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评委埃斯普马克：诺奖的唯一标准是你必须是个好作家！

　　（记者：罗皓菱）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评委谢尔·埃斯普马克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题为《国际现代主义与本土传统的会面》的演讲。他以莫言为例谈到，“已经有人指出过他和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间的相似性。不过，重要的是莫言在这两位外国文学大师的关系中具有独立性。”谈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他说，“我不能提到任何名字，但是我可以说，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显示出的力量印象非常深刻。”他再次强调评奖与政治无关，“诺奖的唯一标准是，你他妈必须是个好作家！”

埃斯普马克：杰作是在外来刺激和本土元素的会面中产生的
　　埃斯普马克是瑞典学院的终身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委会主席（1988～2004），他同时是学者、瑞典的优秀诗人和作家。5月12日，他携夫人莫妮卡和翻译家万之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并发表演讲。演讲由著名评论家、人大文学院院长孙郁主持，他说，“埃斯普马克作为诗人、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主席或评委，为文学捍卫人类的尊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埃斯普马克在演讲中说，“对本土文学的维护很可能忽视了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多少不可替代的杰作就是在外来刺激和本土元素或语言的会面中产生的。在二十世纪最有活力最重要的文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例证。”比如英国诗人T·S·艾略特具有突破性的诗歌创作是来自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的激励和来自本土十七世纪早期诗歌传统的会面。这样的例子名单可以很长：帕斯、马丁松、特朗斯特罗默…….在中国，莫言也是这样的例子之一。
　　“福克纳能有什么可教中国同行的话，那么最重要的要点就是掌握打造一个自己的乡土。在莫言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但是，就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也不能匆忙下结论。”埃斯普马克说，“莫言也完全有理由提到本土的故事传统对他的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教别人魔幻现实主义，他只是对莫言说：你已经坐在这种文学财富之上，请使用它吧。”
　　最后，他总结道，“我们用这样观察的方式可以在一系列的案例中发现，大师的作品都是在外来的道路和自己信赖的道路的交叉口处出现的。很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果没有这样的会面，就不可能创造出来。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看到年轻作家是通过和前辈大师的会面，才能找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外来的学识帮助他找到他自己，和他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

刘震云：只有文学能够把情感当中、生活当中的记忆留下来
　　演讲完后，刘震云做点评发言，他说，“今天的演讲，话题既古老又现代，我觉得本土就像自己的老婆，外来借鉴就像是情人，要坚持本土，借鉴外来的现代主义，他刚刚提到了几个作家帕斯、马丁松、特朗斯特罗姆、马尔克斯、福克纳和莫言，都是既坚持本土，又从国际现代主义借鉴的人，他们既是有妻子的人，也是有情人的人。理论的分析常常都是事后的，所有的分析都像分析蝴蝶的触角和羽毛一样，那时蝴蝶是墙上的标本，真正的创作是在麦田大河山谷之间飞舞的蝴蝶。”
　　刘震云认为，创作没有那么复杂，一个好作家在开始写作时一定是感性的，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东西你通过写作去实现。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他上小学时有两个同学非常好，不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什么，而是因为共同丧失了什么──一个没有娘，一个有娘可是娘死了。他们两人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夜里拿着晃灯在天空写字，这行字才现实生活中很快就消失了，但是在文学中，在《手机》的开篇，他让这两行字在天空停留了5分钟。
　　他认为，文学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能把生活中的乱象理清楚，“有时候对于乱象不清楚的地方，哲学、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办法解释，只有文学像一把刀一样把它分析得特别清楚，比如像人的情感，只有文学能够一条一纹地理清楚。”最后，文学还是什么呢？刘震云认为就是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里提到的问题──人的记忆。“只有文学能够把情感当中、生活当中的记忆留下来。”

诺奖的唯一标准是：你他妈必须是个好作家
　　在提问环节，有学生提到文化学者许子东从莫言获奖谈到华人作家要获得诺奖的六个要素：分别是：第一，要写乡土（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第二，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和世界“纯文学”可以对话）；第三，要写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事件）；第四，要批判政府，异见分子（对非民主的社会制度有挑战）；第五，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译（技术上更多评委可看）；第六，要在中国以外获奖或有好评（参考不同政见的文学评论）。
　　埃斯普马克幽默地回应道，６条中其它都是捕风捉影，但有一条靠谱，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翻译，“作家和诗人最好的朋友是翻译家！当然我们要尊重诺贝尔遗嘱的标准，但是在不同时期会有一些不同的标准，都是对遗嘱的不同的诠释。但是说到底，其实就一个标准，你他妈的必须是个好作家！”
　　我们这些坐在斯德哥尔摩的人，比伦敦和纽约更了解世界文学
　　他再次强调，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与政治无关，“我可以保证，我们从来不以政治因素来评奖，如果哪个评委突然提出政治原因不能给哪个作家或应该给哪个作家发奖，都是不值一提的。举个例子，１９７０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家就说我们的政治倾向是反共的，但是１９７１年，我们把奖颁给了聂鲁达，他是共产党员。这两个作家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好作家。”
　　每次诺奖评委的到来都不可避免被追问到评奖秘闻，但是埃斯普马克总是幽默地回应道，“我们规定５０年保密期，这样的问题，５０年后，当我１２５岁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他虽然不能提到任何名字，但是他表示非常关注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显示出的力量印象非常深刻。
　　“全世界好的作家都是我们很强的候选人，每年按照规则2月1日提名截止以前，我们会收到很多提名，但是可能会缺少一些我们希望的名字，我们会全力补充完整，每年准备提交交给学院讨论的名单大概200个作家，他们都是我们的候选人。我们这些坐在斯德哥尔摩的人，比伦敦和纽约的人更了解世界文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