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成

1949年之前，中国有着完整的全国性私营的粮食供销系统，中g执政后实行“统购统销”，利用国家财力大量囤积粮食、哄抬粮价，然后命令全国二十三个大中城市同时抛售，一夜之间打垮了全部私营粮商，多少人因此而倾家荡产、自杀身亡。这个由所谓的经济专家陈云主持的“统购统销”的阴谋，被毛泽东得意地肯定为“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

在完成了暴力镇压和朝鲜战争之后的1953年10月，中共颁布了过度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的首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针对中小型乃至个体的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用强制的方式把这些私人财产收归党有。1954年，中共又发布了“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公私合营的决定”，在中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将财产收归中共所有。经过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的个体的经济规模，已经由五十年代初的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不足3%，全国各类经济的总额中，国营及公私合营已占98.4%，私营仅占1.6%，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完全国有化”。

公有制经济是虚假的经济

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比重最大的时候是在清朝，1800年，也就是鸦 片战争发生之前四十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即清朝，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是33%。当时整个欧洲才占世界经济的23%；美国只占0.8%。1900年，中国的经济在世界只占6.2%。又过了近一百年，即1997年，中国经济在全球只占3.5%，2003年才升到占全球4%。

美国在1800年时虽仅占0.8%，现在则上升到占全球经济的30%以上，综合指数占全球的43%。保守地说，现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跟1800年清朝时相似，也是1/3左右。而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只有4%而已。另外，中国经济好像数字很大，速度很快，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只是美国的1/9强左右，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一个纽约州；或相当于德克萨斯州的二倍而已。

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是在退步。按照中国占世界的GDP比重来看，中国150年来经济根本没有进步，而是逐步下滑，尤其在中共执政的几十年。这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

台湾原是个贫穷的、缺乏资源的地方，但他们把经济搞起来了。台湾人民人均收入为1.5万美元，中国大陆人才1千美元，甚至有六亿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共产主义，真的如一般人所说的，代表贫穷与落后？同样是中国人，他们的经济为什么成长那么快？而中国大陆拥有那么丰富的资源，为什么下滑速度那么快？

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25亿元，亏损总额升至1150.7亿元，盈亏相抵后的净亏损高达625.6亿元，相当每赚100元的同时赔出去219元（据2001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不知何故，中国统计年鉴后来只公布利润总额，不再公布亏损总额。2002年国企占用了中国工业企业60%的资产，却只贡献了40%的工业总产值，反观私企只用了不到总量40%的资产，就创造出将近60%的工业总产值。2003年耗用了2/3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总额的1/3。曹思源以此算出，国企多占用了超过4万亿元的资产。

桂林铁合金厂2.3亿国有资产，后来变为1.2亿，最后变为3350万被卖掉。重庆特钢厂亏损20多亿元；湖北荆襄化工集团投资40亿，处于倒闭状态；中原制药厂投资13个多亿，现负债30亿；中州铝厂投资近20亿，负债35亿；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个亿；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个亿，至今无法形成生产规模。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2001年，我国国有企业相互拖欠货款已经超过1.6万亿元。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冯杰透露，从2001年4月到今年10月底，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人民币，而保守估计，市场上假冒产品总量超过1370亿元。国家为此每年损失税收250多亿元。

据2002年报道：中国总计40亿份已签署的合同中有50%存在某种程度的欺骗；私营经济中的逃税额占应交税的50%，而逃税带来的损失每年1000亿人民币；假冒伪劣产品占全国所有产品的40%，每年造成2000亿元的损失；大型国营企业中有2/3虚报帐目；基建项目平均有15%-20%的资金损失在行贿、诈骗和质量低劣上。另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在参加福建企业家活动时透露；中国每年因为不诚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其中由于逃避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质量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造成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见《新闻自由导报》2002年4月5日）。

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据“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作者注：相当与GDP的5%）；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

国际债信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于2003年11月26日发表报告，中国的四大银行和商业银行信用状况全为投机级，中国银行业不良坏帐比例在44－45%，不良贷款，即坏帐的总数高达3万5千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不包括1999年已从银行剥离的14000亿坏账）。

香港大公报报导，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在公开场合指出，目前中国国债累计约2兆元人民币，虽然相对于去年11兆元的GDP来说，还不到20%，但是1千7百亿美元的外债，换算成人民币约1兆余元，加起来中国就有3兆4千亿元的债务。此外，中国还有3千亿元的财政赤字、3千亿元的工程欠款以及2.4亿元的出口退税没有退，这些总共加起来约占GDP的37%。大陆专家提醒，中国包括国债、财政赤字和银行不良贷款等在内的债务累计达六兆余元人民币，超过GDP的50%，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占全民人口0.1% 的131万中共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万2千亿人民币。至2002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万5千2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高于4万亿元。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5千亿元，占75%；而5万名持有2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2千多名，占86%。

花天酒地。

2000年经济学家扬帆就指出：中国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元，相当吃掉一个三峡工程。1993年7月1日“广州酒家”推出“黄金宴”，食用黄金从日本高价进口，不到一月就售出100多席，每席8万至10万；深圳“龙都豪门宴”，每席定价188,888港币，至今生意兴隆；西安的富豪们一餐吃掉36万“天龙御宴”；1994年上海“苏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门宴”，头两天以半价优惠，每席28888元，第一天就售出6桌。从1993年始大陆取代美国，成为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量16千瓶。

中国人的情感联络和权力的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一位省级领导到基层县区视察，嫌工作餐“不标准”，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城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大讲“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府急忙调车，由一副县长亲自带队，警车开道，浩浩荡荡，从几十里外的市区大饭店借来餐具、厨师和菜料。已备好的酒席全泼进了猪槽…

1997年公款会议、出国就花费2835亿元。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年的招待费达200万元，尚不包括下属单位、企业的招待费；另一个县招待费占财政收入的59%。国家电力公司人事部门在武汉开3天会，平均每人每天消费一万元！广东省陆丰市“人民大厦”以豪华奢侈名声远播，最高的一桌竟吃了15万元！

2004年不少城市推出了几十万元一盒的月饼。黄金版《伟人邓小平》所用金纸以99.9%黄金为材质，运用纳米高新技术精制而成，封面镶嵌有纯度达99.9%的纯金邓小平头像。该书22600元一套，国外发行为4000美元。

在美国──官员每餐(公务餐)若是超过9美元便以行贿罪论处。北欧国家公共部门的一切开支、每一笔经费的去向和每个公务员的收入财产都是公开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相关网站上有国家领导人（包括皇室成员）的财产和收入资料，有政府官员公务宴请的菜单和费用以及出差的报销清单。有一位高官只不过公务宴请时上了一道鹅肝，就被传媒批评超标而丢了官。

先进国家决不允许公车私用。如：瑞典首相住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除非履行国务，否则不允许使用公车。周末时，瑞典警察可以截住任何公车，包括首相的。芬兰总统骑自行车上下班，中国驻芬大使馆为庆祝节日，曾经送一瓶茅台酒给芬兰官员，但对方马上付现金买下。

施罗德是德国总理，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他从别墅搬到了月租金不到600美元的一套二室一厅的公寓里，女儿来度周末只能支临时床；他家每周只请得起1次清洁工，施罗德的夫人每天要采购、做饭。德国规定，总理的豪华防弹公车周末使用必须付费。施罗德届时只好开着自己破旧的私家车出门。1998年,施罗德带着夫人多丽丝及女儿乘坐一架政府喷气机前往西班牙旅行,为此被收取2620英镑。韩国汉城市政府只有4辆公车。

英国首相布莱尔2002年去埃及度假，本可以公私兼顾，公费旅游一番──他要与埃及总统就伊拉克问题进行协商，但他自掏腰包，住进了埃及的一套普通公寓里。而2001年的他受埃及政府的邀请，也是来埃及度的假，花了埃及纳税人的钱，结果引起舆论大哗，布莱尔只好给埃及的慈善机构捐款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新民晚报》报道：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每周一半以上时间乘地铁上下班。自“9.11”以来已乘了3年的地铁。他是一位个人资产总值达到40多亿美元的大亨。他放弃政府给予的优厚薪水，只拿象征性的1美元年薪。洛杉矶县圣地迪诺市市长，每周一、三、五下午到市政厅上班，平时开自己的杂货店。市政厅日常事务，由其助理处理，市长年薪只拿一美元。

2001年后美国经济衰退，各州都压缩财政开支，康涅狄格州州自不例外。警政厅厅长李昌钰所管辖的部门，被指令要裁减13个人。他为此发愁，部门下属个个都是干才，况且裁了人家，生计不是成问题了吗？他跟州长商量，能不能不裁或少裁，交换条件是自己不再拿15万，减为年薪一美元……就这样，李昌钰成了美国警界唯一的“一美元高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1999年全国的教育经费总额也只3349.04亿元。全国官用汽车就将全国教育经费耗完！199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调查指出公务用车存在严重腐败。与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相比，党政机关等单位每辆车竟高达数万元。每辆出租车的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而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以韩国公车改革为例，汉城市政府每月给政府职员发一定的“交通补贴”，其中，处级公务员的补贴也不过14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008元)。相比之下，中国一些地区发给处级官员的“交通补贴”达2000元至2400元。

贪污腐化潜逃国外。据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期刊的报道和2000年北京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从1978年到1994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达2400亿美元；从1997年到1999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将近1000亿美元。二者相加，达3400亿美元。相当于3万亿人民币。这些钱绝大部分是被各级官僚和太子党转移到海外去了，他们用这笔钱在海外办了实体，购置了豪华别墅、汽车、游艇及房地产。这些钱可以为中国建30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可以建300座城市；可以建3000所大学，相当于目前美国大学的总数；可以用它建30万公里铁路，相当于目前美国铁路的总里程数，……

朱熔基说：国有资产资金外流状况用12个字来概括，“势头迅猛，触目惊心，举世无双”。他承认，2000年资金外流5500亿人民币、2001年600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价62%。扣除这笔外流资金之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只有1%。大陆人在美国一掷万金购买豪宅、游艇、名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公有制经济是浪费的经济

1949年到1989年全国投资2万亿元，结果浪费1.3万亿，浪费占65%。“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损失的财富，据估计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还是当时的价格。可以用它建8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可以建800所大学，几乎相当于目前中国大学的总数，可以用它建八万公里铁路，比目前中国的铁路总里程还多二万公里，……。

豆腐渣工程劳民伤财。毛泽东说：“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17万民工，先后逃跑劳动力2万人，从1958年一直干到1961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上万人不说，仅仅在离工地不远的一个大坑里就胡乱掩埋了几千具民工的遗骨；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资金1.7亿元，民工的血汗未计入。

河南商城县修水库，一无图纸，二无专家，只有干部在指挥。工程干到一小半，水库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一天深夜，忽然一声轰响，五百米长的大坝土崩石塌，几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劳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只因一名右派（林业工程师）死里逃生，三十年后外间才知道那椿死了数千人的事件。
大跃进时期修建的河南省板桥、石漫滩等52座水库1975年发生垮坝，遂平县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 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人绝户！

全地区有大小26座水库相继崩堤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400多万群众被洪水围困，10多万群众死亡，30多万头大牲畜漂没，300多万间房屋倒塌，打捞到的尸体10万多具，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共24万多人死亡，与次年的最大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数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库垮坝还更祸害人。直接经济损失34.97亿元，相当于建驻马店专区以来十几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1958年修建的丹江水库造成了后来水淹安康。1983 年7月31日18时洪水开始破安康城进水，20时就淹没了全城，未淹毙者奔向二楼、三楼，爬上四楼顶的人还是淹死。如此快地涨水高达19.4米，显然是由于下游河槽被卵石淤高，否则洪水再大也可以在宽深的河槽里排出去。当地人民或谓淹死千人，或谓万人，惨绝人伦。安康以上汉水流域面积仅38700平方公里，已建有四个大坝，理应拦住大部分卵石河泥沙。但因下游丹江口大坝与石梯峡谷之阻，使卵石沉积河槽而抬高洪水成灾汉。

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 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 12 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8 月），计划用黄河故道蓄水 40 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8年人们不加论证，不计后果，一下子竟然在花园口、信山、乐口又修了几座拦河大坝。黄河被驯服了，但发电、引水浇地的甜头刚刚尝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两岸的农田迅速碱化，不长庄稼了。于是人们又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将拦河大坝一座座炸掉。1959 年 11 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 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 1960 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针，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 1961 年盐碱化面积达 519.88 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62年，在解决黄河灌区土地碱化问题的会议上，人们大骂引黄灌溉的馊主意。会后，他们填平了引黄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闸门。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两千多年，现在为了跃进，竟在它上游近旁又修了一条大坝。大坝造完才发现那是水利破坏而不是水利建设，结果只好再拆除。

山东省临沂地区在大跃进中建了11座大型水库、33座中型水库、近一千座小型水库。但不出30年，80%的小型水库完全报废，其馀的大、中型水库，不是病库就是险库，一旦出事就非同小可。一个三、四百万人口的地区，仅水库一项就浪费了上亿的资金，无数的人力，再加上大炼钢铁糟蹋掉大量物资，人民无不吃苦受穷。

为证明“黄河清，圣人出”而兴建三门峡水库，当局把反建坝的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打为成“右派”，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斥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三门峡工程建成后的1961年下半年，15亿吨泥沙淤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河床抬高，渭河航运窒息，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不得不修起防洪堤。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盐碱化、沼泽化，粮食因此减产。这一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坍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

1962年3月，水库内的淤积已迅速发展，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成了“悬河”，危及西安的安全。这就不得不停止蓄水，先后花了20多年将该电站的设施一再改造（如增设大坝的排沙底孔等）。经多年改造，这个当初设计为装机百余万千瓦的大型电站被缩小成只能发20余万千瓦的中型电站。

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2003年三次降雨，造成了三次洪灾。以８月底和９月初的洪灾最重，渭河河堤多处冲溃，几十万居民被迫撤离，大量农田、村庄被淹，经济损失惨重，生态破坏巨大。以渭南市为例，起先一次洪峰通过渭南全境需要7、8个小时，后来需要20多个小时，到了2003年洪峰通过渭南全境则用了50多个小时。2003年的洪水流量比2002年小，但洪水水位却高出1.7米。照这个趋势，不用多久，关中平原这个天府将不复存在。

70年代在长江修建葛洲坝水电站是个典型的“三边”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这个耗资几十亿元的工程上马时居然没有规划设计文件，也没有比较方案和计算经济效益。开工不久就出现了质量事故，不得不停工，炸了再筑。工程的工期被拖延长达十几年之久，工程投资的决算超过原来预算的4倍多；电站装机容量为271.5万千瓦，而保证出力仅为76.8万千瓦；水电站因受到长江航运的限制不能担任电网调峰的任务，长江汛期的水能也难以利用；船闸闸门常因冲沙而发生事故，长江因此经常停航。这个得不偿失的工程，其单位千瓦投资比长江不少支流上的水电站贵几倍。

1998年2月20日上午，正在施工中的湖北巴东县焦家湾大桥突然坍塌，11人当场死亡；2003年3月，主体工程刚完工的广东信宜市石岗嘴大桥突然坍塌，连装修都来不及；……

1999年1月，耗资人民币4亿2,600万元兴建、被誉为亚洲第1、世界第2的浙江宁波大桥，在合拢前因发生桥板断裂而不得不将将大桥主体拆掉重建。

浙江省水利厅对钱塘江江堤工程进行检查时，发现一段造价500万元、按百年一遇标准设计、为防御海潮的海塘工程，施工单位竟然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塞。

安徽省霍邱县降低上级补助标准，克扣1804户灾区群众的建房资金360万元。阜南县3个乡镇的17名干部弄虚作假，骗取并私分国家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20万元，严重侵害农民利益。投资一点零五亿元的合肥市北郊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由于相关工艺对垃圾分类收集程度要求高，而国内不具备这个条件，引进设备试运行四个月即被弃用。

有网民称，大连市到今天还在使用日本当年占领东北时期修建的自来水管道。在长春，日本人当年主持修建的建筑物至今仍很结实，反倒是一些近年修建的“豆腐渣工程”，虽然晚盖了半个世纪，质量还远远不如早年的。

为什么同样是城市别人可以管理得那么好，以至于纽约州100多年前的消防管还可以用，地下管道还可以布线缆。德国的很多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时代修的，现在还好好的。

中国的高速公路用不了几年年就坏了。珠海的机场高速，那可能是世界是最牛的“高速”了。修了没两年，路基严重沉降，以至车开在路上，每几百米就要刹车减速，然后“咣”地在桥面上弹起。一条“高速”简直就是搓板路。

投资760多万元的江苏省徐州市济众桥改建工程，原定于2004年6月28日举行剪彩仪式，却在27日坍塌，连多等一天都不行。

耗资数十亿人民币、号称亚洲最大的北京新火车站、北京西站，是这类“豆腐渣”工程的典型，建成后频频发生的漏雨渗水、电梯故障、通风不畅、地面凹凸、井盖翻倒、以及因乘车道狭小阴暗而造成乘客挤伤踩伤，不一而足。在这些乱象的背后，是该站招标、设计和施工阶段中层层贿赂、处处回扣，高达数亿工程款的流失。去年11月3日衡阳市一座才建了5年的8层大楼突然垮塌，还砸死了20位消防人员。

曾当阜阳书记的王怀忠，人称“王三亿”，他建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最终飞机场成了养鸡场；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耗资千万，最后半途而废；他建电厂投入几个亿，由于仓促上马，目前也停建。王透支了阜阳市10年的财力。王怀忠从阜阳调进省里之前，就与数名妇女不清不楚，为王怀忠生过孩子的女人“至少有三个”。这在阜阳是尽人皆知。王怀忠贪赃枉法问题，带出了一大批权力系统的关键人物。王“咬”出来的官员已多达160多名，据了解，远不止这个数字。当中纪委负责王怀忠案的专案组负责人向阜阳市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宣布，凡与王怀忠问题有牵连的干部，必须主动交代问题，否则一旦查出将从重处罚时，整个阜阳市恰似“乌云笼罩”，大大小小官员们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他们彼此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中纪委找你谈话没有？王坦白自己用了450余万元买通了***的胞妹江泽慧。2004年2月21日，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收受他人人民币总额为517.1万元，被立即执行死刑。

1989年后，政府投资浪费仍然严重。由于物耗高能耗高，每年浪费2000亿元；由于不良产品损失，每年浪费2000亿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元。中国的发展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发展成本。中国科学院算了一笔账，干同一件事，在世界平均状况下每花1美元，在中国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成本中，生态环境占0.17，结构不合理与管理不善占0.08。

2000年消耗了超过10%的世界能源，却仅产出3.4%的GDP，而同期美国消耗20%的世界能源产出了35%的GDP。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中国平均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各国平均值的2倍多。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四十多年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了10余倍，而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了40余倍。

国内重点钢铁企业生产每吨钢所耗能源之比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2002年的一组数据表明，中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

2003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达30多万亿美元，可中国的GDP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为1087美元[世界60亿人口人均5000多美元]，而支撑全球4%的GDP却耗费了全球40%的水泥、35%的铁矿石、34%的钢铁、30%的煤炭、近20%的铝和铜、13%的电力，以及7.6%的石油[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产出的经济总量和投入的资源总量显然不成正比。中国年进口石油6500万吨，占中国总消耗量的1／3。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

7．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破坏生态的绝境经济

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快，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一个好好的能源省山西，被糟蹋成什么样了，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贪官横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山西还是模范省份；清代的山西，经济强；唐代，一半的宰相出自山西。而现在的山西是贫困省”。

4000年前，黄河流域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西周时，黄土高原拥有森林4.8亿亩，森林覆盖率为53%；及至春秋战国，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环境遭受巨大的破坏；后来，秦一统天下，继续折腾，继续毁灭生态，大兴土木，大伐森林……汉时，人口剧增，统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重农贵粟（发展单一的粮食种植业，砍掉林、牧、副、渔、商），于是为解决吃饭问题和庞大的专制官僚机构、军队的供给问题，只好大规模毁林开荒，西汉开荒8亿亩，东汉开荒7亿亩，至此黄河流域的森林全部毁灭。三国时期，中国人口从东汉时的5648万，减至767万，民族差点毁灭，生态也就再所难保；南北朝时，兵燹战乱频仍，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南迁，长江流域的生态面临着威胁；隋时大兴土木，唐时开发东南，开荒14亿多亩，加上隋唐征战、五代动乱，后来，又经过宋辽金元争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国的战乱破坏，中国人的生态资源被破坏殆尽。

1949年后在北京城市建设规划中，建筑学家粱思成试图保护住北京的古都风貌，毛泽东否决了，说：“不，我要站在天安门上满眼望去全是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于是粱思成遭到批判；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闯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力诉城墙不该拆之理。彭拿出毛的批示来：“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当时的□□部官员，现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何祚庥还建议要拆除故宫，理由是“建筑是有阶级性的，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

1949年后，“大跃进”全民炼钢，又大规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时“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梯田修到山顶上。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体制、制度的原因，高消耗、高污染的小企业遍地开花；草场无人维护，过度放牧；开发区大量圈地，一半以上撂荒……

青海历史上曾经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盖率仅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万亩，其中灌木林216万亩，牧草135万亩，到1980年200万天然林被毁，仅剩天然林39万亩。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由60%已经下降到了30%。全国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远远超过林木生长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绝大多数国营森工企业将面临无成熟林可采的局面。

草原退化加剧。全国草原退化面积达10亿亩，占1/3，并且以每年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发展。由于牧畜过载，牧草产量持续下降。

中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北方地区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过14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5%。沙化面积每年扩展2460平方公里，每分钟就有4.5亩耕地被沙化，年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以上。，如今，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27.2%。新疆共有土地24亿亩，荒漠沙漠就占了10亿多亩。近25年共丧失土地3.9万平方公里。目前约有5900万亩农田、7400万亩草场、2000多公里铁路以及许多地方受到沙漠化威胁。

据报道，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沙尘暴5次/年，60年代8次/年，70年代13次/年，80年代14次/年，90年代23次/年，21世纪25次/年。沙尘暴不断袭击北京、南京、重庆、甚至台湾；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90年代末沙漠化以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中国的荒漠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约1/3。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建国初期，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据1992年卫星遥感测算，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7%。2000年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约40%，全国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新增1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中国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区主要有：西辽河上游，黄土高原地区，嘉陵江中上游，金沙江下游，横断山脉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区。

每年因水土流失，冲走肥土50亿吨，相当于全国的耕地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层，造成化肥每年流失4000万吨，接近全国的化肥产量。黄河经常断流，泥沙淤积，成为悬河；洪水期间，黄河河水的含沙量达50%。长江的含沙量是黄河的1/3，等于世界三大河流──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年输沙量的总和。长江已经成为第二条黄河。

石河子屯垦，造成玛纳斯河断流干涸；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已断流1/4，水量缩减到30年前的1/10。在内蒙，黑河下游也断流干涸，东、西居延海随之死亡；天鹅湖也干了，不再有天鹅了。

青海湖的水位也不断降低，看来也难逃罗布泊的命运；近些年来，青海省已经有两千个湖泊同河流完全干涸。长江源区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面积达600平方公里的赤布张湖，现已萎缩解体成4个串珠状湖泊；面积达23.5平方公里的苟鲁错湖，已完全干涸成一个干盐湖。黄河源头，曾被誉为高原“千湖之县”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玛多县4千多个湖泊中90%已干涸，如今锐减到3百多个。

1949年以来，中国湖泊减少了500多个，面积缩小约1.86万平方公里，占现有面积的26.3%，湖泊蓄水量减少513亿立方米，其中淡水量减少340亿立方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阳湖、滇池等严重污染、水量大为缩减，洞庭湖、鄱阳湖的湖面损失了一大半；罗布泊水域面积曾经为20000平方公里，1972年彻底干涸了。

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占有量不到2200立方米，在世界153个国家的人均水资源排位中居121位。资料显示，中国的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达130多个，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立方米，日缺水量超过1600万立方米。

1995年水利部的检查表明，中国700余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仅剩32.2%。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污染河流1998年已达72%。全国达标排放的城市废水，至今还不到10%。北方很多城市能够正常排水的区域只有50%，污水处理率只有40%，有60%的污水随便流淌。北京就因为一场“五年一遇”的豪雨而成了“泽国”，全市多个地区严重积水、交通瘫痪，人们甚至可以当街游泳。

中国大陆约有一半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中国由于地下水不合理开采已造成污染和地面沉降。数据显示，全大陆已经形成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149个，面积达15.8万平方公里。已有46个城市出现明显的地面沉降，其中上海、天津、太原等地的沉降量超过两公尺。勘测表明，目前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鲁的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1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地下水超采还诱发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问题。

中国目前有六千万人的饮水有困难，全国约有7亿人口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不安全的水；其中一亿九千万人喝的水，含超过设定标准的有害物质。中国东部、东北部、北部及西北部平原的六千三百多万农民，他们的饮水中氟含量超过标准。氟是一种有毒化学元素。与水污染有关的肝癌和胃癌，已成为农村地区的主要杀手。

2001年的一场特大洪水，有380亿 加仑严重受污染的水灌入淮河。在洪水发生前的若干年，淮河沿岸居民的死亡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患癌症的几率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且，淮河沿岸农村男孩的身体素 质从来都达不到参军的要求。淮河水污染造成了众多的肿瘤村。三面环水的黄孟营村长期处在污染的包围之中，井水与河水一样又黑又臭，全村84%的青壮年常年拉肚子，育龄夫妇中多数人患有不育症，人口呈负增长，新生儿畸形，早夭现象屡见不鲜；在近十年的应征青年入伍体检中竟无一人合格；已有54人分别死于各种消化道和呼吸道癌症，其中有两户（8人）成“绝户”。

山东肥城市肖家店村是山东中部的一个普通村庄。80年代后期以来村里每年有十数人死于癌症。2000年，死亡人数17人，其中11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1年，9人因癌症死亡。2002年10人因癌症死亡。2003年12人因癌症死亡。2004年14人因癌症死亡。记者和研究人员发现，肖家店村的癌症与遗传无关，致癌原因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

肖家店村位于大汶河的下游，距离大汶河和黄河的交汇点不远。大汶河污水的主要源头来自上游的一些县市。肥城市环保部门对大汶河水的检测报告显示，近年来大汶河流域的许多河段水质常年都是污染最严重的劣五类，并且其中的亚硝酸盐都严重超标，而这种物质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严重的污染，不仅影响到肖家店村，该村附近的马家洼村、李店村的癌症患者都是越来越多。

2004年5月8日《中国经营报》说，因缺水中国每年工农业损失3500亿元。据世行九十年代的统计，中国每年洪涝灾害的平均损失是100亿美元，而旱灾的损失是350亿美元。

大气污染严重。中国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北方重于南方；中小城市污染势头甚于大城市。目前中国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3/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大国，而且以生煤形式直接燃烧为主，造成大量污染，是第一大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国，粉尘、氮化物的排放更是世界之最。由于燃煤等带来的污染，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5城市名列世界污染最重的城市之列。当乘坐飞机来到沈阳、太原、西安、兰州等等大城市上空，俯瞰下去，整个城市都被笼罩在工业粉尘和化学烟雾之中。

当沙尘暴一次次漫卷大半个中国，酸性粉尘和沙尘已漂到了日本列岛、韩国、台澎列岛上空；当飞机飞过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上空，几乎所有沿海城市的海面上，本应湛蓝的海水几乎全部变成一片灰黄。国产黄花鱼和国产带鱼，早就由于污染而发生畸变了。科学家们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

由于工业污染，中国 1/3的国土上空飘荡着酸雨。《中国日报》报道，中国环保的力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使中国酸雨污染问题失控。全国有250个城市降酸雨，每年造成1千1百亿人民币的直接损失，几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

据2001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16个是中国的。全球污染最重的10个城市，中国就占9个。在那里儿童一天吸入的废气等于吸食两包香烟据世行估计，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每年夺走30万中国人的性命。

中国废渣年产生量已超过5亿吨，处理能力赶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国积存量为66亿吨，人均6吨废渣。据统计，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为6000万吨/年，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在380个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处在垃圾包围之中。仅北京三环、四环路之间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过7000亩。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了废旧物资的集散地。先是日本和东南亚的废、旧服装大量倾销中国。后来又是成套的工业淘汰设备在中国成了抢手货，几千亿的美元交了“学费”。现在，其它国家污染环境的企业大量向中国转移。

2002年，中国各类工伤事故死亡超过14万人，尘肺病患者58万多人，潜在的职业重病患者达数千万人。
中国为治理环境污染支出数以千亿元，单是淮河就扔下几百亿元。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处置率仅为32%。政府惩治环境污染的工作存在一些漏洞，一个漏洞是政府对造成污染企业的罚款，远远低于企业投入治理的成本，很多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治理。另外一个漏洞是，由于环境监查是阶段性的，很多企业在监查期内表现非常好，但是风头一过，就又固态复萌。只要媒体不曝光，中央政府没有发现，能蒙混过关就蒙混过关。

法国历史的证明

现代文明起源于有神论者, 例如, 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主导者和参与者都是基督徒。文艺复兴使人们重新找回了上帝创造的人的尊严和自信，宗教改革使信仰从神学家手中解放出来，成为普世的福音，科学革命使人们能够从上帝的第二本书中认识创造的奇妙。遗憾的是人们很快就自高自大起来，以为科学能够改变一切。于是，科学本身成了神！

笛卡尔称，科学探究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宰”。人们相信有了技术这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人们对神的否认导致了人们对世俗权威的崇拜。

理性主义是在理性的名义下对人实行精神上的专制，它实质是理性专制主义。理性专制主义虚伪地抬高理性在人类精神王国中的地位，理性成了人的精神活动的创造者、立法者，理性的审判是最后的审判。于是，理性成了人生命中至高无上的主宰，即使上帝存在，他也必须首先能够被理性、逻辑和科学所证明。

理性主义对人的要求是十分专制的：凡是理性不明白的、解释不了的，就是荒谬的，没有意义的、不存在的。“当理性觉得可耻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感到害羞，当理性谈到愚蠢的时候，大家就应当愤怒；当理性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大家就应当顺从。”理性专制主义造成的可怕的后果是：它剥夺了许多人生命中那最需要的和最宝贵的东西─对主耶稣的信仰。　　

一些人说，信神是迷信。其实，不信神会陷入更大的迷信和罪性中。如果人们崇拜上帝，上帝决不会腐败。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中，任何人也不能篡改。如果不崇拜上帝，就会崇拜人间的英雄。英雄受人崇拜就会因权力的腐败和他自己的骄傲而成为暴君。把受造者当创造者来崇拜，或者把次价值当最高价值来崇拜就会陷入更大的迷信。

对科学、理性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类崇拜最后集中表现为自我崇拜、自高自大，在儒家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在政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自我崇拜的迷信中，知识分子间就易进入到战争状态──由于都相信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学术辩论完全被绝对者之间的战争所取代。真可谓：知识令人仇恨令人分裂，唯有上帝的爱心造就人。

这些知识分子由于受“劳心者治人”的影响，往往具有“唯我独正”的专制性格，他们等级思想严重，缺乏理性平等观念，总是期待着领袖人物认识民主的好处，这些宣称“宗教等于迷信”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们甚至比普通民众更加崇拜领袖人物，完全陷入了英雄史观的专制泥坑。

托克维尔说：“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驽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他又说，“十八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这种理性只不过是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

法国的启蒙运动蕴藏着反基督教的倾向，结果造成了大革命时法国人对教会采取严厉手段并没收教会的财产，他们在圣母院教堂上挂了一名裸体女人，以此来亵渎圣坛。他们抛弃了耶诞纪元，改以1792年为他们的共和元年；雅各宾恐怖时期，革命法庭判决上断头台者共1万7千人，被关押在狱中的人数大约7万人。一个无神的共和国导致了血流成河和拿破仑的独裁；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原先的无神论和世俗主义根基。现在法国80%是天主教,16%是新教。8月15号他们还庆祝了圣母升天节。

欧洲大陆自思想启蒙以来，就陷入了关于“民主”的理性争吵之中，争吵的结果是吵出了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在这期间，位于大洋之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却凭着宗教虔诚，默默无闻地进行着民主实践。他们的实践成果以不争的事实成为欧洲大陆关于“民主”理性辩论中无言的、但却是最有力的论证，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也最终成为了欧洲大陆国家的民主楷模。

有哲人总结历史说：“18世纪圣经被扼杀，19世纪神被辱杀，20世纪人被残杀。”其实在《圣经》（箴言8:36）中上帝早就指出：“憎恨我的都喜爱死亡”。 在所谓的启蒙时代，人对圣经的信心开始瓦解。接着一世纪之后，人对神的信心也瓦解；到了廿世纪，这种错误的思想达到顶峰，终于导致恶果──人类遭致前所未有的大屠杀。

德国历史的证明

马克思说：“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又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 片”。1848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扬言共产主义要“废除宗教”，宗教被马克思视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废除这些所谓永恒的真理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宗教是“幻想的反映”。

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刚刚出版发行20天，反上帝的马克思就读完了整本书，且兴奋地说，这下可为我的阶级斗争理论找到根据了。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论被德国科学家接过去发展出“优生学”理论。这是纳粹德国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科学依据”。欧洲大陆因对科学的自信而不断地试图改造人性，希望通过暴力创造出理想的社会来，结果，欧洲就处在不断的动荡中。

尼采的名字与“上帝死了”联在一起。尼采认为“巨人”应是“一群征服和支配人的人种”；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兄弟，是犹太人用于欺骗和软化其它民族的阴谋。1888年底，尼采写道：“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最可怕事物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几天后，尼采精神分裂症发作，进了精神病院。1900年8月尼采病逝于德国魏玛。

德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张扬理性，声称上帝死了，大搞超人哲学，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希特勒认为，日耳曼民族是被基督教腐化的，“这辉煌的先进种族腐化的原因，第一是被天主教对女性美德的赞扬，第二是被清教徒和改革派的平民典范，第三是因与劣等的民族通婚而造成的”。他说；“基督教不过是一个犹太人的宗派。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按逻辑来说，基督教那种如奴役一般的伦理也必须被灭绝才是。……啊！这位沙漠之神、这位发狂、愚拙、充满复仇的亚洲暴君，竟敢用他的权谋来制定律法。……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中了那毒，而那毒泻除了人类自由和奇妙的本能，并且将它们降低至像狗般的丑陋层次”。

尼采的思想被纳粹党全盘接受并付诸实行。1943年8月，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库尔斯克大战在苏德间展开，德军失败。同月，盟军占领西西里岛，意大利军队崩败。在危急势态下，希特勒居然给他的战友墨索里尼送来一份生日礼物──全套24卷的《尼采全集》。

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结果是，大约1千6百万的人丧失生命（6百万犹太人和1千万其它的人，其中大部份是基督徒）。20世纪是人类遭遇战争和屠杀最残酷的世纪。这种惩罚可在19世纪的“非基运动”中找到根源。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在论及民主时说：民主自身并无力单独抵抗专制的邪恶，它的力量来自基督教。民主离开了基督教，会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民主”，会将其“敬意”“献给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1919年8月11日颁布的德国魏玛宪法开头说：“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德一心共期改造邦家，永存于自由正义之境，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化，特制兹宪法。”

魏玛宪法的缺点是没有上帝。克尔凯郭尔说：“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他们过于强大，以至于不能注意到上帝”。 魏玛宪法离开了上帝谈正义，结果招徕了邪恶。1945.5.23公布、1955.3.15施行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克服了这一缺陷。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开头就说：“我德意志人民，认识到对上帝与人类所负之责任，愿以联合欧洲中一平等分子之地位贡献世界和平，兹本制宪权力制定此基本法”。人类历史的实践表明，反对神的国家搞不了民主。

俄罗斯历史的证明
公元988年，由皇太子促成了全俄罗斯族接受东正教为国教，从此使这个没有文化的民族，进入了基督教的教化之下，使俄罗斯迅速发展成最繁盛的朝代。

俄罗斯文是根据斯拉夫文发展而来的。而在接受东正教以前，斯拉夫人并无文字，只有口语。是两位希腊神父利用希腊文字母为基础，把斯拉夫的口语，变成了可以书写的“教堂斯拉夫文”。主要用来记载和教堂有关的事务，和教议理论。俄文即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因此，历史上的俄罗斯文化，是深深地具有基督教的烙印的。

在东罗马帝国崩溃后，莫斯科决心成为“第三罗马”。1547年，皇太子依凡第三，仿古罗马正式称为“沙皇”(STAR)。“沙皇”是“凯撒”(CAESAR)的转音。十七世纪时，彼得大帝推动现代化，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再经凯瑟琳女皇深化改革，大量引进德、法、意的学术科技，使俄罗斯更见强大。但政治越来越集权，贫富差距越来越两极化，直到十九世纪尚保留奴隶制度。十九世纪中叶解放奴隶后，大量农奴又涌进都市，工业所能吸纳的人口非常有限，农奴又回到农村，接受更苛刻的待遇。正好为共产主义制造了温床。

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宣布民族主义是天主教教育信仰传播的最大障碍。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有传教士说《但以理书》中巨人的半铁半泥脚就是工农联盟，将来要被砸碎；《启示录》中的蝗虫和红马就是轰炸机和***，地上1/3的人要被它杀戮。更重要的是，是教会最清醒地看到了政治取代宗教所造成的人类危机，并预言了乌托邦运动的灾难性前景。

列宁把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 片”这句名言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1905年列宁说宗教是“一种精神压迫”，“一种精神上的劣酒”。

1919年，列宁就以禁止宣传旧思想之名，逮捕科学界的著名人物，驱逐和处死人文思想家和学者，对宗教进行大规模围剿。1922年3月19日，列宁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仅限政治局委员传阅的绝密信，信中要求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将通过一项关于坚决、毫不留情、无条件、不停顿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剥夺贵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贵重物品的秘密决议。趁此机会我们能够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领袖的指示就是命令，大量教会财产被强制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处死。

1927年斯大林接见美国工人代表团时说：“宗教偏见是反对科学的，任何宗教都是和科学对立的。”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把宗教为鸦 片的名言列入大会公报。

斯大林为了巩固绝对权力，于三十年代开始了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党内的老革命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当然也在清洗之列。数千人被处死，更多的人被送进“古拉格”。1938年，斯大林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到1943年到来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斯大林时代，根据索尔仁尼琴说法：死于大清洗和集中营的人数高达6千万人。根据最保守的历史学家们估计，至少也有2千万人。约有1千2百万基督徒殉道，其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就高达4万2千多人，全苏联境内东正教的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

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杀一只蟑螂和杀一个人或百万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没有对神的敬畏就不可能有对生命的敬畏。非基运动者认为：人是高级动物，从最原始的流液，经过分子和氨基酸偶然串联，从古老的深海中冒了出来，人是猩猩的表亲。另一种观点正相反，他们认为人就是神，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某些人是神，而这些神拥有杀人的正当性。

在无神论者看来，人和任何其它生物一样都是物竞天择的产物，都是从低级动物演变来的。从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原理只能得出人人不平等的结论，因为人群中总存在先进与落后。既然如此，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什么公义、平等、爱，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性；谁把谁吃掉，谁就能占据进化上的优势。“落后就要挨达”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另一种说法。

进化论也是共产党人的“兴无灭资”的科学依据，因为“无产阶级优秀，资产阶级腐朽”。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

根据进化论，斯大林虚构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公式，以此论证共产主义社会优越性。苏联共产党的逻辑是：先进统治落后，落后服从先进；共产党始终“先进”，所以共产党永远统治、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

苏联共产党用进化论反对宗教，唯物辩证法被吹捧成最高的科学。他们把西方的科学斥责为不入流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科学院的一个院长，就因为要搞农作物的杂交改良而丢了脑袋；50年代又批基因学说、批批相对论并蔓延到了中国。

斯大林等共产主义者，在无神论、理性至上的意识形态下，屠杀了1亿多人的生命。在抛弃绝对道德标准的20世纪，人类理性地、“正义”地屠杀的人数，超过了以往19个世纪被杀人数的总和；20世纪的全部灾难，都是人不信神、失去绝对道德标准的结果。

索尔仁尼琴在1983年领取登普顿奖时对苏联做了这样的解释：“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因造成灾难性的革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准确：人忘记了上帝，所以会这样”。

在美国出版的《上帝和里根总统》一书中透露，戈尔巴乔夫1986年当上苏共总书记之后，曾多次提到上帝；这使里根相信，这个共产党人是个秘密基督徒。里根在1988年跟戈氏进行了高峰会谈之后，兴奋地对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权威。”于是里根确信：苏联的政局会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发生变化。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颁布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允许宗教团体拥有法人资格，允许宗教传播自由，允许宗教人士进入苏维埃参政议政。到苏联解体时为止，宗教团体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发展到两万多个，甚至出现了以宗教团体为主体的政党，如“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东正教信徒党”等。

在俄罗斯人看来，拯救之路别无他途，只有宗教。结束20年流亡生活返回莫斯科的索尔仁尼琴大声急呼：“基督教是当今唯一能医治俄罗斯而且具有生命力的属灵力量。”

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明确了东正教的国教地位。在他的就职仪式上，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赛二世致辞说：“人民选举了您，您不仅在人民面前，而且在上帝面前都负有重任；您所接受的不是荣誉，不是特权，而是责任。”

在叶利钦的鼓励下，教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渗透程度越来越高，甚至在军队中，东正教思想也成为对军人进行道德理想教育的基础，军人工作委员会中设立了宗教事务处，《圣经》成了军人装备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普京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是由东正教的大主教来主持的。普京在庆祝俄罗斯联邦独立1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俄罗斯的立国之本仍是基督教，他说：“如果没有正教的信仰与文化，俄罗斯或许无法成为一个国家。”

在俄罗斯政府的支持下，年久失修的教堂、修道院都得到了大规模的修缮，一批新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不仅是拥有近200座教堂和修道院的莫斯科，无论你走到哪一座城市，标志性建筑往往不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斯拉夫式的圆球形教堂穹顶，上面矗立着金光灿烂的十字架，伴着悠扬深沉的钟声在空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