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疫情评量子物理学家瑟奇爱神学

但西医有李兰娟院士团队说：2020年2月2日李兰娟团队抵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负责并指导ICU重症患者救治。有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外科医生，出现了“细胞因子风暴”现象，运用“人工肝”治疗后，他的细胞因子很快降下来，呼吸困难也得到改善，经过3次干细胞治疗，同时给予肠道微生态调节剂治疗，在住院治疗14天后，患者检测病毒核酸转阴性，肺部病灶明显吸收，住院治疗24天后好转出院。目前中医名家心情矛盾──“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强项”，只是一种“现实”、“现状”，并不是科学新纪元未来的“现实”、“现状”──未来“暴露组学”和“基因组学”也会是统一的。

其实中医药从来没有“完整初心”的理想，说法是错的──众所周知家喻户晓的三国时期名医华佗的传说──华佗精通内、外、妇、儿科，被后世尊为中医外科鼻祖。即使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毒”；“曹操头痛病久治不愈，华佗诊治后发现曹操的头部有类似于现在肿瘤的东西，需要开颅治疗”等故事不真──来自《三国志》里的“华佗治病”，只是一个典故，寓意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一味凭老经验办事，当然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华佗自小熟读经书，尤其精通医学，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到他手里，大都药到病除是个中性说法吗？

不信华佗也有人说：“如果三国时代我国医术这么发达，那我们现在的医术应该是领先全球啊；那他的医疗设备也应该是非常先进才行，当时的技术，能制造那么先进的治疗设备吗？其次他如何学会的开颅术？他无师自通、自学成才，那他肯定经历了无数实践才能这么厉害。也就是说，在他开颅术成功之前，必须经历很多次失败，很多人死在了他的手里，才能成功。另外，那个年代的病人真的那么大胆，在那种整体的医疗水平下，社会能接受被开颅吗？现在的医术，开颅也需要一个团队才行，那个年代，华佗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团队？”

但信的也有人说：“中医外科是基于中医经络解剖基础，历代中医对经络的重视都是无以复加的，开汤药的中医不过是大方脉科而已；中医的没落，对华佗开颅手术能力的怀疑，不过是中医没落的一个表现而已，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华，中医自己都没有继承下来”。

但不管信与不信，现在类似“暴露组学”和“基因组学”的条件都具备，只是一个类似生态统一的问题。李文亮医生治疗中死了，西医有责任，中医也有责任，即说中医还没有“完整的初心”。

2）科学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分工合作与未来统一

A、中西医合作类比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争执

2020年2月10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第20场新闻发布会，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讲：“新冠肺炎实际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目前在我们医院的治愈率还是很高的，金银潭医院收治的新冠肺炎的患者累计超过1500余例。绝大部分患者，经治疗均可顺利出院”──自限性疾病是指人感染该疾病后依靠自身免疫力可以自愈。自限性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自动停止，只需要对症治疗或不治疗，患者依靠自身免疫和修复能力就能逐渐恢复。

很多疾病属于自限性疾病，例如轻微感冒、痱子、咽颊炎、玫瑰疹和水痘等。以病毒感染引起的感冒为例，治疗这种疾病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不能缩短病程，无论是否服用药物，患者都在一周左右康复。有人说，目前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也是以对症治疗为主，例如患者发烧需要退烧，呼吸困难需要吸氧等，最后还得依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恢复健康。但对于症状很轻或处于康复期的患者，就可以考虑把稀缺的医疗资源让给更需要的患者。

中西医合作类比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同行也有争执──2020年2月19日中科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教授，就新冠肺炎进展热点问题，他说：“此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但为什么很多病人未能如期自愈？我一直反对过分强调‘自限性’来误导病人。所谓‘自限性疾病’，就是说这种疾病不治也会痊愈。绝大多数疾病的自然转归有如下3个方向：1、自愈；2、没有好转，也没有加重；3、持续加重，直至死亡。可以说，80%的疾病，都有自愈的可能，包括癌症。对新冠肺炎，及早治疗，明显能提升向好的比例，不要强调‘自己会好’。目前中央指导组提出重症轻症并重、实现应治尽治，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就是为了通过更充足有效的治疗，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

B、新冠肺炎细胞因子风暴与中医

a、2020年2月16日“南方网”发表《中医能预测和治疗新冠肺炎的细胞因子风暴吗》，报道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肿瘤科主任、深圳市天佑医学研究院专家申维玺教授谈细胞因子风暴在2003年SARS的救治中，因受到医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之后的医学研究证明细胞因子风暴在SARS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讲细胞因子是人体在各种致病因素的诱导作用下，产生的一类具有信使分子（激发和传递信息）功能的多肽类分子，这里的致病因素包括病毒、细菌、以及其它可使人体处于应激状态的各种因素。

细胞因子具有以下重要特性：其一，细胞因子在体内发挥作用是以细胞因子网络的形式存在和表现的，细胞因子之间在这个网络中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有些细胞因子的作用是相互协同的，有些则是相互抵抗或拮抗的，双方形成相对的平衡状态，从而维持着适当的免疫功能和内环境稳定。其二，疾病在人体内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和级连诱生决定着疾病的病情动态变化过程，是决定疾病的病情传变和病程转归的主导力量。

b、那细胞因子风暴是什么？申维玺教授说：细胞因子风暴是指一些疾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以严重的细胞因子网络紊乱和失平衡状态为特征的病理性功能状态，是机体对于病原因素的过度和超敏的反应。细胞因子风暴一般只出现于急性病中，特别是严重的感染性疾病和免疫性疾病过程中。在急性病中，由于致病因素的损害作用，炎性细胞因子群的活性呈现为绝对的显著升高状态，从而出现明显的炎症反应和多脏器损害，即：细胞因子风暴。而在慢性病中，由于抗炎性细胞因子群的活性得以充分的调动和发挥，炎性细胞因子群的活性只能呈现为相对的轻度升高状态，一般不会出现细胞因子风暴，如肺结核阴虚证就是由于炎性细胞因子活性轻度升高的病理过程。

细胞因子风暴一旦出现，就会使身体出现多器官的损伤和一系列病理过程，如高热、肺炎、休克和呼吸衰竭等，救治不及时或不恰当，常会造成病人死亡。新冠肺炎疾病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和相关病理过程同样是细胞因子和细胞因子风暴引发的，因此采取多方措施、及时防治和阻断细胞因子风暴是挽救危重病人生命的关键。

c、中医是功能医学，有“有诸形于内、必形于外”的经验和理论，其含义就是人体疾病中的内在量子簸场改变，会通过外在量子簸场的临床症状表现出来，中医论治时根据这些外在量子簸场的临床表现，可以推断出体内量子簸场存在的异常功能状态，这也是纯粹的西医量子簸场能明白和理解的地方。量子簸场中医的理论是对人类疾病过程中机体整体的功能和代谢的变化规律的认识和总结；量子簸场中医是一类以细胞因子网络紊乱为基本特征和本质的基本病理过程，不同的量子簸场证，代表了不同的细胞因子网络的异常量子簸场变化规律和模式，因此，量子簸场中医能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独特的技巧和方法，根据收集到病人的临床量子簸场表现，就可以确定和诊断出患者体的量子簸场细胞因子风暴，是由哪些量子簸场细胞因子占优势和主导地位引起的。

中医如何诊断和治疗量子簸场细胞因子风暴？一般来说，一些新冠肺炎患者有明显的乏力等症状，根据这一组症状可以推断，患者体内细胞因子网络的功能量子簸场异常变化特征，是转化生长因子b（TGF-b）等细胞因子活性升高占优势地位的细胞因子网络紊乱和失平衡状态，后期的CT检查可以发现肺纤维化可以辅助证明这种诊断。中医治疗应该选用降低这类量子簸场细胞因子活性的补气等药物组方治疗，不仅会缓解症状，还可以阻断或减轻肺部纤维化的形成。

d、治疗细胞因子风暴，虽然目前中西医都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但是合理使用西医和中医治疗也可以取得一定效果。西医治疗量子簸场细胞因子风暴，一般常规使用激素作为主要治疗。如果考虑使用炎性细胞因子抗体这类药物，研究证明这类药物在感染性疾病、免疫性疾病和免疫细胞治疗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都有较好疗效。

中医治疗量子簸场细胞因子风暴，有疗效的，也是可以推荐使用的。中医通过使用复方中药，调节量子簸场细胞因子的基因表达，使量子簸场细胞因子网络的失平衡状态恢复或接近恢复正常的状态，从而起到治疗疾病的效果。量子簸场细胞因子风暴的治疗效果，一般取决于一是科学合理地使用中西医治疗药物，二是看这类疾病有没有特效的病因学治疗手段。如果细菌性疾病引起的量子簸场细胞因子风暴，效果一般会好些，因为细菌感染性疾病有特效的抗生素病因学治疗药物；而对于病毒感染性疾病，由于没有抗病毒的特效药物，病毒性疾病引起的量子簸场细胞因子风暴效果会更差一些。

e、目前新冠病毒肺炎，在无有效治疗药物和手段的前提下，中医药大显身手为什么？因现在的中西医结合，着眼在于现代医学的弱势领域及中医药学的优势领域进行实施，比如抗病毒、耐药菌感染、慢性病及复杂病领域。钟南山院士说：“这次新冠病毒肺炎是人传人，所以凡是出现冠状病毒的感染，要高度的警惕对人的传染性，所以防控的级别完全可以改变──对病毒要长期研究很初步，可以这么说，2003年的SARS冠状病毒，到现在也没有特效药。治疗病毒的、针对性的、靶向的药，并不是说很多，但我们现在在探讨”。

新冠病毒像流感一样会长期存在吗？钟南山院士说：“我想这还需要时间的考虑。因为现在冠状病毒，就是SARS在17年里是有零星地出现的，但没形成气候。所以新冠肺炎将来会不会有一个常态、长期存在，没有形成这么一个暴发的形势，也可能。关键就是控制它到最少。它会不会成为常态就像流感这样？我不是完全认为会像流感，流感就是每年都有，我认为可能性应该比较小”。

C、细胞因子风暴到炎症风暴的新冠肺炎尸检

a、炎症风暴是指血液生化检查出现细胞和炎症因子的大幅度升高。2020年2月26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刘良教授完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尸体系统解剖大体观察报告》在线发表于《法医学杂志》。 3 月 3 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相比诊疗方案第六版，此次增加了病理相关内容：根据目前有限的尸检和穿刺组织病理观察结果，肺脏呈不同程度的突变；脾脏明显缩小；心肌细胞可见变性、坏死，间质内可见少数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或）中性粒细胞浸润等多器官病变。刘良教授尸检的患者，尸检能否“颠覆”新冠治疗方案？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主任钟定荣教授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宋元林教授说：尽管解剖报告结果对临床有一定借鉴作用，但解剖不能代替临床，目前治疗的基本思路仍无变化。

患者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病理改变如果只是个案，并不具有代表性。因新冠病毒是病毒，也具有病毒损伤共性的改变，但不同病毒毒性不一样，且在不同患者上的反应是有差异的，有的症状很轻，有的则需要上人工肺，还有的不幸死亡。为啥？这就需要做大量的尸检工作，才能发现总结出规律性的结论，从而制定个性化的重症病人治疗策略。因为没有组织病理，目前还不好判断与炎症风暴的关系。刘良教授尸检的患者是个案，另外死亡尸体解剖，是病程的最后阶段，如果有的话也是炎症风暴后的病理量子簸场变化。

b、宋元林教授说：“病情发展后，患者陆续会用到无创呼吸机、插管以及人工肺。对于‘炎症风暴’目前治疗上只能用一些小剂量激素、后期用于免疫调节的胸腺肽等。根据我们的经验，插管会带来很多后续的问题，所以尽量不要让病情发展到插管的地步，早期就积极地干预、支持。如果病情发展到需要插管，后续呼吸道管理、呼吸机调节、机械通气、细菌感染等对肺的作用等都要考虑到，情况就不是单纯的病毒肺炎的改变了”。钟定荣教授说：“通过尸检发现，临床上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还是有必要的，这个使用应该在患者治疗的‘最艰难’阶段，以打破患者体内的一种恶性循环。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每个患者的‘最艰难’阶段是不一样，这就需要临床观察，也需要更多的尸检工作。这种最艰难的阶段很有可能就是‘炎症风暴’。当然炎症风暴是临床医生的推测，很可能是机体对病毒或病毒毒素的过度反应，必须用临床手段加以干预，方能救命”。

c、对于死者肺部出现大量痰栓，痰栓是由呼吸机使用所产生，痰栓最终致人缺氧”；而基于病理解剖结果急救改用吸痰机”，导致今天武汉的死亡人数减半是否可靠？钟定荣教授说：“不可靠。目前治疗的关键在于治疗肺水肿和急性肺泡损伤，稀释痰并有效排出粘液性物质，抑制肌纤维母细胞增生所致的肺部实变……要得出规律性的结论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尸检工作，至少四五十例，最好能达到10%的死亡病例，并且最好是尸检与治疗是同步进行的，即一旦患者出现死亡，征得家属同意或国家特殊授权并告知家属的情况下，尽快进行尸检。尸检尽量选择不同进展期、不同治疗策略、不同影像学表现的患者，这样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指导临床制定治疗策略”。

宋元林教授说：“患者早期干咳，插管后在疾病进展阶段，加上机械通气本身，可能刺激了呼吸道杯状细胞或粘膜下腺体的分泌，出现了痰栓。新冠肺炎现在还没有特效药物，基本思路还是对症和支持治疗的思路。一是抗病毒，二是支持治疗。解剖报告会使大家关注到气道内的变化。对患者的管理需要个体化和精细化。主诊的医生可利用基本知识指导临床治疗，需要根据现实情况，通过细致观察，对病人发生的变化作灵活判断。比如，在呼吸机参数的调整上，医生要去判断有没有气道阻塞，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慢肺阻，出现二氧化碳上升，要判断气道阻塞是什么原因如果存在气道压力增加，尤其是峰压增高，同时吸出物粘稠，或考虑使用化痰药物，扩张支气管，改善气道湿化，注意出入量平衡，加强引流等，同时，循环系统、凝血等方面的变化，也要仔细地、一点一点去做评估和治疗……如果存在气道压力增加，尤其是峰压增高，同时吸出物粘稠，或考虑使用化痰药物，扩张支气管，改善气道湿化，注意出入量平衡，加强引流等，同时，循环系统、凝血等方面的变化，也要仔细地、一点一点去做评估和治疗”。

3）中西医统一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走向未来

A、新冠肺炎危机面前人类更是命运共同体

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正式把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这是不允许把任何病毒跟任何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个人，甚至不允许跟任何一种动物挂起来，防止污名化。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世界权威的公共卫生机构，它的原则是正确的，全世界都应该遵守。因为新冠病毒不是中国的，是全世界的事情。很多问题需要全世界来共同解决。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长，但共同来解决也是绝大多数科技人员的愿望。这已显示出中西医统一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走向未来，一定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协调、共同抗击疫情──疫情无国界；危机面前，人类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也是非常正确的。

中西医结合的分工合作，影响面大，科学开辟的新纪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新冠疫情带来了伤痛，也催生了无穷的勇气和信心。事实上现在已经证明，中西医结合中国的努力可以战胜它，也希望在跟世界分享经验，同时也想把这种信心和勇气分享给全世界。但中西医分工合作，“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强项；中医和西医各自优势，对新冠轻症患者，中医药完全可以拿下，到了重症还是以西医为主”，是永远的吗？这个经验也跟世界分享吗──未来可能还有其他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一起应对是中西医分工合作，中医和西医各自发挥优势，也还是老样子吗？肯定不是的。

B、抗击新冠肺炎古今区别最大的不同

a、从全球抗击蔓延的新冠肺炎，看今日世界与古代世界之不同，区别最大的就在于科学的全面介入抗击新冠肺炎。中医抗疫是在抗击我国历史上500多次的瘟疫，在有确切记载的300多次瘟疫中成长起来的，它是能救命的。而我们用“暴露组学”类比中医药学，用“基因组学”类比西医药学，这只是描述科学在目前的现状。即使中央指导组专家张伯礼院士2020年3月18日在武汉与美国同行连线交流时说，本次新冠疫情防治中，中医药的参与度与广度前所未有──“截至目前，在全国确诊的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病例达到了92.58%，其中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参与比例分别为91.86%和89.4%”。有人说：“今天新冠肺炎的蔓延和肆虐，如同17年前的SARS是同一导演將同一悲壮的再次复排和出演” ──这也不完全是事实。

b、抗击新冠肺炎影响面之大，今日世界与古代世界区别最大的不同，第一是国内间共同支援抗击──全国支援武汉并湖北救治病人和积极抗疫。2020年1月发生在武汉并湖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医疗支援队伍中，开始西医大约占九成，中医大约占一成（3200人）。在战疫进入2月份后，西医和中医在治愈率方面，出现明显差异，具有绝对统计意义的中医优势突显出来，为高端进一步优化救治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医全面参与，中医为主，西医支持。

c、第二是国际间共同支援抗击──到2020年3月18日我国首次本土无新增病例；3月19日我国本土再次无新增病例和无新增疑似病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而随着新冠肺炎全球确诊病例持续快速增加，世卫组织欧洲、西太平洋、非洲区域办公室多名负责人，呼吁全球团结一致抗击新冠肺炎。世卫组织认为，确保国际合作、卫生投资以及社区参与是有效应对疫情的关键。

目前，我国为几十个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物资、人员援助，并支持友好国家在中国市场采购医疗物资；对外分享中方诊疗和防控经验。

d、新冠肺炎是一场覆盖了大半个世界的瘟疫，所有国家和文化都在用同一种医学知识来应对疫情，接受同一个卫生机构WHO的专家意见，这是前现代历史中不曾有过的事。早在2020年2月19日广州市新闻办召开的疫情防控通气会上，钟南山院士就说：“传染病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跑不掉。没有进行强力干预的话，新冠肺炎不可能消失，所有国家都要行动起来”。

4）为未来统一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梳理中西医

A、用目前西医药知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3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钟南山、乔杰等专家，出席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组织的线上“中国新冠疫情防控经验国际分享交流会”，李兰娟教授介绍新冠肺炎其中尸体解剖的相关结果，她说：“从解剖结果看，新冠肺炎患者肺脏呈不同程度的实变，主要引起深部气道和肺泡损伤、炎性病变、灰白色病灶等。肉眼观察可见肺部呈斑片状，同时可见灰白色病灶及暗红色出血，失去肺固有的海绵感。患者的肺部切面中，也可见大量粘稠的分泌物从肺泡内溢出，并可见纤维条索。从组织形态学研究发现，患者可见肺组织出血、灶性坏死、机化和出血性梗死。肺泡腔内浆液和纤维蛋白性渗出物，肺泡腔透明膜形成，炎细胞渗出”。

李兰娟院士说，针对目前患者的症状，她的团队主要采取了“四抗二平衡”的诊疗方案──“四抗二平衡”是浙大一院在抗击H7N9疫情中总结出的经验，在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再次得到验证。“四抗”包括：抗病毒、抗休克、抗低氧血症和MODS（多细胞功能衰竭）、抗易感；“二平衡”包括：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维持微生态平衡。具体来说，抗病毒主要是及时消除病原体；抗休克主要在于维持全身脏器的有效灌注；抗低氧血症和MODS是要维持生命体征；抗易感是要控制继发感染。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目的是要维持患者的内环境稳定；维持微生态平衡，是要减少患者量子簸场体内的细菌移位。

李兰娟院士介绍：抗病毒治疗过程中，要关注药物毒副作用及患者的不良反应，及时干预处理。而她推荐的诊疗方案抗病毒药物，包括磷酸氯喹、阿比多尔、洛匹那韦/利托那韦、α-干扰素、利巴韦林。其他治疗措施还包括康复者血浆治疗、心理干预治疗、免疫治疗、宫血干细胞治疗等。总之，有人说西医的科学性，不外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检测设备、检测数据、统计方法、药物试验、病理学科、系统理论、学术论文等。二是依据解剖学、生物学、细胞学、血液学、神经学、病毒学等学术理论。三是运用试验验证的各种化学药品。四是直接的手术方法。

B、用目前中医药知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李兰娟院士说：“新冠肺炎分初期、中期、重症期和恢复期。初期以寒湿郁肺和外寒内热两型为主，中期以寒热错杂为先，重症期为疫毒内闭多见，恢复期重在肺脾气虚。利用中医根据病患分型分期辩证诊治，有利于提高疗效──利用中医根据病患分型分期辩证诊治，有利于提高疗效”。2020年3月18日在广州疫情防控通气会上，钟南山院士说：“本世纪已出现三次冠状病毒疫情，分别是2003年SARS、2015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和这一次的新冠疫情。SARS病死率10%，MERS接近30%，新冠病死率世界范围内差别大，均值1-2%”。  

有人说在这次湖北并武汉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救治中，西医以抗病毒为指导思想的消炎降温方法，被中医“去湿、化痰、鲜肺、通气”为指导思想的避瘟策略一定超越。

而且说中医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如包括分形阴阳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相生相克变化相互克，运动变化），藏象五系统学说（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五运六气学说，气血精津液神学说（气：信息－能量－物质学三元-多元说），体质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及养生学说，分形经络说等，其中以藏象学说为核心，信息──物质学说为基础，全面系统地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并用于指导临床诊疗活动。二是有一系列流传千年的经典学术著作，如《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等。三是有丰富处方资源的一系列的经方、验方、秘方、民方等。四是有一套完整治病操作方法的内服药；外用药；灸治（针灸、艾灸、蜂灸）；推拿按摸、正骨疗伤等。

七、病毒实验室与核武器管理平级的世界和谐

    1) 世界警惕走火入魔的美国疯狂科学分级宗教信仰

A、美国一律所就冠状疫情起诉中国

美国不但有量子物理学家克里斯·瑟奇，希望科学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而且还有“美国一律所就冠状疫情起诉中国并索赔数十亿的诉讼文书”。据“网易”网2020年3月17日的该文报道：“3月13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律所就新冠疫情事件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法院对我国提起集体诉讼。本次诉讼的原告：佛罗里达的四个居民和博卡拉顿的一家棒球训练中心 ；本次诉讼的被告：涉及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属的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与应急管理部、民政部”。但众所周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政府积极应对，迅速封城，给全球赢得一个多月的缓冲时间。美国没有善加利用，最后出现大规模扩散，让普通民众深受其害，现在为了掩盖美国在防疫工作上的疏忽和漏洞，甩锅给中国，实在荒谬无理。

中国外交学院李海东教授3月1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目前新冠病毒源自何处，尚无定论。疫情在国际层面的扩散也不是中国导致的，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人员和资源大范围流动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按照这个起诉书的逻辑，2009年美国暴发的H1N1流感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当年就导致至少18449人死亡，那美国应该赔偿多少呢”──从法律上来讲，这件事情也是行不通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所明确规定，一个国家的法院，无权管辖另一个国家及其政府机关为当事人的案件。当然这样的行为，在美国迎合了美国国内政治正确的诉求，有着较大的市场；至于起诉能否成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律所的目的达到了。

B、中国一法规的完善2003年就震惊世界

据“中国网”2003年5月29日发表的《卫生部等6部委：乡村出现严重非典疫情可整村隔离》一文报道，2003年为做好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根据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精神，卫生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印发各地。

印发此指导意见的通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有关指示精神，６部委就加强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提出指导意见：乡村出现严重非典疫情可隔离整个村庄；不能把非典或疑似病人送回原籍或推向社会；农民非典患者治疗住院及住院期间伙食均免费；乡村医生及计划生育人员有责任上报非典疫情；各地市需指定一所非典定点医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得到有效控制，而在境外多国多点暴发、迅速蔓延，也许与没早有我国6部委类似的文件有关。

2) 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管理在抗新冠肺炎中升级

A、科学分区倡议病毒生物研究与核武器同等管控

a、依据来自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的“生物恐怖袭击成为人类目前最大的威胁，应加强重视”──比尔·盖茨对中国友好，2020年1月27日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帮助中国加速在药物、疫苗及诊断方法研发等方面的工作。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比尔·盖茨回信，衷心感谢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他和夫人领导的基金会慷慨解囊。

2020年2月28日比尔·盖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关于近期全球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文章警告：“新冠病毒可能发展成‘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呼吁富裕国家要帮助中低收入国家；面对任何危机，解决眼前的问题以及防止问题再次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仅需要拯救生命，也要从整体上改善应对疫情爆发的方式。前者更加紧迫，而后者从长远来看至关重要”。

早在2017年4月20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比尔·盖茨在伦敦的皇家联合服务研究院演讲中说：“恐怖分子可能会重现类似天花造成的严重破坏──生物恐怖袭击可能致3000万人失去生命，其威力甚至超过核武器。当今生物研究的进步也会让恐怖分子能更容易地重现天花的噩梦，创造出高致死的病原体进行大范围生物恐怖袭击，且当下我们找不到免疫的方法。而通过空气迅速传播的病原体，有可能在短短一年内就夺去超过3000万人的生命，此外当今发达的全球化旅游也会加剧流行病的危害程度”。比尔·盖茨还说：“然而，过于天真的人类并没能足够重视问题的严重性，在此方面一直缺乏有效防范和准备。安全部门并没有随基因工程方面的突破而升级对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所以对于手无寸铁的人类来说，疫情将更为凶险。使用核武器攻击后可以停火，但是生物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疾病将不断自行传播下去。我们需要以反恐的态度为可能出现的自然流行病做好准备。准备好应对全球性的大流行病同核威慑和避免气候灾难一样重要。创新，合作和精心规划可以大大减轻各种威胁所带来的风险”。

这是类似科学分区分级就病毒生物研究与核武器同等管控的倡议──比尔·盖茨与投资界巨擘巴菲特在2017年股东大会上说的“计算机病毒”，有本质的不同──巴菲特说的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网络攻击” ──作为全球投资界风向标的巴菲特说的是“夺权斗争”──登上社会的集团中的少数精英，把“权钱权命相连”，看成“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所以对“电脑病毒”攻击忧心忡忡。比尔·盖茨说的是“夺命斗争”，才说“核武器和病毒”都是人类的杀手，“要想解决好地球两大危害必须把和平放在首位，有了和平才能解除威胁地球的安全，同样也解除了人类生存的安全”。

B、科学分区分级隔离病毒生物实验研究新意

a、从统一的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的“量子簸场”理论看，人、动物、植物，到治疗新冠肺炎所有的药物、诊断的所有工具，以及病毒与细菌风暴等等，都是大自然“量子簸场”的造物。即使病毒与细菌是微小的生命体，只有依附于人体寄生时，才可对人的生命量子簸场存在产生破坏。而且当人的身体产生抗体后，及通过医疗等“量子簸场”手段，对病毒、细菌抑制灭杀，人类的生命又能获得完好延续──这里含有病毒、细菌量子簸场可以伤害人类，但是无法毁灭人类。

可以毁灭人类生存的，是宇宙“量子簸场”自然运动变化。但如果人类对大自然的过份索取及破坏，及造成的环境污染，使人类失去适应的生存环境，结果也会导致人类走向毁灭──这里就需要把实际从事病毒、细菌生物实验研究的科学家，与其他专项的科学家分隔升级管理起来，看成是另一个特殊的科学家人群──不是说他们是有意造成的环境污染，而是因为无意或接近他们的人无意造成的问题，也会造成的环境污染──这类今天的“天网工程”的摄像头，对公安、法院的破案、判断，不是靠嫌疑人的“赌咒发誓”和同类人群的说辞来决定的，“天网工程”的留影和基因化验之类也是重要证据一样。

b、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都同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列，其中生化武器又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两种。有人说，一旦发现生化武器被投放，国家立马会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医疗、管制系统全面运作，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生化武器很快就能得到控制，不仅不会在内部瓦解一个国家，还有可能让一国更加团结，得不偿失。以人类目前的医疗水平，遏制生化武器并不难，而一旦被发现使用生化武器，就算是超级大国都无法承受相应代价。当然从核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化学武器这三种对比来看，如果仅仅是看物理破坏效果，核武器的“危害”无疑要比生化武器更强──核爆瞬间产生的光热辐射、冲击波等物理破坏因素，没有任何一种常规武器能相提并论。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杀伤性质，偏向于“软杀伤”，即要针对平民、士兵等有生力量的杀伤性上。生物武器是以各种病毒、真菌、细菌、衣原体等微生物，或者是某些生物产物，如各种毒素等作为战斗部的一种特殊武器，包括基因武器；而化学武器是以各种有毒化学制剂，如以各种毒气为的特殊武器。它们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不可控性和传染性，如果没有相应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性疫苗、抗体等，那么死亡人数以及波及范围可能会成几何级上升。

其次生化武器相对核武器在经济上，需要成本不大──制造生化武器只需要用一两个毒株，外加实验动物即可。烈性病毒的惊人的生存能力（炭疽），无与伦比的传播复制手段（天花，鼠疫），都方便得多。而且有很多国家谋求拥核的路上，但被五大国制裁，也举步维艰。反观生化武器却隐蔽得多，使用手段也方便──只需要将病菌或病毒，传播于人群密集场所，即可做得有效的大规模传播。在现代社会下，感染者会将病毒传播至全国全世界各地，造成大量人群死亡。而且生化武器导致的生物灾难，导致瘟疫的传播，影响范围和时间难以控制。以及无差别杀伤敌人，不少糜烂性毒气会导致中毒者极为痛苦，而且有些还会导致中毒者后代畸形。

核武器也会导致长时间的辐射，遭到辐射的人也可能因此基因突变，后代畸形而且辐射极难消除会持续很久，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一座城市至今彻底封死。其次核武器需要有效的运载平台，比如说轰炸机，潜艇，洲际导弹等，这就增加了使用成本与难度。还有一点是由于核威慑的存在，使得传统的战争威胁，即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无法进行，核武器就很难真正投入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以恐怖袭击为主要的非传统威胁。

c、在目前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是生物实验研究中，有实验条件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个人和群体的一项基本的工作。但由于“以苏解马”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笼罩下，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使这类工作变得复制和有难言之隐，使疫苗研制中的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手段，怕说成是无意有意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手段，所以有这种实验条件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个人和群体，都不自觉地类似承认自己是“罪犯”、“罪犯群体”──奇怪2020年都不约而同否认自己过去的工作，或会做这项工作，更有群体集体为此辩护不存在有可能发生差错的问题──反之，可见目前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生物实验研究所、室，有实验条件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个人和群体，不自觉地类似承认自己是“罪犯”、“罪犯群体”，表明是愿意接受升级管理的。

其实类似“反相反量”现象，旗手并不是来自下面而是科学院和著名大学，如王令隽教授是科学院培养的研究生，又到美国深造。北京大学雷奕安教授用“量子纠缠不能通讯定理”，论证“要么世界无法认知，要么非局域量子纠缠概念有问题”。又如被指“推广发明三聚氰胺冒充蛋白质”的中科院行政后勤人员高银相,在“三鹿事件”发生后被组织的专家，集体声称该转让信息无法达到生产“三聚氰胺”的高温等条件，可排除涉嫌用于制造“三聚氰胺饲料”。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病毒爆发出现类似说不清失误的问题，实现比尔·盖茨希望的把和平放在首位，解除威胁地球的安全，解除人类生存的安全。各国可以把有实验条件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个人和群体，从事的类似疫苗研制中的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手段，重新认识考量科学分区分级隔离病毒生物实验研究。感谢他们所在地的人民和每年人代会，有责任审查他们工作报告中应审查的部分，为大众安全为计。

    3)袁隆平不做意识形态偏离科学正道学霸传奇

A、袁隆平走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科学的成功

复旦大学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曾常驻巴黎20余年的郑若麟教授说：“划分今天世界两大阵营的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全球化”。但实现这个过程并不平坦。未来科学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走向统一，科学家之间发生争论，本来是正常现象，而且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性也是科学必经之路。所以意识形态偏离科学正道，即使做了它的学霸，也未必今后会一定成功。可证明的就是袁隆平院士不做此学霸成功的传奇──科商的定义，强调的是后天的学习。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复杂分化的说服力 ，而不是“学霸”论天下。

例如西南大学公布的袁隆平院士的学籍卡和大学成绩单，他1950年入读西南农学院（后并入西南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1953年毕业。他在大学4年8个学期的平均成绩（百分制）是：76.5、70.8、74.9、71.3、72.1、76.4、73.8、75.5。重要的专业课成绩是：植物学（一上） 65 ，（一下）75；农场实习（一上） 67， （一下）75；作物栽培学（二下）75；新遗传学（二上）63 ，（二下）63；遗传育种学（三上）72。为啥袁隆平不是“学霸”？而1953年大学毕业时，袁隆平被分到了湖南安江农校。在当年大学生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这算不上一个好单位。如果他是“学霸”，那么也许会与他同届毕业的学霸们一样，很可能留在大学担任老师。

袁隆平没成“学霸”却“科商”有眼。西南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蚕学专家向仲怀教授说：“成绩并不代表实际能力”。但卢晓东博士不赞同向仲怀教授的解释，他说：“我们不能说学霸们的实际能力不高。这个简单的评论并没有抓住科商要害” ──“米丘林学说”是新遗传学中的“范式陷阱”──卢晓东博士对“以苏解马”一针见血。卢晓东博士说：“1949年后，米丘林学说很快成为中国国家公认、唯一正确的遗传学理论，立即进入了农学、植物学、生物学等高校教学中，成为相关学科的主要范式” ──米丘林学说构建的“范式陷阱”危害是：“学生在既有的旧知识范式之中学习，他们学习越好、掌握知识更精确、考试成绩越高，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同时，很可能在认知基础上陷入旧范式越深，越难以跳出旧范式而有所创造”。

但对袁隆平来说，这个范式陷阱渗透在“新遗传学”等农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很多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在认知方面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非常幸运的是，袁隆平没有陷进去。“米丘林学说”的范式陷阱，让中国和苏联的农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20几届的学生都受到影响。那些基础扎实、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容易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可能精力充沛、能力高强，但却因为少了对教材、教学和理论的怀疑，而在基本方向上形成了错误认知，因而难以在后期研究、实践中，轻易地改变方向。这就是范式陷阱，对创造性的制约──但“学霸”不会认账；袁隆平一旦引路，他们跟上后就争功劳。

B、霍金成功见证反相反量与时俱进之形

a、“四人邦”倒台前，我们在重庆看到重庆大学1976年2月出版的《新物理探讨》杂志，武汉的李育德老师批判霍金，无话可说。“四人邦”倒台后，霍金的《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等科普著作在我国先后大量发行，因不是“四人邦”倒台前宣传的“以苏解马”那一套，很容易分辩科学主流的“正”与“误”──主流还有反潮流者？请看在美国王令隽教授，如今说的：“在40年前的黑洞研究高潮中，霍金成了一个成功的弄潮儿和这一产业中的最大受益者；他的成名，就是所谓的‘霍金辐射’。霍金的这一‘发现’，其实并不是发现，这里除了重弹海森堡测不准关系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物质的老调，还有称得上是霍金的原创‘发现’吗？可就是这样简单的将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拼盘炒作炼制出来的‘霍金辐射’，为霍金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名利”。

从李育德老师到王令隽教授见证霍金的成功是，1980年霍金被聘为剑桥大学的Lucasian讲座教授（牛顿、狄拉克都曾担任），因而名声大噪。王令隽教授说得好，既然霍金没有承认海森堡测不准关系类似的不确定性原理是错的，也没有承认卡西米尔效应的实验证实是错的，那么霍金承认他的黑洞理论是一生铸成的“大错”何来之有？而霍金运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卡西米尔效应创新推论出量子黑洞辐射，何为不是新发现？王令隽教授在其文集的第9节“中国学术界应该从霍金现象中吸取什么教训”中说：“许多知识分子几乎认为凡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的东西便是当然正确的，这种心理使得曾经在文革中遭受批判的相对论和大爆炸理论立即成了学术时髦”。王令隽怀念文革溢于言表，只是没有说文革中霍金是否遭到批判？

b、2004年在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量子多体理论──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一书，文小刚教授1989年首次提出“拓扑序”概念，揭示拓扑序和量子纠缠的深层联系，到1999年之后才成为现在凝聚态物理研究的主流。其实文小刚教授的《量子多体理论》一书，如果把“量子”改设为“人”，也可类似编出《文明多体理论──从非洲起源到五大古文明起源的统一》一书。因为文小刚教授谈的“量子的多体”，实际说是“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的量子序和拓扑序的统一，类似说到底是“有生于无”。

4) 走向统一的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在升级

A、弦理论与量子网络人工智能渐行渐近

a、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美国量子物理学家克里斯•瑟奇，猛烈抨击弦理论，但弦理论已升级与量子网络人工智能渐行渐近。例如金灿荣教授说的石墨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核能源等五个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方向，都可发现弦理论应用的踪影。

科学暴露组学与基因组学走向统一，类似“合伙人管理时代”，并且这种升级走向统一的弦理论也类似“全员持股合伙人模式”。有人说：“不是要不要用合伙人管理模式，而是时代已经选择了合伙人管理模式！把核心员工变为合伙人后，奇迹出现──华为能从4万元发展为1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500强。华为任正非总裁在90年代就开始实行全员持股合伙人模式，开始与客户在全国建立合资公司”──以华为、阿里、碧桂园、旭辉地产、海尔、韩都衣舍，爱尔眼科为代表的著名企业，纷纷导入“利益共享”为核心的合伙人制度，越来越多中小型企业纷纷导入合伙人管理模式，培养核心人才，与公司形成利益、事业、命运共同体。

b、从暴露组学推动基因组学升级研制抗击新冠病毒疫苗，看霍金的《果壳中的宇宙》一书说的不同弦理论，其实弦世界开弦和闭弦的振动、碰撞、相互湮灭创生、轨道连续，也就像谈基因克隆、复制、剪接，病毒拷贝等一样。从 2020年2月21日瑞士一个科研团队发表的论文可获悉，该研究团队在试验中，也能利用合成基因组学平台快速重建了新冠病毒──这是在已知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基础上，通过反向遗传学手段在酵母菌中快速构建出活的新冠病毒。

该技术能高效合成新冠病毒，尤其在新暴发病毒尚未被成功分离出之前，可以帮助科学家尽快向卫生部门和实验室提供传染性病毒毒株，且该替代方案更为高效、安全。但众所周知，此前根据已知病毒基因组进行病毒重建被说成是“谣言”──要避讳说“新冠病毒能人工合成的”，所以该实验也说成与“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无关──情理也通：瑞士研究实验室构建的新冠病毒是在疫情暴发后，根据已公布的病毒基因组序列，才进行的病毒重建研究。除新冠病毒外，瑞士还报道能利用该技术合成构建“鼠肝炎病毒”这种冠状病毒等。

c、今天的互联网，其实也与弦理论相通──虽然互联网从不安全的通信，链接到云端数据缺乏保护，漏洞无处不在。但如果量子弦物理学家获得成功，这些弱点很快就会消失──弦量子物理学家是建立量子网络，在这里信息的创建、存储和移动，都以一种反映量子世界奇异行为的方式进行。尽管完全实现量子网络仍是一个遥远的愿景，但最近在传输、存储和操纵量子信息方面取得的突破，已是一种简单的原理验证迫在眉睫：从让光子改变颜色的钻石和晶体缺陷，到充当“幽灵”网络节点的无人机，正在利用各种奇异材料和技术进行探索。

奥地利的欧洲量子互联网联盟成员──因斯布鲁克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研究所的专家说，使用标准光纤连接至少3个相距50至100公里的小型量子设备这样的网络，可能在未来5年内建成。量子信息使用的是量子位，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位置。在光子的偏振态中，或者在电子和原子核的自旋态中，量子位可以进行编码。中国于2016年发射了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该专家团队说：“卫星对于量子网络来说是一个昂贵的选择；最好选择相对便宜的是无人机”。

2019年5月南京大学一个研究团队使用了一架35公斤重的无人机，将纠缠光子发送到距离地面200米的两个量子节点。但由于量子态不能像经典信息那样简单地复制和反刍，量子节点将需要复杂的量子逻辑门，以确保在与环境相互作用造成损失的前提下仍保持纠缠。

该专家团队说：“尽管如此，建立一个量子网络的基本要素已经就位，这个网络至少可以连接3个城市，或许最终可以连接整个世界。更复杂的网络正在召唤人们，如果成功了就能做一些很酷的事情”。 2020年1月20 日 《国家科学评论》发表南京大学祝世宁、谢臻达、龚彦晓团队的研究成果，获悉历时两年多研发的无人机量子分发系统，他们已首次实现了基于无人机移动平台的量子纠缠分发。

B、卷入疫情风暴的亚洲第一流病毒研究所

a、据2020年2月19日《每日经济新闻》网发表记者黄名扬，编辑孙志成、肖勇、杜波等的报道，发端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地处疫情中心的被称为“亚洲第一流病毒的研究所”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也遭遇假新闻的侵扰。但鲜为人知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很长时间里主要是和动物农业相关病毒打交道，直到2003年SARS来袭。2003年初SARS正在中国肆虐，当时最先获得SARS病原冠状病毒基因组全序列的，是加拿大基因组科学中心；最先提出快速鉴定SARS病原方案的，是德国热带病研究所。其实中国很早就获得临床样本，但迟迟不能下结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SARS病毒检测应该在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的P4实验室进行，但尴尬的是，中国没有。专家们甚至只能去北京天桥公园旁的食品药品检定所做实验。

2004年10月9日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两国政府签订预防和控制新生传染病合作协议，正式启动合作建设武汉P4实验室工作，历经10年终于建成。即17年前非典期间，由法国帮助建立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早诞生在1956年，是我国较早建立的国家级研究所之一。2015年1月31日武汉P4实验室正式竣工。三年后的2018年1月4日实验室通过国家卫健委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现场评估，成为我国乃至亚洲首个正式投入运行的P4实验室。

P4实验室是专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科研人员研究的一般都是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毒，如SARS、埃博拉、H7N9等，因此又被称为“魔鬼实验室”。此前全球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这类装置──武汉P4实验室被称为病毒研究“航空母舰”、病毒学研究“国家队”；其拥有亚洲最大的病毒保藏库，并创建有我国唯一的“中国病毒标本馆”。 此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表示：武汉P4实验室的正式运行，标志着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显示我国国家安全又一“护卫舰”的“远航”，堪比我国“两弹一星”于我国之战略部署。

b、目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方向，都是人类重要病毒，包括免疫缺陷病毒HIV、丙型肝炎病毒HCV、流感病毒以及动物源新发病毒（如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病毒SARS-CoV、禽流感病毒等）基因变异、致病性、抗病毒药物治疗等。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也在这段时间发生变化，其中就是卷入疫情风暴眼中的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蝙蝠女侠”石正丽。

石正丽现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四级）副主任、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生物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新发病毒学科组组长。1987年从武汉大学遗传学本科毕业，1990年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去往法国求学。2000年她在法国蒙彼利埃第二大学取得病毒学专业博士学位。石正丽博士毕业后，一直从事新型病毒的病原学研究，多年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9年石正丽研究员“双喜临门”：一件是在1月份，她牵头完成的“中国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项目获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另一件是她当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美国微生物科学院在国际微生物学科中处于领导地位，当选院士的科学家中有多位诺贝尔奖、拉斯克奖和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得主。

c、“草根网”谭云鹏专栏2020年2月12日发表罗列的资料：“2015年11月9日武汉病毒研究所葛兴义、石正丽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关于关于如何合成SARS-CoV毒株的论文；2018年4月5日中央电视台24小时栏目详细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对新型冠状病毒研究的科研成果；2020年1月23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带领的团队在bioRxiv发表文章指出，与此前在云南中菊头蝠上检测到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相比较，新冠病毒在整个基因组中与其有96.2%的一致性，与SARS冠状病毒有79.5%的一致性，以及2020年1月30 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冯子健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论文，指出有证据表明新型肺炎病毒的‘人传人’在去年 12 月中旬就已经发生了”等四条，问“无论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还是国家疾控中心首席专家，在研究造成这次肺炎疫情的新冠状病毒上都走在世界前列且有第一手资料。在有如此确切科研成果的同时，武汉病毒所和国家疾控中心有危机预警吗？为何随后爆发了蔓延全国的肺炎疫情？”。

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疑问──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病毒研究室”、“生物研究室”都能做这些工作，也做过类似工作，并都爆发了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只能说明比尔·盖茨的“病毒生物研究与核武器同等管控的倡议”是及时的──“核武器和病毒”被比尔·盖茨说成是人类杀手的“夺命斗争”；对病毒生物研究与核武器研制，各国都来走“不再分意识形态全球化”之路，都应一视同仁，共同管控。

参考文献      

[1]克里斯·瑟奇，我希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能更多地接受宗教和信仰，观察者网2020年2月20 日，翻译、编辑/科工力量 程小康；

[2]王德奎，三旋理论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5月；

[3]孔少峰、王德奎，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

[4]王德奎，解读《时间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

[5]陈超，量子引力研究简史，环球科学，2012年第7期;

[6][英]罗杰•彭罗斯，皇帝新脑，湖南科技出版社，许明贤等译，1995年10月；

[7]文小刚，量子多体理论──从声子起源到光子和电子起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8]叶眺新，中国气功思维学，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