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上尉书记：曾试图劝说李宗仁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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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接受记者采访

　　今年92岁的杨靖老先生住在珠江路一枝园，在读完发现周刊登载的《龙潭战役》(2012年6月4日A25版)系列文章后，他给编辑部写来一封信。在信中，杨靖说，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他曾在国民政府国防部担任秘书，当时的国防部长正是曾经指挥过龙潭战役的白崇禧；此外，他与龙潭战役的另一位指挥者李宗仁，也曾有交集。那是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前，已经调动到联勤总部的杨靖跟随国府一路南撤……
　　时过境迁，那些历史缝隙中的细节，杨靖还记得吗？记者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杨靖老先生。眼前的他，虽然耳朵有点背，思维却非常清晰，他将往事向记者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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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中)与白崇禧(左)、陈诚

　　随父客居上海，拜书法家唐驼为师
　　杨靖1921年出生在江西，当时，他的父亲杨方珍正在江西任职。杨方珍是个性格爽直的湖南汉子，曾参加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前，杨方珍在湖北新军做事，当时的湖北新军，主要由湖北人和湖南人组成。武昌起义爆发时，坚决拥护共和的杨方珍率兵炮轰总督府，大炮连发，总督瑞徵吓得一溜烟逃跑，躲进了停靠在长江里的军舰。
　　辛亥革命后，杨方珍进入湖北都督府军务部，担任少校参谋。然而，时任军务部长倾向于袁世凯，杨方珍与之政见不同。杨方珍的老上司黄申芗，是参加过武昌起义的元老，也坚决反对袁世凯，适逢黄改任江西水上警察厅厅长，杨方珍便投入老上司门下，担任军需官。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眼见和平无望、民主无望，一向拥护共和的杨方珍心灰意冷。不久后，杨方珍携家带口来到上海。到上海后，杨方珍决心卖字画为生，他为自己镌刻一枚 “不是十年前人” 闲章，以示退出军政界自谋生计，再不问政治。
　　当时的上海，书画大家云集，有张大千、吴湖帆、黄宾虹、刘海粟、唐驼等名家。杨方珍与这些人多有往来。十岁刚出头的杨靖自小对书画有兴趣，也常常得到他们指点，尤其是唐驼，见杨靖学写的字形貌近似自己的，更是对这位晚辈悉心点拨。
　　杨方珍的书画，上世纪20年代在江西已经颇为有名，然而到了上海，其名望却被湮灭，有时候甚至会被人委托来做抄写的事。杨方珍耻于抄写，于是交给儿子杨靖去完成。杨靖兴高采烈代父书写完成，倒也从来没被看出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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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右)竞选副总统前与白崇禧

　　桂柳会战中，为蒋介石写签呈报告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经济滑坡，字画生意越来越少。国难当头，杨靖的母亲在贫病交加中含恨去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全面进驻上海，恐怖气氛令人窒息。此时，父亲年迈，生计艰难，已经长大成人的杨靖决定参军，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又可以抗日报国。
　　1942年底，杨靖经父亲老友介绍，辗转来到浙江丽水，加入三十二集团军。时任三十二集团军参谋长汤尧，相中杨靖的一手好字，在升任军委会后勤部参谋长时，带着杨靖一同去了重庆。不久，后勤部改组，汤尧转任军训部辎重兵监，杨靖随往，此时的军训部部长正是白崇禧。
　　1944年8月，日军由湖南、广东分兵向广西进犯。1944年八九月间，蒋介石严令第四战区(广西属第四战区作战地区)在桂林、柳州等地进行防御抗敌，史称“桂柳会战”。会战前后，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文件往来频繁。刚调到军需部不久的杨靖，立刻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他的工作重点是为蒋介石写签呈报告，内容则是在对日作战中军训部急需解决的机要事项。
　　时隔多年，杨靖依旧记得自己经手的那些报告，“会战前，根据敌我态势，我作战部队拟设立敌前兵站与贵池等地相配合，以便交战时较快补充到枪炮弹药。运往前线的各类枪炮子弹数，也都要──请示批准。”
　　桂柳会战进行中，据守七星岩的阚维雍师长壮烈殉国，而前敌最高指挥官韦云淞竟不战弃桂林而逃，严重影响军心，乱了军事部署。虽然部长白崇禧亲往督战激励官兵，然而也难挽颓势。来势汹汹的敌军攻入广西，踏入贵州。陪都重庆震动，危急关头，蒋介石调汤恩伯部重兵扼守贵阳一线阻敌深入。此时，杨靖再次奉命书写报告给蒋介石，请示为确保滇黔和云南的国际通道不被截断，拟设兵站于某处屯粮屯弹以备战时急需。
　　令杨靖印象深刻的是，即便在那样战事紧张惊险之际，呈给蒋介石的文件也必须按他的规定严格遵守。“要用较厚宣纸印刷的专用签呈报告纸，规格分上下两栏套印绿色的框，上栏用毛笔浓墨端楷书写正文，下栏留给他批示专用。报告写好后，得用红铅笔圆圆地点读句读，然后送交蒋介石侍从室。”
　　桂柳会战结束后，部长白崇禧追悼阵亡将士，由秘书起草两幅挽联。挽联起草后，由杨靖抄写。一副是：“云笼桂柳千峰暗，血注瀜漓万里殷”；另一副是：“生犹戴吾头，严颜终为降将(注：讽刺蒋介石亲信方先觉降敌后又回来)；死不输贼手，南八无愧男儿(注：赞颂为国赴难的桂系将士)。”
　　细读来，白崇禧对蒋介石的不满跃然纸上。

　　担任国防部书记，为白崇禧起草回信
　　抗战快结束时，蒋介石采用了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决定还都南京后撤销军事委员会，仿照美国体制成立国防部。
　　谁来执掌国防部？人选让蒋介石颇费脑筋。当时，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与陈诚都有意此职，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蒋介石权衡再三，将这一职位交给了非亲信的白崇禧。一则因为白崇禧在抗战期间表现可圈可点，一时间名望颇高，二则美国方面对白崇禧的印象不错，他出任国防部长，容易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和同意。
　　白崇禧就这样被推上了国防部长的位置。然而，就职后的他，很快发现所谓国防部长，不过是一个虚职。国防部长下面，设有参谋总长一职，由陈诚担任。按照规定，参谋总长直接秉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之命，指挥全国海陆空军，发号施令，实际掌握军政、军令大权。
　　据时任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图书科长何作柏回忆，当时的陈诚骄横跋扈，经常举行的作战会议由他亲自主持，部长不得参加；发布命令用国府主席和参谋总长的名义，没有国防部长的名分；就是有些比较重要的公文，也不给部长核阅；只是遇到不得不给国防部长知道而又无关紧要的文件，他才批示“着送交白部长核阅”或“白部长阅”等字样。在当时的官场中，这样的公文批示是上级对下级的语气，含有命令的意思。正规的有礼貌的写法，应该是“呈白部长核示”或“呈部长白钧阅”。陈诚此举，让一班下属都有些看不下去。
　　1946年夏天，杨靖也随着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在国防部秘书室担任书记，主要职责是管理书信往来。在杨靖的记忆中，部长白崇禧非常威严，“我那时候职位低，军衔也只是上尉，见到他连话都不敢讲。”
　　国防部长虽然是虚职一个，但白崇禧是军事战略家，下面的一些将领常常会与他书信讨论军事问题。杨靖记得，当时荣誉二师师长戴坚经常写信向白崇禧请教。接到来信后，杨靖负责起草回信。一笔一画写好，连同来信一起交给白崇禧。白崇禧看后，有时候会批示“阅”，这表示来信与回信都可就此收起，不必回复对方。如果白崇禧批示“可”，就表示可将回信寄送对方。做过多年书记工作的杨靖，对白崇禧的“可”字印象很深：“那时，别人批示文件，表示认可，都批‘行’字。他的‘可’字显得很特别，而且字写得就像一只仙鹤，很漂亮。”

　　跟随李宗仁南撤，试图劝说李宗仁留在大陆
　　李宗仁和白崇禧被认为是桂系的首领，蒋介石向来对二人提防有加，总要将他们分开两地，以免两人联合起来对自己不利。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时长驻南京，李宗仁则被蒋介石“放逐”到北京(时称北平)，担任北平行营主任。按照当时的组织章程，北平行营直辖两个战区，包括五省三市。辖内一切党政军的成员都得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然而，实际上，李宗仁手中没有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的权力。李宗仁在后来的自传中，曾形容自己当时的尴尬处境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1948年3月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李宗仁决意参选，角逐副总统。4月底，选举揭晓，突破各种阻力的李宗仁顺利当选副总统，从北平回到南京。本着一贯的策略，蒋介石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调任华中“剿匪”总司令专职，再次将李宗仁与白崇禧分开。
　　白崇禧离开南京前，杨靖已经调往联勤总部秘书处。那时候，政局混乱，朝令夕改，但杨靖靠着自己的一手好字，一直认认真真做着分内的工作。
　　1948年底，随着解放军向长江推进，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在经过精心思考和周密部署后，将总统的位子让给了李宗仁。谁当总统，与杨靖的关系并不大，此时的他，又被调到联勤总部所属经理署粮秣司办理军粮供应业务。
　　渡江战役前夕，李宗仁带着总统府随员三十多人飞离南京，前往大本营桂林。而杨靖，也随着南撤的军政机构离开了南京。杨靖记得，他们是4月22日抵达上海的。然而，解放军来势勇猛，上海终非久留之地。杨靖他们一路南撤，几天后坐船抵达相对“安全”的广州。
　　“我记得当时是住在一个茶楼上，那时的广州，还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但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共产党的军队迟早会解放这里。”
　　在不安中挨了几个月，其间，几度传出李宗仁将离开大陆去美国，杨靖认为这并非明智之举，很想劝说李宗仁留下来，“无奈我位卑职低，根本说不上话。”
　　不久后，杨靖跟着李宗仁到了重庆。在重庆，李宗仁心力交瘁，难以支撑。不久后，他丢下江山，飞往美国养病，连同他的厨师也一并走了。

　　随部队起义，转行进入南师大工作

　　李宗仁走后，杨靖他们一路向西，沿着成渝公路到了内江，“车子开到内江，路堵上了。费尽周折，我们终于到了成都。”
　　到成都后，杨靖面临两条路选择，“一是把我从少校升为中校，带上钱去西昌主持粮库；二是脱离国民党军队起义。”
　　第一条路，杨靖不愿意选择，“当时川西有刘辉的部队，已经起义。我的老上级汤尧也已经被捕。形势清楚地摆在眼前：国民党已走到末路，怎么挣扎也只是徒劳。”
　　杨靖选择了第二条路，随四十四补给分区司令曾庆集(何香凝侄女婿)起义。后来，杨靖进入成都被服厂，并学习了文化。
　　1952年，杨靖来到南京，经亲戚引荐，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