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

　　蔡昉，汉族，籍贯江西萍乡，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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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昉会见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执行主席
  

源自：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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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蔡昉：中国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今天在出席《财经智库》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会时表示，美国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复苏有诸多不对称性，例如复苏的时间、就业方面的复苏、复苏的促动因素等，总的看，中国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外溢效益。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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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微信公号“中国政府网”3月20日消息，经国务院同意，蔡昉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于1997年7月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等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
　　公开资料显示，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研究员。他于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蔡昉长期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2014年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今年3月，65岁的蔡昉卸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一职。近日，蔡昉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的身份亮相。

源自：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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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2025年中国人口总量或将达到峰值
⊙记者：滕晗

　　“2025年中国人口总量或将达到峰值，以后就是负增长。”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在“财经中国2020年会暨第十八届财经风云榜”上作出预测。
　　蔡昉指出，我国人口面临两个转折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已跨过峰值，现在处于负增长的状态。劳动力数量短缺，致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同时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明显减慢。二是他预测，2025年中国人口总量或将达到峰值，以后就是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 主办方供图  d439-kfnaptu0153204.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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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昉表示，总人口的负增长既带来供给侧的冲击，也带来需求侧的冲击，加之外需正在下降，可能会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蔡昉认为，过去几年，“三驾马车”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外需的贡献越来越少，内需成为主要的国民经济拉动因素，客观上已经形成“国内需求为主、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国内需求是不是强劲，决定了未来新格局能不能形成，以及能不能支撑中国未来需要的经济发展速度。”
　　蔡昉表示，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拓展中国的比较优势扩大需求。第一，扩大外需，利用制造业、价值链的优势牢牢镶嵌在全球分工体系之中。第二，实施区域均衡发展。第三，在“十四五”期间开始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大再分配的力度，“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拉动力主要靠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主要靠提高居民收入，更好的收入分配可以提高总体消费需求。”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 主办方供图  fbcf-kfnaptu0153205.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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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鸣锣开市，中国资本市场已走过三十年，三十而立的资本市场将来能不能“立”得更坚实？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指出，资本市场“立起来、立得稳、行得远”需要依靠三大支柱，一是大力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建设，二是切实提升我国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能力，三是有效发挥资本市场机构投资人的作用。
　　屠光绍强调，要总结自身经验，也要分析其他成熟市场的经验，真正找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所需的关键点。
　　“财经中国2020年会暨第十八届财经风云榜”由和讯网主办，旨在探讨新十年经济趋势、产业发展格局将发生哪些变化、后疫情时代企业新机遇等话题。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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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国际机构缘何点赞中国经济？──专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记者：陈炜伟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消息，题：国际机构缘何点赞中国经济？──专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国际机构缘何看好中国经济？怎样研判经济复苏态势？推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还面临哪些挑战和困难，又该如何发力？围绕这些热点问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近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很显然，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相比，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这也是客观的。”蔡昉说，中国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在一季度同比下降6.8%的情况下，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转正、同比增长3.2%，三季度增速加快至4.9%，前三季度累计已实现正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制造业PMI已连续9个月站上荣枯线，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四季度经济增长或将比三季度进一步加快。
　　“很多学者预测中国经济全年可能实现约2个百分点的增长。在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仍处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贡献不言而喻，其正增长将给全球经济注入活力。”蔡昉评价说。
　　面对疫情冲击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复苏也要破解不少难题。在蔡昉看来，需求侧的恢复慢于供给侧是其中之一。
　　从供给来看，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速在4月份就已实现转正。需求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增速8月份实现转正，但从累计来看，1至10月份同比仍下降5.9%。
　　蔡昉分析，由于疫情防控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等影响，需求侧的复苏相对慢一些，特别是消费的复苏较慢。此外，尽管就业稳步转好，但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仍有5.3%，高于测算的自然失业率，显示需求不足仍然对就业市场造成冲击。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能够稳定恢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围绕保市场主体实施了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
　　在蔡昉看来，着力助企纾困、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等，都对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把宏观政策的关注点更多转向个人，加大低保、社保、失业等补贴和发放，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普通劳动者、低收入家庭、失业群体等。
　　“消费是经济复苏的关键。要保持家庭收入稳定，增强发展信心，提振消费水平，从而为中国经济复苏提供持久的拉动力。”蔡昉说。
　　推动中国经济稳定恢复，离不开对外部环境的研判。当前，海外疫情仍在蔓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仍在发酵。
　　“世界经济能否复苏，取决于疫情能否得到控制。入冬以来，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疫情反弹，世界经济或将二次探底。”蔡昉说，随着疫苗研发取得进展、疫情逐步控制，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后或将迎来反弹，最终呈现“W”型的复苏。
　　“但即便走出疫情影响，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也无法逆转。”蔡昉说，不能期待疫情后世界经济短期内有强反弹。特别是，疫情让逆全球化进一步抬头，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如何应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蔡昉认为，新发展格局是将国内大循环和对外开放有机结合的发展格局。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内循环越通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作用就越明显。
　　他分析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达16.3%，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也是最快的，再加上14亿人口、快速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的市场，这意味着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有利于自身稳定发展，也将为各国共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带来更多机遇。

源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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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老龄化减速经济是一种可预见的“灰犀牛”

　　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和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等特征，将是一个长时期的重要国情──
　　推动人口生育率向更均衡水平靠近

核心观点
▲　在“十四五”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发展有一系列需要克服的风险挑战，存在于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增长速度合理区间、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居民消费潜力、涉老产业发展等与人口均衡状况相关的领域。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结合我国人口发展的阶段特点，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着眼点，都可以统一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大战略框架之中。
▲　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延续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增长递减的趋势，甚至有可能提前迎来人口的峰值和负增长。
▲　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和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等特征，将是一个长时期的重要国情。
▲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涉及生育政策、退休制度、教育和培训体系、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收入分配格局、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等一系列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关的领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此做出了全面部署，与之相连的改革和发展任务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系统集成、协同推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由于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成效具有重要影响，人口均衡发展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保障。“十四五”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接近三亿人，人口老龄化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十四五”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发展有一系列需要克服的风险挑战，存在于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增长速度合理区间、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居民消费潜力、涉老产业发展等与人口均衡状况相关的领域。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结合我国人口发展的阶段特点，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着眼点，都可以统一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大战略框架之中。

“十四五”期间老龄化挑战日趋严峻
　　人口年龄结构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口问题具有不尽相同的性质，也给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特殊的挑战。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延续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增长递减的趋势，甚至有可能提前迎来人口的峰值和负增长。这个趋势将在以下方面带来严峻且影响长远的挑战。
　　首先，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皆呈现不可逆的趋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就降低到了2.1的更替水平之下。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为1.3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18。即便考虑可能存在的误差，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41），也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0）。2004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以下。2014年和2016年分别实行“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之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仅出现了小幅回升，随后再次进入下降轨道。2019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是除1960年外新中国历史上最低水平。“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增长将逐年减速，人口总量向峰值趋近，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将在这一时期显现。
　　其次，人口抚养比提高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减缓。2012年开始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2014年开始15岁至64岁人口进入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与之同步提高，老龄化明显加速。这种人口因素导致每年新增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劳动力的老龄化降低平均受教育水平；资本过快替代劳动力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转移减速致使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相应减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由此估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之前的10%左右，降低到“十二五”期间的7.6%和“十三五”期间的6.2%，预计“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下降到5.5%左右。
　　第三，人口老龄化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带来不利影响。受老年群体的人口特征影响，加速老龄化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三个“递减”现象。第一是劳动参与率递减。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难以如期推进，甚至很多劳动者尚未达到退休年龄便实际退出就业市场，这加剧了劳动力短缺趋势，加大了养老金支付的压力，也降低了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第二是人力资本增速递减。由于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不仅增加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难度，也使一部分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就业能力和劳动者技能难以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第三是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递减。这意味着老龄化可能产生新的致贫因素，也妨碍我国利用庞大人口数量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使居民消费潜力难以充分挖掘。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实施国家战略
　　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1.76亿，占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23.0%，大大高于我国总人口的世界占比（18.2%）。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和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等特征，将是一个长时期的重要国情。
　　首先，快速老龄化对人口均衡发展产生冲击。与“十三五”末相比，“十四五”期间65岁及以上人口的抚养比将提高3.3个百分点，到2035年将提高15.6个百分点，达到32.7%。
　　其次，作为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的最大挑战是人均养老资源不足。即使在发达国家，深度老龄化也造成养老负担不堪重负，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日本为9.4%，意大利为16.2%，法国为13.9%，降低替代率成为弥补养老金缺口不可回避的选项。2019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重虽然只有5.3%，但由于未来的老龄化速度将显著快于上述国家，养老金支出的压力必然加大。
　　最后，老龄化问题是很多潜在经济社会风险背后的爆发点。老龄化减缓经济增速是一种可以预见的“灰犀牛”事件，而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某种突发危机还会触发相关的“黑天鹅”事件。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逐渐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由于年龄结构变化的历史因素，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在“十四五”期间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放缓。因此，养老资源需求特别是护理需求的压力还不突出，给我们留出一定时间进行制度建设和资源调动。然而，这个“暂停”十分短暂。例如，70岁及以上人口占60岁及以上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2020年为39.9%，2025年即达44.3%，随后一段时间的提高速度相对平缓，而到2040年则大幅度提高到55.2%。因此，必须珍惜并利用好“十四五”这个时间窗口，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做足做好积极应对的准备。

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的若干紧迫任务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涉及生育政策、退休制度、教育和培训体系、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收入分配格局、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等一系列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关的领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此做出了全面部署，与之相连的改革和发展任务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系统集成、协同推进。以下政策领域和制度建设任务应该在“十四五”规划中具有重要的优先序。
　　首先，按照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推动人口生育率向更均衡水平靠近，减缓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按照一般规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再回到2.1的更替水平，但是，尽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如回升到更接近1.8的水平，仍可产生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效果。因此，“十四五”应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与此同时，也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
　　其次，从设计养老金支付方式和加强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提高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出台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表路线图。养老金支付方式的设计重在增强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积极性和延迟退休的有利性，加强在职培训着眼于提高老年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在从这两个方面提高实际劳动参与率的前提下，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更加人性化，最大限度达到政策意图和个人意愿的激励相容。
　　再次，建立健全尊老敬老事业、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扶助体系，调动全社会资源和积极性，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特定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是以往所实施相关政策和发展路径的结果，因此，很多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的事业和产业，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需要政府提供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此外，既然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趋势，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应该立足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和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因此，相关涉老产业的发展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成为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持领域。
　　最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应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和加深的因素，做到供给的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给付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应在缴费的基础上，开辟更广泛的资金筹措来源，包括保持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资产划拨充实社保基金的制度化和机制化水平，确保在抚养比进一步提高情况下养老金可持续支付。尽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护。加强执法力度消除就业市场的年龄歧视，提高有能力、有意愿工作的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源自：新浪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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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2025年的中国经济──《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经济学动态》创刊6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0月24日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认为，疫情后，经济复苏走势呈现“K字型”，即分化的走势。他分析称，疫情对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并不一样。“有一些白领，可以在家在线工作，还有一些人得到第一线，比如护士、餐馆服务员等服务性行业。此外，如果在正规部门，可以暂时不上班来保住工作，如果是非正式就业，就必然会丢掉工作”。
　　此外，蔡昉还举例称，在美国经济水深火热的同时，股市靠着几家著名的科技大企业支撑，持续高涨。同时富人的财富也大规模提升，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了分化的结果。
　　谈及中国，蔡昉直言，如果全世界今年有国家会出现V字型复苏，那应该就是中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农民工还没有完全的回到城里，有一部分农民工没有能够回来，还有一部分回到城市找工作非常难，又回去了，这都是存在的”。
　　蔡昉提出，“K字型”繁荣意味着并非所有人一起增加财富，分享成果。市场在向前繁荣发展的同时，天生带有两级化因素。在靠生产力提高以驱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确实需要创造性破坏，但不能忽视的是那些“被受到损害的企业职工”，“如果没有好的社会政策托底，这些人不会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反而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强调。
　　“越是要建立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和环境的话，越需要有一个好的社会政策的托底，托住人，用社会政策托住人”，蔡昉分析称，“十四五时期”，应该通过中国特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水平的提高，加大再分配力度，以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阶段，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源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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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权威访谈）
⊙记者：王观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能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稳住经济基本盘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何意义？该如何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今年能否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的目标？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保障
　　问：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何意义？
　　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从国际形势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从国内发展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我国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国内国际双循环也不只是简单的对外开放，而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也顺应了国际期待。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有利于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发展新动能，通过扩大内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也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将城镇化率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关系进行国际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城镇已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的主要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启了新型城镇化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后，我们应积极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城乡融合水平，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有力保障。

深化关键领域改革，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
　　问：您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什么？
　　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等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城镇化战略新理念，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也更适应我国的现实国情。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城镇化的规律以及城镇化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关系，其关键就在于是否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只有以人民为中心、顺应发展规律的城镇化，才能提高发展的共享性和可持续性。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当通过深化户籍制度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推动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中心内容的农民工市民化。一方面，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继续把新增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提高农村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让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着力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这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有效手段和最终体现。

　　问：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县城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作为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县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推进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从当前情况看，我国10多个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功能过载，小城市（约90%为县级市）和县城则发展总体滞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较弱。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既有利于承接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强化与邻近地级市城区的衔接配套，也有利于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促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可以说是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保居民就业底气足，有能力实现全年就业目标
　　问：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就业是一个重要方面。您认为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的目标能否实现？
　　答：我认为这个目标可以完成。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已经完成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剩下几个月完成100多万人的目标应该有把握。
　　我国保居民就业底气足，就业比较充分，主要基于三方面因素：一是经济增速逐渐恢复，预计很快可以回归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最终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二是服务业、新成长经营主体、新兴业态、新型就业形式等也加快复苏，有助于吸纳大量就业；三是政府把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公共就业服务效果明显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城镇新增就业”这个指标是一个流量概念，指的是不断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或机会，不是净增加。这个指标能反映出我国的经济活力，而且这个活跃度非常重要。未来我们仍要全面强化保居民就业举措，首先应恢复并保持新创企业增长速度，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为多种所有制、多种业态、多种经营模式和多样化就业形式创造更好条件。其次，针对不同重点群体综合施策，扩大公共就业服务范围，提升政府援企稳岗措施实施效率，通过社会政策托底民生，恢复和扩大消费需求。第三，加大人力资本培养力度，扩大高中、高职和高校招生规模，提供技能培训及创造培训型公益岗位等。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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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蔡昉：消费应发挥更大拉动增长作用

　　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张思源）在“2020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指出，中国消费率（最终消费站GDP比重）长期以来偏低，消费应发挥更大拉动增长作用。
　　蔡昉表示，研究表明，对于长期停滞，老龄化、收入差距是因，而低通胀率、低利率、低增长率是果。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要素和生产率导致人口红利消失，GDP潜在增长率瞎晃；而总人口负增长可能导致总需求不足，实际增长率达不到潜在增长能力。据研究报告指出，总人口将在2025-2030年达到顶灯，而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顶峰，在2010年后进入负增长。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需仍然重要。研究者重新梳理‘三套车’经济学含义并估算三大需求因素的贡献率，得出不同于统计指标的出口贡献，打破了净出口贡献率为负的悖论”，蔡昉指出，投资需求趋于“回归到均值”，过度依靠投资实现增长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回归均值”符合规律，目前全球资本形成率呈下降趋势，长期停滞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带来影响。
　　此外，蔡昉认为，消费应当发挥更大拉动增长作用，中国消费率长期以来偏低，数据显示，目前居民消费占比约70%，城乡居民分别占78.2%和21.8%。
　　在收入增长方面，蔡昉表示，随着经济增长减速，收入增长速度也放慢，这时要强调更积极的“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与生产率提高同步。在收入分配方面，蔡昉认为，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缩小差距的功能仍可发挥，但效应递减；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仍有诸多空间。在再分配方面，蔡昉认为，如果否认涓流经济学，政府加大分配将不可避免。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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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蔡昉谈6亿人月入1千元：他们承受不起长期失业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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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摊经济”成为热门概念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于6月3日举办的“朗润格政”在线论坛上表示，地摊经济因为进入门槛较低，对于那些难以重回劳动力市场的人更具重要性。
　　蔡昉表示，从就业的角度看，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作为市场主体极为重要，但同时它们也是此次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主体。“疫情面前其实不是人人平等的，有的主体受冲击显然更大，恢复起来也更难。”他说。
　　谈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所说的“全国6亿人平均月收入也就1000元”，蔡昉表示，相关统计数据完全支持这一事实。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折算成月收入是2561元。按五等份分组，其中最低的低收入组人均每个月还不到100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每个月1300元左右，这两组占全国家庭40%（注：该项调查以家庭为单位），再考虑低收入家庭人口数一般偏大，因此这40%家庭背后的人口会超过总人口的40%，大体就是6亿人。”蔡昉说。
　　蔡昉说，这6亿人是承受不起失业，承受不起就业不足，承受不起长期不工作没有收入的。
　　谈及近期就业指标，蔡昉表示，2020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仅相当于往年同期的约70%，而城镇调查失业率也从2018年1月该数据诞生起一直保持5%左右上升至6%。
　　“5%左右属于自然失业率，意味着是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失业率，现在上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出现了周期性失业。”蔡昉说，“按照宏观经济学，降低失业率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经济增长速度刺激一下，理论上失业率也就下来了。但失业率不仅仅是个数，而是实实在在的人。”
　　蔡昉说，“最容易遭遇失业的人也是最容易承受不起失业的人，也是较难回到劳动力市场的人，也是保基本民生的重点。”
　　如何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蔡昉认为，这次疫情的特点决定了不是用刺激的办法就可以使经济增长回到潜在增长率的，因为本次面临供给、需求双向冲击。“恢复就业不能等着经济增长恢复，反过来，恢复就业本身才是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
　　蔡昉表示，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负外部性，意味着市场失灵，此时恢复就业应该动用政府“有形的手”，特殊情况下政府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动作就是扶持小型微型市场主体。
　　对于“地摊经济”，蔡昉认为，因为其门槛较低，所以对于恢复那些难就业人群的经济活动更为重要。
　　蔡昉建议，必须做到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作在进入市场活动时真正零障碍，要确保它们成为纾困救助的主要受益者，政府要给与补贴，并让它们不再“诉求无门”，同时，高科技平台也要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扶持。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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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蔡昉：以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居民收入翻番为扩内需战略重要抓手

　　5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要以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居民收入翻番作为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抓手。
　　蔡昉表示，政府要及时发挥“看得见的手”作用，加大就业扶助，承担最后雇主职能；社会政策要托底，比如用好失业保险金，覆盖未加入失业保险的农民工等群体。
　　蔡昉还建议，应大规模进行纾困补贴，简单快捷地补助企业和个人，利用高科技提高补贴效率。提升消费易得性，通过互联网技术、新科技平台拉动补偿性消费、疫情诱发性消费、代替性消费。
　　日前，蔡昉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刊文指出，疫情冲击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对于获得免疫、治疗、康复机会的可得性，以及对于疫情经济冲击的程度和承受力都是不尽相同的。
　　蔡昉认为，“例如，一场金融危机可能给金融行业造成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损失，同时因波及实体经济而造成大量挣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丧失岗位。但是，银行家损失的是资本所有者的钱，投资人面临的是资本收益的多与少或者有与无的区别，而劳动者失去的却是基本生计。”
　　蔡昉在该文中建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协同发力，财政政策因其具有针对性更强、实施机制更直接见效等特点，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蔡昉指出，财政大规模支出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的充分给付，较之保障金融环节的流动性充足远为重要和对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