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谈中兴事件：不惜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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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　　“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于5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出席并演讲。

刺激政策正面作用越来越弱 负面作用越来越大
　　我认为提出从供给侧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找出问题所在，提出对策和方针。这是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发展和思想转变。对它的意义我们必须作出充分的估计，对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清楚，用它来指导政策的决定和具体的工作。
　　在本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的通道。对于这个经济现象，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寻找应对的方针。一个角度就是从需求方去观察，另外一个角度是从供给方去观察。
　　在我们国家，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趋势性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来应对。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去观察的。有些经济学家大概在2006年、2007年，也许甚至更早一点时间，就发现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下行通道变成了现实。
　　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去观察的，就是所谓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以此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得出的结论就是“需求不够”，三架马车的力量不够，进而应对的方针就成了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的办法，虽然反复的用这个方法去提升增长率，但是近几年效果不佳，而且积累了大量的风险。
　　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从200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扩张需求的刺激政策。但是效果越来越差，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把增长率拉伸到8%以上，甚至维持了一段时间10%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到了近几年，这种刺激政策虽然力度并没有减少，可是效果越来越差，甚至没有效果。
　　另外一方面，刺激政策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了。这个副作用集中的表现就是资产负债表里的负债迅速提高，到了2013年，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到了2014年发现杠杆率还在不断的升高，到2015年一些研究表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些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说明杠杆里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所以，刺激政策正面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果越来越大。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继续了，要寻求另外的办法。2009年以后，对于观察中国长期增长应该需求侧入手还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去看引发了争论，后一种意见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扭转经济增速下行趋势必须靠提高效率
　　从供给侧来考虑，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比如，过去依靠农村的劳动力和资源进入城市，使得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个因素正在消退。另外，当中国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差距缩小以后，再用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促进发展的简单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个空间也变的很小。
　　所以从供给侧去分析就会发现，效率提高的要素不能够取代其他要素的下降所造成的经济下行状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个下行状态就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尽一切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
　　在供给侧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投资和效率提高当中，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的消失，因为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太大的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所以要扭转经济增速下降的形势，就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靠提高效率来对冲其他因素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方针上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政策去适应这个变化。

结构性改革并非中国原创
　　怎么能够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和质量呢，要靠结构性改革。我看到有些文章说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发明的新词，其实不是这样。如果比较老的人还记得，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大论战的时候，这个词就出现过。进入到了80年代、90年代，以至到了21世纪，在世界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范围内，这个词还是经常被运用的。
　　我跟一些经济学的同行，比如清华的钱颖一教授讨论过为什么西方的经济讨论中常常用这样的词，而在中国的经济讨论中常常不用这个词，而是用体制改革。大概有一个区别，就是体制改革是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取代过去的计划经济制度。而在西方国家，他们已经建立了市场制度，但是其中有某些结构存在问题，所以这些结构要进行改革。
　　比如说2004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出，一些国家要结构性改革，他讲的是市场制度中的某些环节。要使市场制度更好的运行，在这些环节和制度框架要进行改革。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记得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提出来了欧洲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当时《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结构性改革着重的是政府对于经济管理的体系，监管的体系和宏观经济政策要进行改革。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呢？我觉得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在2000年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了，但是我们和许许多多的制度环节上，跟原来所要求的市场制度是不衔接的，甚至有冲突的，这些地方都需要改革。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还需要完善。

提高供给质量要靠市场 而不是靠政府
　　要提高供给的质量，提高效率，首先要优化经济结构。因为效率不高，肯定有资源错配置、误配的问题，所以结构优化是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结构调整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的办法，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比如从2004年以后提倡的“有保有压”，“有服有控”，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用各种政府补贴、贷款、投资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从2004年以来做的办法看来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好的结构，实际上这是要靠试验，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创新者通过试验在市场中受到考验，找出路径。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下，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进行。市场可以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资源的再配置的时候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市场的另外一个作用就能够形成一种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激励人们的创业和创新。
　　我们现在要提高供给质量，要提高效率，应该用哪一种办法为主呢？我不是说所有的行政办法都不能用，但还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所谓更好的发挥，就是不要像过去那样包办一切。也就是说我们在提高供给质量这件大事上也是要用新办法，不要还用老办法。
　　刚才说了，对应经济下行不能老是用刺激的老办法，对于如何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也是这样，要按照新办法，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办法。市场如何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这就要建立制度基础，而这个制度基础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我刚才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其实这个目标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先提出的，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当时是说在20世纪末期，要把这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不过后来没有达到。
　　我们现在要做好这件事，就一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我们当前的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其实要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原来有错配了，结构变的不好了，结构扭曲了，现在要把它转回来。转回来就是实现再配置，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这就要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另外一件事，说到降成本，可以用下指标的办法要求企业降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要靠市场激励，用市场的优胜劣汰，市场的竞争去使得企业和创业者都能发挥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比下指标硬性的要求降成本要有效得多。
　　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好的例子了，比如我们过去的副主任陈锦泰同志曾经告诉我，湖南的装备制造业不是用下指标限定你去多少产能，减多少员，而是通过市场比较平稳的实现了一去过剩产能和实现人员向更有效的地方流动，这样的事例已经发生，我们要推动这种办法进行的改革。

金融改革亟待全面推进
　　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金融体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金融体系的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应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金融方面的改革进展是不错的。比如说资本价格的改革，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汇率市场化，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是总体来看比原来预料进行的还要快一些，还要顺利一些。这虽然是非常核心的改革，可是它的单项推进不可能发挥整体系统性的效果，在其他方面的改革亟待的推进。
　　比如有一些市场，在发现价格，在对冲风险上，期货市场就变的非常的重要。而期货市场似乎这方面的进展不大，所以怎么能够支持各种金融创新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跟整个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来考察，中间有一些很重要的环节，虽然也许在总体系中是很小的部分，但是它的进展如果不能够达到要求的话，那么光把利率市场化了，汇率市场化了，并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资本资源的稀缺程度。
　　比如说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征信体系的建立。想当年吴晓灵在当副行长的时候，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征信体系怎么建立，到现在来说虽然最近有一点动作，但是总体来看，这是金融市场体系非常基础性的建设，这些方面如果不能有进展的话，会拖累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全化。

证券市场监管存在极大缺陷
　　第二个问题就是监管，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所以监管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监管体系一直存在着争论。比如股票市场，在90年代到20世纪初就有一场“对于股票市场的监管体系应该如何完善”的大争论。当时的证监会高西庆曾经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股票市场监管体系存在着路线上的极大缺陷。也就是说不是把监管主要放在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实质性审批上，这样就使得整个证券市场变成了寻租场。
　　21世纪初期，证监会曾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似乎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看来这方面到现在并没有能够解决。因为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就使得一些违规的行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非常猖獗，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做了很正确的原则决定，从事前的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要从靠审批来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按照规则，有明确的规则，违反规则就加以处理和扭转。这方面还有业界很多的有见解人士要发言，就不详细讲。

为抑制系统性风险 短期政策仍需要采用
　　最后提出一点，金融改革如何跟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靠供给方的质量提高，而不能靠需求方的扩需求。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短期政策还是要用的。在某些时点上用增加需求的方式抑制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是要用的，但是如何与改革配合，我们应该从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中间取得教训。
　　为什么西方国家在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呢，后来波及到全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很长的时间中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情况下，往往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就会放松，就会放任一些违规的行为，高风险的行为蔓延开来。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有一个争论，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呢，还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呢，我觉得两者可能不能仔细究，为什么发现“两房”的问题呢，那是因为要持续一个扩张性的政策，所以对于有一些行为，对于衍生工具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就往往会放任不管。

源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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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警示：金融杠杆率已超警戒线 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李德尚玉
　　[吴敬琏分析称，我国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第二是杠杆率不断提高]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警示：目前我国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已经超过警戒线，并且至今还在继续提高，这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增长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在此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将不远。

货币政策没去杠杆
　　吴敬琏分析称，我国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这些年来，每年刺激的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效率是不断衰减，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第二是杠杆率不断提高。
　　去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意味着我们从原来主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搞增长，转向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发展质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领导决策思路的重要改变。”吴敬琏说，西方经济学家多次提出，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对于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来说弊端很大。
　　现在的货币政策究竟是稳健的还是宽松的？王小鲁引用数据称，去年的GDP增长率是6.9%，但是名义增长率只有6.4%，相比起来，M2增长率是13.3%，“比GDP增长高了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宽松的了。”
　　“今年1月份，贷款投放增长2.5万亿，同比多增了1万多亿，按这个速度，我们的货币增长还要继续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杆，还要迅速提高杠杆率。”王小鲁担忧称，“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离金融危机还远吗？”
　　在王小鲁看来，实践已经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解决经济疲软是无效的。造成经济疲软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如果结构不调整，单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增长疲软的问题，可能会带来重大风险。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震荡，因为供给侧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人口红利消失，增加投资难以为继，潜在增长率下降。”吴敬琏表示，解决这种震荡的处方就是通过纠正资源的误配置、改变结构恶化的状况和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千方百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果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效果。“所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其实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然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现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吴敬琏进一步表示，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但是直到现在转型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什么进展这么慢？结论是存在体制性障碍。而如何解决，我认为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来实现转型。”
　　“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即用行政手段干预。”吴敬琏对供给侧改革可能会走老路表示担忧。其认为，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而现在常常被误解为“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保持去杠杆与稳增速的平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会上表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广泛类金融化的情况下，去杠杆将是一个极为缓慢、曲折波动的过程。而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李扬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着矛盾。要在两者间保持某种平衡殊非易事。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得到扭转的背景下，保持适当增长速度会成为政府的首选。虽然去杠杆关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但在短期内就会被牺牲。危机持续过程中设定去杠杆的任务，核心的意义在于提醒全社会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过度依赖需求方调控，需要供给侧合理安排去杠杆的路线图。

　　1月7日消息，最近经济学界泰斗级人物、历届总理的座上宾吴敬琏先生在《比较》杂志上发表文章谈经济改革。吴敬琏指出，凯恩斯主义只是用来应对短期经济困难的处方，但绝不适合用来应对长期的经济问题。
　　2009年政府采取了强刺激政策，4万亿的投资和10万亿的贷款，虽然在当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1季度，将经济下滑的趋势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随后就掉头直下。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不能实现改革初衷，主要是这一代掌握政策和话语权的人都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毒害，教科书等还没彻底清理这些苏联式意识形态，甚至还被拿来作为阻碍改革的武器。

以下为布克笔记微信公众号刊发的全文
　　布克笔记对这篇文章做了一些摘引和总结。
　　首先吴敬琏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凯恩斯主义只是用来应对短期经济困难的处方，但绝不适合用来应对长期的经济问题。
　　2009年政府采取了强刺激政策，4万亿的投资和10万亿的贷款，虽然在当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1季度，将经济下滑的趋势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随后就掉头直下。
　　政府干预扭曲了市场信号，对不可预知的政策依赖令人生活在无知的恐惧中。
　　随后几年来，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
　　到了2015年第3季度终于掉到7%以下，尽管这个季度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长的效果已经几近于无。
　　这说明靠政府投资拉动根本无法抵抗报酬递减规律，而一味地进行投资，债务系统风险已经太大了。可是改变这种趋势也很难。
　　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制问题，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是依靠地方的市场化实现经济繁荣，是从下而上的。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地方形成了市场，人们因为市场交易逐渐发展成城市，城市规模扩大，实现繁荣。但中国的城市是层层等级森严，越是往上一级的政府越是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城市规模越大土地出让金越多。上面投资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被硬生生造起来，其他城市就掉下去。
　　而那些财政的钱却被拿来投资那些“趙家人”的“僵尸企业”，赔了算政府的。政府又只能搜刮民财。税负越来越高，民间积极性越来越低。于是，政府又多发钞票，结果人们都去投资股市，捣鼓泡沫，而没人投资实业。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不能实现改革初衷，主要是这一代掌握政策和话语权的人都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毒害，教科书等还没彻底清理这些苏联式意识形态，甚至还被拿来作为阻碍改革的武器。
　　因为改革不彻底，有太多腐败的机会，依靠旧体制发财致富的势力，积累了30年的力量，不容小看了。
　　另外中国的经济环境越来越不利。曾经快速增长的时候，为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时机，这样的经验没有吸取，这也许是吴敬琏说环境不利的意思吧。
　　既然眼看着时机溜走，上面的阻力又像泰山一样顽固，而要想建成一个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本身在专业上、技术上要求就非常高。可想而知，中央需要什么样的“极大政治勇气和智慧克服阻力和障碍”呢？

　　“财经年会-2016预测与战略”于2015年11月17日～19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出席并演讲。
　　吴敬琏表示，从需求侧也就是“三驾马车”的层面去解释和预测经济问题，认为“增长或产出是由需求总量决定”，这种观点会产生问题。因为需求总量的变动往往是短期性或周期性的。而从供给侧、从增长的动力包括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和效率去分析，则可以看出长期趋势。
　　“要使得明年的经济情况所有改善，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特别是通过创新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吴敬琏称，提高效率已经提了整整二十年，至今没有取得突出性的进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答案就是要改革，通过改革消除这些障碍。”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部分改革逐项落实。吴敬琏指出，有些方面进展不错，比如金融层面的一些核心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已经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其同时强调：“其他方面的改革进展并不好，比如监管体制的改革，因为这方面的改革滞后，造成了最近股市的大灾难。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够配合进行其他经济方面的改革和法治体系的建立，金融改革的单项突进是不能持续的。”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源自：《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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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三驾马车”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达成上述目标需要从过时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和由此导致的政策偏差中尽快走出来。为此，本刊约请了几位经济学家进行专题分析。
　　吴敬琏指出，“三驾马车”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研究长期增长趋势更可靠的方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即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估量。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但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应对经济减速和结构失衡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王小鲁分析指出，凯恩斯理论实际上有一个假设前提，即假设消费、投资、净出口三者间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但消费在凯恩斯看来是一个无法由政府调节的变量，净出口在不考虑贸易保护和汇率、价格干预的情况下也不是政府能够决定的。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刺激投资来替代消费不足。但国内外的诸多经验教训表明，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替代性是不完全的。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结构平衡关系，并应在中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如果政府持续使用货币或财政刺激政策来扩大投资需求以代替消费需求，就可能在一定阶段上导致投资过度、结构失衡，使经济增长面临更多的困难。
　　青木昌彦则强调指出，比起短期的需求面的要素（比如消费、投资、出口，所谓“三驾马车”），更要重视中长期的供给面的各种要素。在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加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将比以往更加重要。TFP需要通过与各种生产要素的“新结合”才能实现，而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在当前情况下需要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经济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这种合意的新常态。这也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精神和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内在要求。
　　虽然我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和压力，但是只要正确分析问题，控制和消解风险，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坚定有序地落实改革措施，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提高增长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建立中国经济新常态
如何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

⊙作者：吴敬琏/文

　　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它必然要过渡到“新常态”。

新常态仍待努力确立
　　那么，新常态具备哪些特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变；第二，是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
　　应该看到，以上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前一点，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识。至于第二点，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造成减速过快，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的困境。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所以，有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才是符合我们愿望的新常态。

“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应对增长减速的方针政策，可以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如同大家知道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的强度决定供给的规模，因此，产出总量等于由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等四项需求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不过即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也只是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讨论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趋势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由这种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以进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的国际经济格局。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进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发达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
　　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发达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变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就变小。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另外，随着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
　　此外，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市化消费需求就会很快增加。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与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有钱做后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这样，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
　　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

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
　　研究长期增长趋势更可靠的方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即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估量。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
　　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迅速缩小。这样一来，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
　　首先，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了。蔡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一致的结论，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经济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企业和各级政府举债过多造成的。在目前我国政府机构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在某些环节上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用加强“刺激”的办法维持高增长率。继续提高杠杆率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加大。
　　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元投资（两年）和10万亿元贷款还把2009年四季度和2010年一季度、二季度的增长率拉高到10%以上的话，2014年二季度的1万亿元左右投资只把增长率从一季度的7.4%提高到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个百分点，三季度又回落到7.3%。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
　　以上的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根本转变。

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从1996年～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实现这一转型的要求，只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旧体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总结了苏联转型不成功的教训，指出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因此，“九五”计划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1996年～2000年的“九五”计划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可是到了2001年～2005年的“十五”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它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热潮。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出现了逆转。
　　“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不得不发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号召。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情况下需要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经济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这种合意的新常态。

控制和消解风险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是风险总体可控。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完全能够避免。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很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基础设施建设不需要考虑近期是否有回报，因为东西在那里，早晚会有用。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经济学考虑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既然资源有限，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在进行投资时就必须进行选择。只能做那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要吸取日本在这方面的教训。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正是大量无效投资，形成了后来大崩盘的基础。
　　第二，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是指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债务。目前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及早归还这类欠账，既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这项决定应当尽快付诸实现。
　　第三，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用贷款、补贴、减免税收等办法去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政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功能，帮助解决企业停产给职工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这只会增加金融风险的积累，而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助益。这也是日本政府在经济衰退中举措失当留下的一个教训。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以此来释放风险，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导致大震。
　　第五，停止由政府出资兜底，实行100%的刚性兑付，以免加大道德风险。
　　第六，努力盘活。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在全国各地形成的大批“死资产”，如“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等。虽然有一定的难度，还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以便降低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短期调节。
　　这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为推进改革争取时间，使改革和发展逐步进入良性循环。

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存在争论。
　　在我看来，改革能够解决问题，不仅已经得到理论上的证明，而且也已经为近期的实践所证实。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用增加投资的办法维持8%以上的增长率，是因为要保就业。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认为要保就业就必须保增长，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却可能不到1%。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雇佣员工的数量就比普通服务业要少得多。所以，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同样的GDP增长率的条件下，就业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最近三年的情况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走的，但是就业的状况却有所改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2013年的7.7%，但2013年的就业情况、特别是低技术水平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却比以前来得好。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3年原来要求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实际完成1310万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率再下一个台阶，但就业情况比2013年还要好一些。这几年的实际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亮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却是肯定无疑的。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加快了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我国的“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的经验，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讲到了当时讨论的效率提高的四个主要源泉：
　　一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二是制造业的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三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服务业。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发展服务业。
　　很可惜，“十一五”期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两年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原来一直是制造业一枝独秀，到2012年第三产业赶了上来，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并驾齐驱。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第一大的产业。
　　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却成效不大，却在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原因就在于十八大前后进行的两项改革大大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
　　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接着很快在全国推开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财税部门把“营改增”列在为企业“减负”项下。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重，减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是“营改增”最主要的目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主张全面推广“营改增”，是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营业税由于存在转移价值要重复征税的问题，是一种有碍于分工深化的税种。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营改增”有利于分工深化。这在服务业，例如电商服务业近年来新行业的成长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另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进行这项改革以后，有些地方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这是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根本转变有关的。这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但是就业的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以上讲的两项改革只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进行的较小改革，虽然它们并不能全盘解决经济结构扭曲、效率低下等问题，但是改革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中央改革战略部署的实现能够为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奠定基本的制度条件，应当是确定无疑的。

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
　　去年以来，多项改革项目正在有序地推进。比如说金融领域的关键性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其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快一些。财政改革正在逐步落实。政府职能改革、简政放权也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要继续向纵深发展，通过制定企业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的正面清单，形成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式制度。
　　另外，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改革是关键性的，但是进展缓慢。为了改变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状况，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现在亟须加快实施。
　　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自贸区试验的进展不仅关系到上海市的长远发展，而且事关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
　　现在不少地区积极要求在本地建立自己的自贸区。不过有的人按照过去的理解，把设立自贸区的意义看做取得某些政策优惠。这是对自贸区意义的一种误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推广，不但会对形成进一步开放的经济和法治体制起决定作用，而且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设。
　　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目前许多企业家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应当借鉴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扶持民营中小企业的经验，组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切实有效的综合解决方案。
　　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政府在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目前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政府官员“乱作为”的情况有些收敛，但“不作为”的情况却有所蔓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前说过，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我觉得在反腐高压势态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与此同时，要按照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规可循。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出台两周年了，新一轮改革任重道远。虽然我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和压力，但是只要正确分析问题，控制和消解风险，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坚定有序地落实改革措施，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提高增长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建立中国经济新常态。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源自：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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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上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成立十周年庆典暨学术研究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吴敬琏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主题演讲。
　　吴敬琏说，中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与此同时，需求不振，出口增长缓慢，不少企业经营发生困难。如何稳定增长和克服困难，成为朝野关心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从各种意见、分析的框架，到实际的政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种分析的框架和由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引出的不同方略和对策。
　　吴敬琏继续解释说，一种是从需求侧去进行分析，就是“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入了一个下行通道的原因是因为需求乏力。这种分析方法源自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
　　但吴敬琏认为，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去研究中国的长期增长的问题，存在很大问题。
　　从实际表现来看，中国用这种方法来应对GDP增速下降已有很长时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在2009年采取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想拉升经济增长速度。2009年到2010年只在很短的时期，把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从年增长6%左右拉伸到8%以上，甚至到了10%，但是很短暂，到了2010年年末就开始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年到现在，几乎每年或者隔一年就会采用这个强刺激的方法希望拉升经济增长。
　　吴敬琏分析说，这样做产生了两个负面的结果，一是投资拉动的效果越来越差。特别是到了最近两年，这个刺激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另一个方面，因为过度的投资，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即所谓杠杆率变得越来越高。
　　另一种从是供给侧的各种因素去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即关注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资和效率的提高。吴敬琏认为，用这种分析的框架来解释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的增长，是很有说服力的。
　　他说，依据这种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今后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主要的驱动力量应该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主要依靠投入资源，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一句话，就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
　　关于经济模式的转变，中国已经提出整整二十年。1995年中国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成效。
　　吴敬琏说，特别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了投资。所以在“十一五”期间，五年计划规定了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
　　但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模式依然没有转变。吴敬琏认为，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称，过去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存在实现这一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唯一的出路是推进改革，通过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碍。
　　在当天的会议上，对于多个领域改革存在的问题，吴敬琏也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针对简政放权，他提出，简政放权要制度化，一方面要很快地把市场进入的清单制定出来；另一方面，要根据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法无授权不可行”，制定各级政府的正面清单”
　　针对金融改革，吴敬琏说，金融改革的核心改革进展的不错，如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也就是把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但在金融市场方面有很多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如证券市场的改革一直进展得非常慢，特别不好的消息就是股灾发生以后，显然看出一些迹象。从审批制改到注册制的改革似乎要推迟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吴敬琏说，财政改革进展总体可以，但遗留的问题太多，如价格改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改革，但又是非常关键的改革；而国企改革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现在看来还没有完全解决，一是国企定位，另一个是代表国家来掌握国有资本的机构，是管资本为主，还是要管人、管事、管资产。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实践中去解决，仍有很多难题。此外，自贸区建设还遇到各部门把住自己的权利不放的问题，使得负面清单难以缩短。
　　吴敬琏说，还有一些改革没有完全提上日程，或早就提上日程上来但是推进缓慢，比如教育体系改革、法律体系改革等需要向前推进，否则，“提高效率”就很难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

　　

源自：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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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
　　四中全会召开，“机制改革”成为国际上关注的焦点。中国目前全面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高房价这一最大热点经过推动收效如何？《对话》邀请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埃里克·马斯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全方位解读。
　　在谈到国企改革方面，吴敬琏表示现在国企改革最重要，虽然三中全会已经提明确了：必须要从管人，管钱，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但是现在改很难，阻力来自于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体。
　　吴敬琏在活动中说，新常态这个词最近很热，很多人理解新常态就是经济持续下行，我认为还要提高效率。在谈到GDP问题，现在有人担心中国GDP不能保7%，吴敬琏表示只要效率上去了，别说7%，6%甚至更低，也没什么问题！
　　吴敬琏表示中国的反腐，已经达到治标，但是仍要治本，需要机制设计，比如像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做的就不错。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表示同意，中国的反腐，就是要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小，腐败也会越少。

源自：金羊网-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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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做客中山大学谈经济改革：

⊙记者：周雯

　　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面临怎样的阻力？高负债率的现状之下，如何控制系统性风险？昨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做客中山大学，深度剖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方略。他将腐败猖獗视为中国的两大经济问题之一，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寻租，反腐重点在于铲除寻租的基础；而另一个问题，则是粗放发展。

■　谈现状 市场必须起决定性作用
　　吴敬琏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代表人物之一。84岁的吴敬琏昨日现身中山大学“黄埔大讲堂”，头发花白，身着白衬衣，神采奕奕。以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为题，他足足讲座两个小时，面对台下提问应答如流。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节点，吴敬琏分析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粗放发展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愈演愈烈，二是腐败活动日益猖獗。
　　对于这两大问题，吴敬琏解读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直指问题所在，“《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谈反腐 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寻租
　　将腐败猖獗纳为两大经济问题之一，吴敬琏早就提出了腐败寻租的理论。昨日的讲座现场，反腐问题也成为问答环节的热门问题，吴敬琏回应称，“腐败的本质就是寻租，行政权力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能够制造出租金来，于是就有人去寻求权力取得租金，从事寻租活动。”
　　如何有效反腐？吴敬琏认为第一件事是铲除寻租的基础，“要遏制腐败，你不太可能废止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概念。比如说因为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汽车牌照往往就要由交通部门发牌，这就会产生出租金来。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办法就是公开拍卖，另外一个办法，你把行政的干预缩小以后进行严格的监督。”
　　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之大显而易见，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议论也随之而起，被问及如何看待该问题时，吴敬琏直斥这是一个伪命题，“我想引用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说法，他说这是一个伪命题，比如从北京的情况看，有一些印证。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在北京不少高档餐厅关门，但是中档和低档的消费现在发展得非常快，很繁荣。以至于过去一些豪华的消费也降格了，适应大众的需求。”

■　谈改革 盛赞广东工商登记便利化
　　谈到全国第三产业的崛起，吴敬琏归功于两项改革，“一项改革是由上海开始的营改增。另一件事就是广东开始的工商登记便利化。”
　　吴敬琏盛赞广东的这一举措“降低了门槛，减少了选址审批，就使得这两年新注册的工商户增长率是百分之几十。仅仅是两个小改革就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这应该使得我们能够增强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
　　对于近年的广东经济格局，吴敬琏寄望称，“广东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但是近年来一方面整个市场体系需要提升，需要克服各种缺点，另一方面我们进一步改革，经济发展转型，法治建设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进展不够理想，才出现了优势衰减的趋势。我相信，毗邻香港的广东只要能够借十八大的东风，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立志进一步地改革和开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一定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原文标题：中国经济两大问题 是粗放发展和腐败猖獗）

　　作为中国政府的高层幕僚，参与了经济改革诸多方案的制订。十年后，他更像一个犀利的批评家，从“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到提醒人们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再到断言“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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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后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吴敬琏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年前，吴敬琏出了一本自选集，总结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彼时，他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是，作为中国政府的高层幕僚，参与了经济改革诸多方案的制订。十年后，他更像一个犀利的批评家，从“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到提醒人们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再到断言“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转变。如今新的十年正在开启，83岁的他出了一本书，书名直接就是《重启改革议程》。
　　在此次与《中国企业家》的对话中，吴敬琏谈到了大政府越位干预市场的种种乱象，并由此论及改革顶层设计的紧迫性。与此同时，他不回避政改话题，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这位老人的忧思正在加深，但他并不悲观，原因是，在“重庆模式”遇挫后，中国社会已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而共识，是一个国家顺利改革的必要条件。


　　问：你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据你观察，这种倾向近年来有何新表现？
　　吴敬琏：政府这几年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


　　问：这是不是跟官员的政绩考核有关系？政府标榜自己支持创新。
　　吴敬琏：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
　　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


　　问：地方政府介入投资必然带来地方保护主义。格力电器在国内空调行业做得是最好的，但董明珠告诉我们，政府采购基本上没有他们的份儿。
　　吴敬琏：政府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
　　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
　　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所以程序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基础。
　　吴敬琏：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


　　问：你刚才讲到了分配改革，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出原则、出路线图？
　　吴敬琏：先要分析分配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


　　问：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说了很多年了，为什么成效不佳？
　　吴敬琏：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


　　问：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
　　吴敬琏：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1条就够了，算上战备，2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
　　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问：你认为新一届政府在任期内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吗？
　　吴敬琏：这个事情难说，但是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1991-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问：你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为什么这些年来这个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呢？
　　吴敬琏：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
　　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
　　经过几轮改革，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国进民退”，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这要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
　　但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


　　问：改革本身只是个中性词，具体往哪个方向改似乎应该更加明确一些。
　　吴敬琏：不能说方向不明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场化，如果加上“十六大”，那还有政治上的，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所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是一个过去曾经有过的主流。只是到了本世纪，开始冒出另外一批人，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地反对，递几次万言书，到了本世纪就比较厉害了，正式提出了纲领，加上有代表人物，像薄熙来，还有“中国模式”派的出现。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问：所以也可以说改革方向是不坚定的。
　　吴敬琏：方向是不坚定的，但是我说形成共识则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最近有几件事，一个就是高铁，高铁号称是“中国模式”创造的奇迹，是个什么奇迹？很清楚嘛。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
　　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问：那你觉得政改为什么一直不能推动？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到底包括哪几种人？
　　吴敬琏：那是另外一件事，你得一步步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北京的空气污染，他们去年还嘴硬啊，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这是干涉我们内政，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我们不行啊。


　　问：现在体制内改革派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吴敬琏：这没有统计。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我也不想去揣测到底他那边力量大还是我这边力量大。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问：不过渐进式改革成功的例子也不多，历史上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吴敬琏：这就很难说了，为什么中国人就命中注定了走不出死胡同呢？我认为改革存在两种可能性，我愿意朝着一个好的可能性努力。只能这样说，你说我预测明天的改革就一定能胜利，那我也没办法做这个预测。

　　开篇已经讲过，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让最大多数国民受益。原因何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我们的主导产业，都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它们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因而附加值最低。这就注定了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的劳工阶层，必然收入微薄，从而注定了中国必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
　　但是进一步追问就不难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经济结构的背后，其实是政治结构。既然加工制造业附加值最低，我们为什么不选择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呢？是我们笨，是我们知识不够，因而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失去竞争力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发展不起来，不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环境问题。
　　对制度环境问题，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有过很好的解读。陈志武教授认为，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敏感度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跟人打交道，主要是一种非人格化交易。而非人格化交易必须保证安全，才能持续。而要保证交易安全，就需要一整套的规则体系。没有一整套的规则体系做保障，交易成本就会居高不下，就会让人望而却步。
　　交易成本从根本上说，无非一种社会关系成本。社会关系越简单，越规范，交易就越简单，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关系越复杂，越失序，那么交易就越麻烦，交易成本就越高。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显然属于后者。既然没有确定的规则体系保证跟人的交易的安全性，人们就只好主要跟物打交道。主要跟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起来。这就是说，制度环境注定了中国只能做世界加工厂，而做不了世界设计师。
　　其实，知识经济时代之前的西方国家，也曾遭遇底层社会庞大的困境。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对无产阶级的生活品质有多少实际的帮助，反而导致无产阶级普遍的贫困化，进而导致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潮流。只是从19世纪中期起，依托于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西方国家迅速实现了产业转型，在转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之后，从前的无产阶级队伍才逐渐消失，劳动者才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由此缓解了全面的阶级对抗，而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
　　今天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根子就在这里。看看发达国家的财富巨头，他们大多是知识经济的弄潮儿，他们的个人成功，往往主要凭借于他们的创造，他们的创造非但不需要以盘剥他人为前提，反倒给他人提供无数高附加值的工作机会和创业机会，带动更多人致富。比尔·盖茨就是如此。而我们的财富巨头，除了来自非市场领域，真正来自市场领域的，则往往是加工业巨头。他们的巨额利润，大多是底层劳工贡献出来的，与古老战争年代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尝有本质区别？
　　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还是套用古老战争年代的人海战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实际上是整个底层社会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在为我们的制度环境买单。为什么老近卫军即便气息奄奄仍能在一段时间内蛊惑人心？为什么反市场的力量尤其是民粹主义在中国有社会基础？原因只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只要庞大的底层社会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之路在中国就不可能不坎坷。

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
　　正因为如此，一直强调社会公正的吴敬琏，并不满足于主张全民低保，主张划转国有资产供国家偿还老职工社保欠账之用。在他来说，仅仅这些救济型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不足以让底层真正走出困境。西方国家是通过产业转型来改善劳动阶层的处境而实现均富的，这条路中国也必须走。所以吴敬琏坚决主张增长模式转型，坚决主张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而要实现增长模式的这种转型，就必须改革我们的规则体系，就必须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使一切权力皆受制约，“而不容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以杜绝权力搅买卖、权力搅市场。西方国家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依托于宪政民主体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为前提。没有政治上的平权作为依托，政治上的特权就必然导致经济上的特权，就必然导致垄断和腐败。只有政治上的平权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平权，才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和建立在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竞争可言。
　　市场经济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市场经济，一种是现代市场经济。身处文明时代，中国已不存在发展原始市场经济的空间。沿着原始市场经济一路狂奔，中国最终必然要面临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所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反市场力量的膨胀就会无从遏制；而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注定中国不能承受大的震荡。中国必须完成增长模式的转型，转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才能普遍提升底层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解。而从原始市场经济转到现代市场经济，起化学作用的关键元素就是法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法治，促成政治平权和法律平权，使得任何权力主体都在公认的规则体系的制约之下，这是吴敬琏晚年最大的梦想，实际上，这也应该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梦想。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著，三联书店2007年9月版。原载《南方都市报》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