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茶山考 ──阮殿蓉 如果说对正宗的普洱茶产于六大茶山,已成为普洱茶人的一种常识,那为什么六大茶山的地名,这本容易确定下来的东西,却在不同的历史典籍中互有出入呢?究竟是因为斗转星移,淹没了历史的真相,还是世事的变迁,模糊了人们的认识? 多少年来,对六大茶山的确切地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的纷争为“六大茶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让六大茶山的确切地名,在普洱茶的发展史上,一度成为一宗谜案。 也许有几个原因影响了人们对六大茶山确切的判断。一个原因是我们今天的六大茶山名,是当地世居民族对六大茶山称谓的音译,比如说攸乐,在一些典籍中,就被称之为基诺;蛮砖在一些书中,则成为了蛮端;而曼撒在《 云南通志》中却为曼洒,这就让六大茶山虽然都有明确的指向,然而却因它不停变换外套,从而给人们的判断带来了困难;一个原因是当年的茶商在采购或贩运茶叶时,为了获利的需要,都把自己的茶叶说成是出自名山的名茶,时间一长,不免混淆视听;另外的原因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同一个地方,地名的称谓也许会随着自身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就像思茅厅采访笔录中提到的一大茶山“架布”,只是倚邦乡的一个小村子。1957年,当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蒋铨所长对六大茶山实地考察时,架布所产之茶竟然只有 400公斤,而相临的嶍崆产量更少,再由于架布和嶍崆,都归在倚邦乡,因此把它们说成是倚邦茶山也没有什么错。 对于古“六大茶山”究竟为哪六处,历来各说不一,甚至还有人用史志和传说来加以证明。有人说,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走遍了六大茶山,留下很多遗器作纪念,六大茶山因此而得名。清朝道光年间编撰的《普洱府志·古迹》中就这样记载:“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悠乐,置铜()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蹬,置撒袋于曼撒,因以名其山。又莽枝有茶树王,较五山茶树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在六大茶山,的确有世居民族祭祀茶树王的习俗,但仔细研读历史典籍,又会发现祭祀茶树王的习俗,阮氏的《普洱茶记》中也有记载,只是茶树王的所在地是革登山而非莽枝山。 1957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府组织专业茶叶普查工作队,对六大茶山进行了认真的实地普查,他们历时一个月,行程一千多里,走遍了六大茶山的山峦沟箐和山村寨落,访问了茶庄主、茶商、当地老人,查看了许多碑石、纪录,他们认为,历史资料及口头传说中的莽枝茶山即是莽芝,位于倚邦区第四乡,又名勐芝大寨,与三乡革登只距15华里,而且周围地区不大,茶园面积也不多,应属革登茶山范围。而《普洱茶记》中所说的架布,嶍崆位于蛮砖、倚邦之间的架布河旁和嶍崆河旁,均在倚邦乡第一乡内,范围比勐芝还要小,因此这两茶山应该包括在倚邦茶山之内。而易武、攸乐、曼撒三地区范围广,茶产量大,因此被列为大茶山也在情理之中。根据他们的普查报告中谈到的茶山范围、茶园面积、茶叶产量,普洱六大茶山依次应为易武、倚邦、攸乐、曼撒、蛮砖和革登。 尽管在岁月的长河中,“六大茶山”的地理名称曾一度发生过变化,史籍的记载也不尽相同,但对广袤的大地来说,这种改变实在太过于微观。因为无论那一种史志所说的“六大茶山”,都在今天的勐腊县及毗邻的景洪市。清光绪年间绘制的《思茅厅界图》所标注的古“六大茶山”,都在澜沧江沿岸。攸乐茶山现属景洪市,其余易武、倚邦、曼撒、蛮砖和革登五大茶山均在勐腊县。其中,曼撒在今天的易武乡,革登、莽枝、蛮砖、倚邦在象明乡。这六大茶山,直线距离都不远,相近的环境、气候、物种,使它们都成为了云南大叶茶最优质的产地,因此,对于位于世界茶叶原产地中心地带的六大茶山来说,任何地名的变更,都“万变不离其宗”,而不可能改变茶叶优秀的本质。(节选自《六大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