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对比中美俄40年前的战略判断谁更精准？

噗鼾如雷 · 发表于: 2019-11-6 12:52:55

源自：上观

原文标题：张维为：超9成中国受访者认同本国正在崛起，英法仅有2成

　　导语：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如今，中国在多个方面已处于世界前列，这给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今天，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举行，中外智库专家学者、媒体人士以及有关方面的代表共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红利。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正在没落，其他地区开始崛起，世界秩序随之发生了改变，更加扁平化而不是垂直化。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如今，中国在多个方面已处于世界前列，这给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张维为列举了西方和中国在快速发展和对待全球化问题方面的一些不同。他说，西方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国则选择趋利避害，在追求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避免干涉他国政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种发展方式让人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张维为举了叙利亚、也门等国家的例子，指出全球化首先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哪怕有好的理由，也不应轻易干涉他国，否则极易造成糟糕的结果。
　　“因此，对于那些不愿意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中国不会强求，但中国这辆快速前进的列车也不会等你。”张维为说，去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有9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正在崛起，而英国法国这个数字只有20%出头，“这说明，当前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前途充满了自信。”
　　（题图源自：蒋迪雯摄）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王闲乐

清魂二畔 · 发表于: 2019-10-6 12:05:13

源自：海外网

原文标题：对话张维为：香港乱局让更多中国人了解了西方的虚伪

　　10月4日，香港政府订立“反蒙面法”，以阻止香港社会暴力情况愈演愈烈。该法案已经于10月5日凌晨生效。在生效前的最后几个小时，蒙面暴徒们又开始一轮疯狂打砸抢烧。
　　但对于他们，岛叔只想说，蚍蜉撼树，不自量力。
　　前些天，侠客岛碰到了前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并结合前段时间张教授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上的演讲内容，就香港问题做了一次对话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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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
　　1、侠客岛：我们知道您一直以来都特别关注香港问题，听说在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当天，您也参与了一场活动。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吧。
　　张维为：是的，1984年12月19日在联合声明签署的当天晚上，中国领导人为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举行欢迎晚宴。我当时作为英文翻译也应邀参加了这场很有意义的晚宴。
　　那晚我们这一桌的对话相当火爆。英国赫里斯先生对坐在边上的符浩部长说，英国人在香港没有获取任何利益，更像是一个保姆，帮别人把孩子带大后，再把这个孩子送还给他的生身父母。事实上，这也是当时西方媒体关于香港回归的一种主流叙述。
　　但符部长听后大为不乐，他回应称，你应该知道香港作为中国领土被外国人统治是我们的国耻啊。其中“国耻啊”这三个字说得非常重，同桌的人都听到了。
　　符部长接着说，难道你们英国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的利益还不多吗？更不要说贩卖鸦片给中国人的身体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符浩的直白论述让赫里斯先生有点下不了台，表情很尴尬。此时钟士元先生便出来圆场说，坦诚对话，坦诚对话，增进了解就好，大家干杯！干杯！钟士元先生是港英时期香港位阶最高的华人政治人物，职位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
　　在中英谈判的关键时期，他曾说，中英两国的谈判需要考虑港人的心情，香港应该作为第三方参加中英谈判，这实际上也是英方的意图。当时称为中英谈判桌上的“三脚凳”理论，试图在谈判中让英国增加对中方的压力。
　　但他这个观点被邓小平严厉批评。1984年6月23日，邓小平会见钟士元、邓莲如等一批香港知名人士，邓小平当着他们的面说，中英谈判没有“三脚凳”，只有两脚。邓小平也在这次谈话中首次提出港人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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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邓小平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资料图）
　　2、侠客岛：其实对中国和香港问题的偏见，在国际上也一直存在，而对于这场乱局的性质，目前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场乱局的性质？
　　张维为：这场暴乱让我想起了2014年9月香港“占中”爆发的时候，英国BBC记者电话采访我，口气里有一种英文叫hysteria的情绪，就是歇斯底里的兴奋，一场伟大的“颜色革命”爆发了，很快将传遍整个中国。
　　但我给他“当头一棒”，我说这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运动，失败概率100%。他问为什么？我说如果不影响香港的经济和民生，“占中”100年都没人在乎，但现在每天都在影响香港人民的生计，最后香港人民会起来制止它。
　　我想这个结论也大致符合这次香港乱局。
　　香港是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多少普通劳动者是计时工资、按日发薪的，这些乱港人士如此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影响了多少人的生计。违反了绝大多数香港人民的利益，还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这就是物极必反。
　　目前，中央政府的反制也非常给力，中央政府明确表示：如果香港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香港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动乱，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按照基本法规定，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
　　尽管敌对势力还会闹事，还想继续刷存在感，但我相信物极必反，“止暴制乱”是未来最主流的趋势。当然，这不是说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香港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我们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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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林郑月娥率团乘机抵达北京（来源：央视新闻）

3、侠客岛：就您的观察，香港这次的乱局，有哪些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总结和警醒？
　　张维为：这次风波，其实是“外部大气候”和“内部小气候”共同使然。
　　“大气候”就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从旁插手，挑起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出师不利、胜利无望，就想靠香港局势来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
　　更深的层面是，美国等“深层国家”长期布局香港，希望通过香港的“颜色革命”，蔓延到中国内地，当然这是非常愚蠢的。
　　“小气候”就是香港长达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的烙印，“一国两制”落实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足，特别是特区政府的弱势；以及司法、教育、传媒领域内的种种问题，住房、就业等严重的民生问题等等。
　　除了大、小气候之外，还有香港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即资本力量、社会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香港的特点是资本力量太大，特别是房地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使经济结构调整无法进行，造成住房难、就业难，许多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西方敌对势力和资本力量又故意将年轻人的怨气引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这场动乱暂时平息下去了，但“大气候”还在，“小气候”还在，社会结构问题还在，这三大类问题都存在，所以香港进入了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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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劏房”（来源：摄影师Benny Lam）

4、侠客岛：您说的“大气候”很有见地，并且这种长期存在的“大气候”，在这次的香港暴乱中暴露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双标”。
　　张维为：对，可以说，这场乱局使多数中国人实实在在地了解了西方制度的问题或虚伪。
　　先看所谓的新闻自由，为什么记者的相机总是对着警察，而不对着暴徒呢？这叫选择性失明，叫假新闻，做得也太明显了。
　　再看所谓的言论自由，为什么谷歌、脸书等社交网络成百上千地封号？他们如此害怕有良知的网民向世界展示香港乱局的真相，而让抹黑香港警察、歪曲事实的谣言大行其道。
　　三看香港的通识教育，是如何给年轻人洗脑的，甚至有不经事的孩子被洗脑成“废青”，真是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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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手持胡椒球发射器的港警瞄准暴徒，几十个港媒记者却将镜头对准了他（图源：港媒）
　　5、侠客岛：我们看到，在特区政府作出了一些行动和对话后，香港的局势有所缓和，但极端暴力仍未完全平息。前段时间，还有不少人担心，香港局势会影响到国庆氛围，但现在看，您觉得是这样吗？
　　张维为：情况恰恰相反，今年国庆的气氛格外浓烈，一个原因是，香港乱局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爱国主义凝聚力。
　　香港出现了一些麻烦，但我们现在回头看，会发现“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甚至变成大好事。”“港独”分子虽然人数不多，顶多两三千人，但其嚣张气焰给中国人上了一堂很好的爱国主义思政课。
　　中国年轻一代也几乎一夜之间成长起来，过去不懂得什么是颜色革命的人，一瞬间或多或少都懂了，过去不懂得什么是制度自信的人，一瞬间也或多或少都懂了。
　　大家明白，一个才700多万人口、经济比较发达的香港，可以被西方反华势力左右，可以瞬间走向大乱，如果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早就天下大乱了。
　　香港乱局使我们见证了中国内地年轻一代排山倒海的爱国热情。如果说西方敌对势力影响了几十万香港年轻人，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但他们也成功“教育”至少数亿中国年轻人，使他们更加爱国，更加认同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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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6、侠客岛：香港风波发展至今，关于如何止暴制乱，社会各界都形成了很好的讨论空间。在您看来，有哪些可能的“止乱之道”？
　　张维为：第一是谋定而后动。香港问题再大，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只是一个局部问题，何况还有“一国两制”的防火墙，可以有效地保证内地蓬勃发展的大局不受影响。
　　因而针对这一“局部”，我们要进行大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香港内部的香港外部的，智库内的智库外的，党内的党外的，内部的公开的，线上的线下的，经济、政治、法律、金融等方方面面的，都要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范围内，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做到谋定而后动，筑好底线堤坝，做好短、中、长期的规划部署，做好硬实力、软实力等各种准备，下好这盘“完整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大棋。
　　第二是要靠香港自身。在外来势力与“一国两制”的交锋中，香港自己是关键角色。
　　香港在经历这一切之后，方向上应取道于“集体成熟”（collective maturity），就是说让多数香港人意识到香港的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需要铲除“港独”的影响。特别是要全面反省司法、经济、媒体、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香港现在“隔三岔五”就出现一场乱局，实际上这和小孩子长大一样，经历磕磕碰碰后，要尽快成熟起来。如果迟迟无法实现集体成熟，我觉得内地再怎么帮助，恐怕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俗话说，“自助者天助之”啊！
　　第三，制度自信，才能化危为机。
　　我之前和朋友聊，建议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去香港做个大型讲座，谈谈深圳模式、中国模式、谈谈“第四次工业革命”、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谈谈什么叫做“深圳一个街道可以震撼整个美利坚合众国”。
　　中国内地崛起的过程中，从香港受益良多。过去深圳朋友对我说，改革遇到困难时，他们就开车到香港看看问问，然后结合深圳实际思考；今天香港遇到困难，也可以开车到深圳看一看、问一问，到上海我们也欢迎，然后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也许很多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有了。
　　在不少方面我们确实走在香港前面了。所以这次香港乱局对于中国内地来说，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机会，也是制度自信教育的很好机会。
　　总之，国家越强大，人民越自信，我们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成就会越大。
　　编辑：点苍居士、宇文雷格
　　聚焦香港局势

忧忧我 · 发表于: 2019-9-1 21:52:35

源自：央视

原文标题：热评 | 对话张维为：香港未来增长点还很多但首先自己要争气

　　两个多月以来，香港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学生受“反中乱港”势力的蛊惑教唆，冲在暴力示威的最前端，冲击香港法治，甚至喊出“港独”口号。本应展开美好前途的年轻人，竟然有如此的举动，既让人愤慨、痛心，又值得深刻警醒和反思。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接受《热评》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香港种种“遗留问题”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一些香港青年长期被亲西方的势力影响，无法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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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香港通识教育推行多年，市面上的所谓“教科书”被多次批评存在偏颇或错误内容。其课程内容、评核方式及存废等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一些学校的通识教育教材甚至会出现如下内容：攻击“一国两制”；美化非法“占中”；激化香港与内地矛盾；负面解读内地问题、或者直接丑化；介绍内地时引用过时的数据；引用典型的西方视角下关于中国话题的负面结论。
　　张维为认为，包括通识教育在内的各种问题是香港现在和未来必须要面对的内部问题。反对“港独”的香港人要站出来，要团结起来对抗“港独”，否则，最终受到影响与危害的，还是香港人自己。
　　张维为表示，就算“港独”分子再怎么闹，从整个中国大局、世界大局来说都只是很小的一块，成不了大气候。同时，中国这一代广大青年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这是今日中国不可小觑的软实力资产。
　　香港还有下一次机遇吗？香港的未来怎么走？张维为面对《热评》记者的提问，也给出了他的答案。

张维为：有反华势力参与香港教育熏陶出一批“废青”
　　问：香港已经回归22年了，为什么22年后，一些香港的年轻人成为了乱港甚至“港独”的先锋？
　　答：这和英国离开香港之前的一些布局安排是有关系的。他们以民主化名义，不断地加强反对势力，甚至把一些明显反对“一国两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势力，都选进了香港政府机制内，所以造成了很多问题。
　　其中最关键是教育，这一块的影响现在看是很明显的。当时董建华先生推出通识教育，本希望用统一的课本，但是最后没有落实，通识教育变成一个大纲，谁都可以拿自己的课本教。结果一大批反华的力量就利用这个机会。你看他们的教材，很多在骂中国内地。这样的舆论熏陶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很多人被熏陶成了这次暴力活动的先锋，也就是我们口中的“废青”。

张维为：香港暴力行为升级因违法成本太低但成不了气候
　　问：香港出现暴力行为升级，有人刺伤警察、更有人践踏五星红旗。该怎么看这种情况？
　　答：同样的暴力行为如果发生在法国、美国，警察早就开枪了。在美国，叫你举手马上举手，谁敢棍子朝警察打过去？这不可思议。但香港现在处于这样的情况，违法的成本非常低，即使被抓起来也很快放出来。
　　另外在舆论上，关键媒体控制在亲西方势力的手里。媒体的相机、录像机始终都对着警察。有张照片很有意思，上百个记者都对着一个拿枪的警察，而不对着警察瞄准的目标。这让我们了解了一些香港下三滥的、一塌糊涂的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个事件的。
　　这些都导致暴力示威很容易，但总体成不了气侯。因为香港经济将受到巨大的打击，接下来就是失业、工厂关闭，香港人自己的生活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所以香港必须要思考自己的问题──“港独”在全世界华人社区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唯独在香港还不是。这是香港人自己要注意的问题。你们虽然反对“港独”，但你们要团结起来斗争，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

张维为：香港今天的问题是资本力量太大
　　问：在您看来，目前香港地区，让年轻人走上街头去表达不满的，有什么现实的社会矛盾吗？
　　答：香港今天的问题就是资本力量太大，香港的资本力量主要是房地产资本和金融资本，而且这两个资本很大程度上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每当香港特区政府想推进住房改革，被资本力量控制的媒体就会跳出来炮轰。
　　比如，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当时推出了“八万五计划”，就每年建八万五千套房子，然后连续建十年。这计划一出来就被某些港媒以各种各样的原因炮轰，甚至发动一场舆论风暴。
　　梁振英先生任香港特首时也提出要推出类似公屋的住房计划，然后马上被各种各样的谣言攻击。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背后是有资本的力量兴风作浪，他们不愿意丢失利润空间。这就意味着房地产行业无法对多数香港人有利，那香港年轻人要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如何实现？
　　香港老百姓在住房上的困难是香港如今的社会现实之一。而敌对势力借着被操控的媒体，编些故事，就很容易把年轻人的怨气与愤怒转移到了特区政府。这就是一个大的背景，或者叫社会结构问题。

张维为：爱国主义精神大大凝聚这是正能量的软实力资产
　　问：面对“港独”分子的非法游行、示威，海外华人留学生自发组织起来，跟“港独”分子的很多行为话语都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您怎么看海外华人这种抱团、这种更紧密的团结？
　　答：“港独”侮辱我们的国徽国旗，极大伤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感情，包括海外华人、海外留学生。所以你看整个海外华人社团，任何地方只要出现“港独”，最后都变成了一个爱国主义最好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我们再看，因为香港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就算“港独”分子再怎么闹，从整个中国大局、世界大局来说都只是很小的一块。但同时，中国整个一代年轻人爱国主义激情也在体现，因为现在互联网传播都很快，所以坏事的另一面也有好事，我们发现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已大大凝聚，这是不得了的。这是正能量的软实力资产，是非常非常好的。

张维为：香港年轻人，需要经历“集体成熟”的过程
　　问：那其实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很多我们中国内地走出去的留学生，他们的爱国情节、对国家的认同感、进一步的团结。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就是一小部分香港年轻人，他们是一种不认同。您对这些香港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
　　答：这些香港年轻人不够了解中国内地，他们长期受亲西方的媒体的忽悠，所以无法了解真实，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是年轻人要经历一个过程。某种意义上说，我经常用一个英文词叫“集体成熟”（collective maturity），集体走向成熟，这个是真的。有时候你看着这些人成熟不起来，着急都没有用，他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些历练，需要不停地碰，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才悟得出真理来。

张维为：未来新的增长点还很多但首先香港自己要争气
　　问：下一个问题，您认为香港未来新的增长点会在哪儿？
　　答：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否则的话没有新的增长点。你比方说，背靠最大的投资市场、最大科技革命的前沿，哪一方面都可以成为香港的增长点对不对？这么多的机遇人家想要都要不到，对不对？
　　但是过去香港抓不住，老是资本力量控制，就是搞房地产、就是搞金融，还不停地希望内地给更多的礼包，更好的政策……不能老是等着靠要的，你自己要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否则原来这些优势也会逐步减少。这些优势坦率地说也是很宝贵的，但其他地方发展也很快，上海、深圳都很快。我们当然希望香港能够发展得好，但是首先香港自己要争气。

张维为：面对香港问题中央在几十年前就明确了底线
　　问：您以前做过邓小平先生的翻译，在目前的这个时机，您觉得该怎么样理解邓小平先生在1984年，在几十年前的那种表态和讲话？
　　答：你现在回头看，你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你读那些话你发现没有，好像就是今天在讲。当时邓小平明确说香港要驻军，就是防止出现动乱，甚至香港自己出现损害香港利益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包括基本法里面，我们有第十八条非常明确。所以现在想想是很有远见的，也就说我们是有底线思维的。

香港未来怎么走？
　　问：在您看来，香港这个问题会是一个长时间发酵的过程，还是说可能会逐渐平息？
　　答：大气候是西方势力，他们不时想制造一些麻烦，牵制中国崛起。那么这个过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大气候一直存在的。小气候就我讲香港内部的问题，去殖民化的教育没有做好，这是很大的问题，通识教育很多都是反华的教材；司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外籍的法官，不是真正为香港老百姓做事情；还有媒体，媒体被资本力量控制。在社会结构中，资本力量太大太大，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所以这个大气候、小气侯，加上社会结构，决定了香港现在进入多事之秋。那么我个人倒有一个看法，我觉得把这个看作是机会，把危变成机。
　　这个机是什么呢？一个是要明确地跟香港说，你自己要争气。你违反了底线，对不起我们坚决制裁，以后你的酒店也好、商店也好、商厦也好，只要支持“港独”我们就要制裁，非常明确。另外要坚持我们的道路自信。如果我们对港澳的政策、我们负责港澳事务，都有发自内心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你可以一览众山小，把这问题看得清清楚楚，该出牌就出牌，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聚焦香港局势

幻想式流浪 · 发表于: 2019-7-14 14:23:49

源自：观察者网

原文标题：很多留美学生都会问：该做中国梦还是美国梦？

　　一个同学站起来问我，说现在很多同学毕业后都想去美国留学，他们应该做美国梦还是做中国梦？我这样回答：你可以做美国梦，也可以做中国梦，但是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梦显然已经比美国梦更加精彩。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在7月7日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25期节目中，节目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比较了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差异，并指出，政治、资本和社会三种力量的总体平衡，应该是中国可以避免美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什么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中国梦”前景比“美国梦”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整理节目演讲部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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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为：
　　我记得大概是三年前，我在国内一所知名的学府做演讲。互动的时候，一个同学就站起来问我，说我们现在很多同学毕业后都想去美国留学，你觉得他们应该做美国梦呢还是做中国梦？我记得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以我自己的判断，你可以做美国梦，也可以做中国梦。但是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梦显然已经比美国梦更加精彩。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实际上中国梦也好，美国梦也好，我觉得在生活层面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美国梦最经典的一个表述，就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曾经讲过的：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多移民去美国的人也是怀着这样的梦想，用今天中国梦的表述方法就是，只要你努力，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在生活层面上，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差别似乎不是特别大。

美国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詹姆斯·亚当斯1931年写的《美国史诗》一书中 52d0-hzuhxyp2217586.jpg 保存到相册

　　那么，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差别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当讨论美国梦时，美国的主流精英一般都认为美国梦得以实现的背后是美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美国人自己界定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套制度安排。至于中国梦，我们现在表述也是非常明确的，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果要谈制度原因的话，我们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梦的最好的保障。
　　既然我刚才说了“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精彩”的这个结论，我就会用事实来说话。实际上，今天恐怕多数美国人都会认为，美国梦已经风光不再。2012年时，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被出卖的美国梦》（《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Dream》），当时引发轰动。作者是两位在美国有较大影响力的资深媒体人，一位是唐纳德·巴里特，另一位是詹姆斯·斯蒂尔。两人是长期做调查报道的搭档，曾两度获得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后来这本书的中文版也出版了，是我做的序。

唐纳德·L·巴里特（右）和詹姆斯·斯蒂尔（中）2012年9月出席新书宣传活动 5176-hzuhxyp2217813.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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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作者从个人角度出发，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梦风光不再。
　　首先，他们指出一个事实，以2000年1月100这样一个基数来计算的话，到2011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只有89.4，也就是说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十年间大概减一成。当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都知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有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里茨也说过，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美国曾经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100年前是这样的，但最近这20来年情况已经不再如此。
　　美国人的退休金也蒙受了巨大损失。过去20多年内，传统的美国退休金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被一个叫做“401（k）”的个人退休储蓄所替代。这个储蓄账户和传统退休金制度相比，公司的贡献大大减少，同时它的表现与公司股票挂钩，结果2008年来了一场金融危机，无数美国人的退休金大幅缩水，甚至被洗劫一空。所以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质疑：谁出卖了美国梦？他们的结论是，美国的政客、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富人、美国的大公司。他们认为这些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为了替富人减税，美国政府拿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给他们减税，他们可以创造企业，可以创造就业。但最终这一局面基本上没有出现。我之前讲过，资本的力量实在太大，使政府放松管制；结果短短二十几年，美国中产阶级整体在缩小，原本享受的很多利益都受到了损害。
　　所以我经常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3倍，年均增长率是8.5%。中国中产阶层规模从40年前的0到2018年的4亿，这些人都是有房产的，今天即便放到美国也都是中产阶级。但相比之下，同一时间段内，美国的情况是，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几十年没有增长。根据美国皮尤中心2018年发表的调查，美国普通工人的工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与1978年、也就是40年前相比，几乎持平。

2011年10月，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 f26b-hzuhxyp2218399.jpg 保存到相册

　　与美国梦一路下滑相比，中国梦明显出现了强劲上升的势头。
　　就我自己观察而言，如果光是谈物质生活的话，事实上多数中国人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一个中国人如果在过去20年内移民美国的话，今天回到家乡，他会强烈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也就是我说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
　　如果比较中等收入群体的资产，我们把移民海外的华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中国有投资的，包括置业，这是少数；还有一类是在中国没有投资的，那么恐怕后者中相当一部分比例的人回到国内都会属于弱势群体。今天有多少海外华人都在后悔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黄金时期。
　　坦率地说，谁都没有料到历史会这样发展，一个是超级大国，你看着它一步步走衰，一个是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速度、规模崛起，多数中国人的财富也增长得比较快。当然，我承认财富增长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有的甚至相当棘手，但我还是认为可以先肯定自己的成就，再来自信地解决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
　　可能还有一些人冲着美国梦准备移民美国，我总说千万不要阻拦他，估计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他，目送他离去──他要准备吃苦了。
　　这也使我想起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就职演说。这篇演说肯定是他精心准备的，如果你读懂了这篇演说，就能够理解特朗普后来采取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似乎难以理喻的政策。用中国人的话来概括他的就职演说，主要是这么几点：
　　第一，美国人民从今天开始站起来了。他原文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府转交给另一个政府，或者从一个政党转交给另外一个政党，而是将权力从华盛顿的权贵手中归还给人民。
　　多少中国国内公知天天在那宣扬美国民主制度代表了美国人民，突然发觉连美国总统自己都认为，到了2017年1月20号，也就是他演讲这一天，美国人民才站起来。当然是否真正站起来了，我很怀疑。
　　第二，消除贫困是当务之急。原话是这样的：在内城中生活的母子们深陷贫困，工厂铁锈斑斑好似墓碑，学校充斥着钱权交易，让年轻学子得不到应有的知识。犯罪、黑帮还有毒品已经夺取了太多的生命，盗走了太多未能发掘的天赋。这场对美国人民的屠杀将于此时此刻停止。
　　特朗普用的英文词叫“carnage”，这在英文里面很重的一个字，即“大屠杀”的意思。国内的一些公知把美国吹得天花乱坠，但看看美国总统是怎么描述的，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感想。其实，这是一个常识判断，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在缩小，美国内部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第三世界。
　　第三，美国的利益压倒一切。原话是：从今天起，只有美国第一！美国第一！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
　　要知道，都已经是21世纪了，世界各国利益早已密切联系在一起，但特朗普总统却决定搞保护主义、民族主义，这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比如对中美关系、对世界格局产生的负面影响。当时，场下的美国听众听到这番话后不停高呼“USA”“USA”。这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第四，空谈误国。总算有一个西方领导人公开点出了一个在中国人人都懂的道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其实，特朗普还是看出了美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但他开出的药方往往是错的，背后原因是美国整个制度的问题，包括决策水平江河日下。
　　第五，他号召美国人民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美国复兴的伟大美国梦而奋斗。我想，那些天天骂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公知一定要好好读一读特朗普的这篇就职演说，希望他们更多地关注美国人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已经给世界带来什么问题，以及将给世界带来什么问题。
　　毫无疑问，特朗普总统也意识到美国梦遇到了危机，所以我们有必要一起来探讨一下这种危机背后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是美国政治模式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政治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坦率地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了。

2017年1月，特朗普宣誓就职 02ab-hzuhxyp2218668.jpg 保存到相册

　　我想在此分享一个自己提出的分析框架，供大家参考。
　　美国人老说自己的“三权分立”制度特别好，实际上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三权分立”本质上都是属于或者局限在政治领域内，英文的政治领域叫“political domain”，即在这个领域内的三种权力。但实际上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左右了其他很多制度安排。所以，我总是强调，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现代性，一个21世纪的现代性的理想政治制度，应该远远超出美国这种所谓“三权分立”的范畴，超出政治本身的范畴；它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三者之间的某种平衡。如果这三种力量之间失衡的话，比如像美国这样资本力量独大，就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今天的眼光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模式。
　　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比方说，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权力背后还是资本力量在驾驭。现代社会需要在超出政治领域的范围内让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保持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间的矛盾会长期化，导致美国更大的危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和社会力量也都有了长足发展。我们也形成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一种平衡。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美这三种力量格局的情况。
　　在美国，相较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明显优势，并且已经充分组织起来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
　　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权。美国号称自己“新闻自由”，但美国主流媒体的大老板都是金融资本家，美国主流媒体帮助华尔街金融大鳄不知道忽悠了多少美国人和外国人，也难怪今天连特朗普总统都把美国主流媒体说成“fake news”“假新闻”。
　　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对资本力量还是有过某种限制的，甚至有法律这样规定：为了防止富人操纵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的捐款上限为2500美元。但过去这30年，大致从里根时代开始，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对公司和团体的竞选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主真的成了“钱主”。
　　那么中国呢，历史上就是政治力量总体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但政治力量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能够创造财富、展现效率。
　　历史证明，随着改革开放，资本力量的迸发，确实创造了财富增长的奇迹。但资本力量也带来了副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制约力量的话，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以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制约。我经常讲，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应该能够左右白宫的决策。而且这些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现象──资本无祖国，今天的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的愿望已经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通过互联网，他们最大的利润来源往往不是自己国家，而是其他国家或者全世界。这也是今天西方国家面临的新的制度困境，就是改革动力不足。
　　相比之下，虽然中国贫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国这三种力量的总体平衡，应该是中国可以避免美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什么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中国梦”前景比“美国梦”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些年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互联网迅速崛起，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公开和深入，这种讨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享受的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民粹主义的趋势和福利最大化的趋势，实际上也在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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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认为，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比方，最近我们看到比较强调建立更加公平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网上谣言的治理也比过去力度大了一些，但我希望力度更大。这说明我们政治力量是头脑清醒的。因为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长远利益，值得肯定。
　　当然，我们治国理政中还是要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还要努力把自己工作做得更好。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都按照现在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该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
　　范勇鹏：张老师刚才讲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也非常同意，就是要理解美国梦。资本力量就是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说起美国梦，实际上就是“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我认为，美国梦早已经是过去时。美国梦有特定含义，就是一个普通人通过辛勤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平等的机会变成功人士，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么美国梦是怎么来的？其实，它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条件。
　　比如地理优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到1870年代，美国的海军还没有智利强大，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需要承担安全成本。再有就是资源，大家知道中国从周朝就开始搞“三圃制”，就是说一块土地的肥力很快会耗尽，所以要分成三块轮流休耕，实行轮耕制。其实在西亚、北非地区，古代埃及、古代以色列这些地方都有这种制度。但美国直到1890年人口调查局才第一次宣布公地分配完毕，换句话说，全地球的人在3000年前已经将地力耗尽，而美国一直到清朝末年才刚刚将没有耕作过的土地分配完毕。
　　此外，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美元成为全球性的霸权货币，所以在这种非常特殊的条件下，产生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美国梦的黄金时期。这是一系列的不可能所带来的结果。即使现在的美国，也已不可能再有这样一次机会来构建所谓的“美国梦”神话。 ●

篮铯锝情调 · 发表于: 2019-6-5 08:49:18

源自：观察者网

原文标题：张维为：俄罗斯对美出手稳准狠，中俄战略合作意义非凡

　　[6月5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5月1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俄罗斯国际欧亚主义智库联合举办的中俄智库战略对话会议在莫斯科国家酒店举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理事长、张维为院长、李世默资深研究员、李波院长助理以及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北京大学教授曹和平、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国开行原总经济师王沅等参加了会议。中俄与会人士就多极世界新形势下的中俄战略关系、中俄经济、文化和数字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协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今年又逢中俄建交70周年，观察者网就中俄关系未来发展采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以下为采访全文：]
　　（采访、整理/观察者网小婷）

2019年4月26日，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图源来自IC Photo b907-hxyuaph4692700.jpg 保存到相册

　　问：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俄罗斯，对中俄关系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我认为中俄两个大国今天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中间力量。过去六年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不同的场合会面达30来次，这既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也体现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友谊，这种友谊大大推动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在当今世界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成为含金量高，战略价值最大的双边关系。我记得王毅外长曾说过：“只要中俄站在一起，世界就多一分和平，多一分安全，多一分稳定。”我们有理由相信，习主席的这次访问必将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民的福祉，推动国际格局朝着更加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

　　问：您本人刚刚访问了俄罗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中美俄三国关系牵动国际局势。目前俄罗斯面临美国制裁，中美又处于贸易战中，这些会如何影响中美俄三者的关系平衡？
　　答：这次在俄罗斯访问，我们和俄罗斯智库与媒体有很多互动。他们问我怎么看中美俄关系，我说，中俄两国的领导人都是非常成熟的政治领袖，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相比之下，美国今天的领导人不仅政治上不成熟，而且很多人都认为，他心智也不很成熟，给人感觉出尔反尔，毫无信誉可言，这正在加速美国的走衰。由于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俄罗斯的坚定支持，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很难产生大的效果。
　　俄罗斯曾经是超级大国，现在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怎么对付美国，它有自己的理念、办法和经验，该出手就出手，稳准狠，如它对叙利亚和委内瑞拉危机的处理，把美国弄得很狼狈，纸老虎面目暴露无疑。中俄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有卓有成效的合作，在国际形势如此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这种战略合作意义非凡。

　　问：俄罗斯人怎么看中国崛起？
　　答：总体比较积极，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希望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多去过中国的人，都表示中国变化之大之快不可思议，他们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关心中国是怎么成功的，关心中俄关系。从俄罗斯的主要民调来看，发展中俄合作和友谊在民间也得到广泛支持。
　　我们接受了俄罗斯卫星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德米特里·基西列夫（Dmitry Kiselev）的专访，回答了关于中美贸易战、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他说，感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充满自信的回答，看得出你们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也放心了。我们还会见了俄罗斯政府和智库的许多朋友，大家对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充满期待，对进一步加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抱有信心。

　　问：近日有消息传出，华为计划与俄罗斯扩大5G网络开发合作，已签署一系列协议。在中美贸易战美国封杀华为的背景下，该如何解读俄罗斯与华为合作的战略意义？中俄经贸合作的前景如何？
　　答：这次在莫斯科逗留了四天，几乎每天都会碰到华为的员工，在酒店，在餐厅，在街上都碰到过，都是工程男，很多都看“观察者网”，看《这就是中国》，所以我们谈话聊天很投机。毫无疑问，华为正在俄罗斯做大项目，这对华为、对中俄关系都是非常之好的事情。华为与俄罗斯的合作是整个中俄经贸与科技合作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美国蛮横封杀华为的时候，俄罗斯与华为加大合作力度表明：中俄双方的战略互信和技术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
　　从一个更大的背景看，中俄经贸关系这些年发展很快。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1070亿美元，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增幅达27%。中俄在能源、航空航天、基础设施等领域也有许多大项目的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开始对接，双方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合作也已经开始。中俄经贸合作的前景还有很大的潜力。由于中美贸易战，中国转而采购俄罗斯大豆，俄罗斯非常高兴，这也说明美国打贸易战的愚蠢，从此可能失去世界最大的大豆市场。

　　问：您讲中国模式时，经常会拿苏联做参照。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中国汲取了什么经验教训？
　　答：中国模式中很多东西都源自苏联，如“五年规划”、“民主集中制”等，但中国人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比方说，中国今天的“五年规划”不再是过去苏联计划经济下的“五年计划”，那是指令性的计划，甚至可以具体到一个企业每年生产多少双鞋子。中国今天的“五年规划”是指导性的规划，是宏观方向和战略导向，这是中国汲取苏联式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教训后逐步形成的。
　　同样，苏联的“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创造的，但后来变成了主要是集中，没有多少民主了，中国现在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化的决策程序，确保广泛的民主与有效的集中。中国今天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一般要经过上上下下，党内党外、智库内智库外，数百次各个层面的调研和协商，最后才做出决定的，所以总体质量比较高。今天和俄罗斯朋友谈这些话题，他们不少人感慨万千。

　　问：他们最感慨的往往是什么？
　　答：我记得一次在饭桌上，我谈到中国评价一个领袖人物时经常使用“三七开”这个概念，没想到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俄罗斯朋友你一言我一语，说“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个传统呢？要么好，要么坏，俄罗斯文化有走极端化的倾向，所以整个国家的命运一直起伏动荡，否定一个人，否定一个制度，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就像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一起倒掉一样”。
　　一位俄罗斯政治人物对我们说，他起初是非常支持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的，“当时以为我们就要进入天堂了，没想到后来我们进入了地狱”。中国崛起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引起了很多俄罗斯人对自己走过道路的反思。
　　中国文化中，凡事讲个度，过犹不及，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大智慧。另外，中国人长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汲取别人的教训，这也是中国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我跟俄罗斯朋友说，邓小平1926年在苏联留学，当时列宁已经去世，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结束，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机制并存有切身感受，他生前多次肯定列宁所做的这些探索，他在中国推动改革开放，也受到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启发。俄罗斯朋友说，看来我们中国朋友对苏联历史的研究比我们还深刻，这也是他们的感慨。

qwer222 · 发表于: 2018-10-17 20:48:00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张维为哈佛演讲：驱散中美关系上空的乌云

　　当地时间10月15日下午，“中国经济发展与中美关系”论坛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办，得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支持。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哈佛大学教授欧威廉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本文为张维为教授的演讲。

张维为教授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KIbf-hmhafis2700914.jpg 保存到相册

和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发生贸易摩擦，是不可能胜出的
　　非常高兴能够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举行这么一个国际论坛。感谢各位尊贵的来宾和知名学者，你们的到来使这个论坛满堂生辉。
　　40多年前的1976年1月，《时代周刊》首次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刊登出来，同时还在他的图像边上用大幅字体提了一个问题：“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China：Friend or Foe？）这表明当时的美国，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在毛泽东主席身患重病时，对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充满了不确定。但40多年过去了，许多美国人今天似乎还在问这个问题：“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

《时代周刊》首次把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 j4n_-hmhafis2701108.jpg 保存到相册

　　40年过去了，很多美国人还在提这个问题：“中国：朋友还是敌人”最近，不少美国朋友和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都在说：现在美国社会的主流对中国越来越消极，甚至敌视，许多平时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也不敢出来说话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先生最近的讲话给人感觉中国已经是“敌人”了，甚至是很恐怖的敌人，他认为中国正在干预美国内政，甚至“要换一个美国总统”。其实这是很多美国人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哈佛人的想法。（全场笑）
　　我本人倒是希望这些都是“假新闻”，毕竟40年间，中美的各种交流增加了上百倍：以双方的贸易为例，2017年的中美贸易额是1979年的233倍。双方的人员交流也从无到有，今天每天都有14000人来往于中美之间，每17分钟有一架飞机飞往对方国家。当然由于特朗普总统发动了不明智的中美贸易摩擦，刚刚过去的中国国庆“黄金周”，中国访美游客数量下降了40%多。
　　这里我要补充一句。中国今年的国内消费规模近6万亿美元，这还是按照美元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消费市场更大。换言之，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发生贸易摩擦，是不可能胜出的。
　　我也知道有些人对中美关系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关心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在许多与中国交流多的州和市，从官员到企业界都对中国非常友好。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也表明，尽管特朗普总统挑起了中美贸易战，但多数美国在华企业继续看好中国，其中三分之一计划进一步增加在华投资。
　　究竟哪种观点是主流，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会儿。即使是悲观观点暂时占据主流，我们也不必过度悲观，毕竟英文中有个富有哲理的说法：Thing may have to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better（情况只有变坏之后才可能变好），中国人也有个同样意思的表述，叫“好事多磨”。这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只有不断地克服问题和矛盾，我们才能达到知己知彼、合作共赢。这也使我们这次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交流变得格外富有意义。
　　我们需要直面问题，坦诚沟通，唯有这样才有利于尽快驱散中美关系上空的乌云，使我们双边关系走上比较健康发展的道路。所以我将坦诚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也愿意回答大家的任何提问。我强调“任何提问”，没有禁忌。

美国对中国三个认知误区背后的思维逻辑是你输我赢、零和游戏
　　我想谈谈美国对中国的三个认知误区：
　　认知误区之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冲突乃至战争难以避免。
　　认知误区之二：中国要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
　　认知误区之三：中国奉行扩张主义。
　　限于时间，我不准备详细论述每一种误解，而是希望揭示这些误读背后的文化逻辑，从而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对这些误读进行解构。
　　让我们还是回到“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恕我直言，这个问题背后是比较典型的西方式或者说美式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的最大特点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你赢我输、零和游戏。
　　同样逻辑的论述还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所说的：“要么与我们在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With us or against us）；还有特朗普总统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假设：中国贸易顺差，便是中国得了好处，美国吃了大亏。
　　依我个人之见，远比这两位政客更加睿智的两位哈佛教授似乎也没有摆脱同样的逻辑，我指的是萨缪尔亨廷顿教授，他多年前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还有格雷厄姆埃利森教授，他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尽管埃利森教授的本意是力求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爆发冲突。我认为这两种观点背后的逻辑还是零和游戏、你赢我输，是一方崛起必然要以另一方衰败为代价。
　　中国有着历史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似乎比欧洲的更加包容和淡定。我们一直认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完全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双赢多赢。
　　如果以中国政治文化的视角来提出问题，我们可能不是问“这个国家是朋友还是敌人”而是问“这个国家是朋友，还是将要成为朋友（a friend or potential friend？）”。
　　换言之，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特别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政治传统中，所有国家都是现在的朋友或者未来的朋友，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政治制度划线。即使某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与中国的关系困难重重，但我们坚信，最终我们可以创造条件化敌为友。中国今天外交政策的最大特征，我个人认为，就是与所有国家打交道，力争与所有国家都成为朋友和伙伴。
　　透过“朋友还是敌人”和“朋友还是将要成为朋友”这些字面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别，特别是宗教传统的差别。
　　欧洲历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战争，不同的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不同的教派之间都打过无数的仗。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但鲜有宗教战争。这种巨大差别很大程度上，我个人认为，与西方一神教传统有关。一神教传统往往意味着：你和我的信仰不一样，你就是异教徒，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乃至邪恶的，我必须把你变得与我一样，否则你就是我的敌人。
　　相比之下，中国宗教传统本质上是包容与综合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儒释道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局面，使中国成功避免了长期宗教战争的煎熬，这大概也是中国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年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欧洲启蒙思想家面对政教合一、宗教战争频发的欧洲，都高度羡慕和赞扬中国这种他们称之为“自然宗教”的传统，也就是切近自然、非政治化、非零和游戏的伟大传统。
　　当然中国宗教传统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所以中国政教分离的传统源远流长，我们对此感到自豪。
　　正因为如此，如果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会发现埃利森教授所举出的16个案例几乎都是笃信西方政治文化中非此即彼、零和游戏的国家。这种情况拿到今天来比喻中国这样一个不相信零和游戏的国家是没有说服力的。换言之“修昔底德陷阱”（认知误区之一）显然不适用于中国。
　　同样，中国也没有传教士的传统，中国从来不想改别人家的信仰或者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如果说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把眼光投向中国模式，那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都尝试了西方模式而失败了，甚至是非常惨痛的失败，所以他们想从中国经验中获得启发，这是发展经验的交流，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于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有益的。总之，中国要推销自己的模式的认知（认知误区之二）也是难以成立的。
　　我还要指出，埃利森教授的16个案例中所有发动战争的国家都是迷信军事征服的国家。这也是中西方政治历史的一个重大差别。
　　欧洲历史上的帝国基本上都是军事帝国，武力征服他国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欧洲帝国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殖民战争，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才痛定思痛，走上了和平整合的道路。
　　中国没有西方军国主义的传统。郑和十五世纪上半叶下西洋的时候，他主力舰的排水量百倍于80来年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圣玛利亚”号，但中国没有对他国殖民。中国是一个修建长城的民族，长城是防御系统，不是进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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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政治文化差别在中美两国对战争的态度中也显示得很清楚。
　　1890年前后，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就发动了美西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古巴等西班牙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国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中国也许可以在24小时内收复所有被邻国占领的南海岛礁，但中国没有这样做，而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我们还可以追溯到1964年刚开始拥有核武器之时，中国就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如果今天所有核武器国家都能这样做，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就可以免除核战争的恐惧了。
　　美国媒体把这样的中国说成是好战，显然是荒谬的。中国只是从自己近代史上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西方入侵中，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会任人宰割，所以才开始了追求民族复兴和强大国防的目标，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国防能力很有信心，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总之，中国奉行扩张主义的观点（认知误区之三）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这使我想到了大约一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访，当时西方世界刚刚经历了惨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对西方文化崇尚暴力的传统进行了深刻反省，对中国崇尚和平的传统给予高度赞扬。但当时中国许多知识界人士由于国家被西方列强一次一次打败，丧失了必要的文化自信。罗素则富有远见地指出，终有一天，当中国人拥有足够自卫能力之际，中国人崇尚和平的文化将造福整个世界。
　　我个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今天的情况。中国通过自己数十年的不懈奋斗，经济上发展起来了，获得了充分的自卫能力，但中国不侵略他国，当然也不允许他国侵略中国。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全世界推动和平与发展，包括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主张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其做出一种愚蠢的冷战的选择，不如做出明智百倍的合作共赢的选择
　　我们正处在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的选择将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美国有一种力量想把中美关系拉入冷战。这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利益。我记得约瑟夫奈教授在探讨软实力的时候曾说过，宣布中国为敌人，中国就可能成为你的敌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我们都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我们今天聚集在哈佛大学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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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为教授和约瑟夫·奈教授回答现场听众提问关键是与其做出一种愚蠢的冷战的选择，不如做出明智百倍的合作共赢的选择，使中美两国尽早摆脱阴影，走上合作共赢的道路。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双方的利益已经十分密切地捆绑在一起，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方面对于这种选择没有任何困难，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有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基因。实际上美国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也曾经展示过这样的包容的文化。美国国父之一富兰克林就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中国儒家的著作，他认为人类“需要通过孔子的道德哲学达到智慧的完美顶点”（Confucius’moral philosophy was“the gate through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pass to arrive at the sublimest wisdom”）。托马斯杰弗逊、约翰亚当斯、托马斯佩恩等美国奠基人都从儒家学说汲取了大量的智慧。
　　同样，中国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也从美国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和智慧，我们一直在向美国学习，现在还在向美国学习，今后还要向美国学习。但这样做不是照搬美国模式，照搬别人的模式从来都不会成功，而且在座的美国朋友也会同意美国模式本身存有不少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眼光是超越美国模式的。我们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和探索，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其中不少内容，我个人认为，值得美国朋友研究乃至借鉴，特别是和而不同与合作共赢的经验。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知中国，我们不是乞求美国这样做，我们永远不会乞求美国这样做，而是认为这样做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我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过，如果我们这么苦口婆心地向你们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中国，你们还是不愿意客观地理解中国，那我们真没办法了，我们其实也不在乎，我们就让你们继续在黑暗中徘徊吧（we could leave you in darkness），最后后悔的将是你们，不是我们。
　　世界历史已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要防止任何把中美关系推向冷战的努力。冷战是基于一种恐怖平衡，即所谓的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互相确信的毁灭）。这种选择会产生对双方和对世界都极为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罗素先生所说的“发疯”。
　　而我们今天完全可以选择比MAD好百倍的MAP（互相确信的繁荣mutually assured prosperity），这种选择将给中美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和繁荣。如果我们还能更为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那我们两国的关系就会发展得更好更顺利。
　　最后，再次感谢这个机会，使我能直接在哈佛大学的讲坛上，在介绍中国文化传统和讨论中美关系的同时，还对三位有全球影响力的哈佛教授的论述提出了自己坦诚的看法。也希望我今天的这个演讲不会被解释成“干涉美国内政”。谢谢大家！（全场笑，热烈鼓掌）
　　四位专家哈佛大学共论“中国经济发展与中美关系”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5-5-30 11:47:01

源自：观察者网

　　【5月27日，2015年美国书展“全球市场论坛”中国主宾国活动在纽约贾维茨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在活动当天举办了其最新著作《中国超越》英文版新书发布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祝学军出席了此次发布会。此外，新书发布会还邀请了美国国际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罗伯特·库恩，美国the Globalist网站主编斯蒂芬·里赫特作为嘉宾，对张维为教授的“中国三部曲”著作的海外影响力进行分析和讨论。发布会由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电视主持人、制片人潘小瓅主持。本文为张维为教授在发布会上的演讲全文及问答环节实录，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独家首发。】
　　今天我高兴地在这里推出自己新著《中国超越》的英文版。今天正好是5月27日，是我的学校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的日子。“复旦”两字选自两千多年前的《尚书大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表示了中国人自强不息，振兴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念和理想。这与本书的主题一致。本书力求把中国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中国的制度安排及其意义，中国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等内容，尽可能客观完整地介绍给外部世界。
　　中国迅速崛起的三十多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模式形成的三十多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还在完善之中，但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这种成功的最好表现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中国多数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中国多数民众对国家前途的普遍乐观。

张维为教授发表演讲
　　在高度国际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含有中国五千年连续文明的传统基因、中国社会主义红色传统的基因，以及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它文明的合理元素。正因为中国模式是这种“三合一”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模式是一种超越。具体来讲，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中，中国模式都展现了这一特性。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它是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它是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混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混合。虽然这个模式还有很多改进余地，但从中国于1994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的20来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高，这种提高的速度和规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仅此一点，中国模式就值得肯定，当然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
　　在社会领域，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社会与政府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这种大规模的互动，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西方“社会与政府对立”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互动模式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使政府能够对社会的呼声作出更直接、更有效的反应。西方问责制仅限于四、五年一次的定期选举，现在看来这种问责制，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已难以满足人民对良政善治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

《中国超越》英文版封面
　　在政治领域，中国模式也可以被概括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这对于仅仅依赖选举的西方模式也是一种超越。这个模式的总体效果可圈可点。中国今天最高执政团队的素质和能力明显高于大众选举产生的政客。中国政治模式还包括了“新型民主集中制”。任何一个重要的决定往往都要经过上上下下的广泛磋商，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所以中国多数决策能够反映中国的民心所向和主流共识。
　　本书还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出发，论述了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中国模式尽管还有其不足，但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所达到的总体平衡，现在看来确实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
　　尽管中国模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中国无意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因为中国没有西方传教士的传统，也没有推销自己意识形态的疯狂。此外，别的国家要照搬中国传统也确有难处，因为中国模式背后是中国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比方说，中国选贤任能的传统、民本主义的传统、比较中性和强势政府的传统都源远流长。另外，新中国是通过长达22年武装斗争建立的，1949年之后与美国又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冲突，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人捍卫自己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中国这种独立性和坚定性是一般国家难以企及的，也是中国今天成功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中国无意向外推销自己的模式，然而，一个模式一旦较为成功，别人往往就会主动地向你学习，这种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模式已经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迪：
　　首先，中国道路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来探索发展道路。
　　其次，中国模式中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渐进改革、先试验后推广、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等等，对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第三，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模式的成功可能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政治话语范式的变化：由西方主导的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将会越来越转向更为中性客观的“良政还是劣政”模式。“良政”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
　　说到底，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是中国人为人类集体智慧做出的贡献。今天这个世界面临许多挑战，如消除贫困、反对恐怖主义、克服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何防止文明冲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人类的共同智慧，包括中国人的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超越》英文版的出版，也许将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可以做出的贡献。我相信中国人今天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将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张维为教授在《中国超越》英文版发布会互动环节的问答
　　问：中国成功的前提是经济表现比较好，如果经济形势恶化，中国模式还能成立吗？
　　答：中国模式是在高度开放和国际竞争环境中形成的。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宏观环境不那么好的时候，往往也正是中国模式展现自己特色的时候。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祸及中国，但中国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应对措施，结果证明这场危机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展示舞台。中国当时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住房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组合拳，回头看，这些政策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奠定了中国今天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模式下，所有的危机往往都是中国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问：社会主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中国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与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两者能够兼容吗？
　　答：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注重民生和平等，这意味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比较吻合。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如“温饱”、“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都可以在儒家文化中找到基因，如孔子讲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固守传统，而是融入世界，参与竞争，汲取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不盲从，不失去自我，最终目标是把中国建成成一个真正富裕、强大、公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问：其他国家可以民主化，实行多党制，为什么中国不行？
　　答：我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正好回答了您这个问题。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著名的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利亚问我：“你们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我的回答很直白，“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过去20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包括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竞争”。中国在消除贫困、创造中产阶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等方面的成绩，确实超过了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综合，也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的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

　　问：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界的信息越来越了解，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移民，中国模式还能持续吗？
　　答：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人总体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要明显超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中国每年出境的人数已经是1亿人次以上，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属于您说的中产阶层，但他们99.999%出去后都回来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大家见多识广，不害怕国际比较了，就像上海不害怕和纽约比较一样。关于移民，我们一年还不到20万，实在是太少太少了，甚至少于波兰，我看中国移民再增加十倍也没有问题。

　　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威权主义模式？
　　答：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威权主义模式也是很不准确的，背后还是“历史终结伦”的逻辑，也就是通过所谓的“威权主义”模式最终过渡到西方民主模式。我在书中反复讲一个观点：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不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而是“历史终结的终结”的逻辑，文明型国家逻辑是：今天中国正在重新展现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的一些特点，我演讲中提到的“选贤任能”、“混合经济”“互动社会”等，都融合了中国传统基因、社会主义基因和西方元素，所以它对西方模式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超越。2011年我与福山先生辩论时就讲过，西方今天的政治模式最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西方模式有其难以克服的一些基因缺陷，如理性人的假设和权利绝对化的问题，今天所有的西方国家几乎都陷入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如果你们真感觉你们这个模式好，请你们一定坚持下去，我们不奉陪了。一个过去20多年中，多数人实际收入不增反减的模式，最好还是反省一下自己。其实，美国政治模式到1965年才真正形成，中国模式从1978年开始形成的，大家都是新生事物，两个模式可以继续竞争，我个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答：如果真正的言论自由就是美国模式下的言论自由，那就麻烦了。奥巴马上台的时候说“变革”，结果美国变革了吗？我每年都来美国，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变革，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会非常担心这种情况。美国政客的言论非常自由，但有几个人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言论自由与不兑现自己的承诺相结合，这种言论自由模式还不需要反思吗？中国是政治家治国，领导人一诺千金，说了话就要兑现。中国文化中很少把一个概念绝对化，包括言论自由，中国人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的。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应该比美国多得多，美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社会，谈话中的禁忌太多了，几乎谈什么话题都有禁忌，一个强调政治正确的社会怎么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呢？你真相信美国有言论自由吗？今天时间有限，否则我很愿意和你把这个话题好好聊下去。比方说，在美国说中国好，就是政治不正确，所以说中国好需要很大勇气的。只要看美国媒体对中国的主流叙述，你就可以发现美国言论自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是难于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看待自己，看待外部世界的，如果美国不能正视自己言论自由模式中的这些缺陷，美国走衰的过程估计还会加快。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5-3-6 01:07:00

源自：观察者网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模式研究 U11347P1T1D31573609F21DT20150306005037.jpg 保存到相册

　　【观察者按：2015两会前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成了媒体热点。在“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提出这一战略布局，无疑具有深远意义。那么，“四个全面”是如何提出的，它和以往的“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正在召开的两会，和西方议会制度相比有何优越性？在开往北京的高铁上，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回答了观察者网的这些问题。】

　　问：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是基于中国目前怎样的国情？从习近平主政到如今提出“四个全面”，这个理论的形成有什么样的过程，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有什么样的关联？
　　答：中国人经过长达一个半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60多年的发奋图强和改革开放，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重返世之巅的梦想离实现的距离，已不那么遥远了，有人甚至说已经近在咫尺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阶段。但离成功越近，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复杂甚至尖锐，所以我们要进行统筹思考，总体布局，确保梦想一定成真，确保中国崛起不会被西方话语忽悠而功亏一篑。
　　习近平是一个政治定力强、有哲学观、长于战略思考的领导人，他提出的“四个全面”确实是一个“宏大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的形成过程，最近《人民日报》的五篇评论有很好的概述，我不赘述了，我只想指出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治理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一定要有政治定力和战略布局，这种政治定力和战略布局包含了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对理想的追求，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把握，对自己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对自己发展目标、前景和战略举措的确定，“四个全面”体现了这一切。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国家会看到中国模式的这种优势。

　　问：“四个全面”的具体内容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前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四条都有，这次是加了个“全面”，变成一个体系，多了两个字，您觉得这跟以往有何不同？这四点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各自的侧重点又是什么？如何将四个方面有机统一和协调起来？
　　答：“全面”这个概念很重要，“四者统一”也很重要。“全面”就是要考虑到事情的方方面面，比方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意味着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横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方，是一个全覆盖的目标，所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伟大而又艰巨的目标。四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自然有自己内部的逻辑关系，我个人觉得这种逻辑关系很像当年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逻辑关系，其实，“四个全面”的内容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来的，指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两手都要硬”，来保证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超额实现了邓小平当年确定的许多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个新阶段的目标，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为了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时，“全面深化改革”本身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关键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这条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意味着，把党本身治理好了，中国的各项事业就容易兴旺发达。“全面依法治国”首先强调“依宪治国”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建设的法治与美国的法治很不一样，美国的法治越来越演变成了律师治国，而律师自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这种法治结果就演变成了有钱人能雇佣更好的律师，从而造成了法治下的不公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定要避免美国陷阱，实现更大的公正，我认为中国今天探索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实实在在的探索，其意义将超出中国国界。

　　问：两会之前，“四个全面”的关注度就很高，他与毛、邓、三、科的连贯性在哪里？有舆论称“中国共产党要“告别‘三个代表’、迎来‘四个全面’”了（见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政协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文章。）您觉得，“四个全面”的提法和“三个代表”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答：“三个代表”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要告别？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与西方政党区隔了开来，虽然大家都叫“党”，但含义完全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党，是“整体利益党”，西方政党是“部分利益党”，从这个意义上看，“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是“四个全面”得以提出和执行的基础所在。换言之，正因为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和整体利益，共产党才有资格、有魄力提出和执行“四个全面”。这是一个“舍我其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政党，唯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提出并承担起“四个全面”这样的历史担当。西方“部分利益党”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构想。

　　问：“四个全面”，在海外也引起很高的关注度。您了解的海外政治研究人士，对“四个全面”是怎么理解的？跟当年“中国梦”的提出比较起来，有点不一样？
　　答：西方媒体的报道侧重在“四个全面”是否就是对习近平思想的概括，就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是对江泽民和胡锦涛主要理论观点的概括。但西方媒体的特点是先声夺人，然后往往就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老套路进行曲解，接着就是对中国政局一个接一个的误判，多少年过去了，都是这个套路，鲜有长进，上面提到的所谓“告别三个代表”的解读也是这个套路。
　　至于西方学者对“四个全面”的解释，特别是深度的解释，我看到的还不多，可能还要等一等，因为这个概述提出的时间还不长。我个人认为把“四个全面”概括为“战略布局”是准确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抓住“四个全面”的内容。至于中国梦的提出，我想它是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各种观点互相碰撞的的时候，提出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即一种能够包含整个国家的、社会的、个人的各种理想愿景的总汇，而“四个全面”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战略布局和关键举措。

　　问：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您觉得这个“关键”体现在什么地方？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两年以来，国企改革、养老金并轨、财政预算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户籍制度等领域有比较大的突破。您觉得在剩下的五年，还会有哪些领域的改革，可能会有巨大突破？
　　答：之所以说“关键”，我想我们的领导人有一种紧迫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习近平两年做的事情，恐怕比奥巴马上台六年多做的事情还要多10倍，奥巴马上台也是谈变革，结果变革了什么？一个医改都很难推行。这既有奥巴马个人能力比较弱的原因，也有美国政治体制的困境。我4年前与福山辩论时就说过，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不亚于中国，其实我看比中国还要迫切。与美国比也好，与欧洲比也好，大家都在谈改革，但真正认真做的，几乎只有中国。
　　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蓝图，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些改革大都有时间表，多数都将在今后5年中进行，所以我个人认为也许没必要猜测下一个突破是在哪个领域，因为五年时间本身也不长。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从宏观看，基本上是渐进主义，先试验，然后成熟一个推广一个，但一旦推广起来，速度相当快，效率相当高。上海自贸区成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改革试验的成果，这么快就推向全国。我个人希望教育领域内的改革可以有新的突破，现在大学教育中，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去中国化”走得太远了，我们要通过改革来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学界不能再做西方思想和话语的“打工仔”了。

　　问：您曾提到，两会是将“良政”带入中国民主政治生活。其实每年两会期间，关于两会制度改革的讨论也不少，有人尤其是一些媒体舆论会觉得两会越来越娱乐化了，一些代表脱离群众，也常常提一些很雷人的提案，对很多核心问题的解决无益。您如何评价每年的两会？据您的观察，两会对我们的政治治理，以及解决问题的机制来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答：你提到的一些娱乐化现象，我看昨天习近平和部分政协委员座谈时要求政协委员“提高能力素质、保持良好形象、增强委员意识，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大概就是对你提到的这种现象的批评，对我们一些委员和代表是一种警讯，他们应该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了。但总体上，这些现象虽然存在，但不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主流，在“四个全面”下，也不会成为主流，但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民主娱乐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在很多国家民主已经成了竞争表演和作秀，这也是西方总体走下坡的一个重要原因。
　　“良政”本质上体现的是“实质民主”，也就是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西方主流话语认为，民主就是“选举”、“多党制”这样的“形式民主”，结果这种体制越来越僵化。中国人从“实质民主”出发探索“形式民主”结果道路越走越宽广，两会就是中国“协商民主”的很好体现。很高兴你从解决问题的机制这个视角来看两会，来讨论民主，我可以举一个我知道的例子。在制定和执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整个过程中，政协很多次的“专题协商”、有关地区政协的大量调研以及政协委员提出的大量建议和提案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个例子，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人大举行了上百次座谈会，审议了很多次，最后于2007年通过，这项法律牵涉到几乎中国所有的家庭，现在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法律。
　　西方民主模式今天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是“空谈俱乐部”和过多的“否决点”，结果很难做事，很难解决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台湾1996年决定建一条从桃园机场到台北市中心的“捷运”，才51公里，将近20年过去了还未建成，期间换了13个“交通部长”，台湾政治中的“否决点”太多，民粹主义泛滥，表演和作秀成为常态，而在这期间，上海、北京都建了10来条地铁，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和高速铁路网，带来了中国今天方方面面的巨大进步。所以制度比较，孰优孰劣，岂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民主，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讨论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事情。在今天这个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时代，要了解老百姓关心什么问题并不困难，中国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包括许多民调，来了解民众最关心的问题，然后人大政协就讨论这些问题，共商国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过去十年里，中国的人大密集讨论过三农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养老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这都是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然后提出各种对策，这就叫实质民主，美国能做到吗？都21世纪了，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大都还是通过利益集团和游说组织来设置的。中国这些年进步快，美国退步也快，与实质民主的质量有关。你可以看一看2013年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85%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美国是31%，英国是25%，我想它反映出来的就是实质民主质量上的差别。
　　一个好的民主体制一定要防止变成“空谈俱乐部”，一定要防止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和既得集团的绑架，因为这将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要防止坏人做坏事，还要能够让好人做好事、做大事。现在看来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民主制度的表现，包括两会制度的设计和表现，虽然还可以完善，但不害怕国际比较，这就是我讲的政治制度的超越，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改革，克服不足，做得更好。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4-9-22 07:47:00

　　张维为
　　2012年瑞士达沃斯论坛曾讨论过这样一个主题：“改造资本主义”，不少与会者把焦点对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即“市场原教旨主义”（核心观念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恢复经济平衡，不需要政府进行任何干预）。但随着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扩散和深化，它在整个西方的口碑从未像今天这样糟糕，可在我们国内，特别是理论界，“市场原教旨主义”至今影响还不小。
　　其实在市场问题上讲得最到位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20多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掷地有声地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以我们才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核心是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过去数十年的实践来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已经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崛起。
　　一些经济学家总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理想的、完全的市场竞争模式，但他们没有回答一个问题：除了教科书上之外，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市场经济？美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显然不是，美国农业是高度补贴的，中国公司要并购美国公司遇到多少困难，华为公司要进入美国遇到多少障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要亚洲国家放弃政府干预，让市场来决定一切；而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国政府自己却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市。瑞士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吗？也不是，瑞士农业也是高度补贴的，国家对于建筑业管得很严，不让其他国家来竞争，瑞士银行业的保密法延续了数百年，这是典型的不公平竞争。寻遍世界都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
　　如果说有，大概就是东欧一些转型国家了。东欧转型的时候有两个“休克疗法”，一个政治“休克疗法”，一党制变成多党制；一个经济“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完成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连自来水公司和出租车公司都彻底私有化并卖给了外国人，但你问一问匈牙利人民是现在生活好还是 20多年前生活好，大部分人会说20多年前更好。
　　实际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病在非西方世界早就暴露显形：西方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政府职能，结果这次“调整”只能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告终；西方 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也以彻底失败告终，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反思过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及其带来的灾难，他说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此外，今天这个世界上，“看不见的手”已经包括了大量虚假的“看不见的手”。今天是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上用于投机的资金数十倍于世界贸易总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中国所有的资产都可能被西方投机大鳄洗劫一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西方许多人士就开始反思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英国女王曾询问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场关于金融危机的反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撰文“经济学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以我的观点，经济学界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就经济学家整体而言，常常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美丽错误当做真理……大多数经济学家死抱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观点……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认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说到底，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惹的祸。他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监管是场灾难：“虽然总体来说，被监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长远利益，但金融家们太愚蠢，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想赚钱，然后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这种观点的确是对的，那美国将有很大的麻烦。”
　　我们正处在深化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在这个进程中，我们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无疑，我们明确地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近著有《中国超越》一书）

小姑凉可爱 · 发表于: 2014-9-19 07:47:01

　　张维为
　　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这种民本主义观念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经验。民本主义的理念和西方的许多理念相比强在哪里？它强在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相联系。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古人执政的“天命观”本质上是民本主义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即把人民看做国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看做“天命”最实质的内容，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理念还强在它与中国的红色传统相吻合。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讲的“实现小康”、“为人民服务”、“体察民间疾苦”、“群众路线”、“两个一百年目标”等等，本质上也都是民本主义的体现。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这种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最大奇迹，使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使我们已经把人均寿命提高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切都给外部世界带来了强烈震撼。
　　这个理念还强在具有包容性和现代性。它指的不仅是国家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也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安排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在与西方理念和模式的比较中，它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仍有近一半的人口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导致政治机器空转，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一次接一次地失败，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
　　现在连西方国家自己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导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显著下降。西方政坛今天也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名言：It’s the economy，stupid!（真蠢，问题出在经济！）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我多次讲述过一个观点：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大类，那不会是“民主”与“专制”，而只能是“良政”与“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西方国家也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
　　那么什么算是“良政”呢？本质上，这应该由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界定，不需要西方国家越俎代庖。从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似乎都把民生改善看做良政第一要义，这也就是中国民本主义理念的国际意义所在，它不仅接中国的地气，也接世界的地气。民本主义源于中国，汲取了中国和其他文化的长处，也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这种理念充满生命力，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它都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本主义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种改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这正是良政的核心意义所在。过去3 0多年中，中国的民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中“民生为大”的特点，以及中国基于民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已经表明：它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个主要思路和经验。
　　如果说有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国民生模式”在竞争的话，那么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模式已经胜出。今天西方民主话语似乎还占有某种话语和道德上的优势，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民本思想才是民主的实实在在的体现，远比空洞的民主说教更为坚定有力，时间和历史一定在民本主义这一边，全世界最终都会朝这个方向走，西方民主制度也得朝这个方向演变。难怪连《经济学人》杂志文章也感叹：中国每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国崛起最快的时候，要30年才翻一番。中国“用（西方）民主制度可能要花几十年才能学会的方式去应对国家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只用了两年就将养老金的覆盖面又增加了2.4亿农村人口，仅这个数字就远远多于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
　　看来民本主义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潮流，展现了中国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的一个核心理念和成功实践。▲（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近著有《中国超越》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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