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宗伟：我与牟其中的十八年

去哪里 · 发表于: 2018-1-23 08:56:00

　　我把所有青春都献给了这个男人一生的事业。
　　如果提前预知了我这样的人生，我是否还有勇气选择当初的路？你呢？你会怎么选？
　　人生总是在各种选择后走向未知。
　　但结局，早就在你做下选择的那一刻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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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其中

去哪里 · 发表于: 2018-1-23 08:56:00

我与牟其中的十八年（一）

源自：依夏之言
⊙作者：夏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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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所有青春都献给了这个男人一生的事业。
　　如果提前预知了我这样的人生，我是否还有勇气选择当初的路？你呢？你会怎么选？
　　人生总是在各种选择后走向未知。
　　但结局，早就在你做下选择的那一刻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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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出生时，已经是家里第8个孩子，我有6个姐姐，一个哥哥。
　　母亲高龄生下我，没有母乳，是姐姐们东家借一把米、西家讨一件衣地拉扯着我长大。
　　在我不到2个月的时候，大姐把我抱到了她插队的巫山双庙小学。
　　一个待嫁的大姑娘，一边挣着工分教书代课，一边拖拉着我熬过来。
　　每年寒暑假，大姐都会大老远地从巫山县的双庙镇辗转旱路、汽车、轮船，回到万县（今万州），和父母待上些时日，也让他们能看看我长得怎样。
　　童年哪有什么选择？大人的选择就是你的选择。你只能毫无抵抗力地服从和执行。
　　于是，我的童年记忆，注定就比同龄的孩子多了些情节和色彩，那些分散的、跳跃的，像电影蒙太奇那样不断切换的场景：
　　走旱路时公路上挑担的农民、登船时小心翼翼跨过的趸船上的跳板、没有床位时的便宜散席地铺、码头上翘首盼归的妈妈焦灼的眼神和再次送别时的伤心歉疚泪……
　　好在，我的妈妈为我做了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受益的决定。
　　那就是不管多难，孩子是一定要上学读书的，读了书才能有出息。
　　同一时期，6姐、7姐，加上我，家里有三个孩子要上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记忆中，每年的开学前，妈妈都会牵着我，四处求人、找人借钱，去单位、去街道开各种证明，证明家庭困难，以求得减免一半学费。
　　我在后来遇到的很多难事中，都会用妈妈这种不轻易放弃的精神去追求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和我认为值得为之付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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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了我上中学。
　　上中学后的学费，就全仰仗着姐姐、长辈们过年时给的压岁钱了。那时，大姐一家已迁往了巫山的县城重点中学。每年的压岁钱，够支撑我一年的学杂费。
　　中学后，我就一直生活在巫山中学，固定在大姐家，当起了半个学校家属。只是寒暑假随大姐一家回万县。
　　那真是有如芳华一般的岁月。
　　最纯真的年纪，充满想象的未来，有青春的懵懂，又有不羁的心气。
　　每逢元旦、“五.四”学校组织各类文艺表演，每个班都会被要求出节目。
　　班主任老师大概是偏爱我的，每次都会选我参加节目表演，我也喜欢这样的热闹。
　　初中三年的文艺表演组合给我带来了一份珍贵的友谊。
　　我和我的小闺蜜，舞蹈搭档，一起拿过很多奖，《铃儿响叮当》、《鸽子》、《兰花草》，舞蹈的编舞是闺蜜的大姐，一位年轻老师，现在想起来都还是忍不住想跟着节拍跳跃起来。
　　那时的我们，即使奖品只有一颗糖，也都是要分着吃的。
　　我到了北京以后，我们都还经常互通书信，逢年过节也会互相邮寄明信片。
　　只是工作之后，就随波逐流地少了联系。仿佛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被挤压成了“南德”。
　　1994年夏天，我随老牟去重庆公差，还专门和她碰过一次面。
　　那时她已经大学毕业在重庆某中专学校任教。
　　多年不见的我俩很是欢喜，心中一直的那份惦念，化作了不停地叽叽喳喳。
　　没想到再见面，就是2003年的春节。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在南德事件之后的回家，心里阴影重重。其间数年，她也一直在打听我的情况，苦于遥远，也帮不上忙，她觉得很歉疚。因为她的愧疚我更愧疚。
　　临离开重庆，我要赶去武汉。春节的火车票不好买，她主动给我买了重庆飞武汉的机票。
　　一张机票，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口了。只是哭得一塌糊涂，哭她对我的情意，哭我所经历的岁月。
　　那时的我，更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我将更加颠沛流离。
　　如今，她依然在学校教着英语，儿子上了大学，夫妇在同一个学校。
　　现在的她不知我为何能坚持18年做同一件事情。
　　我想告诉她，人们总是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我，从一开始就选择相信正义、相信公平。
　　我更想告诉她，我羡慕她的细水长流，相夫教子，只争朝夕。
　　这是我心中一直向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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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97年，真是特别的一年。全国人民的喜事是香港回归了。
　　那时的南德，已处风雨飘摇，集团已开始无法正常开支。
　　但还是每天有100多人在坚持正常班车、专车地上班打卡。南德一直实行的是工作餐制度，中层干部上下班都有专车接送。工资是每月财务的大笔支出，到了后期，几十辆小车的费用也是一大笔开销了。
　　老牟想尽各种办法筹措资金，同时大会小会动员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共渡难关，号召中层干部作出表率以个人借款的方式借钱给公司度过危机。
　　到了后期，食堂采购买米，向财务处申请借款，公司账上没有钱了。
　　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不能让同事们饿肚子。炊烟得冒。于是，我借给了南德第一笔私人借款，5000元。
　　紧接着，四十几辆汽车加油挂账的油费，车队去财务处申请费用，公司账上没有钱了。我又自掏腰包，借去一万。
　　就这样，一点点、一次次，最后倾尽了我的所有。
　　当时我想，这样就可以让老牟轻松一些，他能争取一些更有效的工作时间，去拯救大局。
　　我了解我自己，换现在的话说有点轴。只要开始，只要认定，我便会坚持到底。
　　我在坚持什么呢？当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维护老牟当时提出的“汽车跑，炊烟冒”的不关门政策，将集团维持到了最后一刻的停摆。
　　我二姐觉得我傻透了，她提醒我说，“公司目前都这样了，你自己还不打算打算？万一……”
　　她曾经历过老牟的第二次牢狱，深知其中的曲折艰辛。
　　那时的我根本不想这些，我只想着不能让南德的大旗倒下。
　　我现在经常想，要是当初像我二姐一样最后岁月里开始谋划一下自己的日子，现在，我也该拥有北京一栋价值千万的房产了吧。我又何至于在这18年里搬来搬去地如丧家之犬？
　　当时年轻，不懂老牟如何运作，更不清楚他内心里能有多少度过难关的胜算。
　　我的个人积蓄，对公司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于我个人而言，却是我的全部。
　　我还说服了当时在北京的大学闺蜜。她也借了3万元给南德应急。
　　20年过去了，这笔应付款还在南德的欠账簿上。老牟至今未提及。
　　薇拉（她的俄文名），你是信任我的。可我，欠你的！
　　这些年以来，对提携的长辈、对帮助的朋友、对支持的善人，亏欠越积越多，压得我喘不过气。
　　本不该由我承担的这份负疚感，却怎么也化解不去。
　　生活没有假如，也没有如果。
　　当我们选择一个起点时，终点就在那。但我们可以途径不同的风景，收获不同的成长。
　　我的人生，在这一次毫不保留的选择后釜底抽薪。我把我的芳华都留在了这慷慨激昂的抗争与争取中。
　　一个人战斗久了，我发现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
　　我依然战斗着，是因为我还相信，我为让更多人相信而战。
　　相信什么？相信你所遭遇的都会变得更好，你所面临的都是光明。虽然你很有可能负重前行，你会得到公正对待。
　　你的选择，无非是带你走向光明和美好。只是早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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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恍惚之间，岁月一轮轮，一年年，转瞬即逝。而我，似乎却还在原地。
　　人生就是这样，不管苦与乐，都是一种经历，一种财富。我愿将它们收藏，待芳华尽头，慢慢品味。
　　老牟出来后，我随他去了一趟潭柘寺。
　　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我们还停留在原来。
　　我不求什么，只在心里默念了这首诗。
　　这是我年少时读过的一首诗。
　　送给我自己，也送给你
　　我远方的朋友。

青春

　　席慕蓉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
　　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
　　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
　　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
　　无论我如何地去追索
　　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
　　而你微笑的面容极浅极淡
　　逐渐隐没在日落后的群岚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
　　含着泪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台北人 · 发表于: 2018-1-23 08:56:00

我与牟其中的十八年（二）

源自：依夏之言
⊙作者：夏宗伟

　　那时的老牟，很高，很胖。因为血压高的缘故，脸上总是红红的，泛着光。
　　我所有的敏感、小心翼翼都在那时生根。我所有的信念也从那时生根，直到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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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到我的高中。惭愧，我的高中，读了五年。
　　我在巫山上学，要回万县参加高考。一来一去，除了考场的陌生，还要在最后的成绩上高出同学们20～30分才能在万县有同样的录取资格。当时的我也不太懂这些，所谓的不平衡，反倒是在后来的社会经历中逐渐体会到差异。
　　第一次参加高考，完全是盲目的学习，盲目的考试，结果可想而知。家里似乎倒也不急于我去工作挣钱，所以，大姐夫校长说服了我复读一年再考。
　　接下来的一年，我很用功，拒绝了所有娱乐。第二次高考分数一下子升了150分，在巫山达到了二本分数线，可在万县，还是没能上线。大姐夫看我的上升趋势，又劝我再读一年。我也就咬咬牙，蒙头开始了第二次的复读。
　　第三次高考前四个月，瘫痪在床八年的妈妈，终于不忍病痛的折磨，撒手离我们而去。她的离去带给我的伤痛是难以抚平的，失去了心底最深处的那份依靠，本就内向的我越发少言寡语。
　　第三年的成绩，只比头一年多了一分。虽然也恰巧超过了提档线一分，但由于参考人数远多于录取人数，家里又没有关系去四处活动，虽然我憋着劲儿想考出个名堂了却妈妈的心愿，但内心里，却很是消沉，没有信心，没有动力，更没有了斗志。我没有勇气再选择一次复读，那是一件让我羞愧无比而无法面对的事。
　　那年暑假，老四夏宗琼来信说，可以安排我到北京继续读书（那时的通讯还只能靠书信，快的方式就只能靠发电报）。
　　开服装店的二姐一看信，连忙说“去不得去不得”。但最终，命运的安排还是把我推向了北京。
　　那时的万县到北京还没有直达火车，是二姐买了船票把我送到重庆，然后，又买了火车票，把我送上了重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那一天，我刚刚过完二十岁生日。
　　很多年以后，听我哥哥说，当年我离开万县后的一周，家里就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但他们想着我去北京会更好，也就没再告诉我录取通知书的事。现在想想，当时的家里应该还会面对一大笔学费的愁苦吧。
　　所有旁人，哪怕至亲的以为都只是以为，连我自己，也以为我的命运从此掀开了新篇章。
　　然而，我以为的并没有真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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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到北京，我很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因为老四夏宗琼和老牟的关系，家里人员结构比较复杂。我变得处处小心翼翼，生怕给我家老四惹麻烦。我的敏感伴随着我在他们身边的每一天。
　　那时的南德，还在羊坊店15号的院里，一个属于部队的大院。南德租用了地面一层、地下一层用作办公，外加相邻的一处平房，两层的一个小楼。
　　当时老牟和夏宗琼就住在办公楼上二楼的一个大五居里。老牟的两个儿子和夏宗琼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也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老牟的母亲和两个表妹。我的住处是这个大五居进门处的一个小小单间，一张单人铁架床、一张书桌、一个简易书架，就是屋子里的全部摆设。
　　我不是牟家的直亲，加上当时夏宗琼和老牟的关系，我不敢和老牟、他的两个儿子多说话。因为以前也不认识。相处久了，老大会偶尔和我打个招呼，我也只敢怯生生地回应几句，生怕一不小心，就惹了别人不高兴。
　　赶上吃饭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地磨蹭到他们吃得差不多了再上桌。人少一点的时候，我心里才觉得不那么压抑。
　　那时的南德已开始着手对苏贸易，和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有业务联系。夏宗琼就将我和老牟的小儿子一起安排进了俄语系同一个班学习，算是走读生。一学期的学费800元。
　　在上学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多次感受到老四和老牟之间关系的紧张，但我当时年纪小，也不懂，老四也不跟我多讲什么。有时候，我在家里找不到她，就会去办公室找她。办公室有时候大门紧闭，有时会就她一人坐在里面发呆。我推门进去，也不敢打扰，就陪着她一起发呆。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也会聊上几句。多半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怀念起我们的妈妈。
　　那时，老四和老牟会经常出差。每次他们出差回来，有时会讲很多话，有说有笑，那就说明这趟出差收获不错。平时，他们偶尔还能一起在客厅看看电视。更多的时候是吃完饭各干各的。我也就不敢在客厅多待，吃完就立马回我的小屋躲着学习去了。
　　俄语系上了三个学期，我不得不辍学。因为没人给我交学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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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91年3月6日，我正式入职南德。
　　入职的第三天，下了一场大雪，实属罕见。大雪那天，是“三.八”妇女节，我领到了第一份“三.八”节的礼物，是公司集体发的，一种可以挂在墙上的乳白色干藤上插着紫色干花的花环和一组塑料饭盒。
　　刚被安排上班，完全是一些事务性工作，有时连事务性的工作都没有，只需要每天打卡坐在办公室里。下了班，晚饭后，就是辅导我外甥（夏宗琼的儿子）的学习。后来，遇到外甥学校开家长会、请家长之类，也都是由我出面去了。那时，外甥在羊坊店小学上五年级。
　　用当时南德人事处处长徐一冰（一位受了老牟的鼓动而毅然决然选择下海的第一批海军领导，现任聚龙集团副董事长）后来的话讲，如果当时是由他面试我，我是肯定通不过的。
　　当然不会通过，因为，我被安排上班的初衷，也只是为了更方便地做一个参加外甥家长会的替身。
　　王功权夫妇当时和夏宗琼在一个部门。他们一起在对面小二楼的二层办公。那时叫投资部。楼下一楼是食堂和展厅。展厅里陈列的是对苏贸易中方的各种货物，各色羽绒服、暖瓶、旅游鞋、袜子等等，琳琅满目。
　　羊坊店时期的南德，有一百多人，因为有组织对苏贸易货源的业务部门，一边是索取各类百货的苏联客商，一边是争先来获取订单的国内各地厂商，常常是各色人等络绎不绝，用车水马龙形容也一点不为过。那时的南德，还是有不少能人的。
　　因为我学了点儿俄语的缘故，刚上班，我就被安排在外联部负责内勤、打杂之类的工作，还有接收少量的俄文电传。当时的外联部正在组织一场桥牌赛，外联部的所有人员，6个人，和其他部门几个会桥牌的同事，经常可以在上班时段切磋牌技。我也就跟着旁边学了一些桥牌的基本规则。
　　两个月后，我就被调至总经理办公室，也就是总裁办公室的前身。
　　那时的总办主任是冯仑，但我和他没有直接的工作交集。我的顶头上司是办公室副主任。但我对冯仑曾是中央党校老师的身份记忆深刻。
　　我调到总办工作不到半个月，冯仑就因故不辞而别了。
　　刚调到总办，我很怕自己经验不足，又怕让人笑话是因为特殊关系才进的公司，当时的领导只交待我负责总经理批示文件的上传下达。我生怕出差错，于是处处小心谨慎，不懂就多留心、多记录，竖起耳朵、勤腿脚。
　　虽然只是文件的上传下达，我还是特意准备了一个专门的本子，登记所有经我手的文件、报告，哪个部门何时报上来、老牟如何批示、传下去谁谁签收执行，都一一记录在案，也备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需细心、仔细就行。当时也没有电脑，一切全凭手工记录。那一年，我的月工资200元。
　　文件登记的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了1999年。现在公安的档案里，应该都还保留有我全部的登记文件记录本。以至于公安人员在后来的办案中曾有过感慨：南德的文件保存很有序、很全面。
　　在我的信念里，用我自己的认真，干好每一件交代的事，就算工作到位。这18年里，我也一直秉持着这一份“认真”，认真地工作，认真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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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调到总办后的一个周末，我和业务部的同事随老牟一起参与了接待苏联客人的郊游活动。那算是我的第一次对外工作。现在看来，面对镜头的我想笑，又不敢大笑，心里还是怯怯的。
　　太近的距离，会让我有一丝不安。这丝不安仿佛会将我所有的小心翼翼、寄人篱下、忐忑不安击穿。
　　但是现在的我很感激当时的我。那个我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为自己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高兴，为自己实现的每一个小目标欢呼。那个我对未来充满无限想象，对人生开始了描绘。那个我给自己打气，给自己鼓劲，那个我相信一切美好。
　　所有的这些，都在后来的18年里有了新的意义。我也确实还在努力、认真，还在取得进步、实现小目标，我也还相信美好，还要给自己打气，只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征程，才找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好。
　　我能给哪怕是一个人带去希望，带去未来，让他有新的人生，这便是美好了吧。如果有更多人因我的有所坚持而在生活中不骄不躁不气馁，在逆境时鼓励自己，如果有更多人因我的有所坚持而意识到活下去的意义，如果有更多人因我的有所坚持而不枉过生命中走过的每一个时刻，那么，我认为，我的有所坚持也就是美好的，是值得的。
　　1991年6月30日，南德搬迁至后来的永定路21号大楼。这对老牟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很多时候我也在想，老牟这一生，是不是他内心那份信仰所致？有没有那么一刻，他也曾像飘在云端，回不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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