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收容教育退出历史舞台，卖淫嫖娼仍是违法行为

　　收容教育制度是对有卖淫嫖娼行为的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根据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公安机关不经法庭调查审判，便可对卖淫嫖娼人员采取为期六个月至两年的强制教育、劳动等一系列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自2019年12月29日起施行。该决定废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第四款，以及据此实行的收容教育制度。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后，收容教育制度不再实施，但卖淫、嫖娼行为仍然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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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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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废止“收容教育”，终止法外之刑

　　中国法治改革进程盈科而后进，同为“法外之刑三姐妹”的收容遣送、劳动教养已先后被废止，该轮到收容教育了。
　　12月24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作关于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目前启动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工作时机已成熟，建议有关方面适时提出相关议案。适时废止收容教育，这既体现了全国推进依法治国的进步，也说明全国人大“备案审查制度”蹄疾步稳，彰显了宪法权威，保障了法制的统一。
　　现行的“收容教育”制度，其实并没有“法律规定”。它与2003年废止的收容遣送、2013年废止的劳动教养一样，可并称“法外之刑三姐妹”。它们都是在上世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存在先天不足。它们不需要经过正常的刑事诉讼、行政处罚程序，就可直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且没有相应的救济程序，权力使用的随意性大，极易滋生侵犯公民权利等问题。
　　针对当年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卖淫嫖娼问题，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之后，国务院颁布配套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但是，2000年公布的《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意味着，收容教育制度存在是否合法问题。
　　而且收容教育在名义上虽不是行政处罚，但“起刑点”高达六个月，甚至比针对刑事犯罪的管制、拘役的起刑点还长，最长甚至能剥夺公民自由长达两年。需知道，卖淫嫖娼本身不是犯罪，只是行政违法，“刑期”高达半年以上是明显的“罚不当罪”。
　　2014年，演员黄海波因为嫖娼被警方行政拘留15天之后，又是因为卖淫嫖娼，被警方继续“收容教育”六个月。当时即引发公众对“收容教育”制度的热议。
　　现行的收容教育制度，缺乏法律依据，有悖于《立法法》。继续动用这种“法外之刑”惩罚公民，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神可谓是南辕北辙。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碉堡”要一个个攻克：2003年，中国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2013年，中国取消了劳动教养制度；现在的“法外之刑”就剩下收容教育，该攻克这个堡垒了。
　　这次启动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工作，是基于全国人大履行“备案审查职能”。最近一两年来，全国人大“备案审查”工作成绩斐然，先后处理了饱受诟病的“以审计结果作为建设工程竣工结算依据”“超生就辞退”等违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让公众品尝到了备案审查的甜味。
　　实行备案审查制度，目的是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避免“神仙打架”，也能及时调整国家、地方层面各种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及时服务于国家的改革蓝图。
　　这次备案审查工作剑指积弊已久的“收容教育”问题，反馈了民间对法规的关切、意见，用制度的刚性运作推动中国法治的全面进步，体现了立法机关的改革勇气，以及宪法制度的活力。
　　中国法治改革进程盈科而后进，同为“法外之刑三姐妹”的收容遣送、劳动教养已先后被废止，也该轮到收容教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