交县法院审理此案。公安局早把定罪材料准备好了，到法院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关在黑牢里受折磨生不如死，我要强烈求尽快处理，法院却迟迟不判。
　　关我的19号监房，面积仅4平方米左右，室内有高20厘米的板台，上有一草帘，铺一草席，只有一条薄被盖，就是我睡觉的地方。监房正对岗楼，室内情况岗楼上看得一清二楚，看来这是有意对我的特殊照顾。每天从早6点到晚上11点是反省时间，只准犯人端坐台上，抬头平视前方，双手下垂呆坐着，除大小便外，不准乱动一下，否则就是违反监规。武警发觉违规者，轻则罚站，重则毒打。在牢里坐的时间久了，浑身肌肉萎缩，臀部难受极了。牢房不供暖，冬天早晨能见水泥地板上很厚一层白头霜，寒冷程度可想而知。夏天监房只有一扇小而高的铁窗通风，室内空气污浊，热得人头晕脑胀。每餐供应的牢饭少得可怜，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恶劣的监狱条件，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我神精几乎崩溃。与我相邻的监房中关了个疯子，是个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管理员叫他“42号”， 不知因何原因入狱，是1967年3月进来的，他受不了各方面的压力，不久就神经失常了，起初在监房自唱《语录歌》，后来不仅唱，还在监房打闹，甚至把屎尿拉在睡铺上，衣服裤子全部撕烂。所长几次叫其他犯人为他换裤子、衣服、倒马桶，有个武警用木棍打得他鬼哭狼嚎的。我与他隔墙囚禁，深受其害，他白日闹、黑夜闹，甚至通宵闹，闹得我日夜不得安宁，神精晃忽不能自控，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幸好后来他被转到隔我较远的监房，晚上我才能安眠几个小时，神精紧张得到缓解，逐渐好转。直到给我落实政策多年后，时而神精晃忽的后遗症，还时有发生。
　　关在我斜对面监房的犯人只有20几岁，有次只因站起来走了几步，被一个武警发现，训斥他违犯监规，他不服还顶嘴，自称是“贫下中农”，说武警不该如此对待他。那个武警恶恨恨地说：“贫下中农也得遵守监规，让你看看我的厉害！”立即用麻绳将他捆起，吊在梁上用皮鞭毒打，惨叫声整个牢房都听得见。那个武警常殴打犯人，且心狠手毒，毒打“42号”疯子就是他干的，所以我时刻提防他找茬，免受皮肉之苦。但有一次他还是借故用木棍打我，我右手中指骨至今留有残疾，就是他打我留下的纪念。还有一个绰号“三角眼”的武警也很可恨，常想方设法整治犯人。1967年除夕下午，我坐得十分疲倦，抬头向岗楼望了一下，人未走动。“三角眼”立即从楼上下来，打开监门叫我出去，不问青红皂白就扇我两个耳光，并训斥道：“你是否想趁过年之际逃跑？”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对答。“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如我辩解挨得更惨。“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直腰站好，双手紧贴裤缝，低头以示认罪。他无刺可挑，把我推进监房，呯的一声关上牢门。我从门上小口看见他的影子，知道他在旁窥视我的动静，于是“呸、呸！”吐了两口唾沫，表达我的抗议。我不愿在条件无比恶劣的黑牢里多呆一天，希望法院早日宣判，好去劳改队享受灿烂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
　　1968年7月30日，在洪雅城关中山堂广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那天的情景我永生难忘。武警一早就将9名犯人五花大绑，让其埋头站立在与会场一墙之隔的公安局院坝里。我站排头，胸前掛着 “叛国投敌集团首犯伍崇高”的牌子，名字打了红叉。想到今天该不会枪毙我吧？心里有点害怕。但转而一想，是祸不用躲，躲也躲不过，今天就是枪毙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怕他则甚！如此一想反而坦然多了。上午9点被推上会场，当天阳光特别毒，从早晨9点一直晒到下午4点，我穿的劳改服全被汗水湿透。从高音喇叭里传出刺耳的声音：“打倒叛国投敌集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场上离我1米处就是看热闹的群众，手持冲锋枪的公安人员以及袖上戴有“群专”字样的民兵，用枪托把他们拦住，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起1958年2月，在洪雅剧场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场面，不同的是这次我被五花大绑，而且有枪押着，两次场景不同，实质一样，都是在制造冤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干净的土地上留下可耻的记录。我忍受着烈日暴晒的痛苦，饱受绳捆索绑的煎熬，我没有哭，脸上露出一丝凄苦的嘲笑。会议达到高潮时，军代表以洪雅县公检法军管会名义宣布：“对叛国投敌集团首犯伍崇高判处徒刑10年”。下午4点我被押进监房，感到十分疲乏，四肢无力地躺在铺上只想喝水，心想我这个1957年的高中毕业生当了右派，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种事情出现？也不知全国还有多少人，有我这样的遭遇？
　　1968年8月9日我终于被押解出监，结束了两年零6天的黑牢生活，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