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的和平民的：在众多顶层设计中的“支部建在连上”

一：1927年的众多顶层设计不及一个“支部建在连上”
　　今年的“四一二”是一个纪念日，在中国现代历史上，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政变，中共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各地被屠杀被清共，死亡（数十万）和脱党叛党了大批人。几乎亡党的“四一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沉痛的日子。
　　“四一二”大屠杀大清共后，当时的党中央措手不及，一时间出现了众多的主张和动作，基本上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设计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城市暴动，攻打大城市，包括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在内的200多次起义，都失败了。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果断地率领着无处可去的起义军走上了井冈山，也可以说是走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道路，落草井冈山，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以后发展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战略。
　　就像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阶级斗争不是我的发明，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我的发明”一样，当年的毛泽东，虽然没有说走上井冈山在农村扎根不是他的发明，但是也差不多。因为，在井冈山时期，不但大批红军开小差、出现了单纯军事主义思想，而且就连林彪这样的指挥员，也发出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当年的毛泽东为了走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往往被朝廷收买或者阴谋中间，终致于失败的历史规律，在井冈山时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下面就是他艰苦探索的过程回顾：
　　在上井冈山之前，起义军的行动始终在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委的领导之下。因此在奉命攻打长沙的起义部队三路后受挫之后，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浏阳上坪议决暂时不打长沙，令各团迅速向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前委会，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他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会议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支持。9月20日，工农革命军1500人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向湘南农村进发的新征途，开始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战略性转变。
　　抵达江西萍乡芦溪时，部队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此时，部队因作战不利与长途行军，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加之部队党的组织不健全，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便离心、离队。毛泽东深感部队的思想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组织制度不能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于是在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后，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对不足千人的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成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1927年10月1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休整。这是井冈山下的小镇，地处两省三县交界，背靠井冈，面向湘南，可进可退。毛泽东一面开展社会调查，一面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着手在连队建党。虽然三湾改编就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由于行军打仗，一直没有付之实施，加上从文家市到水口，逃跑事件时有发生，原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擅自离队，一排士兵在排长煽动下集体逃走，毛泽东感到建立党的核心、加强政治工作尤为迫切，便召集党代表会议，研究连队建党工作，根据各连党代表提名，批准几个表现好且坚决要求入党的士兵入党。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
　　1965年毛泽东重新回到井冈山，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井冈山精神是什么？工作人员答是艰苦奋斗。他笑了，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还要从制度方向想。当时作为工作人员的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忽视了士兵委员会。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

二：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重庆与广东的比较
　　为什么要重新提起早年历史上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这是因为面对今天国内重重难题，又一次出现了众多顶层设计的局面。国务院3月26日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领导人发出了警告：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人亡政息”，可以说提到了几乎亡党的“四一二”的高度了。
　　回顾过去一至五次之多的廉政工作会议，领导人都是在强调权力运用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可以说面对限制权力滥用的问题，设计了众多的方案。什么“巡视制度”啊，什么“三不直接分管制度”（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等重要部门）啊，什么“限任制度”啊，什么任职回避制度”（亲属关系和籍贯地回避）啊，等等。
　　唯一从底层老百姓的角度设计的方案，就是体现在也是由政治局委员之一设计的过去五年的重庆的唱红打黑行动中，重庆的唱红打黑行动中，就有从基层民众中造声势威慑贪官的意图在里面。
　　在全国的群众舆论中这一点也有反映，通过重庆的唱红打黑宣传，他们认为重庆地区的抓贪官污吏方面是全国最狠的，也是受到媒体和网民关注最多的一个地区。他们认为像文强这样的大官，能最终被揪出来，还被大快人心的迅速被执行死刑，他们认为也就是在重庆这地方，要是换了别地，文强也许继续猖狂着。所以，他们认为查处贪官与来自基层的唱红打黑配合起来，就能震慑贪官。
　　有的舆论文章就与广东比较，《新华网》有一则官方消息说：仅广东一省，过去6年就有151名地厅级“一把手”落马，占被查处地厅级干部的近80％；另外还有1284名县处级“一把手”被查处，占被查处县处级干部人数的近70％。 近几年的广东，落网“一把手”至少包括：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深圳市福田区原区委书记李平，广东省盐务局原局长沈志强，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汕头市原市委书记黄志光。在广东，没有败露的“一把手”还不知有多少。
　　广东的贪官被查处，都是事后才被大量曝光，没有事前的震慑和群众的参与，只能说是层出不穷、前赴后继。

三：腐败亡党与反腐败失去维稳官员积极性后的亡政
　　广东也是过去几年当中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地区，几个月前发生了汕尾市乌坎村的群体性事件，在处理过程中，汕尾市书记郑燕雄公开讲了著名的一段话：“抓人是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吃饱饭没事干，整天不盖宾馆，不盖学校，专门盖监狱，然后不停抓人，抓得挺爽抓得挺过瘾的啊？有这样的书记有这样的市长吗？都是手段。你不再闹，不再违法，让政府觉得靠谱，估计不会再乱来，那我连武警都不用请，你以为请武警不用开销啊？好几百个武警、警察住在这里，我们邱市长的钱包一天天地瘪下来了。”
　　有人根据这番透出今天官场内在规律的话语，得出一个惊人的政治运行规律：“不腐败才会亡党”。这个结论可是与领导同志刚刚讲过的最大危险──腐败会导致人亡政息的结论完全相反的，它是事实吗？
　　这个人在一篇文章中论证说：
　　──为什么“不腐败才会亡党”？为什么党要容忍腐败？简单的答案是：因为党有比廉洁更重要的东西，因为还有别的东西比腐败更能威胁党的生存。问题也可以这么问：上层难道不知道下层的腐败吗？正确的回答是：上层比任何人都清楚下层的腐败。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的观察发现，问题出在对地方官员的“行为约束模式”上。
　　──很显然，在对地方官员的“行为约束模式”里，廉洁不是最首要的“治官”目标，忠诚才是最首要的目标。在我看来，“忠诚、政绩、廉洁”是当代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约束模式”。腐败会失去民心，但失民心却未必失天下，而不忠诚却会直接威胁政权。与“官心”相比，失民心只是政权的间接威胁，失民心因此未必失天下。换句话说，官忠诚比民忠诚更重要，失官心才会失天下，因为失官心就是官心完全倒向民心的一边，或者官心完全无力控制民心（包括对自由化心慈手软）。关键还在于，政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心。把经济搞上去，把就业搞上去，把福利搞上去，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对腐败的不满搞下来。
　　──所以，忠诚是政权之根本，腐败是忠诚的必要之恶，政绩则是腐败的稀释剂。对一个政权来说，忠诚是永恒的稀缺品。忠诚很昂贵，所以忠诚需要回报。历史上的政治忠诚，都是以钱和权作为回报的，钱不足就补之以权。钱权当然是没有够的时候的，但如果约束官权也太昂贵，官权约束就要让位于忠诚约束。贪官不怕，就怕贪官不听话。
　　如果上述论证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背后的结论，那就是制度出现了问题。
　　就是今天的制度规定了官员只向上负责，而不对下面负责。政治层面的这种制度决定了官员的行为模式。

四：在众多顶层设计中的“支部建在连上”
　　还记得毛泽东在井冈山精神上面的归纳吗？他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制度才是走出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规律的东西。他说，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
　　在农村根据地的红军之所以脱离了农民起义军的流寇主义和旧军阀的单纯军事主义，就在于在制度上找到了一条党的基层工作与军事工作结合的新路。而这个结合的核心就是民主、就是士兵委员会。
　　这几年，不光是国务院的监察机构设计了众多反贪措施和顶层设计，而且中央组织部中纪委也在进行顶层设计。什么党组成员要参加支部活动啊，什么党组生活会啊，什么党组学习会啊，什么组织部门的年底到干部任职单位的干部打分制啊，等等。
　　但是中央组织部、中纪委众多的设计都是不了了之，例如，最近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表示，中国要执行财产申报制度，还欠缺“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两个方面的条件。
　　国务院监察部门的设计呢？“巡视制度”更多的是事后的明查而不是事前的暗访，“三不直接分管制度”（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等重要部门）则挡不住“一把手”的一手遮天，“限任制度”只能加剧“一言堂”的过期作废心理，“任职回避制度”（亲属关系和籍贯地回避）也低估了中国式关系网的广度和力度。
　　这些设计的缺陷就在于没有从根子上解决官员的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制度问题。要从根子上解决，就得从彻底和坚决的党政分开入手。
　　为什么多年党政分开的问题解决不了呢？
　　我们党得到政权以后，就像当初的“四一二”以后对待军队一样，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建立了军队就行了。但是没有解决军队的军事特点与党的特殊的建制结合的问题。
　　今天我们还是这样，以为共产党的执政就是紧紧地掌握干部任命权，就是沿用旧的一套制度，让层层的广大干部只对上负责，只是从上面得到政治能量，但是这恰恰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权与党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带有创新的底层意义的关系。
　　回想当初毛泽东带领军队上井冈山的时候，不是也苦于单纯军事主义吗？
　　今天我们的党执政方式，停留在斯大林主义和计划经济时期，在市场经济已经扎根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高涨和信息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党的执政还是单纯集权性质的，这怎么能够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独特性呢？
　　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都是早年中国共产党的创举，它的特点就是把党的工作与军事工作分开以后，又结合起来成为新的一套东西。这就是党军工作运行分开又结合的意义。
　　今天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制度，就是要在党政彻底分开的基础上，又带有创新性地重新结合起来上面下功夫。就是要找到今天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内在规律。
　　一句话，在众多的顶层设计当中，我们更应当去寻找今天的“支部建在连上”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