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性与本地性通史及党史

四、本地性普世性系统进化树之应用

政权和政权人物现象是一种普遍性和世界性，用于研究本土性和地域性的社会学，称为历史；再继续用来研究近代、现代历史，就涉及党史。但这还仅似认识定位系统地图的空间位置，认识定位系统地图的网格协调和走向，还需要类似人体科学的揭示：人有眼睛、耳朵、鼻子和口，也有手足、颈部等部分组成，这也是普遍性和世界性的。但聋子也有耳朵，瞎子有眼睛的人，他们的存在是客观的，他们也有生存的权利。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睛，是指与正常的有耳朵、眼睛的人相比，他们收到信息会不完整，以致影响大脑指挥手足的行动和口说出话的分寸。这也类似一种本土性和地域性。当然产生聋子、瞎子的人是有自然的原因的。这也许不是聋子、瞎子本人自身的责任。聋子、瞎子与正常人的社会共存，就是正常人应该多帮助有一定残疾的人，二是也可以用科学进步类似的助听器、修复视网膜，甚至基因工程等方法去补救。实际把这类的人体科学常识原理，引申到历史和党史科学，就类似有了建构定位系统的位置空间地图，还需要有类似定位系统地图的网格协调指向。这类政治体制结构如果安排不好或不对，就类似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睛。也类似认为是人的手足养活了人的口，人的口无权指挥手足。甚至也许还认为颈部是最重要的，类似国家的国王，是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耳朵、眼睛、口和手足都要听颈部，这类似政教合一的历史、政党史的国家。

李大钊、陈独秀没有去出席1921年中共“一大”成立会议，是一种遗憾。张澜等创建的“重庆组织”没有去参加“上海组织”召开的“一大”成立会议，也是一种遗憾。李大钊、陈独秀、张澜类似“金三角”、“铁三角”，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北、南、西部的革命力量。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国本土的13位代表：李达，1890年生，湖南零陵人；李汉俊，1890年生，湖北潜江人；董必武，1886年生，湖北黄安人；陈潭秋，1896年生，湖北黄冈人；何叔衡，1876年生，湖南宁乡人；毛泽东，1893年生，湖南湘潭人；王尽美，1898年山东莒县人；邓恩铭，1901年，贵州荔波人；张国焘，1897年生，江西萍乡人；刘仁静，1902年生，湖北应城人；陈公博，1892年生，广东南海人；周佛海，1897年生，湖南沅陵人；包惠僧，1895年生，湖北黄冈人等，大多出生在中部和东部，这也显示代表着中国的中、东部的革命力量和社会发展潮流。

1921年8月2日下午中共“一大”圆满结束，会议推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管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有人说，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但两位领袖都没有参加会议。他们的缺席是因为与金钱有关。当时身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陈独秀，正在广州为讨得一笔没有到位的教育款项而奔波。李大钊则正在北京主持大学教授的讨薪工作，讨要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以及说，陈独秀“出于自尊”不愿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或者说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因为工作忙，分不开身。而僻处西南的重庆1920年3月12日建立起来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本身就是显示中国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能不依赖国外经济帮助创建共产党。这里当然也包含有钱的意思。研究陈独秀、李大钊、张澜没有去参加“一大”的内涵，当然有关“钱”，也缺钱，但陈独秀和李大钊不是因为缺钱去找钱，或因工作分不开身，或出于面子、自尊。李大钊、陈独秀和张澜认为共产国际的钱，应直接交给经办建党的人员和有基层活动的组织。这种可以，是今后从法律和伦理的角度看，如果这些经办的个人和下级组织把钱用于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只是这些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与整个党和领袖无关。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驱的李大钊、陈独秀、张澜当然知道，创建共产党是为了人民谋利益，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也要防止国外某些不正当的政权人物，不是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而是利用经济援助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了突出这一点，创建共产党的领袖不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在场和有经济援助的极为重要的中共“一大”的建党会议，正是表明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决心和能力。后来的事实，如1938年王明和康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的身份，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说陈独秀1929年被开除党籍，1932年又进国民党监狱，是接受日本津贴，干“日特汉奸”卖国的事。现在证明都是不实之词，目的是借刀杀人。当时陈独秀也给予过驳斥。这些也反证陈独秀建党时就是信奉真理而不是权力，是个敢为革命负责，勇于正视真理和服膺真理，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党的利益之上的领袖。这同他由康梁派到“辛亥乱党”，到急进的民主主义，随后又转向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研究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陈独秀、张澜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四人，建党更多属于本土性和地域性，而走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和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多属于普遍性和世界性潮流及方向的问题。如果说在各类建党的历练和合作上，也许马林不如李大钊、陈独秀、张澜的话，那么在深知革命党的世界性潮流及列宁、斯大林的为人上，也许李大钊、陈独秀、张澜也许就不及马林。

陈独秀1932年坐牢，12月8日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此外，知名的学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在南京狱中，陈独秀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如1936年3月他在《火花》发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各阶级苏维埃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1937年陈独秀提前出狱后，拒绝出任劳动部长，也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陈独秀在重庆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要资助他100银元，都被他拒绝。当时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支撑。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继续当年在狱中的研究，特别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被后人认为难出其右者。原因是中共的缔造者陈独秀看到：在1926-1929年间，国内先后组织送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院校学习的中共党员留学生，不下5百至6百人。这些人都来自中国革命的最前线，具有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据1987年出版的马员生的《旅苏纪事》所载，这数百名中国党员留学生的革命家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死里逃生，只因甘愿选择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却又被流放和劳改在苏联茫茫西伯利亚荒原中，或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丧生，只有少数人被遣送回国，多数人则至今不明下落。中国的党员留学生们敢以极大的革命勇气，冒着坐牢、流放、劳改、甚至杀头的危险选择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无畏的精神，实在值得欣羡和崇敬。

马员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党员，1926年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1937年和1949年三次被捕，发送到边远地区流放和劳改，时间长达25年之久。他是那些被用持托派和陈独秀相同观点的罪名来借刀杀人的幸存者。1955年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指令，马员生被取消原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回国，并恢复中共党籍。但我国在1952年12月也曾有过一次走“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一边倒的偏差，用持托派和陈独秀观点的罪名一夜之间把在国内的几百名“托派分子”统统抓进监狱，连同株连的人在内，总数不下五、六百人。那恰好是在斯大林73岁寿前夕，有人说是给斯大林送“寿礼“。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地方的“造反派”也把曾在1952年被判刑期满获释的“托派分子”监督管制，判刑、下放劳动，甚至还有被整死的。

斯大林把老一辈的著名布尔什维克领袖，如齐诺维埃夫、加米诺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等杀害。对劳改营中的“托派分子”更多的是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一批又一批地被处决。如《卡什凯京大屠杀》，分批用机枪扫射杀害的“托派分子”竟达一千多人。但在50年后的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为30年代的莫斯科三大冤案平了反，宣告这些案件的罪状完全是凭空捏造，并为受害者恢复名誉。时至今日，以“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的苏联，已经瓦解，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确在全世界高高飘扬。共产国际是1943年斯大林解散的，有人说是斯大林为讨好罗斯福、邱吉尔，才把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解散。实际斯大林已经明白了国际合作应走的方向。因为共产国际自1919年成立至1943年解散，到底花了多少钱恐怕没人算得清。托洛茨基提出向外国出售国内珍宝，他说世界革命即将成功，成功后工人阶级将没收被剥削阶级买去的俄国珍宝，完璧归赵。但世界革命并没有马上成功，不少俄国珍宝流失海外。各种革命组织习惯于依赖共产国际，自己不善经营。以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为例，它给105名工作人员换上新装，被派往国外支援“革命战士”。这些革命家像商人那样阔绰地接待外国客人，钱很快就花完了。联共又把餐厅、几个国营农庄、制鞋厂、建设局和出版社拨给协会，让他们自己经营，但不久餐厅关门，工厂倒闭，农庄荒废，没挣到一分钱。支援“革命战士”的革命者，不仅不会挣钱开展工作，连自己的衣食还得依赖联共。也许布尔什维克终于明白，这种赔本的买卖不能再做了。1936年以后，共产国际就很少再资助外国共产党了。

1921年6月3日马林到达上海，6月底就上北京找李大钊研究建党，他非常理解李大钊、陈独秀、张澜等领袖非常希望独立自主地建党的愿望。列宁确实没有把马林看走眼，马林办事效率很高。但这也是马林心里明白为什么列宁不惜花费重金派他来建党：共产国际从成立之日起有两项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即共产国际的理论和逻辑是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己任，而在苏共情报局那里，世界革命战略只是莫斯科动员各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苏联的口号。就前者而言，它必须有大量金钱来支持世界各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而这是需要很大一笔钱的，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马林分析不会长久下去，推心置腹叫李大钊要抓紧这个机会。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的那个月，联共就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100万卢布。5月300万卢布，数字一直攀升到1000万卢布。从3月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联共那里收到640万卢布，从列宁秘密基金中收到价值352万的贵重物品，从国家银行先后收到8000和5万瑞士和奥地利克朗，12.5万和7.73万德国和芬兰马克。此时的苏联，因一战和十月暴动，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百孔千疮，苏维埃政权自己的卢布也不多。那么，维系共产国际庞大如此开支的钱从何来？ 这笔钱主要来自从资产阶级那儿剥夺来的财物。

马林是1920年9月1日至8日在巴库参加的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当时全俄有两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对此列宁接受了高尔基的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名流们纷纷响应高尔基的号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的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俄罗斯。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人建议苏维埃政权，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些建议列宁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促使列宁他下决心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委员被逮捕。民间两次赈灾行动都以发起人悲惨的结局告终。

自1920年起共产国际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和学校，如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东方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等，为外国培养出一批革命者。建立组织和成立学校需大批经费，自然也得由联共提供。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联共也左支右绌了。布尔什维克想出的办法之一是在国外设立代售点出售珍宝，换取外汇，如中国哈尔滨的马迭尔宾馆便是一个代售点。

尽管当时俄国国内发生灾荒，饿死上百万人，执委会还是竭尽全力招待代表，共产国际的普通工作人员、会议代表和滞留在莫斯科的外国革命家住在位于特维尔大街的豪华宾馆。他们凭住宿证和代表证领取女士内衣和绒衣、丝绸衣服、皮外套、雨鞋和毡靴、毡斗篷、女士皮鞋、裤子、领带、怀表、公文包，甚至手绢。换下的床单和内衣送进洗衣房，宾馆设有专为代表服务的缝纫店和修鞋店，还有提供丰盛食物的餐厅，当然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即使如此，外国的革命家们仍不满意，抱怨惹得有老布尔什维克的检察员说：“你们每个人每天的马车费就五万卢布。”而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后，各国代表便向联共中央求助。十月革命取得成果以后，列宁就在期盼和准备世界革命。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以及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强调:“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所以制定在各地发动革命的政策，联共理应解囊相助，为世界革命者提供经费义不容辞。但苏政权自己的卢布也不多。怎么办呢？好在联共有的是珍宝，干脆给各国革命者直接发珍宝，让他们自己去兑换外币。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等的财富是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再夺过来用。

神父没有多少钱，是从教堂拿。珍宝是镶嵌大祖母绿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的首饰和从5克拉到20克拉重的钻石以及贵妇人的装饰品。共产国际一份解密的财务报告说：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1日“在免费餐厅用餐的代表105人，工作人员320人，工人40人”。俄国的灾荒对共产国际的经费却毫无影响。大部分外国共产党花共产国际的钱从不知节省。老布尔什维克斯塔索娃给列宁写信说：“某些同志公开说，如果党得不到共产国际的资助，就不得不解散，他们靠共产国际补贴工作。”联共不得不又送去5000万马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某些代表把发给他们回国的外汇换成卢布，在市场上采购黄金。为避免造成国际影响，共产国际没扣留过一个代表。执委会有走私能手，公开的身份是商务代表。他们把珍宝藏在鞋底、箱底、箱帮、装果酱或蜂蜜的罐头盒里。执委会的财务是严格保密的，多半没有记载。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１９０７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社会党。１９１３年毕业后到北京参加中国社会党活动。同月中国社会党领袖陈翼龙被杀，社会党被查封，李大钊逃离北京，后得到天津绅士孙洪伊的资助，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1916年5月回中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认识毛泽东。他当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和陈独秀推动共产主义。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认识张圣奘和张国焘，并为建党作准备。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共建党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４年初，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１９２４年１月，李大钊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

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李大钊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遂逃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1926年4月，奉系部队控制北京，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苏俄共产国际的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成为被抓捕的对象。苏联很深地卷入中国内战，李大钊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苏联使馆，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同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军警获取的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指令。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为罪名绞刑处决，英勇就义。

1921年6月3日马林到达上海，当月就到北京来找李大钊，在邀请李大钊亲自出席上海“一大”的建党或就在北京召开建党的“一大”，马林并没有征服李大钊，但似乎已看到了他和李大钊有相同的命运，这是相对于前进的道路实践来说的。这不是说“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而是说事物存在着自身的发展空间，也存在着背景空间。把系统论引进本地性和普世性科学，系统论的本地性和普世性的系统进化树，可分自组织系统树和他组织系统树。具体来说，在自组织系统树里有合作和分裂，在他组织系统树里也有合作和分裂。这四种系统树的组合纠缠是复杂和耐人寻味。马林读过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相对“庶民”即穷人，就有“富人”。富人存在的合理性在哪里？科技救国、科技治国、科技致富是一种道路。如果是这样，穷人的胜利能绝对走到底？穷人与富人的一种合作，本身会变为一种自组织，那么对于他组织又是一种分裂。马林来自共产国际，代表有苏俄的国家利益，但他是出生在荷兰，看到的四种系统树的组合纠缠也许比俄国人和中国人还多。所以马林向李大钊委婉地说了这层意思后，就离开了北京，说他开完“一大”的会议后，他会很快再来北京。

其实对于四种系统树的组合纠缠，李大钊手里可打的牌要比马林多得多，只是一个人同时进行的多种实践，这也许就是马林说的“命运”。第一张牌就是张圣奘。这是１９２０年3月31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放飞的张圣奘。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张圣奘、范鸿劼、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罗章龙等7人，是最早的发起人，后来加入的发起人还有高崇焕、王有德、吴汝明、黄绍谷、王後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羡、吴溶沧、刘仁静、宋天放、高尚德、何孟雄、宋务善、范斋韩等16人。

张圣奘和范鸿劼都是湖北人，年纪都比较小，而张圣奘主要是对马克思学说在中国远古史研究上的运用感兴趣，对把这个组织转变为中国共产党不置可否，所以被人遗忘。但李大钊不这样看：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未来人类学的统一。那么研究人类远古史的大统一也是有意义的。李大钊也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近代人类学的话语权在西方，李大钊鼓励张圣奘到西方留学，建党由其他的同学也可以完成。所以张圣奘后来在法国巴黎见到周恩来，认识邓小平时，他向他们谈起这件事，周恩来和邓小平也很赞同。1950年邓小平在重庆主政大西南，提出要修成渝铁路时，张圣奘就向邓小平建议保护文物事情。因此邓小平在李井泉报告资阳路段发现有古生物化石发现，能立即想到张圣奘。至于李大钊让张圣奘为“重庆组织”翻译俄文稿的《重庆报告》，张圣奘也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谈过。周恩来和邓小平叫张圣奘也不要再传，这涉及党的统一和人命关天的问题。

1918年李大钊当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放飞的毛泽东，李大钊也类似放飞张圣奘，更多地是从自然科学统一方面造福人类看的。当时毛泽东没有条件学科学，毛泽东从湖南农村走出，他在北大图书馆却不时注重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物质可分科学，联系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是不同寻常的。今天把系统论引进物质无限可分，自组织对应本地性，普世性对应他组织。即局域可实测的物质、量子等，类似本地性和自组织，说1918年以前发现的量子论是局域性的，因它缺乏全局域性联系的引力量子，相对论也缺乏量子引力。即量子引力的全域性，才使它具有普遍性、世界性，而从局域可实测的物质、量子，分出的背景时空，或暗物质、暗能量，或虚时空、虚物质，也可归属普世性和他组织。再看实数是无限可分，虚数是无限可分，但实数和虚数之间存在断层，只是在0点可交叉、涨落。

由此可知毛泽东在当时和后来能想到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物质可分科学，实际在领导开辟前沿科学物理的大统一。这也是新中国解放不久，他就重视原子弹、氢 弹的科学和科学实验，是联系在一起。但当时的第一要务是“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压倒“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说，在苏共帮助下成立并发展起来的中共，初期几乎完全接受苏共的领导。中共建立的第一个江西瑞金政权，就成为苏维埃政权，这个时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他们的政权几乎都受共运的领导，这是第一个阶段。后来在慢慢的发展中，中共一部分人如毛泽东等认为应该适应国情，该听得听，不该听的不听，这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了中共的领导者，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保持到现在的独立的中国政权。在同一时期，世界建立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苏联是唯一一个已经成功了的社会主义政权，所以被奉为领导，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对抗，这时的苏联甚至控制着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中国是独立的，但很多方面依赖它的援助，发展也是循着苏联的发展模式：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暴露，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苏联领导人却继续想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等对抗，于是出现了分歧，这个时期中国与苏联关系几乎破裂，然后中国就没办法跟着苏联模式走了，自己摸索前进至今。但这也许说明，毛泽东对建立新中国是做了很大贡献，而如果像生病中途走了，和他同行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也能取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功。

现在来看李大钊和他认识的张国焘，留下的是自组织和他组织系统论的合作与排斥问题。李大钊看到张国焘的弱点，让他跟马林到上海建党。但张国焘排斥李大钊和陈独秀及苏共主张中共和国民党的合作。1927年4月李大钊牺牲，7月12日张国焘与部分“一大”代表和苏俄来的力量，开会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7月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排斥周恩来，阻扰起义。1928年张国焘赴苏参加中共六大，进入中央政治局留驻莫斯科，学到斯大林肃反分裂高层，也分裂下层的办法。1931年回国进入鄂豫皖苏区作事实上的领导者，运用该办法大搞肃反运动杀害曾中生、许继慎等一批红军根据地早期高级将领。1932年10月张带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进入川北。创建川陕根据地是一个好机会，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却没有与陕北根据地的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合作。1935年4月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在长征中又分裂党和红军，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张国焘“演”分裂的戏已扮到尽头，以后作了叛徒。

李大钊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探索合作。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合作，二人均认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是不可绕过的当时世界潮流，即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可实现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但两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解也有差别，如陈独秀将“阶级斗争”看成“优胜劣败”，因此把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认为是“救国”和构建“强权专政”的手段，不然“私有财产在人心上的消灭”将遥遥无期。李大钊则更多秉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场，他将社会主义本质定义为人类“互爱互助以共进”的社会，阶级斗争目的、手段，与“群众史观”和“欲使社会有秩序之进步，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但合作与排斥是复杂系统，李大钊引领的中共与苏共的合作、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以及他与陈独秀两位创始人和领袖的合作，实际仍属于中共的“自组织”。对于在华的国外势力，除开苏俄还有别的帝国主义；国内军阀战争、国民党内部斗争，除开北方国民党还有南方国民党以及别的军阀势力，这些对于李大钊来说都是“他组织”。李大钊的被捕、被杀，背后都这些“他组织”的黑手。所以无论成功与失败，李大钊和曾培养的张国焘，在复杂系统的行为无论成绩与错误失败，对其他其他领导人的成功和成长都是借鉴作用。

而且即使有着丰富国外生活、斗争经验的马林，面对这种的复杂系统，在中共“一大”建党开初，处理就非常棘手。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关键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的缺席，马林能从自己年青时过的生活，分析陈独秀比李大钊相对要富一些，可能陈的想法会单纯一些。因此马林想出征服陈独秀的办法，一手是学共产国际开会出手的大方，这很见效。有“解密革命经费”的党史著作说，马林在上海找到陈独秀的两个上海共产党出面联系的发起人李达、李汉俊，同意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其他各地的共产党每处可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对在写信后收到回信，确定要来的地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都汇去路费。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路费。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

马林的另一手，是在陈独秀面前起初装得处处专横，表现自己是带来钱启动中共建党的人，这种刺激，会让陈独秀恼火和易面临危险，但也是马林能表现捐弃前嫌伸出搭援的时候。如“一大”后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因陈独秀与马林接触而闯进陈独秀的住处，发现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将陈独秀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5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保金500两白银营救陈独秀。10月26日经营救陈独秀出狱后，对马林的态度有所转变。最后鉴于中共建党之初经济状况的窘迫，需要负担很多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和工作经费，陈独秀后来就容易接受马林的建议，如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资助。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之数了。

五、本地性普世性方向多元与比拼

影片《建党伟业》中参加中共“一大”有两个外国人：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后者是马林的助手和翻译。但2006年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找到尼科尔斯基的档案，在《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上发表的《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说：尼科尔斯基在1921年就进入了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参谋部情报部服役，已经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苏俄情报特工。马林不是一个平庸的人。看他 1924年由维金斯基接替被召回，1927年他因不同意苏共扩大肃反而脱离荷共，1929年组建革命社会党担任书记，后又离开第四国际，转而同英国独立工党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结盟。1933年马林在狱中当选为荷兰下议院成员，此后一直利用此身份领导荷兰工人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荷兰，马林随即解散自己的政党，转而组织抗击德国侵略的游击战。1942年马林和战友被纳粹德国抓获，在集中营英勇就义。马林在中国只三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并不想完全推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而是还想把自己祖国荷兰共产主义者的经验带到中国。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马林指导在上海建党，要解决的难题很多，“重庆组织”就是一件大事。这之前在北京，马林曾希望李大钊帮助请张澜和吴玉章参加上海会议，马林回上海也让李达、李汉俊给“重庆组织”发出过邀请信，但他们没有来，反而邀请马林在会后再到北京，与李大钊一起来研究他们的去留。上海建党的谜很多，学者们只能依据现有的档案文献资料和新材料的发现，进行的分析和推测。如马林为何没参加一大最后一天的南湖会议？有说解放后从原来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信件和荷兰外交部的档案中，发现荷兰人马林一到上海，立即受到租界当局的严密监视、跟踪，以致“一大”会址被密探侦破。

但马林斗争经验丰富，当被告知外人闯入会场之后，马林立刻宣布会议中止。各自分散行动后不到10分钟，一群法国巡捕和中国侦探包围了李汉俊的家，并对在场的李汉俊及陈公博分别进行盘问。而“一大”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开会，有说是李达的爱人王会悟的建议，以游湖为名租一条游船在湖上继续开会。因为王会悟的娘家在嘉兴，情况熟悉。但还有说是中共早期“跨党党员”邵力子的建议，他说即使不是“一大”代表也要跟着到南湖去，也要设法在掩护中发挥特殊作用。但上世纪60年代初，邵力子写的《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文，对于自己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的说法是：“1921年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开会，我因不能离开《民国日报》未参加”。然而早在1933年在嘉兴游南湖时，邵力子向他的学生朱仲华透露过，到嘉兴南湖开会是他的建议。但邵力子去世前为何都不愿提及，直到去世并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由朱仲华向外界表露？

事情的复杂，“重庆组织”和《重庆报告》也许类似直到邵力子去世并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由朱仲华向外界表露一样，也是直到1982年人民出版社才内部印行中央档案馆编译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一版，其中收入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到1983年才第一次公开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盛明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一文，从党史角度作学术研究。这种复杂性和难言之隐，也许类似上海建党后才十几年，这个重要的大会连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 7 月 1 日 ，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 22 天。 再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无法出席中共一大，或因公务繁忙；或是对共产国际代表包办一大有意见，借口工作离不开拒绝出席；或陈独秀等不认为一大是党的成立大会，自然就不会重视；或陈独秀缺席一大是出于安全考虑，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洋军阀政府分庭抗礼，广东省政府主席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到广州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广东陈独秀的活动有合法的外衣，不担心巡捕的骚扰，离开广东到上海，就有被巡捕逮捕的危险性，1921年 10 月 4 日陈独秀在回到上海一个月后遭法国巡捕房逮捕，经过马林出面活动结果才以罚款了事。但这些说法都有前后矛盾，或自相矛盾的地方。

例如说是出于安全考虑，广州既然安全，陈独秀又在那儿，马林何不就推迟一点时间考验在广州召开一大建党？事情不是这样，1921年6月马林在北京与李大钊接头证实有“重庆组织”这回事，深感中国统一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李大钊还向马林提供了“重庆组织”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写有《重庆报告》等情况，更感时间不能再拖延。这与维金斯基（吴廷康）1920年3月在中国了解到“重庆组织”还有进展。其实就在维金斯基带有“重庆组织”消息回俄国后，列宁就在考虑帮助中国建党，为什么没有再派维金斯基到中国去，就是列宁知道建党不难，难在统一才是大问题。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了全世界庶民胜利的新纪元，但这种胜利是由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解决的，这是意外吗？

1921月8月14日马林在北京作出《重庆报告》能代转莫斯科，但“重庆组织”必须自行解散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马林说服“重庆组织”也非他的一时之功。马林在与李大钊和张澜的交谈中，真是功夫到家。他开头只说历史上他祖国的荷兰殖民者，如何侵占过中国宝岛台湾。原来荷兰是西班牙的属地，尼德兰革命后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迅猛，仅拥有商船1．6万艘就超过同期英、法等国的才有的1000余艘。荷兰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先后战胜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1601年荷兰人第一次到达广州要求通商，被明政府所拒。1604年侵占澎湖，被明政府驱逐。1622年荷兰舰进犯澳门，被中国军队击败。

认识明朝创建的历史，成为一部分荷兰人的兴趣。如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在未取得战胜元朝军队之前，元末的这几支大的农民起义军之间，就展开相互残杀。这是本质吗？荷兰侵占台湾始于1624年。1642年荷兰兵舰打败西班牙，台湾为荷兰所独占。荷兰殖民统治者对台湾的掠夺，并为侵略大陆消灭打击在福建沿海坚持抗清斗争的郑成功的武装，也影响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1662年2月1日在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荷军赤嵌城正式向郑成功投降，才结束长达38年之久的荷兰统治，郑成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马林也清楚。

马林与李大钊和张澜的交谈，是先跟他们一起回顾这段历史，李大钊和张澜还以为是要帮助他们激发爱国的热情，后来发现马林是在瞄准主题，讲的类似系统中的势力，可决定本地性和普世性成败中的分裂与合作，如中国的“重庆组织”不解散，将走向何处？唯物辩证讲物质，存在只是它的一个事实，这只类似本土性地域性。它依存的背景时空，才是普遍性世界性的。类比论文的完成，发明的诞生，很重要；但论文能不能发表，这要由编辑人员的欣赏；发表后能否被社会重视，这要看社会的需求和反映。发明创造、专利也一样。这就是背景也重要。

背景是势力，当然势力首要也包括论文的内容、质量和科学含金量。但讲背景“势力”，也是历史存在和客观存在，例如，为什么英文交流在国际自然科学学术交流上是主流？为什么从基础研究到以后的产业和商业领域，英语是主要的交流工具？为什么不能让大量的外国科研人员来读中文的资料？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用英文来发表？这里有著作权、版权、数据库等方面的势力；但势力也不是发表研究的终点，而是成果的转化，论文的发表传播的是信息和待利用。所以要求采用中文服务于明天大量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人员，这不是论文发表就能达到目标，是在国际科技成果交流中需要有实力平衡；论文发表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即便它服务得慢一点。这种势力归根结底是统一。人类上古史大统一很难，前科学物理大统一很难，但最难的还是世界国家社会集群系统上的大统一。

难就难在势力统一的比拼和方向。如果中国出现类似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的情况如何办？列宁考问过维金斯基，也问过共产国际的一些成员；列宁最后认可是马林的经验更适合中国，当然这也是实践作的检验标准。处理“重庆组织”和《重庆报告》马林说是建党后的第一要务，早在1921年6月他同李大钊说好，如果“重庆组织”缺席一大，就让张澜带上《重庆报告》和俄文译稿来北京相会。马林胜过维金斯基，还有他更清楚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

1903年列宁等政治流亡者和俄国地下组织的代表，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和较小组织的成员，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原来的目的是要统一全俄马克思主义组织，但却分裂产生了两个派别，分别自称为“布尔什维克”（或多数派）和“孟什维克”（或少数派）。列宁与孟什维克派的主要分歧是在组织和策略上，因此是这次分裂的主要发起人。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奠基者，列宁在1912年组成了自己独立的政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彼此称呼为“强硬派”和“温和派”。“强硬派”聚集于列宁周围，“温和派”则被他排斥。有人说，所谓知识分子提供脑力、工人出卖体力、杰出人物作领导、而劳苦大众温顺地追随的这些观念，在俄国的环境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俄国的特定环境，一方面创造出一个经过磨练的自觉的知识界，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受压制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他们被剥夺了取得自己政治斗争经验的一切机会。

这就是产生列宁主义的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也是西方民主运动最感陌生之处。列宁能迅速写完一本辩论性的小册子，驾驭党的代表大会，是个活动家，又是卓越的鼓动家，是一位阶级战争战场上的指挥员。列宁直率地预知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只代表少数先驱者的自觉愿望，它可能毫不踌躇地使用暴力，把专政强加给大多数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相比，似乎只是隐士和社会学家而已。列宁吸取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俄国革命家的丰富经验，神秘地使用假名、隐形墨水、密码和伪造的护照，以及秘密集会等非常规的奇特手段。但这类经验在1848年以前以较小的规模在西方出现时，曾遭到马克思的蔑视和嘲笑。

但列宁仍然认为党应是一个小型的革命的精锐部队组成的核心，那些支持成立一个同情者更大更公开的党的党员，都成了孟什维克。列宁坚持在党内不容许民族的或其他的团体有自主权，党的最高领导具备强有力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中央委员会能决定政策或党的路线和管理各级组织的全体人员。而孟什维克主张全体党员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列宁认为要使党巩固起来，必须清洗、开除一切背离党的观点的人。而孟什维克除最基本的原则争论外，喜欢用掩盖和调和的手法去解决各种分歧，同自由主义者、进步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合作。列宁认为这只是纯粹策略性的和暂时的，绝不隐瞒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的目的。马林知道在1903年布尔什维出现时，它的影响还很小。但列宁作为是俄国革命传统和西方的马克思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他马林以共产国际名义而不是苏共名义被派到中国来的代表会想到该如何办的问题，更是“重庆组织”的成员和领导自身应该想到今后的生存问题。马林把话说明白到了极致。

马林对在1921年之前，“重庆组织”和中国各地都有可能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不感到奇怪，他在印尼就成立过共产党。他知道这主要是有马克思理论传入中国的大背景，而不只能是十月革命传播才会奠定基础。1840年鸦 片战争列强侵略中国，步步进逼，人民饥寒交迫，在马克思理论诞生20多年后，清朝“外交官们”在出使西洋的游记中，就留下有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感性认识，国内也开始有了零星的介绍。如19世纪70年代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华新报》等几家报纸就曾刊登过巴黎公社的有关情况。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欧罗巴司”（社会主义）、“廓密尼士”或“康密尼”（共产主义）等词汇，经常出现在“汇编”中。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胡怡谷根据英国人克卡朴撰写的《社会主义史》而翻译的《泰西民法志》，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1899年2至5月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第121至124册，登载根据英国社会哲学家基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改编的《大同学》，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这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理论已有所接触。

20世纪初，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开始中转翻译性介绍。如1900年12月6日在日本东京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译书汇编》，创刊号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的中译文，第2、3、6、8期连载。文中有阐释：“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平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湖南留日学生赵必振译、幸德秋水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高度赞扬马克思的主张。这些译著的刊载，使中国持各种政见的先进分子同情，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如1902年10月2日，梁启超在自己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干涉与放任》一文说：“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历史。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又出版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学说的主要内容。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主办的《浙江潮》第6期发表《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预言“二十世纪之初纯乎社会主义之世界矣”。同年10月发表《新社会之理论》一文认为：“社会主义者，将以增人间福祉而消除其厄难也，普及之卫生术、治疗术也”。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民报》，发行面非常广；《民报》登载孙中山、廖仲恺、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三、五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以及《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并节译了其中的片段，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最早的中译本。

1907年8月，由张继、刘师培等人发起，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翻译马恩论著，并在东京创办了《天义报》，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等也进行了介绍。1908年该报第16—19期合刊中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的一章全部译出。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介绍。1912年6月上海社会党绍兴支部机关刊物《新世界》第2期刊登《社会主义大家马克思之学说》；同年《新世界》半月刊第1、3、5、6、8期登《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提出了在中国易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四点理由。孙中山1912年10月在中国社会党总部，也曾作“社会主义的派别及其方法”的长篇演讲。这些译著的刊载，进一步使中国持各种政见的先进分子同情，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尽管这些介绍或翻译其著作，缺乏整体性，还有很多非科学、不准确甚至是歪曲的介绍，不能真正意识到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中共一大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不可能与工人运动发生直接的联系，也难实现统一。但“重庆组织”的很多成员，正是通过阅读刊载在印刷传媒上的各种新思潮，慢慢知晓马克思主义，并逐渐产生了建党愿望的。

马林解答共产国际用苏共布尔什维克从俄国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等在本国和外国人民手中掠夺来的财富，实行列宁建布尔什维克党的办法指导并补助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建党，实现工农联盟翻身解放是时代潮流、世界大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马林还帮助张澜分析1911年保路运动和四川保路同志会，说后来借用辛亥革命的大势，吴玉章在荣县宣布独立，张澜在南充宣布四川独立，但并没有得到巩固，这不但是吴玉章和张澜掌握的革命势力不够强大，还有先前也还没有想到用列宁主义建党。1920年3月建“重庆组织”是想到了，但离开时代潮流、世界大事的苏共布尔什维克的帮助，即使在中国有像吴玉章的荣县起义、张澜的南充起义，在全国形成也不了大事。因为共产国际和苏共布尔什维克考察认定的是“上海组织”，如果“重庆组织”不自行解散，后果不会比孟什维克好。马林还以“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事实，比较保路运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势力和辛亥革命的东南同盟会势力的地缘政治、人文生态的不同。

先来看历史上移民发展和改变美国的现象。美国被称作“种族大熔炉”，是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掀起几次大的移民潮。与我国湖广填四川作比较研究，还是从美国历史发端于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船的移民们怀着的各自梦想来说。这是英国第一艘载运清教徒移民驶往北美殖民地的船只，抵岸时船上共有102人，其中多是贫苦的农民、工匠，也有契约奴和35名清教徒，由于他们不再是到一块他们持有执照的领地上，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受到约束的自治基础，他们在上岸之前签订了一份公约，即后人所说的“五月花号公约”。它在美国历史上甚至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起了一个法律的典范。因为它第一次从民众的角度阐述了国家权力的源自：国家是民众以契约的形式合意组建的，法律实施的真正力量源于民众对于国家法律合法性与公正性的认同，而不是慑于国家暴力。法律是为了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了维系某种统治秩序而制定的。当然美国移民潮与湖广填四川有区别，美国是移民远离故国在原始的新区开发建国，四川之所以要移民来“填”是因国家内乱。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重庆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重庆、四川人口锐减。

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在大规模的不断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清政府统一，到清康熙年间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走马上任，当他们赶到新的官邸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荒凉残破、千疮百孔。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

清政府施行的一系列“填四川”政策，有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湖广填四川”虽与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的自愿移民不同，但两者也有类似的结果：如移民对移居地方后来的人群性格的形成会产生深刻影响，且铸就某些方面特征的强大。移民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的不同地域的厚重移民文化和生活方式、生产技术，类似给移居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

但与美国是从在原始美洲的新区开发不同，在“湖广填四川”之前，四川就存在上千年厚重的本土文化、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上古文明，如都江堰水利工程、嫘祖丝绸带路经济、盘古法天法地文明等，所以移民潮对四川本土原有的生态环境、文明传承也带来有直接的部分破坏。利与弊的结合分析保路运动的四川，与辛亥革命的东南这两种发源地之间的革命态势，其特点也有区别。一、如果不把元朝、清朝的建立看成不是外国侵略，而是内乱，移民四川针对的是荒芜的开垦和生产的恢复，所以无论穷人和富人还是官方和民众，都认可“勤劳”，维护本土经济的自我发展。所以保路运动不单纯是反帝反封建，还带有保护本土经济自我发展的愿望强烈，革命态势才发动得如此广泛，而且快。而我国东南部及沿海地区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受外国侵略的这种痛苦，从官方到民众、从富人到穷人层层感受并扩大，所以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态势，首先是觉醒的一批知识分子从组织会党开始，发动时间长。二、移民四川追求的是实际，带来的文化技术抽象性的少，仍属本地性，且是在小范围内交流，传播慢，还会造成小帮派和内斗严重，军阀消除慢；而外国在东南的入侵与通商，传播的文化科技水平虽低，但是冲击本土思维的，带有普世性。东南部及沿海地区还存在自身的南北双向交流，组织形成是大片的，各色大人物、大道理多，财富多，势力强。三、这可以来看四川的旧军阀，和川外军阀的统一。

六、远古联合国母地县断代文明沧桑

1911年的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造成四川两个军政府对峙，1912年合并为四川军政府。1913年7月，四川响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成立讨袁军，公推熊克武任总司令，但8月兵败。1916年，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分两路入蜀，第一梯团团长刘云峰；第二梯团团长罗佩金；四川护国军有卢师谛的第四师、熊克武的第五师等。为镇压护国军入川的北洋军，有曹锟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李长泰的第八师，川军有周骏的第一师、刘存厚的第二师。1917年，四川成立靖国军，黄复生任总司令，辖刘湘、刘成勋二旅。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

在1921年8月马林当然还不能预知，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致使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各军阀为了自己扩大防区，争霸四川，不断加紧混战，至1926年驻川军队有国军王缵绪的16师、孙震的20师、田颂尧的22师、邓锡侯的30师、刘文辉的31师、唐式遵的32师、潘文华的33师；有川军吕鹿鸣的第1师、李雅材的第2师、王陵基的第3师、罗纬的第4师、何光烈的第5师、冯德斋的第7师、杨启文的第8师、费东明的第9师、鲜英的第10师、罗泽洲的11师、冷熏南的第12师、王铭章的13师、朱家宗的第14师、杨春芳的第15师、蓝文彬的第16师、廖维源的第17师、龚伯凯的第18师等等。此外还有若干混成旅。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470多次，其中大多数混战发生在防区制形成之后。1926年下半年，混战中的四川军阀为求自保，纷纷派代表到武汉、长沙，向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输诚，表示承认国民政府，同意军队易帜改编。

于是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先后任命四川军阀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仍统率原部。四川军阀虽已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仍然争夺防区，混战不休。军阀防区制延续到1934年。当时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多次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的围剿，刘湘于11月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春，蒋介石派遣行营“参谋团”和上官云相等部中央军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还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授权他撤销军阀防区。刘湘于是发出一系列通告，限令各军把防区内的军、政、财、文大权交给省政府，并裁军整编，这才结束了防区制度，统一了四川军政，归隶南京政府。四川军阀连年混战，防区割据，关卡林立，捐税苛重，严重阻碍了四川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商业萧条，农村残破，学校毁损严重。当然川军在抗日战争中也为全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1年8月马林与张澜和李大钊在北京的几天交流，震动都很大的张澜和李大钊，已明白本地性与普世性结合建党时唯一出路。张澜很快离开北京，于8月25日返回重庆，也在同类似的交流中，解散了“重庆组织”，并且还下了封口令，不许成员向外人摆谈自己加入过“重庆组织”和说有过“重庆组织”。而马林也办到遵照诺言，把《重庆报告》和俄文翻译稿转交了莫斯科。当然莫斯科对《重庆报告，又重新作过俄文翻译。2011 年 7 月 28 日《重庆晚报》首席记者丁香乐等发表《全国专家研讨“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一文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温勇教授说《重庆报告》王右木可能是起草者。这与我们的研究相合。温勇认为《报告》没有署名，只是说“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来的”，可知作者为四人。根据现有资料，报告起草者有以下几种可能：王右木1924年遇害，过早牺牲导致《报告》以及王右木与《报告》的联系等诸多悬念形成，找出两者之间种种联系，是解析《报告》以及川渝党建初期诸多悬念的钥匙。丁香乐等还提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研究“重庆组织”当时有近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这些成员后来到哪里去了的六种可能：

一是离开四川以集体方式赴法国勤工俭学。二是离开四川以分散方式到法国勤工俭学。三是离开四川到苏俄考察学习。四是离开四川到其他地方谋生或学习，同组织脱离或失掉了联系。五是留在四川，但因为各种原因同组织脱离了联系，或者失掉了联系。六是组织名称和性质有所改变，有的成员不再参与、不再联系。李蓉主任 的说法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她没有专门分析《重庆报告》提到的“取消那些专门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现有军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以便取而代之”的问题。其实这和《重庆报告》的主要起草者张澜、王右木心里有底有关。

张澜从1911年发动保路运动坐牢，到藉辛亥革命在南充宣布四川独立，在与旧军警打交道中，感到建立一支维护工农利益的革命军队的重要。1911年至1920年，张澜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张澜也想到创建共产党组织。保路运动张澜坐牢，湖南陈润霖、谭延闿等发出援救。1903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张澜与何拔儒、陈润霖、杨怀中、黄兴等同学是交的朋友。1913年至1917年何拔儒到长沙四师、一师任教，既是陈润霖、杨怀中的推荐和邀请，也是张澜的派遣，到湖南考察和收集川外革命组织的发展情况，联络感情，为四川创建共产党组织做准备。在这里何拔儒的最大收获，是认识和了解到在此期间读书的毛泽东等革命青年，看到青年是革命的未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张澜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示，从 想建革命军队突然意识到有了列宁的建红军队伍的模式。这个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转变。

20世纪初极贫极弱的中国，需要的是科学和就业，云集在重庆、南充、成都等地的王右木、张澜、杨闇公、吴玉章、袁诗尧、何拔儒等人，他们想到的存古，已经不是存孔孟之道，而是像上古嫘祖一样开发丝绸经济带。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已经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也要走的社会主义。这还影响到当时四川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人，如在家乡中学时代的邓小平同志，那时也受到过这些思想的熏陶；这些思想也包容在类似后来邓小平同志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张澜（1872-1955）生于与盐亭县接壤的四川西充县莲池乡，西（充）盐（亭）边境是明末清初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最后失败的地方。2014年陈龙先生有篇《张献忠的死地之谜》文章说，盐亭另有一座凤凰山且地理位置就在西充和盐亭交界的现今盐亭县洗泽镇安佛场。这里紧邻西充县鸣龙镇一带，不仅有座凤凰山，而且该村还叫凤凰村。此山东去约五公里，就出盐亭界。而且此山后旧有“马郎驿”是条大路，是原顺庆府（南充）至潼川府（三台）的大道，系现今西充县至盐亭县的“义盐公路”的古代版本，维系着两县交通。但解放后像著有《大西军史》的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王纲教授等，也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亲自去安佛场考察，而没有注意到此山的存在就否定了《明史》的记载，将张献忠的死难地定在西充多扶镇凤凰山。现在去西充凤凰山考察，根本也看不到一点张献忠有清军大战的印记。张澜不是这种人。他青少年时代到过盐亭；而盐亭远古嫘祖养蚕缫丝的传说也对青少年时代的张澜有过熏陶。所以在考虑建立红军队伍时，从持久战出发，张澜设想的是一支劳武结合的武装，如平时像西充、盐亭的蚕农，而战时可以拿枪上山打游击，守疆卫土保国。

《重庆报告》提到的重庆组织”当时有近40个成员之外的那60多个候补成员，就与张澜、王右木的心中有数的“建立一支红军队伍”，是联系在一起。那么这这“一支红军队伍”的候补成员，本身不是正式的党员，也不存在解散，那么后来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是由于1934年间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两次被捕告密，制造的1925-1935年期间四川盐亭革命老区龙潭地下党、游击队申秋成、何增甲和他们带领的300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1935年被反动派屠杀于该县高灯塔泥坝和玉龙镇宗风寺的“盐亭就义”案，也许是能揭开的谜底。

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盐亭县和绵阳市党史办出版的书籍等材料却把这桩实为“盐亭就义”案，被暗设为“叛徒”案。1929-1935年间，盐亭革命老区县有近10万人次参与了游击队、交通线及支援前线等工作。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特别是三台柳池暴动失败后，省委将三台中心县委迁至盐亭龙潭子。这个盐亭龙潭子，是个何等样子的地方？

龙潭子只是一个深丘乡镇下的小村庄，它得名于榉溪河龙潭段怪石滩俗称“龙脚印”的冰川冰臼遗迹。盐亭县榉溪河龙潭村河段的河床，约有一里路长、半里路宽的石板河滩，大面积全是像砂锅大小不等的壶穴状的凹坑，是冰臼群。我国著名冰川学家韩同林教授出的《发现冰臼》一书也谈到榉溪河怪石滩冰川冰臼遗迹的研究：首先是第四纪大冰期，盐亭全境被冰川覆盖，在有些石滩的地方产生了冰川冰臼。后来地质板块变动，发生沧海变桑田类似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动，如有冰川冰臼遗迹石滩的高山 ，多少年后有的地方竞变成深谷，这些变成有冰川冰臼遗迹石滩的深谷，有的地方又成今天的河流，而被河水保护及扩大起来。而以前大冰期没有冰川冰臼遗迹的深谷 ，今天却变成是一座座高山。

再说冰川冰臼的产生，韩同林说：检验证明传统的冰臼成因理论根本行不通：因为急流漩涡动力源，并不能产生冰臼。而是由冰川压融水，携带大量冰碎屑、岩屑及冰川粉物质，沿冰川裂缝自上向下，以滴水穿石式形成滚流水钻，对下覆基岩进行强烈的冲蚀和研磨作用形成的。韩同林的说法，联系榉溪河龙潭大面积的“龙脚印”，这类似整个房盖的瓦面到处都在漏水、滴水，以滴水穿石式形成滚流水钻。而这种模拟实验，河流的流水不能大面积模拟，只有大冰盖及其多处有裂缝才能模拟实验。又由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质板块变动，榉溪河龙潭才从高岸陷落为榉溪河的河床和怪石滩地方的。这是前后时期两个阶段结合的结果。

榉溪河畔龙潭山村的崛起，可以联系到盐亭县的百年笔塔来叙述。2008年５·１２大地震，盐亭县城中31米高的笔塔垮塌。过后我们两次前往到盐亭笔塔地点察看，见周围虽有地震发生的危房，但直接垮塌的没有，而笔塔垮塌也奇：这类似粉粹性垮塌，砖头散乱在四周，连成大块的不多，所以靠近它的房子受损的也不严重。现仅余约9米，大致两层，实际只有一层半多，因为西面有缺口，只是东面至第三层还完好，而且在第二层露出了一副完好的对联，约长两米，字约小碗口大。右联是：门第科举擢东关；左联是：火候文章光北斗。横批是：云蒸霞蔚。盐亭笔塔是省级保护文物。位于原盐亭县委机关内，即原来的盐亭旧城西门外宝台观。笔塔建于1888年，到2008年整整120年，其间经历过了1933年和1976年两次大地震。该塔为重檐歇山式楼阁塔，七层六面，高31米。笔塔得名，因她清秀、挺拔、美丽、高装、夺目，像一管巨笔着墨伸向蓝天。笔塔塔基周长36.8米，用巨石砌成三级台阶。塔身用青砖和精工烧成的筒瓦以及预制饰件砌成。塔身每层檐下内收斜面和下层颈部直面，皆镶嵌宽窄各二道浮雕、二方连续花边图案。宽幅图案由万字格或九迭篆式条纹构成；宽幅花边图案中还点缀着花草虫鱼、飞禽走兽，以及山水人物深浮雕场景。底层每角棱柱皆配砌大型耳状石鼓磉墩，石鼓上接飞角处皆塑置或上蹿或下跳的青狮一尊，其姿态各异，生动有趣。塔身上部3层每角悬挂一个铁铃，塔颠装置三连宝葫芦状刹顶。解放后，由于东面对联带有封建色彩，已被水泥涂盖，只现西面第三层以上“龙盘虎踞”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各占一层，是用花瓷器片镶嵌而成，十分耀眼。也许因毛主席诗词里也有“龙盘虎踞”，在改革开放前才没被涂盖。

盐亭笔塔的对联揭示了120年前建塔的主事群体是如何想的，也揭示了盐亭办“存古学堂”早于张之洞1902年在湖北创办的“存古学堂”。笔塔对联包含了很多封建元素，但它经历了12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以今天的时代文字理解来看，它是否还有生命力呢？我们是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如果把对联其中的“火候文章”理解为有“实践指导”的含义，“门第科举” 理解为指国家“正规培训”的含义，我们认为那生命力也许是永恒的。因为“门第”虽然是一个封建观念，但它实际是指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等含义，这在今天人们的眼睛里，客观实际也仍然存在。“科举”也是一样，虽指隋唐到清代国家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后备人员的制度，但今天国家也有初中以上的各级升学考试，并且也在试行各级公务员招聘考试。考试虽有弊端，但与单纯的推荐相比，公平性和发现人才的广泛性仍要高一些。“东关”是特指盐亭县城城墙的东门，旧时是政府张贴布告的地方。科举考试的榜文、升学考试发榜，张贴在东门可泛指“公示”评议的方法。其次，旧时县衙门在进东门城内南边不远处，“东关”也可泛指“政府”。这是众所周知到解放初期也是如此的往事。“擢”指“选拔”、“提升”、“任用”。 连起来，“门第科举擢东关”是说，类似有学历的正规考试，是政府选拔任用人才的办法。至于“文章”狭义虽指字面的东西，但广义也指“实践”、“行动”；这也是毛主席以来就强调要重视实践的教导。“火候”比喻紧要的时机，也指烧火的火力大小和时间恰到好处。“光”指“光彩”、“明亮”、“照耀”。“ 北斗”指北斗星，它能教人辨别方向。连起来，“火候文章光北斗”是说，及时又恰到好处的东西，指导理论和实践赛过北斗的明亮。

“云蒸霞蔚”是形容景物灿烂绚丽，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所以整个对联今天的意思是，如果国家看重学院式的正规教育培训及考试、公示等选拔任用各级人才的办法；强调有真知卓见的理论和实践，那么这两者结合起来造成的效果，其有份量赛过北斗星的明亮，社会也会欣欣向荣、气象万千、绚丽多彩。当时的“存古学堂”存什么“古”，就是“龙盘虎踞”──“龙盘”指的是盆塞海里的海洋文明，“虎踞”指的是盆塞海中的山寨城邦文明。我们知道七千多年前至四千多年前，四川盆地由于有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两次地质灾变，而形成过盆塞海。灾难把盘古文明推进到了远古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阶段，由此盆塞海城邦贸易与商业活跃。那时这里山上产有多种名贵木材、香料，特别是梓树是海上贸易可造容数十人大舟的好材料。再说林间飞翔的朱雀之毛，也最为珍贵：因由它做出的羽毛镶嵌、羽绣工艺闻名四海。盆塞海城邦人用类似鹦鹉、野雉、火鸡等朱雀的五彩羽毛制成各种衣饰、摆设，可以作城邦国家盛典中的高级礼品和做旗帜。盐亭丘陵周围半山腰上的大围坪城邦，在远古联合国文明时，作坊店铺和人居住宅栉比鳞次，中华先民们靠着海上的航行与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工商业与航海业的发达。海，造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海，使他们去超越陆上那有限的生存空间；海，诱惑他们去从事正当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探险。这就是把盐亭传说四川远古文明的盘古-嫘祖“法天法地”和丝绸之路及丝绸经济带，联系起来的“龙盘虎踞”的王者气象。

那么120年前的盐亭人又何能占到这样的高度呢？1888年也称作光绪十四年，这也许没什么可称道的。但有人说那一年，也可以说是濒临死亡的满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做了最后一次挣扎，经过短暂的回光返照后进入弥留时期──战乱不断，国家体系崩溃，经济跌至谷底；外敌不远千里驾驶着军舰到中国肆意蹂躏，民生不聊，一个接着一个的耻辱写在我们的历史书上。但那一年有两件事可作为盐亭人奋起的坐标。一是广东才子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吁请“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当时整个清朝朝廷，正是洋务派当道的时候，慈熙还给光绪有足够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一年在中国也是现代货币形式出现的开始──两广总督张之洞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币；同时另一位洋务运动的代表李鸿章，支持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在上海筹办华新纺织新局，颇有现代工商体制的雏形。在教育方面，在天津，中国有了第一家中学天津汇文中学。在南京，建立了一所教会制的大学金陵大学。在军事上那年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这也许是给“火候文章”和“门第科举”的思维壮了胆。

二是1888年，英国借口哲孟雄问题，悍然出兵二千多人，向西藏地方军队发动进攻。攻毁隆吐山藏兵营房。藏兵英勇抗击后，转移到亚东山谷。四月间，藏兵突袭英军营地，终因寡不敌众，隆吐山、亚东、朗热等要隘相继失守。但清廷却命令藏兵撤出隆吐山边卡，并将积极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以长庚代之；又命驻藏帮办大臣升泰驰赴前线，与英国“罢兵定界”，还派海关税务司英人赫政协助升泰同英国谈判，使英国侵略势力打开了中国西藏的门户。这段鲜血化雪莲的历史，也许给盐亭人也有冲击。因为在第二年（1889）盐亭出生了一位叫任望南的人，他与何拔儒同乡，出生时家境清贫，父亲早亡。他在何拔儒的启蒙教育下，选择四川藏文专科学校深造，16岁毕业就投奔藏族地区任教，并从那里崛起。实际早在笔塔修建的25年前，盐亭已拉开近代化的序幕。这个标志是1863年，在盐亭县城东门外的凤凰山顶，以感答随代县令董叔封教民栽桑养蚕之德，重建了一座高6.3米，呈六角形的纪念亭。盐亭人知道感恩，也许同时已明白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在近代化经济中的地位，才选择了董叔封。解放后至改革开放，盐亭县城地面文物能完整保存的只有县委机关内的笔塔和凤凰山顶的董叔亭，没有被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所摧毁，也见其近代化意识的清醒。这同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影响也有关。

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除办新式军备外，就是要办新式工业和学堂。到1888年盐亭建笔塔前后，全国类似1873年海南办的继昌隆缫丝厂、1881年上海办的公和永丝厂、1881年上海办的同文书局、1890年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纺织四局等近代气息，一波又一波袭来，使祖国西南这块有过远古文明洗礼的沉眠的小县、穷县开始抬起头来。就在建董叔亭的前两年，盐亭榉溪河畔龙潭地区接连出生了两个人物，一是1861年出生的杜润之（1861-1928），一是1862年出生的何拔儒。1930-1935年间三台中心县委是川北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领导中心。盐亭地处四川盆地偏北偏僻山区，而此期间的三台中心县委旧址，就位于盐亭县五龙乡石狗场、高灯、玉龙和龙凤四场之间的龙潭子，距盐亭县城40多公里。石狗场为现今五龙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当时以五龙乡为中心的龙潭子地下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四抗”（抗丁、抗粮、抗债、抗捐）斗争的主要活动地。为何偏僻山村的龙潭子有如此的情况出现，先来说说杜润之出生龙潭子的杜家。

1956年盐亭玉龙区罐子沟完小还是玉龙、龙凤、永兴、天垣、三星、三河等6个乡小学生升完小读书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读完小时，就听同学中有人传说：盐亭姓杜的是“湖广填四川”之前留下的原住民最多的大姓人家，此话不假。杜润之的父亲杜乐村是一位秀才，其家世代书香门第，可追溯到龙潭书馆。其生源主要是杜姓家族的子孙和附近乡村的富家子弟，书馆位于龙潭寺，三面临水，四面青山，是办学、读书的好地方。有传是安徽桐城派奠基人方苞(1668～1749)的后人为躲避“文字狱”，曾隐姓埋名来龙潭书馆教过书。杜姓子弟受其教诲，深悟神韵代代相传。其实早在方苞后人来之前，起点于约公元前6390-6210年的法天法地时期，地处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说明它曾诞生过一个类似和谐一统的“远古联合国”，这是中国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难于建立的8000至5000年前中华多代“远古联合国”历史实地研究的平台的。

原因就在于没有如目前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的那种远古文明遗迹。虽然那里的远古原有的生态景观和古建筑群早已被破坏，但那里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景观随处可见，如在绵阳涪江和梓江下游区域，距今8000年左右的60多处古山寨群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古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而俗称“洋港子土”的丹霞地貌的浅土崖层剖面，“低岸为陵，高山为谷”的地质突变造成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的古河床遗迹、古冰川冰臼遗迹等也有数十处。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绵阳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1．2万年至8000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也为后来宋朝末年的元军入侵和明朝末年的张献忠的农民军入侵，遭到本土人的抵抗提供了天然屏障。国内外有人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说我国历史存在始终无法摆脱的“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因为至少在明初以前的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湖广填四川反映人口的大起大落的是“七杀碑”。

如清代文人记载，“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的“大西皇帝圣谕碑”，是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立的许多石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文。但盐亭民间传说抵抗张献忠的农民军入侵，在龙潭子附近，当地就流传有“好个大碑寨，三天三夜打不败……”的类似民谣，说当地龙潭子人回答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的反驳是：“四川人出有嫘祖，发明养蚕缫丝；四川人出有盘古，建立的统一远古联合国，贡献天下大焉，这既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的百般照顾，也是给四川人力量能抗逆天欺天！”

还说在张献忠的农民军在盐亭乱杀活动时期，乡民们早有通过一定的训练和有一定组织的经验，他们随时探听张献忠的消息。一旦来了，乡民们就全体避入经陪修过的远古留下的山寨去躲避。山寨上面平素搭建了棚屋，砌有灶台，蓄有饮水，还准备了石块、石灰包等打击物。乡民们避入山寨时，将粮食、衣物、猪牛等都搬迁了进去。张献忠的农民军即使人数众多，又有一些攻城的器械，虽然有很多山寨都被他们攻破了。但盐亭这里有反驳抵抗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的强大宣传动员攻势，张献忠死在盐亭也就不是意外。因在龙潭子一带的山寨，当四周的乡民们得到消息，都能举家搬入寨中，男女老少都拿起武器保卫寨子。进攻的人搭起梯子往寨上爬，寨上的人就用石块、石灰包往下砸，还将人粪尿、猪牛屎尿往下泼，用削尖了的长竹竿往下刺。如果有人已快爬到山寨的边沿，乡民们就用长矛往他们头上或胸口刺，用锄头、扁担朝他们头上打，战斗非常激烈。这时乡民们也不分你家我家，你的我的，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老太太和小孩子们就负责煮饭、烧水，男人们和青壮年的妇女们都拿起武器，不分白天黑夜地守卫在山寨四周，吃饭、休息都轮流进行，所以有攻三天三夜都攻不下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