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来深开讲：“无人区”创新需要敢冒风险的企业家

源自：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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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实行房产税不会造成房价暴跌
　　每经记者 魏琼
　　樊纲透露，在最近一次工作会议上，有关领导人还提到了要加快出台房地产税。讲到长效机制，就要把供给侧、需求侧的这些问题系统地点一点。
　　供给侧的长效问题首先是城镇化战略问题，是发展小城镇还是发展大城市的问题。
　　土地是有限的，关键是怎么分配，用到什么地方？是遵循城市化的人的行为规律、人的迁移的基本规律，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主要发展大城市和大城市周边的这些小城市，还是人为地发展小城市？这是我们现在在中国稀缺土地的条件下，土地分配的一个大问题，这是供给侧的基本问题。
　　最近出了个雄安，给了一块大地，住建部已经开始说要减少给那些人口流出的小城市供地，要增加大城市的土地供给，这是一个重要的供给侧的问题。
　　土地制度的问题。包含农村的宅基地怎么办，农民进城的过程当中土地流转的问题，这个涉及的问题很多。
　　为什么有的城市地价不高，原因就是房价一往上走政府就供地。老有人说经济学解释不了房地产的问题，其实就是最基本的供求关系问题。
　　然后就是租赁市场的问题，这次对租赁市场的发展有了新的契机，确实中国需要发展这一块，我们也特别欠缺这一块，中国的住房自有率是世界最高的，租住率几乎是世界最低的，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个情况。这里涉及的是法律的保障问题，保障租者的权利，保障租客的权利。其他国家都有很多法律保障。
　　最后讲讲需求侧。我们有大量的合理需求，我记得前几年有经济学家论证中国以后就是低中增长了，不要再想什么7%、8%以上的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需求没有了。你要看看中国各种区域的人群的住房自有率确实很高，农村可能是最高的，达到了80%，小城镇80%，中等城市80%，大城市也有80%，确实好像住房需求没了。但是我们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当中，正处在经济发展、收入增长的过程当中。
　　不光是城里的人收入提高了要改善居住，我说的是一个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合理需求，就是迁移带来的需求。农民要进城，在小城市买个房子，小城市的人要到中等城市，在地级市买个房子，地级市的人要到省会买个房子，省会的人到北上广深买房子。
　　供给侧基本都是长期的，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那些因素都是长期因素。唯一的一个短期因素，就是去库存、去产能。一个人长成劳动力，这是增长因素，需要18年、20年的时间。
　　需求侧更多的是短期的，包括货币政策、利率、贷款的控制，加上限购。
　　在需求侧最重要的长效机制就是房地产税，就是住房的保有成本。你有这个地产，你就要付这个成本，然后逼着你要去租，你不租的话，你就会不断地亏损。提高你的保有成本，这就是房地产税的最基本原理。
　　房地产税可以减少投资需求，因为房产税跟着房价走，房价涨了，税也跟着涨，所以房产税是房价的长效稳定器。
　　如何实施房地产税，新房新办法，老人老房老办法，20年时间合理地过度。根据房子的价值适当减免房产税，降低低收入阶层房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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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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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0日，在香港举行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发布了题为“创新驱动与都市转型”的报告。
　　樊纲认为，与世界知名的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新加坡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但GDP总量仍低于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
　　要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使之能够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个地区将面临两大转型：第一，从单一的城市向城市群转型；第二，从原来的金融中心（香港为代表）、服务业中心、制造业中心，向科技中心转型。
　　中国正处在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过程。大城市正在变成城市群、城市带，这是世界性的趋势。
　　“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城市群呢？非常容易想象，我们这个地区现在已经将近7000万人口，很容易达到1亿以上，中国将会有若干个1亿左右人口的城市群和城市带，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大的前景。”樊纲说。
　　关于向科技创新中心的转型，樊纲以伦敦、新加坡为类比指出，这些城市通过向科技转型吸引科技公司、吸引科技人才，实现城市功能的各种转型，并实现在世界城市当中的地位的不断提升。
　　樊纲表示，中国还是低收入国家，要取得新的发展的动力，需要有这样大城市群的科技转型，能够在中国起到支撑的作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的一个新的布局。
　　他指出，“我们要向中央提一些政策建议，怎么实现有利于这个地区创新驱动的发展，重要的是希望中央政府把更多的国家级实验室能够放在湾区，使得科技资源更好地向这个地区聚集。”
　　此外，樊纲强调，香港的科技创新应该和内陆地区的发展能力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各种要素的流动，这是真正的互联互通，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　相关链接

• 粤港澳大湾区
  

源自：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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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网 记者：张凤玲 6月13日，北京阴雨绵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出现在第十四届2017中国蓝筹地产年会上。
　　樊纲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市场发展》。
　　他直言，产能过剩还没清理完毕，债务没有清理完毕，民营企业投资艰难，所以对中国经济，他个人的情绪没有那么乐观。
　　当然，在总基调上，他亦不是完全的悲观论者，具体在房地产领域方面，他觉得中国高增长的故事依然没有结束，房地产市场走了一段弯路，潜力依然巨大，在演讲中，他通过五个方面剖析，房地产如何正常稳定增长。
　　第一、需求上，缺乏房产税这样的自动稳定器，如果需求方有了自动稳定器，就用不着限购，用不着采取行政措施，税收和杠杆自动可以起到稳定房地产的作用。
　　第二、供给上，最大的问题是城镇化战略出了问题，以前是城市化政策，现在是城镇化政策，鼓励小城镇发展，限制大城市发展，相应地，小城市供地用不完，但这30年，绝大多数人口是向大城市迁移的。
　　城市化的基本逻辑是经济效益，规模效益，聚集效益，是因为大城市能够节约资源，能够为更多的企业创造发展条件。土地节奏没有跟上人口城市发展规律，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国土部声明了，减少或者停止向人口流出的小城市供地，增加对大城市的供地，这是开始进行调整的迹象。
　　第三、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根本还是需要解决战略性和制度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房地产问题归结于货币问题，这次钱没有去股市，说去了房地产，这次怎么就到了大城市，没有到中小城市去？得给解释呀，货币多了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第四、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结构性问题，结构性改革与企业的改革、经济周期等有关。他以房地产为案例，房地产过剩就会造成泡沫，甚至崩盘，但具体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连首付都可以是贷款了。
　　樊纲认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政府采取措施对的，后面要加紧做一些正确的事情，改变一些过去的战略，过去的政策，过去的做法，使房地产市场能够稳定健康发展，然后逐步地要退出行政性的手段，退出有钱不让买房子的使人搞离婚买房的行政措施。
　　第五，房地产与地价的关系。为什么房子贵？是因为地价贵，土地是拍出来的，因为预期是这个地方未来的房价比现在的房价高。是预期导致了价格提高，土地的价格是房地产价格的派生价格。假如政府不管，就让市场继续热着，价格会涨两三年，放任大家炒房，地方政府地价卖高了，收钱多了当然也高兴，房地产商也高兴，投资者们也高兴，终于有投资机会了。然后呢？两三年以后呢？那就是什么叫硬着陆，什么叫崩盘，什么叫危机呀。
　　最后，他认为，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根本还是需要解决战略性和制度性的问题，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是一致的，都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结构性问题，结构性改革与企业的改革、经济周期等有关。
　　面临中国经济的走向，他研判道，“这一轮的问题还没有清理完，还要清理一段时间，多长我不知道，但是借鉴上次恐怕有一段时间，现在就想想多少过剩产能没有清理完，多少债务没有清理完，压着民营企业投资很难上升，经济就很难恢复正常增长，加上国际经济逐步恢复，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的L型走到底了，在徘徊，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前后的眼光看中国的经济。”

源自：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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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全球化大潮难转向 经济调整不意味着A股长期低迷

⊙记者：吴晓婧　编辑：于勇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经济金融专家委员樊纲5月12日在由富国基金与本报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富国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目前的调整还未结束。在其看来，经济调整并不意味着A股长期低迷，因为经济低迷期的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等，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备积极意义。
　　此外，樊纲认为，资本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将驱动全球化进程持续向前，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到了需要走出去的阶段。

中国经济调整仍未结束
　　2017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增速较2016年第四季度同期上涨0.1个百分点。在樊纲看来，上述数据并非预示着此轮经济调整已经结束。
　　在其看来，目前中国经济低迷是一轮经济周期的阶段，而不是中国经济长期结构性的问题所导致的。因此，不应该把一个周期中的低迷阶段当成常态。他认为，从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将进入低谷徘徊期，但未来还会继续进行调整。
　　“最近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以及杠杆率高等问题，而上述问题去年刚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处理阶段，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解决。”樊纲表示。
　　此外，他强调，中国特殊制度下导致的特殊经济周期有特殊的方式进行调整，这个过程会相对较长。但樊纲认为，中国经济调整并不意味着股市就会一直低迷。在其看来，低迷时期的调整是整个经济周期中资源配置的一个过程，很多市场经济的机制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比如优胜劣汰，兼并重组。而如今债务重组、企业重组、产业整合以及优胜劣汰等，对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具备积极意义。

资本驱动全球化进程持续向前
　　谈及全球化的问题，樊纲认为，最终驱动全球化的是资本，只要资本还想到世界各地去赚钱，那么全球化的进程就不会结束，但期间难免会受到一些利益的掣肘。
　　事实上，从过去的发展来看，发达国家受益于全球化，但如今发达国家内部一部分人受到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影响，他们的诉求开始显现，于是，全球各地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开始产生反全球化的倾向，尤其是贸易保护等。
　　但樊纲并不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会受到大的影响，最基本的逻辑就在于，公司、企业的资本需要全球配置，需要到全世界进行资源配置，这个不发生改变，全球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樊纲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走出去。而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走出去的阶段，并且走出去的动力很强。因为中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现在仍然有超过40%的储蓄率，这意味着中国的最终消费水平不是很高，而一味地进行国内投资一定会造成产能过剩，所以需要走出去。资本要在全球实现优势，无论是通过兼并重组还是“一带一路”，一定要通过全球化实现。

中国外汇储备减少是好事
　　谈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减少，樊纲直言，这是好事。在其看来，中国并不需要4万亿的外汇储备。最早需要外汇储备，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受信任，但人民币已经加入了SDR，这意味着人民币将成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
　　樊纲认为，外汇储备的减少，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对外投资、“一带一路”、居民换汇等正常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热钱”流出，在其看来，过多的“热钱”会造成金融不稳定，这些资金应该让其流出。

源自：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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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加入SDR后外储减少不是坏事
　　大洋网-广州日报 刘幸
　　广州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幸）第8届富国论坛上周五举办，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会上表示，第一季度6.9%的GDP增长率或预示着下滑进程基本结束。樊纲称，最近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高，这些问题去年开始进行实质性阶段的处理，并仍在继续进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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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认为外汇储备减少是件好事，他表示，“早晚有外汇储备趋零的那一天，因为人民币现在已经加入SDR，而最早需要外汇储备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受信任，当你跟别人做交易的时候要拿别人的货做抵押品，别人才给你授信额度跟你贸易。”

源自：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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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减少到3万亿美元附近是好事，未来降准是正常的，降息不一定。
　　樊纲接受《第一财经》访问时称，中国过去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每年增长几千亿的外汇储备，放出那么多货币，因为外汇储备是基础货币，我放出那么多货币，我们就把它收回来，把它冻结一块，这就是准备金率当时的概念。
　　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及，中国3月外汇储备30091亿美元，环比增加39.64亿美元，连续两个月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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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认为，现在我们外汇储备减少了，从4万亿降到3万亿了，下一部分可能还更降。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也进了sdr，需要的外汇储备可能就更少了。
　　樊纲认为，外汇储备下降，我们准备金率要跟着降，否则我们的货币就不够了。“降息不一定，但是降准是正常的”。
　　在谈及中国目前存在的“高杠杆率”问题时，樊纲称，目前我们实施“中性货币政策”，不会再刺激经济了。“中国如果不出现违约，太不正常了，有如此高的杠杆率就可能出现一些风险。……不违约反倒是问题，问题没有暴露，反倒是问题。”
　　樊纲认为，违约很多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它是因为过去这些年我们出现的这么多的产能过剩。“杠杆率越高，违约的风险都是1%的话，你会看到的案例就会多一点。”
　　在谈及汇率问题时，樊纲认为人民币没有盯住美元，连“软盯住都不是，它是叫软退出”，比较平稳地退出过去的盯住美元的机制。人民币现在参考一篮子货币，对“任何一种货币都是灵活变动的”。
　　樊纲还表示，短期美元还是会走强的，特朗普减税和增大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各国投资到美国去，这些都会增加美元的筹码，使美元能够走强。同时会使国际的原油、大宗商品也具有走强的趋势，但是不看好黄金和欧元。

源自：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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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经济结构实现了初步调整
　　中国证券报

⊙记者：陈莹莹

　　业内人士日前在2017乐信集团合作伙伴大会上表示，中国的消费金融将进入高速发展期，并将成为我国发展零售信贷的下一个风口。预计传统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全面合作共建生态将是大势所趋。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现在还难言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见底回升，也没必要对经济前景太悲观：过去几年中国的消费一直持续增长，现在消费增长的速度比过去还要快，中国的经济结构实现了初步调整。
　　在樊纲看来，中国消费的增长刚刚开始。“中国人现在的物质消费还是占很大比重，甚至是决定性比重，尽管服务型消费已经开始，但物质消费还是占比较高。”他认为，互联网不仅推动了中国消费的发展，还推动了消费金融的发展。消费金融机构需要找到特殊的、核心的竞争力，找到一些细分领域，才能促使整个消费和金融之间的各个环节得到蓬勃发展，真正改善整个金融业态。
　　中国工商银行牡丹卡中心副总裁沈卫裕认为，中国的消费信贷空间很大，中国的互联网经济甚至领跑发达国家。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经济占到整个GDP比重显示去年超过美国，2017年达到7%。

源自：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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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外储降至2万亿美元最好
　　近年来，在国家“一带一路”等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到海外投资，但由于汇率的波动和资金一度出现外逃现象，政府又出台了严厉的对外投资资金监管制度。3月2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分论坛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直言，政府部门确实存在各说各话、政策不一的问题，但国务院也很难做政策组合。同时，樊纲认为，国内外汇储备降到2万亿美元最好。
　　借着“一带一路”的政策东风，企业“出海”愈加频繁。一份相关报告显示，去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9535.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25.7%，较2015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在近日举办的博鳌论坛上，中国最大民营投资集团中民投董事长董文标也指出，中国企业拥抱“一带一路”的要义是抱团走出去，“一带一路”对于共建共商共赢具有重大意义。
　　但在我国提倡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同时，去年监管却出台了严厉的对外投资资金监管制度。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另一场分论坛上，现场有企业人士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樊纲。
　　樊纲坦言，现在很多企业感到国内政策有矛盾，一个部门出政策鼓励对外投资，另外一个部门却因为资金外流压力较大，提出不许把外汇拿出去的制度。对此现象，樊纲表示，政策组合很难做，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很多部门，不同部门之间有不同的授权、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工作，这也是目前监管的矛盾。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企业难免会有无所适从的感觉。
　　但这是否意味着鼓励企业“出海”与资本管制就是鱼与熊掌无法兼得？黄金钱包首席研究员肖磊不这样认为。他表示，对外投资本身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在国内各类资产价格持续高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进行严格的资本管制，是因为近年来人民币贬值，汇率压力增大，外汇储备减少，对海外投资的担忧加剧。
　　数据显示，人民币在2015年下半年经历了一轮“狂风暴雨”式的贬值，市场的担忧情绪也达到一个高点。可以反映资本流动的多个指标，例如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等，都在2015年末创下历史性的暴跌。随后资本外流虽然还没有踩下刹车，但速度已经有所放缓。今年2月，外汇储备还出现了时隔8个月的首次回升。
　　在此期间，我国在外汇政策执行上，强化了管理和执行，主要方式是根据外汇管理和反洗钱等规定，通过银行加强对交易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但这也引起市场不断的质疑，认为是对资本跨境流动进行管制才保住的外储。对此，央行和外管局多次辟谣。
　　“本质上来说，还是人民币国际化太弱，如果对外投资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就不存在消耗外汇储备的情况，也就没必要管制了。”肖磊说道。
　　不过，樊纲表示，从稳定国际收支的角度来讲，外汇储备降到2万亿美元最好，前提是能够平稳地过渡，而不是在一天之内发生。根据央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01万亿美元，这一储备量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处于高水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当外汇储备进入过度积累阶段，高额的外汇储备可能会带来货币超发、国内物价涨幅扩大，甚至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导致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受到不利影响。此时，过多的外汇储备对本币国际化的作用是消极的。
　　“如果稳定人民币汇率是未来政策首要任务，那么外汇储备持续下降可能在所难免。”肖磊同样表示，理论上来说，外汇储备降低至2万亿美元确实没什么问题。但他也提到，目前政策层面担心的是预期问题，如果短期内外储下降太快，市场会恐慌。未来我国如果依然能够保持现有的贸易顺差水平，外汇储备就算下降到2万亿美元，也不用过分担心。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程维妙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外汇储备下降并不全是坏消息
　　“从长期来看，外汇储备下降是一个好消息。”在最新出炉数据显示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下滑到3.01万亿美元后，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1月9日在上海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如是说。
　　樊纲表示：“不要忘记，外汇储备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元流出了中国，而是留在了商业银行的账户上，这意味着，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减少了，但中国的商业银行可以用这些美元去投资高收益的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总的来说，外汇储备下降并不全是坏消息。”
　　央行1月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105.17亿美元，去年12月较去年11月末减少了410.81亿美元，2016年全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了3198.44亿美元。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希望看到外汇储备出现剧烈的波动，他们希望下降是平稳的，一夜之间外汇储备从3万亿美元变成2万亿美元，是不行的。”樊纲表示。
　　谈及资本管制，樊纲再度强调，任何政府都不希望出现大的波动，从现在来看，中国资本外流控制措施是有效的，金融市场也已经做出了反应。他表示，在其看来，中国不太可能出台进一步控制资本外流的措施。
　　樊纲表示，过去三四年，人民币是被高估了，人民币还将继续进行国际化，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在增加，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获得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
　　对于人民币接下来的走势，樊纲表示自己不会对人民币的具体点位进行预测，但他认为，人民币汇率将更加具有弹性。“比如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7，明天可能是6.8，后天可能是7.2。”
　　樊纲表示，2017年中国人将保持6%～7%的经济增速，而谈及中国的商业银行存在问题，他认为眼下是可控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解决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采访的最后，谈及将于1月20日正式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樊纲表示，和其他人一样，自己也不知道特朗普上任后会怎样，但他相信，中国已为特朗普任期做好了最坏准备，“希望坏情况并不会发生。”樊纲表示。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称表示，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从长期看是正面的讯息。他表示，中国对外汇储备的干预并不大，央行希望外汇储备平稳逐渐下降。
　　樊纲表示，中国资本外流控制措施是有效的，市场已经做出反应，中国决策者不太可能进一步实施资本外流控制措施，也不太可能放弃干预行动。
　　他并称，人民币对美元过去3到4年被高估。人民币纳入SDR后，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银行的问题仍然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