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意识与放思想：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思想动态分析

一：三中全会之前，思想舆论界高度动态化和集中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的思想舆论界高度动态化和集中化。表现之一就是，对于干部队伍、对于社会层面，以强化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工作组、巡视组纷纷发挥强化作用。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 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即将展开，不少巡视组工作人员坦言深感责任更大、压力不小。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在此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曾表示，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汇报就是渎职，必须根据情况追究责任。
　　在此之前，中宣部、公安部和有关部门对于网络上和媒体上的不实言论、历史虚无主义现象，进行集中反击和重点整治。很多公众人物和公众现象，被一种强有力的公权力，在神秘的快速整治过程中，被迅速统一到传统意识形态的轨道内。
　　我国的思想舆论界高度动态化和集中化的表现之二，就是党的工作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关系神秘化。党的工作指导思想也被一种固定的意识形态和经验论所限制。
　　在改革发展和经济工作中，在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幕的情况下，提前公布了国务院有关研究机构制定的383方案。383方案是涉及面广泛的顶层改革设计。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撰写的一个改革方案，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该方案建议将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2013年至2014年的近期改革、2015年至2017年的中期改革和2018年至2020年的远期改革。
　　我们不难发现，通过顶层设计和一揽子推进整体工作的方案提前公布，通过高层推动的市场化国际化味道浓厚的改革推进方案中透露出来的行业术语，表露出党内一种迷信专家、迷信上层设计、迷信正规军和大兵团作战的思想。
　　种种迹象表明，在国内各界对当前党的作风建设普遍不满的情势下、在国际政治中出现唱衰中国和用西方价值观拉拢中国知识界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党，用集中统一的思想力和执行力，来一统社会的动力十足。

二：反思改革，要从历史与现实结合上着手
　　那么，如何看待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这种强化意识形态、强化一整套理论思想体系的党内动态呢？
　　这种对于党的纯洁性、社会信奉思想的整顿是事出有因的。
　　首先，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人民生活奔小康的前景被住房、物价上涨、空气污染不好的氛围所危害，再加上国际上日美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攻击，现在需要党作出强化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努力，对于来自国内外不同声音和杂音加以整治。
　　其次，日益严重的干部腐败现象、长期以来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干部队伍中的懒惰造假状态等等，已经引起群众对于执政党的不满，急需中央以实际行动采取措施，来强化队伍的工作效率，给社会一个明显的作风改观的印象。
　　但是，出现问题，历史上我们党都是需要以调查研究、依靠群众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来寻求最终解决问题的。在这方面的思想僵化、迷信意识形态和理论权威一般都不会带来好的结果。
　　从我们党的历史教训来看，迷信顶层设计、迷信外国理论、迷信专家的思想僵化、不相信群众的教训可以说举不胜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红军在江西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当中，迷信共产国际军事专家，迷信正规化作战，不相信和依靠红军在毛泽东掌握领导权时所创造的的土办法土战术，结果是带来了农村损失超过百分之九十、城市损失接近百分之百的沉痛教训。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党的指导工作发生了急躁、冒进的错误，而领导体制中的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的问题发展得非常严重。在以后的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党的一线领导不恰当地把阶级斗争理论用于整顿干部队伍，把本该属于制度建设方面工作用运动方式解决。
　　1966年的文化革命初期，在派工作组和怎样对待群众问题上，中央领导层的意见发生重大冲突，进而导致党内团结分裂，直接导致群众运动变成了两派对立和延伸导致武斗、军队支左等一系列文化大革命乱相的发生。
　　相反，凡是党的领导与群众结合得好的阶段，都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例如三湾改编以后的江西苏区初创阶段、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以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延续到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几个时期，是党的工作与群众路线、与群众的首创精神，结合的最好的阶段。

三：反思文化大革命要从制度上着手
　　目前，在面临党内外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挑战情况下，一些历史上没有来得及认真总结的人物和事件评价问题，又被人们广泛提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初步统一了认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人和事又被提起，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似乎又回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内干部群体对于党史上重大问题要求问一个结果、要一个真理的急切状态当中。
　　比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国家主席和书记处总书记，在党内主持第一线工作期间，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急急忙忙向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毛泽东对这种用简单意识形态划线方式自上而下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为什么极不满意？中央从此导致的的内部团结问题，如何演变成社会上的两派全面混战？这些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上，人们有所触及，但是来不及进行深究。
　　但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在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的路线指导下，各地各部门的干部自觉探讨党的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来看，人们在隐约中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我们党的领导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例如，1962年初的全党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在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都对自己的主观冒进思想进行自我批评的情况下，很多县一级的直接与群众疾苦相连的低层干部，都希望省委和地委的干部，也对于自己的极左思想和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整人的整个干部队伍现象进行彻底清理。但是，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出于团结和让省地级干部继续支持刘邓的工作目的，保住了很多的省地级干部。
　　毕竟，大跃进期间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造成人口下降、灾情被压的问题是发生在刘邓担任一线工作期间。在急需省地级干部支持的情况下，刘邓需要从建立干部队伍信息传递制度等现代吏治的角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那种阶级斗争和讲究革命资历的年代，以现代吏治和制度治理干部的机遇还是很小的。刘邓的一线领导还的要靠眼下这批省地级干部加以贯彻。
　　刘邓在七千人大会阶段保住省地级干部的做法，使得1962年至1966年期间，刘邓在很多省市级干部中建立了很好的人缘和称赞。因此，在解决社队干部多吃多占和社会主义教育阶段，刘邓派驻工作组贯彻他们所理解的阶级教育方面，确立了带有刘邓一线领导班子特色的党的工作方式。那就是迷信专家，迷信工作组，迷信神秘工作方式等等。
　　毛泽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是要探索用群众与党的领导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的路子。这与刘邓一线领导的靠专家靠派工作组的神秘主义领导方式发生了冲突。中央领导层的重大意见分歧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派性严重、全面内战的结果。
　　回过头来，当时人们要求追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教训，就会在经济上还没有重大起色之前，就会追究党的制度方面的原因。
　　因此，在邓小平于1978年底访日回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人们纷纷要求仔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党的领导制度问题的时候，及时制止了这种探索。但是，他肯定了人们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历史原因的探索精神和民主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这种对于体制制度上的探索精神，导致了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各级群众干部的结合起来的改革创新氛围。

四：党的领导与一线工作的关系考证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中党的干部队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年轻化知识化，使得大批有业务能力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进入干部队伍。但是，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党史的研究学习，还很肤浅。还是局限在党校对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教材所阐明的领域内。
　　因此，近十多年，在网络上在民间在群众中，自发对党的历史进行有现代视野的深入探讨的现象一直存在着。
　　现在，就有一种意见认为，1959年毛泽东提出党的领导应当分一线和二线的思路，是有着历史的潜在逻辑的。毛泽东提出党要管大事，要与群众的思想结合的领导方式，即思想领导和底层发动的思想，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建设要从底层建设做起。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干部在一线的纷繁复杂的事务性工作，才有了群众在信息互通、政治监督方面的微观基础。这也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直至文化大革命阶段，贯彻始终的探索内在动机。
　　毛泽东退居二线，研究了国际问题、社会主义阵营和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思想教育等问题，希望通过微观底层政治的建立，使得专家治国的神秘主义、从上至下的派遣工作组的单一政治能量传递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政治过程中加以解决。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探索的出发点是好的。
　　邓小平对于党史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也是有着很深的内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那篇著名讲话，一个主题，那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在几十年中发展经济、用好这个硬道理，对于政治体制的完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的最终解决要交给历史去解决。要在历史条件成熟的时候解决。但是，邓小平很看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干部的解放思想状态和党内民主精神。
　　因此，今天，从党的近百年历史经验和毛泽东、邓小平的两代领导集体的探索历程来看，我们今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党的下一步重大战略部署的时候，无论从继承的角度还是开拓角度，我们都有着重大的历史经验可以汲取，也有着重大历史背景可以参考。
　　从历史经验来看，党的工作与一线工作的关系，应当是制度建设和体制保障的关系，这当中应当减少神秘主义，减少从上至下的单一能量传递，应当尽量走群众路线与制度建设结合的被党的历史证明是百分之百有效的道路。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思想动态分析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