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论宗思想成韩国宗教学界研究热点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4-7-2 09:44:00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 敖英

　　导语：地论学派亦称地论宗，以传习、弘扬《十地经论》而得名。天竺僧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译《十地经论》后，在北魏宣武帝的支持下加以弘传，并继成实学派之后，成为自元魏起北朝佛教的显学。
　　韩国学界对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直有一些零散研究成果。自本世纪初起，随着韩国国内佛教文化研究的兴盛，逐渐出现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些成果我们可以管窥韩国学界对于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的全貌。
　　文献整理与翻译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韩国学界逐步重视对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上重要文献的整理、校勘、注释与翻译。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的继往开来的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西僧来华译经，华僧西行取经，大量的佛教经典被翻译，加之高僧辈出、新的宗派被创立、新的寺院被建立，佛教同佛教典籍均呈现出兴盛之态。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典籍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散佚，严重制约了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研究。正是认识到了这点，韩国宗教学界把对魏晋时期的文献整理、校勘与注释视作其研究的第一步，并将其翻译成韩文，以推动佛教文献的普及与研究。以韩国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为例，在近年来出版的“金刚学术丛书”中，涉及的佛教文献有《〈大乘四论玄义记〉校勘》、《〈十地论义疏〉译注》、《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大般涅槃经集解·如来性品〉译注》以及《〈宝性论〉译注》等等。并且，在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对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占大多数，其中包括《教理集成文献》、《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卷第六、《十地论义疏》、《摄大乘论疏》、《摄大乘论抄》与《大义章》、杏雨书屋所藏敦煌文献《大乘起信论疏》等。同时，地论学派、摄论学派的文献以及对《大乘起信论》的注疏也被纳入整理的视野。这些文献整理、校勘、注释以及翻译为韩国学界展开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地论宗的思想研究占据主流
　　地论学派亦称地论宗，以传习、弘扬《十地经论》而得名。天竺僧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译《十地经论》后，在北魏宣武帝的支持下加以弘传，并继成实学派之后，成为自元魏起北朝佛教的显学。
　　虽然韩国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佛教学派、佛教思潮都有所涉猎，但更侧重于对地论学派、地论思想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韩国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编撰的论文集《地论思想的形成与变容》，其论文涵盖了四个主题：“地论思想的形成”、“地论宗相关的文献”、“地论思想与其他佛教学的关系”以及“地论思想向华严思想的转变”等。在相关的学术期刊上，关于《十地论义疏》、《法镜论》，关于敦煌出土的《摄大乘论疏》、《摄大乘论抄》与《大义章》的系列研究论文，以及《地、摄论学派的交涉与“心识说”的交错》、《地论宗南道派对阿赖耶识的理解考》和《驳“〈大乘起信论〉地论宗撰述说”》等也均是围绕地论宗展开的。
　　地论宗及其地论思想的研究之所以成为韩国学界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的热点，其主要原因在于：（1）地论学派与地论思想自身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十地经论》等地论宗相关文献的译出，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中国佛教文献的翻译系统，且为佛教的中国化创造了契机。地论学派可以说是华严宗的源流，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唯识学派。（2）在现代佛教研究史上，由于地论宗的著述较少存世，研究一直处于弱势。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佛教学者开始陆续对敦煌出土文献中的地论学派著述进行整理与研究，情况才有所改变。尽管已过去半个世纪，但目前学术界对地论宗与地论思想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因此，以韩国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为代表的韩国学界更多着眼于地论学派与地论思想的研究，亦是为了改善这一态势。
　　韩国学界除了关注敦煌发现的南北朝佛教文献，以及地学思想的研究外，还着眼于对中国学界较少关注的《大乘四论玄义记》的研究。《大乘四论玄义记》是慧均撰写的三论宗重要论著之一，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印度佛教和魏晋南北朝佛教的重要资料。目前续藏经本的《大乘四论玄义记》有散佚的部分，唯存卷二的一部分及卷五至卷十，约七卷的分量。20世纪50年代，此书的“初章中假义”和“八不义”部分在日本被发现。韩国崔铅植教授的《〈大乘四论玄义记〉校勘》是第一次将新发现的“初章中假义”、“八不义”与续藏经本的《大乘四论玄义记》合在一起进行校勘发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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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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