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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蔡昉:中国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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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云山 发表于: 2019-1-22 05:43:00|只看该作者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应提供全方位政策让年轻人愿意生

源自:财经栏目
  【达沃斯现场】对话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应提供全方位政策让年轻人愿意生

  达沃斯时间1月21日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今日在2019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现场接受△财经栏目采访时表示,除了放开生育,还应提供学前教育、幼托、工作保障等领域的全方面政策,降低育儿成本,让年轻人愿意生。

蔡昉:如何破解二胎生育率低  276944076_400_300.jpg  保存到相册
  针对二胎生育率不理想的问题,蔡昉对△财经栏目表示,生育率受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除了政策因素,还取决于养育成本。
  “我们在放开生育政策的同时,还应该有一些解除年轻父母后顾之忧的举措,就是说让他们养孩子的成本降下来。特别是社会应该支付的成本不应该让他们(父母)来支付。”
  谈及老龄化社会,蔡昉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要应对这一情况,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采取措施。
  供给侧方面,应该考虑如何把老年人力资源利用起来,例如延长退休的问题。“为了做好准备,要加强(老年人力)教育的培训,否则他们不能适应未来的就业。”
  需求侧方面,加强社会保障,解除老年人口消费的后顾之忧,这样“他们可以对消费需求的扩大做出贡献,也能使他们自己生活得更好一些。”
  “老龄化是一个趋势,”蔡昉说,“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其实并不能缓解,但是我们终究能找到一条应对的道路进行化解。最主要的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表示,中国需要通过改革开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空间,提高人力资本。(△财经栏目 王茜 发自瑞士达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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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罗门 发表于: 2019-1-16 09:08:00|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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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贡献中国智慧

源自:光明日报
原文标题: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蔡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排版编辑:杜祥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推进,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取得了开创性的成绩。改革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在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民营经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推动实现了科学发展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仍然要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置于核心位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焦点,也是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难点。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指出一个矛盾现象:“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自从他根据对世界经济史的观察于1955年提出这个著名的“刘易斯悖论”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对于政府应该做什么、做多少的问题,理论上始终莫衷一是,实践上也仍然没有破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的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创性的探索,既提出了相关的问题,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炼出了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智慧,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论认识,并有针对性地用来指导改革的实践。
  首先,在资源配置领域和直接经济活动中,要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市场既为经济活动主体提供了最有效的激励机制,也对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提供了最有效的配置方式。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中,我们逐步深化了对市场作用以及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改革的早期,我们分别经历了对市场作用的若干个认识阶段,从排斥市场机制到把市场作为计划经济的辅助手段,进而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以后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活动各个环节,通过形成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以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产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形成对投资者、创业者、生产者、流通者和消费者的引导信号,依此配置资源、平衡供给、鼓励竞争,进而达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励经济活动的目的。我国过去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的,而最终明确确立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则是理论的逻辑结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
  其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政府履行再分配职能,保障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曾经在欧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通常建立在所谓“涓流经济学”的假设之上,认为使少数人更富的经济政策,最终会通过某种渠道惠及穷人。然而,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有大量的事实表明,虽然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都可以产生做大蛋糕的效应,却无一能够保证自动把蛋糕分好,反而造成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弊端和社会两极分化的恶果。诚然,市场机制通过有效配置资源和激励经济活动主体,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但是,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政策却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破解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难问题的钥匙。
  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必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公共品来提供。其一,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旨在疏通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之间存在的种种梗阻,创造条件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其二,建立健全具有社会共济性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领域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具有准公共品性质的领域引领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需要履行的职能,是政府不容回避和不可缺位的责任。其三,对于因历史、地理和环境等因素产生的社会脆弱群体,以及因突发灾难和冲击事件造成的困难现象,政府要实施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织就密实的民生保障网,通过扶贫、扶智、救助、托底等手段,使遭遇困难或灾害冲击的群体基本生活无虞,并能同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再次,宏观调控政策立足于向市场释放引导性信号,通过市场机制、以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反应为基础,实施逆周期调节。市场活动参与者并非总是理性的,价格信号也会有失真或扭曲,供求关系既受国内生产的影响也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供给侧和需求侧都会产生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这意味着,市场经济总是在不断的波动中,甚至是在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中运行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手段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不可或缺的。
  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在于,政府调控部门利用机制化手段放出调控信号,引导微观市场主体行为,实现宏观经济调控意图。通常,一个经济体在特定发展时期具有由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水平决定的潜在增长率,而周期性扰动因素可能产生使实际增长率低于或高于潜在增长能力的倾向,分别会产生生产要素利用不足或通货膨胀现象。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就是通过或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或扩张或收缩的财政政策,刺激或抑制投资行为和生产活动,使实际增长速度回归到潜在增长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调控的难点在于:既要影响引导投资和生产的市场信号,又不致扭曲要素和产品的市场价格。而破解难题的关键,一是让宏观调控意图和引导性市场信号与微观市场主体行为发生化学反应;二是良好把握宏观经济调控的尺度和时长,因时因势地调整政策取向;三是聚焦于逆周期调节和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掺加不属于逆周期调控的政策意图。
  最后,产业政策更加突出普惠性,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注重与竞争政策保持协调性和一致性。政府实施旨在鼓励微观主体承担风险进行创新的产业政策是必要的,也是各国的普遍做法,这是因为:第一,对全社会有益的创新活动,对微观经济活动主体来说却具有不确定性,企业要根据技术发展方向和比较优势动态变化方向作出预判,既有可能享受成功的收益,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失败的风险。第二,技术进步的成果并不必然会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从而也不意味着可以自然而然地促进整个经济体的创新发展。第三,在经济活动中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去除过剩产能等,都具有外部效应,仅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足以解决问题。
  在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最难拿捏,化有形于无形的关键在于把产业政策同竞争政策融为一体,使两者协调发挥作用。应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确保要素和产品价格信号不被扭曲以及激励机制正确。政府对待市场主体要一视同仁,无问所有制类型、无问规模大小、无问中企或外资,坚持实行竞争中性原则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原则,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产业政策要更多采用普惠性、功能性手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五年多来,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取得突破,不仅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造力,也让稳健前行的中国经济韧性十足、更具活力。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做好上述四个方面工作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首先,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围绕这个问题的改革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对问题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改革的重点也会发生变化。当前的改革重点仍然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行为,给市场自主调节和企业理性反应留出充分的空间。其次,在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之间,既要划分出清晰的边界,使之各司其职,又要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无摩擦地产生协同效应。最后,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既需要足够的历史耐心使其全面发育,也需要时不我待地进行重点培育,通过深化改革,在顶层设计和于法有据的前提下推动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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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铯锝情调 发表于: 2019-1-16 09:08:00|只看该作者

蔡昉:中国奇迹探源──兼论中国智慧的逻辑

源自:经济日报
原文标题:蔡昉:中国奇迹探源──兼论中国智慧的逻辑
⊙作者:蔡昉 排版编辑:杜祥乾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总结中国经验,提升中国智慧,我们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这个宏大的历史主题着眼,探寻中国奇迹的根源。

一: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 劳动年龄人口与依赖型人口增长形成的剪刀差态势,创造了重要的人口机会窗口
▲ 在同一时期里,其他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弱于中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排斥市场机制导致资源配置的宏观无效率,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经济活动的微观无效率,没有奖惩制度伤害了工人、农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在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下实现的生产要素增长,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所抵消,没能转化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有学者认为,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可以提高效率,使经济增长绩效迅速回归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面。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形成额外的增长源泉”,仅仅回归“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可以改善增长绩效。
  然而,中国作为十数亿人口的大国,所实现的长达40年、高达9.5%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以往的任何经济体都未达到过的增长表现。因此,需要找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才是正确解说其长期增长绩效,以及认识和挖掘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
  研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带来高速增长的时期,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是高度重合的。作为人口转变特定阶段即生育率显著下降的结果,1980年至2010年,中国的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依赖型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其产生的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效应,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把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还是把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其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型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不如中国来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时期(1980年~2010年),从发达国家平均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与被抚养人口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而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抚养人口的增长率也是显著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此期间具有的人口结构特点,近乎得天独厚。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算不上奇迹,并预测其没有可持续性。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验多次证明这种预测的不正确,在理论上也恰恰说明,秉持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失算在不懂得二元经济发展的这个独特增长源泉。事实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所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中国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更明显、更突出的人力资本改善,无疑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显著。有学者估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左右。不仅如此,在考虑了教育水平具有促进生产率提高作用的情况下,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到38%左右。
  再次,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组成部分。库兹涅茨所识别并指出的这种产业结构变革的生产率效应,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最后,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规模大就意味着创新具有更大的需求力度和供给潜力。可以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二:中国经济奇迹的充分条件
▲ 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的深刻改革,创造出增长的充分条件
▲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建立起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形成相应宏观政策环境

  理论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变为人口红利,在现实中成为高速增长的因素。经验表明,许多具有与中国相同或类似的人口转变经历的国家,并没有在同一时期,或者在较早或稍晚的时期取得与中国同样的经济增长绩效;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呈现的有利人口结构也没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只有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才能创造出增长的充分条件。
  根据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在体制上需要解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问题,因此就要涉及机制、信号、效率和激励等问题。要在实践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改革给特定的劳动者、微观单位和社会群体带来收益,才能形成发动改革的基本动机。第二,这一改革不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直接抵触,即它要的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第三,这一改革潜在地发动起一个关键的变革齿轮,由此推动逻辑链条上其他领域的改革。不过,从事前的角度看,最后这个条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农业中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废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条件。这一改革一举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农业劳动和经营激励问题,并且在农户获得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相应赋予和逐渐扩大了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和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短短几年里(1978年~1984年),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总产量均大幅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166%,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这一变化也大幅度增加了城市农产品供给,为几年后取消粮票制度创造了条件。
  方式和效果上类似的改革同样发生在国有企业。1978年企业恢复奖金制,这实际上是关于工资制度的放权和改革,解决的是职工劳动激励问题,涉及的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重点解决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激励问题,触及的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
  概括而言,作为城市经济改革核心的企业改革,主要沿着三条主线进行。第一,从赋予并不断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逐步构造有活力的经营主体,最终落脚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改造。第二,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最初的改革以国家向企业让利为特征,目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方向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第三,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抓大放小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经营动力。在进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同时,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并更加注重提高效率的关键。
  在农户和企业的激励机制逐渐形成的情况下,还需要有正确的市场信号,才能真正确立它们的市场主体地位,以及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重新配置。也就是说,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改革任务,必然是通过发育产品和要素市场,矫正扭曲的价格信号。从产品的计划定价到市场决定价格,从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到市场自由交易,从生产要素的统一配置到通过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所有这些关键性的变化都是通过双轨制形式,即计划轨道与市场机制的渐进式过渡,以及前者与后者的消长实现的。
  通过上述符合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逻辑的改革历程,逐步建立起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激励和市场配置机制,并形成了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但是,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围绕上述基本逻辑,随着改革进程中新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并得到应对,进而在相关的领域,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推动和完成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职能转变,或政府与企业和市场关系方面的改革。总体来说,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转而承担通过再分配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不过,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在很长时间里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推动地方GDP增长从而使财政能力增长的竞争。这种政府作用方式对于把改革形成的激励转化为增长速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政府过度介入直接资源配置、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负面效果。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简政放权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职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履行促进教育发展、加强社会保护、维护市场秩序、宏观经济调控等公共品供给等责任。
  对外开放与上述经济改革过程,具有推进逻辑上的一致性,在时间上是并行不悖的,从效果上看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的,推进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通过扩大国际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近年来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对外开放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同时对实现企业成为竞争主体、吸纳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中国市场主体学习资源配置的过程、在经济增长中兑现人口红利、在产业发展中获得比较优势等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目标,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中国特色道路的本质本源
▲ 中国改革具有渐进性质和增量性质
▲ 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及推进逻辑十分明确,即“三个有利于”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改革开放

  绝大多数研究者和观察者都高度认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面对同样的中国经验,如何找准并理解其背后的改革出发点和推进逻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多数研究者观察到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质。针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微观环节的体制弊端,农业中和企业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励和低效率的问题,可以采用诸如承包制这样的改革形式即时改善激励、增加生产、推动经济增长。在显示了改革成效从而坚定了社会对改革信心的同时,更加有活力的微观经营单位开始寻求更多的计划外生产要素投入,以便进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经营利润和劳动收入。因此,改革顺理成章地进入资源配置的层面,在计划机制之外生长出市场机制,并不断扩大后者调节产品流通和生产要素配置的范围和规模。随着产品和要素市场范围的扩大,价格逐步地摆脱计划控制,转向由市场供求和相对稀缺性决定。
  人们观察到的另一个特点是改革的增量性质。改革从解决激励问题和微观效率入手,却不过早地涉及存量的调整,因而不会伤害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群体。坚持增量改革原则的着眼点在于降低改革伴随的社会风险和人的代价,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所以,中国的改革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清晰地形成某个既定的目标模式,但是从其起步伊始,根本出发点以及推进逻辑便十分明确,即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三个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这个目的出发发动和推进改革,并以此作为改革方向是否正确、改革方式是否恰当、改革成效是否满意的衡量标准。
  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改革哲学和直接出发点,才使中国改革的指导原则和推进方式并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中,既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共识,又坚持渐进式改革方式,更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共享理念。由此,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一个整体。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区别开来的试金石,其正确性也为中国实践所检验。
  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一个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两难”问题。经济增长、技术变迁和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无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效果,然而却并不能自动产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所谓“涓流效应”。只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安排,可以打破这个两难,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
  通过扩大就业和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兑现人口红利而实现的高速增长,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一种共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中国经验也证明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改革开放期间的经历,特别是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考察中国城乡居民如何通过在时间上继起且在空间上并存的三种途径,分享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抑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提高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
  第二,在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随着二元经济的一些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这一刘易斯转折点特征,相应推动了收入差距峰值即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按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亦不断降低。
  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快建设和不断完善,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凸显了中国经验中内含的广泛包容性。
  总之,40年来,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三个有利于”判断改革开放成效,形成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路径、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共享发展等一系列重要发展经验,这些经验和启示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仍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新起点,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目标和决心不变,我们将义无反顾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风正帆悬、行稳致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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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jehai 发表于: 2018-12-8 16:03:00|只看该作者

蔡昉: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生活水平提升了24倍 是奇迹

源自:财经栏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t62U-hphsupy4469306.jpg  保存到相册

  “2018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8年12月7-9日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主题为:世界变局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改革开放导致了一个宏观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在这次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中,之前从来没有过一个国家的人,一个人的一生中感受到如此大的生活质量的改善。
  在工业革命之后,经历了英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代人中,生活水平改善了56%;经历了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代人中,他们生活质量改善了一倍;而日本发展最快的几十年,一个人从生到死改善了生活质量接近10倍;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已经是24倍了。但是这代人还没结束,平均他们要活到2049年,“中国取得的这个奇迹是前所未有的,”蔡昉说。
  蔡昉说:“从一个微观的事实看,大家还应该记住同样的一个冬天。”在安徽省小岗村18家农户找他们的生产队长,过去每年这个时候也要找这个生产队长,去开一个介绍信外出逃荒要饭。
  这时候北京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小岗村的农民们不知道,但他能感觉到这个国家要变了,因此他们找生产队长说,你带着我们搞包产到户,如果你坐牢了,我们把你的孩子养到18岁,后来就有了国家博物馆保存的18家农户摁手印的契约。从那以后,家庭承包制就普及了,到1984年全部实行,人民公社被废除了。从那时候开始,老百姓就拥有了掌握自己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配置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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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蓝天 发表于: 2018-11-24 14:26:00|只看该作者

蔡昉评价当年的“4万亿”:政策是对的,但也付出了代价

源自:《财经》年会2019
  
源自:《财经》年会2019,1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言

  “潜在经济增长率不要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蔡昉表示,在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并持续至今,而中国有一些不一样。2008年遭遇危机的时候,中国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蔡昉认为: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但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但在当时的刺激下,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
  蔡昉认为,当时政策是对的,但是也是有代价的。中国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着什么?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大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来要去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
  在人口增长方面,蔡昉认为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潜在增长率在下降。
  由此,蔡昉表示,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用来实施区域政策,这是不对的。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今后的做法是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
  最后,蔡昉认为,十年经济发展经历得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要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且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两者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地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上一个戊子年是2008年,全球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中国遭遇到了外部的冲击,来自于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冲击。
  这一次与上一次有何不同?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和一系列其他的现象,我们的确遭遇到了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从这点上说上一次和这一次,我们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要看到一些共同点,更要看到一些不同点。
  首先,十年了,在今年这一年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看到有大量的人在反思十年金融危机,反思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也反思这十年到底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因素。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当事人都写了很多文章,或者发表讲话。比如最新卸任的美联储主席和经历上一次金融危机的美联储主席,甚至更早权威的美联储主席,都在分析这些事。我们国内,大家也都在谈,有一些谈的多一些,有一些谈的少一些。比如说,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分析的多一些,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对策分析的少一些。针对实体经济采取的措施,成与败,功与过,讨论的少了一些。讲需求侧的手段多一些,供给侧讨论的相对少一些。讲世界的、美国的多一些,讲中国的少一些。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分析成因也好,应对手段也好,都有它的缘由,讲应对的对策过程,我们也有成,也有败,总的来说,我们要记住一点,没有成功,毕竟金融危机发生了,毕竟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也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讲功过的时候,其实是哪种应对相对好一些,即使在好的过程中,也不是无条件的,因为条件在发生变化。我重要放在应对手段,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应对手段上。
  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持续了很多年,可以说持续至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金融危机无论是金融角度来说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更重要的是对实体经济具有长期的影响。因此,大家要做的是要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去,这个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就是它以前的趋势增长率,比如之前美国是2.5%,今年也许2.8%,至少是超过了过去,因此它开始要回归,回到了相应的潜在增长率,意味着就业目标也达到了,他们看到了低失业率等等,就开始逐渐退出,开始加息。
  我们要看到一点,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是一个成熟经济体,长期几十年就是那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比如2.4%,在这种增长速度下,他很明白要回归潜在增长率,实现V字型的复苏,要回到什么水平上去,因此他参照以前的增长速度和失业率,它是有据可依的,因此它回归了,就可以退出宽松的政策。最近美国率先把基础利率提高了。
  中国有一些不一样,当我们上一次遭遇危机的时候,有一些跟发达国家不同的任务,我们没有进入危机,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当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大概10%。遭遇金融危机就必然达不到,因此我们就要采取宏观经济的手段,要刺激它回归尽可能靠近原来10%的目标,当时没敢说10%,我们说保8%。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2007年实际增长速度是高于潜在增长率的,但是2008年就出现了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能力没有充分利用,这时候我们自然要想办法往上刺激。外需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消费需求也很难在一年中迅速恢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实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今天俗称的“4万亿”。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两个阶段:
  第一,我们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
  第二,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不寻常的返乡,因为他们不被失业保险覆盖,丢了工作就先回家了。农民工返乡意味着周期性的失业。但是,我们取得了好的效果,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的政策也是对的,但是这个政策对是有代价的。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代价是必然付出的。实施了4万亿以后,我们解决了当时回归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但接下来这个政策有一个惯性,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下把它断掉,它很自然的延续了下来,保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多年。当时我们把产业政策、区域政策都和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以结合,形成了一个大家多元共振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这个刺激政策特别会随着你的产业政策的延续而保持长期的宽松。
  因此,我们的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大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后来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等任务的来源,三期叠加,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前期政策就是我们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广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广义不得了,因为它天生就带有把周期性政策变成常态化的趋势。
  这次还会发生外部冲击,我们要不要采取当年的方式?
  我们就要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发生的非常早。在1980年到2010年之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在这期间是停滞不动的,甚至略有减少。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人口指标,叫做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支持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之前,人口抚养比是一直在下降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抚养比迅速下降,意思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实际上通过资本的回报率,通过储蓄率,通过劳动力供给的充足,通过人力资本改善的迅速,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因素转化成有利于中国10%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2010年,这一年我们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从这个普查数据就发现了一个端倪,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了峰值,那之后迅速减少,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也告诉大家了,2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增长率就变成负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就快,这个比值(抚养比)必然要上涨。
  因此2010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人口结构是高速经济增长导致的人口红利,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你的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因此,很自然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这个潜在增长率下降。2012年之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也大幅度下降,而且下降不是一点,因为在那之前是两位数,这几年每年都往下走。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实际增长速度,总体上追寻着潜在增长率,而潜在增长率就是我们的增长能力,我们的要求供给和所能够达到的生产率提高速度。
  2000年是一个大的台阶。在这之前,如果剔除年度的波动,总体来说,潜在增长率就是两位数,10%。在这之后,第一个台阶是“十二五”时期,我们当时估算是7.5%的潜在增长能力,最后我们实现了7.8%,也还是比较接近的。接下来我们对“十三五”的估算,如果没有刺激,没有更大的改革,潜在增长率应该是6.2%,这是整个过程,实际增长率应该是逐渐向下降。
  当然我们改革,或许在必要的时候会有刺激的政策,甚至过去10年中的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在延续,因此它会使实际增长速度还高于潜在增长率。但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潜在增长率就是实际能力,如果把自己的实际能力用足了,就意味着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不会利用不足。想一想,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它不会出现利用不足,就意味着不会有周期性的失业现象,也就意味着我们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是在潜在增长率下进行增长。
  因此告诉我们一个东西,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信心,只要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不用担心,哪怕是6%。因为我们整个“十三五”时期平均6.2%,到“十三五”的末期到了6%,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个信心应该有,因为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信心,那时候我们认为,而且事实上也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10%。十年以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到了10%以下,这一点是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外部冲击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
  回顾一下上一次刺激政策,导致了一定的后遗症,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消化,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目的是潜在增长率10%,或者更接近一些,因此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错的。持续了十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惯性,也有失误,因为我们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用来实施区域政策,这是不对的。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
  因此,我们以后的做法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也就是说,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出手要狠,动作要快等等,这些并不一定在每种场合都是正确的。
  既然潜在增长率下降到了6%多一点,今天遇到了外部冲击,我们对美的出口大部分被加了关税,下一步可能还会下来再加关税,影响到了我们的外部需求。内部需求,消费仍然是要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要假以时日,接下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投资需求上,多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这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条经验,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今天大家有越来越多的共识,我们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外开放是一个信号,别人对这个信号做什么样的反应,取决于他对你的信任,而对你的信任取决于我们国内的改革。改革开放从1978年就变成了一个专用词汇,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采取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两个分开了就不可能让这个体制是完善的。
  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的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样可能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
  文|子木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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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云山 发表于: 2018-11-20 12:43:00|只看该作者

蔡昉:中国经济增速回归平均水平是必然

源自:财经栏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zOlw-hnyuqhi3935585.jpg  保存到相册

  “2018(第十六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于11月2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维持了高速增长水平,但是受制于“趋中律”的作用,经济增速必然会回归平均水平,这一现实无法改变。他强调,虽然经济增速降低是必然,但是企业并非没有提升的空间,只是要将原来的靠人口红利增长转变为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他也提醒企业家,人作为劳动要素的重要一环,应得到尊重,即应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合同法》和工人权利等法律法规。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昉:大家上午好,我想谈谈“迎接新技术革命的经济学思考”。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选这么一个题目来谈?这些年在经济各种各样的变革中,我们都知道新技术革命显示出崭新的特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特征,人们就开始给它赋予一些概念,比如说第几次技术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或者像达沃斯的创始人施瓦布教授讲到的,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他出版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讲到了,这次工业革命发展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迫使我们反思国家发展方式,一是反思国家发展方式,二是反思组织创造价值的方式,然后是人类自身的意义。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思考这三个问题,对于经济学或者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就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经济学,谁也不可能全面的反思经济学,但是围绕新技术革命相关的经济学理念,我们应该进行一些反思。
  这个经济学理念,之所以要反思是说,其实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对技术革命的一种回应,因为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的祖师爷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本身就身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英国,因此不可避免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新的问题,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挑战,在理论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考。
  但是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确实有很多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不一样,过去我们传统的经济学都会说,技术替代人,自动化都是在报酬递减规律下发生的,但是机器人革命可能会打破报酬递减的规律。第二个不一样,过去假设技术是一个外溢的过程,这个外溢就自动带来一些人们所期望看到的改善人类福利的效果,但是事实上这一次工业革命有一个最好的时机,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对传统的经济学假说做一些反思。
  我主要对两种传统的经济学假设来做一个反思,一个是大家都熟知的,我们把它叫做“涓流经济学”,这个经济理论是假设技术变革可以自然而然的解决分配问题,科技革命一定是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带来蛋糕的做大。但是蛋糕只要做大了,很自然因为大家都是相联系的,我是富人,我可以投资,投资就可以创造岗位,给不太富的人获得挣钱的机会,接下来那些人有了工资,就要购买,他又给另一类人创造了新的岗位,不管怎么说,科技革命,蛋糕做大,就会通过涓流效应自动流到每一个血管里,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获益。
  但是我们假设的同时,观察过去的现象,在任何做大蛋糕的假设下,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技术变革也好,最后的价结果都是在相当多的案例中表现出来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这在美国是最典型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把矛盾转向中国,因为中国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两极化的趋势,几十年里面工人的工资平均数都没有增长,最后归结于科技革命,归结于全球化,归结于一个具体的国家。
  对于这种收入分配悖论的解释,有各种不一样,我们比较熟知的是托马斯皮凯里讲的,长期以来,资本的收益增长一定会带动它的增长,也就是为什么收入差异扩大,这种现象被我们观察到了,假设经济增长自然带来“涓流效应”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进行反思,这是一种经济学传统。和这个对应,我模仿“涓流经济学”的办法来看“渗透经济学”。
  假设技术变革最终可以自然而然的延伸到所有的产业、行业领域、企业之间,因此,从一个角度的科技革命入手,最后导致整个经济全部的被科技革命所浸染,最后实现了竞争力的跃升。这个假设其实也是不合理的,事实证明也不成立。
  进而在经济学上也产生了一个所谓的“生产率悖论”,“生产率悖论”按照诺贝尔奖获得者索罗的说法,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们假设一个技术革命可以渗透到所有的领域,国家整个被科技革命所改造,但事实上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特别是他说归根结底一句话,你可以看到哪个地方都有计算机,计算机应用到了所有领域,但是你就是看不到生产率提高的统计结果,这就形成了一个生产率悖论,也是对渗透经济学的一个嘲讽。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悖论?为什么渗透经济学不是现实的?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解释,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不是统一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大量的大企业、先进企业甚至具有宏观地位的企业,独角兽,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只是在中国,在所有的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占大头,同时我们也知道,不管在宣称自己已经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是有障碍的,有体制障碍。与此同时,信息也不是对称的,并不是说一个著名的国际大企业和惨淡经营的中小企业、微小企业,两者之间拥有相同的信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结果技术不可能渗透到所有的领域。
  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不到,不具备的能力,你就在创造中被破坏了,这也是一个创新的必然结果,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阻碍技术渗透的阻力足够大的话,你这个科技革命就不能整体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率提高和蛋糕的做大。
  因此,我们从两个经济学传统的角度来反思一下,下面结合我前面讲到的看一看,我们应该做一些怎样的变化?有一句名言说:“如果你不能改变自己,你就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现实中企业也好、政策决策者也好,应该关注几个方面,经济思维的变革,它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是有联系的。
  第一个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趋中律”。所谓的趋中律,我过去学农业经济,有一门农业技术课就叫趋中律,它就讲我们看到有的家庭生的孩子身高比较高,著名运动员高于正常人,自然会找一个跟他身高匹配的配偶。还有一些都是普通的身高,低于平均值,相应的配偶也不会太高,遗传的常识认为父母都高,孩子更应该高,父母都矮,孩子都矮,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们都会回归到正常身高,否则社会身高拉的太大了。
  这个“趋中律”在经济学里面也是这样反映的,在前几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异常的高速增长以后要回归高中速,“趋中律”在中国要发挥作用。其实他讲的道理是对的,而均值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上可以参考世界的平均增长率。因此,我们对目前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了一个估算,大家可以看到的确是在回归均值,但是不变的那个水平就是过去几十年里面世界的平均增长率,我们假设世界平均增长率到2050年,我们的确向它回归。我们是在逐步回归,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应该知道,在回归均值的过程中不再像原来那样,企业只要找到资源就可以赚钱,这个过程就变了,我们要经历一个成长中的烦恼,我们必须调整心态。
  第二个,有一个转变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过去对我们企业来说,我们要找到所有人都还没有涉及,它的利润还没有充分实现的时候,在那个领域去投资,使我的利润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直到今天,我们进入到新的增长常态情况下,这样的机会仍然会更大,但是不那么多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从皆为利来转向皆为率往,这个率就是生产率,我们必须找到提高生产率,特别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过去的竞争力,其实是皆为利来的竞争力,我们未来寻找皆为率往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可以看到,提高新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无论是部门也好、行业也好、企业也好,你都要往高处走,而不是在逐利的过程中往低洼地走,这么一个趋势。
  和这个相关的是,我们现在必须拥抱创造性购买,其实在任何发展阶段上,生产率都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都在提高,但是在以前的高速增长时期,生产率提高的方式来源是不一样的,而今天的新常态下,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没有新的其他的经济增长来源。
  比如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之前,有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在这个时期主要的生产率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你把劳动力从农业这个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二产、三产,你的生产率就能提高,而在产业之间的消涨过程中,资源重新配置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总体来说没有那么多创造性的破坏,都是帕累托改进,大家都改善。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要每一个企业的竞争,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创造性破坏,生死存亡、进退,它越来越成为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我们观察过去的一些研究结果发现,在行业内,你这个行业都是干同样的事,企业之间的生、死、进、退,这种创造性破坏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是三分之一到一半,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转向这个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就是必然式创造性的破坏,是要有退出的风险,是要有死亡的痛苦,这是我们必须拥抱的一个新的变化。
  最后是我们要接受劳动力生产制度,过去都认为,我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所有的要素都是责无旁贷,它的价格决定它的雇佣条件,但是劳动力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要素。经济发展历史,制度变迁历史也证明了,劳动力要素决定了劳动力的配置中,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制度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正像经济学家马歇尔说的,你买一块砖头,把它用在什么建筑上并不重要,你建宫殿也好、修厕所下水道都没有关系,砖头不会有不乐意的感觉。但你雇佣劳动力,因为这个劳动力是特殊的生产要素,是人本身,他就会不同的心情。劳动力市场制度是我们所熟知的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合同法》和工人自己权利的各个方面都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变。
  历史证明,越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劳动力市场制度发挥更自由的作用,但越是到了高质量发展,到了更高人均收入水平的时候,劳动力制度的作用必然会增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主要的还是要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做这样一些企业行为上的调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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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思 发表于: 2018-11-14 16:08:00|只看该作者

蔡昉: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已经足够

源自:中国经济网
原文标题:蔡昉: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已经足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14日消息(记者:李予阳)“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信心,只要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不用担心,哪怕是6%。”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11月13至14日在京举行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说。
  他表示,既然现在潜在增长率下降到了6%多一点,今天遇到了外部冲击,我们对美的出口大部分被加了关税,下一步可能还会下来再加关税,影响到了我们的外部需求。内部需求,消费仍然是要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要假以时日,接下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投资需求上,多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这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蔡昉说,在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并持续至今。而2008年遭遇危机的时候,中国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
  蔡昉认为,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但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但在当时的刺激政策下,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当时政策是对的,但也是有代价的。中国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这意味着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来要去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三期叠加,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前期政策就是我们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广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它天生就带有把周期性政策变成常态化的趋势。上一次刺激政策,导致了一定的后遗症,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消化。
  蔡昉认为,在人口增长方面,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因此,他的结论是: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潜在增长率在下降。蔡昉表示,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实施区域政策,是不对的。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今后的做法是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蔡昉认为,2008年以来10年经济发展经历得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要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且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两者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地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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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正身有 发表于: 2018-10-19 12:30:00|只看该作者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是破除流动障碍的关键

源自:财经栏目
⊙作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在当下的中国,增强劳动力纵向流动的关键,是在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为农民工群体开启进入城市部门和社会的大门,户籍制度改革是破除流动障碍的关键。
  在过去40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都充分展示了相关改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体制障碍,从而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显著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迁的改革进程。
  1978~2016年期间,中国实际国民总收入年均增长9.6%,是同期世界上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速度。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6.8%,每年以3.08%的速度提高,不仅远快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3%)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9%),也明显快于处于类似人口转变阶段的国家的平均水平(1.75%),以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5%)。这个时期中国对世界城市人口增量的贡献为25.6%。
  在过去40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都充分展示了相关改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体制障碍,从而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显著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迁的改革进程。因此,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及其揭示的体制变革、结构转变、增长贡献和分享效应,可以成为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实现分享过程的一个全方位缩影。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于2010年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这一人口转折点不仅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对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还倾向于减慢城市化速度。
  2010~2017年期间,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呈现递减趋势,年提高率从3.33%下降到2.04%,而根据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城市化的任务远未完成。从城市化率指标看,中国距离达到所处收入组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65%的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
  过去40年中,以拆除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退出,在城乡、地区和产业间流动,实现对高生产率部门的进入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二元经济发展的有效经验。
  随着人口条件的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这些经验按照内在的逻辑实现更新,是推动城市化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提升的关键。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也将在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方面产生新的内涵。

退出的动力:从激励制度的变革到生产方式的变革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及与非农产业趋同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劳动力始终大规模转移,而且在城乡普遍呈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农业机械的使用越来越具有节约劳动的性质,农业生产中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已经加速,然而,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却没再显著缩小。
  其原因在于,农业的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在物质费用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这导致劳动生产率未能伴随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提高。与1978~1984年相比,2007~2013年粮食生产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提高了数十倍,而资本边际生产力则显著降低。因此,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打破制约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瓶颈,突破口便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鼓励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
  很长时间以来,“三农”政策的导向着眼于从多取少予向多予少取转变,对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聚焦不够。加强后一导向,有赖于这个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升,这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因此,“三农”政策应该更加聚焦于生产方式本身,而政府各项投入应以扩大土地规模为导向。

流动的目标:从横向为主的流动到横向流动引致的纵向流动
  在城乡劳动力市场日益发育的条件下,农民工已在更大的地域范围流动,总体方向是从中西部农村流向沿海城市。在2017年外出农民工中,44.7%的流动范围是跨越省界的,而中西部外出农民工的跨省流动比例高达56.5%。
  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越来越充分以及流动范围的扩大,显著地缩小了地区间的工资差距。2017年中部和西部农民工平均工资分别相当于东部平均工资的90.6%和91.1%,工资趋同趋势明显增强。然而,这只说明劳动力横向流动的效果。完整的社会流动是指通过横向流动的扩大,使处于社会分层不同位置的个人和家庭,有更多机会沿着分层结构阶梯实现社会纵向流动。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城市化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需要在劳动力横向流动的基础上,推进人口和家庭的纵向流动。作为反映社会公平程度的社会(纵向)流动性,是一整套社会政策的综合结果,也是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最关键的环节,也是预期效果最明显的着力点,就是从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消除阻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入手,把农民工及其家庭培育为真正的中等收入群体。

进入的身份:从作为劳动者的进入到作为居民的进入
  在当下的中国,增强劳动力纵向流动的关键,是在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为农民工群体开启进入城市部门和社会的大门,户籍制度改革是破除流动障碍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在于改革的收益与成本之间存在不对称关系。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增加劳动供给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及其家庭以市民身份进入城市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创新性地安排改革成本的分担和改革收益的分享,形成激励相容。鉴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潜在收益,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提高有巨大的正外部效应,这项改革具有全国层面公共品的性质。因此,中央政府承担更大的改革成本支出责任,有助于切实推动这项改革并取得成效。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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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正身有 发表于: 2018-10-9 11:30:01|只看该作者

蔡昉: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提高?

源自:财经栏目
⊙作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如何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提高?政府部门如何把它作为工作的抓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即全要素生产率。

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度量经济增长模式是由粗放的要素投入驱动的,还是由生产率提高驱动的。
  有经济学家比如普鲁斯科特等通过研究证明了国家兴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还有一些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有的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则跨越了这个“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差异其实也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有研究表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得好与不好,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关键也在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三个源泉。一是资本劳动比。
  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多用机器,通常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一个人能够支配什么机器,能否让机器最大化地发挥作用,不仅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相关,还和人的素质有关,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与人的技能提高的速度失调,就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最关心、最头疼的问题。因此,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不是一个可以无条件提高的手段。

二是人力资本。
  提高人的素质很重要,但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是古人的危言耸听。即使教育发展非常快,人的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也是比较慢的。从绝对值来看,人力资本总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它的贡献绝对水平较低。

三是全要素生产率。
  它是由生产要素投入之外的因素带来的。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发展不竭的源泉,它不会带来报酬递减,不受时间、空间等影响,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历史上,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资本劳动比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很大,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很大,人力资本的贡献绝对幅度小,但是也很显著。后来发生了变化,资本劳动比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起的作用过大了,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成了负数,而恰恰以此为开端,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这是一个教训。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有多紧迫呢?我们分解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劳动力转移、劳动生产率等因素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逐渐弱化。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也好,实际增长率也好,都在下行趋势中,意味着以前促进增长的因素的贡献弱化了。一方面,潜在增长率长期呈下降趋势,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对于经济新常态,我们不仅要适应它,还要引领它。
  引领不是逆着新常态,不是去刺激,而是努力提高潜在增长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主要靠什么呢?最直接的是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它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提高速度将是每年增加接近1个百分点。可以看到,它的贡献是非常直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时,应该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付诸努力。

如何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提高?政府部门如何把它作为工作的抓手?
  在统计学上,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残差。经济学家尝试对它进行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出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最典型,比如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这个配置效应在全要素生产率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谈三个层面的理由。一是产业层面。
  库兹涅茨讲的产业结构调整从一产、二产到三产,不仅指一二三这个顺序,更为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调整,从而总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遵循生产率提高的原则,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自然演化,这个过程叫做库兹涅茨过程或者库兹涅茨效应。我们过去30多年的发展是二元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农业份额下降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今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要遵循生产率提高的原则。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第二产业,这一点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特别关注。

二是企业层面。
  我们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耳熟能详。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创造性破坏”,就是“有生有死”,有进入有退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有研究发现,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来自于企业的优胜劣汰、“生、死、进、出”。越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期,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效应越强;越是进入到比较高的发展阶段,即越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期,企业的“创造性破坏”就越强,熊彼特效应越强。这就提醒我们,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重要的是要创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

三是创新层面。
  生产要素聚集到谁手里,由创新成败决定。通过创新,有的企业会成功,有的会失败,成功的企业配置到更多的要素,失败的企业就要把自己的要素转出去、让渡出去。因此可以说,哪些企业成长,哪些企业扩大,取决于市场的选择。我们把它叫做创新聚集要素效应。人为挑选或推进生产要素的聚集,很可能不利于达成我们的目标。

关于下一步的改革,简单列一下“正面清单”。
  一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保持劳动力供给、消除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第二个改革方向是,改善营商环境,消除企业所有制和规模的区别对待,处置僵尸企业,消除企业进入和退出障碍,提高经济的整体健康程度。第三,从提高教育的公平性入手进行教育改革,延长受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质量,进而提高人力资本,并以此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第四,通过科研体制改革,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使用效率,促进创新和创业,直接改善全要素生产率。
  要避免使用妨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两类政策:第一,过于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宏观经济政策超越反周期的功能,用于维持经济增长。避免使用这两类政策,其实是同一个含义,就是要让宏观经济政策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回归到解决周期性的需求侧问题上,而不是把它们单单用来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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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区之众 发表于: 2018-9-19 17:43:00|只看该作者

越老越不愿消费?蔡昉:中国老人无存款却有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094301tjp46ddppv9j62d6.png  保存到相册

  “2018年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于9月18-20日在中国·天津举行,主题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打造创新型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现在有两个趋势在影响中国的消费,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老龄化,而且因为老年人口在各国都会出现退休消费之迷──人们退休以后或者临近退休,更广义一点,就是随着年龄的加大,消费会减少。
  蔡昉表示,人口老龄化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减少消费。“特别是当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它的消费就弱了。”
  “中国尤其如此,”蔡昉称原因如下:一是老年人过去没有积累,没有财富,退休以后它自己受到了消费的影响。二是老年人后顾之忧,他们承担着自己孩子甚至孙子辈的压力,老年人要帮助孩子带孩子,帮助孩子买房等。
  另外,农村消费比重在大幅度下降,城镇化导致农村人口减少。但这并不表示农村人口进城后,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就跟上去了。因为户籍制度没有改革,他们没有被基本公共服务充分覆盖,后顾之忧很多,消费模式不是城里人的。
  蔡昉做了一个推算,如果现在1.7亿农民工变成了市民,得到了城市户口,就可以提高它的消费27%。“这是一个挑战,”蔡昉认为,但可以通过改革推进以农民工为核心的城镇化来释放这部分消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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