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头大恨：毛泽东至死都不肯原谅的一人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同操湘音”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他们失和的根源究竟是因何而起？毛泽东为何至死也没有原谅彭德怀？
　　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业共产主义
　　新的阶级斗争纲领是在整风和反右斗争之后真正形成的。
　　今天我们回头去看毛泽东在1957年2月所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从那个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还显得朦胧的理论状态。
　　一方面，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73页）
　　这表明他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一种温和估计。这种估计是在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经济建设的喜洋洋情绪浮上共产党人心头的一幅图画。
　　当然，毛泽东从来对阶级斗争是敏感的，因此，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75页）
　　在这里，他仍然把阶级斗争保留在自己的视野之中，但是对它的注释无疑又是十分温和的。
　　有着超越一般共产党人政治敏感的毛泽东，在这个和风细雨、谆谆教导般的讲话中同时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可以看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看来充满和风细雨的经济建设气氛的讲话中，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新阶级斗争纲领的萌芽。而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新阶级斗争纲领终于成形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1958年、1959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和广泛开展。这是借着1957年反右斗争势如破竹的政治优势，经过一系列逐节推动的政治发动得以形成的。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农村展开了大鸣大放，进行了两条道路的群众性大辩论，将反右斗争的政治成果在农村普及化，将阶级斗争新纲领的威慑力普照到六亿农民头上。
　　同年10月26日，《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开发表。《纲要》指出“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并明确指出今后每年要“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正是这个《纲要》，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跃进的指标。
　　同年冬天，全国广大农村涌现了大兴水利、大抓积肥的群众运动。这时的农业行为无疑还在经济合理性的范围之内，但是已经为1958年震惊世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心理铺垫。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全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潮头。
　　到1957年底，整个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张满了“大跃进”之强弓。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判了1957年党内右倾分子搞的“反冒进”，指出这是“方针性的错误”。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可以视为对“大跃进”的进一步推动。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进一步推动“大跃进”运动：“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的‘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还特别明确指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该永远使用下去。”
　　1958年5月5日～23日，在中共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做了推动“大跃进”的重要讲话：“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是全面号召开展“大跃进”的纲领性口号。
　　“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城乡，农村空前热烈。在这个“大跃进”浪潮中，农村自发诞生了最初的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同年8月4日～13日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时，不失时机地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个讲话很快便作为一个号召传达全国，广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同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将近一年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化为了一系列明确的决定，最主要的有：一，号召全党全民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三，今冬明春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北戴河会议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极为壮阔的规模开展了。全国农村都在1958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农村田野和城市的机关大院里，矗立起一座座熊熊燃烧的炼钢、炼铁的土高炉。
　　中小学生则挥舞着系在竹竿上的红领巾，敲锣打鼓地与城市居民及乡村农民一起展开了轰麻雀运动，用这种全民动员的方法使麻雀在空中惊恐飞行不已，直至疲劳坠地而死。这种群众性的灭“四害”运动在当时不过注释了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同时兴起的，还有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小学校的土高炉同样炉火熊熊。
　　当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最终以经济上的惨重代价结束。它对经济上合理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生产资源的破坏，对并不富足的物质储备的破坏都是空前的。
　　横刮过来的“共产风”造成的经济损失，加上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还造成了中国农村人口相当幅度的减少。饥饿所造成的恐怖与死亡，至今以极为惨烈的教训深深留在几亿农民的记忆中。
　　当我们今天以历史的审视来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出现的根源时，可以清晰地得到如下结论：
　　一，这首先是反右斗争及在这个斗争中形成的新阶级斗争纲领的产物。
　　正是这个斗争与这个纲领造成了政治上空前的威慑力，造成了政治上向左倾、向左移的巨大势力。这种巨大的政治势能最终施加到经济领域，便以左倾的经济纲领与运动表现了出来。

　　二，这是以政治方式动员经济，以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的典型思路。
　　正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政治动员经济，群众运动搞经济的习惯模式在新阶级斗争纲领的照耀下进行了一次极致的表演。
　　一切模式都渴望再版。
　　一切模式都会因势利导地寻找机会再版。
　　一切长期的或短期的传统与习惯都会显示它的作用。
　　当机缘凑巧时，就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夸张表现。
　　三，之所以产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无疑还受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急于在经济上超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冒进趋势的影响。
　　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都有着企图运用政治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以及计划的力量来使本国经济有一个超常发展速度的冲动。
　　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有这个冲动。而且，它在政治上的高度自信和优势，它在思想上和群众动员上所具有的高度效率、能力和自信，使得它在这方面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
　　四，党内并非没有务实的思想倾向，那些对经济发展规律有更多一点感应的领导成员，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有所保留。然而，又有哪个人能够阻挡这个大势所趋的潮流呢？
　　在那个潮流中，有反右斗争之后的新阶级斗争纲领的威严，有全党上下的政治热情，有号令了全国又在全国得到反应并形成的“超英赶美”的高涨情绪，有共产主义的蓝图高悬蓝天，没有多少人可以在那个潮头上发出更明确的反对声音。
　　考察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此前后都表现出某种务实精神的领导成员，在“大跃进”方兴未艾的时期同样发表过许多助长冒进、浮夸的讲话。
　　五，还不懂得尊重商品经济规律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在这时表现出了典型的指标经济：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粮食产量，层层追求指标。
　　向上汇报指标，向下要求指标。层层加码，层层增加指标。
　　高指标意味着政治上的坚定，高指标也意味着政治上的成绩。高指标还意味着一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升迁。
　　在追逐高指标的运作中，我们看到当时广大城乡特别是乡村，有相当一些基层干部“革命”得可爱，积极得可爱，冒进得可爱，夸张得可爱。
　　六，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普及到广大农民时，我们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农业共产主义”。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亩产万斤粮，田野筑高炉，吃饭食堂化，这确实是毛泽东与整个民众合作讲述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民众特别是农民欢呼般地大炼钢铁的狂热，家家户户熄火灭灶、吃食堂、开大锅饭的狂热，可以说是对农民几千年勤俭自耕的小私有观念和个体劳动的一次大反动。
　　那是一种彻底的解放。
　　类似许多民族中放弃一切禁忌的狂欢节。在狂欢中，不仅可以践踏一切秩序，还可以恣肆消费日常勤俭累积起来的物资。
　　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这种方式能把生产搞上去，当人们放弃一切生产的、劳动的、财产的及家庭的禁忌，撒欢地在田野中、土高炉旁、公共食堂中“大跃进”时，这不过是另一种狂欢。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整个民众的思维模式造成的故事。
　　其中还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企图一天就富裕起来的激进。
　　就毛泽东本身而言，他内心深处同样深藏着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模式。这是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以及在农民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很容易产生的乌托邦。
　　三，之所以产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无疑还受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急于在经济上超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冒进趋势的影响。
　　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都有着企图运用政治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以及计划的力量来使本国经济有一个超常发展速度的冲动。
　　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有这个冲动。而且，它在政治上的高度自信和优势，它在思想上和群众动员上所具有的高度效率、能力和自信，使得它在这方面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
　　四，党内并非没有务实的思想倾向，那些对经济发展规律有更多一点感应的领导成员，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有所保留。然而，又有哪个人能够阻挡这个大势所趋的潮流呢？
　　在那个潮流中，有反右斗争之后的新阶级斗争纲领的威严，有全党上下的政治热情，有号令了全国又在全国得到反应并形成的“超英赶美”的高涨情绪，有共产主义的蓝图高悬蓝天，没有多少人可以在那个潮头上发出更明确的反对声音。
　　考察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此前后都表现出某种务实精神的领导成员，在“大跃进”方兴未艾的时期同样发表过许多助长冒进、浮夸的讲话。
　　五，还不懂得尊重商品经济规律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在这时表现出了典型的指标经济：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粮食产量，层层追求指标。
　　向上汇报指标，向下要求指标。层层加码，层层增加指标。
　　高指标意味着政治上的坚定，高指标也意味着政治上的成绩。高指标还意味着一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升迁。
　　在追逐高指标的运作中，我们看到当时广大城乡特别是乡村，有相当一些基层干部“革命”得可爱，积极得可爱，冒进得可爱，夸张得可爱。
　　六，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普及到广大农民时，我们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农业共产主义”。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亩产万斤粮，田野筑高炉，吃饭食堂化，这确实是毛泽东与整个民众合作讲述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民众特别是农民欢呼般地大炼钢铁的狂热，家家户户熄火灭灶、吃食堂、开大锅饭的狂热，可以说是对农民几千年勤俭自耕的小私有观念和个体劳动的一次大反动。
　　那是一种彻底的解放。
　　类似许多民族中放弃一切禁忌的狂欢节。在狂欢中，不仅可以践踏一切秩序，还可以恣肆消费日常勤俭累积起来的物资。
　　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这种方式能把生产搞上去，当人们放弃一切生产的、劳动的、财产的及家庭的禁忌，撒欢地在田野中、土高炉旁、公共食堂中“大跃进”时，这不过是另一种狂欢。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整个民众的思维模式造成的故事。
　　其中还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企图一天就富裕起来的激进。
　　就毛泽东本身而言，他内心深处同样深藏着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模式。这是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以及在农民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很容易产生的乌托邦。
　　五 毛泽东至死都不肯原谅彭德怀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连续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初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十九个问题进行座谈讨论，试图继续纠正当时已有所觉察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冒进、浮夸等“左”的倾向。
　　正是在这个会议期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下长达万言的意见书。在这个意见书中，彭德怀明确指出：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也指出了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且对党内缺乏充分民主的情况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当然地把这一行为看成争夺领导权的进攻。在他的领导下，7月23日开始展开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并于7月26日做出重要的书面解释，指出“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而且明确指出这种进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庐山会议期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苏联代总顾问对彭德怀表现了明显的赞誉，这大概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
　　在随后一些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看到，苏联的政治影响，中国与苏联的矛盾与斗争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外部原因。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正式召开。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便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
　　8月10日，毛泽东又在书面指示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党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证明之一。”在此期间，八届八中全会不仅对彭德怀，还对与其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进行了批判。
　　8月16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由来及其他》一文中做了纲领性的论断：“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正是这样的结论，完全化入了8月16日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之中。八届八中全会公报，作为庐山会议的总结，发出了在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号召与部署。
　　虽然这次会议也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所刮起的共产浮夸风做了某些具体的调整，然而，由于面对彭德怀这样的党内反对派而开始的反击，却主要地把一个反右倾的政治运动推向了全国。
　　正像前面讲到的，当近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从而使整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发言权被剥夺之后，真正能够在社会上发表经济和政治的现实主义声音的派别，只能出现在党内了。在两年前还未被人预料到的这个“阶级斗争”重点向党内的必然转移，两年后在庐山的政治硝烟中露出了最初的清晰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