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床异梦：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

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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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晤金日成
　　无论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无疑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金日成及其政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的东方阵线”，就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传为佳话。尽管战前毛泽东决定暂不与北朝鲜签订像中苏之间那样的友好同盟条约，但中国在朝鲜战场发挥的实际作用已远远超过了法律意义上的盟友。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谈起中朝关系，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他们在战斗中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由此人们一直以为中朝友谊地久天长，中朝联盟坚不可摧。然而，随着俄国和中国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者渐渐发现，在朝鲜战争期间，虽然中朝两国人民的确结成了深厚友谊，但是作为实际上的同盟国，在两国高层之间存在着很多尖锐矛盾和严重分歧，在一系列战略决策和涉及各自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双方都有着不同的考量，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主张。

一：关于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境内，与人民军并肩作战，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这也是结成军事同盟双方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此，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还说，目前金日成已转移到平壤以北的德川，金希望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说明朝鲜人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不便直接提出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彭德怀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德怀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此时还不宜提出，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组建的兵团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志愿军司令部，以保持联络。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过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与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但商谈的结果令人失望：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在此期间，彭德怀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第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人民军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金日成出于主权和尊严的考虑，不愿交出对朝鲜军队的指挥权，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在刚刚遭断送了几十万朝鲜军队后，他又要指挥几十万中国军队，这似乎就难以理解了。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判断，金日成有此幻想，一则是不了解莫斯科的立场，二则是误解了中国人的某些说法。为了避免刺激美国，中国政府对于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特别强调其非官方的性质，所以在公开谈到部队指挥权的问题时特别谨慎。10月25日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开战的消息传出以后，金日成希望中国同意公布志愿军参战的事实，以鼓舞士气。毛泽东11月7日批示：金日成在演说中可以提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之下配合人民军反抗侵略者”，但不宜多说。周恩来也在答复中特别强调，不是“中国志愿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1月12日，周在电报中再次强调，金日成演讲的措辞一定要改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之下的参加作战”。然而，这都是一些掩人耳目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考虑过把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相反，毛泽东还特别建议要金日成尽快与彭德怀和高岗直接见面，商谈中朝两军联合作战的事宜。会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随后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显然已经了解到斯大林的意见，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德怀干脆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仍然不置可否，而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只好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事关重大，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表态，他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则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需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后，12月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第9兵团宋时轮指挥。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第9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人民军）第3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不过，毛泽东还是有些担心。他指示不要再搞联合指挥部职权条例草案了，这“不仅在两国关系上，更主要在国际关系上”都不利。毛还强调说，中朝联军指挥部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对外不宜公开，对内也只下达到军部及独立师师部。不过，有关战争各事实际上必须统一指挥。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作战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在中国军队出动并取得初战胜利后，斯大林决定投入苏联空军参战。1950年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苏联空军的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因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语言不通等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问题，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乃势在必行。斯大林只能作此选择，这也是金日成在与中国结盟时必须面对的事实。
　　

二、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还在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方推进时，毛泽东就与金日成的私人代表李相朝做过一次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强调，朝鲜人民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对此必须时刻牢记。人民军只顾向前进攻，后方守备薄弱，敌人很可能从后方登录，切断人民军的交通线。毛泽东警告朝鲜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应该集中力量，实施战略性后撤。李相朝传达了这一意见后，金日成不仅根本听不进去，而且警告他不得把这一情况告诉任何人。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周恩来也持同样意见，提出除非可以在汉城地区寻机歼灭敌军，否则，不论敌固守汉城或放弃汉城，我军均要休整一个时期。但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战局发展果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主动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作战部队造成什么创伤。鉴于此时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且考虑到“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1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了金日成几天前在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常委会上的报告。报告指出，朝鲜党和人民对三八线的划分，“不能容忍，不能坐视”。因此，当前的军事任务就是对越过三八线逃蹿的敌人“积极展开追击战”，并组织“决定性战斗”。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同一天，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停战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消息，交给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会谈，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即展开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的。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也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然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自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于是，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在朝鲜党内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的志愿军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可见此事对金日成的刺激之深。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并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各方面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三、关于朝鲜铁路的管理权问题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朝鲜的经济建设因战争而受阻，到1950年底，“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做出了“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随之爆发。
　　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志愿军出国作战部队的供应不能取之于当地，而美军装备精良，机动性强，亦无法取之于敌人。因此，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十分恶劣，而志愿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彭德怀在11月16日与高岗会见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有结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到12月底，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同时，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1951年1月22日至30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问题。周恩来率聂荣臻等一批军方领导人专程来沈阳参加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经过努力，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384公里）恢复了通车，1951年1月即接运2944列车，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1391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达到1321公里。
　　尽管铁路线大体恢复了通车，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由于中朝各自管理自己境内的铁路，难以协调，在安全保卫方面存在重大漏洞。如朝鲜铁路使用明码通讯，加上敌特活动猖獗，运输信息时常泄露，使铁路运输和仓储遭到极大破坏。当时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60-70%可以运达前线，其余均在途中被毁。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由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北山洞严重堵塞（如1950年12月底积压载货列车竟达329辆）。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竟应该采取军事管制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12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原则。金回到朝鲜后曾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一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还说，“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请你转告高岗同志，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东北交通部部长）、张明远（东北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彭敏（铁道兵干部）报告：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第一，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而对朝鲜经济恢复的考虑较多。按照朴宪永的话说，经济就是政治，这个问题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岗出面解决。第二，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须与交通省合署办公，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军事交通局的机构。第三，在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反对实行军管制。朴宪永提出恢复朝鲜原各铁路管理局，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的意见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军管与铁路行政合而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织形式。对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便自行成立了军事交通局，对铁路进行控制，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的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号令），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周恩来做了妥协，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铁路行政仍需朝鲜交通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交通相朴义琓逐项谈判时，朝方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除铁路行政系统仍归交通省领导外，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铁路抢修工作另成立联合机构，委托交通省领导。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复无常，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杂，关系重大，认为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干部来此慢慢谈判”。彭德怀亦无可奈何，提出将交通省的意见呈金日成，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
　　随后，针对朝方提出的三项原则，即铁路行政隶属朝鲜交通省；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任正职，朝方任副职；成立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即中方所说抢修司令部），同样是中正朝副，高岗提出了五点商榷意见：一、坚持对朝鲜铁路的军管制度，但可实行军事代表制，在联运司下设各级军事代表，中正朝副，军事代表对一切军运有最后决定权。二、联运司设在沈阳，派总代表驻朝交通省，监督军运计划执行。三、要求朝方保证联运司与其总代表及各级军事代表间电话畅通。四、成立统一抢修司令部，受联运司领导，同时受朝交通相及联运司指导。五、在朝中国员工受朝铁路局领导，其政治工作则受中国军事代表直接领导。叶、张、彭据此与朝交通相再次谈判。除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未明确表态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岗的五点意见，但要求确定朝交通省对其所属各铁路管理局行使管辖权。关于运输问题，朝方同意原则上全部通车，由联运司审核批准军用物资和国民经济所需物资的运输比例。至于交通省及其所属各管理局，朝方请中国派人任副职。双方商定，将谈判记录整理签字后，呈报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况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争取能在记录中列入有关联合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内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叶、张、彭在记录上签字，并将全文带回北京。恰在此时，莫斯科的意见到来，扭转了局面。
　　据当事人张明远观察，中朝会谈之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的归谁所有的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车辆主要是中国开来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朝鲜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但朝方以及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对此，周恩来曾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并表示要同苏方协商，以求妥善解决。
　　就在周恩来电告中方代表准备在谈判记录上签字的当天，斯大林来电表示了苏联的最后立场：“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意见，即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周恩来当即将这一电文转给高岗和彭德怀，并表示可以继续“力争联合铁路修复司令部归联司或运司指挥或仍进一步提议将朝鲜铁路管理局置于军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暂缓签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请朝交通相到沈阳再谈。
　　在此后的谈判中，中方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1951年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有斯大林的明确表态，金日成不得不做出让步。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协议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刘居英为局长兼政治委员，中朝各出一人为副局长，统一负责朝鲜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组织与实施。军管总局下设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个分局，共有援朝员工1.2万余人。8月1日，在沈阳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联运司），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直接领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司令员，张明远兼政治委员。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联运司的前方派出机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朝各有一人为副司令员，负责指挥和协调军管总局、抢修指挥部和铁道高炮指挥部的工作。铁道兵团增加为4 个师又3个团，还有援朝工程总队，总人数达5.2万余人。从此，在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下，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及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协同行动，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作战方针，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效率。
　　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的做法，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四、关于停战谈判和结束战争的问题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双方在停战时机的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争论不休。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终于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金日成却仍然急于求成，反对战争长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联军6月末至7月中旬再发动一次总攻。毛泽东只得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经过商谈，金日成同意6-7月不发动进攻，但还是要求经过准备在8月发动一次反攻。毛泽东无奈，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斯大林详细询问了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给毛泽东回电：“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金日成无法再坚持己见，朝鲜战争由此进入边谈边打的阶段。
　　据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中立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拉祖瓦耶夫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苏联军事装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显然为了照顾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在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后再告诉平壤。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中国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金日成在7月16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表示赞同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但是就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却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作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以动摇敌人军心。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继任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北朝鲜认为这些人不是战俘。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
　　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1952年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中应采取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提案，24日又提出补充建议。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苏联的提案和建议，即先停战，再解决全部遣返战俘问题。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这也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争论。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对朝鲜战争期间中朝联盟真实状况的回顾和探索，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一、毛泽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心派兵入朝作战，表明中共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同时也在实际意义上让中国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由此，中苏同盟得到巩固，毛泽东也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中国在战争中的主张往往得到苏联的支持。
　　二、由于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中朝方面对于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实际主导权，而斯大林则不得不放弃战前苏联对朝鲜的完全控制。而在中苏两个大国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朝鲜只能“忍辱负重”，采取服从的态度。
　　三、尽管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和矛盾时，最后都是朝鲜依从中国的主张，但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鲜主权、干涉朝鲜内政，也没有像斯大林战前那样追求对朝鲜的控制。究其原因，一方面中朝关系如同中苏关系，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结构性弊病，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际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古书，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在他的头脑中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统治理念。中国与朝鲜之间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宗藩关系，其特点之一就是宗主国并不要剥夺外藩的主权，而只是要求其臣服和追随。
　　四、金日成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又要在朝鲜建立起他个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而朝鲜劳动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南方派、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延安派成员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并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无疑令金日成感到不安。这种心理障碍，再加上中国军事领导人时而表现出来的对朝鲜指挥和作战能力的轻视，使得中朝高层之间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战后中朝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