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右木江油长歌的动地诗

⊙作者：王德奎（绵阳日报社）

　　摘要：本文是以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前夕，中央档案馆同意公开发表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为基础，补充完善王右木烈士的事迹，对“重庆学”作的探索。笔者的探索是业余，前提仍应以今后官方公开的真实事实为准。
　　关键词：王右木 上海学 重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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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右木
  

一：在领导工农革命上见功夫

　　王右木和旷继勋

　　在2017年8月底，笔者偶然得知中共江油市党史办等单位，在王右木诞辰130周年之际在开展资料征集活动，感到王右木在四川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将建立革命政权要坐实到有革命武装实践的运用，使他能在隐蔽的革命斗争中，深入观察自己队伍中的革命武装人物，指引他们在基层开展工农兵群众运动的工作。这中间王右木与他的好学生和好战友旷继勋，是最为长歌的动地诗之一。

　　王右木与旷继勋交往，结识交好于1920年3月12日重庆成立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大会期间。旷继勋从此受王右木的革命方略的影响，最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24年夏，王右木（1887-1924）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旷继勋的家乡贵州土城，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牺牲，年仅37岁。

　　旷继勋（1895-1933），贵州省思南县继勋村张湾组人，汉族。少时只读过三年私塾，从小好动，爱弹跳，会骑马，练就了一副轻捷矫健的身躯。辍学后随父串乡摆摊卖药。1911年春，已会串乡摆摊卖药的旷继勋在16岁时，离开父亲随友人入川。1911年夏遇上保路运动，在秋天他就参加反对清政府的保路同志军，听到范仲纯、吴玉章等宣传马克思主义能发展生产力，盼望投身革命。但在四川保路运动流产后，1912年他只能投川军赖心辉部当兵，后又返回家乡。

　　王右木少时读私塾，后入县立登龙书院、府立匡山书院读初中。1911年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数理科。王右木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时，已认识张澜、朱德（1886-1976）、邓绍昌（1886-1936）、袁焕仙（1887-1966）等在成都高等师范内外里的一些师生。参与四川保路群众运动洪流时，认识旷继勋。1914年王右木

　　在家庭殷实的大哥王初龄的帮助下，读完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毕业时被选拔为官费生考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在日本他参加中国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学生运动，结识李大钊，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神州学会。同时受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等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王右木获经济学士学位，返回四川家乡。

　　盐亭石牛庙乡的范仲纯与王右木一样，是明末清初为避战乱搬到大山区的殷实人家的子弟，1906年在父亲范炳南的影响下，范仲纯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1906年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人早稻田大学，范仲纯得以结识陈独秀。1913-1916年李大钊也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留学。由于早稻田大学这层关系，先后李大钊、陈独秀也结识了范仲纯。1910年范仲纯学成归国后，加入1911年张澜等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王右木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认识范仲纯，了解到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及中国同学陈独秀等的一些情况。所以王右木一到日本，就参加了早稻田大学李大钊创办的“神州学会”。

　　1916年向往革命的旷继勋，19岁时再次毅然入川从戎。由于他机智勇敢，擅长策略，从一个普通士兵升任到排长。1917年王右木沿着李大钊、陈独秀和范仲纯等中国留学生的道路，开始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18年王右木留学毕业回国后，拒绝大哥王初龄让他参加省议员的竞选建议，坚持探索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层关系是，他与李大钊密切，而李大钊又与张澜有联系，所以1918年王右木从日本回国不久，就开始也与张澜联系。旷继勋在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中营救张澜等领导人，就认识张澜。在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军内后，也成了旷继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熏陶的重要时期。1919年端午节后，王右木带着妻子儿女前往成都，受聘任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学监。此期间王右木就开始与张澜商量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事情。1919年旷继勋返川继续当兵，到1920年已升任连长。

　　此时经吴玉章、王右木、张澜介绍，旷继勋参加“重庆组织”。吴玉章和旷继勋是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吴玉章领导荣县起义，旷继勋曾参加，两人都有武装斗争经历。所以在“重庆报告”中提到的革命武装，就与他们有关。1920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四川旬刊》，并代表成都地区共产党支部参加重庆1920年3月12日的共产党成立的大会。此时看到过《新四川旬刊》的旷继勋，更加崇拜王右木，已把王右木当成老师。所以在重庆建党期间的相识，摆到过去的经历，旷继勋与王右木两人都有相恨离别太久之感。

　　由于王右木有办刊经历，长于写作。所以当张澜在重庆建党会上，提醒有李大钊建议大会要给共产国际写报告的事情时，王右木就自告奋勇愿意承担写《重庆报告》。吴玉章、张澜等同志都很赞同。这次起草报告，杨闇公没有到场，还在日本。但他事先已向张澜、吴玉章、王右木等说明要加入“重庆组织”，所以“重庆组织”的四位负责人张澜、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杨闇公仍被当选。1921年王右木在成都建立“马克思读书会”。1921年8月张澜传达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后，“重庆组织”解散。王右木以个人名义申请参加“上海组织”的信，转到陈独秀、李大钊后，他们就有委托王右木在成都地区组织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任务之意。

　　1922年2月王右木主持创办《人声报》，自任社长、主笔。1922年8月王右木到上海、广州，向党中央报告工作时，被正式吸收为中共党员，同时接受党中央在川建党的任务。10月王右木返回成都，创建中共成都独立小组，任书记，直属党中央领导。同时王右木经请示团中央，10月15日王佑木在家中主持成立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经恽代英向团中央推荐成都团地委改选，1923年1月在成都团地委改选时，王佑木改被选为执行委员，仍积极支持指导团地委新领导开展各项工作。1923年5月1日在王右木的领导下，成都成立劳工联合会，团地委钟善辅和刘亚雄当选为正副会长。王右木不久任“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文书股主任。1923年旷继勋升营长，为抗击吴佩孚侵川和四川“讨贼之役”，旷继勋部队曾划归曾在川军中任职的刘伯承指挥。因受王右木的《人声报》，以及《向导》等刊物影响，也在自己的队伍中传播革命理论。同时在刘伯承的指引下，旷继勋对马列主义真理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中共“三大”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1923年11月王右木执行党的“三大”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任四川总支部宣传科副科长。王右木1924年夏经上海再次赴广州参加党的会议，7月从广东出发步行回川。9月上旬行至贵州境内，沿途进行社会考察和革命宣传，在土城不幸被贵州军阀发现杀害牺牲。听到这个消息，旷继勋感到十分悲痛，决心继承王右木的遗志，在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解放。另一方面旷继勋对王右木的牺牲，也怀疑王右木参加组织“重庆组织”，是否“上海组织”内有人泄密，而遭暗算。

　　因为旷继勋也知道一点内幕：国际共运1921年派到中国建党的马林，6月在北京与李大钊、张澜研究“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的统一问题时，“重庆组织”解散是有条件的。其中就有双方不得泄漏参加“重庆组织”成员的名单，以后没有做出有损“上海组织”的事情，不得追究和杀害参加“重庆组织”的成员。1925年吴玉章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上海组织”。1925年旷继勋升任黄隐江防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不久江防军缩编为第七混成旅时改任第二团团长。

　　1925年旷继勋部还被编入邓锡侯江防军黄隐部，驻崇宁县（今属郫县），任过团长、旅长等职。当他得知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时，便与好友王文鼎在军营中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分管财政；并派人到广州找共产党接头，得到党的支持。其实旷继勋1926年初在在郫县时，经吴玉章已加入“上海组织”，由此他们都完成了由“重庆组织”解散后，向“上海组织”转变的重新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部队驻地经常轮换，活动隐蔽性差，旷继勋吸取王右木的教训，为防备出内奸，并没有在党内过多作宣传。所以在1926年底，又有由中共党员秦青川、王文鼎的介绍，旷继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记录。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四川反动势力疯狂扑杀革命活动，军阀黄隐、李家珏妄图借此时机吃掉邝继勋旅。邝继勋坚定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并在他的部队中隐蔽党员、清除敌特，保卫党的机关。1928年初，杨森等组织“四川同盟军”，准备进攻川东军阀刘湘。邓锡侯与江防司令黄稳密谋，派旷继勋所在的第七混成旅参战，胜可打击刘湘势力，败可消弱该旅。旷继勋将此情势和利用军阀混战壮大混成旅的意图报告四川省委，省委权衡，决定同意参战。1928年夏，刘丹五第7混成旅参加“四川同盟军”发动的川东之战，后因失利退驻罗泽洲防区。旅长刘丹五称病未归，由旷继勋代理旅长，率部从广安移李家钰防区，驻遂宁县永兴场一带。1928年冬旷继勋代理川军邓锡侯部黄隐部江防军第7混成旅旅长职务。驻遂后，旷继勋在黄隐借口整编和罗泽洲企图吃掉其部的严峻时刻，毅然报请省委要求批准起义，以保存革命实力。省委即派罗世文、邹进贤到部参与筹划。他们起草了《暴动计划书》，准备好了起义的旗帜、臂章、帽徽和标语。

　　但国民党反动当局获得旷继勋的信息后，惊恐万分，急令四川军阀四出追剿。旷继勋详细地分析当时形势，决定作出战略性转移。1929年6月29日在四川省委的领导下，旷继勋带领全旅2000余官兵在四川蓬溪与遂宁边界的蓬溪县大石桥乡牛角沟宣布起义，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邹进贤任前委书记。

　　接着乘夜急进，他们将全旅4000余官兵编为两个师8个团，于当夜兵分南门、西门两路攻打蓬溪县城，与边防军一个骑兵团激战4小时之久，击毙守城士兵20余人，敌人于次晨向文井方向撤退。起义军攻占县城后立即没收县政府大印，烧毁征收局的粮册，释放在押犯，成立“蓬溪县苏维埃政府”，以“四川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名义贴出布告，这是四川出现的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起义军当天还在蓬溪中学举行演讲会，宣传革命。起义后，旷部先后转战西充、营山、渠县、达县、梁平之间，所到之处即打土豪，分浮财，建立政权，深受工农群众欢迎。

　　旷部还在新政（现仪陇县城）成立了四川省第二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这是旷继勋第一次为实现王右木与他曾经探讨的设想。1929年7月30日旷继勋带领部队，抵梁平县虎城镇猫儿寨险地时，因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寡不敌众，起义失败。省委派人将旷继勋送往上海，党分配他参加中央特科，主要负责党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并加入陈赓领导的“锄奸团”，惩治了叛变革命的上海市公安局铲共委员会头目白鑫和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使上海的反动势力在一段时间内，对党中央的安全构不成威胁，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作出了贡献。

　　1929年冬旷继勋到湖北江陵、当阳等地开展兵运工作，策反一大批国民党军队内受旧军体制盘剥的官兵投诚，和策动了三连的白军起义，并将队伍开进洪湖地区参加红军，有力地发展了洪湖地区的大好形势和红军力量。1930年1月旷继勋到洪湖根据地，被任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不久，他即率红六军攻占了华容县城，全歼守城民团，接连解放了石首、南县、安乡、津市、石门、公安等县城，在荆江南北开辟大片根据地。1930年7月4日据中央指示，红六军与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在公安县会师，合并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周逸群任政委，旷继勋仍任红六军军长。旷继勋继续指挥红六军接连解放岳口、仙桃、天门、皂市、应城、京山、安陆等城镇，把洪湖、湘鄂边、秭归、巴东、鄂北、鄂西北等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0年11月旷继勋受党中央派遣，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红4军军长。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红一军在商城南长竹园会师，按中央指示将两军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1931年4月旷继勋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调任红13师师长。5月旷继勋指挥二十四师、七十五师一举解放霍邱县城。1931年10月旷继勋又在徐向前部任红25军军长兼独立师师长，率部开展武装斗争，指挥了磨角楼、新集、双桥镇、苏家埠等重要战斗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

　　这一时期是旷继勋同志军事生涯的辉煌时期，他先后直接参与和领导了第一、二反围剿战斗，创造了很多战例，如新集战斗，磨角楼战斗，取得打攻坚战的实战经验。旷继勋在双桥镇战斗累积的作战经验如：（1）有计划调动敌人创造战机；（2）巧妙地运用迂回包抄和穿插分割战术；（3）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积极配合作战；后来被我军军事大学教材加以推广运用。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终于在麻阜县成立，旷继勋任军长。旷继勋在皖西进行组建红二十五军工作，由于他深入基层，积极发动群众，组建非常成功。11月10日旷继勋奉命与红四军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旷仍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1931年11月，以王明为主的左倾冒险主义窃取了中央统治权，旷继勋由于坚决抵制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张国焘的错误行为，遭到排挤打击。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就是被撤除红四军军长职务，降为红十三师师长的情况下，仍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多次击退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1932年6月第四次围剿开始，旷继勋率红二十五军一部，县独立团等不足三千人，奉张国焘错误指示，坚守县城。由于敌众我寡，霍邱县城易攻难守，最终以惨重代价告败，从而暴露了张国焘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严重错误性。旷继勋曾因与王右木有在川陕建立根据地的设想，1932年当知道红四方面军主力有离开鄂豫皖向川北转移的打算时，旷继勋主张川陕根据地应成为今后井冈山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铺路石和先遣队，张国焘却主张根据地要独立自主。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到陕南城固县小河口，在12月10日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旷继勋、曾中生对张国焘的军阀作风进行过斗争。

　　张国焘却伺机想报复。1932年12月24日邝继勋率部队进攻通江县城，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县，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被选为主席。1933年5月17日红四方面军为战略考虑，把红军主力撤到川陕边界三坝西南地区，从而爆发了“空山坝战役”，这一战红军大获全胜，旷继勋功不可没。大战之后旷继勋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建立统战关系，写了一封信给原在军阀部队里身为旅长的朋友谢德堪，想开导他们拥护红军，争取起义。但令人最痛心的是，这一封信因被张国焘查获，张便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等罪名，逮捕了旷继勋。

　　时隔不到两个月的1933年6月，旷继勋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惨遭杀害于王右木家乡四川通江县洪口场，年仅36岁。1935年8月张国焘又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1937年2月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红四方面军一案，错误的是张国焘，大部分同志是好的，对张乱杀的旷继勋、曾中生同志应予平反”。1945年党中央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但当时没有一齐给旷继勋平反昭雪。中央追认旷继勋为烈士，是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之一，旷继勋终于得以正名。旷继勋比王右木小8岁，在中国工农红军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向任劳任怨，身先士卒，浩然正气，可歌可泣。他的高尚品德，英雄业绩和献身精神，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右木和邓绍昌
　　王右木关心同志以及他们的家庭和子女的成长，特别是参加“重庆组织”的成员，在解散后没有再申请参加“上海组织”的一批成员。王右木想得很远：革命的成功，是包括前期的夺取政权斗争和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离不开掌握正确马列主义理论的同志，去领导工农大众的参与。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既然老子都已找到走上革命的路，夺权斗争艰险得要死，那么关心他们的子女成长跟上，自然有利因素很多。王右木自觉把此作为自己份内的任务，这另一首秘而不宣最为长歌的动地诗，就是王右木与邓小平同志的生父邓绍昌先生（1886-1936）的交往。
　　20世纪初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和成都法政学堂，曾在四川为保路运动、“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这与明末清初以来发生的“湖广填四川”的社会大灾难、大变故有关。与全中国其他地区非常不同的地方，是20世纪初前后的四川殷实人家，不管曾经是来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还是生存下来的本地人，他们成家立业的几代人，都经历过大灾难后恢复生产力，发展经济的生存压力和坎坷。数十数百年这种家史的传承与熏染，是巴蜀社会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另一个维度。而且是从远古到近代，巴蜀几千年从动乱、灾害不断的兴衰轮回中，生存下来的个别大户人家，有的虽避险躲住在大山和偏远之处，但也有类似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说的“入世界之苦”的想法：“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康有为说他的生活以彻头彻尾的乱世为起点，最终理想景象不管现实能实多少，描绘的也应是和平互惠共享双赢的“大同之世”。
　　其实巴蜀从秦汉以后有这类想法的人，就对汉朝刘向《说苑？指武》篇中的“抗争文化”，注意联系四川自身作研究。特别是经1856年第二次鸦 片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的东印度公司等商业、人员对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入侵，再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华工归国以及东西方官员、教员的交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不神秘，“革命”和“大同”作为社会和政治的新闻，影响传播已开始在巴蜀一些城市和乡村的大户人家，以及开明人士之间有所耳闻。情理之中也能理解类似范仲纯、王右木、邓绍昌等巴蜀殷实人家的有识之士，对历史兴亡轮回重演的敏感和考虑。
　　例如，盐亭石牛庙乡大户人家范炳南就是其中之一。范炳南自持几代殷实，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应付和解决家国兴亡轮回这类难题，就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从范炳南的儿子范仲纯，作为我国农村中最早到日本就近了解共产党和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难推知王右木、袁思尧、邓绍昌等那一代青年人的心路。
　　说起邓小平生父邓绍昌先生（1886-1936），有些人总纠缠他早年参加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说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首领“掌旗大爷”。他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其实邓绍昌先生的“袍哥”身份，只是作为他参加革命党人用着的掩护；而他的团练局长身份，只是他作为革命党人曾经战斗过的余辉的反映。
　　邓绍昌先生在广安的不平凡，是1907年考入成都法政学校，毕业时在成都找工作，正赶上辛亥革命前的保路运动，他奔走呼号，积极从事反洋教和在广安建立革命军。血气方刚的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并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地方的武装暴动。所以到民国时期，他才能当上广安县的警卫总办，表面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其实刚直不阿的邓绍昌，追随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政治运动的张澜、吴玉章等领导人，不愿同流合污；终不为旧权力者所容，受到排挤，担任县团练局局长不到两年就被撤换；不得不跑到重庆避难，和寻找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指引出路。因为邓绍昌先生知道他们中一些人，曾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如何也要走的社会主义？正是因为王右木对他的关心，邓绍昌在重庆期间，证实重庆要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事。于是他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同志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邓绍昌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行。他常说：“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因此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文明”。生于1886年的邓绍昌，与还大他一岁1911年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的王右木，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相识相交，成为好朋友。邓绍昌曾就读的成都法政学校的“绅班”，是晚清修律，国内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日益急切；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提出建立学堂和国民通识教育体系，其中法律学被订为学堂政法科下与政治科并列的一门学科。成都法政学校创始于1903年，初称“课吏馆”，又称仕学馆。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在赴日考察近代教育后，在已开办半年的仕学馆基础上，创办四川成都法政学堂。1906年法政学堂成立，起初颇受日本影响，之后逐渐显向美欧学习的趋势。法政学堂初分“官班”和“绅班”，彼此相互独立。
　　由于官班专为有科举功名和世家阀阅的人而设立，故而具有实质意义的法学教育为绅班，称“官立绅班法政学堂”。法政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几乎都为四川籍。1912年四川法政学堂发展成为四川法政学校。1914年更名为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7年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连同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五大专门学校，组建成为公立四川大学，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即成为公立四川大学的法政学院。1931年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三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
　　王右木考入的成都通省师范学堂，和1914年毕业时已更名的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毕业，也为四川大学的前身。1704年四川在成都文翁石室的基础上创办锦江书院。1875年成都尊经书院创办。吴玉章和张澜就是在尊经书院首获启蒙。1896年成都创办四川中西学堂，为中国西部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1902年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两院入堂”，与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1906年20岁的朱德考入了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就是从此走向革命的。1910年郭沫若进入高等学堂附设中学堂学习，1913年升入正科二部九班，随后成长为一代文学巨匠。1916年由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更名的四川高等学校，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全国最早的六大著名国立高师之一。其他几所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1919年夏王右木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受聘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任学监，并教日文，还先后在高师附中、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近十所学校任教。1920年3月成立的“重庆组织”，成都地区成员的组织王右木功不可没，成为直接的四位负责人之一也很自然。1922年到1924年吴玉章也受聘任过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保路运动时是荣县领导人和民国初的参议院议员，他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注意国外共产党发展，也影响到张澜。
　　早在“重庆组织”成立前，吴玉章。张澜和王右木等就曾多次研究过，革命需要有掌握正确革命理论的一大批人去组织工农兵革命运动，这也要关心参加“重庆组织”成员的子弟。如利用1911年保路运动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和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时等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的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支助支持北京地区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川外同志的革命活动。
　　1918年-1919年青年毛泽东带领湖南勤工俭学留法学生到北京，曾持杨怀中先生手书求章士钊予以资助。在章士钊筹集到两万银元巨款中，就有章士钊的好友张澜用四川带来的资金，资助的500银元。张澜的这些资金，也属于1920年“重庆组织”成立前后资助过的200余名西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策划。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也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而有两手准备。一手“上海组织”起源，与邓绍昌的同乡蒲殿俊被他们所运用。邓家和蒲家是世交。蒲殿俊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蒲殿俊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1919年他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时，他的四川老乡、保路运动的老战友张澜，和他商量：要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用意在推荐蒲殿俊先出头，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
　　也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蒲殿俊还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另一手，是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相约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等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的湖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川外成员、组织的支持和参与。到1921年7月由苏共和国际共运代表马林，指导的“共产党”才在上海正式成立。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还含有曾接受“重庆组织”张澜、何拔儒等的委托作代表。1921月8月14日马林第二次在北京，作出《重庆报告》能代转莫斯科，但建议“重庆组织”解散。由于马林做工作，“重庆组织”顾全大局主动解散，有的重新加入“上海组织”。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其中的因素也有“财政密码”。
　　郭建龙大学毕业于名牌理工，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出版近十部作品。他以古代财政逻辑解读政权兴衰，如元朝兵力强大，占领亚欧，但用印制钞票支撑财政，导致金融崩溃葬送元朝。财政解读政权，也能解读政党的成立与解散。“重庆组织”内地性强，明清以来中国的财政、交流、人才，雄厚在华东、中南地区。“湖广填四川”后，巴蜀虽与这些地区交往密切，和有接近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有深厚的远古文明等先机基础。但1911年的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对比说明，先机不如雄厚。18世纪到鸦 片战争至20世纪初的近200年间，中国有约700万劳工，在欧、美、日本、俄国等列强国家，做基建、铁路、公路、码头，挖矿等苦力，这壮大了国际工人阶级的队伍，同时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内容。随着西欧、俄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诞生，这批劳工中也有人参加当地的共产党组织。
　　如山东人杨明斋，1901年起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等地打工开矿、修路时，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被派回中国，协助苏俄情报人员维金斯基，和张国焘等筹建“上海组织”。因不成功，1921年6月列宁又才委派1914年印尼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荷兰共产党人马林，到上海、北京组建起“上海组织”的。
　　绵阳市公交公司原工会主席陈奎先生，收集涪城、江油等地的史料，出版写的《古水井》一书，就提到1911年的保路运动前后，就有我国南方来的马林式的共产党人，隐匿在绵阳地区的寺庙中，指导革命运动和物色人才。《古水井》的中心思想看似说环保，其实是陈奎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讴歌。这使人联想中国特色社主义在“重庆组织”就有起源。如今已可以见到中国特色社主义的三大划时代。一是农民能打工当产业工人，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是科技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三是曾在国外约700万的华工、苦力的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平等经贸往来。

　　“重庆组织”的解散，1921年8月13日张澜和李大钊在北京，与马林约谈。共识也在“财政密码”上：十月革命作为不发达国家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共产党组织初创获得苏联的经援和认可，是可持续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发达国家共产党依靠苏联的经援少，受到影响也少一些。而作为“重庆组织”的创立者，如何对待解散后不愿个人申请加入“上海组织”的成员，成为王右木、吴玉章和张澜十分纠结的心事。其实王右木在“重庆组织”解散后，他立即就给李大钊、陈独秀写信申请加入“上海组织”时，就想过如何帮助保护其中善良和守纪律的成员，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做出贡献。邓绍昌就是在王右木的引导下，最为突出的一位。
　　1914年他的好友王右木到日本留学，他彷徨。到1918年王右木从日本回国，邓绍昌又开始与王右木联系。王右木向他谈到1917年列宁的十月革命，认为中国也会变动。于是邓绍昌问到王右木与李大钊的交往和马列主义。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后，邓绍昌就萌生探索农民勤劳守法致富之路。这在旧社会虽没意义，但他希望今后革命成功后，可以利用这些探索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实践，是邓绍昌在参加保路运动后，回到家乡广安县协兴场教过书，开过茶馆、饭馆。他在成都受过的教育，在保路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使他在乡里受人尊敬，周围地区都有影响，地方势力也想拉拢他。但旧中国是一个社会异常复杂，是生存十分艰难的世道。
　　设身处地想邓绍昌在世上之艰难，仅从他先后娶过四个妻子，就知道如何不容易。这不是邓绍昌的过错，是命运造就。邓绍昌虽然出生在广安牌坊村一个拥有土地的殷实大户人家，但他羡慕王右木、范仲纯那样，要到日本去留学，他的父母也还供不起。旧式的家庭和婚姻，使邓绍昌才13岁，他的第一个妻子原配张氏就嫁到邓家。但不到两年张氏去世，没有儿女。原配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淡氏于1926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一男即四子邓先清。萧氏病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老人，生三个女儿。大女儿邓先芙，次女邓先蓉（10岁病逝）；三女儿邓先群，是1935年12月出生的。
　　邓小平的母亲邓淡氏（1884—1926），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恒升镇淡家牌坊一个也较为殷实的人家。淡氏与邓绍昌结婚的时候，淡家虽比邓家殷实，但也不会支持邓绍昌到日本去留学。淡氏是长女，受过中国传统家教的良好教育，知情懂理，十分能干。张氏去世的当年秋十月，邓绍昌与淡姑娘正式完婚。此时邓绍昌也才15岁，淡氏比邓绍昌年长两岁。邓绍昌精力充沛，乐观豁达，乐于同人交往，对孩子们的管教很严厉，但也仍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1936年邓绍昌遭暗杀之迷，据绵阳市社科联刘仲平主席讲，他曾听有人说与1934-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邓小平同志是拥护毛主席出名，反对张国焘的。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其蛊惑下，对邓小平的父亲下了毒手，谎称是“土匪”所为也有。再说邓绍昌是在回家的南充路上，身中黑枪被暗杀，不幸去世的。邓绍昌先生作为曾经奔走呼号，积极从事反洋教和“保路运动”的革命党人，后来跟随吴玉章、杨闇公、王右木等参加“重庆组织”。况且他作革命党人，用其掩护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曾经的显耀身份，遭红、白、黄、黑。蓝各方人物仇恨，报复他的各类情况难以考查。
　　邓绍昌为啥参加“重庆组织”？地区背景是，张澜190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四川顺庆府（南充市）官立中学堂正教习，1906年张澜赴成都担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1907年返回南充，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并先后创立初、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塾。1910年张澜再次应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聘任学堂修身教习兼斋务长。1911年5月张澜以南充代表出席并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张澜、吴玉章和盐亭人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组织保路运动。邓绍昌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时，与盐亭人的袁焕仙，是同班同学及好友。邓绍昌被袁焕仙邀约介入保路运动后，还回广安县奔走呼号，使其积极响应。四川保路风潮的骨干主要是留日归国学生，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特别是盐亭，已经有一批研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党的人。其中留过学的，如有范仲纯、何拔儒、张维川等。范蜀林是范仲纯的兄弟、1906年范仲纯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留学时，就研究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传播，对保路风潮起到了关键的理论指导作用。应该说，四川保路运动作为与辛亥革命的分水岭，是我国最初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尝试。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镇压，张澜、蒙公甫等多人被囚于成都府监狱，全国震惊。凶讯传到湖南，引起张澜与何拔儒在东京弘文学院留学的的同学和好友陈润霖的关心。陈润霖给何拔儒写信，询问学友张澜和他的情况，并有心谋划邀请他们到湖南教书。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邓绍昌自然成了四川军政府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1879-1922）先生，也是张澜与何拔儒在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时的同学和好友，1913年杨怀中从英国留学回国，也先后任教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时尚的新文化运动，在长沙比四川开展得好，何拔儒也有心想到湖南增长才干。加之张澜也委派他去搞联络，这也是他去长沙教书的原因之一。
　　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这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1921年6月列宁派马林来中国正式建党的消息，张澜从李大钊那里知道后，就与吴玉章、杨闇公、王佑木等研究，由王佑木在1920年3月31日那份给共产国际的原稿基础上再修订。1921年7月31日王佑木完成中文报告的定稿，张澜1921年8月10日带到北京。张澜与何拔儒留日的同学和好朋杨怀中，此时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张澜通过他作掩护，找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商量。
　　李大钊找到张圣奘（1903-1992）完成俄文翻译稿后，8月14日就带张澜一起面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883-1942），把中文稿和俄文翻译稿一齐送给他。马林同意将《重庆报告》和上海“一大”材料一起转交带回莫斯科，但马林建议解散重庆组织，以个人名义愿意的，再加入“上海组织”。张澜把马林的意见带回重庆后，王佑木、杨闇公、吴玉章等多数负责人，同意申请加入“上海组织”，解散“重庆组织”。先后重新申请加入的主要成员有：王佑木、杨闇公、吴玉章、袁思尧、旷继勋等。但张澜、邓绍昌等没有再重新申请加入“上海组织”。“重庆组织”之所以找张圣奘作《重庆报告》的俄文翻译稿，是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结识李大钊先生，并成为马克思学术研究会7名发起人之一。张圣奘在1921年北大毕业前，一直都与李大钊交往密切，还认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
　　张圣奘生于湖南新化，他的叔父张国淦是北洋政府高官，张圣奘自幼随叔父张国淦长大。张圣奘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周恩来有同窗交谊。1922年张圣奘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留学，在德国期间又与周恩来重逢，友谊加深。1922年张圣奘到法国巴黎参加社会活动，经周恩来与邓小平结为朋友。后来张圣奘一生多变，社会关系复杂，但他始终没有暴露《重庆报告》的内容。1951年邓小平请张圣奘把关成渝铁路修建中的文物，是对他可信度的认可，也才使他发现了“资阳人”。
　　王佑木、杨闇公、吴玉章、袁思尧、旷继勋等，对即使“重庆组织”解散后没有再参加“上海组织”的张澜、邓绍昌、袁焕仙等成员，也十分关心。1917年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这时邓绍昌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团练局长。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受到排挤，团练局局长被撤换。邓绍昌在广安协兴场家里，除一心经营祖业的田地和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的生意外，1919年到1920年间仍多次到重庆、成都，寻找王右木、张澜、吴玉章指引出路。1920年初张澜、王右木、吴玉章介绍邓绍昌加入成立的“重庆组织”。在这之前的1919年夏，王右木向邓绍昌传递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后，邓绍昌又请张澜、吴玉章、彭健修等帮助筹到款后，毅然把15岁的邓小平送上留法勤工俭学，走上王右木的设计之路。
　　金一南教授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讲述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陕北革命老区后，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等，在陕北革命老区有“肃反”扩大的错误。戴季英等人的幕后是张国焘，与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曾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主持开展“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有联系。1933年旷继勋等红军领导，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秘密处死后，川陕根据地和四川省地下党的行动，完全为张国焘掌控，邓绍昌成为受害者可想而知。

二：王右木早期党团建设简史初探
　　王右木和袁思尧的未解之谜
　　2016年11月5日，《绵阳日报》刊登记者彭雪的《追寻盐亭山乡de红色记忆》一文，开篇不久就说：“1929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后，袁诗荛领导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在全县24个乡镇建立了33个党组织、30个团支部、100多个农民协会，以川西北‘ 抗捐大联盟’为代表的党的外围组织，群众达4100多人，并建立了以‘工农前卫团’为主的农民武装队伍1200余人”。但在正式公开出版的《中共盐亭县历史》、《中共绵阳市志》等书中，记载袁诗荛同志是在1928年2月16日已被国民党军阀秘密杀害于成都下莲池。那么《绵阳日报》记者彭雪是笔误还是说错了，都不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共盐亭县历史”普及以来，县委和政府有关部门也就是这样公开宣传的。为啥？这是王右木和袁思尧的未解之谜，揭开还有待时日。
　　袁诗尧（1897-1928），盐亭麒瑞乡人。1917年秋袁思尧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3月袁诗荛经老师王右木和同乡袁焕仙介绍加入“重庆组织”。袁诗尧1921年在成都高师校毕业后，应张澜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1927年袁诗荛去成都担任川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公开的职务是成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导主任。1928年被反动派杀害，年仅30岁。袁诗荛牺牲后，彭健修到成都找到张澜、袁焕仙出面筹划，买了棺材，将袁诗荛的灵柩运回盐亭。彭健修作为盐亭县教育局局长兼盐亭中学校长决定，在盐亭中学校内为袁诗荛设立了灵堂，以供各界悼念。
　　袁诗荛1920年加入“重庆组织”，为最年轻的成员。袁诗荛在“重庆组织”的盐亭人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等前辈中，是晚辈，也是他们曾教过的能干学生。当时这三人就曾策划，作为“重庆组织”坚守在盐亭的育人阵地，要让袁诗荛回家乡当教育局长。1921年后“重庆组织”虽解散，但到1925年春策动已见效，袁诗荛回盐亭当上了教育局长。1926年袁诗荛和彭健修相互邀约商议后，彭健修辞去岳池中学校长职务，回盐亭创办盐亭县立初级中学并亲自执教。1927年初袁诗荛辞去盐亭县教育局局长职，是彭健修接着继任的。袁诗荛在盐亭县当教育局长期间，他有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的条件，但他并没有特意去成立县委或支部组织，是因他受杨闇公、王右木等上级党领导人的指示，要为建立一个川陕根据地长期隐蔽的立足点，物色人才。他在盐亭物色培养的学生侯伯英、范弘先，以及在成都师大培养的于桢、杨鹤鸣等，后来能打入国民党第29军军部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基础正是袁诗荛因党的需要，1927年1月离开盐亭被派到第29军作政治部主任时留下的。
　　今天从1920年3月“重庆组织”案，到解放后被打成的“叛徒”案──1934年10月盐亭龙潭革命老区近千名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农协会成员，被国民党29军埋伏在“西山坪”，到1935年3月的盐亭本土300多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对派砍头英勇就义，被认为仍是“叛徒”。解开这个谜底的是：为什么在川北偏僻的盐亭县龙潭山区短短的1929-1935年间，能组织1200多人的地下党游击队革命武装？它和《重庆报告》中说的“建立一支红军队伍”有没有联系？又是怎样的一个联系？
　　首先“重庆组织”案与四川保路运动有关，它的很多骨干后来都参加了1920年成立的“重庆组织”。袁诗荛在家乡时，曾受到范仲纯、范蜀林兄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所以到1918年他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王右木后，能很快开始认真研究和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21年袁诗荛应张澜的邀请到南充女子中学任教，同时担任南充、端明、顺庆联中三所中学的国文教学时，能指导学生组织他所任教的三所学校的学生联合会，建立“读书会”研究马列主义，举行学习研讨会、辩论会、学术研究会，搞时势讲演、学习竞赛，演文明话剧，利用寒暑假开展宣传剪辫子、放脚等活动。他还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吴玉章在南充中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的活动。
　　1922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人声》周刊，同时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执委会，就吸收袁诗荛入团，并把袁诗荛聘为撰稿人和推销员，每学期在南充代售20-30份。袁诗荛同时还担任南充《向导》、《中国青年》、《晨报》、《申报》等进步书刊和报纸的组稿及发行工作。1923年袁诗荛自己也创办刊物《短刀》，向学生个别宣讲革命思想。他的学生罗瑞卿、任白戈等，是他宿舍里求教的学生。
　　1923年1月又是经王右木介绍，袁诗荛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正式入党的。在中共一大后时期，四川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主要由王右木接受团中央和党中央在川建团和建党的任务，任书记，直属中央领导的。而王右木1924年牺牲后，又是由杨闇公担任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袁诗荛1927年春根据党组织决定去见杨闇公，当时袁诗荛的公开身份是盐亭县的教育局长，杨闇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袁诗荛以去重庆参加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的名义，在会后受到杨闇公的亲切接见。袁诗荛是杨闇公的老战友王右木和张澜的得意学生，他们都曾是“重庆组织”的成员。后经王右木介绍加入“上海组织”，没暴露身份，才被党决定以国民党省党部川北特派员身份到三台，就任国民革命军29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田颂尧的高级顾问的。袁诗荛到任后，田颂尧还任命他兼任潼属联中校长。

　　1、1917年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张澜召何拔儒回川，安排在南充存古学校以教书，作建党准备。何拔儒（1862-1955），盐亭九龙乡人。1903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与张澜、陈润霖、杨怀中、黄兴等同学交友。1906年留学回国，1909年任四川师范大学校监。1907年至1909年教过在成都的高等师范读书的朱德。1911年何拔儒支持张澜、吴玉章等领导的四川保路运动。1913年至1917年应陈润霖、杨怀中的推荐和邀请及张澜的委派，到长沙四师、一师任教，与在此两校读书的毛泽东有过密切交往。1920年经张澜和吴玉章介绍何拔儒加入“重庆组织”。1923年至1949年何拔儒回盐亭教书，直至1955年去世。
　　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是以“保路废约”为宗旨，抗议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反对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财团勾结，把铁路建筑等权利出卖给帝国主义的，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如以范仲纯为首等，在1909年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保路运动后，张澜、吴玉章等为筹建“重庆组织”，派遣何拔儒到外省南方作的考察工作。原因是，四川保路运动推动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但发展到1915年12 月，袁世凯还复辟帝制。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此时杨闇公在1916 年初，赶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起义。起义失败杨闇公逃往上海，1917年去日本入成城学校补习日语。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作为保路运动在广安的积极分子的邓小平生父邓绍昌先生，是张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团练局长。1917年12月四川成立靖国军，张澜请保路运动领导团队的秘书长彭健修，以去某县作县长相许挽留他，彭健修婉言谢绝。
　　吴玉章，在1917年2月从法国回国到北京，就开始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后选送的留法学生，很多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李大钊1913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5月回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王右木在日本结识李大钊，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神州学会”。王右木因与李大钊密切，1917年王右木也开始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1917年秋袁思尧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1917年发生俄国十月革命，是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后，列宁10月7日秘密返回彼得格勒，于1917年10月24日夜间到达斯莫尔尼宫亲自指挥起义，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俄国临时政府的革命。1917年12月20日，列宁提议组建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契卡）。马林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传到亚洲印尼后，连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的人。马林在1902年就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被派往荷属东印度群岛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14年发起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后改称印尼共产党）的。

　　2、1918年
　　邓小平1918年春进入广安中学第十班读书，成为彭健修和岳鹏程他们俩教过的学生。1918年3月杨廷虞参加吴玉章先生在重庆创办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邓绍昌受到排挤，团练局局长被撤换，张澜1918年在北京创办《晨报》，与李大钊就结下深厚友谊。1918年王右木从日本留学毕业回国不久，就开始也与张澜联系，并在1919年期间商量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事情。1918年李大钊在当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放飞的毛泽东，同时李大钊也类似放飞的张圣奘、张申府、张国焘。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每周评论》。
　　1918年1月15日苏俄通过了建立红军的法令。1918年3月，列宁领导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正式更名为俄国共产党。1918年8月30日，列宁遭恐怖分子枪击受重伤。1918年因荷属东印度总督视马林为眼中钉，而把马林驱逐出境。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委任袁焕仙为盐边县知事。1918 年杨闇公入日本士官学校攻读军事。

　　3、1919年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他们都只表面是同盟会员，实际也早在作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的准备。而1919年5月袁诗荛在成都高师组织学生投入五四运动，5月25日“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在成都成立，后改名“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张秀熟被选为理事长，袁诗荛被选为副理事长。1919 年杨闇公因声援国内“五？四”运动，组织留日中国学生和华侨集会，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示威，与毒打请愿群众的日本警察搏斗，被日拘留8个月。
　　早在1911年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在成都四川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和同时在成都优级师范读书的彭健修认识。与邓绍昌是同班同学的袁焕仙，又是彭健修的盐亭同乡、同学，因此他们常来常往视若兄弟。后来他们又一起参加张澜、蒲殿俊、罗纶等人发动的保路运动。1914年至1919年彭健修在广安中学任教，这期间邓小平考入该校就读。邓绍昌在1919年到1920年间多次寻找张澜、王右木。吴玉章指引出路。1919年夏王右木告诉邓绍昌重庆总商会的会长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邓绍昌毅然把15岁的邓小平送去读书。在张澜、吴玉章、王右木。彭健修等帮助下，1919年夏邓小平离开广安去重庆，就读旅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4、1920年
　　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作准备；有张圣奘、张申府和张国焘等参加。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代表维金斯基，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初次会面。李大钊告诉维金斯基已有“重庆组织”成立。1920年5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参加1920年9月1日至8日在巴库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自1920年起共产国际在俄国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和学校，为外国培养出一批革命者。而建立组织和成立学校所需的大批经费，自然由俄国联共提供。因为俄国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大教主等，多年在国内外掠夺的财富有的是珍宝，已由布尔什维克再从他们手中夺过来。
　　张国焘在1920-1921年同李大钊和马林的接触中，听到一点“重庆组织”的风声，但主要还是在1928年至1931年他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期间查到《重庆报告》中文原件，得知“重庆组织”部分成员名单的，其中就有王右木、旷继勋、刘仰高等人员。事情是盐亭的范仲纯为首等在保路运动之前的1910年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10年似乎得以见到曙光：1920年吴玉章与张澜商定在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召开成立“共产党”组织大会。
　　1920年王右木在成都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四川旬刊》，并代表成都地区共产党支部参加1920年3月12日重庆的共产党成立。在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他们也想通过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教授，去联系俄共和共产国际。杨闇公是1920年秋，才出狱后被迫回国返川的，他虽然没有赶上3月在重庆召开的共产党“重庆组织”的成立会议，但因事前与吴玉章、张澜和王右木等有约，并作为是在国外进行组织的负责人和有书面申请说明，大家也认可。杨闇公回来后，又补办完手续，并在给共产国际还没有送走的《重庆报告》补签了字。
　　在重庆1920年3月12日共产党成立，有近40位正式代表和一批候补成员组成，并研究要给共产国际写一份报告。1920年“重庆组织”的四位负责人，是吴玉章、张澜、王右木和杨闇公。王右木比张澜（1872-1955）小15岁，比吴玉章（1878-1966）小9岁，但比杨闇公（1898-1927）大11岁，是办马克思主义刊物的，文笔好。所以当张澜提醒有李大钊建议他们要给共产国际写报告的事情时，王右木自告奋勇愿意承担写《重庆报告》。1920年3月31日王右木写好的报告，经张澜、吴玉章等通过，但送到北京请李大钊转交共产国际时，维金斯基已离开中国。
　　在1920年3月前，袁诗荛经王右木、袁焕仙介绍加入“重庆组织”；张澜、王右木、吴玉章介绍邓绍昌加入“重庆组织”；彭健修在张澜的介绍下参加“重庆组织”；范蜀林经他哥哥范仲纯和何拔儒介绍加入“重庆组织”；旷继勋经吴玉章介绍参加“重庆组织”；经旷继勋介绍袁焕仙加入“重庆组织”；刘仰高经旷继勋介绍参加“重庆组织”等。陈独秀是1920年6月才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的。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其成员包括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施存统、李达、沈雁冰、林祖涵、沈泽民等。1920年12月王右木在成都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袁诗荛积极组织学联学生参加学习。

　　5、1921年
　　1921年1月王右木和袁诗荛共同创刊《新四川旬报》，王右木任编辑，袁诗荛任经理。同年袁诗荛在成都高师校毕业后，应张澜聘请到南充中学任教。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俩从1917年11月至1921年8月近3年时间，都在想尽办法收集列宁主义的材料，全力以赴共同研讨列宁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的比较。1921年6月3日马林到达上海，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来建党的正式代表的第一人，1921年6月底马林就上北京找李大钊研究建党。马林在北京与李大钊接上头，证实有“重庆组织”这回事。但马林坚持与李大钊商量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成立的“一大”和有关苏共经费援助的事。对于“重庆组织”解散的问题，当时“重庆组织”的负责人之一的吴玉章，恰好也在北京找李大钊研究“重庆组织”的发展。
　　吴玉章对马林说：“重庆组织”虽是在1920年才成立，但很多同志都有经过1911年保路运动和赞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十年考验，其成员已不仅限于四川范围。如旷继勋是贵州省思南县人，1911年就入川参加反对清政府的保路同志军。吴玉章还说：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应将是1920年8月才成立的“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合并。况且“重庆组织”去年3月成立前，就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等领导的外地组织共同组建，张澜、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仅是作为常委的提名，由大会表决通过才认定的。这也许是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去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之一。但当时马林否决了吴玉章传达的“重庆组织”的意见。马林说：他非常理解李大钊、陈独秀、吴玉章、张澜等中国同志希望独立自主地建党的愿望。“重庆组织”可以不参加上海成立大会，但如果“重庆组织”要想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就必须在1921年8月中旬仍在北京交换共产国际最后的意见。
　　1921年“上海组织”召开的“一大”情况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一栋楼房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后的一些会议。1921年8月2日下午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会议推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1921年中共建党后，李大钊是后来才任的二、三、四届中央委员。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才回到上海，一个月后遭法国巡捕房逮捕，经过马林出面活动，结果以马林出罚款了事。
　　重庆方面的情况是，1921年7月初“重庆组织”接到“上海组织”的邀请信后，7月中旬张澜从重庆坐船出发，但到了武汉之后，张澜却改坐火车到北京。1921年8月13日张澜与李大钊研究准备完善之后，与马林约谈。1921年8月25日张澜从北京-武汉-重庆原路赶回时，近40位正式代表已经在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的主持下讨论了几天。1921年8月31日举行了解散会议。而1921年6月列宁派马林来中国正式建党的消息，张澜、杨闇公、王佑木等从吴玉章那里得到带回的李大钊和马林的反映后，他们四人就立马研究，由王佑木在1920年3月31日那份原稿的基础上再进行修订。1921年7月23日王佑木完成中文报告的定稿，张澜1921年8月10日就带到了北京找李大钊研究。李大钊找到张圣奘完成俄文翻译稿后，8月14日就带张澜一起面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1921月8月14日马林在北京作出《重庆报告》能代转莫斯科的承诺，但建议“重庆组织”必须自行解散。1921年8月29日张澜回到重庆。。8月30日传达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后，“重庆组织”于31日正式解散。这之后王右木以个人名义申请参加“上海组织”的信转到上海和北京后，陈独秀、李大钊委托王右木在成都地区组织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任务。1921年7月袁诗荛在成都高师毕业，应张澜的邀请到南充女子中学任教。张澜则在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后，首次出任南充蚕丝校校长，开创了四川蚕丝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1921年冬王右木开始指导成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深入工厂开办工人夜校。袁诗荛被王佑木介绍入团。

　　6、1922年
　　1922年春，吴玉章在北京会见刚从苏联归国的王维舟，仍有组织共产党新党的想法。他与杨闇公等人在1922年为秘密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创办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1922年8月吴玉章到成都，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聘请“上海组织”共产党员恽代英来高师任教。这时杨闇公、刘伯承、廖划平与高师学生童庸生等，和吴玉章成了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1922年张圣奘到法国巴黎参加社会活动，经周恩来介绍与邓小平结为朋友。1922年2月王佑木在成都领导建立马克思学会和成都各校读书会，创办《人声》周刊，自兼社长和主笔，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新思想，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袁诗荛被聘为《人声》周刊撰稿人和推销员。6月王佑木参与领导发动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被推为请愿代表团总指挥，率各校师生千余人到四川省议会请愿取得胜利，但遭到学校当局的解聘。
　　中共“二大”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举行。1922年8月王右木到上海、广州，向党中央报告工作时，被正式吸收为中共党员，同时接受党中央在川建党的任务。10月王右木返回成都，仍到高等师范任教。他同校长吴玉章指导青年团员筹建平民教育社，发动学生、工人和市民举行大会声援开滦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10月“双十”节，川军第五师师长、南充城防司令何光烈组织官兵在南充举行纪念大会，袁诗荛以来宾身份在主席台发表演讲，揭露北洋军阀与四川军阀割据防区制，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罪行。10月王右木创建中共成都独立支部，任书记，直属党中央领导。正是在此时，经王右木介绍袁诗荛由团员转为党员，正式加入共产党党，而不是有些党史材料说的，袁诗荛是在1925年才在南充由团员转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同时王右木经请示团中央，10月15日在家中主持将1921年冬他指导成立的青年团，正式成立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被选为书记。

　　7、1923年
　　1923年1月经恽代英向团中央推荐成都团地委改选，王佑木改选为执行委员后，仍积极支持指导团地委新领导开展的各项工作。1月12日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接连发表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和策略作深入的阐述。1923年5月1日在王右木的领导下，成都成立劳工联合会，团地委钟善辅和刘亚雄当选为正副会长。1923年旷继勋升营长，为抗击吴佩孚侵川和四川“讨贼之役”，旷继勋部队曾划归曾在川军中任职的刘伯承指挥。因受王右木的《人声报》，以及《向导》等刊物影响，也在自己的队伍中传播革命理论。同时在刘伯承的指引下，旷继勋对马列主义真理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遭到张国焘、张申府等的反对。1923年11月王右木执行党的“三大”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任四川总支部宣传科副科长。7月王佑木被选为四川民权运动大同盟文书股主任。1923年1月12日马林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三号人物，10月调离中国。

　　8、1924年
　　1924年1月12日杨闇公与吴玉章等在成都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有20多人参加会议，选举吴玉章、杨闇公、刘仲容、张保初、廖划平、傅双无6人为负责人。5月1日杨森下令抓捕吴玉章、杨闇公。6月杨闇公前往上海，会见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恽代英，得知王右木已组建中共成都独立支部，返川后经王右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杨闇公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长，后任书记。1924年春王右木根据党组织决定，出任四川督办署《甲子日刊》主笔，宣传进步思想，动员群众。1924年夏王右木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贵州土城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牺牲。1924年4月袁诗荛在南充组织学生建立“读书会”、“学生联合会”和“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向学生推荐阅读党办的进步刊物《向导》、《中国青年》、《晨报》、《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书刊。1924年由维经斯基，接替被召回的马林在华指导的任务。

三：后记

　　80年代无意间的党史发现向组织汇报

　　笔者1970年在武汉读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工作。1981年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调回家乡盐亭县科协工作，后来当选县科协秘书长；盐亭县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人大代表；绵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盐亭县第十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0年代中期，笔者有一次到盐亭县图书馆借书，看到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其中的民间故事收集有盐亭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之一的申秋成和何登甲等，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斗争的故事。但奇怪的是，书出版后又用笔注明这类故事“作废”。问文化馆赵方铭馆长，他说是因书出版后，才有县上领导叫这样做的，原因是1935年3月被国民党杀害的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英勇牺牲的盐亭县地下党游击队员，是“叛徒”。但为了不把印好的书作废，只好另用笔注明“作废”。笔者感到与自己亲身经历的所闻，以及广大群众反映盐亭县1935年前是革命老区的事实，相差很大。

　　笔者出生在盐亭龙潭榉溪河畔的天垣乡，接近盐亭五龙乡龙潭、西山坪和九龙乡何拔儒家乡。1929年10月盐亭县乃至绵阳市农村第一个建立的村党支部──天垣乡申家沟村党支部成立，申秋成任书记。申秋成是何拔儒在天垣场讲学时，发现的有培养前途的农民学生，曾带他到盐亭县城边打工边读书，认识何拔儒教过的学生袁思尧、范弘先、李自靖等盐亭籍共产党员。如李自靖1928年5月在上海，还担任过地下党组织的上海罢工非常委员会总指挥。何拔儒1906年留学日本归国后，1907-1909年曾教过在成都高等师范读书的朱德。何拔儒1913-1917年应陈润霖、杨怀中之邀，到长沙教过在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

　　现在已出版的《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志》等书，表明解放后打成的“叛徒”案──1934年10月发生的“西山坪”事件，延伸到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的英勇就义，为“叛徒”。这种难于纠正，也给盐亭解放后60多年的革命和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使这个贫瘠的山区县，与周围县比较，至今难改变落后差距的面貌。原因何在？何登甲也是何拔儒教过的龙潭八角区的农民学生。因此何拔儒与申秋成和何登甲等龙潭游击队的一些骨干队员，有一定的联系，对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中央红军信仰特别强烈。

　　但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军委主席身份的汪克明来盐亭龙潭指挥后，何拔儒主动离开盐亭到外县教书。1934年10月23日是农历的9月15日，晚上“西山坪事件”发生1000多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被反动派包围。汪克明在包围外被抓，带到国民党29军军部。《中共盐亭县志》说他“坚贞不屈”，才没被杀。这已经是国民党第二次逮捕他。第一次是1934年5月，汪克明同与他自己提拔到身边的中共富村驿区委书记赵济舟一路，准备到盐亭龙潭指挥部，在盐亭城内“恒丰泰”绸缎铺联络站两人被捕。赵济舟供出汪克明是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军委主席身份，但汪克明能“逃回”盐亭龙潭指挥部，且没有向组织和龙潭游击队的骨干申秋成和何登甲等说明他的被捕情况。因此10月23日晚被重兵包围中的党团员，此时得知汪克明6月被捕情况后，就有人怀疑他已叛变，与敌人策划的这次埋伏。或即使他没有叛变，出这样大的事故，他作为核心领导至少也该负一点责任。所以临时组织研究的救营办法，是“工农前卫团”以装假愿集体被收编，为名作突围。

　　汪克明（1909-1984），有关书籍中说：汪克明四川宣汉人。1933年3月任中共三台中心县委书记、军委主席。1934年5月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逮捕，6月逃脱后又回到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继续领导中心县委工作。10月第二次被国民党逮捕，在狱坚贞不屈。1936夏登报脱党，被释放。解放后被安排在重庆柴油机厂、简阳拖拉机厂任职员，1984年逝世。问题是，盐亭革命老区从1925年至1935年十年间发展起来的革命成果，在1934年10发生的“西山坪”事件后遭到毁灭打击，汪克明却安然活下来，到1936年登报脱党了事。解放后李井泉等省委领导，没有向盐亭革命老区群众解释国民党为啥“愚蠢”到对坚贞不屈的中心县委书记、军委主席不杀，却大量砍头他下面的革命老区的党团员？为啥解放后对与汪克明相似脱党情况的革命老区的党员作肃反清查，但汪克明却被安排工作？

　　“西山坪”事件后遭到的毁灭打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盐亭革命老区地下党才开始恢复组织。而在遭毁灭性打击前，汪克明两次遭国民党逮捕，两次顺利活下来，解放后还得到很好照顾。这种奇迹，使盐亭革命老区龙潭地区亲身的很多人及其后人想不通，认为有人制造了盐亭革命老区的“千古奇冤”。理由是，汪克明1934年6月被捕逃回后，在盐亭龙潭革命老区实行极左的半夜蒙面去捆绑大户人家成员，收走钱粮的政策，虽得到一部人的拥护，但内部也有“工农前卫团”和贫农认为，打击大户人家、惩罚钱粮，应白天有理有据去执行，不然造成革命老区不必要的恐慌。二是三台中心县委搬迁龙潭革命老区，本身有不走盐亭县城的地下秘密的安全通道，路更近，但汪克明和赵济舟坚持走县城大路。三是来自通南巴根据地方向的汪克明，崇拜张国焘。他在通南巴红四军政治学校培训时，也受当时在红四军该校作领导的李井泉的重视。张国焘在通南巴根据地“肃反”，诬陷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的邝继勋，他拉拢同是江西老表的李井泉，得到支持，邝继勋惨遭秘密处死。李井泉只是在张国焘反对毛主席上，作过坚决斗争，功不可没。

　　事情的演变，是李井泉政委带着对汪克明的记忆1949年杀回四川后，从对汪克明的处理，看得出是欣赏汪克明的。应不应该弄清龙潭革命根据地1000多人的游击队的“叛徒案”的真假？应不应该还盐亭革命老区人民一个公道和清白？也许面对解放初主政四川的李井泉政委，大家都是一种困难的选择。因为在1931年至1935年大革命时期，在王明和共产国际的“左”倾大背景遥控指挥下，中共党内各个根据地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扩大化的“肃反”斗争。此时与解放初主政四川的省委书记李井泉和省委副书记的阎红彦，他们虽不在一起，却有相同的地方。例如，他们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但他们也清楚张国焘针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旷继勋、刘志丹等的“肃反”斗争。张国焘还把盐亭地下党及龙潭游击队革命武装，同已解散的“重庆组织”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行打击，他们是支持的吗？
　　由于文革后，李井泉书记仍担任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使得对解放后制造的1935年被国民党屠杀的龙潭革命老区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为“叛徒”案，难于纠正。现在对1935年前的十年间盐亭革命老区，辉煌革命活动事迹只是抽象的泛泛肯定；说到具体的代表人物，就只有袁诗尧、侯伯英这种盐亭人牺牲在外地的，并不在盐亭本土革命活动的优秀干部。而具体说到这期间，每个盐亭本土人直接参加盐亭地下斗争而牺牲的，如像何登甲、申秋成等干部和党员，除王光涵等极少数烈士在改革放开后才得到承认外，大多数不是叛徒，就是脱党。而且解放初追究这期间曾经参加地下斗争的党员，因上层的张国焘路线与斗争分歧，被暴露的下层盐亭本土的众多干部和党员遭杀或脱党，应该如何看待？
　　笔者1981年调回盐亭县科协后，就参加在遂宁县召开的绵阳地区科协推广在区乡建立农村科普协会的会议。当时盐亭县科协只有三人，其中一个小青年工作是作晚上放科普电影的。因此后来几年间，笔者几乎一个人在全县40多个区乡作建立农村科普协会的组织工作。县委机关抽人下区乡，推动土地责任承包制建工作队等，也是笔者代表县科协参加。所以笔者能在农村了解到改革开放后，盐亭革命老区人民盼望第二次能得到国家承认：1935年3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英勇就义，是“牺牲”的事实。他们第一次盼望，是刚解放的时候。
　　1980年代盐亭县党史办、县志办成立后，听说榉溪河龙潭地区群众，强烈要求建立龙潭革命历史纪念室，但建立了又撤销，撤销了又建立。因为龙潭子三台中心县委旧址、土地垭等教育基地革命遗迹保存，反复多次的结果，要突出汪克明的功劳，群众不服。此时笔者才知1935年龙潭革命老区真假有变。1935年盐亭本土300多曾参加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革命的人，被国民党大屠杀砍头，这种就义还遭遇被打成“叛徒”，哪里出了问题？笔者在县委机关工作，借这种条件曾找过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同志，了解申秋成和何登甲为“叛徒”之谜。刘泰焰说的来历法是：何登甲、申秋成等人1934年冬，在盐亭五龙乡石狗场西山坪，被敌人埋伏包围，逮捕“叛变”，因后又“反水”，才遭国民党追捕，演变成1935年的大屠杀。但这后，笔者偶然认识虞国政，他说法使事情变得复杂。
　　认识虞国政，是1980年代笔者所在的盐亭县科协的办公室，和盐亭县沼办的办公室挨在一起。虞国政与县沼办的刘远驰同志人很熟，他经常来刘远驰的办公室小坐一会。有一次刘远驰不在，笔者就把他请到科协的办公室小坐，给他倒开水喝。因为他像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很虚弱，杵着一根竹棍。这是1983年至1984年那一两年，虞国政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盐亭县委组织部和其他领导说事，或交申述辩解材料。在科协办公室，笔者问他是什么事？他说他叫虞国政，他的家就在盐亭城北高山庙山背后，回家翻山很累。他与刘远驰认识，路过就想到刘远驰的办公室坐一坐。虞国政还说，他曾是中共地下党盐亭早期的县委书记。1950年刚解放他在成都被人民政府逮捕，判了20多年刑，1979年才刑满回家。出狱后他听说有一个新政策，解放前作过共产党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不管什么错误，只要还没有被国民党、共产党所杀，能活到今天的，共产党念其做过一些党的工作，一律给予一些生活经费。他就是为这事在找县委组织部。笔者问他，成都解放时为什么还要逮捕他这个地下党早期的县委书记呢？他说1933年5月因在盐亭身份暴露，逃到重庆、成都去找党的组织，没有找到，就进了一家成都的国民党的兵工厂，在兵工厂仓库作保管。解放后，公安局说这家兵工厂仓库是国民党特务管理的，怀疑他是特务，而逮捕判刑的。
　　虞国政（1907-1996），盐亭县云溪镇龙江复兴村人。1925年考入盐亭县初中，受袁诗荛等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1929年3月经范弘先、侯伯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外他们还介绍了师范班申秋成等几个同学加入了党组织。1929年5月1日中共盐亭特支成立，范弘先任书记。范弘先奉调参加旷继勋领导的遂宁-蓬溪起义后，1930年2月虞国政任中共盐亭特支第二届书记。1933年汪克明任三台中心县委书记，虞国政被国民党清共会追捕，转移至重庆广益小学教书。1934年11月虞国政在重庆被国民党抓捕，未查出共产党嫌疑，关押半年后由校方取保释放，脱离了党组织。1935年秋虞国政到成都，在灌县21军四师十旅作上士文书。1936年国共合作抗日后，虞国政回盐亭在万安村教书。1949年初虞国政到成都一家兵工厂打工。1950年解放后，在成都被怀疑为国民党敌特人员逮捕。
　　1979年虞国政被释放回原籍，1983年至1984年开始到中共盐亭县委组织部，走上访之路，才没有得到被认定为是国民党特务和中共叛徒的结果。虞国政对1935年前中共盐亭地下党的一些本土干部，在解放后被打成“叛徒”，持怀疑；对汪克明是盐亭革命英雄，也持怀疑。听虞国政说他曾是地下党盐亭早期县委书记，而笔者1963年就在开始了解革命老区情况。以后在虞国政到县委组织部回来路过时，笔者遇见都要请他到科协的办公室坐。笔者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他也不愿意说。后来笔者知道是范弘先，而且是第一任中共地下党盐亭县委书记后，就问他范弘先还在不在？如果他1950年在成都被以“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是冤枉，为什么不找范弘先证明他曾是地下党县委书记，做过很多党的工作？
　　虞国政似乎有很多难言之隐。他绕开笔者的话题，说出的话，使笔者大为惊讶。他说：1950年后，他在成都被以“国民党特务”逮捕，判20多年刑，还算是救了他的命。如果他说出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像他那种情况，押送回盐亭，肯定当时会被枪毙。但等到几年后，公安局即使弄清他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的身份，就已经躲过了盐亭的枪毙期。因为1935年前参加共产党，以后不愿意继续坚持斗争而脱党或叛变活到解放的，当时都可能枪毙了。所以他也安心继续坐牢下去。据虞国政说，这种人，盐亭解放初被枪毙的，他知道的就有10多个。
　　现在已出版的《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志》等书，在对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下党人物介绍中，在解放初对活下来的1935年前参加共产党，被怀疑认定有问题的人，被镇压或坐牢的事情，不记载，原因大家都知道。盐亭龙潭革命老区1934年“西山坪事件”，本土的地下党和游击队的1000多人，不可能都是“叛徒”，还可以从王光涵烈士的身上看到。王光涵（1913-1935），盐亭天垣乡人。中共地下党交通员。1934年“西山坪事件”后，仍留守地方开展工作。
　　1935年春，敌伪29军田颂尧开始剿杀龙潭革命老区中共地下党。同年3月，王光涵被捕入狱。被押于盐亭永兴场地下室审讯，王光涵宁死不屈，被吊石块、压石板于身，脱光衣裤吊打，背火背篼。王光涵在押往县城路上，刽子手边走边煽火地押往盐亭伪县府大监二堂。王光涵在狱中，被施以“坐老虎凳”、“坐铁板凳”等酷刑，直到其全身皮开肉绽，筋骨完全断裂。他坚贞不屈，未出卖组织和同志。到1935年3月中旬仅三个多月，全县被国民党军学研究会驻盐办事处到清共会，抓捕关押的党团员、进步人士共400多人，被迫自首登记的1000多人，以共党分子、红军探子等罪名而遭迫害致残，以致杀害的有20多人。永泰乡的陈家井被无辜杀害的有15人。此时，盐亭县委、龙潭子和富村驿两个区委，县城和农村的16个党支部，包括县保安队中的一个士兵小组，全遭破坏。现在党史材料说，解放后，因为王光涵从事地下工作特殊隐蔽，其英雄事迹鲜为人知。实际上是解放初对活下来的1935年前“西山坪事件”暴露的共产党员，再抓捕镇压，很多烈士家属不愿惹麻烦，说真心话。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类似虞国政讲一下实情。1984年12月3日中共盐亭县委组织部，才得以确认王光涵为中共地下党员，这很难得。
　　1980年代笔者作为盐亭县人大代表，看到群众有反映，虽然不是当事人，觉得不应该把悬念留给盐亭的子子孙孙，需要和只能向组织汇报。由此，笔者曾向盐亭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龚荣忠同志，和分管党史办的县委副书记何开文同志，反映过对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被敌人屠杀于盐亭玉龙区塔泥坝和宗风寺两地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的“叛徒案”，有疑问的事情。龚荣忠主任说，这事你不要管。何开文书记也说，这事麻烦；解放初已有结论，要改也难。

　　90年代向老革命同志王剑清等请教
　　1992年10月笔者调离盐亭，到绵阳日报社工作。1998年6月首届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盐亭召开。王剑清在北京出面邀请并陪同中华炎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冯征将军和中华炎黄研究会顾问、83岁的胥光义将军等领导，亲临大会指导。王剑清（1922-1998），盐亭利和乡人，中共党员。1934年上龙潭中学。1938年奔赴革命延安，1939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先后在《晋察冀日报》、《冀东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作。作过天津市委宣传部处长、九三学社中央《红专》刊物副主编；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湘江文学》主编；河北省社科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王剑清的父亲王济钦（1868-1928），曾任潼川府中学堂校长、四川省咨询局议员、四川省议会议员。1911年王济钦与张澜、罗伦等人参加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任盐亭保路协会会长。1920年张澜介绍王济钦加入过“重庆组织”。王剑清在盐亭传为佳话的是，1959至1960年大跃进，李井泉书记主政的四川和西南局“浮夸风”严重，王剑清家乡的利和乡，是盐亭全县饿死人最多的乡之一。王剑清作为中央统战部官员到盐亭作调查，据原盐亭县党史办主任刘泰焰同志说，王剑清如实向绵阳地委、四川省委和中央反映了情况，引起国家的重视，才给盐亭拨来了一些救济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浮夸风”也很快到了纠正。
　　鉴于王剑清是1938年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走出的共产党女革命家。她读中学的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四抗”（抗丁、抗粮、抗债、抗捐）斗争，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广，她是清楚的；对其当时暴风骤雨似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有体验。如何全面准确地描述盐亭革命老区历史？王剑清是有发言权的经历者之一。笔者应邀和采访参加这次会议，能亲自向她请教“中共盐亭县志”中的难题，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笔者根据从童年到80年代在盐亭工作，亲身所见所闻盐亭党史中的难题是：1950年以后，李井泉书记主政四川，为维护活下来的汪克明一个人的正面形象，将被盐亭革命老区很多群众怀疑是真“叛徒”的汪克明的自辩说法，变成了制造盐亭革命老区在本土直接参加地下党辉煌革命活动事迹的大批牺牲的、像何登甲、申秋成等近千名的党员和干部划为的“叛徒”案；由于文革后，李井泉书记仍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使得“中共绵阳市志”和“中共盐亭县志”等对解放后制造的被敌人1935年屠杀的盐亭本土申秋成、何登甲和他们带领的那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为“叛徒”案，难于纠正。例如，虞国政没有归为“叛徒”，只是因为他活下来，能自己为自己不是“叛徒”辩护，政策才得到落实。
　　又如刘仰高（1893-1968），盐亭老县城人。1920年经吴玉章、旷继勋介绍参加“重庆组织”。1928年经范弘先、侯伯英介绍，才参加参加共产党。1929年受省委派遣，到遂宁组织武装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任副参谋长兼五团团长。1930年被派到上海中共中央主办的训练办学习，学习结束后，受命赴洪湖任红六军参谋长，参加了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开辟根据地斗争。1932年被中共四川省委派回盐亭从事地下活动，在盐亭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团成功谋取了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的职务，先后从地方输送200多党团员和专门人才到川陕区工作。1934年汪克明来盐亭后，刘仰高被排挤。1938年在成都被邓锡侯逮捕，刑期15年。1949年国民党发布大赦出狱，与中共党组织脱离。解放后也被关押过，1968年病卒于温江狱中。虞国政等为其说话，1985年中共四川省委才恢复刘仰高的党籍。
　　历史的真实是不可改的，虞国政说的话是真是假，笔者无法判断。但有一些，后来得到王剑清的证实。1998年王剑清老人回忆起1935年前那段革命老区历史，盐亭本土的群众和共产党人在本土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她像早有准备。她深情地说：“解放初，有些作法是过左了；我对自己家乡利河乡的情况，也知道一些。”她还说，她的两个参加过那时革命的侄儿，解放初也是被错杀的。可见她对李井泉书记的作法，也还是有意见的。解放初期李井泉追究1934年10月西山坪事件演变的1935年3月大屠杀的真相，认定汪克明指挥正确。而被敌人包围的龙潭地区的党团员、“工农前卫团”和农协会成员数百人，被定“叛徒”没有公开宣称。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后，盐亭本土的广大群众与上面的认识有差距。
　　王剑清毕竟是老革命，她听笔者的反映后，处理的方法是，把当时的盐亭县党史办刘泰焰主任亲自请到跟前，委托刘泰焰主任给中共四川省委写报告，谈追认盐亭为革命老区等问题。当时来参加海峡两岸嫘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还有退休的原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但王剑清同志没有直接找杨超书记谈。而是教刘泰焰主任出面，请杨超书记帮助解决“西山坪事件”遗留问题。但刘泰焰主任后来说，杨超书记也没办法。不得其果。王剑清同志会后回到北京，当年10月就在北京去世。
　　向盐亭革命老同志衡超伦主席请教，是原盐亭县汽车站党支部书记、盐亭天垣乡出生的何开明同志做的工作。绵阳市政协副主席衡超伦（1927-），盐亭县金孔镇人。1948年在南充读书时加入共产党。1949年6月经党组织指派回盐亭开展工作，7月组建起中共西充-盐亭边境特支，衡超伦任书记，发展党员30多人。从1950年起，衡超伦先后任盐亭县县长、中共遂宁地委常委、绵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绵阳市政协副主席兼绵阳市社科联主席。衡超伦同志是盐亭本土人解放后当盐亭县长的第一人；也是1935年申秋成、何登甲等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英勇就义，盐亭地下党被敌人破灭10多年后，衡超伦等才成为新成长起来的盐亭新一代的，在外地读书参加的共产党，再回盐亭县搞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之一。
　　解放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亲自到盐亭县处理地下党问题。衡超伦作为当时盐亭地下党的负责人，也被关押起来询问。当然，还关押有其他的盐亭地下党负责人。一是问他，盐亭发展的80多名共产党和外围组织成员，为何富裕家的人多，是穷人家的少？衡超伦作回答后，李井泉不认可，还说就连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都怀疑。衡超伦说出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和入党经过，以及拿出了证明材料。二是衡超伦向李井泉，谈他在盐亭发展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情况。但李井泉也不认可，逼急了，衡超伦还说，如果你不相信，有一次他们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还把那次开会参加的党员名单，写在纸上封存在一个瓦罐中，埋在一处地下的。
　　于是李井泉派人按衡超伦说的话，去找寻挖出这个瓦罐。但找寻到的这个瓦罐中，只有七八个的名字。李井泉就只认可这七八个人，才是盐亭县地下党的成员。其他人不算数，如要入党，必须重新申请，接受考验批准。可见李井泉是亲自处理解放前盐亭县地下党问题的最高负责人。衡超伦现在已90多岁，人还活在绵阳。
　　改革开后，笔者在盐亭县委机关工作，和盐亭县志办、党史办的领导和编写工作的老师都很熟，有的就是教过笔者的老师。笔者曾向他们中的人谈过自己的看法，有的领导回答说困难很大。一是编写工作的老师大多岁数大，出去到山区调查，当时很多地方不通汽车，下到山区调查不方便。二是单位办公经费也有限，条目是按计划编写。很多是利用编写工作老师自己的回忆和掌握的材料，写出初稿，大家再完善等。这难免不出差错。例如，盐亭天垣乡和玉龙镇接壤地区，农村申姓人家很多，密集分布在多处沟、坪、坝、湾。在该地区申姓同名甚至一个人的几个名字，在几个人身上同时出现相同的现象都有。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在天垣乡对应的三个人，就出现全同名的情况，编写党史的老师对此情况不是完整了解，写“申秋成”的事情就有混淆。笔者是天垣乡盘垭村申家湾旁出生的本地人，就认识我们村申家湾的申家成。他人长得高大，一脸麻子。刚解放划为地主，但夫妻二人没有孩子，财产也不多，主要类似“穷人中的豪强”，爱帮各阶层的人家评事。据说天垣场的修建，他都出面拉拢他帮打工过的大户人家，1955年他才死的。
　　1935年3月26日在高灯陪杀场，同一天又拉到天垣宗风寺被国民党砍头的共产党员申秋成（1904-1935），又名申家成、申信然，盐亭天垣乡申家沟的人。同一时期在天垣申家河坝还有一个叫申信然（1913-1942），又名申家成、申秋成的人，在龙潭读书时加入过共青团。据说这个申信然，1933年参加国民党别动队，抗日战争时期阵亡于江西的。申秋成和何增甲作为龙潭地下党游击队本土实际的领队人，是人还是鬼？为追踪，笔者发现《中共盐亭县志》等书中，记载天垣乡申秋成、申家成、申信然等三个名字相同的这两个人的历史，就有没分清弄混的。

　　21世纪向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笔者2005年从绵阳日报社退休，报社给退休职工每人订有三份报刊，除《绵阳日报》、《绵阳晚报》外，还有一份《晚霞报》。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发表的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和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等介绍，笔者就是从当时《晚霞报》转载的摘编中看到的。震惊之余，也唤起笔者的回忆。
　　1950年盐亭刚解放，笔者虽然才五岁，但看到大人们对共产党来了的高兴劲，我们孩子的劲头也来了，跟着翻身的穷人唱《解放区的天》，跳秧歌，打歌颂共产党的金钱板。由此也听到很多盐亭榉溪河畔龙潭地下党的故事和评论。例如，大人们说邻居的马幺婆，娘家的一个弟弟在盐亭读书参加共产党，1935年被敌人逮捕，用“背火背篼”的酷刑整得死去活来。后来家里虽然把他保释出来，但回家后不到一个月，还是死了。而且说马幺婆的丈夫，也因参加地下党，被敌人害死的。赞扬革命老区苦难中的辉煌多，也有翻身的穷人说，当时游击队晚上蒙面抄一些大户的家，做法恰当。但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大人们不再提早期参加共产党的事了。
　　但其中最令笔者童年难忘的是，大人说榉溪河畔九龙乡何拔儒老先生教过毛主席。事情的经过是1951年到1952年期间，一次从天垣乡村贫农协会中抽人到九龙乡抬滑竿把何拔儒送进盐亭县城，说毛主席要把他请到北京去。说此话是那些抬滑竿中有人听何拔儒亲口说的，还说何拔儒在重庆参加过共产党。由于那时正在土改运动中，笔者一次被母亲背到玉龙镇去看镇压反革命大会，一次就枪毙十多个人。所以大人说何拔儒的事都很小声，而且招呼旁听到的小孩子不能外传，怕是谣言，传开公安追究起来麻烦就不得了。80年代到90年代盐亭挖掘嫘祖传说，何拔儒被认定是20世纪盐亭最早的嫘祖发掘者之一。任启乔同志是绵阳日报社办公室主任，老家就和何拔儒与任望南是九龙乡一个地方的人。1952年任望南被盐亭县法院误以支持土匪暴动罪处决。1984年经绵阳地区中级法院查证不实，宣告无罪；四川省委统战部决定对任望南以爱国民主人士对待。笔者童年时听大人说，任望南当过西康省的省长。在与任启乔主任交谈此事时，他提到何拔儒的孙子或儿子中，也有在当时镇压反革命中被枪决的。
　　所以笔者看到《晚霞报》转载的“重庆组织”的消息后，笔者感到何拔儒之所以在1952年代泄漏“重庆组织”的星点往事，也许是因他认为没有遵守“重庆组织”解散时双方的约定：“重庆组织”成员不得泄漏成立之事；“上海组织”也不得因他们参加而有意追杀。但从张国焘1932年进川到1934年盐亭革命老区龙潭“西山坪”事件发生，暴露张国焘管控四川省委，有人在推行张国焘的追杀计划。
　　何拔儒是盐亭龙潭革命老区九龙乡人，盐亭本土他教的学生很多。任望南（1889-1952）、申秋成（1904-1935，天垣申家沟人）、何登甲（1907-1935，盐亭八角人）等，就曾是他的学生。何拔儒1952年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1955年去世。
　　任望南，盐亭九龙乡人，父亲早亡，家境清贫。受何拔儒的启蒙教育，1905年考入四川藏文专科学校。1909年毕业在藏区任教，受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熏陶工作出色，1912年起历任川边义敦县知事，麦科县知事；山东省代省长。1918年脱离北洋军阀，漫游欧美，深受孙中山革命和十月革命震动。1920年回籍省亲，经何拔儒介绍参加“重庆组织”。后又历任广东省财政厅委员；直隶省财政厅长，省长。曾受聘聚兴诚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总行协理，西宁实业公司贸易部经理；中央粮食部参事兼储运司司长；川康兴业公司业务部经理；甘肃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陕西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兼陕西省政府委员；江西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江西省民政厅长。1948年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直至成都解放，办清移交全部财产。1950年任望南因迎接解放，一度受川西行政公署表扬。1952年以“反革命罪”在盐亭处决。1984年经绵阳市中级法院认定宣告无罪。
　　笔者无意党史探索，也无意解开“重庆组织”这个迷？特别是1935年前盐亭革命老区地下党的当事人，在笔者1962年读高中有自学能力时，已无法找到。解放后“上海学”人们耳熟能详，而“重庆学”仅到2011年《重庆日报》、《光明日报》和《晚霞报》这次报道外，几乎是秘而不宣。解放前提“重庆组织”话题是噤若寒蝉。即使到1955年我国从苏联获得《重庆报告》的俄文翻译稿之后，至今也没有再从俄国档案中找回中文原件。今天公布的《重庆报告》的俄文翻译稿的再中文翻译稿，也仅是部分内容。《重庆日报》、《光明日报》提到专家的解读是：
　　俄文翻译稿这一珍贵文献，也许还有中文原稿，大约作于1920年报告“1920年3月12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从《重庆报告》看，这份报告是迄今所见到的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党组织。与其他中共早期组织比较，成立时间最早，尤其是在不依赖共产国际帮助的情况下，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在僻处西南的重庆，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该报告原存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馆，1956年俄文译稿由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档案馆将翻译的部分中文译稿，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审查。毛泽东作了批示，董必武认可了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年6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1921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了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到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出版，才对1921年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没有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而是使用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称法，并把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党组织，由过去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笔者对盐亭县党史无意识的涉及，起始于1962年上盐亭中学高中后，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该片也被认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影片，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反响强烈。笔者是盐中高65级的学生。盐中高65级班的班长，就是后来的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以及当过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同志。他的叔父杨作青先生，改革开放后是盐亭县医院的院长、盐亭县卫生局的局长。解放前杨作清读盐亭县文同中学，是彭健修的学生。解放初是彭健修引荐杨作清，参加的土改工作队工作。
　　彭健修（1884-1953），盐亭高灯镇人。1909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与朱德是同学。1911年因与张澜、蒲殿俊、罗纶友善，争川汉路潮中，彭健修任罗纶的团部书记。1914年经张澜推荐，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邓小平曾是他的学生。1920年经张澜、吴玉章介绍参加“重庆组织”。彭健修1941年解救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盐亭中学童军教官田多文。1952年彭健修作为政府各界会人民特邀代表，参加参观三台、蓬溪、射洪的土地改革时，不幸判处死缓。1953年释放归家逝世。改革开放后，杨作清对彭健修的亲笔评价是：“彭先生一生执教，虽有参政议政的历史，但绝非蒋家鹰犬。他以其高尚人品、进步思想、渊博知识，影响和教育了他的学生，在川北享有盛名”。
　　笔者和杨崇汇的家，当时都属于盐亭县三河乡。杨崇汇是从龙潭初中考入盐中的，他带领全班同学在每晚下自习后，他都要教唱《怒潮》这首主题歌。在他的鼓动下，笔者曾在假期收集1925-1935年间，梓江榉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准备写一本《梓江怒潮》的盐亭革命史。当时在梓江榉溪河畔玉龙地区乡间，走访一些老人的过程中，申秋成和何登甲的名字如雷贯耳，被说成是当时地下共产党、游击队最得力的领导人。
　　如玉龙镇申家沟有一位叫申光甫的老人，曾是申秋成在玉龙镇存古寺庙办的完小读书时的同学，说那时申秋成在班里就宣讲革命，是最活跃的人物；以后申秋成又在此教书。可以想象在1911年至1929年间，在盐亭存古学堂中，老师除了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盐亭传统的“龙盘虎踞”远古巴蜀盆塞海里的海洋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的嫘祖盘古丝绸经济带外，还增添了师生都可以听类似申秋成演讲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内容更多属于类似保路运动以来宣传的团结一切可团结的进步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类似的老式欧洲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联系不大，所以社会上反对的声音的并不大。但1964年传来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被停映，笔者也不提“梓江怒潮”的事了，而全心全意为升大学作努力。
　　1981年笔者从重庆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后，发现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关于盐亭龙潭革命老区的革命斗争故事被笔注为“作废”后，笔者不是盐亭1935年前革命斗争的当事人及后人，但也模糊地意识到个中原因。笔者1958-1961年在盐亭玉龙区中学读初中，盐亭县黄溪乡的胡佑德是全年级同学中一直成绩最好的一个，但毕业时却没能考起高中。后来笔者问他是怎么回事？胡佑德説，他大伯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脱过党；虽然解放前人早死了，但仍影响到他升学。胡佑德是改革开放后才直接从初中考起川北教育学院，毕业后当上玉龙中学高中教师的。1980年代盐亭本土1935年前革命斗争的当事人，在盐亭的差不多都作古了，向当事人的后代了解他们的情况，是唯一的办法。
　　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工农前卫团”游击队的队长何登甲，是盐亭八角人。一次笔者到盐亭县农业局，找办公室任元洪主任研究盐亭农学会稿件的工作，听任元洪主任说他是八角人，就问他知不知道1935年在高灯场被国民党砍头的八角人何登甲。任元洪主任才说：何登甲是他的姑父，1935年何登甲在高灯那次300多共产党人遭砍头遇害后，妻子跳堰塘自杀，8岁的儿子失踪。而1935年那次被国民党砍头300多共产党人中的天垣人申秋成，遇害后他的家人也被反动派全弄死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