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在激越与轻率中失去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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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
　　为纪念戊戌变法115周年，△历史栏目特邀请五位历史学家，共话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还原115年前那场变法前后的权力角逐、理念碰撞。用那个时代、那些人的故事，来指引我们对百年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反思。以下为学者萧功秦接受△历史栏目采访的采访稿。

谈改革的阻碍与机遇：有新旧的冲突，也有较广泛的基础

△历史栏目：就戊戌变法运动而言，改革面临那些基本矛盾与问题？

萧功秦：戊戌变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它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与政治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而改革的困难程度也就更大。
　　第一，它涉及到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祖制”和既定的利益格局进行幅度更大的变动，这些变动进而影响到政治整合方式的重大调整，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第二，由于外患日迫，这种体制创新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期内取得效果，这样，就会在两个方面产生远比过去更为激烈而尖锐的矛盾冲突。
　　首先，是新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在体制变动过程中人们对于变革的心理承受力和接受力，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的困难和问题。在洋务运动时期，由于洋务派的价值观与保守的传统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距，这种冲突并不明显。而在体制创新阶段，更为大幅度的变革对人们传统观念、传统价值的冲击比前一阶段的政策创新远为强烈得多。
　　其次，是体制创新导致的权力变动与利益分配变动所引发的利益冲突。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既得利益者与原教旨式的保守派不同，他们在观念上未必强烈地反对改革，然而，变革毕竟是一个对传统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于传统官僚体制下权贵与官僚群体原有的既得利益，在新的变革时期受到严重的挑战，这就使改革者面临既得利益者在新的条件下，为维护其利益而进行的联合。变革者不但面临意识形态保守派的反抗，同时，由于权威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影响，他们也会起而反对变革。变革派面对的最为致命的危险，是以上两类反对势力有可能形成反对变革的政治同盟。这种政治同盟在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方面所拥有的雄厚资源，足以扼杀羽毛未丰的改革力量。
　　除此以外，体制创新阶段的变革，就中国而言，是在更为严峻的民族危机形势刺激下而引发的。这就使变革者心态上的焦虑感、愤激感这些主观因素，较之过去更容易支配变革者，并对变革者的政治选择与变革幅度产生严重的影响。另外，民族危机的深化，往往会使变革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认为，大幅度的变革必须在短时期内完成。大刀阔斧的变革就有可能引起社会整合的困难。这样，改革者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性之间，就会出现脱节。这种脱节，又会使主张更为激进改革的变法主流派与支持渐进改革的温和派之间，产生日益扩大的分歧与矛盾，并有可能使后者加入反对派的阵营。这就使矛盾冲突进一步加剧，改革的难度增加。

△历史栏目：正因为如此，变法运动存在着两种前途。

萧功秦：第一种前景是，变法派精英一方面能够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改革初期尽量减少对官僚既得利益的明显冲击，使之保持中立，从而避免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之间构成反对改革的政治同盟，这样，就能使改革在充分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力运作条件的情况下，步步为营的进行，逐步实现改革者所期望的目标。
　　另一种前景则相反，由于变法者没有采取合理的战略与策略，其结果，使保守派、既得利益者，甚至相当一部分改革温和派都结合为反对变法的政治同盟，改革就会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遭到失败。

△历史栏目：尽管戊戌变法后来走向的是第二种结局，实际上，当时还有存在不少有利于改革的因素。您是怎么看的？

萧功秦：应该指出的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也确实存在着一系列有利于变法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以往研究戊戌变法的学者，为了强调保守派的顽固性而被忽略了的。
　　首先，清政权仍然有充分的政治资源与效能，来有效地实施对全国的控制，并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政令措施。例如，即使象严复这样以最激烈的方式来抨击专制定政体对国民惰性的消极影响的思想家本人，也并没有对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从现实政治层面上予以否定。
　　其次，甲午战争以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定，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使中国统治精英与士绅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们同样都认为，通过更大幅度、更为迅速的进一步的变革以拯救民族，是必要的。这一点上形成过去所没有的新的共识。
　　例如，当时军机大臣孙家鼐就说过，“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这种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激发起来的变法共识的出现，以致于使这位老臣认为，朝野的新旧党之争已是“绝少”的现象，更多的则是“邪正党之争”而已。
　　在士绅官僚中广泛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只有通过更积极、更广泛的变革求得生存。这种新的政治共识，是自鸦 片战争以来数十年所不曾有过的。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参加强学会的，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青年知识精英人物，而且还有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身任军机大臣或地方督抚要职的高层官僚，如翁同和、孙家鼐、李鸿藻、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为强学会的会员和赞助人。
　　值得指出的是，强学会是自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在清朝高度专制体制下，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并由各级官员自愿参加的新型组织的出现，这种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甚至连那些以保守著称的人士，也开始出现态度上的新变化，徐桐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全国的改革，连于荫霖这样的极端保守的人士也认为，“徐图而渐更之”的“不立其名”的变法也还是可取的。
　　这种社会心态的存在，表明进一步改革可能引起的人为的阻力实际上已经比过去大为减少。这无疑是体制创新的有利条件。

△历史栏目：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过一句名言：“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怎样想问题，要比了解他们怎样行动更为重要。”以往研究戊戌变法的学者往往局限于从保守派对改革事业的抵制与阻挠，来考察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较少注意到改革者本身思想与受思想支配的政治战略本身的合理性。您能谈谈变法人士的心态，以及变法者对变法战略的思考方式吗？

萧功秦：一八九八年的变法运动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传统官僚集权制的客观制约条件，要求变革者必须采取渐进的、化整为零的、相对平缓、相对隐蔽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只有这种方式，才有可能使人数众多的旧式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不致于在变法者推进每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时，形成反对改革严重阻力。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专制政治与文化结构对西方挑战的综合反应能力的惰性，由于这种惰性所导致的严重的民族危机给予变革者的巨大心理刺激，甲午战争以后崛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改革派人士，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其亢奋性与焦灼感，正是这些非理性层面的心态因素，导致变革者的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上的激进性。他们也正是在这种激进心态的支配下，来设计和制定变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
　　于是，戊戌变法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现实改革条件所要求的渐进性，与改革派的心态与思维模式的激进性之间，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对于戊戌变法的结局无疑将具有严重的影响。

谈变法人士：心态不够成熟，战略过于激进

△历史栏目：这里的求变心态，具体指的什么？

萧功秦：它具体指的是变革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氛围条件下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它包括变革者群体所共有的思维倾向性、心理特征、观念与价值态度，此外，它还包括人们对外界事物作出反应时，所特有的情感状态与情感表达方式。这些因素相互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相对稳定的“意识－心理结构”。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深层的意识－心理结构，未必是变革者自己在理性层面自觉地意识到的，它也并不具有明显的理论逻辑性，但它却能在变革者的言论与政治行为中体现出来。心态是一种心理事实，它制约着人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并内在地制约着那些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革者们，使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来对待现实，并作出相应的政治选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支配戊戌变法派人士的激进的求变心态的基本特征，对于认识这种心态与变革者所面对的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对于认识这一激进的变法运动的政治选择及其后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栏目：变法派人士的激进心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萧功秦：大体上，以康梁为代表的戊与变法派的激进改革心态，具有以下这五个方面的特点。
　　戊戌变法人士心态的第一个特点，是一种“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愤世情结”，这是一种孤芳自赏地与整体相对抗的、充满悲愤之情的心态。多数戊戌变法志士都有一种精英主义者的孤独感与愤世感，而在康有为与谭嗣同身上，则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康有为身上，这种愤世感更多地是与一种恃才傲物的才子气相结合，而在谭嗣同身上，这种愤世感则与一种悲剧式的诗情性格相联系。
　　造成这种“愤世主义”情结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体制吸纳这些有变革志向的知识精英的渠道极其狭窄，改革者精神上深受压抑，他们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来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也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来疏导自己压抑感。
　　这种愤激而孤独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会使变革者与广大官僚与士绅之间形成巨大的隔阂，并导致后者对前者同样的情绪化的反应。双方之间的情绪化的互动，往往会成为一种惯性。这是戊戌变法走向两极化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心态的第二个特点是，变革者认定，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
　　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的话来说，那就是，“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在他们看来，这种极度危急的情况下，“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只有急剧的、快速的改革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戊戌变法人士认为，一切渐进的、缓和的变革，已经是“远水不救近火”，无济于事。杨深秀所说的改革就是“死中求生”“救火追亡犹恐不及”。可以说是这种求变心态的典型表述。

△历史栏目：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法者，难免会以他们主观上所感受到的危机感的强度，来作为激进变革的理由。从而忽视变革成功所须认真考虑的客观条件。

萧功秦：戊戌变法心态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与传统的“断裂性”。戊戌变法派人士认为，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而不是部分的或局部的“小变”。最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皇帝第五份奏书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它要求在旧的基质上寻求新的生长机制，要求在应顺历史传统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但戊戌变法人士却不自觉地以排斥这种传统的连续性作为改革的出发点。
　　戊戌变法人士心态的第四个特点是，变法派认为，变革与保守势力是“新旧水火不容”的。两者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
　　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既然“旧物”已经被证明没有存在的价值，那么，顽固地坚持保守旧物，只能出于道德上的邪恶与腐败。他们把新旧之争，归结为“正邪之争”。
　　事实上，并非所有反对激进的改革的官员均是由于道德上的“邪恶”，许多人反对激进的变革，乃是因为，他们与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变法派在观念上，在对改革效果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戊戌人士的这种“新旧水火不容论”的态度，有可能使变法精英们孤芳自赏地把所有反对自己或不同意自己的政治观念的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实际上是温和的稳健派或中间派）都视为反对改革的“旧派”或“敌人”来加以定位，并把不妥协地与所有“旧派”的斗争视为争取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维新派人士的求变心态的第五个特点，是对激进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预期。这些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一种过于简单的、不成熟的乐观判断。例如，康有为在受光绪皇帝召见时称，“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这一断言最为清楚地表述了这种简单化的乐观心态。
　　康有为所表现来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乐观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它会使变革者忽视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它所引发的那种虚幻的自信，会进一步起到鼓动变革者提出不切实际的、与现实脱节的变革方案的消极作用。

△历史栏目：一八九八年春夏之交，在中国面临的进一步的外部危机的压力下，年青的光绪皇帝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更具现代化意识的少壮派的知识精英，结合成为以变法为已任的特殊政治势力。这里面，君与臣都很年轻，这种激进变革势力是怎么形成的？

萧功秦：在清朝历史上，一个皇帝越过一大批位尊爵显的老臣，直接与一批未经官场历练的青年士绅与下层官员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在戊戌变法以前的大清帝国历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在这一政治势力中，光绪皇帝提供了政治运作所必须的权威合法性资源，而康有为等变派志士则提供了进行改革的理念、计划、兰图与策略设计。
　　以康有为与梁启动为代表的变法派人士，在当时只是一些布衣之士。为什么他们能冲破官僚层的重重障碍，取得光绪皇帝的信任，成为光绪皇帝变革的决策中心的核心人物，他们对皇帝的魅力何在？
　　康有为这些少壮的变法派之所以受到皇帝的信任，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地方或中央有过丰富的从政经验或在吏治方面有过出色的政绩，而是他们有相当敏锐的危机感，他们有政治激情与、血性与锋芒毕露的大胆直言。变法派人士对世界潮流的认识，对国际事物的了解和观察能力，也比确实比洋务派人士更进了一步。
　　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政治魅力，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他能够从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上，向皇帝展示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将给国家与民族、对清王朝本身和对皇帝本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以一种形象的方式，把皇帝本身的安危、对社稷的责任与当今中国正面临的危险联系在一起。

△历史栏目：从传统主权国家进行制度创新的这一历史前提而言，构成新的改革势力的这两部分人，均有着不容忽视的政治缺陷。您怎么看变法人士的战略问题？

萧功秦：前面，我们分析了在官僚集权制条件下进行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少数先进的改革精英与多数相对保守的官僚的对峙。这一事实就决定了改革的策划者，在改革伊始阶段，必须尽可能地在多数人能够赞同、理解或持中立态度的领域进行变革。这样做就可以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
　　其次，改革派在羽毛尚未丰满的情况下，必须以渐进的方式来建立权力基础，并力求在改革一开始就使当时最高权势者慈禧太后保持至少是中立的态度。而决不应采取可能激化两宫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的做法。这一点对于减少政治阻力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康有为等改革派却在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上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一是先声夺人。
　　首先，与土耳其的基马尔相反，戊戌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指他所认为的反对改革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
　　其次，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建议，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计划。这样做表面似乎相当合理：大誓群臣的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运用皇帝的权威，以形成一种对保守派官僚的政治威慑力，并可以籍此树立变革国策的合法性。然而，在光绪皇帝尚没有取得真正的最高权力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把皇帝从变法过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边。其结果是，一旦改革派与对立派的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出现时，皇帝本人将由于其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而失去足够的政治回旋的余地。
　　自爱者，康有为提出建立以改革派集中的“对策所”和“制度局”作为改革的核心。而不是对现存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进行不动声色的“旧瓶装新洒”式的渐进的改造，这种公然另起炉灶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传统体制内核心地位的官员，视为政治上必须加以排斥的对象。并使军机大臣这样一些传统官僚中的核心人物，产生对立情绪与警惧心理。这些潜在的反对者将会因为自己的原有利益受到“新进人士”的公然威胁，而向保守派方向靠近。

△历史栏目：“变无迟缓，要在当可”。在先声夺人之后，变法人士又是怎么处理这个改革进度的？

萧功秦：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扩大战果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皇帝在103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材、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施条件与实施可能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的实施停留在形式上。
　　而且，在改革产生的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这种“大刀阔斧”的做法，则会使那些原有利益受到影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于反对派一边。
　　尤其像科举制度改革这种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们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给考生作准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士人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他们难以对这样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当时据称就有直隶士绅出于怨忿而扬言准备对康有为行刺。虽然康有为与梁启超可以以无畏的气概认定，为了民族的前途，改革者无须考虑士人中的这种反对情绪。

谈维新的成败启示：改革需要政治成熟，因为维新失败容易走向革命

△历史栏目：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康有为政治不成熟，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萧功秦：当孙家鼐问及，变法千头万绪，无一不需经费，而国家财政只有此数，何以应对这一问题？康有为竟轻易地回答说，这件事根本无须担忧。英吉利不是正垂涎西藏而又不能得到吗？如果朝廷果能弃此“荒远”之地，可把西藏卖给英国人，得个好价钱。有了这些钱，那有新政缺钱的道理。孙家鼐由此而意识到康有为的“诞妄”，而预料到康有为是难有变法的作为的。此外，康有为还授意洪如冲，由他提出建议中国与日本合为一邦。
　　这里，还可以提及是的康有为有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换西服的“改革”建议，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变矣”这一奏折呈上后，光绪帝正欲照行，由于刚毅力争而中止。这种变法设想完全不考虑到中国的客观条件与国情，它是如此地不切实际，以至于从来不愿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的康有为，到了变法失败以后，事后也承认这种好高鹜远的空想主张“实为巨谬”。康有为回忆这一点时曾感叹到，“如果全国的人都穿了西装，那农村织机人还能从那儿挣钱生活？”
　　康有为在变法过程中提出的另一建议是“听沿海口岸准用孔子纪年”，“以衍圣公为孔教会长，听天下人入会。”在传统政治秩序下进行变革，这种做法同样是犯忌的。因为光绪年号是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象征符号，以孔子纪年，则历来是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汉族反抗运动的传统做法，它无疑会引起满清权贵与王朝效忠者们自然而然的猜忌：康有为这样做是否有否定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谋求恢复汉族统治的险恶用心？而康有为当年在民间讲学时就有过反清统治的“前科”，这一主张，更使反对派认定自己的这种猜忌是有根据的。
　　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对变法中的经济问题的建议，来看出这位过于自信的变法设计者的轻率与无知。康有为在建议统筹全局，举办新政的奏议中，认为，举办各项内政须用银一亿两，练兵一百万，须用银一亿两，创建海军，须用银一亿两，此外分筑三大铁路，共须用银三亿两。以上各项合计须用银六亿两。康有为建议，通过发行公债来筹集这样一笔巨额资金。在这以前，清政府曾发行过昭信股票一亿两，而事实上却极少有人愿认购。而康有为却认为，一亿两公债额还太少，力持不可。六亿两的公债，按中国当时国情又如何可能筹集？退而言之，即使筹集到六亿两的资金来进行各项改革，当时政府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亿两，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后代的人们固然不应对中国变法的先驱者的变革努力，作出过于苛刻的批评。然而，人们可以从戊戌变法派人士在对变法问题上所发表的政见中，从他们为中国变法所作的战略设计中，可以更为具体地认识到，由康有为这样的书生政治家来主持复杂而艰巨的变法大业，其失败就决不是偶然的，尽管人们并不怀疑疑康有为与他的青年同志们在道德上的真诚与热情。

△历史栏目：在政治战略上，变法人士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对于变法能否顺利进行，也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您能谈谈这一点吗？

萧功秦：慈禧对年青皇帝光绪作出的任何举措，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正因为如此，尽可能地减少太后对皇帝的猜疑与不满，防止保守派与太后之间结合成政治上反对光绪改革的政治联盟，是在清王朝集权体制下从事改革这一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这是确保变法成功的重要的约束条件。
　　然而，康有为却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他拒绝采取翁同
　　“调和两宫”的主张，可以说，这是康有为在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
　　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正如前所述，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至少在变法伊始，并没有对改革构成根本障碍。其次，太后对光绪皇帝所具有的权威性，及其在群臣中的至高权势乃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而康有为等人却根本无视这一即存事实。他们的致命错觉是，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那么，在法统上，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应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
　　事实上，康有为排斥太后的做法，在变法派内部就受到不少人的反对。连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曾上奏指出，“皇太后亲将天下授之皇上，宜遇事将顺行，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已意。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
　　而戊戌变法派内部的重要人物之一的王照，就曾指出，“外人或误以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他在给皇上的第一份奏折中就提出这一点。并屡次向康有为提议。王照奏折中颇具新意的是，主张把变法的荣誉花环戴在太后头上，以此来满足这位老妇的虚荣心，以尽可能减少变法的阻力。
　　然而，康有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张荫桓的影响，坚执“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太后视为“不可造就之物”来加以排斥。而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派不是分化了太后与荣禄的联合，而反而使两者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

△历史栏目：当慈禧太后从荣禄那里得知康有为等人的政变图谋，而深感自己受到威胁时，便会自然认为，当她让皇帝主政之后，少不更事而又无能的光绪皇帝受到一批居心不良的新党之徒的煽动，把大清社稷引向不可测的危险境地。

萧功秦：八月初四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
　　据记载，光绪帝当时正在中和殿，侍卫太监传太后旨，引帝入于西苑瀛台。不久，太后驾到，她斥责光绪皇帝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胡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处置之。”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从此以后，光绪帝从此被幽禁于南海瀛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不再拥有有任何权力。
　　八月初六日，慈禧正式颁诏训政：自本日起在便殿办事，并发出逮捕康党的旨令。康有为已于前一日取道天津南下。八月九日，六君子中的杨锐、林旭被捕。次日，谭嗣同、刘光弟等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捕，八月十一日，慈禧下旨命原先在戊戌变法中被通令裁并的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等衙门照常设立。禁止士民上书言事。停止各省改祠堂寺庙为学堂。八月十三日，处死六君子。戊戌变法以至此以血的代价失败。
　　戊戌变法党人之一的王照在流亡日本以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认为，守旧党固然是误国者，但是，“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这句话确实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
　　一九一五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十八年，严复对康有为的变法作出过相当严峻的批评。他认为，“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消遥海外，……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则虽则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严复曾在戊戌变法后写下同情变法志士的著名诗篇，他在感情上无疑是十分同情被处死的“戊戌六君子”的，然而，正是这位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对戊戌变法的主持者，却作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关于这一点，人们是并不难以理解的。

△历史栏目：您怎么看戊戌变法的历史功过？
　　从总体上来说，戊戌变法是在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其臣民中还具有相当的合法性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皇帝国的权威资源，自上而下地进行的一场变革运动。
　　戊戌人士激进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程。一方面，这这场变法引起了以满清权贵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他们以情绪化的方式，更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的立场。一批更为昏庸、眼界更狭隘的“原教旨”保守派进入了权力中枢，并进而强化了朝野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势力。他们注定成为清王朝残存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的巨大消耗者。
　　另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相当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从此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当中国变革的主导者的可能性，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种两极化过程使中国未来的命运，将由此充满了更多的变数。

△历史栏目：在充满政治浪漫的当下，失去的戊戌变法，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萧功秦：长期以来，在研究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人们一般总是用以下这些理由来为变法运动的失败进行辩解，例如，保守派势力过于强大、变法派力量过于弱小，慈禧太后掌握实权，广大官员对变法不支持，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因素，与其说，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如说，是一场改革必须预先考虑的前提条件。
　　正如人们分析一个泅水者被淹死的原因时，人们不能说，他的死因是由于水会淹死人，而应该具体地分析这个人的泅水能力是否足以克服“水会淹死人”这一泅水约束条件。正如保守派强大，慈禧太后掌有实权，这些客观事实，乃是戊戌变法派人士要使变法成功，就必须充分考虑的约束条件一样。
　　多年以来，人们对戊戌变法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保守派责任的追究与道德声讨上，而较少对变法派本身的政治行为与决策上的失误进行反省。沿着这条思路进行思考，由此得出的结论则自然是，由于在一个过于僵化的保守制度下，变法从根本上难以实现，所以中国只有通过革命的暴力来扫除旧势力，重建新秩序。
　　这种思路所造成的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会导致人们形成这样一种思维误区，即认定，在中国传统专制政体下，由于保守势力特别顽固，由于改革派受到保守派的压力过于强大，所以，在中国集权体制下进行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甚至认为，在中国，“所有的改革者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而解决中国社会与政治变革问题，只有通过大刀阔斧地、毕其功于一役地“与旧体制的彻底决裂”，于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那种激进主义思维模式，反而进一步又成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待变革问题的前提与出发点。
　　可以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革者们不顾客观条件而作出的激进的政治选择，在现实中一旦遭到失败，其结果又会再次重复与戊戌变法同样的命运，而失败的人们又会进一步强化原有的“中国改革悲观论”的思维定势。于是，中国人在面对变革问题时，便会周而复始地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自我应验”的“陷阱”。并造就了一种在变革问题上的宿命主义与悲观政治哲学。
　　对于一个生活于新的变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不应该是继续简单地把这些改革发起者们视为诗化的审美的对象，而应该进一步去发掘他们的失败悲剧形成的主观因素，这也许是对于当代人从事新的变革事业所具有的最切实的启示意义。
　　（采访：王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