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谈中兴事件：不惜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独自飞扬 · 发表于: 2005-12-15 05:14:19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女报人，吴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历届总理的座上宾，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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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英 · 发表于: 2018-4-25 02:26:04

源自：新浪综合

源自：公司深读

　　近日中兴通讯公司遭到美国商务部的制裁，由此引发了舆论的热烈争论。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4月22日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吴敬琏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经济发展越是到了高的阶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国际环境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随后，吴敬琏提到了中美贸易冲突和中兴通讯事件。他强调，此事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但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焦点是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争论。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但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吴敬琏说。
　　吴敬琏称，他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紫光一连串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最后，他呼吁，“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冷静、科学、客观的观察，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提出确实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对应策略。”

去哪里 · 发表于: 2017-3-25 17: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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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供图）

　　本报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资本为何“冷淡”实体经济

　　【记者张妮】今年年初，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刚过完87岁生日。此后不久现身“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并做压轴发言的他，看起来与十年前并无很大变化：忙，且精神矍铄。从“吴市场”到“吴法治”，他说出的每句话，都让倾听者深刻回味、思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言，这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反复表达同一个观点：“政策很好，关键要落实”。

如何增强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安全感
环球时报：前段时间，中国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这与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等因素有关，您是否认同？
吴敬琏：
　　人民币汇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呈现随行就市的特点。这也是给我们发了一个警告，要赶快提高竞争力。目前资本有外流现象，但我们需要研究为什么外流。我认为原因之一是，有些企业家对未来资本的安全性没有信心。

环球时报：应如何增强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安全感？
吴敬琏：
　　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去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一开头就明确提出，“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文件提出的一些方向、措施都切中实际，能解决困扰多年的许多问题。比如，提出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加大对非公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再比如，坚持有错必究，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等。这个文件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举措，使大家有信心。关键是要想办法把它贯彻落实。它的执行涉及到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宣传部门等多个部门很多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花更大的力气，使它真正落地。

环球时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曾表示，虚拟经济把实体经济搞乱了。二者是矛盾关系吗？
吴敬琏：
　　首先，什么叫虚拟经济，什么叫实体经济？有人认为房地产是虚拟经济，这完全不对，房地产是实体经济。金融是典型的虚拟经济。二者在某种层面上是矛盾的。在经济学研究中早就有过相关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学者是辜振甫的侄子、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他写过一本书，认为当出现资产负债表问题时，就会表现为现金为王，即使货币政策再放松，资本也不会到实体去，因为它要找流动性高的地方，如资本市场。现在，我们确实出现了资产负债表问题，简单说就是杠杆率太高，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资本就要准备随时跑，不愿投到实体经济里。所以，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只是号召资本投实业起不到太大作用，还是要通过改革让实体经济能赚钱。

如何看产业政策大讨论
环球时报：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去年发起了关于中国是否需要产业政策的讨论，引起政学商各界人士热议。您如何看待这场辩论？
吴敬琏：
　　前段时间，我们召开了一个“产业政策研讨会”。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工具箱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不言自明的。
　　其实，上世纪70年代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深入探讨。这些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研讨已取得了许多有助于各国行政当局改进工作的重要成果。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去年那场讨论中，主要发言人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这些讨论及其成果，使讨论变成对产业政策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的各自经济哲学的宣示。

环球时报：您对中国产业政策的观点是什么？
吴敬琏：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引进了日本的“硬性”产业政策，也就是政府在“宏观调控”名义下以产业政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但后来，日本国内外出现了用批判眼光看待硬性产业政策的论著，否定意见逐渐成为主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等主编的《日本的产业政策》（1984）一书。其主要观点是，多数在日本取得高速发展的产业，如照相机、半导体、彩色电视机、钟表、机器人等，都是在没有得到政府扶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产业政策只是从侧面支援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该书本可以成为帮助我们汲取日本战后产业政策经验教训的有益参考书，然而它销行不广，印了一次就告绝版，以致于没引起人们对这类批评意见的足够重视。
　　直接干预市场和限制竞争的产业政策在中国的执行效果乏善可陈，使我国产业结构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变得越发扭曲，由行政力量推动下形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的竞争力下降成为一个明显的事实，以致“三去一降一补”，即“去过剩产能、去房地产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供给短板”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紧迫而沉重的任务。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要求，就是“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意味着，必须摒弃直接干预、限制竞争的传统产业政策做法，使产业政策成为促进竞争、提升市场功能的辅助手段。这将是我国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性转变。我们应当努力促成这一转变的顺利实现。

供给侧改革取得进展
环球时报：“三去一降一补”目前实施的效果如何？
吴敬琏：
　　对于“三去一降一补”，有人把它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另一种说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说法。从它要达到的目的来看，去年我们在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上，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上，成效比较明显。但它的另外两个方面，成效不那么显著，甚至“去杠杆”方面，不但没有去，而且杠杆率有所提高。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话，叫“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我认为“三去一降一补”得失互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够快、不够实，不能通过激励创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三去一降一补”。我这里讲的结构性改革，不是结构调整，而是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管框架结构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就在于切实推进改革，使市场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今年中国经济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吴敬琏：
　　过去的一年里，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基础上，发布了多方面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这些文件规定的改革方向明确，措施得当。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执行上花更大力气，使这些决定、文件得到真正落实，为我国的资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给效率的提高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本文未经吴敬琏先生本人审核）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7-2-19 19:08:00

源自：央视

　　原文发布于2013年12月05日央视网
　　[吴敬琏：特殊的既得利益者不但要保持这个权力，而且会要扩大这个权力。所以这个改革一到执行的时候，就会受到阻碍，甚至扭转方向。]既得利益者能否从改革的阻力变成新的改革者？农村土地究竟该如何入市？小产权房究竟何去何从？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决定的内容？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专访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详解中国改革新方向。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始终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立场，以及敢于诤言的士人风骨，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发布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改革的讨论和期盼。为此，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专门采访了经济学、法学界泰斗吴敬琏、厉以宁、江平先生，来听听他们如何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今天，《经济半小时》记者带您走进吴敬琏先生，听听他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评价。
　　吴敬琏力挺市场经济担心既得利益者成改革最大阻力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吴老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家对于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有着非常高的期待，那么从已经公布的全会的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决定的方面来看，其实大家期待感是非常高的，您对公报和决定整体评价是如何？
　　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我也是这样，我对这个《决定》我的评价是很高的，几次三中全会当然对中国的改革意义都很重大。我看起来呢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像十四届三中全会。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最像十四届三中全会。
　　吴敬琏：它不但提出了目标，而且有一个整个路线图的设计。但是呢十八届三中全会跟十四届三中全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要求建立市场经济，我把它叫做2.0版的升级版的，这个市场经济跟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那个初级版的市场经济那又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所以总的对它的评价，我觉得应该是很高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是一个2.0版，是一个相对于十四届三中全会来说有质的飞跃的一个升级版。
　　吴敬琏：升级版的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建国之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论战和重大的经济抉择。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风雨之路，也正是吴敬琏的经济理论日臻成熟的思想历程。他以始终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立场，以及敢于诤言的士人风骨，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其实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多年的历程当中，无论是初级版还是升级版，始终都伴随着一些探索和争论，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比如说还有是大政府还是大市场，但是我们都知道，您是非常坚决的市场派，所以大家给了你一个名字是吴市场，这一次您觉得在全会当中，把市场的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强调决定性作用，写进了公报，您认为这是表达了中央的一种怎样的决心？
　　吴敬琏：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是非常的重要。它回答了一个过去将近10年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就是中国要往哪里走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个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后，就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建立起来这么一个市场经济，它确实有它还有缺陷的地方，它大致上是一个东亚模式，就是说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已经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它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遗产，这就是政府的作用，比成熟的市场经济还要来的大一些。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是一个市场还没有形成的国家，政府当然要担负更多的任务，问题是往前怎么走。往前怎么走它是一种过渡性的东西，它有两种办法，此涨彼消，或者是此消彼涨。很不幸的是大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这个前进到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这个方向，它开始是放缓，后来甚至是有些部分往后退，所谓往后退就是增强政府的作用。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不但没有，市场不但没有起基础作用，相反政府起了主导作用，同时在理论上，在思想认识上就发生一场大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存在的缺点、弊病，比如说自然消耗还是比较厉害，市场无序通货膨胀、腐败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改革还不够彻底，不够彻底。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吴敬琏：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推进改革，更进一步消除体制的遗产，使得市场更加成熟起来，这是一种意见，还有另外一种意见，是所谓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造成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是因为市场化带来的弊病。
　　吴敬琏：带来的弊病，腐败，以至后来说看病难，看病贵，什么买不起房子还有等等问题吧，都是因为市场化，甚至形成了一种好像占优势的理论。它就造成一种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加强政府对于市场，对于社会的管控。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你越加强市场的管控，这些毛病就会越严重，那么有两个问题就表现的最突出。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哪两个问题？
　　吴敬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增长方式粗放，粗放的增长方式转不过来。本世纪初开始吧，因为城市化加速了，所以这个各级政府手里就拿到了一个很大的资源土地。有了土地财政，就是用政府投资来搞形象工程，搞政绩工程，特别是要投资在那些资本密集型的，所谓重化工业上。所以这个更加粗放了，以至于到了现在，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所造成的问题变得非常的严重。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就是说有很多的后遗症？
　　吴敬琏：这个后遗症非常严重，你比如说那跟我们切身的利益最密切的，我们这生存的基本的条件，三个基本条件，土、水、空气，现在都因为这个粗放的发展方式，变得不适于生存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腐败，因为它的制度基础越来越大，所以它就变得非常猖獗，引起了官民关系紧张，群众对政府不信任，很多一系列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很多矛盾。
　　吴敬琏：社会政治问题。所以就像习总书记在解释三中全会决议时候说的，或者十八大就提了，就是这个核心问题在哪里，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习总书记在解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过程时候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它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关键就是到底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作用，那么我说三中全会这个提法，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最大的意义就是非常明确地回答了争论了将近十年这个问题。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也就是刚才像您说的，这个起决定作用是指明了中国要往哪里去，这个方向如果您用一句话来概括会怎么说？
　　吴敬琏：就是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吴敬琏：如果不能够把这种要走回头路的逆流挡住，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就在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这场论战持续的十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黄金的发展期。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十年，是中国GDP翻了近两番的十年，也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的十年。
　　正是依靠市场化改革，中国赢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然而，高增长的成绩单似乎让人们淡忘了改革的出发点：市场的竞争机制和核心地位没有得到有力的法制保证，行政干预和垄断频繁地超越市场，甚至代替市场。
　　2011年，湖南邵东县成立新的电镀中心，32家渴望转型升级的民营企业却被排挤在门外；2013年，双汇以具有优势的价格进入江西弋阳县的鲜肉市场，却遭到一纸政府文件的打压；十余年间，中国民营石油企业纷纷遭遇到了不公平待遇，其中许多倒闭关门，被拒于石油市场的门外；行政审批、行政干预、资源垄断，让民间企业苦苦徘徊和寻找，更让市场的效率低下，缺乏竞争、缺乏增长的动力。
　　在改革的新十字路口，在一场市场与政府的力量争论中，守望在市场一方的吴敬琏看到，有不少人已经迷失了出发时的方向。不仅改革的进程放缓，甚至改革成果倒退的现象俯拾皆是。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对于这个市场的作用，您刚才也谈到了有很多的表述，特别是您说到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表述是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那么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这个表述就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有更大程度了，那么到了十八大的时候，它的表述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有了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我们看到，从文字上这个是不断地在往前推进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现实，可能又是有一些刚才您说到的，有一些争论，甚至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时候，不光是一个缓，甚至还有一种后退，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现象，您怎么来解读呢？
　　吴敬琏：因为这个所谓政府行政权力对微观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它就造成一种我们经济学上叫做寻租的环境，这个寻租活动它的特点就是因为有行政群体的干预，就造成了租金，于是你找到了这个权力，就能够拿到租金。当你这个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它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多，那么这腐败活动肯定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这就有了一个利益，有了寻租就会有人设租，坚持原来的权力不退出经济生活，而且要扩大这个权力，它就有一个利益的基础在这里。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从而也就形成了一个……
　　吴敬琏：特殊的既得利益。特殊的既得利益者他就不但要保持这个权力，而且会要扩大这个权力。所以这个改革，中央有一个提法，它一到执行的时候，它就会受到阻碍，甚至扭转方向。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那这些年当中大家都还记得您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既得利益集团，还有权贵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改革的阻力。那么这样的问题，您认为还会出现吗？
　　吴敬琏：当然会出现，当然会出现。因为你侵犯他的利益了，你一个决定，侵犯了许多人的利益。所以是要清醒的意识到它是会有阻力的，会有障碍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在过去的30多年的改革当中，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难忘的过程，而且是波澜壮阔，有争论也有妥协，如果说让您回过头去再回望一下过去的30年的岁月，您对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您最愿意谈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吴敬琏：我想这就是说，执政党、政府和大众，形成一种共识，能够有比较强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重大成就的根本性的原因。这种共识的形成，它是有一定条件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很快就形成了共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山穷水尽了，所以大家都觉得非改不可。可是到了后来，你看，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是不是这个党中央的决议也指出来了，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所以一定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但是那个情况之下，好像这个共识就有点不那么一致了，因为有些人觉得一方面你这个改革会损害我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这个经济很好，二十一世纪初期这个经济不是很好的吗？那为什么要改呢？所以他就放慢下来了。这次因为十八大前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好像在多数人里面又形成了共识，所以十八大通过决定大家都表示拥护，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公布以后，这个支持的群众的声音就更强烈了。但是要警惕，要警惕。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要警惕什么？
　　吴敬琏：要警惕因为它到底现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也许比八十年代要小一些，但是既得利益方面的障碍，也许比那个时候要更强。现在这个既得利益可是不得了，那个权力能够寻租，这个数额是大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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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敬琏：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是非常的重要。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两个字的变化整整用了二十年。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多年高速增长过程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仰仗公共权力或资源而获得既得利益的群体正在考验着中国改革的决心。那么对于改革中的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吴敬琏先生有着怎样的观察和思考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说法备受瞩目。那么农村土地究竟该如何入市？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小产权房究竟何去何从？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决定的内容？一起来听听吴敬琏先生的判断。
　　农村土地改革引发热议小产权房能否流动存在困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
　　《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关于农村土地改革，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不绝于耳，对于下一步改革中有可能遇到的农民利益受损、国家粮食安全威胁、土地收益市场分配不公以及小产权房等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如何解读《决定》中的改革新方向？下一步应该如何执行？更加现实和紧迫的问题都摆在了改革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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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专访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那么在这个决定当中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段话，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有了这样一段话以后，但是我们看到，在前两天两部委对于这个小产权房的声明，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些困惑，就是一方面大家拿了这一段话，另外一方面也拿着部委的对于小产权房的声明之后，不知道应该怎么解读，那面对现实的情况你如何来解读呢？
　　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那这个最后的决定，我想希望中央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很快地工作起来，碰到这样有争议的问题，由他们来解释中央的决定，由他们做出决断，针对我个人的意见呢，我认为这个土地产权的流动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当然这里就牵扯到好多原有的法律问题。土地所有权，其实是包含好多种权利，现在的叫产权概念，跟过去的所有权概念，有点不同。过去这个所有权概念，他是好像是说，就是任意处置甚至毁坏的权利，现在这种概念是产权，产权是一个附属词，是一组权利。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用益权。就是通过使用取得收益的权利，这个用益权，也是可以买卖的。那现在呢，现在如果我们进一步改革，我就认为就是主要是用益权，给农民，农民是可以出让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出让的，是可以抵押的，可以交易的，可以流转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不是说有一个承包期，而是有一个永久的（用益权）。
　　吴敬琏：对，因为现在这个承包期，他转给了譬如说一个大农户，一个个体农户把这个承包期的使用权，转给了大农户，那承包到期了怎么办？这个就弄不清楚，他就不愿意投入了，越接近承包期就越不愿意投入。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在。
　　吴敬琏：我看我们北京很多农民工，他们那个宅基地是空在那的，而且他永远可能也不会回去了，农村的宅基地，至于他们的子女更不可能回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不是资源的浪费吗？如果能够流转，有一部分可能卖不出什么钱来，有一些可以变现，能够改善他在城里面的居住条件。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期待小产权房转正的人这个期望还是在的，但是目前来说，这个宅基地是违章建筑的，这个说法也是成立的。
　　吴敬琏：我们就是期望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很快建设起来，对这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他要做出裁决，否则就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歧义，而且发生一些矛盾。而且要跟有关部门协作，该改法律的改法律，该改行政法规的要改行政法规。还是要在法制的基础上，推进改革。
　　不仅是土地市场，改革的新一轮风潮也将会深入到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此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吴敬琏仍然希望，他能够守望中国的改革走得更深、更远。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大家现在读得非常仔细的，各行各业的都在解读，那么解读之后，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吴敬琏：那就是执行了，所以要清醒的认识到，执行会有阻力和障碍，还会发生一些实际的困难，这些阻力和障碍，需要打破，那些实际的困难要大家共同想办法缓解，把它解决。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其实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在仔细解读的过程当中，更为艰巨的挑战还在后面。
　　吴敬琏：对，它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但是还是取决于能不能够落实。

忘伤 · 发表于: 2016-12-3 12:26:01

源自：新浪财经其他

　　由财新传媒主办的“第七届财新峰会”于2016年12月2日～4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出席并发言。最近一年多来，发布了有三个方面的实施方案，都是很好的文件，但执行上来说就差了一截。
　　谈到改革，其表示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在内部也碰到很多严峻的挑战。方向和顶层设计都是正确的，实施方案制定得相当不错，但是有什么问题呢？主要的问题就是在执行力上。
　　“最近一年多来，发布了有三个方面的实施方案，都是很好的文件，但执行上来说就差了一截。”
　　第一个是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它规定了具体的步骤，而且要求在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价格要基本放开，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这个具体的步骤我觉得也是可行的，但是实施起来可能就有问题了，实施起来困难就很多。”吴敬琏谈到，“比如说电价，电价恢复了2002年国务院5号文件所规定的怎么实现计价上网，但是看起来这个事还有相当的距离。”
　　第二个很好的文件是今年6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但是执行不够有力，“一个问题是没有细则，没有进行公平竞争的审查细则，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反垄断里面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执法机构权威性不够。”
　　第三个文件是上个星期公布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涉及到很多问题，在司法上要坚持法律不溯及既往，对新法旧法不是很明确的案件要从旧从新，执行这些东西不单牵涉到一些具体的行政，而且牵涉到许多人的具体利益和对于打破原有不合理的既得利益。

九爷 · 发表于: 2016-11-27 09:56:00

源自：新浪财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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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杜嘉祺

　　“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6”于11月26日～27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进行了视频演讲。
　　吴敬琏表示，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但在现有体制下，竞争受到了压抑。其呼吁制定竞争政策来保证“竞争”的加强，以此保证市场发挥功能，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谈到产业政策时，吴敬琏表示，中国实行的是日本式的产业政策，即在扶植一部分产业的同时，抑制另一部分产业，在其看来，这是抑制竞争，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
　　此外，吴敬琏还表示，对于竞争政策的重要性，高层已经有所共识，但政府干部的思想意识仍然不深，这一现象也值得重视。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强化竞争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三十多年的经验和最近十年的经验，要想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竞争。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市场保持持续、稳定、有效率的增长，主要是发挥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有效地把稀缺资源配置到最正确的地位，这是有效的配置资源。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形成一种在经济活动中共存的激励体制。而这两个功能不管是有效的配置资源，还是共存的激励机制，都要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来实现。所以没有竞争，市场是不可能发挥这两种功能的，所以我们说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
　　但是这个竞争在原有的体制下是受到压抑的。所以就要用竞争政策来保证竞争的加强，来保证市场发挥功能，来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六十年来我们碰到的问题要靠竞争来解决，特别是最近十年，我们碰到很多很棘手的问题，这些棘手的问题也是要靠市场体制、靠竞争来解决。所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面，加强竞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机制，而且也不是很容易能够做到的。
　　北京的凯恩克劳斯基金会2013年就发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国际的视角，研究了怎么样加强竞争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今天的会上这个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也会做介绍。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中国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改革还在进行，所以加强竞争的问题不是很容易能够解决。有很多理论问题、政策问题、执法问题是要解决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在去年10月国务院发布一个关于价格改革的文件，里面就讲到了要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定位，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大概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虽然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是建立市场经济。但是处于基础性地位的政策是什么呢？是产业政策。我不是说要完全否定产业政策，或者包庇产业政策，问题是我们所执行的产业政策是日本引进来的，日本战后初期，大致上是在七十年代以前的产业政策。这个产业政策的特点是支持一部分产业，抑制一部分产业。这种产业政策在经济学界的讨论里面，有人把它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也有人把它叫做纵向定位的产业政策。就是说它是在选择一些产业去抑制另外一些产业。这显然它就是抑制竞争的，是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这个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我们的政策上，都表现出来了，在经济领域是无处不在的。
　　你要加强竞争，要贯彻竞争政策，你就碰到认识上、法律上、政策上、执法上的许多问题。比如我们有反垄断法，但是反垄断法对于维护公共利益的垄断它是一个断档。“三去一降一补”中间，你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强化竞争，使得资源更有效配置，使得激励机制能够鼓励创新、创业。你也可以用行政办法，就是贯彻所谓的产业目录。因为过去我们执行了日本式的产业政策，八十年代以后，包括日本在内，都认为产业政策是需要的，但是这个产业政策是有助于强化竞争，有助于提升市场的有效性的产业政策，是另外一种产业政策。
　　这个事情非常地重要，可以说会决定我们的这些难题能不能解决，我们的持续稳定增长能不能保证的重大问题。在执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从政府方面看，好像这个问题的方向是清楚的。在价格改革方面，今年6月我们也发布了公平竞争审查的意见，这就是说我们在向那个方向在做。但是在执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就是认识问题，竞争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国内有一些讨论，今天要介绍的凯恩克劳斯基金会研究课题的第一大部分就是讲竞争政策的重要性，这是总结了国际上的经验。我们应该把这种思想向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民众说清楚，介绍清楚，然后就是法律、政策怎么完善的问题。像公平竞争审查是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国务院这个意见是说对于新的政策要预先做审查，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就要修改。然后我们要对原有的各种政策、各种规定做审查，这个工作很艰巨。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就是凯恩克劳斯基金会的研究报告里面讲到了执法的问题。现在的执法比较分散，它是三个机构执法的。有一个反垄断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是商务部牵头的一个部级的非常设机构。即使我们更加完善我们的反垄断法或者公平竞争立法以后，这个执法怎么加强还是有问题的。今年7月1号开始就执行国务院的公平竞争审查的意见，但是谁来审查？审改小组讨论的时候提出来了，自我审查与外部审查要结合，特别要加强上会的审查。但是这个怎么进行好像没有具体的安排，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值得讨论的。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原有的体制政策和一些想法是有冲突的，所以是很艰巨的任务。而这个事情从认识一直到法律政策执行，有很复杂的问题都需要讨论。所以希望这次会议开得成功。

晴晴妈妈 · 发表于: 2016-11-4 16: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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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2016年11月4日～5日在深圳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视频演讲称，对于产业政策，官产学各界的缺点在于更多关注现象层面问题，而非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问题。“导致我们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就显得比较片面。”
　　其指出，我们在接受日本经验的时候，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论的高度，所以后来就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他表示，经济学家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只有经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非常感谢张思平理事长对我的盛情邀请，因为有其他的安排我不能够亲身来参加这次盛会，所以我想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表示我对于我们这个论坛的期许和希望。
　　上个月我在参加北方的一个论坛，就是“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的时候，我说了三句话来表达我对于“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的希望，我想这三句话也可以用来赠送给我们大梅沙的创新论坛。
　　这三句话就是：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
　　为什么我要说这三句话，我是有感于我们的官产学各界的有识之士，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这些年来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那些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没有能够把我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规律性的问题，这是基本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就比较局限于就事论事的一些对策性的建议，这些建议缺乏更加深厚的、扎实的、科学的基础，因此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常常是浅尝则止，当出现了新的现象，虽然本质没有变，因为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他就显得比较片面，显得不深入。而且现象常常会有所改变，但本质没有变，于是我们又以为他是一个新的事情，然后又想出一些新的办法来对应。
　　这就出现一种转圈的现象，就是从同一个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上的有所差别，那么就我们就以为用到了另外一套办法去对付这个新出现的现象，就出现这么一种每次一个新的现象发生以后，都是从零点开始，找出了一些对应的方法，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够像做接力赛一样，对认识步步深入，方法步步提高。
　　我在“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增长方式的粗放需要转型的问题，兜了很多圈子，但是进步就显得不足。我今天想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最近讨论得很热烈的产业政策问题。现在都在讨论产业政策有效还是无效，其实这个问题是已经讨论了二十几年了，问题就是这个讨论没有逐步地深入，常常出现了在表面层次上打转这样一种不好的情况，这就降低了我们研究工作和探索我们中国持续发展道路、工作的有效性。
　　在八十年代初期，产业政策问题在相当多的国家都好像是一个新的问题，中国是从日本引进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七十年代就开始执行一套产业政策。在二战后的初期，和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应该说这个产业政策表现出很多积极的作用。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在石油危机以后，很多西方国家也对日本的产业政策非常地关心，一部分人认为日本能够高速发展，主要的原因就是通产省的政府机构执行了非常成功的产业政策。
　　中国提出这个问题是1987年的3月，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建议中国采取类似于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就是从1946年到1970年这个期间采取的产业政策。这套产业政策的特点就是协调地运用各种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外汇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外贸政策等等，综合地利用这一些调控手段，来对一部分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企业组织，采取促进的办法。而对于另外一些产业类似的活动进行抑制，以便建立起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国务院和当时主要领导人很快做了批示，完全赞同研究中心的这个建议，而且把这个文件批发给了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和当时正在准备十三次代表待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起草组。从那个时候开始，引进产业政策不但是一个热门讨论的话题，而且是中央的宏观经济部门要加以落实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且这个课题显然是十三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要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么一个总口号的具体的实施办法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时我们没有注意的是，日本在战后初期和后来，在高速增长时期所采取的这个类型的产业政策，很早在七十年代开始在日本国内就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在八十年代初期东京大学的小宫隆太郎教授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组织起来了，就要对日本的产业政策，他的理论基础，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缺点进行全面的总结。他们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出版了一份他们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在1984年发行。
　　这份报告就改变了过去宣传日本产业政策的著作中，着重从政治上和从历史的事实上进行宣传这样一种特点，而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去对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实际内容、执行后果，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检讨，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所以这就像后来法籍的美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所说的，在二十世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了旨在促进优质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或者旨在保护当地传统产业免受发达国家竞争威胁的产业政策。
　　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上述类型的产业政策已然声名狼藉，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产业政策阻碍了进程，允许政府可以随意挑选赢家，甚至挑选输家，从而加大了政府被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的风险。
　　他的判断是，到了八十年代日本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所运用的那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已经是声名狼藉了。小宫隆太郎他们这本书，就是全面地总结了日本在这段时期的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从现代经济学的高度，对于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批评。
　　我们当时，像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许多人跟日本经济学家都有定期的每年一次的学术交流和政策交流，我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支持日本初期的这种产业政策和一种反对这种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家，都有很密切地交往。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1985年听说小宫隆太郎这本书以后，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跟小宫商定以后，请社科院日本所的人把它翻译出来了，在1988年出版发行了。
　　可是除了少数研究人员，并没有对小宫这本书做深入地研究，即使读过这本书，似乎也没有能够真正地领会他说的那样一些道理和做的一些具体分析。我们更多地接受的是日本像通产省官员，或者是我们的另外一些朋友，就是支持日本当时这种产业政策的朋友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解释主要的没有做理论上的阐明，比如说对有些口号，比如说“要防止过度竞争”这种口号，到底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过度竞争”？为什么要抑制过度竞争？都没有说明，只是对他们具体的做法做了一些介绍。
　　所以应该说我们在接受日本经验的时候，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论的高度，所以后来就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以至到了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政府在运用产业政策上就加大了力度，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又用行政的办法去矫正这个结构的扭曲，于是逐渐形成了一套叫做“有保有压，有扶有促”或者是“有扶有控”的一套，用各种行政手段、各种调控手段去调整产业结构这样一些系统的做法，甚至定期地颁布产业目录，把产业分成三类，是扶持的还是要压抑的。
　　而在国际论坛上，或者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这个产业政策已经做了很多新的发展，在小宫隆太郎他们编的那本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认为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呢？主要就是在出现了市场失灵的时候，用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至于小宫那书的翻译就做了分析，通产省和其他的日本政府机关，在执行那种类型的产业政策的时候，常常就越出了他使用的范围。
　　比如说“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什么叫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它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小宫就说这个实际上这种标准是从经济理论上说是很模糊的，他往往就是舆论和政府机构所希望见到的产业结构，就认为是一个好的产业结构，然后用价格、财政、金融、外贸、外汇等等的调控手段，去保证建立起这么一个结构来。他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受到市场的抵制，没有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情况，是建立了这样的结构，但是成本巨大，损失很大。而日本真正发展起来的那些产业。有大量的数据证明，正好不是通产省和其他的机构所要求建立的、所要求发展的这样一些产业，而是市场的竞争和企业家追求所推动的形成的一些产业。
　　所以在八十年代以后，在日本，包括日本在内，很多有人继续坚持这个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那种类型的产业政策，有人把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从世界论坛上和日本本国来说，从小宫他们那本书着重说的，好的产业政策是要正确地判断产业失灵，而且采取正确的方法去抑制产业失灵。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权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的利弊，并不是说，只要有市场失灵就要有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有政府干预失灵，这个时候他就要做出权衡，或者采取一种综合二者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的研究比小宫他们着重提出的“弥补市场失灵”更进了一步，就是怎么能够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强化竞争。就是能够强化竞争，能够防止垄断对经济发展损害的产业政策，这是一个好的产业政策重要的内容。
　　所以说这方面应该说这些年来有很多很重要的成果，比如说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梯若尔是开创了产业组织学，产业组织学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公共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和强化竞争和约束现在市场竞争的所谓市场权力就是“market power”，我们可以看梯若尔的诺贝尔奖获奖的演讲，那个演讲的题目就叫《市场失灵与公共政策》，他一上来就说，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最大的优越性，就是通过竞争来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但是完全竞争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就需要用公共政策，也就是产业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来约束市场权力，约束market power，总而言之就是强化竞争，公共政策他就是要设法控制市场失灵，不让市场失灵，达到一个强化竞争的目的。
　　菲利普阿吉翁也是在产业经济学里后起的新星，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按照他的说法，管理得当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有利于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没有产业政策，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可能就会选择在不同产业去经营来避免同类产品之间的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较高的产业集中度。
　　而税收减免或者其他税收补贴，鼓励企业在同一产业部门经营的产业政策，就可以降低盈利的目标，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因此，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催生创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而且在这个方面竞争和产业政策能够相互补充。
　　这就是说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因为比较忽视理论的思维，忽视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所以就不能够与时俱进。我最近看一些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文章，相当一部分讨论文章，不管是反对使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还是主张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者，他们所讲的产业政策都是讲的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那个产业政策，这是被后来人们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者叫“纵向的产业政策”。
　　由政府选择产业，然后用整套的调控手段去扶持一些产业，去抑制一些产业，中国人所说的“有保有控”。这一套产业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现在人们讨论的产业政策已经是另外一类的产业政策，这种所谓阿吉翁讲的“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到底是根据一些什么原则就能够设计得当呢？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也发表了很多文献，但是我们的讨论都没有涉及到，这是很不利的。
　　所以我们要为中国探寻一个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就需要研究基本问题，把主要的注意力、主要的精力放在密切地联系实际，去研究一些基本问题。在一个比较高的理论支撑之下，来提出我们的各种一样的意见。而且能够形成一个接力赛，就是大家的研究成果能够你追我赶，使得我们的认识步步深入，我们的对策也越来越有效。
　　最近其实有一些提法他是与时俱进的，譬如去年10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提法，就是要“要求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就是说国家在领导经济的各种政策，或者政府包里面，应该把“竞争政策”放在基础的地位。根据我的理解，如果从世界范围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总的趋势是要把产业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把竞争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过渡，所以叫做“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但是也许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跟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成果有所脱离，有所忽视，所以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个重要的决定我看反应不是很强烈。到了今年6月的时候，国务院就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价格的决定里面的提法，就采取了步骤了，这就是在6月发布了一个《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审查制度的意见》，这是国务院要求在新制订的政策和新建立的制度中，先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接着对已有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那些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和政策就要进行修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是建立我们市场体系一个很关键性的步骤。
　　这就体现了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国际上研究的成果，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成果接下来贯彻得好，要求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也能够与时俱进，也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能够把我们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建议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我说了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怎么才能够在基本问题上能够取得进步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开拓资本市场。关于这个问题早在80年代我们听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讲学的时候，就听到过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就是“自由而切实地讨论是改革能够成功的基本的前提。”因为只有经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最近我们就需要提到科斯，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他100岁的时候，就是2011年到北京的财经论坛做了一个视频的演讲，他那个时候已经100岁了，他说他要来视频致辞，因为他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他要说什么呢？他说，如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有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而融合，就能够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将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总之，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努力去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我们可能有机会看到科斯所指出的这一天的到来。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6年8月下旬开始，关于产业政策之争，让林毅夫和张维迎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他们终于要当面对决了！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大PK即将于11月9日上演，届时，△财经栏目将全程直播两位学者的现场交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与两位当事人过招，也请在直播入口留言，我们会在现场帮你提问！

晴晴妈妈 · 发表于: 2016-10-15 11:56:00

源自：新浪财经其他

野三坡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由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论坛组委会主办的“首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于2016年10月15日在河北野三坡举行，野三坡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出席并演讲。
　　对于当下热议的“产能过剩问题”，吴敬琏表示，应该优化结构，但具体用什么方法优化结构，很多讨论都是浅尝辄止，“产业政策已经好几轮了，但总是不把基本问题解决，甚至还遗忘了过去的问题就”。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很高兴来参加第一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我就说三点。
　　第一，关于科斯对中国经济的评论。我在03年参加经济论坛时，建议中国经济领域要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我解释一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面临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用什么方式发展，才能保证可持续的发展。第二个就是体制，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需要解决的的问题。对领导和企业家来说，需要反思一个“思维习惯”的问题──回避理论思维和蔑视理论思维，习惯而不是深究基本问题层面，对问题本身的认识也不深刻。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长期按照苏联的方式发展，结果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是不是认识到了呢？看似这样。但如何解决呢？我们没有深入的思考。改革开放和1981年两次讨论、调整所针对的就是苏联的发展模式问题。指导这两次经济调整深层的理论就是1980年国务院提出的十大建设方针。
　　这十大建设方针提出克服苏联式的增长方针和方式，他有没有点到呢？有点到，就是效率低。但是从基本的理论来说，他没有放到增长函数下来分析。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呢？第二次调整是1980年末，我们有一位理论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文章的标题叫《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资料优先发展，重工业要减速，要把农业发展起来，轻工业发展起来，商业发展起来，第二次调整也就无疾而终。
　　到了后来，95年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国家计委提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从粗放式发展方式到精细式发展。这个认识只普及到一些干部和群众，并没有全部普及。匈牙利经济学家在《社会学经济体系》提到用生产函数来解释什么叫增长方式，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并没有解决。到底从哪里转变到那里呢？就不清楚了。
　　到了2000年，这个基本的认识被“经验规律”概括。它是根据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经验，造成了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逆转。基本问题要不要解决，如果只根据一些现象提出的口号，那是很脆弱的。因为理论的认识，因为利益关系，在20世纪末导致了产能过剩。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
　　河北要解决钢铁产能过剩，就是十八大讲的，03年04年开始调结构，要减少落后产能，结果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越来越糟糕。如果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还是就事论事，那是不成功的。有些问题浅尝辄止，现在又开始新一轮讨论产权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已经好几轮了，就是对基本的问题没有思考。
　　对于事物的认识其实，最重要的是开拓思想，只有一个卓越的思想市场，才能防止错误的思想造成问题。我希望我们这个论坛，在基础问题上，提出讨论。

晴晴妈妈 · 发表于: 2016-9-19 08:56:00

源自：经济参考报

　　经济结构调整不可取代体制结构改革
　　结构性改革真正要改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通过行政的手段对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往往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更加突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才能解决问题。
　　问题的症结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为实现这个目标，现阶段需要从制定和执行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全面推进金融改革等六个方面抓紧推进。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财经栏目和清华经管学院协办的长安讲坛，日前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行了300期主题演讲暨小型纪念会。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了题为“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的主题演讲。
　　吴敬琏表示，结构性改革真正要改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通过行政的手段对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往往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更加突出。因此，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才能解决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为实现这个目标，现阶段需要从制定和执行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全面推进金融改革等六个方面抓紧推进。

结构性改革就是体制机制改革
　　吴敬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含义不同的“结构”。
　　第一层含义的“结构”是指经济结构，即资源配置的结构。从供给侧来看，经济增长由三个基本驱动元素驱动，即劳动、资本和效率。从本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原来所依靠的驱动力开始消退，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所造成的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错配却愈演愈烈。由此，中国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性变化。吴敬琏认为，治本之策，就是通过资源的再配置，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供给侧的质量。
　　第二层意义上的“结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这也是“结构性改革”中真正要改革的“结构”。这两种“结构”不可混淆，否则就会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去取代体制结构的改革，会造成十分消极的后果。
　　吴敬琏表示，改善经济结构的重点是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调整经济结构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国家的计划和规划、政府的政策要求，通过行政命令来调整国民经济的企业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等；另外一种是在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通过市场的奖优罚劣和优胜劣汰作用来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
　　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习惯于沿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传统，用第一种方式来“调整结构”。吴敬琏认为，政府直接“调结构”不但无效，甚至会适得其反。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严重扭曲，效益受到损害，需要进行调整。但是，在当时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条件下，这种调整还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
　　吴敬琏表示，这种方法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没有办法判定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好的结构，而且结构扭曲往往就是由体制缺陷和政策偏差造成的。即使调整到位了，也并不能让市场获得一个好的结构。此外，造成经济结构扭曲的各种体制和政策上的因素并没有改变，很多调整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无用功。
　　吴敬琏表示，后来经过20年左右时间的改革，市场逐渐地成长和发育起来，但政府主导和配置资源的习惯依然保留着，结构扭曲的问题也难以解决。在2004年出现了经济“过热”以后，对宏观经济到底是“全面过热”还是“局部过热”，各界发生了争论。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没有发生过热，也不赞成采取总量紧缩政策。第二种认为经济出现了总量过热，主张采取紧缩措施，防止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而导致崩盘。然而，获得决策层肯定的是第三种意见，即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全面过热”，只需采取措施加以控制，抑制“过热部门”的扩张，就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由此，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多次制定并颁布了相关文件与规定，希望用行政的手段对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却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更加突出，产能过剩的行业越调越多。因为价格信号扭曲和成本失真，用各种补贴、政策优惠扶植的指定产业很快也变成了产能过剩的产业。直到现在，结构调整的第一大任务还是去产能，这也反映了用行政方法调结构的致命弱点。

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基础还未完全建立
　　吴敬琏表示，要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来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直接靠政府手里的各种行政手段是无法实现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才能解决问题。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都要有准确的定位。
　　市场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是能够建立起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机制，二是能建立起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吴敬琏认为，市场机制所具有的优势是行政手段做不到的，而“三去一降一补”正是要靠这两个重要的机制才能够实现。
　　吴敬琏举例解释道，比如要去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以前的办法是由行政机关发布计划指标，再将指标下放。指标的规定通常只能按企业的大小、设备的新旧等硬指标“一刀切”，否则就减不下去。然而根据这样的标准，被切掉的往往并不是效率最差的设备和企业。吴敬琏说，加上各行政部门都要保护自己的产业，可能反而纵容企业增加产能。
　　而“补短板”的实质应该是加快效率较高、供不应求的产业的发展。用行政的办法也跟市场激励的办法很不一样，主要靠政治动员和运用政府的政策去扶植一些政府认定应该发展的产业和应当做强、做大的企业，和依靠市场机制奖勤罚劣及优胜劣汰的结果完全不同。
　　政府要起的作用不是直接出手去调结构，而是提供公共品；不是操控市场和干预微观经济，而是为市场的运作提供更好的条件，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当然它还需要在一些市场不能起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
　　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而现在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足以承担有效配置和再配置资源的重任。
　　我们习惯于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叫作“体制改革”，其实也是“结构性改革”的另一种表达。既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现在要对其中某些构架进行改革也是应有之义。因此，用“结构性改革”来概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也是完全可以的。
　　其他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吴敬琏表示，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经建议一些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跟我国现在遇到的情况相类似，当时有些人认为许多经济问题是由于需求过剩或不足造成的。而当时IMF研究中心主任拉詹（R.Rajan）的观点是，许多经济问题是由市场运行中的问题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资源短缺或者总需求过剩或不足。

需要抓紧进行六项改革和三方面突破
　　吴敬琏认为，为了完成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宏观任务，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现在，有六个方面的改革需要抓紧进行。
　　一是简政放权的制度化，加快制定和执行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必须加快运行，这不但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还牵涉对外经济关系。
　　二是全面推进金融改革。目前来看，金融改革的核心议题──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进行得比较顺利，甚至超出了原来的预期。但是，仅有这两项改革还不足以保证整个金融体系改革的成功，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须加快，比如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改革等。
　　三是国有经济改革。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而且经营存在持续走低的趋势。如果这种情况不能较快改变，会拖住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把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直接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能借此在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中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各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
　　四是竞争政策的贯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没有公平竞争就不可能发现价格，也不可能实现奖优罚劣和促使企业努力创新。
　　五是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自贸区试验不但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有意义，而且直接有助于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所以这方面的试验应该加快进行。
　　六是坚持建设法治国家。
　　吴敬琏提出，为了推进以上改革，不仅要提出任务，做出设计，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必须真刀实枪地在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首要问题还是要把各级领导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上来，形成共识。以国企改革为例，许多人都觉得国企改革似乎进展得太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通过若干资本经营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掌握原有的国有企业的股权。但从媒体上发布的消息看，在这个问题上市场上还存在很不相同的认识，有些国资部门的工作人员还认为他们还必须继续管人、管事。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上求得统一恐怕是国企改革能够迈步往前走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个突破口是要抓实机制保障，把执行改革决定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以公平竞争审查为例，国务院要求从今年7月1号开始对新制定的政策预先进行审查，还要对原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进行审查，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和作法。但是，虽然政府要求在公平竞争审查中把自我审查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加强社会监督，但在具体的工作部署中，相关文件只提出各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进行自我审查，却没有明确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由谁负责和怎样进行。比如，民众投诉某一个政策规定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由谁来接受投诉，谁来作出处理，必须要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否则审查就容易落空。
　　过去在《反垄断法》的执行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反垄断执法是由三个部门分别负责，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协调往往存在问题。虽然在三个部门之上有一个反垄断委员会，但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而是一个部门间的议事机构。所以，过去在讨论执行竞争政策和执行《反垄断法》的时候，有许多学者提出要建立一个高层次的、拥有很大权威性的反垄断机构，或者叫作执行竞争政策的机构。为了建立公平竞争审查的机制保障，这个建议值得认真考虑。
　　第三个突破口是落实主体责任。要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要求，抓紧完善对负有责任的机构和人员的督办协调、督察落实和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

九爷 · 发表于: 2016-8-18 11:56:00

吴敬琏观点
　　谈万科股权之争：追求正义无解要按规则解决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缘于效率不高
　　用行政方法调结构越调越扭曲
　　万字建言：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

　　6月30日消息，今晚长安讲坛300期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目前房价过高，最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有多余货币，人们不愿从事实业，就会导致为保值在资产市场上寻求避风港，造成房价高涨。同时，其警示称，若房地产泡沫过分膨胀，或会酝酿市场崩盘和触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房价的高涨在我看来肯定是不利的，但问题不在于我们判断其结果，而在追寻它的原因。”吴敬琏表示，其认为高房价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信用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其表示，在货币超发信用膨胀的情况下，人们都要寻求一个保值的安全港。
　　吴敬琏称，其同意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近些年来金融危机的实质都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也就是说泡沫破灭后，由于杠杆率过高就发生了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现金为王。“因此，人们有了多余的货币，但却不愿意去从事实业，因为实业流动性差，就往往在资产市场上寻求避风港，来实现货币保值，于是就造成房价高涨。”
　　“但是房价高涨，如果同时效率并未提高，包括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其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就难以得到保障。”吴敬琏表示，因此补短板，发展高效率的企业，也会有负面的影响。至于对中低收入者，就要造成生活上的困难。其警示称，“若房地产泡沫过分膨胀，或会酝酿市场崩盘和触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财经栏目李婷发自北京）

忘伤 · 发表于: 2016-6-30 21:56:00

　　6月30日消息，今日在长安讲坛300期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2004年以来，各级政府不断调结构，但用行政方法调结构并没有任何成效，反而，这种直接由各级政府“调结构”的结果是，过剩产能越调越多结构越调越扭曲。
　　“不能用结构调整去取代结构改革，”吴敬琏称，结构性改革中，“结构”有两个含义，一是由于资源错配造成效率低下，从而提出资源有效配置，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二是，讨论如何提高供给侧效率，提出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前者指资源配置结构，后者才是指某些体制构架，但目前常被混淆。
　　谈到过去的改革，吴敬琏表示，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已意识到我国产业结构存在扭曲，需要调整。70年代、80年代初的两次调整都是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但政府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结构，且一次调整不久后，旧的结构就重新复归，并无任何成效。
　　“2004年以来，各级政府不断“调结构”，但这种直接由各级政府“调结构”的结果是，过剩产能越调越多，结构越调越扭曲。”吴敬琏称，而导致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优化成效不大的根本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其认为，为实现转型，必须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建立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
　　而谈到下一步该如何进行机构性改革时，吴敬琏表示，目前的“三去一降一补”，说到底，就是实现资源的优化在配置。而为实现这一点，只能主要依靠市场其决定性作用，当然，同时，也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但政府只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吴敬琏表示，在改革过程中，政府不应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下手“调结构”，因为政府无法知道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是好的经济结构，因此，改革过程中，政府的身份，只是提供公共品。
　　吴敬琏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体制基础，否自只能是口号。而目前唯一的出路是，努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谈到此，吴敬琏提出，目前中国需要抓紧进行的重点改革有六个方面。“要抓紧六方面改革，制定和执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金融改革、国有经济改革、竞争政策的贯彻、自贸区试验及其推广、建设法治国家。”
　　“接下来，真刀真枪改革要做到三个方面的突破，”吴敬琏表示，今年以来，中央深改小组已经开过三次会议，都着重讨论了真刀真枪地推进改革。而其认为，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突破来进行：一是形成共识；二是抓实机制保障，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三是“拧紧责任螺丝”，完善督办、督察和责任追查等工作机制。谈到第三点，完善督办、督察和责任追查等工作机制时，吴敬琏强调，“拧紧责任螺丝”，一定要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这下的用人导向。（△财经栏目李婷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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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吴敬琏谈中兴事件：不惜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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