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四川高僧
魏明生/文
大勇法师俗名李锦章，1892年生于四川重庆。李锦章自幼好学，对道家诸作，多有涉猎，精通扶乩、催眠、勃关等道家法术。清朝末年，四川保路风潮骤起。在新思潮的冲击下，青年李锦章的思想起了较大变化，开始走出悟道求仙的小天地，立志救国救民。他通过亲友关系，进入新成立的军政府，当了一名陆军执法官。辛亥革命的失败，封建帝制复辟，军阀战争叠起，使李锦章和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在那个政治的闷葫芦中犹豫起来。彷徨和苦闷之后，他们中间有的主张教育救国，有的主张实业救国，而更多的是冲出夔门，飘洋过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锦章与众不同，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弃军出家，毅然东下，于民国八（1919）年五月潜赴宁波归原寺，求大虚法师剃度，得法号“大勇”，并于金山受戒。
大勇研习教典，常为中国自唐以降，密宗教几乎全部失传而感到惋惜。他对密宗教传入中国而后失传的历史和当代密宗教道场作了认真研究，决心使密宗教在中国再度昌盛起来。
他了解到密宗教在唐代传入日本的历史及日本当代密宗教的发展情况，把研习日本密宗教作为复兴中国密宗教的第一步。他的研究计划，得到了众多僧侣和居士的支持。在佛门僧侣及众多居士的赞助下，大勇于民国十一年东渡日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习密、察两部大法，得传法灌顶之法，获阿诸黎位。
民国十三（1924）年一月，大勇法师从日本归国。他首先到上海传授一印明及十八道，拉开了传授密宗的帷幕。接着，大勇法师离沪赴汉，任武昌佛学院监院，讲授密宗，就学者多达230余人，培养了第一批中国密宗教僧侣。大勇法师传授密宗，在佛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有识之士皆谓中国密宗自此可以复兴。
但是，大勇法现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复兴中国密宗，必须深研博采，仅得日本密宗，还不能达到复兴中国密宗之目的。他指出：早在公元八世纪，天竺僧人即进藏传显、密两宗佛教，从前弘期到后弘期，历千百年不衰，其密宗佛教胜过日本十倍。因此，他立下宏愿，要将日本密宗与西藏密宗融为一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密宗教。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大勇法师又把进藏学法提上了佛道日程。他很明白，欲学西藏密宗，必须先过语言关，不会藏语，一切都是空谈。适时，北京居士陈圆白、胡子易等在北京筹办佛教藏文学院，招生二班，共30人，聘康定充宝边琳先生任教，讲授藏文。大勇法师得知此事，喜出望外，立即离汉北上，前往北京，加入佛教藏文学院，随班上课，学习藏文。佛教藏文学院原定一年半结业，后因担心军阀战起，时局动荡，受到影响，故提前结束。大勇法师借此良机，提议将藏文学院改为“留藏学法团”，组织藏文学院学生进藏学法，复兴中国密宗教。
大勇法师的提议，得到藏文学院学生和佛教界同仁的支持，一致推举大勇法师为留藏学法团团长，全权主持留藏学法各项事宜。民国十四（1925）年四月十三日，大勇法师率留藏学法团从北京启程，沿京汉铁路南下，抵达汉口，再由汉口乘船，溯江西上，在重庆稍事停留，然后直奔佛教圣地峨眉山。按照大勇法师的计划，留藏学法团在峨眉山度夏，打点行装，秋天到康定，再修藏语，拟于次年四月从康定出发，挺进西藏。
大勇法师入川驻锡金顶的的消息迅速传开，四川出家僧侣和居士信徒，为之雀跃。省城成都佛学界同仁经过商议，连函敦请大勇法师莅蓉讲经传法。大勇法师欣然应允，将密宗理论研究告一段落，于九月二十六日率留藏学法团从金顶下山，九月二十八日抵嘉州（今乐山市）。大勇法师将留藏学法团大部分人员安置在乌尤寺内学习藏文藏语，自带6名弟子于十月初四抵达成都，驻锡大慈寺。
大勇法师到达成都之时，正值军阀场森发动的“统一四川”之战结束不久。经受了战乱之苦的民众百姓，得悉大勇法师到来，犹如在大劫大难之时遇到了救世主，不仅佛教界盛情欢迎，敦请大勇法师设坛传法，许多业余信佛者也多次联名发起，请求大勇法师讲经说法；连刚刚进入成都的军阀要员，或亲自出面，或动用宣传机器，为大勇法师传教推波助澜。
大勇法师在成都逗留月余，一边讲经传法，一边为留藏学法作进一步准备，几乎没有停息过。大勇法师先后在大慈寺、文殊院、宝光寺设坛传法，皈依授戒10多次，受戒者每次一二十人，多则50余人，总计一二百人。他传戒受戒的项目很多，全面而系统，包括“十八道”、“三皈”、“五戒”、“幽冥戒”、“陀罗尼”、“结愿”、“结愿圆满”、“结缘灌项”等等，特别是结缘灌顶，是佛教密宗于僧人大嗣阿诸黎位时，方可得传此法，要求极高。大勇法师在日本学成此法归国，在其它地方很少传授此法，唯在成都竟有数百名僧人享此殊荣。
大勇法师在成都除了向僧侣传法授戒而外，尤其注重向居士、民众讲解佛理，他在少城说法堂、佛经流通处、女青年会、广益学校等处讲经、演说、即席答问、讲授梵文，每次听众三五百人，最后一次多达1000余人。他把深奥的佛学理论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理解。他面对佛、耶两教信徒讲解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面对佛、道两教信徒讲解佛教与道教的关系；面对众多居士和各种教徒和各种异教徒即席答问，引经据典，畅论佛教宇宙观与一般伦理家、道德家、法学家、政治家宇宙观的联系与区别，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无论信佛与否，皆为之叹服。数千人理解佛教教义，扩大了佛教的受众面。
大勇法师在成都讲授的一系列佛学理论，有一个中心主旨，那就是如何救济佛教，真正做到佛道昌明。他在成都各界联合会召开的欢迎会上，以《佛教前途之悲观及其救济办法》为题，指出佛道是否昌明，关键问题和主要表现是佛教徒如何和非佛教徒的言行是否一致，是否依据教义，达到了应有的境界。他把佛教徒分为两类：一类为出家众，即僧侣；二类为居家众，即在家念经修行者，俗称“居士”。大勇法师又把出家众划分为四种，即：1、有学有行者。他认为，这种僧侣极少，寥若晨星。2、有学无行者。这种僧侣又可分为旧、新两派。旧派谨守家风；新派设学校，立会所，为学生式之僧侣，并不注重戒律禅定。3、无学有行者。这种僧侣也有两种情况：一是枯修独善；二是盲从外道。4、无学无行者。此种僧侣极多，也可分为两种：一是“从经济学上振兴丛林，不解学行为何事”；二是“犯戒为非，不堪言矣”。大勇法师把佛道昌明之希望寄托于在家众，他认为在家修行的居士，乃是“佛法法盛行之原动力”，这是因为，在家众的人数比出家众多得多，且能从哲理上或科学上研究佛法。但是，若要通过在家众昌明佛法，有两个问题须得注意：一是或修行习外者，或念经诵佛者，多不究教义，难以达到昌明佛法的目的；二是有不少人以学佛为时髦，借佛学供利用，特别是那些当权的“中坚分子”，“一日得志，必然破坏佛法”。大勇法师在阐述了他的“佛教前途悲观论”之后，提出了佛教的“救济之道”。他指出，要真正做到佛法昌明，“当从根本改变教育方针，使学子不复迷信西方文化”；推行通俗讲演，使佛学理论普及于世，在僧为真修行者，在俗为真护持者，“学行并进，为世表率”，方可对于社会“告以无罪矣”。
此后，大勇法师还在多次讲演中，对他提出的“学行并进”理论，作了反复阐释。他在女青年会即席答问，进一步阐明了学与行之关系。他把佛教的修行分为四个段落，大意是：从信佛到理解教义，“依解而见诸实行，使其自身行为与所解义理相契一致，就听做行”；“从科学方面解释，即是对真理得到一种亲自实验，以证明所信所解所行之真理竟不荒谬”。大勇法师的佛学理论，当然是以佛教的唯心主义为根本立场的。但是若把他的“学行”观，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为“学行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于今则并非没有借鉴意义。
大勇法师在成都讲经传法期间，为四川佛学会的成立奔走操劳，并登门为军政要员邓锡侯等授戒，争取刘湘等军政要员对佛教的支持。军阀政府不仅很快照准成立四川佛学会的呈文，而且有不少军政要员担任了该会的名誉会长。刘湘则表示：“对于佛学会之进行，及援助勇师等学法事务，无论公私方面，只要有一份力量，必有一番贡献。”对于大勇法师所做出的努力，正如四川佛学会主席黄肃方所说：“年来学佛人，以川省一隅而论，已颇不少，自大勇法师来川说法后，皈信佛理者较前愈众，成是有佛学会之组合”。
民国十四（1925）年十一月六日，大勇法师启程离蓉，回到嘉州乌尤寺，与留藏学法团的多数弟子们会合，刻日启程，率“留藏学法团”前往康定，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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