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起 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将实施提升改造

　　争论三：东周之前中西是否已经开始联系
　　苏三认为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

　　三星堆位于我国四川省成都平原，自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在成都平原发掘出一些明显区别于黄河流域的各种文物，尤其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在几个工地偶然出现的大批以青铜器和玉石为主的出土文物，不仅震撼了中国人，而且也震撼了全球考古界。
　　这些与中国商代并行的3000多年前的文物特点明显有“西方”特点，比如青铜面具大都鼻子高挺、眼睛奇大，最奇特的是那里还发现了一根西方王室常用的金质王杖。一时间猜测四起：这些相貌奇特的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呢？甚至有人说：他们来自外星文明，并且又回到“故乡”去了。
　　近日，一个叫苏三的网络作者更是把这种观点发展到极致，在她刚出版的一本《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的书中，她提出这样的观点。三星堆主要属于犹太文明，并且得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中国人是这些犹太人的后裔。
　　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专程采访了对三星堆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教授。

争论一：三星堆属于外来文明还是本土文明
　　关于三星堆遗址，历来说法不一，许多人认为三星堆文明决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苏三所持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思路。她认为，三星堆文明来源是“西方”，具体而言，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人，以及沿途的伊朗人和印度人。他们来华的路线不是北方的丝绸之路，最有可能选取的是南丝绸海路。
　　三星堆闪族人的迁徙有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也可能是数次积累。迁徙的时间大约发生在4千年之前为多，最迟不会超过公元前5世纪。这个外来文明的独立特征逐渐衰亡恰好在中国文字出现前后，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史料中看不到对于他们根源的准确记载也是合理的。
　　那么三星堆是否属于外来文明呢？孙华教授认为，三星堆文明有它自己本身的传承，在三星堆以前，四川成都平原有像三星堆一样的文化遗址九座，三星堆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三星堆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加入了一些和以前文化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但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看不出外来的痕迹。
　　从大型的青铜器和祭祀器皿来看，主要还是来自中原的夏商。用玉和用金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最大差异。三星堆出土的玉器远远比西方发现的要好。黄金器只是发现了极少的一部分，比如说，贴在脸上的金箔，另外一个是金杖，都是比较小的器物。像西方发现的比较发达的黄金器皿都没有发现。三星堆发现的文物主要仍偏重于玉石系统，是东方传统，不是西方传统，它仍然属于中国的玉石文化圈。
　　从三星堆的建筑来说，不管从建筑的形状，还是建筑的材料来说，都没有西方的传统。这些建筑的遗迹是当地的传统加上长江中游这一带的传统构成，比如说它的夯土技术、土木结构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还有，从它日常使用的器物，比如像陶器系统看，一部分是从当地史前文化蜕变过来的；另外一部分是从它的东面，即从夏人那里传入的，像一些铜盒和铜杯。
　　再则，从发掘的器皿的装饰纹样来看，虽然它们的纹样很有特点（比如说兽面纹），但这些纹饰在中原文化圈里都能找到它的联系。
　　所以，孙教授认为，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联系，远远大于其它任何文化的联系。它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本土文化，即本地就有源缘（土着文化过渡而来的）；另一个是中原文化传入的，即长江流域，也包括东亚，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始终的。
　　那么，三星堆有没有其它文化的东西呢？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比如说海贝，海贝来源于沿海，但它们到底是从西南直接传入，还是通过其他地区转送了一下（比如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像中原的海贝一样）再传入，现在还不好说。

争论二：悬棺葬俗、石头崇拜和出土文物能否作为证据
　　苏三认为三星堆主要属于犹太文明，其中的几个重要证据是：在三星堆几个大型祭祀场所，都有摆放石子的习惯，并且这些石子相当于祖先牌位；另外，悬棺同样多出现在四川以及其他长江流域这一现象。世界上只有犹太民族既有悬棺葬俗同时又有石头崇拜的传统。而且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和黄金权杖推断，都是和西方人有关。
　　孙华教授认为，三星堆文化存在的时间应当在夏代后期至商代后期，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1200年之间，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悬棺不是在四川，而是在武夷山，这些悬棺被摆放在悬崖上的山洞里，也叫崖棺。从年代上判断是商代的。
　　四川发现的悬棺年代最早的是战国时期的，其次是汉代的。主要分布在三峡地区，四川西南的悬棺是元明时期的。从地理位置来看，越往西年代越晚。
　　在整个成都平原，除了三峡之外，还没有发现悬棺。在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流域发现的是石棺杖，而石棺杖在西藏高原东麓，沿着这个大的传播带一直向东部，到中国的东北地区。三星堆还没有发现有悬棺的葬俗。
　　关于摆放石子的习惯和石头崇拜，孙华认为，羌族就有这一传统，而在三星堆却看不出摆放石子的习惯。石头崇拜在四川是比三星堆更晚的蜀人，文献记载，战国时代的蜀人有石子崇拜。整个三星堆遗址根本就看不出石头崇拜的痕迹，而且连一个石头建筑都没有看到，有的只是玉石崇拜，而玉石崇拜则明显来源于长江流域东边的三个玉石文化圈。
　　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有人认为不像蒙古人种，但孙华说，他也不像欧罗巴人种。这些面具鼻子那么宽，眼睛那么大，脖子那么长，他们不像现在所属的任何人种。他们本身就不是一种写实的手法表述的，可能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而已。
　　关于那支让许多人浮想联翩金质王杖，孙华认为它是不是杖，现在也不能肯定。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不是直的，而是一个圈。那么它是一条带子还是一个杖，现在还不能肯定。而且就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也会拿着杖。所以根据这个去和西亚进行联系，是比较牵强的。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人类在《圣经》中记载的示拿地平原上开始建造巴别塔。他们想用这雄伟的建筑传扬自己的名，所以塔要建很高。 他们的分工细致而准确，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三星堆人和楼兰人的祖先就是当时这批建筑大军里分别位于东边和西北边的两支生力军。 由于语言相通，沟通迅捷，工程进度神速。很快，地球的东边就垒起了一座雄伟的建筑的坯子──甚至有人跃入今天的印度洋，将印度次大陆拼力推向高塔，在那里夯起了巴别塔最为坚固和伟岸的一边。 可是，工程太浩大，人类越来越分散，而且随着建筑高度的不断上升，空气越来越稀薄，上面的人神志越来越不清楚──今天的科学也证明，在海拔5000米的时候，一个成年人的智力和耐力就跟一个几岁的孩童一样。人类的沟通和脾气都出了问题。巴别塔这工程便把人类拖进了与时间的无穷较量中。经过几个世代，他们的语言逐渐变乱了，巴别塔终于成了分裂人类和他们语言的诅咒。这座塔的位置，就在今天的青藏高原；它的宽度和广度，青藏高原可以作证──到今天，这里还被成为“世界屋脊”。 散落在青藏高原和周围的被变乱了语言的人类，开始重新寻找沟通的方法。有人百无聊赖，模仿起走兽和鸣禽的叫声；也有人在稀薄的空气中情绪高昂，吼出了天籁一般的歌声──也就是今天藏族人民人人都会唱出的牧歌；还有一帮人回到大陆的西边，开始了与当地人的纷争──古希腊罗马人的历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印度洋边的人爬上岸，潜心修炼起了佛法。而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水草茂盛，那帮人就在那里逗留，繁衍子孙，牧马放羊。后来这帮人中的两兄弟──黄帝和唐尧（？）又发生了争执，并进行了惨烈的战争，不过后来他们中的败者又顺服了胜者黄帝，成为华夏民族的祖先。 至于三星堆的先民，在建造巴别塔时承担的任务是要用当时最珍贵的青铜塑造出人类中最伟岸的面庞，并用黄金贴在面上，以置放进建好的塔顶的圣龛，与日月同辉，在空中雄视着地球这神专为人类指定的美丽家园！ 工程失败后，三星堆人保留了大时代他们祖先传给他们的人类最精湛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艺，可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也不多了。不过，也足够了──从这为数甚少的数十尊青铜人像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到当时三星堆先民辉煌的技艺。 宏伟的工程为人类的生存带来了祸患，塔址东部平原，就只留下了现在成都盆地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里至今还被誉为“天府之国”，可见在巴别塔隆起之前，示拿平原该是更加富庶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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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向阳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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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为瑞典新闻司研究员史安佳；图二图三均为顾森博导。摄影时间：2003年10月10日

　　本文很纪实，对于没有参观三星堆的人来说，本文是导游，能再现三星堆的景和物。对于参观过三星堆的人来说，本文也能让人回味。

⊙作者：h_jx@sohu.com

　　贤师指三星，向往且朦胧。
　　酣睡数千载，欣临幻象生。
　　青铜皆怪异，首眼各奇型；
　　神树冲天长，仙鸟争乘行。
　　百宝殊珍贵，枚枚价连城；
　　威权金手杖，光彩耀王宫。
　　吾本无知者，凝思竟动容；
　　闻铃更感奋，思绪付春风。
　　若云出古蜀，何去亦何从？
　　或语外来客，沉消无影踪？
　　究根求甚解，华夏遍文明。
　　研考须时日，谜揭天下惊。
　　这是我参观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后，写下的一首小诗。虽说不上是什么很好的作品，但也确是我真实感觉的写照。
　　我是平生第一次来到这慕名已久的天府之国的。在游览青城山、乐山和峨眉山时，心里就一直怀着对三星堆的期待和遐想。也许我与古蜀文化确有缘分，在我即要离开成都时，友人坚决邀我到三星堆博物馆看一看。应当说这也正中下怀。于是，我欣然前往。
　　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中心广汉市的城西，在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鸭子河畔。传说是玉皇大帝在天上对着这个地方撒了三把土，广袤的大平原上便突兀出现了三座黄土堆，犹如天上三颗灿烂的星辰。三星堆因此而得名。来四川前，我曾欣赏过精巧的三星堆文物纪念品，也专门看了一些资料。其影响最大的是1986年发掘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的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当时就引起了世界轰动，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在前往三星堆的汽车上，我的脑细胞异常活跃，对“世界奇迹”也产生了种种心理预期。但当真的来到这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心里仍不免有惊奇之感。鸭子河水静静的流淌，波澜不惊，一览无余的平原上，虽然没看到高耸的黄土堆，但一个古朴凝重、造型奇特，像大蜗牛一样的建筑物映入我的眼帘。导游说，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星堆博物馆。我连连称妙。诗仙李白在《蜀道难》诗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可见，古蜀国对任何人说都曾是一个谜。三星堆博物馆以这样独特的设计，向世人展示了古蜀文明发祥地的神韵和古蜀文化的苍古雄浑。我很钦佩他们的想象力。
　　迈进博物馆，我立刻被四处洋溢着的神秘的远古图腾崇拜所感染。序厅里，一件“人面鸟身”的青铜神像使我眼前一亮。这件青铜神像构思精美。虽然是人的面孔，但头上戴的冠冕竟是一个美丽的雄性大鸟头部的图腾。鸟身两翼的花纹羽衣图案精美，向后倾斜，自然分开，形象生动。这个造型精湛的“人鸟”雕像，使我对古蜀时代人神互通、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特征，有了鲜明的第一印象。博物馆陈列表现的主题之一就是人与神，随着在各厅观看，我更觉得“鸟”就是古蜀人崇拜的最高之神。在三星堆出土的铜、陶、金器中，很多都与鸟的图式有关。有专门鸟的头像，也有鸟的眼饰，还有鸟的美丽身形。在博物馆中心，有一条以台阶的形式设置的自由升腾的螺旋曲线，螺旋体是模拟“通天神树”而建。用青铜铸造的“通天神树”堪称世界之最，它是三星堆出土最高大、最特别，也是最有震撼力的器物之一。神树高达384公分，树身有三簇树枝，每簇三个枝杈，九个枝杈上活灵活现地站立着27只神鸟。这肯定是古蜀人祭祀用的重要祭器。它能够完好无缺的保留下来，向我们透露出古蜀社会既崇拜太阳，更崇拜神鸟的特定时代气息。古书上说，古蜀国君都是以“蚕丛”、“柏灌”、“鱼凫”等鸟名为名的。我推想，那时的国君不仅是把鸟作为神来崇拜，而且也是尽量把自己装扮成神的化身，借助神的力量以维系对子民的统治。面对“通天神树”，我很佩服古蜀人的创造力。几千年前的古蜀人既心地善良、纯洁真诚，又大胆想象，敢于探索神奇无比的太空，把美好的愿望寄托于色彩斑斓、体态优美的神鸟。神树的创意与我们现代的探索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精神就是在现代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三星堆，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这里的怪异与夸张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每件器物又不失其清新自然、憨实淳朴的人情味。博物馆里，到处都布满神化了的人面像，到处都能见到夸张了的动物造型，但绝没有令人恐怖的感觉。神圣的器物，将怪异的形体面貌与深邃的身材内涵有机结合，生动传神，淳朴古拙。展厅中有一个怪异的青铜纵目人像，它硕大无朋，宏伟壮观，两耳相距约140公分，凸出的柱型眼珠，长达16.5公分，在所有青铜器中文物中，其想象力及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另一个威严赫赫、气度非凡的青铜大立人像也很传神，这个神像加上基座高近3米，重达180公斤，完全能够称其为庞然大物，铜像之王。还有各式各样的青铜人头像和青铜动植物雕像，以及各种玉器。它们大多都被神化了，但几乎又都具有同样的写实风格：人的雕像和蔼可亲，动物雕像形象生动，植物的创作也注入了灵性。它们诡谲神秘，但又纯朴古拙，把怪异的“形”与生动的“情”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很强的亲和力。使人感到越看越亲切，越看心情越舒畅。我联想蜀地历史上出现的一大批风流人物，
　　如古代的司马相如、李白、苏轼，近代的巴金、郭沫若，他们大都心胸开阔，浪漫不羁，文采豪放，但又都非常平和朴实，珍重人性，感情细腻。其渊源可能与古蜀这种崇尚形神兼备，喜欢自然超脱的文化传统有关。
　　三星堆文明完全可以与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和玛雅等东西方文明相提并论。由此我想起了去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在法门寺、双林寺，五台山、青城山以及曲阜等地领略儒、释、道历史文化的种种情形。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集中展现了战国时代文物的精美典雅以及恢宏壮观的磅礴气势，反映了我国中原地区悠久灿烂的历史与文化。那些名山、名寺，也都争相的昭示中国文化的精魂。应当说道家、儒家文化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佛家文化虽然是舶来品，但也已经完全融入了传统文化当中。但我以为不管传统文化是其精华也罢，有其糟粕也罢，都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而三星堆文化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三星堆文化是土着文化与中原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其形成时间可能比佛、释、道文化还要早，这正是我们现在特别值得寻味和研究的地方。我仔细观看了一号坑出土的一个“纯金手杖”。金手杖长142公分，系用金条锤打成金皮以后，再包卷在一根木杖上的。金手杖上的精美的图案，有人像、有鱼鸟、有装饰物，还有据说是可能是“巴蜀图语”的古怪符号。我想起西安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锡杖，感到其中似也有相通的地方：即都是在用金杖象征最高的身份、最尊贵的威仪和最神圣的权力。我想诗仙写《蜀道难》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很难把古蜀国与中原相融合、相促进的历史描述出来。三星堆遗址证明，也许在战国之前，古蜀与中原早就有文化上的交流。虽然它自有独特的一面，但与中原文化更有许多相通之处，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印证、相得益彰的内在联系。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几乎都与祭祀有着密切关联，可我也从中也嗅出了一些战争的惨烈味道。据考古学家研究，三星堆遗址记载的是一个从统治与被统治最后到改朝换代的交替关系，即：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鱼凫”女王被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杜宇”王取而代之。三星堆遗址中就有许多刚刚祭祀后被匆匆掩埋的痕迹。有人说三星堆“祭祀坑”，就是“鱼凫王朝国灭器物坑”，是“杜宇”王消灭“鱼凫”王朝的直接结果。我对这一解释持赞成观点。试想，鱼凫王朝时期，几百年间以渔猎为主，既不重视农业发展，更不思改革，把统治完全寄托在一种神秘崇拜之上，而“杜宇”王则励精图治，重视田耕文明，农业很快的就“上了规模”，“上了档次”，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因此“杜宇”最终战胜“鱼凫”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证明了“落后必然挨打”，是一个不变的千古定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即便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果不思进取，抱残守缺，也只能最终走向末路。所以我想尽管我们的考古界先后发现并挖出了两个“世界奇迹”，但国人切不要盲目妄自尊大、飘飘然起来。三星堆遗址只不过是记录了一段远古的历史，而且还是带有悲剧色彩的历史。诗经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李世民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我觉得应该把三星堆当作镜子，当作一个鉴戒。以此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改革发展，再创中华民族的辉煌。
　　我很感谢命运之神给了我灵感和机会。三星堆之游不仅使我得到了极大的艺术享受，丰富了历史知识，同时在思想上也得到了许多意外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