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河：以民族文化为特征的表述应适当调整

源自：北京晨报  :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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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曾经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深刻影响了许多人，该书对于国民性格的剖析至今仍旧被人屡屡引用。最近，孙隆基再次出版新著《新世界史》，提出“全球化的新世界史势必去西方中心论”。
　　近代以来的历史学，不论中西，其实本身所遵循的方法和视角，都是诞生自西方的，而这样的历史学，对于解释和研究中国这样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的历史，是否能畅通无阻？在今天的学者看来，似乎应该有所改变，重新梳理和认识自身的历史与文明，也重新建构自己独有的历史记忆。

西方到东方的史观
　　现代历史学发源于西方，建构在现代史学上的中国近代到当代历史，同样全盘采用了西方现代历史学的整套体系，比如民族、国家、文明古国等等概念，都是建立在西方史观的基础上，以西方历史学的方法去看待中国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史观为中心的现代历史学正在慢慢发生着改变，从二三十年前开始，“去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逐渐成风，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去西方中心化的话题说了许多年了，也有很多著作出来。我们在做东亚史的一些研究时，也会用新的观念去讨论东亚历史。”
　　西方中心的现代史观建立，和现代化发轫于西方有直接的关系，然而随着现代化的逐渐完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西方史观中的种种局限进行思考。李河说，“从1500年左右世界市场的出现，全球化的出现以后，西方国家史学发源得更早，因此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力也更大。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世界史的概念出现。这里面就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世界史为什么都是发达国家的人去做？第二，西方人之所以能做世界史，建立在一个逻辑上，认为世界是单线发展的，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发达，也就是说，现在的发达国家的状态，就是落后国家的未来。”
　　但世界并不仅仅这么简单，李河说，“20世纪以后，开始有学者反思这样的模式，比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这些思想家们开始提出，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有各自独特的发展历程，它的发生、发展、兴盛乃至衰亡都是独特的。这样的观点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
　　另外一面，后发国家的学者们也开始游离出西方历史观的范畴，李河说，“到上世纪，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大量进入西方学习，同时开始对发达国家的历史叙事方式进行反思，认为原本西方的那一套叙事方式不能完全解读各自的历史文明。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本民族特有的方式去叙述本民族的历史，成为了潮流。对于东方来说，可以说是东方史观的开始。对于全世界范围来说，则是一种别于西方中心的自我中心史观开始出现”。

从国民性到国民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个世纪初开始的国民性讨论，本身源于西方史观下的视角，讨论的基点是民族主义乃是种族主义，而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乃至种族主义本身的局限和负面作用，越来越被学者们所重视。
　　在今天，国民性的观念正在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这和西方中心的史观演变为更多元的史观有着重要的关系，李河说，“国民性这个概念的出现，大概从十八世纪就已经出现，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专门讲述过民族精神的概念。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学者和思想者。包括中国的国民性讨论。
　　这样的讨论直到今天还依旧存在，太多全称式的判断都来源于此，李河说，“这种以民族文化为特征的表述，总是难免出现，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也不是说全无道理，很多时候都能找到支撑的根据。但是坏处在于，历史有太多的个体的事件、现象、人物，简单化的叙述往往会导致激进的民族主义，因此，适当地调整是应该的”。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国民性式的判断，很多时候等于把自己特殊化，置身于他者的角色之中，李河说，“我们现代化已经这么多年，如果依旧用那样的观点去看待自身，恐怕就会有许多问题。包括一些看似褒义的，比如说我们长于形象思维，长于情感等等，其实都不一定符合现代观念”。
　　如何找到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和对自我文明新的理解？就有赖于一个更能准确认识自我历史的范式，同时也避免西方中心史观中负面的影响。李河说，“比如韩国，以前的历史我们看来很清楚，因为都是用汉语写的。但是后来，他们开始尝试以本民族的方式去记录历史，这对于他们建立自己的历史记忆，很有帮助。而这样相对于西方中心史观的，自我中心史观，在全球范围内已成潮流。历史写作范式的变化、颠覆和更新，也成为一种常态”。

如何建立东方史观
　　强烈的自主意识，成为历史叙事范式变化的潮流，而出现的，不仅仅是新的叙事范式，也还有太多对原本历史观的颠覆和改变。
　　李河说，“西方中心史观，既然有中心，自然就有边缘。比如说对于殖民主义的描述，往往就会出现中性化、合理化的倾向。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写历史就会把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作为政治历史写作的关键。再比如说，在讲全球经济发展史时，难免会把欧洲当做现代市场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会忽略同时代，乃至更早时间里中亚等地区同样存在的大量的国际贸易现象。加拿大学者弗兰克有一本《白银资本》，就是讲述白银流通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再如滨下武志写的《中国朝贡体系》，叙述朝贡体系对于整个东亚的影响。”
　　经济只是一个方面，新的历史观涉及的是方方方面，李河说，“从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依赖，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现代政治文化中重要的概念，但是它忽略了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人的朝贡体系对于周边政治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的国家、民族观念，政治秩序模式等等，都被套入到东方。但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在检讨和反思，仅仅从西方套入是不够的，甚至有些地方是不准确的。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写过一本《天下秩序》，直接说东亚三五百年来的国际政治秩序，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多类似的书籍，包括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都是新的历史叙述范式下的产物。”
　　各个文明都在倾向于用各自的叙事方式去记录自己的历史，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历史观，东方人有东方人的历史叙事模式。李河说，可以说，在西方中心之外，自我中心的历史叙事在今天已经成为常态。

避免二元对立史观
　　不过，从西方史观到东方史观，到新的历史叙事范式，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
　　李河说，“新历史观的问题在于，每一个新历史观在选择新的叙述方式时，有时候就容易陷入二元对立之中，这种自我中心的叙事，会影响到学术之外的方方面面，比如，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叙述，容易导致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历史的写作就可能陷入到想象的乌托邦之中，从学术上来说或许没什么问题，但在客观上，会造成许多麻烦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的学术，需要一种更加开阔的视角，更加宽容的态度，李河说，“如何调和西方中心史观和自我中心史观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互文本性，西方的史观中当然有很多好的东西，应该学习，而不是完全摈弃，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叙事范式，也应该积极地探索和思考”。
　　问题在于，当前的历史学，本身出身于西方现代历史学，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适合我们自己、有助于我们重建历史记忆的历史观呢？李河说，“一方面来说，西方史观、西方的史学方法，并不是完全不对的，有些基本的方法，是通行的。另外一方面，各种历史学流派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它是否具有解释力，找到自己的解释力是最重要的事，而不是纠结于它源自哪里。所以说宽容和开放，和坚持自我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容促进的。当然，从教育和观念的养成来说，引入批判性的视角，引入这些年来新的经典，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客观而合理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