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走轻骑

飞越岭：鸟道蛇盘天梯难渡
　　化林坪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能跟你说古道今，特别是红军的故事。
　　当年川军从龙八步退守化林坪时，依托城垣城堡继续抵抗。红军一路从龙八步沿大道进攻，右路从银厂沟翻万担坪经聂脚沟到娘娘山脚的炮靶子黄草坪迂回化林坪，从泸定赶来的红二师部队则从从百灵山经四斗巴，越白虎咀到王家庄子和照壁山脚向化林坪一角的灯杆坪侧攻，还有一路红军则从左路迂回化林坪后方准备断敌后路，而这路红军的一位向导就是化林坪的老乡，这位老乡不知是紧张还是故意，把部队带着在照壁山中转来转去，拖延了时间未能按到达成合围，致使化林坪残余川军得以脱逃，一路退到了飞越岭下的瓦窑坪一线。
　　村口的灯杆坪原是演兵场现在成了一片菜地，当年红军与川军在这里打过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双方均有伤亡尸体都从豁口扔下。这豁口名曰“死人槽”据老乡说现在但凡车辆从此过都爱熄火……
　　兄弟在化林坪村口眺望了一把飞越岭，那里云雾撩绕是桌子山和马鞍腰间的一个垭口。兄弟试着驾摩托向那里前进，结果刚出村口道路就已经陡峭崎岖起来，兄弟一见就打开了退堂鼓──别说兄弟这三脚猫的本事，就是凯旋车队的唐大侠王教练来也一样地要“以手抚膺坐长叹”。
　　没办法兄弟只好弃车请村长带路步行攀援。
　　到岭下的瓦窑坪道路还算平整，一路上坡经过两道乱石嶙峋的干涸小河后就是瓦窑坪，如今的瓦窑坪已无人居住，只留得断垣残墙到处都长满蒿草。当年红军夺取化林坪后又乘胜追击，攻势迅猛把川军团长谢洪康吓破了胆，于是乎自伤其臂谎称负伤逃过了飞越岭。长官都跑丘八们自然也不甘落后，大家也纷纷效法一路溃上了飞越岭。
　　飞越岭上山道路那可真是个险，小路曲里拐弯又窄又陡走几步就得大喘气，到处是青藤缠绕碧树蔽天，很有些热带雨林风味景色的确是好，乱七八糟的石阶上还间或还能瞅见一个个小圆坑和一个个草鞋踏出的脚窝，这就是千百年来背负茶包往来于此间的脚夫们拄杖歇脚留下的印记，它印证着这几千年的沧桑其实也藴藏着厚重的文化……
　　风景好是好可就是爬起来太费事，别说是打仗就是消消停停地上去都得跌跌撞撞，也难怪这里曾是兵家必争的重地化林坪也常有重兵驻防。谁要想从正面叩关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这种可能──尤其是在冷兵器或枪战为主的时代。然而历史却安排了坚韧勇悍与稀松平常在这里对撞了一把，红军是打仗的行家里手川军的双枪兵当然不是对手，红四团六连的一百多名好汉在连长黄霖的带领下从桌子山的悬岩峭壁上攀葛附藤而上直抵海拔3000多米的主峰，居高临下机枪手榴弹朝着垭口的双枪兵就是一通招呼，过足了烟瘾的双枪兵拼命反扑仗打得相当激烈，打得黄霖他们伤亡30多人，后来每人只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都准备进入白刃格斗了。这时候正面的部队沿着蛇盘鸟道也奋力向上攻击，川军最后还是招架不住朝着汉源方向就跑。红军一路穷追一直把川军撵到30多里外的三交坪……
　　这蛇盘鸟道兄弟爬起来十分困难，一路都在呼呼地扯风箱，倒是周村长等几位一点也不在乎，轻轻松松如同散步一般地潇洒自在。兄弟很是汗颜但也神清气爽，柔软的沙发好是好就是老让人昏昏欲睡，还是这崎岖的山路才是最好健身器醒脑机它能让人精神焕发。……
　　到得飞越关垭口已是正午时分浓雾渐渐散去，蓝天白云下化林坪在山脚下清晣可见，还有大渡河彼岸的贡嘎雪山象一条白色的玉龙巍峨又蜿蜒。这里正好是汉源与泸定的分界处，山那边一片红色的山花烂漫，还能远远的望见数十里外宜东镇的缭绕炊烟。兄弟长舒一口气心中很是畅快，这飞越岭兄弟已经盘算了好久今天终于如了愿。
　　当年红军下得飞越岭一直疾行直逼汉源县城（今清溪），那时节刘文辉也在城中吓得是心惊胆战，而红军扫清了外围基本上是围而不打，目的是掩护主力迅速北上直取天（全）芦（山）宝（兴）。
　　飞越岭这条道据说早已有计划要修公路──有些地图上甚至已经把它画成了公路，不曾想现在还是当年那原始的模样，不过兄弟斗胆建议真要修公路还是别从垭口经过，一来是保护这茶马古道的遗迹，二来也是给游人留下跨越天梯的豪迈心景──据周村长说，附近几县有不少人来走这条道，前几年有位九江的朋友也来走过，而且声称是走给自己的孩子们看的。

过去的故事：刘伯承与周氏兄弟
　　周振良村长有两位叔伯爷爷，一位叫周奕朝一位叫周奕廷，他们兄弟俩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是川军中的“军中袍泽”。
　　刘伯承领导顺泸起义时，周奕廷是他手下的团长而周奕朝是军需官。化林坪本来就是由兵营演变而来，居民好多都是一代代绿营兵的后裔，青壮年们可能遗传基因中就有不少尚武的传统，所以辛亥后正在雅安上中学的周奕廷就邀约了十来位青年远涉千里到成都考取了四川督军熊克武办的讲武堂，毕业后又分配到川军第一旅第一团当排长。而这个团的团长就是川军中以善战闻名的刘伯承。讨袁护国之役中刘伯承负重伤摘取了右眼球，当时侍奉左右的就是这位周奕廷。
　　后来刘伯承成了共产党，周氏兄弟当然也就跟上他举旗造反跟军阀们打起了死仗。
　　与当时共产党人的大多数起义一样，顺泸起义坚持了半年最后也陷于失败。队伍被打散被收编刘伯承也离队出走，周奕廷因与共产党联系密切后被杀害于成都，周奕朝则避过追捕辗转回到了化林坪。听说“匪共”打来了“杀人放火共产还公妻”，化林坪的老百姓大都逃之夭夭。而周奕朝却心中有数知道老长官刘伯承就在“朱毛”的队伍中，他叫全家留下来都别害怕，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很讲规矩，我也要等着见见我这位老长官……
　　在化林坪周家算是大户门面很是整齐，又有人在外当过团长这算是化林坪近几十年出过的大官，所以陈光刘亚楼的红二师进村时就把周家当作了土豪打了一把，取了粮食拿走东西还让周奕廷弟媳当向导向汉源出发──当时满村都找不着老百姓。
　　这时候刘伯承正从后面赶到化林坪，他听过红二师的汇报心中就有些明白：烈士周奕廷的家就在化林坪，莫非刘亚楼把人家当土豪打了。来到周家他一眼就认出了周奕朝这位手下的军需官，周奕朝见到老长官也泪流满面：奕廷牺牲后他老婆也郁郁而终，留下了丕焜丕炯两个孤儿我和三弟分别在抚养，没想到今天还能见上老长官一面……
　　刘伯承眼含泪光揽过两位烈士遗孤面对烈士遗象默然良久，而后语气坚毅告诉周奕朝：奕廷牺牲我早已知道，顺泸暴动虽然失败但革命并没有失败，现如今革命形势已是今非昔比，红军北上远征党也变得更加成熟坚强，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去进攻雅安，我看你赶紧把家中的事情安排一下，三天后到雅安跟我们一起北上……
　　这时外面枪声还在乱响，刘伯承不能久留便留下了几百两烟土和一些现大洋，让周奕朝安排好烈士遗孤就到雅安来找他。同时还修书一封派人火速送给前面红二师陈光刘亚楼：这家人不是土豪是革命烈士家属，周家弟媳也不应抓而应立即抚慰后送回。
　　周家的门口也贴上布告一张：此乃革命烈属各部经过不得扰动并予以保护为要。
　　红军走后周家兄弟被国民党军吊打逼问了一番，然而这周家兄弟藏起了刘伯承的书信布告敌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周奕朝被放回后马上就到雅安去追刘伯承，而半道上却听说红军没有进雅安而是直接去宝兴翻了雪山……
　　周奕朝怏怏归来一病不起很快就与世长辞，几年后他的弟弟也相继病故，而刘伯承的书信和布告却被烈士遗孤周丕炯保存在周宅的屋檐的瓦弄里。15年后刘邓率队伍解放了四川，这书信和布告成了就重要的证物，周氏后人也因此得到了烈士家属的优抚。
　　周丕炯入学深造后来还在甘肃做了干部。
　　化林坪几十年里出去上学和工作还有不少，现如今化林坪街道的水泥路面还是在外工作的人们共同捐资3万元修成的。然而这化林坪村中务农的人们却依然还是贫困，破庙中一所学校没有窗户桌椅都很破烂。据说这里交通不便，下山坐摩的一次就得掏一张半“大团结”，很难留住教师，我们在村中见到一位师范毕业的女教师还是因村里有亲戚才呆到了今天，兄弟在村中也见到了几位失学的孩子在打猪草……
　　兄弟决定邀约一些朋友一对一捐资助一把学。

　　一月后兄弟邀约唐晧、张帆、郭飞虹、齐德琼等一起又去了化林坪，还有一位北京来的朋友，带去了6位朋友的给7位化林坪小朋友一年的学费还有许多衣物。化林坪从此也成了兄弟心中的一个牵挂，今后恐怕还得不断往那儿跑。兄弟和化林坪人们心中的乞盼其实都是一样：公路修通旅游文化资源得以开发，这么着才能让昔日茶马重镇的繁荣再现而化林坪家家都有财发。

　　兄弟每每出行，最头痛的就是时间问题。
　　每当一瞅见电视上谁谁谁驾车周游世界，兄弟就眼谗得不行羡慕得不行，稍带着还有恁多不解：丫哪儿来那么多时间呀？不挣钱啦？不养家啦？哪个老板会喜欢手下有这种成天价就满世界游荡的上班族呀？比如兄弟，就活得战战兢兢，要出一次门儿，得先把兜里那几个银毫子反复掂量一番，还得把时间也好好盘算一把，生怕一个不留神儿颠来颠去就把饭碗给颠儿没了。
　　琢磨着能尽可能地跑远一点又能充分利用这摩托的优越性，兄弟就打起了别的交通工具托运摩托的主意。兄弟计划到金沙江边的皎平渡去瞅瞅，尔后沿当年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走一番。由于已没有了大假只能利用双休日，所以就要尽量节省时间，把时间都用在长征路线上。
　　还好，台里跑工交口的同事为兄弟联系了铁路上的朋友，这次去金沙江可以把摩托用火车托运至攀枝花，尔后再驾摩托进行考察活动。如此一个晚上就可以换来两天左右的行程，再有两天时间兄弟就可以利用双休日打倒，如此这般才能保证饭碗不被颠碎。
　　于是兄弟约上队友胡怡飞──人称飞飞──一起踏上了这趟别致的行程。飞飞这家伙人长得很高很帅，曾在峨影厂当过群众演员，最值得炫耀的演艺经历便是在电视连续剧《朱德》中扮演过加起来只有几句台词的共和国大将罗瑞卿。这丫很爱面子也很喜欢作秀，虽然这次出行只有两人，他还是挺正儿八经的在车后座上插上了一面队旗。
　　8月初的一天，兄弟和飞飞上了路。

皎平渡：中武山尘土飞扬
　　从成都将摩托托运到攀枝花运费是160大毛，加上车票，是270大毛。
　　其实也不菲，好处是能节省时间。
　　下午6点上兄弟等放光了摩托的油料上得火车，一人一个卧铺消消停停地睡上一觉。兄弟十多年不坐火车了，这次坐上感觉真正是好。这时代发展了，火车也提速了，那真叫一个快，一个对时就跑到了800公里外的攀枝花。而30多年前兄弟到湾坵也才500来公里也要花比这个还多的时间。
　　车到攀枝花时天还没亮，兄弟等下得车来取了摩托便直奔会理而去。然而没跑多远飞飞就报告兄弟摩托屁股在冒黑烟，这肯定是在烧机油毛病比较严重，这毛病的彻底解决得抬发动机，费时费力考察计划肯定会泡汤，要处理也只能利用夜间休整时间。于是兄弟在路边买来一瓶机油，一路走一路还得不断地停下来观察，不行了就加点机油由着它慢慢地烧。
　　从攀技花到会理百把公里路况很好，兄弟等一路飞奔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会理县城附近的鹿厂，从这里向南拐上一条小路就可以去皎平渡。可跨上小路没走几公里又出了问题：飞飞的坐骑胎又爆了，好在离鹿厂镇不远，这里摩托很多修车铺也很多。兄弟候着飞飞在这里折腾个把小时才解决了车胎问题。
　　原以为走小路是捷径可以节省不少时间，结果弄巧成拙反而在路上辗转绯徊消磨了不少功夫，这小路路太烂又到处都是岔道，五六十公里的路程走了差不多3个小时，午后一点钟兄弟等才到得通安镇。
　　通安镇是红军从金沙江过来路上第一个市镇，当年红军在这里还建立过“苏维埃”。兄弟等匆匆找了个小饭铺对付了肚子便奔金沙江边的皎平渡而去。从地图上看皎平渡与通安镇近在咫尺，然而却要迈过中间隔着的中武山或狮子山。从通安镇上中武山很容易就象上一个小土坡，然而下山的道却全是土路烂得厉害，又险又窄只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往来运送铁矿石的大车为了挣钱车车都是拼命超载，全然不顾在这悬崖边沿儿上如此财迷实际上干的是要命的勾当。一车车超载大卡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几步之内什么都瞅不清楚，山势太陡峭所以一路接连有数十个回头急弯，弯来弯去竟弯出了25公里，兄弟和飞飞整个就弄了一个灰头土脸儿，肺里不知吸进去多少飞扬尘土，……
　　25公里山路走了两个多小时，下得山来已是午后3点多。中武山山虽不高却素有“火焰山”之称，当年红军在酷暑中登攀个个都大汗淋漓，倒让这山上一位卖水的老汉狠狠发了一财──一碗水竟然卖到了一吊铜钱。
　　皎平渡口现如今已建起了一座漂亮的钢索吊桥，兄弟从吊桥上一冲而过就进了云南，云南这边儿的道路都是水泥或柏油路面，比四川这边漂亮多了也神气多了。桥南头正对着耸立着一座红军战士的雕塑，粗壮的手臂里高举着一只桡片，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力度感。皎平渡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央红军跨过了这条江才算暂时摆脱了长征以来一直被动的局面，造成了相对有利的战略态势。说起来这皎平渡当时在历史上占据了这个重要位置也有着某种偶然性，红军向昆明虚晃一枪转向奔金沙江时，预定的渡河点有三个：皎平渡，皎平渡上游的龙街渡，下游的洪门渡。红军动作迅速很快在三个地点夺取了渡口。皎平渡这一路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率干部团夺取，他们在行军路上逮住了一个正传达“云南王”龙云“封渡烧船”命令的乡丁，这位乡丁稀里糊涂把红军当作中央军带到了渡口，这当口河这边的四川只有三十来个管收税的民团，他们已经把船只全部拖到了北岸。然而也是机缘巧合，有一条船正好过来停在江边等候过江来打探情况的侦探，干部团五连连长肖应棠当然很顺手就把这条船收了编，同时又通过群众打捞起了被沉掉的另一只船。乘着这两条船他们很快过江不伤一人不费一弹就打发了守卫渡口的民团。
　　刘伯承过河后在江边一个山洞里设立了渡河司令部，很快又找到了几条大船，数十名船工昼夜摆渡进展非常迅速。而与此同时上游的龙街渡下游的洪门渡渡口虽已到手渡河却很不顺利，没办法架浮桥都只渡过了少数部队，敌机日夜轰炸也大大影响了船渡的速度。于是中革军委命令所有部队都集中皎平渡过江，过完所有部队用了七天七夜……──
　　在江南岸的狮子山上红军还和打了一仗：从通安镇出援渡口的敌人在狮子山隘口与干部团二营狭路相逢，激战一小时后红军占领了隘口直取通安镇，又在通安以北的一把伞梁子将会理守敌刘元塘亲率的两个营击溃，红军斩获数百敌人自己伤亡只有12人。还差一点就活捉了会理守将刘元塘。这狮子山的路据说比中武山的路更陡更险，这时天色已晚，兄弟怕赶不到会理县城，所以决定仍从原路返回，狮子山只好安排在下回。据老乡称上游的龙门渡盘山道更为惊心动魄，要不去看看真是可惜，如此也就给兄弟留下了“下次再来”的由头。
　　不过，兄弟还是希望会理县能先把这路修修，云南的门脸儿是门脸儿，四川也是呀。

会理城：红军没拿下的城池
　　再翻过中武山兄弟等一路疾行到了会理城。
　　会理县城位于群山的一个平坝，现在已经发展得有相当规模。从前的老县城只是这座新城中很小很小的一块，兄弟等在县委招待所住下后马上就去整理兄弟的摩托，这摩托烧机油烧得厉害这才百把公里就已经把一瓶机油身差不多烧干，折腾到晚上10点左右兄弟才在街上一个饭摊儿上吃上了一碗“饵快”。
　　早晨起来兄弟去看了会理的老城墙，当年这城墙狠狠救了会理守将四川边防军第一旅刘元塘一把。干部团在一把伞梁子没把这刘元塘逮住还真就是个大遗憾──当时红军战战士已经冲到了刘元塘的身边，否则也不会让彭德怀这位打进过长沙的猛将费老大劲儿也没进得这会理城。
　　这位刘元塘是刘文辉的族侄，在刘氏部将中属于骄横跋扈的少壮派。这人打仗有点二杆子劲儿还有点小聪明。他原本没想到红军会从通安方向过江，队伍在野战中被红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他也差点被抓了俘虏，他的本能反应本来也是逃之夭夭，但仔细一想双枪兵跑起来肯定跑不赢红军，自己的队伍一个团在巧家方向一个团在姜驿方向，要打了败仗还丢了队伍回去见“幺爸”也肯定没有个好，急得他一屁股坐地下就伤伤心心地大哭了一场。
　　哭完了咬咬牙想想跑也是个死不跑也是个死，没准儿挺过几天中央军过了江自己还有一线生机，于是这位二杆子跳起来狠歹歹地一把火把城外百姓的房屋烧了个精光，还把许多石灰桶也抬在了城墙上。他自己则挽着袖子提着指挥刀在会理狠狠开了一杀戒，杀红军放回来的俘虏杀为红军说好话的百姓哪怕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杀得一城军民为之胆寒守起城来当然更不敢怠慢。
　　红军过了金沙江很快就包围了会理城，占领了会理城外的所有制高点。主力进入休整而彭德怀红三军团则开始攻城，攻城的目的当然主要是筹款筹饷。这时候会理城中可供刘元塘铺排的兵马实际上并不太多，千余人马加上几百民团机枪只有6挺，跟红军比起来那可就真叫一个寒酸。然而刘元塘困兽犹斗打得也很有章法，红军一爬城守军就石灰桶一桶一桶往下倒，城下一片白雾腾腾红军战士大都烧伤了眼根本就无法登攀。刘元塘本人则脱光了膀子提着指挥刀四处督战，有懈怠者他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刀。后来红军坑道爆破炸开了一段城墙，这位刘元塘还亲率手 枪队赶到缺口拼命杀退了上城的红军……
　　兄弟在会理周围转来转去观察一番，按理说红军占有城外制高点，只要有点炮火要打开会理城并不太作难，然而红军四渡赤水为机动灵活埋了许多重武器，仅有的几门迫击炮还没有几发炮弹，这当口缺的就是这“猛烈的炮火”，最后的结果是打了三天伤亡百余人还是没能破城。
　　会理城打不开并不影响红军北上，这时中革军委断然决定放弃攻城迅速北进去抢大渡河。攻城期间中央在距县城北二十里路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解决四渡赤水以来产生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会议上彭德怀林彪都被狠批了一通，也留下了许多历史纠葛直到数十年后还有余波。其实现在看起来当时统一认识确属必要也是必需，但上纲上线过高也的的确确是个大大的遗憾。
　　出得县城兄弟等又去了铁厂，如今这铁厂已建了水库早已是一片汪洋，这会议究竟是在哪里召开的据说诸多学者考究了许久，最后确定是在铁厂但还是说不清楚究竟是在铁厂的哪个地方，……
　　去铁厂的路修得很好，兄弟等很快就到了“会理会议纪念碑”竖立的地方，那里现在也是汪洋中一个孤岛，没有船没有路只有几块漂浮的木板，兄弟战战兢兢好容易没掉进水上了这个小岛。小岛上一片翠柏环抱着一块石碑，那就是“会理会议纪念碑”。碑所在未必就是会址所在，但毕竟这是一个标志，兄弟当然也认认真真地在这里留下了一影。
　　红军在会理休整了个把星期很快就开始北进，兄弟也沿着他们北进路线继续前进。

安宁河：红军北进的枢杻
　　从会理出发几十公里就到了永定营（今永郎），从这里就进入安宁河谷。
　　安宁河是红军北进的枢杻，从永定营一直到冕宁，红军北进的行军路线基本上都是安宁河谷沿线，时而东岸，时而西岸，时而两岸夹河并进，进展速度相当神速。此间在永定营打了个小仗，后面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刘伯承一纸文书送给自己在川军中的老部下许剑霜（曾是共产党员），许马上就让出了德昌；刘伯承再修书一封给守黄水塘的邓秀廷，邓犹豫一阵最后也让了路；过西昌红军是绕道而行，进冕宁时县长带着民团和邓秀廷部已经逃之夭夭（路途中被彝民所消灭），向大树堡佯动的红五团也基本上是兵不血刃进的越西（小相岭上打了一小仗）……
　　兄弟对安宁河并不陌生，这条汇入金沙江的大河其实一点也没有安宁之状。30多年前离永郎往南的另一条岔道上有一个小地方叫弯坵，就位于这条汹涌的安宁河畔。文化大革命中这里曾是省级机关五七干校所在，兄弟也随父母在这里住过几年，还清楚地记得在那里曾淹死过一位前海军陆战队员。五七干校在现如今的文化大革命题材的作品中属于很凄惨受迫害的地方，然而兄弟的记忆中那里却是一片快乐家园。也许那时年纪小还没有大人们“接受教育”的感受，不过就是大人们好象也活得有滋有味儿一点也看不出凄凉。兄弟那会儿就在干校当过放牛娃，还跟着大人们在地里收甘蔗上山采蘑菇──那午餐肉罐头烧蘑菇的味儿到现在都忘不了。干校里有几位老革命“当权派”，身体不好基本上不干重活，兄弟时时缠着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老头们讲得得意兄弟也乐不可支，从那里听到的许多故事到现在也不能忘怀……
　　因为飞飞要到米易去看个朋友，所以兄弟也顺道到兄弟当年在弯坵住过的地方去瞅了瞅，昔日的五七干校当然已经不复存在，校部也变成了一个什么单位的基地，兄弟住的那一排小屋变成几座楼房的饭店兼旅馆。而当年横跨安宁河的那座五七大桥却是风采依然，这座五七大桥是那个年头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帮助当地兴建的，用了20多年老百姓都很感念。1996年为满足农用车往来曾重建了一次，结果98年洪水一来就给冲毁了，而后又再次集资重建，到现在仍是沟通两岸交通的重要枢纽。
　　飞飞在米易会完朋友已是午后，而兄弟为这天拟定的目的地是冕宁。这还有近两百公里的路要赶，所以兄弟等把车也飚得飞快，过德昌西昌都没有停留而是直接奔冕宁而去。
　　过了泸沽已是黄昏时分，而仅余的30多公里道路却因修路烂糟糟的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兄弟连冲几个齐膝深的水坑弄一水靴都是水。这么着摇摇晃晃走到晚上9时才进了冕宁县城。
　　冕宁是个彝族风情很浓的城市，市面也很繁华。兄弟两双鞋都湿透了就上街转着去买鞋，稍带着也打听次日的道路情况。行前曾听说这一带治安情况不太好，常有彝民拦路截道要买路钱，拖乌山两头常有人借替人挂防滑链的机会跟人犯抢。为这个兄弟心中很犯嘀咕，但街上做生意的彝人一听兄弟问这个都哈哈大笑：这种人有是有但很少很少，就是有这样的人你也不用害怕，他们要抢也只抢能吓住的人，你要是雄起他们十个有九个没这胆量。如今山上山下到处都有110巡警，这是国道政府岂能让几个贼人如此猖狂……
　　兄弟听了这番话很受鼓舞，马上就打听去大桥的道。这才知道这条道上的已经建起了一个大水库，从前红军走过的路许多也经被淹没，今天的大桥镇已经搬迁不是过去的大桥镇，而过了大桥到彝海的路都是羊肠小道。兄弟想不管怎样也得去看看，于是次日清晨还是沿着这条泥泞土路颠簸而去。
　　沿着水库边沿绕来绕去绕了近20公里才到大桥镇，大桥镇其实也已不是当年的大桥镇，兄弟想找的几个地方好些都已经淹没在水中。兄弟很是失望逗留片刻只得继续前行，这一去又翻过了一座叫做野鸡洞的山梁，道路崎岖迷雾重重说实话兄弟心中也在敲鼓，好在有飞飞这条莽汉就伴，于是也硬得起头皮继续往前闯……
　　不知闯过多少山涧和隘路，这条道终于搭上了宽敞的108国道。上得国道南行3公里拐上一条水泥岔路，再走7公里就到了那个刘伯承小叶丹喝血酒的彝海。
　　彝海是茂密苍翠的松林环抱的一个湖泊，景色相当优美。

彝海行：历史的完整和辩证
　　彝海当年叫“袁居海子”，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兄弟也不太清楚。
　　这海子往北不远是喇嘛房，南边不远是峨瓦垭口，当年红军先头部队从大桥出发，先头刚到喇嘛房就被彝民阻截，后头的工兵在峨瓦垭口也被彝民包围还被扒光了衣服。刘伯承聂荣臻就夹在当间进不得退不得处境非常不妙，按红军的政策原本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统一订的调子是“红军彝民是一家”，可喊来喊去人家根本就不尿你那一壶，还不断地嚷嚷着要冲上来缴红军的枪。
　　克制的态度和恳切的语言不是万能的，尤其千百年的民族隔阂和对立的背景中。刘聂在对方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万般无奈，还是下令作了有限度的还击。红军机关枪迫击炮一通招呼，马上把没见过什么大阵仗的彝民们吓得四处乱跑。
　　这时候运作政策法宝才显得有底气有份量。
　　为了果基家支的安全与利益，果基家支头人果基约达派出自己的当家娃子沙马尔各与红军联络，最后商定与刘伯承等喝血酒结为兄弟，果基约达负责派人护送红军翻过拖乌山。果基约达的小九九是借助红军力量灭掉自己的械斗的对手罗洪家支，刘伯承称踩平罗洪家支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刘文辉才是彝汉人民共同的敌人，红军此去是要北上抗日，我们少则五六年多则七八年一定会回来。那时候我们要在这里修起大路，让你们在这里自由地跑，和汉族一样做田吃大米……
　　刘伯承真是没有食言，现在这里真的“修起大路”，各族百姓真的在这里“自由地跑”，许多彝民真的就开始“做田吃大米”。
　　然而对当时的红军来说结盟后的结果并不全是“大团圆”，果基家支和红军讲和并不意味着所有家支都与红军讲和。红军后续部队通过这里时还是遇到了不少麻烦，但无论如何结盟的影响和作用很大，让众多彝民群众知道了“世上还有红军这样的队伍”这样一篇道理，红军主力还是相当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说还是很大很大。
　　红军主力北上后曾在这里留下了一支游击队和由当地群众组织的抗捐军，这支游击队和抗捐军在红军主力全部北上后不到一天就全军覆灭，而覆灭他们的不是国民党军而是各家支的头人统御下的彝民。这个事件还留下了一个争论不休的悬案，那就是结盟的一方果基约达是否掺和了对红军游击队和抗捐军下手的行动，现在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果基约达知道这个预谋，但却无力抗拒同一种族内部各家支头人的一致行动……
　　在彝海兄弟向管理这个纪念地的彝民问起当年这件事情，这才知道这位管理者就是果基约达的当家娃子沙马尔各的孙子沙马依姑，兄弟对有关事件和地理情况提出的问题让他很是吃惊：看来你晓得的东西硬是不少，这里的事情恐怕也麻你不倒。兄弟笑答这个地方我虽然没有来过可也听说过不少，我们讲历史要的就是全面完整要的就是客观辩证，功就是功过就是过相互间可不能混淆，果基约达和你那位爷爷是载入史册的人物，他们行过善或许也积过恶，善是大善历史已经记载得清楚明白，只是我们在称量时还是要心中有数……
　　去喇嘛房和峨瓦垭口两处都是小道，地形崎岖险峻摩托都去不了，兄弟原本想徒步去看看，可绕道野鸡洞路况艰难花去了不少时间，为保证赶回家抱稳饭碗，也只好把这个遗憾留给了下次。从彝海出来兄弟又翻过了拖乌山，拖乌山公路修得非常好，传说中的劫道者根本就没有影子，遇上的彝民大都很热情，还有放学的小学生见着兄弟等就敬少先队队礼，这礼数兄弟虽然熟悉，可已多年不见差不多已经忘掉，现如今享受一把竟然生出了受宠若惊的感动。
　　从拖乌山一直到擦罗的公路基本上跟红军长征走过的道重合，到了擦罗则直接翻过垭口，经海洋会、新场，翻越马鞍山就直抵安顺场，很遗憾这条道也是小道，兄弟曾从马鞍山垭口了望过，这次也只好把遗憾留给了下次。
　　到石棉时天还没黑，兄弟等便直奔金口河而去。
　　次日回到成都收的是早工，兄弟对这种混合出行方式很满意，准备向组织推荐。

　　……我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友修好，帮助沽基家成立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我军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并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一）》

　　篇首语所述，当然是历史事实。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冕宁彝族区，及时赶到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而后昼夜飞兵，袭取泸定桥，打开了北上的通路，其意义对于任何一个粗知这段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而“彝海结盟”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因此而名扬史册，当然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么纯粹，其背后蕴藏着历史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故事，也并不那么轻松。
　　这是在很多史书中回避的一段历史，理由是“会影响党的民族政策”。
　　其实这不是理由，甭管是谁的“民族政策”，在谁也不知道谁谁也不了解谁的情况下狭路相逢，出一把手切蹉一把掂量出各自的份量后再认识一把成为朋友，大概也属一种“理所当然”。
　　况且，既或是彼此成为了朋友，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永远是朋友，在什么事情上都是朋友。
　　再况且，彼此的认识，不还要不断深化么？
　　这样建立在“深化”认识上的团结，不是更牢靠么？
　　找了便宜，头人们狠狠壮了一胆！
　　现在而今眼目下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大致为清代宁远府辖地，地域南抵金沙江，北迄大渡河。民国年间建制多变，习惯上称作“宁属”。就地名来说，大凉山泛指小相岭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的行军路线主要有3条。
　　⑴主力红军经会理到永郎沿安宁河北上。过菩萨岗到安顺场，行程503公里；
　　⑵红九军团经会东翻大箐梁子至西昌与主力红军会合；
　　⑶主力红军到泸沽时分一支佯动部队经越西至大树堡佯攻，后去安顺场。
　　这3条路线均为谷地，主要是汉族聚居区，各有约100余华里的彝族聚居区。
　　“彝海结盟”之地在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西北边缘地带。
　　这里的彝族聚居区，都还处在奴隶社会形态──这个形态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什么叫奴隶社会形态？
　　奴隶社会形态有一个最本质、也是最显着的特征，那就是“抢”──什么都靠“抢”！
　　吃靠“抢”，穿靠“抢”，生产工具靠“抢”，劳动力靠“抢”，生劳动力的妇女靠“抢”，取之于
　　“抢”用之于“抢”的武器靠“抢”……
　　这一片儿的彝民，没有统一的领袖，各自按血缘关系分为大大小小的家支，互不统属，互不相让，彼此间时常合作去“抢”他人，也时常互相“抢”一把，当然也为“抢”结果而争来斗去。有外族来犯或奴隶造反，大家就合作对付；天下太平了，就互相浴血相“抢”。
　　不过，当时刘文辉的24军管着这片地儿，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就得弹压这些抢来抢去“倮倮”。办法嘛，还是清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规矩，让各家支头人到县城“换班坐质”，弹压的结果，是把宁雅正道也就是红军佯动部队走的那条道──宁雅正道，打扫得比较干净，比较安全，也使那里彝族家支势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所以红军第二先遣队（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五团）走这条道，麻烦很少。他们一打开越西县监狱放出“换班坐质”的头人，很快就得到了彝民头人和群众的拥护，纷纷主动给红军带路、筹粮，还积极参军。红军在越西县“扩红”，一天就扩了600多人，其中就有不少彝民。
　　后来曾任成都军区彝民团团长的王海民（彝名阿尔木呷）上校，就是在这里参军的。
　　但红军主力走的那条道，还是很不安生，一般商旅视为“畏途”，24军团以下部队，也不大敢往这条道上走──怕被缴械给掳去当娃子。一般商旅过境，都要向邓秀廷部交纳数额不菲的“保费”。
　　按理，红军主力从此过，“倮倮”们是不太敢来放“抢”的，最多也就是藏在山上打打冷枪，然后瞅空子打点掉队人员的主意，捡点便宜──这里的黑彝家支势力，远不似大凉山腹地那般强大。在大凉山腹地，就有国民党正规军去禁烟的部队整团被缴械的事情；而杨森部驰援大渡河防线拦阻红军的主力部队，在雷（波）马（边）屏（山）即被彝支武装拦截，刘湘派飞机助阵，也未能过境，最后还不得不绕道而行。
　　问题是，恰好在红军到这里的前两天，出了一件看似偶发却绝非偶发的事件。
　　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西昌北上后，24军驻这条道上的冕宁县城的邓秀廷部一个连就慌了神儿，马上想到的事情，就是赶紧撒丫子开溜。
　　开溜你就开溜，逃命要紧，红军主力此时还远在西昌、泸沽，跑得快，找个地儿躲起来，别出来招事儿惹事儿，一般来说，不会有啥过筋过脉的背时事儿找上门儿来。
　　可要命的是，带着这个连的邓部团长李德吾是个半路从戎的书生，对彝务很些非凡的责任心，一定要押着“换班坐质”的头人们一起走──据说是邓秀廷带话过来，说要是“红脑壳”来了放了这些“倮倮”，等二天“红脑壳”一走，龟儿又出来抢人整人，不是难球得管？还是把他们押到察罗的山洞洞头关起来，等“红脑壳”过了，再弄回来关起，少点子麻烦。
　　于是李德吾和24军那个连，带着县长钟伯琴、团练局长邱为岗的一些团丁，押着这些坐质的头人，奔察罗而去。
　　5月19日，到了大桥镇，却瞅见一街筒子都是“倮倮”，嚷嚷着要李德吾放人，说是等“红脑壳”过了，再把人送回来。倮伍家支头人还称，我们这个家支，从来不抢汉人，没做过啥子对不起人的事，你把人放了，二天你老人家啥子时候喊一声，我们啥子时候就把人送回来。
　　其实甭管这些“倮倮”们说的是真是假，李德吾要是瞅瞅这个阵仗，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人放了得啦──你自己逃命要紧，管那么多为嘛？
　　李德吾不，他一口回绝，不放就是不放。
　　“倮倮”们一下子就火了，妈那个×，你不放是不是？你不放老子们就“抢”！
　　各个家支相互串联，分头通知，所有男丁拉出来，路上抢！
　　结果李德吾一出大桥，一路就被四面八方的冷枪打得找不着北。县长钟伯琴大腿被打断，在后边儿走着的24军那个连也被缴了械，官太太们被脱得一丝不挂，屁滚尿流地跑回大桥。
　　几十年后，尚有参与此“抢”的老者吹嘘：“那回老子打死了12个人。”
　　这时“倮倮们”又传话过来，把人放了行不行，送你们过境？
　　李德吾钟伯琴仍然不干，还口称：“是对的明天又来打嘛！”
　　第二天，人家真是来打了──打得李德吾的队伍狠狈不堪，一会儿滚木砸下来，一会儿弓箭射过来，一会儿马匹被抢走，一会儿士兵被扒了衣服……
　　李部陷入了“彝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又有“倮倮”传话过来：要么不走，要么进我家碉楼躲起来，等“红脑壳”走喽，送你们回去。
　　李钟二人仍不允。
　　“倮倮”们火起，乱枪齐发，呐喊冲来，掠走人质，劫去枪支，钟伯琴邱为岗和团丁们被赶进河中溺毙。李德吾奔逃进森林，被一彝人抓获，活活灼烤数日后，被人分而食之。
　　数百人枪，仅30余人脱逃──他们多是彝兵，人熟地熟。
　　各家支得枪数百，财物亦丰。利欲熏心，胆也壮了一把：
　　今天回去抢大桥，明天一早，把“红脑壳”一哈打整了！
　　结盟前，一场血的见面礼……
　　红一团一进大桥，刚好和罗洪家进大桥抢掠汉民的娃子们撞了个对头。
　　娃子们一看“红脑壳”那个阵势，立马就作鸟兽散。
　　红一团侦察排手快，逮住十来个。
　　大桥的汉族群众觉得很解气，纷纷出来欢迎红军：
　　“你们要是不来，狗日的‘倮倮’就要把大桥烧球喽！大家都活不成，赶紧杀猪，请红军先生吃‘九碗’！”
　　“九碗”者，宴席是也！
　　红一团早奉有命令，朱总司令的布告背得是滚瓜烂熟，自然来了一番“政策宣传”，把逮住的娃子们请入席间，一通猛灌，辅以“汉彝一家”的招呼，当晚放回。
　　次日一大早，红一团上路。正遇上李德吾部被扒了衣服放回的官太太们，鼻涕口水，哭天抢地。
　　红军战士扔几件衣服过去，继续走。
　　红一团主力过去后，一路在架桥修路的工兵连落在后边。
　　彝民们一拥而上，象扒官太太们一样，把工兵连也扒了个精光。
　　工兵连那个窝囊哟！有枪不敢开，有刀不敢砍，工兵连指导员罗荣被扒了后还挣扎着喊：
　　“总部有令，不准开枪！”
　　光着屁股的工兵连狼狈退回大桥。
　　前头也麻烦。
　　“彝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给红一团造成了伤亡，不断有战士被击倒，然而大家仍然“头不抬，眼不眨，只管向前”，以致于数十年后当地仍有老者称“那些先锋队红军硬是枪子不进”。
　　向导请求还击，红军战士称：
　　“上级没有命令不能打！”
　　“我们不打小蛮！”
　　……
　　先遣队进至喇嘛房，四面山上喊声不断，枪声骤密，伤亡亦增。
　　刘、聂登高一望，不得了的个不得了，到处都是彝民。向导介绍，前为沽基家支，东是倮伍家支，后为罗洪家支，……
　　红一团三面被围。
　　刘伯承命号兵吹号：部队停止前进。老聂，你让宣传队喊话，我来布置阵地，准备自卫。
　　僵持几小时，天色渐晚，喊话无效果。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回。
　　刘聂二人一商量，妈那个×，打！不打一哈，看来是走不了喽！
　　得，让头人们见识见识红军的厉害。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正不是心思，听到这个当然高兴啦。神炮手赵章成的迫击炮先砰砰两炮放过山后──故意的，尽量不伤人嘛！三挺机枪朝着东南方向一通招呼，6个红军战士抱着“花机关”泅过海子，
　　一口气冲到山顶，哗哗哗一通连珠声儿响，把一山的正在吆喝的彝民撵得乱跑。
　　头人们哪见过这个，手忙脚乱，裤子都不提就扑下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再不敢来生事儿。
　　家就在这里的小叶丹没地儿跑，也着了慌，心想这官军看来是非把寨子烧了不可。
　　不过这家伙汉语很精通，听明白了“红脑壳”喊的东东，于是叫来随身娃子沙马尔各（有资料称其为小叶丹四叔，其实不是，而是为了抬身份临是赠了个老辈子的名份）前去跟红军套近乎。
　　沙马尔各战战兢兢来了，见到两个红军（肖华？冯文彬？）。
　　红军问：“你们这里哪个管事？”
　　“小……小叶丹。”
　　“不要怕，把他喊来嘛，我们是打蒋家，刘家的！”
　　“好……好！”
　　……
　　小叶丹为了家支不被烧杀，也战战兢兢带了15个随从下山来。
　　还没到海子边，看到几个端着雪亮刺刀的红军战士，吓得随从们纷纷后退，小叶丹也不敢走了。
　　对面来了个戴眼镜的红军，笑盈盈地迎上前来。
　　小叶丹腿一软，扑通一声就往下跪，赶紧洗清自己的罪责：“打红军的是罗洪家，他是我的冤家”。眼镜红军赶紧上来扶一把：“不要跪嘛，汉彝一家，刘家才是我们的死对头嘛！红军北上抗日，借你一条路，帮个忙嘛！”
　　“海子那头是罗洪家管，这边我们管，你们过路，我们保！我们吃个血酒，大家讲和不打？”
　　“要得嘛，要得嘛！”
　　没有酒，从海子舀得两碗清水；抓只鸡来，一刀跺下脑袋。
　　眼镜红军──噢，红军称他刘司令，军神刘伯承是也──端起一碗清水：
　　“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红军永远保卫彝民。”
　　“我小叶丹愿与刘司令结为兄弟，我的地方永远保护红军，如果打了红军，象这只鸡一样地死。”
　　……
　　“刘司令，海子那边是罗洪家的，他是我的对头……”小叶丹还是放不下要红军踏平罗洪家的念头。
　　“罗洪家有啥子了不起嘛，要打，一个下午就把他龟儿踏平罗。不过他们跟你一样，是穷人嘛，不能打噻！”刘伯承当然不会上这个套子，借着这个由头，就讲开了革命道理。
　　……
　　大家手拉手，回到大桥头，喝酒，授旗，送枪。
　　次日，先遣队和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彝区。
　　授了一面旗，并不意味着多了一支红军部队。
　　刘伯承陪小叶丹到大桥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说：“这里的民族斗争很复杂，彝民与我们硬打是不可能的，但在山上藏起来向我们打枪则是可能的，也可能杀害我们的同志。”
　　毛泽东称：“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的民族政策是早就规定下来了的，不能歧视他们！”
　　当然不能歧视，不但不能歧视，还要重视。
　　刘伯承除了给小叶丹送枪送银元外，还授了一面旗“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
　　同时还决定，留下王首道、李井泉等一部分部队、干部，成立冕宁特委，在这里与彝民合作，成立地方武装抗捐军，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还亲自给留下的干部和部队上课，讲“如何开展游击战争”。
　　按红军的章法，不管到哪儿，都要搞个“苏维埃”，还要“扩红”。
　　当然冕宁也不例外，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扩红”。
　　“扩红”很成功。红军过境前后九天，据不完全统计，冕宁县城和大桥一线，有190多人参加了红军（其中21人中途跑回，数人在甘南掉队落户，152人失踪，12人走完长征到达陕北。走完长征的12人中，有3人在抗战中牺牲，其余9人幸存至解放后）。“革命委员会”还向红军输送了200多匹骡马和大批粮食。
　　建立地方武装也很容易，除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外，几乎在一夜之间，冕宁县就建立了有五百人枪的“抗捐军”。彭德怀红三军团还抽出一个营，配备电台，成立游击队。那架势，就是要在这儿大搞一番了。
　　这些个事儿，被有些文人儿们给狠狠铺排了一把，特别是那个“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成了“一直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其实，抗捐军也好，游击队也好，苏维埃也好，乃至“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好，其生命期也就一个多星期。而且，情况还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也就是一个多星期，就不得不“流产”了。
　　首先是王首道、李井泉那批干部和游击队，立马就瞅出来形势不妙。
　　小叶丹是沽基家支的头人，也仅仅是沽基家支的头人。这种家支，在大凉山地区，有数十上百之多，谁也管不了谁。小叶丹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并不等于所有家支头人都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嫉妒者有之，眼红者有之，忿恨者亦有之。你能从红军那里找便宜，为啥我就不能找？红军大队过了，不是还有零散人员么？不是还有后面的小部队么？
　　打他们一秋风！
　　前头的一三军团过境后，五军团的部队就常常被彝民们拦住，要钱，要东西。
　　其中也有小叶丹沽基家支的人，而且还打着刘伯承送的那面旗。
　　给给给，要借路嘛，当然就给。
　　给了，仍然不太平，五军团掉队人员常常就被抢，被扒光衣服。
　　至于游击队抗捐军什么的，头人们压根儿就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你汉人都有武装喽，二天我们又抢啥子哩？找哪个抢哩？听说他们还要“打土豪”？会不会哪天就打到老子们头上来了？会不会有一天娃子们都跟球到他们跑喽？老子们又吃啥子喝啥子抢啥子哩？
　　头人们还眼红游击队抗捐军的那几百条枪。
　　最后来的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是在云南彝区泡大的，一鼻子就嗅出了这里面的火 药味儿。九军团部队过境的时候，大队全部抱成团儿走，医院机关后勤裹在其中，机关枪张着口，刺刀亮晃晃，前头一色儿的“花机关”。
　　妈那个×，谁来讨便宜，看老子杀你个片甲不留。
　　王首道李井泉也看出形势不对，当即电告中央军委：此地不宜建立根据地。
　　军委回电，游击队撤出冕宁，随九军团迅速北上追上部队。
　　王首道李井泉留下一个连队掩护留下的地方干部，而后随九军团一起，迅速北上追赶部队。
　　5月28日下午，红军主力全部过境。
　　这一下，“汉彝一家”的气氛，就彻底变味儿了。

　　同样是喝血酒，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此人彼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红军游击队留下的那个连队与抗捐军合编后，跟在九军团后边，准备到冕宁北部山区打游击。
　　28日下午，九军团后卫刚一出大桥，跟在后边进大桥的抗捐军就被一街筒子的彝民武装给堵住了。
　　要枪！
　　抗捐军领导人陈野苹黄应龙一看味儿不对，合计一把，认定不能在这儿打游击了，得赶紧跟上大队北上。但要贯彻民族政策，又不能与彝民们硬打，决定学一学刘司令，跟头人们喝一把血酒。
　　当晚，抗捐军领导人与罗洪、沽基、倮伍三个主要家支头人，在川主庙（今大桥小学）内喝血酒，大家盟誓保抗捐军过境。据目击者称，酒喝得极其热闹、排场（比刘伯承小叶丹那以水代酒的结盟堂皇多啦！），拍胸脯打保票，称兄道弟，大家都是义薄云天，豪情万丈。
　　29日晨，抗捐军一上路，一路上就有彝民们“热情相送”，三三两两插进队伍，共话“汉彝一家”。
　　队伍行至峨瓦村后的元宝山下，枪声骤起，队伍有红军战士倒下，队长刘彬当场牺牲。
　　红军干部黄应龙（也任抗捐军司令）大喊：“不要开枪，有话我们慢慢说……”
　　抗捐军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和民族政策，不发一枪。
　　插在队伍中的彝民们马上变脸，扑上去就下枪扒衣服。
　　战士们无奈，只得光着身子退回大桥。后来仅数人逃脱，辗转在泸定追上部队。
　　据额理、峨瓦村的一些老人讲：那时大路就在堡子巷口中，最伤看（最不愿看）光屁股。前头是李参军（李德吾）和刘家兵的，后头又是红军先锋队，尾后又是土红军，要数土红军多，还有官太太……
　　前头的抗捐军好容易冲过北山垭口，大部被迫佛村的北路区长李绍周带团丁和樟木沟的彝人拦截住，只有少数路熟或有亲人掩护的在晚间逃脱，其余不是被杀，就是被劫去当了娃子。
　　抗捐军领导人陈野苹脱险后在同学帮助下辗转去昆明（建国后曾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抗捐军和红军游击队，出生一个多星期，就解体了。
　　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当然也就流产了。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中曾这样解释为什么同样喝血酒，结果却不一样：
　　为什么各黑彝家支间常有冤家械斗而后却又能联合行动对付红军部队？为什么头一天歃血，第二天便违盟呢？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的掳掠本性恐怕是主要原因，任何民族在奴隶制社会阶段都是如此。黑彝家支在“向外掳掠奴隶、土地及其它财物或者防御这种掠夺”，“镇压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抵御外民族的进攻”都采取联合行动（《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歃血”在当时彝族社会中是相当可靠的，但在关系到枪支问题上，“歃血”却并非绝对可靠。因为对经常冤家械斗、对外掳掠的奴隶主来说，枪是最重要的。如红三军团留在会理的另一支游击队，当地奴隶主与红军指战员一边谈判杀鸡歃血，一边却又调集武装袭击，致使这支红军队伍全军覆灭（德昌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游击队在会理岔河遇难经过的调查报告》）。刘伯承与果基约达（即小叶丹，下同）歃血为盟，是在击散围攻的头人武装后，英勇善战的红军被看成“神兵”的情况下进行的，方使红军大队顺利通过彝区。对抗捐军这支弱小队伍，就算喝了血酒的几个头人诚心保送，其他头人在枪的诱惑下也来必买他们的账。因为凉山黑彝家支林立，互不统属，家支间和家支内部头人对等。再有，长期的经验，使他们懂得避强凌弱的策略，对待红军也一样，工兵连、抗捐军正是其猎取的对象。
　　关于抗捐军的失败与果基约达的问题，抗捐军政委陈野苹（曾任中组部部长）有多次谈话、信函和文章谈及。大致是：队伍开到大桥场，彝族人已塞满这个小镇，约达的一些人打着刘伯承给的那面旗帜来向我们要枪。当晚，罗洪家说，约达不可靠，有反心。喝血酒时，约达不肯发誓。第二天队伍出发后，彝族人三个两个插进队伍中来。途中，罗洪家又说，邓秀廷部从枧槽到前边截击抗捐军去了。到了峨瓦山脚后，决定转向西去罗洪家的地区，约达说与罗洪家有冤家不去。队伍原地休息，不一会彝民开枪了。红军游击队长刘彬当即牺牲。红军指战员思想上无准备，鱼龙混杂中队伍乱了，失去指挥，抗捐军瓦解。
　　关于沽基小叶丹是否参与了这次事件的策划，他们是这样分析的：
　　作为主要当事人的陈野苹，从40年代起便多次写过有关材料，当地目睹者的回忆也能与之相印证。约达是否参加和阴谋袭击抗捐军（红军游击队），省、州联合调查组《调查报告》在肯定其“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绩”的同时说：“现有材料还作不出定论”，“可能性不大”。我们在此试就自事人的材料结合其它资料作一分析。
　　其一，罗洪家提供的情况不正确。据亲历人资料，邓部直开冕宁县城，并未派队去枧槽方向，且30日才到县城。薛岳中央军都不敢紧追红军，川康军刘元琮旅在沪沽刚吃败仗，才叫邓部追红军。老谋深算的邓秀廷自然不会冒风险。罗洪家的情报，很明显是想将抗捐军引到自家地盘而独吞其枪支，而峨瓦为汉族村，是果基家的势力范围。
　　其二，约达的人要枪是明要。约达歃血时不肯发誓，可看作其心境坦诚，他已保不了抗捐军。当时的情况是，冕宁北部各黑彝家支武装聚集大桥场一带，雅砻江畔的黑彝家支也来了（据省、州《调查报告》）。这些人来的目的都是盯着抗捐军的数百支枪。前一天红九军团通过，便虎视耽耽，当发觉其力量强大后，才未动手。《王首道回忆录》中说：“红军主力北上后”，彝族头人“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如前所述。在彝族奴隶主社会中，黑彝家支搁私仇联合行动、对“官兵”避强食弱及对枪看得很重，如此大势所趋，约达保抗捐军近乎不可能。
　　其三，约达管辖的仅是果基家支的—部分，力量有限。尽管有“彝海结盟”，后卫红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不少人”。红军战士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扑过来”。黑彝家支无论力量大小都互不统属，都为各自的利益所着想。对果基家支内的其他支头人。约达是约束不了的，更何况还有本家以外的罗洪、倮伍家支武装。红军先遣团歃血后顺利通过，有其自身的军威震慑，抗捐军就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因之，可以理解为，约达是爱莫能助。
　　至于各黑彝头人的图谋计划，约达为什么不向抗捐军领导及时透露，是迫于压力，还是想从中分一杯羹，因资料有限，本文就只好存疑了。
　　笔者对这个分析，大部同意，小部分持保留态度。
　　保留部分为：小叶丹参与策划或默认这个策划的可能性，极大。
　　对小叶丹来说，一面旗帜，是封号，还是信物？
　　彝族头人们得了李德吾的枪，又得了红军抗捐军的枪，也只在手中玩儿了几天。
　　5月30日后，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邓秀廷也回来了。
　　国民党军队一打回来，首先就是搜捕红军掉队人员和抗捐军人员、苏维埃干部，天天设杀场杀人。
　　抗捐军中，仅在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24人之多。
　　冕宁、大桥一带的老百姓都说，这些人，都是汉子，宁死不屈，就义前高呼口号，慷慨赴死。其中有的烈士是红军过境时才发展的新党员，党龄不过几天，还有一些帮红军办过事带过路的群众。
　　当地袍哥佩服这些汉子，卖通行刑人，给他们扎上英雄结，披红挂彩，让他们死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他们都表现得大义凛然，临刑前高呼口号：
　　“红军万岁！”
　　“红军二天要回来的！龟儿子等到起！”
　　“你们不要楞格凶，老子要拉你来作伴！”
　　“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个小伙子，再来干！”
　　……
　　据说，有“勘乱善后委员会”的头目，硬是被这些人吓得卧病在床，整夜梦见“索命鬼”，最后吓断了气儿。
　　国民党薜岳部队其实没什么可怕，他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又被红军拖得很苦，打不起什么精神头来。彝民们对他们的散兵游勇照抢不误，对部队也多有骚扰──彝民们把他们也当“刘家军”。说实话，如果不是蒋公严令，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个勇气和力气跟着红军撵。
　　可怕的是邓秀廷，这家伙是个彝人，刘文辉“以彝治彝”的活标本。
　　此公本来也不是什么大角色。刘文辉兵出康巴寻找生存之地之时，曾被由英军顾问指导的西藏藏军阻击于甘孜，相持数年毫无进展。1932年，这邓秀廷指挥一支彝兵参战，他们爬上甘孜城东之鸭盖山，附敌侧背，打开僵局，解决了刘文辉数年未决之问题，是以功耀升，官做到了团长。后来，又被刘委以旅长重任，称“彝务指挥官”。这家伙，对彝家那些东东的根根梢梢，一清二楚，以离间之法打拉之策胡萝卜加大棒整治之，比较奏效而又得心应手。这里的大大小小的家支头人，对其是又恨又怕。
　　邓被薜岳委以冕宁县代县长之职，邓部参谋谢如东代其行事。
　　这谢如东人称“谢屠夫”，杀人不眨眼，冕宁县城牢房都塞满了被俘红军、抗捐军战士和被株连九族的百姓、彝民。
　　谢勒令各彝支将掠去的李德吾部和红军、抗捐军的枪支和财物缴出，否则灭村毁寨，杀无赦。
　　各彝支大多不敢抗拒，交回了枪支和财物。
　　应该说小叶丹还是有几分血性的──也许刘伯承播的那点雨露还滋润着他。
　　沽基家支武装──也就是“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占据着峨瓦山垭，举旗不缴枪。
　　邓部两个连进驻峨瓦村，整日攻击，你来我往打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小叶丹不支投降，缴回了枪支，为保家支平安，还给邓部缴纳了一大堆银元。
　　就是小叶丹本人，还被拉到邓部当了一年多的大头兵。
　　就这么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消亡了。
　　老红军陈靖重走长征路后撰文所说：“如果说彝民生来就和红军有骨肉之情，红军一到，作为奴隶社会的头人小叶丹就晓明大义，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方夜谭。”（《解放军报》1987年9月12日）
　　的确如此！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文章《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认为：“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度特点而论，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
　　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小叶丹没把刘伯承所赠“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那面旗帜交出来。而这面旗帜，当时知道的人很多，沽基家支的人也雄纠纠气昂昂地扛着到处显摆过，邓秀廷没有理由不追这面旗帜的下落──这是邀功请赏的资本。
　　再者说啦，对小叶丹们来说，那年头，这沾“红”的东西，就是杀头灭九族的罪。
　　个中缘由，既有前川军名将刘伯承个人声威的作用──川人呼之为“神龙”，也有彝家“歃血习俗留下的信物必须保存”的传统习俗的作用，当然是不是也有在事过境迁祸事落在自己身上之时所产生的对那支真正平等对待彝民的队伍的感念和愧疚之情，也未可知。向邓秀廷认输缴枪之际，小叶丹未必在心中就没有如此思衬或推理过：如果几百人枪的红军游击队和抗捐军存在且自己能够与之联手，互为犄角，彼此呼应，邓秀廷两个连就能缴我的枪？
　　彝族头人小叶丹与后来那位为汉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牺牲在昌都的格达活佛还不太一样，格达在藏民族中算“高级知识分子”，出家人又没有头人领主那么多的利益牵挂，在与朱总司令等亲密相处的好几个月中，耳濡目染，不能不为这些盖世英杰的磊落风范以及他们那支队伍奉行的“民族政策”和对藏民族平等相待的真诚所熔化。而且，格达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种感性认识，后来已经升华到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种理性的投入──十多年后为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活佛甘冒斧钺而慨然请命赴昌都为使，不正是这种由“士为知已者死”的心态和“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完成祖国统一是藏族人民的福祉”的认识驱使下所产生的当然行为么？
　　而小叶丹作为一个奴隶主，能象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这么着一把，好象那意思也就算差不离儿了──我们总不能用“革命战士”的要求，去苛求一个与红军领袖接触不过几小时的奴隶主吧？同理，我们当然也不能随随便便潇潇洒洒地就赋予这位奴隶主以“革命战士”的身份、地位和荣誉吧？
　　参照后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会师后“北上”与“南下”之争，除了政治军事战略方面的高下优劣之分外（这是最重要的），不能不说，毛泽东等之所以坚持北上方针，反对南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还含有从这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辟根据地的切身经验教训中得出的警示！“民族政策”，必须在有彻底贯彻实施并使各方充分认识和理解的时间和空间的前提下，才具有真正解决历史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之可能性。笔者曾在大凉山区插队落户数年，据老人们讲，这里的真正“解放”，是在1959年，而不是1949年，解放后，这里还整整打了10年仗。头二年稳定局势，然后三年进剿国民党残匪、然后五年民主改革剿灭叛乱奴隶主，完成彝区土改，人民公社化，调整和解决汉彝关系……
　　笔者乡里许多彝族群众，改革开放以后，就长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对毛泽东“一分为二”──没有毛主席，哪儿来娃子们的今天？娃子们哪有地种有衣穿？哪儿来彝汉团结和眭相处的太平盛世（汉族群众说，没有毛主席，谁敢大摇大摆在大路上走而不怕被“倮倮们”抢？──笔者乡里有老人逾60而未到过20里外的县城）？县里那位“娃子县太爷”每逢节日，就要穿上当年参加“西南少数民族进京致敬团”时毛主席亲手相赠的一套毛料人民装（他也亲手献给毛泽东一件“察耳瓦”），进京拜谒“毛主席纪念堂”，见着毛泽东的遗体就下跪，谁也拦不住──有一次，“娃子县太爷”与人喝酒吵架，喝着喝着俩老头就摔酒杯，为的就是能不能对毛泽东“一分为二”。
　　既或是抽去“毛泽东”这个符号的“个人崇拜”部分，这个符号的本质内涵会有什么改变么？
　　不会的，因为至少在这个符号存活的时代，它代表着中华民族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新国家！
　　这一切，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是不能想象的──这不正是从“彝海结盟”这种粗浅形式的雏形发祥，从而逐步完整完善的么？
　　而在红军自己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和空间来耐心细致地解决“民族问题”。再好的“民族政策”，不也要给人以认识和理解的时间和空间么？
　　然而，“彝海结盟”仍然不失为民族团结的一面旗帜。在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这毕竟是真正实现彝汉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一个范例和始端。而且，也的确是中国工农红军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一大胜利。我们以多视角去观察历史现象的多元性的目的之一，不也正是为了深化对多元历史现象的最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把握，从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么？
　　小叶丹本人于1942年5月18日死于一次家支间的械斗，时年49岁。
　　1950年3月冕宁解放之时，“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旗帜，由其夫人交给了解放大军。

　　对兄弟来说，红军走过的雪山和草地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中经过的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地域，兄弟一直想真正克隆一回他们的行程。为这个兄弟曾经尝拭着对个别地段进行过小克隆，这才发现这个克隆计划过于庞大其实是很难完成的。红军三大主力翻越过的雪山加起来十八座之多（其中有的雪山翻越过2～3次），其中大多数都人迹罕至今都没有车行路。
　　草地路线更是如此，真正最困难的草地路线连地图上都找不着地名。
　　但越是如此兄弟越是挡不住这个诱惑，想挨个儿克隆的计划也始终在心中转悠。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坂山、昌德山、打古山5座雪山，除了夹金山，还有4座还没有印上过兄弟的车辙印或脚印，所以兄弟为这回国庆大假安排的计划是一个到雪山草地探路的计划：从成都出发，翻巴郎山到小金，再沿抚边河北进，翻越梦笔山到卓克基、马尔康，尔后沿梭磨河谷上行至刷金寺，探询由马塘翻越长坂山到黑水马河坝的路线情况，再经中壤口翻长坂山垭口到黑水，探询翻越昌德山、打古山到毛尔盖的路线情况，尔后再沿毛尔盖河上行至毛尔盖，了解从毛尔盖经屈锦桥、腊子塘、分水岭到色地的草地行军路线，尔后翻越腊子山，由镇江关、茂县、汶川返回成都。
　　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组织”的批准。
　　2004年9月30日，车队从成都出发，同行的队友有：领队唐皓、队友裴红信、杨立、王生、王艺森夫妇、胡旭辉夫妇、叶光伟夫妇还有兄弟我，队长张林驾汽车殿后。
　　这一次的计划行程为5天。

巴郎山下：一个下午两起事故
　　出行第一天的目的地是小金，总行程294公里。
　　这条道路况很不错，兄弟等都是轻车熟路。美中不足的是都江堰到映秀这一段正在修电站，路挖得是稀烂，在成都和阿坝州之间形成了一个30多公里的瓶颈，堵着的汽车少说也有数百辆之多。当然这对摩托来说不算个障碍，但坑坑洼洼也弄得大家连人带车都是一身泥泞。
　　在映秀的分岔口大家作了短暂休整，然而便在水泥道上你追我赶撒开了欢。兄弟知道这个日子巴郎山上肯定很冷，所以弄了个羊毛面罩戴在了头上。兄弟临行前头一晚工作到很晚，这羊毛面罩很暖和却也很坏菜，穿戴得太暖和抵御了寒冷却也滋润了瞌睡虫，上得海拔3000米后渐渐地就有阵阵睡意袭来……
　　巴郎山东坡相对高差很大，又是阴山十天有九天都是大雾弥漫，兄弟上山时不断地警醒自己用意志跟瞌睡虫搏斗，所以还算顺利地就到了垭口。兄弟等上得垭口时发现已有冰雪覆盖，山上还几位挺水灵的藏家妹妹在卖烤羊肉串，大家一见当然是一拥而上一人来了几串，暖了身又暖了心又继续前行。
　　这巴郎山垭口海拔有4,480米，当年红四方面军接应中央红军时曾在这里放过连一级的警戒哨，后来南下时又在这里把川军部队撵下了山，红军一路穷追猛打一直追过东坡的邓生、三道桥，所以算起来这应该属于红军翻越过的雪山之一。
　　羊毛面罩加上羊肉串暖身又暖心对兄弟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刚压下去的瞌睡虫又开始猖獗，加上巴郎山西坡的路况很好到日隆的路程又很短，兄弟也比较放松不再警醒。下山不过十来公里兄弟就在迷迷糊糊中被脚背的一阵剧痛惊醒，睁眼一瞧原来兄弟已经把车开进了路旁的排水沟，水泥沟沿狠狠地跟兄弟的脚背热吻了一把。而兄弟负痛之余也深感庆幸：兄弟走的是靠坡一侧而不是临崖一侧，否则就不是脚背与沟沿亲热而是身体与崖底接吻了。
　　这当口队友们都跑到了前边要在猫鼻梁去看四姑娘山，兄弟处于无助地位也没有力气把车从沟底抬上路面，兄弟好不伤心一屁股就坐地下偷偷地洒下了痛苦的泪水，路过的车辆目睹兄弟的凄然之状都纷纷问兄弟需不需要帮忙，兄弟心想要让你们帮了忙不是便宜了兄弟那么多牛B哄哄的队友，兄弟就不信他们这么久不见兄弟撵上来还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往前闯……
　　果不其然，一会儿功夫队友们就纷纷回头来寻找兄弟，看见兄弟如此痛苦不堪赶紧抬的抬车扶的扶人。而兄弟缓过劲儿来马上就在队友们面前作了一把坚强勇敢秀：弟兄们不用管兄弟兄弟绝不拖各位的后腿，兄弟一定要坚持继续驾驶完成这次行程。小伤小灾放不到俺老九，前头还有雪山还有草地兄弟咋能就此罢休……
　　于是兄弟负痛继续驾车往前走。
　　兄弟除去面罩让冷风扑面吹来，再加上这一惊吓的效果，瞌睡虫也跑得无影无踪。这时天上下起雨来，冒雨行车别有一番感觉兄弟的神经很快就达到了兴奋状。然而兄弟兴奋了有人却迷糊了，队友王艺森仗着他的技术不错，搭着他的女朋友风驰电掣冲在最前头，结果在弯道上与一辆大卡狭路相逢，错车不及连人带车就卷进了卡车的后轮下。万幸的是卡车硕大的轮胎反弹了一把又把他们给弹了出来，人脱了险车却被辗坏了保险杠……
　　这个事故出得又惊又险把队友们都惊吓得魂飞魄散，“组织”当然更是拉下脸来把王艺森痛斥了一番。而兄弟紧张之余也松驰了一把：有王艺森这冒失鬼垫背兄弟的错误看来已不成其为错误。谁知兄弟刚刚松驰“组织”却建议兄弟把车让王艺森骑上，兄弟则改乘队长张林的汽车，兄弟一听立马再扛起一脸的坚强勇敢秀：兄弟打死也要自己完成这次行程。
　　王艺森的摩托行程到此完结，他那破碎的座骑也就只好托运回家。
　　到小金安顿下来天色已晚，兄弟填饱肚子倒头便睡，连小金城夜里放焰火都没惊醒。

两河口：两座雪山在此握手
　　小金县城位于沃日河畔，是个相当漂亮的小城。
　　这个小城原名懋功，解放后才改名小金。城里有座天主堂，天主堂前有个广场。当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就在这里举行了会师联欢大会。如今这会师广场也树起了一座会师雕塑：两位红军战士相互握手。从审美和历史的角度来说兄弟对这个雕塑很不以为然，这也不知是出自哪位蹩足艺术家之手，人物形象呆板而且比例也不协调，远不足以表现两军战友会师时那种期盼已久喜极而泣的感情。尽管后来两军因种种原因造成了事实上的分裂，但至少在会师之时大家是团结一心亲密无间的。国庆之夜小金县城非常热闹，藏胞们不过春节所以这里国庆是第一大节竟然比春节还要隆重。放鞭炮放礼花甚至还有红透了半边天的焰火，盛装的藏家美眉还翩翩起舞跳起了锅庄。兄弟等没赶上昨晚的锅庄会很是遗憾，但在离开小金前往卓克基的途中却得到了某种补偿：在小金前往达维和卓克基的分岔口老营，载歌载舞的藏汉群众舞着龙戏着狮也在庆祝国庆，其间还有众多喇嘛在为共和国的生日祈福，这一幅民族团结的景象真是令人不胜感慨。数百年前这大小金川地区曾是民族矛盾最为尖锐也是最为复杂的地区，从干隆10年（1745年）大金川土司叛乱开始，到干隆41年（1776年）大小金川土司叛乱彻底平息，清政府为在此地断断续续用兵长达31年，其间多有起伏和曲折，清军损失惨重地方也糜烂不堪。这大小金川地不过千里兵不过万余，而清军仅最后一次平定叛乱的用兵规模竟在五万以上，耗银更达7000万两，用兵之难远甚于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回乱”，可见此地的地形复杂和民风强悍，就连能征善战打遍了半个中国的八旗官兵也不能不叹为观止。
　　大小金川之役对大小金川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虽然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巨大，但战后的安定促进了民族融汇，使当地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战争中，这里也是红四方面军转战甘阿的革命老区，在这片地区曾经出现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个少数民族革命政权“格勒得沙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也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辖有懋功（今小金）、绥靖（今金川）、抚边、崇化（今庆宁）、丹巴等地域，还有一支少数民族骑兵为主的“格勒得沙中央政府民族革命军”。“格勒得沙人民共和国”和甘孜、道孚等十二县组成的“波巴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的加盟共和国，这是全仿制苏联模式的产物实际上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毕竟也是在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争取少数民族自决自治的一种尝试，而且在那个时期的革命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最终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政权形式，也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理论的一个完善和贡献。
　　离开了老营车队沿抚边河一路上行，没多远就到了两河口，这两河口是个分岔口，沿抚边河北上是梦笔雪山，从虹桥沟东行是虹桥雪山。这两座雪山都是红军翻越过的雪山，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的总部就已经到了虹桥雪山东坡下不远的杂谷脑（今理县），而红三十军则在李先念率领下翻越虹桥雪山沿抚边河南进至懋功（今小金）去接应翻越夹金山而来的中央红军。两军会后中央为迅速确定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电请张国焘到两河口中央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于是张国焘也从杂谷脑翻越虹桥雪山到了两河口……
　　两河口会议是一个成功的会议，会议确定了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并委托刘伯承拟定了《松藩战役计划》，决定会合后的两军分左中右三路北进，攻占松藩后北取甘南以“赤化川陕甘”。
　　兄弟等还没进两河口远远就见到了一尊挺醒目的汉白玉的毛泽东雕象，一猜便是两河口会议旧址。估计这是个文化大革命产物，与两河口的环境和历史背景其实根本就不协调。待驱车到了近前一看果不其然这是个挺漂亮的门坊，匾额上书有“两河口会议旧址”，不过也看得出来这虽是旧址却也是新屋，而且建成的日子不会太久。请看门人打开门一看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唯一的纪念物是一个静静躺在一间小屋里破碎石碑。石碑上镌刻的标语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商人无论大小所从何业，在苏维埃法令下可自由开业”……
　　看门人告诉兄弟这个旧址是上面拔款100万重建的，但真正到账的只有70万，文物收集整理基本上就没有展开，连他这个看门的事由也是个没什么收入的兼职，全凭着对毛主席的感情他才在这里勉为其难地对付着操练。他告诉兄弟这旧址后面坡上有座庙毛主席曾经过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庙的旁边塑起了一座他的的塑象，前几年有人想拉走当文物出售，两河口的老百姓一听这事儿很不高兴提着扁担锄头就去硬抢了回来，现在还真就把这座塑象当成了菩萨，披红挂彩接受着四乡百姓香火的祭祀。
　　兄弟唏嘘一番也顿生感慨：老百姓要真是喜欢上谁了那可真是谁也奈何不了。
　　据老乡们说虹桥雪山景色相当不错，很有旅游开发价值。但那里迄今没有大路只能步行，兄弟也就又把这个诱惑留在了心底。

马尔康：藏家大婶要和兄弟结亲家
　　离开两河口就开始上坡，由于海拔已经很高所以上梦笔山好象也没费什么事儿。上得垭口后兄弟用海拔表一打是4080米，和夹金山一样这里也是小金与马尔康的分界岭，周围有不少雪峰而垭口积雪实际上并不多，而且都是水泥路面十分宽敞。两河口会议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也翻过了这座雪山垭口向山下的卓克基前进，准备沿梭麿河上行绕道草地去攻打松藩……
　　兄弟等在垭口盘桓一阵也去了卓克基，这卓克基是个著名土司索观瀛的官寨，两河口会议前中央红军的先锋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邓富连）就已经夺占了这里。说起来这个仗打得很是有点好笑：红军与土司兵在梦笔山下狭路相逢，红军喊话宣传原本并不想打仗，但土司藏兵开枪打死了红军的向导，朱水秋邓富连一怒之下就一冲而上，藏兵们一看抵挡不住就退回七层楼的官寨据险抵抗，地形不利红军冲不进官寨两边形成了僵持，到了夜里为联络后续部队红军打了几颗信号弹。这一来歪打正着立马就把信神的藏兵吓掉了魂魄，以为这是红军施法术降“神火”要烧掉官寨，纷纷乱哄哄拥出官寨拔腿就跑……
　　于是红军兵不血刃就取了这官寨。而与此同时从杂谷脑（理县）、米亚罗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一部也翻越鹧鸪雪山相继占领了马塘、梭麿、康猫，控制了这一线从大小金川地通向黑水和草原的交通枢纽。
　　索观瀛土司是当地藏族人士比较罕见的有些文化修养的贵族，寨中有不少藏书。嗜书如命的毛泽东住进来的时候大为兴奋：没想还能在这个地方见到这么多文化食粮。据说当时索观瀛置于案头的《三国演义》还翻开着，说明官寨主人临行前还在阅读。。而这个情节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多年后新中国成立，索观瀛在共产党政权和国民党残部间左右逢源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选择了共产党。1952年他作出了作为少数上层人物参加西南少数民族致敬团进京，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还特意还提起了当年这一段往事，令索观瀛惊诧不已也感动不已。这也成了索观瀛思想转变的真正开始，回到家乡后他积极参加了剿匪和藏族自治区的筹建工作，还争取了一些尚在徘徊中的上层人士，后来还成了四川省民委的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索观瀛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经历一场红卫兵批斗后死于脑溢血。
　　如今这官寨又在重建，据说还是许多影视节目的拍摄基地。官寨前几位漂亮的藏家妹妹在招揽生意，住藏寨一夜的费用竟然高达三四十块。兄弟等听了直咋舌头：这TMD简直是活抢人，看来这一方水土靠着州府老百姓赚钱赚得真是太容易了。唐皓原本就是个很会当家的领导自然也不愿让大家放这个血，一声招呼大家一踩油门儿几分钟就冲进了马尔康。
　　马尔康是阿坝州的州府，兄弟等在城里绕来绕去始终找不到便宜的所在，宾馆什么的动不动就是几百大毛。最后还是唐皓他主意打得挺好，他径直去了林业局招待所找到了一张大团结就能对付一夜的好地方。这个好地方此间好正有一个热闹的聚会，一大堆热情的藏家妇女捧着酒碗见了兄弟等就一人敬一碗要兄弟等跟她们“干”。原来这是梭麿河对岸的峨地村妇女们在这里过国庆“打平伙”，她们把老公打发回家伺候牛羊自已却在这里潇洒。见了一身泥泞的兄弟等她们花生瓜子核桃苹果什么的就往兄弟口袋里硬装，兄弟没见过这阵仗赶紧四方作揖鞠躬连连致谢，然后接过酒碗就一气干了两大碗……
　　有位藏家大婶人挺爽朗，跟兄弟干了一碗就问兄弟有没有儿子她有个孙女想跟兄弟结门亲家，兄弟借酒盖脸也信口胡说八道：兄弟有儿有女很愿意跟藏家美眉打亲家，藏家美眉个个都漂亮歌也唱得很好，兄弟恨只恨当年结婚太早，要不然一定也会在这方寻个藏家的丈母娘。大婶你当年你肯定也愿意自家的姑娘找个汉家的金珠玛。
　　大婶呵呵一笑得是得意：我老公他就是个汉族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下来的金珠玛，后来我们一起在这里安了家，他是我们藏家的女婿我们现在儿孙绕膝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家庭。我孙女她现在在汶川上大专她学的是电脑，人长得很水灵要不你先瞧瞧……
　　说话间她真就扯过身边一位小姑娘，小姑娘明眸皓齿的确是个美人模样。然而话说到这个地步兄弟也不敢再打诓语，赶紧双手抱拳连道抱歉抱歉刚才是玩笑晚辈的确没有子女，不过晚辈一定为大婶你时刻留意寻访，要有了合适的好小伙子一定先给您写信汇报。
　　藏家大婶说你是条汉子说话要算数，我们就再干一碗大家都记牢。
　　兄弟一咬牙一跺脚一口闷下了这碗酒，反正脚痛得厉害兄弟正好睡个痛不醒的醉觉。

昌德山：红军为什么这样走？
　　第二天一大早车队又整装出发，这时兄弟的脚背已经肿得老高。
　　然而兄弟即然已作了一把坚强勇敢秀，当然只能坚持到底不能回头。脚背疼痛难忍踩不着发火杆兄弟只好请别人帮忙，踩着了就一路狂奔冲在前头，为的是万一熄火还有队友来帮忙。
　　沿着梭磨河谷大家跑得非常开心，梭磨河两岸红叶绽开景色也非常之好。个把小时后兄弟等就跑到了鹧鸪山下的刷金寺，这刷金寺虽然只是个小镇但确是个交通枢纽地位十分重要，解放初期还一度还是阿坝州工委驻扎的地方。当年中央红军就是刷金寺以南不远的马塘渡过梭麿河翻过亚克夏雪山垭口，又从那里去了黑水的马河坝。这条路是条小道至今都人迹罕至，解放初期部队进军黑水时还在垭口发现了十二具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红军烈士遗骨，据分析可能是红军在这里放的班哨，在垭口上他们又冻又饿最后全都牺牲在这海拔4400多米的雪山上，为纪念他们当地政府后来在这垭口建起了一个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
　　兄弟在刷金寺打探了这条道的路况：摩托肯定上不去只能步行前往，虽然只有13公里但都是爬山，山上空气稀薄当地人一个往返也要四五个小时。于是兄弟在心里盘算了一把，这次去不了下次得想办法步行过去，摩托车可以租车托运走大路从中壤口去马河坝在前头等候。
　　刷金寺附近有座土墙上红军标语还依稀可辩：“红军打胜仗，工农得解放”。原来当年红军主力从马塘附近翻越亚克夏雪山去了黑水的马河坝，另一路却经刷金寺去中壤口准备从龙日迂回到松藩，这一路的先锋仍是红一军团的红六团。红六团能征善战却从来没有打过骑兵，在中壤口他们与土司杨俊扎西千余名剽悍的骑兵相遇，两边打得你死我活最后都白刃相向。这中壤口是片草原地形开阔极利于骑兵作战，红六团打得很是艰难伤亡也很大，最后还是不得不退出战斗撤回了康猫寺。
　　车队行至中壤口即向东转道，此去要翻越亚克夏雪山的另一个垭口。除了垭口的几公里，现在这条道大都是水泥路面。因为这里已经是3000多米的高原，到垭口的相对高差并不大，所以兄弟等很快就上了垭口。海拔表显示出垭口的海拔是4480米，向南可遥望几座更高的雪峰那就是著名的奥太基、奥太美、奥太娜雪山，翻译成汉语那就是“群山之父”、“群山之母”和“群山之子”。这个垭口南下失败的红四面军再次北上时曾经也翻过。
　　在垭口上兄弟与一批绵阳的车友意外相逢，此前兄弟曾在网络上与他们有过联络，他们骑的是清一色了大排量赛摩，刚从茂县过来现在准备前往青海久治。兄弟等与他们在他们在这特珠地方合影留念了一把，然后互道了一番一路顺风便相背而去。
　　下了垭口就是黑水一景奶子沟“八十里彩林”，而兄弟更关心的是中央红军翻越最后两座雪山昌德山和打古山，那两位走长征路的英国青年曾经声称在这里怎么也找不到其中一座雪山──据说还用上了GPS定位仪，所以兄弟也就此更加在意。
　　在距离芦花镇不过几公里的打古沟口，兄弟向一位警察询问路线。这才知道打古沟要开发冰川旅游资源现在正在修路，一切车辆都禁止通行，这条沟有路可以直通到了三打古藏寨，而那里正是中央红军翻越最后一座雪山的起点。当年红军并不是从打古沟去的三打古，而是在由马河坝来时在打古沟西边不远的昌德就进了沟，从那里翻越了昌德雪山去的三打古。1992年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对于翻越这两座雪山的顺序不知为什么打了个颠倒，“……打古山、昌德山”，于是乎两位英国佬想当然地就从打古沟进了沟，从三打古翻过了打古山再去找昌德山，这样当然就产生了“找不着”的问题。
　　不过兄弟也好生奇怪，当年红军为什么不多走两步路到打古沟呢？从地形图上看这里是河谷由此去三打古可以不翻昌德雪山，而且如果再多走一些路的话，从芦花到双溜索再渡过黑水河沿毛尔盖河溯河而上，那就连打古雪山都可以不翻，而从毛尔盖河谷就可以走相对容易的道去毛尔盖──红军翻越两座雪山去了毛尔盖后，还沿毛尔盖河下行到波罗子（今小黑水沟即卡龙沟）去筹过粮。这么着绕来迂去究竟是为的是啥？
　　可能的解释有几个：红军没有当地详图向导也难找；当时芦花附近红军正与土司队伍发生战斗；双溜索、色尔古附近尚未被完全红军控制；毛尔盖河中上游有些地段地形复杂有游杂藏骑可能会成为红军前进的障碍，相对来说人迹罕至雪山可以却减少战斗……
　　进不了打古沟兄弟也看不到打古雪山，兄弟等只好继续前行。
　　昌德雪山和打古雪山继续诱惑着兄弟，兄弟可能还要再来。

毛尔盖：草地在向兄弟招手
　　再向东行没几步路就是芦花。
　　芦花会议旧址也是个土司官寨，只不过远不如卓克基那么气派，而且寨中也住满了人家。当年中央红军进至毛尔盖、黑水地区后，中央政治局曾在这里召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其实是中央与兵强马壮要逼迫中央“解决组织问题”的张国焘之间的第一次权力分配平衡会。毛泽东为了北进大局在这里与张国焘之前妥协了一把，增补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和实际权力很大的红军总政委。
　　作为芦花会议的延续，两个星期后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又进一步作了妥协，增补了陈昌浩、周纯全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设立了以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将领为主的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一、四方面军部队，为的还是两军团结一心执行北上方针直出陕甘。
　　黑水是个很小的县城，唐皓很快就找到了一处住处，也是一人一张大团结解决一个晚上住宿的便宜所在。因为次日是230公里行程的砂石路，所以大家也都休息得很早。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就上了路，30公里左右的水泥路很快就跑到尽头，车队上了去毛尔盖的土路沿毛尔盖河上行。毛尔盖河河谷的风光的的确确是非常峻美，有森林有草原空气中都透着明媚和清新，这里是曾是川西北高原上最重要的林区，98年洪水后才停止伐木而林木工们都改作了种树工。
　　路不好到毛尔盖会议旧址索花寺时已是午后，索花寺座落在毛尔盖村后面的一个高坡上，这高坡上全都住的是喇嘛，离寺院还有老远就有喇嘛们拦住去路说这是佛门清静之地车辆不得进入。入乡随俗兄弟当然也得守人家的规矩，立马遵命停下车从虔诚状一跛一瘸地去了当年会址的大庙。这座大庙其实也是近几年重新照原样克隆的，原来的庙寺早就在战火中被焚之一矩。当年红军在这里曾与胡宗南部的李日基营在这里打过一仗，胡部人马就盘踞在这庙里负隅顽抗，打到最后丘八们又累又饿又惊又怕还是招架不住，这李日基砸了电台带着几个随从撒腿就跑，跑到二十里外的腊子山连滚带爬从坡上一滚而下，丢下了几百人枪他回去还得了个表扬，还有现大洋赏赐连他自己都感觉意外很是费思量。殊不知长官胡宗南此前就有个命令竟然是“带回一兵赏洋10元，带回一枪赏洋20元”。堂堂中央军打仗原来是这般模样，也难怪李日基后来当了军长在陕北与共军打仗还是那么窝囊，打到最后还是连人带队伍都送给了对手完全没得商量。
　　在毛尔盖兄弟打探去色地的路况，这条路就指向中央红军主力去草地的方向。从这里过沿大道去草原村前头不远处有座小桥叫屈锦桥，由此转向东南方向不远就是腊子塘，从腊子塘开始就进入了草地。这片草地人称“小草地”但却比大草地还要难走，据说到处都是沼泽红军战士在这里倒下不少，到色地的百把十公里的行程他们竟然走了4天。途中有个叫分水岭的地方，在那里一条河北去流进麦曲河（黑河）尔后汇入黄河，一条河南下流入毛尔盖河最终汇入长江，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就是在这里横亘着的一串山岭中分道扬飚。
　　这时候天色已经是下午2时，毛尔盖村的村长劝告我们还是不要贸然前往，这条路很烂很烂摩托走起来一点也轻松不了，没有个大半天你们根本就到不了色地。兄弟犹豫了半晌还是选择了放弃，下次准备充分一点找个向导再下决心勇敢地去闯。草地的诱惑对兄弟来说和雪山完全一样，这几个空白兄弟一定要找机会去逛一逛。
　　过草地还有一条路是从腊子山去洞垭（今洞亚恰），在朶里台附近过去不远就搭上了213国道。洞亚恰是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从这里过去的叶剑英率领的红三十军一部究竟是绕行还是翻过兄弟还没有查到相应的资料。但这条道靠近林区应该比去色地的这条道好走，他们出发得早也最先到达班佑，在那里击溃了胡宗南部的守军为大军撞开了北上的大门。
　　有个事情兄弟很不好理解，为什么有关方面会把红军长征纪念碑建在漳腊附近的川主寺而不建在红军走出草地的标志性地点班佑，这川主寺、漳腊一线当时一直住的是国民党军，红军经草地北上就是因为这里到松藩一线早已有胡宗南部重兵驻防，这才不得不冒险过草地绕道北上──其实红军大部队胜利过了草地完全出乎当地人士和国民党“追剿”部队的意外，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竟然还有人敢率部队作这样的艰难尝试。
　　去不了色地车队从腊子山下山沿大道一路疾行去了镇江关，这沿线其实就是当年红军与国民党军对垒的阵线。这一带的风光充分展现了松藩的特点，雪山草原清流茂林农牧林业都相当发达，一派悠扬清丽的田园风光，兄弟常常伫足不前仔细欣赏，盘算的是什么时候带上帐篷再来这里消遥一场。
　　从毛尔盖到镇江关的行程是110公里，兄弟等到达时已近下午6时，而殿后的唐皓等还迟迟未到，把兄弟急得在路口伸长了脖子望眼欲穿张望了几个小时。直到晚上9时才见到他们一身泥泞姗姗而来。原来这条路很长又很烂，有几位队友的链条松驰搅进了减震器，还有一位队友他骑的是辆街车，平路走得飞快而在这烂路上却远不如兄弟们的越野那么潇洒。
　　镇江关距成都只有300公里，所以最后一天车队难得地收了一回早工。

　　2005年元旦，有3天假。
　　按兄弟的下一步设想，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路线是兄弟本年度行程的重点。4年前，兄弟那辆“优尼柯”刚入户的时候，兄弟就兴高彩烈地驾上它往赤水河去也。可惜那时赤水河沿线公路正在修建，兄弟走得是步步维艰，不是几个小时的堵车，就是路烂得挪不动步，弄得天天开夜车不说，“四渡赤水”那几个主要渡口和旧战场还一个也都没能靠上去，“优尼柯”的肚皮上也印满了与大地接吻的唇印──据兄弟估摸，光那一次出行这辆新车就去掉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成色。当时兄弟就萌生了换装摩托出行的念想。
　　因为车队这次另有计划，所以这次出行只有兄弟1人。这也好，这单人独骑的好处一是行动自主，时间上好掌握，二是行程上有灵活性。兄弟出行的关注点本来就比较特殊，有集体参与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少。这一点，其实兄弟早就有思想准备。
　　这次的预定行程是这样的：元旦当日清晨从成都出发，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泸州至贵州赤水市，倘时间允许，至土城宿营；次日由土城沿赤水河沿线公路经太平渡、二郎滩至茅台，倘时间还允许，再往返鲁班场，尔后由茅台入川至古蔺宿营；第三天，由古蔺经叙永、宜宾或泸州、隆昌返回成都。
　　预计行程千余公里。
　　这次出行既顺利也不顺利。顺利的是一路路况极好，人也好车也好，都没出现什么问题，中央红军在赤水河沿岸的各个渡河点一个没少全跑遍了；不顺利的是没能按预定行程经古蔺返成都。另外天气也不好，拍照特别是拍远景的效果受到了一定影响。

旧事重话：“四渡”前的“四渡”
　　第一天应该说极其顺利，下午2时左右就到了泸州──当然代价是省掉了早餐和中餐。今非昔比，从泸州出来经佛荫转道去赤水的碎石“搓板路”现在已经是水泥路面，虽然弯道多一点影响了车速，但较之于4年前颠了6个小时的情况还是有天壤之别。
　　下午4时半左右，兄弟到了赤水──还是收的早工。
　　这时候天色还早，兄弟打听了一下路况，都说赤水到土城有70公里，路况也很好。
　　于是兄弟一拧油门儿便飞奔而去。
　　果不其然，这条道大大地改变了兄弟头脑中对贵州“地无三尺平”的旧有印象。道上往来车辆很少，完全可以放开飚车。然而为安全起见，兄弟还是把时速就保持在七十公里左右，途中几个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时的重要战斗地点或渡口复兴场、风溪口、丙滩（今丙安）、陛诏（今背站）、元厚等也一一停车伫足徜徉了一番。
　　赤水河其实是条并不大的河，红军一渡赤水时正是兄弟此番前来的这个季节，属枯水期，河面不宽，有些地方估计还有可能徒涉，利用渡船搭设浮桥也应该不困难。1935年1月中下旬，红一军团部队在这段河面往返多次，其次数也远远超出了“四渡”的范畴──认真计较起来，“四渡赤水”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央红军全军战略行动上的意义上才能算是准确的。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拟定了一个在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计划。各军团部队分别从集结地向赤水方向开进，而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于1月24日经东皇殿（今习水）攻占土城后，继续兵分两路夹河而进前往赤水县城，为全军打开北渡长江的通路。其部署为：李聚奎率红一师继续沿东岸大道经猿猴（今元厚）、葫市、旺隆场方向进逼赤水；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及陈光、刘亚楼的红二师则在陛诏（今背站）西渡赤水河，取陆路捷径翻越川风坳，经丙滩（今丙安）沿河进至风溪口东渡赤水河，由复兴场向赤水进击。两路队伍都在离赤水城尚有十来公里的地方即与川军接触：从旺隆场向赤水进攻的红一师先头侦察排化装成向赤水守军送铺草的老百姓，准备偷袭赤水，不料却因江西老俵们的乡音露了马脚，在黄陂洞一线即与川军打作一团；而从风溪口渡河前来的红二师刚走出十来里路即在复兴场一线高地与川军打响，双方反复肉搏，也是打得难分难解……
　　与此同时，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与尾追面来的川军郭勋祺部的战斗也极不顺利，态势还相当危急。28日，中革军委急调红一军团回援土城。于是红一军团又从风溪口西渡赤水河，沿红二师来路至丙滩（今丙安），翻过川风坳由陛诏（今背站）东渡赤水河，沿东岸大道向土城驰援。
　　也就是说，“四渡赤水”这出戏大幕拉开之前，红一军团就已经是“四渡赤水”了。
　　这一带属赤水河下游，旅游景点比较集中，山岭虽然并不高大但却有诸多奇峰怪石，附近地域内还有许多很有特点的风景区，如葫市、金沙一带的竹海和“杪椤王国”（据说杪椤这种树在树中的地位相类于大熊猫）、十丈洞丹霞地貌、丙安古寨等自然和人文景观。这几年随着道路情况的改善，这些景点逐渐成为了热点，赤水河绿色和红色两大旅游品牌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车过丙安时，兄弟在河西岸的吊脚楼前盘桓了一把。这吊脚楼是这个古镇的最有特点的建筑：房屋和街道就建在沿河的悬崖上，濒河一面多为伸出崖畔的酒楼茶肆，临窗瞰河，凭栏观景，很有意思。那天正逢场，街面儿上熙熙攘攘很是热闹──由于地形狭窄，所谓街道也就只有容得两人擦肩而过的宽度。昔日的渡口现在已被一座钢索吊桥所替代，不过不能过车，要进镇只能步行。
　　丙滩镇子不大，老房子当年大都住过红军，兄弟在街面上就瞅见两间紧挨着显得很整齐的门脸儿，一间是茶肆饭栈而另一间在出售农具，房门上都悬着一块匾，各书有“红一军团军团部驻地”和“红一军团二师师部驻地”，看来林彪和陈光刘亚楼当年就在这里毗邻而居。
　　从吊脚楼街出来兄弟继续沿河疾驰，一路的渡口都作短暂停留。丙安以南有个不太出名的红军渡口当年的名字叫陛诏，听起来好象挺有点来历，但不知为何现在改了个挺不吉利的名字叫做“背站。”赤水河沿线不少地名本身就很有意思，比如长沙、官渡等，也不知是不是受了“三国”的影响，还有“猿猴”（现在叫“元厚”），是不是跟这儿当年的动物王国有关系也无从得知。兄弟很是纳闷儿，这老地名为嘛要改来改去呢？留着有什么不好哩？
　　过了元厚没多远就到了土城。
　　这时天色已晚，兄弟闯进一家“花江狗肉”，这才吃上了当天的第一顿饭。饭间兄弟与一位船老板侃来侃去侃成了朋友，相约下次兄弟和车队一起来时连人带船就坐他的船去赤水游览沿岸景观。
　　这一天很劳累，兄弟进得一家“长征客栈”睡了一个好觉。

土城战地：开场戏未必是精彩戏
　　土城是兄弟的重点考察地段，第二天一大早兄弟就闯进老街转悠起来。
　　这土城历史很有些悠久，曾是辖有仁怀、承流（今赤水）两县的古滋州府所在，又是古盐道上的水陆码头，很是滋润了一批盐商也滋润了一伙船帮。老街上的房屋也多是川滇黔一带常见的木结构穿逗房，路面也是一级级石阶，风韵独特且乡味淳厚。兄弟一路转着，不一会儿就转到了一间悬着“土城镇医院第三诊所”的砖结构房，门旁木匾上书有“1935年元月毛泽东同志住所”。兄弟有些不解，这砖结构房看样子没有70年的历史嘛，咋就成了“毛泽东同志住所”哩？
　　于是兄弟一头便闯了进去。
　　穿过砖房才发现，原来这里别有洞天，是一个杂乱的简陋小院，院中有一户人家门上也悬着同样一块匾。一问才知道，院中住户虽是老住户但砖房门面却是新建的，而毛泽东住过的这家主人是位叫张邦珍的老太太，今年已八十有三。毛泽东住这儿时她只有12岁，虽然知道住的是位红军官长却并不知道这就是数十年后的“伟大领袖”。老太太有个儿子叫何世灿，现在赤水市委宣传部工作，碰巧这会儿也回家和老太太一起过节。他听说兄弟是来寻访红军遗迹的便捧出一本他主持编撰的《红军长征在赤水》给兄弟说道起来，兄弟一听便知这是位行家，当下也取出兄弟根据有关回忆资料绘制的《土地战斗地理要素图》向他讨教起来。这位何先生既是本地人又是从事党史研究的，在他的点拔下兄弟更正了一些以讹传讹的地名和图上未标出的路线，心中对那场战斗的双方态势也更加清晣起来。讨教毕兄弟腼着脸皮请何先生将他编撰的这本资料相赠于兄弟，何先生说咱们应该以物易物这才叫公平，你应该把你拥有的资料也送我一份。兄弟想兄弟已经厚颜了不妨再厚颜一把，于是乎在已经加厚的脸皮“又涂了一层腊”，信口开出了一张限期兑现的空头支票：先生的建议当然很好，但兄弟只能回去后再给你寄来。何先生沉吟片刻也决定冒一把险，将那本图文并茂印制精美的《红军长征过赤水》拱手相赠。兄弟很高兴许诺一定将这张暂时还空头的支票尽快兑现，回成都就给先生你寄点东西来……
　　辞别何先生在街面上找了一位摩的朋友带路，一路轰隆着去了离土城镇五公里左右的土城战斗遗址──史称“青杠坡战斗”。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这青杠坡并不是特指哪个山头而是从漏风垭、黄金湾至永安寺、凤凰嘴附近方圆十来里地域的统称。据说正筹划在这里建一条旅游公路，但现在仍然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车行比较困难。由于时间关系兄弟不能从此一直走到枫村坝，只是在当年川军郭勋祺部的指挥所永安寺逗留了片刻。这永安寺原来是座寺庙，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两尊东倒西歪的石象躺在荒草间。这个地方当年有过一场血战，双方激战3天后红军夺取了这个地方，郭勋祺最后顶不住便将主力收缩至枫村坝一线。仗打到这会儿从表面上看还算平手甚至红军还略占上风，但川军援军已近要是继续打下去对于背水列阵的红军却是大大的不利。于是中革军委断然下令撤出战斗，放弃北渡长江计划，从元厚、土城一渡赤水，转向川滇黔边界地区以寻求新的机动。这当口郭部实际上打得也很为难，正在操心明天红军再攻上来该如何收场，红军悄然撤出郭部竟浑然不知，待醒过味儿撵上来时红军却已经过了赤水河……
　　青杠坡一线地形复杂道路狭窄原本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关于战斗失利的原因现在的说法是对敌情估计不足。从后来川军刘湘部的战斗力和陆续增援的情况看来，这的确是个具有必然性的因素。但中革军委事前对有敌来援这一点并非全无估计，中革军委27日《关于28日行动部署》中就有“或有后续四个团”的“第二估计”。况且，在援敌到达前迅速解决郭部4个团全部或者大部或一部也并非全无可能之事。至于为什么还是打砸了，还有一个说法来自原郭勋祺部副官长胡秉章老先生的回忆。胡老先生声称郭部从枫村坝尾追红五军团向土城前进时，他本人鬼使神差地从路边拾得了红军油印的作战命令，命令中详列了诱歼郭部的计划。郭勋祺鉴此情况便紧急追回了已经向青杠坡前出的部队，经仔细研究后针对红军部署派出一支轻装部队，抄枫村坝北面人迹罕至的狮子梁山间小路包抄土城，其余各部则抢占沿线高地向红军反击，并紧急从后方调运弹药……
　　出奇兵抄狮子梁这一招是郭勋祺的一着高棋，的确出乎红军预料。而沿枫村坝向青杠坡前进的川军又一路抢占高地，致使中革军委打郭部伏击的计划泡了汤，战斗当然也就越打越困难。打到后来，郭部那支“奇兵”先于红军20分钟抢占了狮子梁高地，还差一丁点儿就冲到军委设在漏风垭的前进指挥部，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把陈赓的干部团调上来冲了一把，这才算遏制了川军的势头──这干部团都是久经战阵骁勇非常的排以上干部，人人头上还扣着一顶川军中最阔气的刘湘部都没有的钢盔，行头吓人手段也吓人，人人都是马刀挥舞“花机关”连放，一上来就把川军冲垮了。
　　川军如果冲过了漏风垭，后面就是一片叫“水狮坝”的平坝地，这里是中央红军主力的集结地，川军从漏风垭就可以瞰制水狮坝，如此中央红军背水面山作战那可就大大的危险了。那时节毛泽东等就在土城老街后面水狮坝西北一座叫“大埂上”的高山上指挥战斗，漏风垭一失郭部的迫击炮火就可以直接瞄准朝这光秃秃的山头上一通乱砸，那后边是个什么局面可能真就不堪设想了……
　　据胡秉章老先生回忆，在这番激战中郭部手 枪营连长王清泉等数名官兵被红军俘虏。红军首长马上审讯了他们（据称是彭德怀、毛泽东先后讯问的），王清泉这人有点文化心眼儿也不少，讯问间他按自己想象编排了一番川军在战场的兵力，把正在增援的兵力谎报作已经增援上来了。按他后来的说法是：我一旅之众与数倍敌军血战两日，预备队已用上弹药又将告馨，要等到援军上来，恐怕红军已索我于枯鱼之隙了，不如编点故事把红军吓退算了。据说王清泉被红军发了几块大洋放了回来，为这个又得了郭勋祺一百大洋的奖赏。
　　王清泉一番吹唬起了多大作用兄弟不好妄断，但郭部此时也撑得很难却是事实。郭勋祺在激战间曾萌生退意，但仔细斟酌后认为失去青杠坡一线高地，红军全力攻下狮子梁后自己的处境将会更加不妙，以红军的徒步机动能力，抄狮子梁小路赶在后撤川军堵住枫村坝应属情理中事。思虑一番他便横下心来打了下去。红军撤出战斗后郭勋祺也认为再打半天自己恐怕就“软弹入地”了。几天后胡秉章在与川军将领们谈及此事时，有人也曾笑言：我看红军不是计谋不足战力不强人马不壮指挥不好，而是郭翼之（郭勋祺的字）官运太好，你们得手，一是因为你们拾得了红军的计划抢先占领了狮子梁，二是你们被俘的那个连长有点文化还能咋唬，把敌人吓退了。……
　　不过即便如此，兄弟认为中革军委首长断然决定撤出战斗仍是明智之举，再打下去对红军的确是大大的不利，就是把郭部打退了或歼灭一部总的态势仍然被动，延误了时间要想迅速转移恐怕就更为困难。况且中央红军当时并不仅仅是在青杠坡一地受挫，进攻赤水的红一军团与向合江进击的红九军团也分别在复兴场、黄陂洞、箭滩等地受挫。究其根本还是北渡长江的计划不切实际，最不切实际的是低估了刘湘的态度和刘部的战力，北渡长江必然触及刘部的根本利益，他要跟红军拼命也是情理中事。
　　虽然胡秉章老先生的这番回忆也有很多不可靠之言（如日期出入太大），但作为一家之言，或可作为当时战斗情形的一种另类参照。而郭勋祺此人好象与共产党挺有渊源，他本人曾经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大革命失败后又掩护资助过陈毅这样的共产党好朋友。在十多年后的襄樊战役中他作为指挥官被共产党俘虏，共产党也没有为难他，而是请他为共产党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在解放西南的战役中为刘邓出了不少力，也算是新中国的有功之臣吧。
　　从青杠坡出来兄弟驱车上了大埂上，大埂上只有小路，又陡又悬，兄弟跑得是提心吊胆。
　　大埂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当地共青团植树时竖的一块碑，这里的确是指挥点斗的好所在，赤水河渡口和漏风垭、黄金湾一带的情况都可以看得清晣。可惜这天天色不好，雾气沉沉，兄弟拍了几张照片都不满意，只得怏怏下了山。下山途中兄弟却在心中暗暗打主意：下次来时得设法从枫村坝徒步走一回土城，这样这次战斗的脉落才能更加清晣。
　　从大埂上下山时间已近上午11时，兄弟又上路往太平渡驰去。

太平古渡：回头路未必是冤枉路
　　从土城到太平渡直线距离很近，但都是山路弯道特别多，所以算下来有26公里。这一段路面是从赤水沿赤水河至茅台公路唯一没有敷设柏油的路面。虽然如此，但路面极平整实际上也很好跑车，40多分钟后兄弟就进了太平镇。
　　太平镇属于四川省古蔺县，现在也是古蔺第一大镇和重要交通枢纽，由此往西37公里是古蔺县城，南行13公里是郎酒产地二郎滩，也属四川省。如果过河再南行便是贵州的习酒镇和茅台镇。这一段两岸山势特别险峻，多是悬岩峭壁。太平古镇老街也座落在一座突出的悬崖上，车辆同样进不了街。不过与丙安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多少吊脚楼，街面儿也宽敞得多。
　　在老街上兄弟走了一个来回，几乎家家户户门额上都高悬了一块“红军驻地”的匾额──无论这房子是多么破烂。老街尽头有一个“四渡赤水纪念馆”，但因为是假期兄弟也没能进得门。兄弟在一家饭铺里坐下来吃了一碗豆花，稍带着也和老板闲扯了几句。老板说我们这条街叫“长征街”其实也是贫困街，街面儿上的房子都不许新盖。你是个记者我倒建议你有空去看看我们这儿的“腐败街”，那都是大款和镇干部们的豪宅，那感觉肯定跟我们这儿大不一样……
　　“腐败街”在向东去古蔺的路上，兄弟因为还要去茅台不能在此久留，匆匆吃完饭便又上了路。
出太平镇不远就是九溪口渡口，这里和上游的二郎滩一样，都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时的渡口。二渡赤水是“四渡赤水”起承转合中比较精彩的“承”“转”之笔。如果说一渡赤水是一种缘于被动出于被迫的无奈之举，二渡赤水则是为摆脱被动寻求主动的一种积极进取。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进至川滇交界的扎西地区，部队在扎西经过整编，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振奋了全军的精神和士气。且曾有过“赤化川滇黔”在此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也表现出从绥江屏山一线西渡金沙江的意图。红一军团还一度向云南镇雄进击。然而此时蒋公毫不放松，各部仍向扎西地区合围，局势依然很严峻，西去盐津南入黔东的去路俱被滇军堵住，北渡长江又有实力相对较强的川军刘湘部死死相逼。此时刚经历了土城一场挫折的毛泽东却一眼看出因为各路敌军向扎西地区合围，黔北的桐（梓）遵（义）一带相对空虚，于是又回师转进，全军分三路秘密走上了回头路，于1935年2月18日至21日，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再克娄山关重取遵义城，又在遵义城北的懒板凳（今南北镇）、刀靶水一带大败中央军吴奇伟部，一直把吴奇伟撵过了乌江，创造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也第一次赢得了长征以来的一直就没有夺取的相对主动权。
　　这一渡、二渡赤水的行动路线恰似是一条刚走过去却又马上回头的“冤枉路”，不要说下级指战员，甚至象彭德怀、林彪这样的高级将领也牢骚满腹很有意见。这也难怪，“以迂为直，以退为进”的兵家大道理好说做却不好做，行动和信息俱不在自已掌控中的下属当然也难免生出这不理解那不理解。其实这一手活儿毛氏玩儿得相当漂亮，兄弟在查阅那几天双方的电文时还常常惊叹不已，蒋公及麾下各路诸候对红军行动意图和走向的研判始终要迟滞3～7日，最好笑的是中央红军全军已东渡赤水向桐（梓）遵（义）疾进之时，蒋公“会歼共匪于扎西地区”的计划才姗姗出台。
　　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经过一番休整又举起了“赤化川滇黔”的旗帜，然而兄弟有个感觉这时毛泽东两只脚虽然在川黔边界处打旋儿，眼角的余光却始终扫视着宜宾以西的金沙江上游地区，琢磨着怎么个寻找空隙创造条件跨过这条江去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标。毛氏是位极善于把握现实与长远之间关系从被动中寻求主动的战略大师，他绝不会是为了跑路才去跑路。
　　九溪口渡口前行13公里就是二郎滩，这是著名的郎酒产地，也是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的渡口之一。昔日的渡口如今横跨着一条连接川黔的大桥，过了桥一条路去习水而另一条路则沿赤水河去茅台。去茅台的路行不过几里便是习酒镇，从这里开始接连几公里的路栏杆都是习酒的酒瓶状，这广告打得新颖别致又有创意和气派，兄弟很是佩服。
　　下午2时半左右，兄弟进了茅台镇。

茅台回首：压轴戏肯定是重头戏
　　茅台镇虽说是个镇但规模绝对不输于一个中等城市，看来这国酒就是国酒，财源肯定大大的。兄弟在当年的渡口盘桓一阵，又抓紧时间经仁怀去了鲁班场。鲁班场当年有过红军与中央军周浑元部一场攻防战，林彪彭德怀董振堂是攻方周浑元是守者，打了一天一夜双方还是难分难解。这鲁班场战斗与中央红军“三渡赤水”行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就有点类似的于土城战斗与一渡赤水的关系──两者都是在战斗行动不利的情况下断然撤出战斗转而渡河的。
　　不过关于鲁班场战斗现在还有一些争议，主要焦点是集中在鲁班场战斗究竟是以掩护茅台三渡赤水的行动为目的的佯动，还是攻取鲁班场本身就是目的而目的没有达到以致被迫另作盘算再渡赤水。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后者，这场战斗的指挥者之一的彭德怀在其自述中也是这种看法──“土城和鲁班场战斗不利，红军被迫放弃在川黔滇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而继续进行冒险性很大的长征……”
　　不过兄弟与主流看法和彭总的观点有所不同，一渡赤水与三渡赤水看似相类其实却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战略主动性显然要比前者大得多也高明得多。当时部署战斗行动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革军委之手──实际上是高度集中于毛周王“三人指挥小组”之手，比较清楚行动意图的人除了毛周王还有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军团一级首长当时主要还是执行者，对“上边”的真正意图和目的未必就很清楚。“赤化川滇黔”作为政治口号有其“权宜”的一面，下一步棋要看后三步的毛泽东的真正关注点肯定不在这里，这从他后来的一系列动作完全可以忖度：他眼角的余光始终就扫描在其他可以钻空子的地方。从中革军委当时的部署亦可看出，打鲁班场更象是掩护主力三渡赤水的“假戏真作”，如果是铁了心要灭掉周浑元这三个师，合理的方案应是全军主力四面包围分进合击，而中革军委部署攻击鲁班场是三面进攻而网开一面，且主力攻打鲁班场的同时却秘密派出侦察和工兵部队去控制远在近百里之外的茅台渡口并架设浮桥，显然这是对“走”已预有谋划。这最低限度也说明了中革军委当时并不是一定是真要拿下鲁班场（当然拿下更好，这可以震慑追敌掩护渡河），而是要掩护全军三渡赤水作出再渡长江的恣态，其意图虽不见得就是马上要四渡赤水返渡乌江远走川滇边，但绝对含有调动敌军寻求新机动的潜在机谋。在当时的大势和环境下，去掉“在川滇黔建立根据地”的政治口号外衣而细究其内涵，这个方针未必就是“正确的方针”，而所谓“冒险性很大的长征”放在彼时彼地未必就不是摆脱被动的明智抉择。
　　中央红军从茅台三渡赤水（1935年3月16至17日）后，部队主力就集中停留在四川古蔺的石宝寨一带，而不象第一次东渡赤水那样分路疾行往川滇交界处远遁。这表明了这一次寻隙机动的意图更加明确，当然也更具积极主动的色彩和意义──其实红军主力在古蔺附近地域也只呆了几天。当判断敌已中了圈套误判红军将再次北渡长江后，立即秘密东进，于1935年3月21日至22日由淋滩、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从遵义、仁怀间大道放心大胆昼夜兼程，在江口、大塘、梯子岩重渡乌江，一下子就把各路围追敌军甩在乌江北岸，赢得了大幅度机动的时间与空间，也由此获得了一个具有相当时限的战略主动权。
　　从鲁班场返回茅台镇大约上有二三十公里，都是山路弯道很多，跑回茅台已近下午5时。按兄弟的原来计划是从茅台过赤水河到四川，经古蔺、叙永返回成都。然而听说过河后有一段路都是土路走起来很困难，兄弟觉得如此返回成都上班恐怕有点不保险。虽然按车队的惯例是绝不走回头路，但此番兄弟单人独骑还是以安全和时间为第一，于是兄弟决定还是掉转车头仍从原路返回。
　　回头前兄弟到茅台渡口的“四渡赤水纪念碑”去看了看。
　　茅台渡口的“四渡赤水纪念碑”是赤水河各个红军渡口中最堂皇的一个，这可能也跟茅台镇富甲一方有密切关系。据说红军过茅台时曾用名贵的茅台酒用来擦洗脚上的血泡，故有红军战士在茅台酒池中洗脚的传说。但据《成仿吾日记》载：红军总政治部当时有布告，严禁红军战士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都只能从门缝里看那些很大的木桶和成排的水缸。为这个茅台酒的传说，黄炎培老先生与陈毅元帅曾有过一段诗词唱和：

　　黄炎培诗──
喧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里洗脚来。
是真是假吾不管，
天寒且饮三两杯。

　　陈毅唱和──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章传韵事，
雪压江南饮几杯。

　　洗脚是误传，但许多红军官兵买过茅台酒来喝是真的，擦脚也是真的，因为用酒擦脚是最好的保护脚的办法。兄弟本来想进茅台老酒厂去看看，但那里停满了车好象有旅游团体在参观，兄弟也就失去了去凑热闹的兴致。
　　车至太平镇天色已晚，兄弟找了一个店家随便着对付了一夜。
　　次日清晨兄弟本拟从太平镇直接去古蔺，这段路很好也很短。但兄弟思忖一把觉得这路还是留给下回去“鸡鸣三省”时跑，今天还是走回头路再把前日匆匆跑过的几个渡口和市镇再细细看它一番。
就这么着兄弟一路疯奔，直到晚12时才回到成都。回来一看路码表，3天竟然跑了1,170公里。尤其是最后一天，竟然破纪录的跑了500公里。
　　回到成都兄弟马上把给何世灿先生的那张空头支票兑了现。

　　“穿越水草地”这个念想，在兄弟肚子里已经转悠了好多年。
　　据诸多亲历者回忆，过草地是长征中最为艰难的日子，自然环境之恶劣及部队就粮之困难，在整个长征中都堪称之最，众多年轻的红色战士都把生命交付给了这无际的荒凉。如今，70年过去了，川西北高原的环境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当年的长征道路上的许多路段已建有公路，那些让人闻之色变的“噬人沼泽”也多已干涸，70年前渺无人迹的草地腹心地带也出现了放牧的牛羊；随着机械的普及，许多地段还有了可供拖拉机行驶的机耕道，……
　　穿越水草地，似乎再不似70年前那般一谈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了。
　　80年代以来，已有诸多长征考察者成功地完成了草地的徒步穿越──这其中还包括来自异国他乡的蓝眼睛高鼻梁。然而草地这个概念比较宽泛，它包括今若尔盖县北部的烈尔朗山以南，今松藩县西部的浪架岭以西，今红原县南部的查针梁子以北纵横约三百公里的地域，红军三大主力前前后后穿越的路线也有多条，真要想完全无误地全部克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兄弟也只能择其经典者而行之。
　　兄弟为这次行动选择的路线是当年中央红军红一、红三军团穿越的路线，这是红军穿越草地的诸多路线中比较困难也比较经典的一条，它通过了水草地的腹心地带，迄今仍无公路通过，更无摩托车队通过的记录，驾摩托走通这条路线，既能切身体验红军穿越草地的诸多艰难，也符合本俱乐部“行人所难行，行人所罕行，行人所惧行，行人所未行”的出行宗旨，实在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
　　报名参加这次出行的一共有9名队友：年龄最大的队友李力（50岁）、最小的队友杨立（22岁）、“大管家”张小龙、机械师杨亮，队友孟传新、胡旭辉、冯光瑞、裴红信以及兄弟我。由于张林和唐皓都因故不能随行，所以对路线情况最为熟悉的兄弟我便提了口袋，腼着脸皮又当了一回“领队”。
　　2005年4月30日清晨，兄弟等一行8骑从成都出发。
　　家住彭山的队友裴红信因工作原因要5月1日才能离开，决定次日早晨来追赶车队。

势在必行：裴红信要日行八百里
　　第一天的行程应该说相当顺利。
　　按兄弟的预定计划，第一天宿营地是黑水的色尔古藏寨或毛尔盖河与黑水河交汇处的麻窝附近，整个行程约270公里。这对于经常出行的车队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行程。然而一出都江堰才发现，由于修建岷江大坝，都江堰到映秀这段路如今已改道绕行，这一绕行就凭空多出了几十公里，所以车队在中午时分才赶到茂县。
　　匆匆进完午餐后，车队从茂县以北28公里处的两河口转道进入黑水县境。沿维古河西行30余公里后来到瓦钵梁子下的色尔古藏寨，70年前，徐向前等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曾在此驻节，那时中央红军翻越亚克夏雪山沿维古河（亦称黑水河）南岸下行筹粮，红四方面军部队从茂县经两河口沿维古河北岸上行接应，两军相向而进在黑水附近会合。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对此还有过一段饶有趣味的回忆：他与彭德怀当时相互闻名已久却并不认识，在维古河隔河相望却因无桥也无法相见晤谈，于是两人各写一纸条裹上石块投过河来互通名姓，尔后由通讯兵隔河牵起了电话线才算说上话。两人电话约定次日在上游一个叫“亦念”（不知现名为何）的有桥处相见。然而次日两人各翻越了几道山几道岭赶到“亦念”时却发现此处并没有想象中的桥梁，只有一种叫做“溜索”的渡河工具，这种工具说穿了就是一根绳索上吊着一个背篓，人坐在背篓中利用惯性滑过河来，……
　　赫赫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就这么着坐着背篓过河来与同样赫赫威名的彭德怀见了面。
　　如今的维古河上到处都可见桥梁，当年那种背篓加绳索的“溜索桥”已无处可寻。兄弟等沿维古河南岸行至色尔古时就看到一桥横跨南北，北岸那边儿山坡上错落有致的排列着诸多藏式风格的房屋，这便是著名的色尔古藏寨。这藏寨原本是兄弟计划的宿营地选择之一，然而一听价格却把兄弟这念头给吓了回去：住宿一夜4张“大团结”，进藏寨门票则是3张“大团结”。要这么着一路“团结”下去，兄弟等恐怕还没到草地边儿上就得囊中羞涩，票子、肚子和脑子就没法儿“团结”在一起了……
　　兄弟跟大家合计一把取得共识：继续朝前走，今晚到毛尔盖河畔的晴朗宿营。
　　色尔古加油站是兄弟等“穿越草地”行程中最后一个加油站，大家都把油箱塞满并把随身携带的备用油桶注满，不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毛尔盖河与维古河的分岔口。在分岔口兄弟向藏民打探去晴朗的路况，藏民告诉兄弟昨夜一场大雨冲垮了路基道路非常不好走，前边还有22公里都是烂路你们恐怕过不去。然而兄弟等走南闯北世面儿见得多多，知道老百姓的话有信得的也有信不得的，究竟过不过得去还得走到跟前儿去瞅瞅再说，于是乎一拧油门儿还是上了这条烂泥路……
　　其实这条道烂是烂但兄弟等的越野摩托跑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半个多小时后车队便进了晴朗。晴朗这地方已属林区，也是当年红军筹过粮的地方，现在停止砍伐后建有森林和动物保护站，还有客栈和饭店。客栈住一晚是一人一张“大团结”，这个价络在车队“人均日生活开支不得超过50元”的范畴之内，而且环境一点也不比色尔古那个刀麿得飞快的藏寨差，大家也就很欣然地拥入了这家客栈的小院……
　　晴朗是进入草地前最后一个可通有线电话的地方，车队的内务理事李力跟裴红信通了电话：车队明日宿营毛尔盖索花村，你可过赶来与车队汇合。裴红信则称这次穿越草地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明儿个6时半我就出发，一定赶到毛尔盖与车队汇合……
　　从彭山赶到毛尔盖有430多公里，势在必行的裴红信明天的行程绝不轻松。

时空闪回：从沙窝到索花
　　5月1日的行程比较宽余，从晴朗到索花寺不足80公里，大家可以消消停停地饱览毛尔盖河沿岸的峻美风光。这一带原属森林砍伐区，人烟比较稀少，也可以想见红军在过草地前在此地筹粮的困难。当年从卓克基到毛尔盖集结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近10万红军部队，而此间人口却不足20万，还不是产粮区，故而无论军民双方如何克制，这“与民争粮”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为了筹粮各部队经常要与当地的藏骑武装打得血肉模糊，由此也可见毛泽东等迅速脱离此地北上打开局面的方针的确是非常明智的。
　　后来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辗转徘徊此间几个月，为粮食问题与当地百姓的关系也出现了很大问题，以至于那位衷心拥护红军的格达活佛都曾对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坦率而言：“以前刘文辉在此搜刮得很厉害，现在你们红军的搜刮已甚于刘文辉……”，而全国解放后曾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也曾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诚恳致歉：“红军当年过路时因为生存问题做了一些对不起藏民的事，现在我们是来还债的……”
　　据有关回忆称，很多部队都没有完成总部的筹粮指标，过草地付出的牺牲与此有很大关系。
　　从晴朗前行数十公里有一个分岔口，向西有条沟就叫做“雪洛沟”，当年红军翻越昌德雪山、打古雪山后就是由这条沟出来去的毛尔盖，进入沟口几百米处有一座很破烂的藏式小楼，据称就是当年“沙窝会议”的旧址。沙窝会议召开于1935年8月6日，其背景是张国焘在中央确定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之际又节外生技，要求解决“政治路线”与“组织”问题。于是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寨子这座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与会者有毛泽东、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等，讨论议题有两个：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与任务；解决组织问题。前一个问题虽然有些争议但很快达成了共识，后一个问题因为是张国焘真正关注所在，所以很经历了一番周折：张提出增补9名红四方面军干部为政治局委员，而当时在川西北地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加上张国焘也不过才10人（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邓发、刘少奇、凯丰），很显然张国焘这是要在中央政治局造成自己的多数地位。这个问题干系重大中央当然不会随便就妥协，但为了团结北上的大局也还是作了一些让步，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等参加政治局，同时安排红四方面军干部担任了主要的军事指挥工作，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北出甘南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这种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策略对张国焘还是有相当的制约作用，会议上张也表示拥护北上方针。
　　沙窝会议会址不知是由什么单位认定的，基本上没作什么修整保护，本来就很破烂的小楼上悬着一块模糊不清的木牌，很难从周围众多的相类房屋中将其区别出来。队友们拥进去一瞅更是大为吃惊，小楼里基本没有什么陈设──有队友称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足500元。一间不过八九平方米的小房间据说就是当年开会的会场，而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个火塘，估计当时开会的人们就是围着这个火塘一边烤火取暖一边激烈争论……
　　离开沙窝再沿毛尔盖河北行十余公里就到了毛尔盖的索花寺。
　　索花寺据说是整个毛尔盖地区的第一大寺庙，僧者甚众且香火很旺，老寺院已毁于战火，现如今的寺院80年代初重新修复的。沙窝会议两个星期后，中央政治局又在这里开了一个会，再次讨论并确认北上方针。其缘由是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卓克基又变了脸，提出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的主张，并率左路军折向阿坝，这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用枪杆子来审查党的路线”。
　　毛尔盖会议的与会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林彪等，他们都一致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认为要实现“夏洮战役计划”，“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会议明确作出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
　　会议还根据松藩地区已为胡宗南所部占领的情况，对两河口会议提出“首先夺取松藩，占领松藩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苏区”行动方针作出修改，提出迅速通过水草地，北出甘南，“占领岷洲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发展，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
　　会前，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组成的右路军已作出穿越草地的部署，右路军全军分左右两翼平行北进。以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为右翼，由腊子山、洞亚恰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而中央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则为左翼，由毛尔盖经屈锦桥、徐支梗沙进入草地，经色既坝（今色地）到班佑。
　　就在毛尔盖会议两天前，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已率右翼部队先行一步进入水草地了。
　　两天后，左翼红一、红三军团以红四团为先导，经屈锦桥、腊子塘进入水草地。
　　兄弟这回选定的穿越草地路线，就是红军左翼部队穿越草地的路线。
　　车队一进索花村，兄弟立马就向村民和僧侣们探询进出草地的路线。然而被询者众口不一，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后来一位名叫德让的喇嘛说他曾骑摩托走过，虽然有一段没有路但却可以过去。兄弟一听当然大喜过望，问他能不能给兄弟等当一回向导？德让称行倒是行，就是我们寺规不允许，我们念经得从头晚念到第二天过晌午，师父知道了我私自跑出去要责罚我哩……
　　兄弟翻动三寸不烂之舌开始煽乎：“怕啥子嘛，你悄悄地出村儿嘛，兄弟给你发劳务费嘛！路上还要给你摄象得嘛，上电视嘛，师父二天晓得你做了好事儿，不但不会罚你，还要表扬你噻！你想哈子嘛，兄弟走的是红军的路嘛，也是宣传你们这个地方嘛，是积德行善噻，二天香火只会更旺噻。你身为佛门弟子，更要慈悲为怀多多支持噻……”
　　言来语去把德让说动了心：好，明天一大早我带你们走！
　　刚把向导的事情搞定，队友裴红信赶到了，这时才是下午15时左右。
　　也就是说，不到9个时，他跑完了430多公里的行程──其中还有近百公里烂泥路。
　　裴红信这个28岁的帅哥是位很不错的铁杆队友，车技优秀自不必说，而且男爷们儿该有的优点基本上全都有了，听说倾慕他的小姑娘现在已经可以编一个连了，这虽是传闻兄弟却是笃信不疑，兄弟要是个小姑娘，也得把这位“小裴哥哥”追得死去活来直到他举手投降为止。
　　后面各位还将看到他的出色表演。

有惊无险：“凯旋”冲出“小草地”
　　2005年5月2日这天，对于凯旋车队乃至整个摩友界，都应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这天一大早，队友们早早地就起了床，洗潄、就餐、收拾车辆和装具。
　　9时左右，德让喇嘛带着他的行头，避过他的师父，偷偷地翻窗而出，骑着一辆借来的“五羊”领着我们上了路。
　　20分钟后，车队在屈锦桥转道向北，进入水草地。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和《杨成武回忆录》记载：从屈锦桥到色地的这片水草地俗称“小草地”，当年是一片无人区，不足80公里行程，红军走了整整4天4夜；而从色地到班佑的近百公里行程（俗称“大草地”），却只走了两天，可见这过“小草地”比过“大草地”还要艰辛困难。不过现如今这“小草地”已全然不似当年那番模样：因为长期缺乏湿地保护的意识与措施，沼泽地大量萎缩，那些传闻中动辙就将人呑噬的沼泽基本上不见了踪影；沿途有了些许人烟，还开辟了一些可供拖拉机和载重车通行的道路，道路虽然泥泞难行而且十来公里后就没了，但总算是聊胜于无，最起码为大家节省了不少在水草地的泥泞中折腾的时间。
　　不过好象是命运之神专门跟兄弟等找楂作对过不去，一进草地，问题就接连不断。
　　刚上路走了不到5公里，德让喇嘛那辆瞅上去很漂亮的“五羊”就断了油门线，好在车队有位经验丰富的修理大师杨亮──兄弟送一雅号“杨神仙”，上来三两下折腾，又让这头“羊”跑了起来。谁知这头“羊”这天就是恁不争气，没跑多远又搅了链条，于是又劳动得杨大师摆开修理摊子一通忙活，捣掇了足足一个时辰。
　　这位杨亮本是一位开摩托修理店的修理大师，这次出门儿还特意将他的“杨老三摩托维修店”的广告旗给打了出来，弄得兄弟很不高兴，拉下脸儿来勒令他将广告旗收起来，重新打上这次出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考察队”队旗。可一路上瞅到这位杨老三是如此重要而不可替代，便特许他亮出“杨老三摩托维修店”的名头，这回还让德让喇嘛捧着这面广告旗拍了一张“草地广告”照。
　　从屈锦桥出发十来公里后，道路没了，眼前就是一片水草地。这水草地跟大多数人印象中的草原可不一样，看似平坦其实到处都是凹凸不平的草甸、沼泽和黑森森的沟壑，要没人带路胡走一气，很可能就要陷入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窘境。看得出来，向导德让喇嘛道路很熟车也骑得不错，左扭右晃让车队避过了诸多沼泽与沟壑，还算顺当地到了分水岭下。
　　分水岭其实就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岭北的河流由南向北汇入黄河，其主干一为嘎曲河（亦称白河），一为墨曲河（亦称黑河），岭南的河流汇入毛尔盖河，最终经岷江汇入长江。兄弟等到了分水岭时已是午后时分，这上山的路已无路可寻，德让喇嘛那头羊显然已无法胜任带路的工作，而且如果勉强让他上路一旦车坏在路上兄弟等又得穷于应付，于是在分水岭半坡上兄弟让德让喇嘛指明了上山的道路后便送他踏上了回头路……
　　谁知德让喇嘛这一回头就把车队送入了窘境，差一点就转不出来了。
　　这分水岭是一片相对高差不过百把米的山丘，虽然并不险峻但基本上无路可行，大家只能自寻路线缓缓地驱车上山，然后沿着山脊找到垭口再下山寻找出草地的道路。然而许多队友经验不足，直接就奔那低洼处去也，结果当然是马上就被沟壑或沼泽所阻，又不得不原路返回重新觅途上山。
　　就这么折腾了大半天，好容易到了分水岭垭口，通往色地的公路也遥遥在望了。
　　然而大家又图了一回便宜，没有下到垭口而直接就顺坡开始下山。
　　这一下可就瞎了，下山根本就没有路，象兄弟这类三流车手立马就现了原形。上分水岭前兄弟在过一沟壑时一不留神儿翻了车，半身都湿透了胆儿也被拈去了不少。这会儿在坡坡坎坎上上下下也就愈加战战兢兢，越是战战兢兢就越是瞌瞌绊绊，越是瞌瞌绊绊就越是战战兢兢，成了恶性循怀，很多地方都要队友们助一把力才能勉强动弹。而且就这么着还多次倒车，有一次还被车压着翻不了身──队友们称当时兄弟发出了“如同杀猪般的叫声”。这一带都是3700米以上高原，人行走起来呼吸本来就十分困难，要倒了车一个人根本就扶不起来，车队行进得十分缓慢……
　　最要命的是，好容易下得分水岭，却又迷了路。草地上没有什么参照物，兄弟那张地图上这一大片地区连个地名也没有，只能靠指北针确定向北──那会儿大家跟红军的信念完全一样：北上！北上才有出路。就这么着转来转去倒处都碰到沼泽与沟壑，折腾了个把小时还在原地打转，而这当间天上响起了隆隆雷声，远处的积雨云也黑沉沉地逼了过来……
　　这当口兄弟心中开始敲起鼓来，草地之夜既或是在最炎热的夏季也是寒冷无比。兄弟曾听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连长的刘少卿将军讲过：就在这分水岭附近，他和两位战友顶着一床毛毯过夜，结果第二天一大早人3人就冻僵在一起了，全靠战友们在周围烧火把硬梆梆的毛毯烤软了才把他们救醒过来，……
　　看着这么着转来转去转出草地的希望实在渺茫，于是队友裴红信和冯光瑞挺身而出，仗着出色的车技驱车上了附近的山丘寻觅出路。这一招暗合兵法所云“视生处高”，登高一望视野开阔的确增加了不少搜寻效率，大家根据他们的指示各寻路线驱车上得山梁再找出路，这当间其实每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要是还能时时帮助别人那简直就是比活雷锋还要活雷锋。比如张晓龙、胡旭辉两位队友就一直非常关注兄弟，跑前跑后帮兄弟推车甚至代骑，看见兄弟累得在山包上动不了窝，胡旭辉还从那个山包跑到这个山包上来救助兄弟，一路气喘吁吁脸色煞白让兄弟瞅着十分过意不去，……
　　就这么着大家一直互相帮扶着折腾到了下午16时，才终于找到了一条北去的土路。
　　17时左右，兄弟等终于赶在雷雨之前走出了“小草地”。
　　出得“小草地”大家一路疾驰到了当天预定的宿营地色地，然而色地地方挺大却没有住宿的地方，兄弟等不得不又疾驰9公里到了麦洼。离开色地前兄弟到乡政府询问由色地直接去班佑的路线，可乡长大人正全神贯注于牌局，爱理不理地回了一句：“前边走不通！”
　　这一句话立马就让兄弟感受了一回什么叫做“透心凉”……
　　半小时后兄弟又被兜头泼了一盘凉水，从头凉到了脚。

勇敢机智：三队友夜闯沼泽
　　兄弟等冒雨赶到麦洼找到住处时，已是18时左右。
　　大家拥进客栈一边围着火炉烤火，一边得意洋洋地渲泻喜悦之情，嚷嚷着要美餐一顿来庆贺胜利。可屁股还没坐热队友张晓龙却极不合时宜地宣布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他将自己的包拉在分水岭上了，而包里除了他自己的手机和1000元钱外，还有全队这次活动的经费……
　　这可真是兜头一桶凉水，当下便把大家的兴奋之情给浇得一干二净。
　　这时已是18时，两个小时后天就要黑尽，而回到分水岭至少还有30公里行程。要回去找包还先得找路，等找到了路天也差不多黑尽了，到时候怎么回头？这一带人烟稀少手机也不通，队友之间也没法相互联络。兄弟原拟全队返回寻找，但马上就遭到大家否决：队友们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人多了反而互相拖累。兄弟又提出，能否明天一早再派人前进寻找，反正那是个人迹罕至的荒凉所在，就算跟那儿扔个大金娃娃一时半会儿也没人去捡。然而队友杨亮、裴红信却称要找就这会儿去找，不能影响全队明天穿越“大草地”的行程……
　　兄弟反复掂量盘算一番，最后还是麻起胆子作了一个让兄弟过后想起来十分后怕的决定；派出3名技术最好的队友前去寻找。张晓龙是当事人最清楚丢包的地点肯定必须前往，裴红信人品技术都是一流属于当然人选，杨亮是机械师随行可以解决车辆故障，肯定也必不可少。
　　事实证明，这是个最佳组合。
　　兄弟键击至此不由地不为兄弟的队友们感动和自豪一把：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抱怨和责难，裴红信、杨亮受领任务时根本就没有丝毫踌躇畏难，而是一脸的坦然和当然，甚至还表现出“此任务非我莫属”的得意。而此刻经过一天的折腾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而且还没有吃上饭，谁也不会比谁更舒坦，这当口还要回到草地再去重复白天那般辛苦也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愉快担当的……
　　送走三位队友后兄弟一直就心神不宁，队友们也你一言我一语卖开了后悔药：这片地域没有手机讯号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系，此后的局面兄弟等也根本没法控制……，议来议去兄弟也越来越沮丧：今儿个咱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一门心思死等。冯光瑞接上说等到晚12点还没有消息我们就只好报警。不过兄弟心中依然揣揣，现在除了听天由命地坐等之处没有其它办法，报警实际也仅仅具有精神安慰作用。
　　这一等就等了4个多小时，22时后3位队友终于回来。他们一个个全身都是雨雪淋透，差不多快被冻僵了，众队友赶紧一拥而上，递的递毛巾捧的捧热茶，吆喝着店家好吃好喝地赶紧伺候上来，兄弟心中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3位队友喘息甫定，方将寻包的故事一一道来：
　　他们3人一路疾行到了分水岭下时天色已暮，白天迷路时绕来绕去的路线他们竟然还记得牢牢的，张晓龙也很快找准自己丢包的位置，如此似乎不费什么周折他们就能顺利折返。然而老天好象就是要与他们过不去，帅哥裴红信驱车飞奔一个鱼跃想迈过一道沟壑，孰料却鬼使神差地跌进了一片沼泽，把兄弟那辆AJ917稳稳当当地陷栽在翻着黑泡沫的淤泥之中。
　　这一下可就麻烦了，人站在淤泥里根本就使不上劲儿，3位队友用尽力气也无法将它拖出来。无奈之中张晓龙只好先步行上岭寻包，而裴红信和杨亮则设法对陷车施救。张晓龙找到包时天已黑尽，回到陷车处裴、杨二人依然气喘吁吁束手无策，更要命的是这时又下起了雪雹，要再拖延下去他们就很可能再也走不出这片水草地了……
　　于是裴红信提出弃车脱离险境，次日天亮后全队返回再来拖救车辆。按说这个主意相当稳妥可靠，这里荒无人迹也没谁来打这车的主意，要是兄弟当时能跟他们通上电话肯定会予以首肯：就算车丢了人能回来那就是天大的幸事，这个时候可不能斤斤斤计较过于财迷，舍命不舍财最可能的结果那就是人财两空呀！几千块钱的一辆破车跟人比起来它算个什么？……
　　这可不是兄弟替别人穷大方吆，陷进去车就是兄弟的坐骑AJ917！
　　可修理匠杨老三他就有这么财迷，都到这个当口了他还孜孜于连人带车安全返回的圆满结局。不过这厮也确实有主意有办法，他拔出匕首砍下了一根树丫叉，又将这丫叉用铁丝绑缠在车龙头上，尔后以车后座为支点在另一头往上撬，这办法其实就是阿基米德自吹可以撬起整个地球的杠杆原理！既然地球都能撬起一辆摩托车又如何能在话下？3位队友一起动作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杨亮手执杠杆四两拔千斤，裴、张二人拼出吃奶的劲儿前头拼命抬，……
　　随着撕天裂地的一声闷响，AJ917车头高高昂起又轰然平倒在地。
　　车是拔出来了但天已伸手不见五指，3位队友也没法象白天一样择路而行，只能几分凭着车技几分凭着运气在雪雹中奔驰，荆棘啦草甸啦根本就不去也没法儿去闪避，根据依稀传来的狗吠声朝着有人家的地方疯跑，幸运的是他们回程中再也没有被沼泽所陷，22时前终于冲上了公路……
　　3位勇敢机智的队友安全归来兄弟松得一口大气，接下来便开始忧虑次日的行程：今儿个可是折腾了整整一个白天和大半个晚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天气还是雷雨阵阵，明日穿越“大草地”恐怕有点玄乎，要是再陷了车迷了路队员们有个闪失那可就有悖于“安全第一”的宗旨了……
　　想到这里兄弟向队友们临时动议一把：明日如果还是雨天又找不到向导，我等就行程恐怕就得作出相应改变，兄弟建议改道瓦切去吃黄河鱼，尔后走大路经“黄河第一弯”去若尔盖，“大草地”可另觅机缘作好准备再行穿越，反正这回哥儿几个穿越“小草地”已经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了，安全第一见好就收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嘛！
　　然而队友们经过昼夜折腾精神头好象还是很足，俱声称明日的行动不应受到影响。年龄最大的队友李力甚至声称如果放弃穿越“大草地”计划他就要离队他走。其实认真说起来最想完成整个水草地穿越的人正是兄弟自已，但身为领队就不能只从自己角度来考虑问题。更何况真要在路途中遇到问题，最容易拖累大家的还是兄弟这种三流骑手，出门远行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安全第一”。
　　于是兄弟决定：明日穿越“大草地”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大前提：天气晴朗，有向导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