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古文观止》全译

张益州画像记〔宋〕苏洵

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攲，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繄以生，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其邻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公南京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系之以诗曰：
天子在祚，岁在甲午。西人传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谋夫如云。天子曰嘻，命我张公。公来自东，旗动纛舒舒。西人聚观，于巷于涂。谓公暨暨，公来于于。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讹言不祥，往即尔常。春尔条桑，秋尔涤场。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骈骈。公宴其僚，伐鼓渊渊。西人来观，祝公万年。有女娟娟，闺闼闲闲。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来，其汝弃捐。禾麻芃芃，仓庾崇崇。嗟我妇子，乐此岁丰。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归，公敢不承。作堂严严，有庑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缨。西人相告，无敢逸荒。公归京师，公象在堂。
──选自《四部丛刊》本《嘉祐集》

宗仁宗至和元年秋天，四川一带人传说，敌冠将要侵犯边界，驻边军士夜里惊呼，四野百姓全都逃光。谣言流步，京城上下大为震惊。正准备命令选派将帅，天子说：“不要酿成祸乱，不要助成事变。虽然众人传说纷起，但我的主意已定，外患不一定会酿成，事变却会从内部兴起。这事既不可一味用文教感化，又不可以一味用武力解决。只需要我的一二个大臣去妥善处理。谁能够处理好这既需文治又需武功的事情，我就派他去安抚我的军队。”于是众人推荐说：“张方平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侍奉双亲为由推辞，未获批准，于是就动身出发。冬季十一月到达蜀地。到任的那一天，就命令驻军回去，撤除守备，派人对郡县长官说：“敌寇来了由我负责，不必劳苦你们。”到明年正月初一早上，蜀地百姓象往年一样庆贺新春，于是一直相安无事。再到了明年的正月里，百姓相互商量要把张公的像安放在净众寺里，张公没能禁止得住。
眉阳人苏洵向众人说道：“祸乱没有发生，这是容易治理的；祸乱已成，这也容易治理；有祸乱的苗子，没有祸乱的表现，这叫做将要发生祸乱，祸乱将发未发之际最难治理。既不能因为有祸乱苗子而操之过急，又不能因为还没有形成祸乱而放松警惕。这至和元年秋季的局势，就象器物虽已倾斜，但还没有倒地。只有你们的张公，却能在它旁边安坐，面色不改，慢慢地起身扶正。扶正之后，从容退坐，没有一点骄矜自得之色。替天子管理小民百姓，孜孜不倦，这就是你们的张公。你们是因了这张公而得生，他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再者张公曾对我说道：‘老百姓没有不变的性情，只看上司如何对待他们。人们都说，蜀地人经常发生变乱。所以上司就用对待盗贼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用管束盗贼的刑法去管束他们。对于本来已经战战兢兢、连大气也不敢出的百姓，却用残酷的刑法去号令他们，这样百姓才忍心不顾自己这父母妻儿所依靠的身躯，而沦为与盗贼为伍，所以常常发生大乱。倘若以礼义来约束他们，用法律来差使他们，那么只有蜀人是最容易管理的。至于逼急他们而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是齐鲁的百姓也会如此的。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方法对待蜀人，那么蜀人也会把自己当成齐鲁之人。假如任意胡来不按法律，用淫威胁迫平民，我是不愿干的。’啊，爱惜蜀人如此深切，对待蜀人如此厚道，在张公之前，我还未曾见过。”大家听了，一齐再重新行礼，并说：“是这样的。”
苏洵又说：“张公的恩情，记在你们心中；你们死了，记在你们子孙心里。他的功劳业绩，载在史官的史册上，不用画像了。而且张公自己又不愿意，如何是好？”众人都说：“张公怎么会关心这事？虽然如此，我们心里总觉不安。如今平时听得有人做件好事，一定要问那人的姓名及他的住处，一直问到那人的身材长短、年龄大小、面容美丑等情况；更有甚者，还有人讯问他平生的爱好，以便推测他的为人。而史官也把这些写入他的传记里，目的是要使天下人不仅铭记在心里，而且要显现在眼前。音容显现在人们目中，所以心里的铭记也就更加真切久远。由此看来，画像也不是没有意义。”苏洵听了，无法答对，就为他们写了这篇画像记。
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意气昂扬，有高尚节操，雅量高致，闻名天下。国家有重大事情，张公是可以托付的。末了以诗作结，写道：
大宋天子坐龙庭，甲午之年日月新。忽然蜀人谣言起，边关敌寇将兴兵。朝廷良将纷如雨，文臣谋士多如云。天子赞叹说声嘻，命我张公远出征。张公方平来东方，西风猎猎大旗扬。蜀人围观睹风采，人山人海满街巷。齐道张公真坚毅，神色镇静又安详。张公开口谕蜀人：“各自还家且安顿，谣言莫传自安宁。谣言不祥且勿听，回去照常作营生。春日动手修桑枝，秋天谷场要扫清。”蜀人磕头拜张公，称他就象父与兄。公在蜀国园林居，草木繁茂郁葱葱。宴请文官与武将，击鼓作乐咚咚响。蜀人庆贺来观望，共祝公寿万年长。姑娘佳丽美婵娟，幽娴贞静闺房间。幼儿哇哇向人啼，牙牙学语已能言。当初张公不来蜀，你辈早已填沟壑。如今庄稼多茂盛，粮仓高耸堆满谷。可感我们妇与子，欢欢喜喜庆丰足。张公本是朝中臣，天子左右得力人。天子下诏命返驾，张公岂敢不允承。修起殿堂好庄严，又有廊房又有庭。公像挂在正当中，朝服冠带宛如真。蜀人纷纷来禀告，不敢放荡作懒人。张公放心回京城，像挂殿堂传美名。
（丁如明）

爱莲说〔宋〕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
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选自《四库全书》本《周元公集》

水中陆上草本木本各种鲜花，值得人们喜爱的实在繁多。晋代的陶渊明唯独喜爱菊花；自唐代以来，世人非常喜爱牡丹；可是我唯独喜爱莲花的生长于污泥之中而不被沾染，在清水里洗涤而不显妖媚，中心贯通，外表笔直，不蔓延，无枝节，香气远播越觉得清幽，俊直地挺立在水面上，只可以远远地观赏而不可以肆意地玩弄。
我总以为，菊花，是众花中的逸隐之士；牡丹，是众花中的富豪贵人；而莲花，则可以说是众花中的有德君子。唉！爱菊的人，陶渊明以后就不大听到了；对莲花的喜爱，像我这样的又有谁呢？而爱牡丹的人，倒确是多得很哪！
（魏同贤）

寄欧阳舍人书〔宋〕曾巩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荐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媿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脪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幸甚，不宣。巩再拜。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曾巩集》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发奋有所建树；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
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丁如明）

墨池记〔宋〕曾巩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曾巩集》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突起的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新城上面，有一口低洼的长方形水池，称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记述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因而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当王羲之不愿受人勉强而做官的时候，他曾遍游越东各地，泛舟东海之上，以快心于山光水色之中。难道当他逍遥遨游尽情游览的时候，又曾经在此地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渐入佳境，看来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是因为他刻苦用功所达到的结果，而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恐怕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看来学习的功夫怎么可以少化吗！更何况对于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深怕关于墨池的事迹被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两柱之间标明它，又对我说：“希望有篇叙记文章。”我推测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为爱好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一并重视起来吗？或者是想推广王羲之临池苦学的事迹来勉励这里的学生吗？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更不用说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风尚和美德会怎样地影响到后世人呢！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丁如明）

谏院题名记〔宋〕司马光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呜呼，可不惧哉！
──选自《四部丛刊》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古时候没有专门设置谏诤的官，从公卿大夫到一般工商之民，没有不能进谏的。汉朝建立以来，开始设置谏官。将天下的政事，四海五湖的民众，治理国家的得失利弊，都集中于一个谏官身上，让他一一提出意见，那么他的责任也可以算够重的了。任此官者，应当牢牢记住那些大事情，舍弃那些小事；要先进谏那些急迫的问题，而后谏那些不很急迫的问题；要专为国家谋利，而不为自己打算。那些热中于追求声名的人其实与热中于追求私利之徒一样，这两种人与谏官的职责相距多远啊！
天禧初年，真宗下诏设置谏官六员，并明确谏官的职责。庆历年间，钱君开始将谏官们的名字写在木板上。我怕因时间长了要磨灭，在嘉祐八年，将谏官名字刻在石上。后代人会逐个指着他们的名字而议论他们说：“某某人忠诚，某某人奸诈，某某人正直，某某人邪恶。”啊，这能不叫人惧怕吗？
（丁如明）

读孟尝君传〔宋〕王安石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世俗的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搜罗人才，因此人才都投靠他的门下，而他终于借助他们的力量，得以从虎豹一样凶恶的秦国逃走。咳！孟尝君只不过是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的头目罢了，哪里称得上能搜罗人才呢？要不是这样，他完全可以凭借齐国的强大力量，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才，就应该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还用得着这些鸡鸣狗盗之辈的能力吗？鸡鸣狗盗之辈出入他的门下，这正是真正的人才之所以不到他那里去的原因呀！
（李国章）

同学一首别子固〔宋〕王安石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正之盖亦常云尔。夫安驱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系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江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并和他交朋友。淮南有一位贤人，字正之，他也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也和他交朋友。这两位贤人，不曾互相往来，不曾互相交谈，也没有互相赠送过礼品。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都是相同的吗？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竟是多么少呀！应该说，这是他们学习圣人的结果。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也必定是学习圣人的人。圣人的言行难道会有两样的吗？他们的相似就是必然的了。
我在淮南，向正之提起子固，正之不怀疑我的话。回到江南，向子固提起正之，子固也很相信我的话。于是我知道被人们认为是贤人的人，他们的言行既相似，又互相信任而不猜疑。
子固写了一篇《怀友》赠给我，其大意是希望互相帮助，以便达到中庸的标准才肯罢休。正之也经常这样说过。驾着车子稳步前进，辗过中庸的门庭而进入内室，除了这两位贤人还能有谁呢？我过去不敢肯定自己有可能达到中庸的境地，但也愿意跟在他们左右奔走。在他们的帮助下前进，大概能够达到目的。
唉！做官的各有自己的职守，由于个人私事的牵挂，我们之间不能经常相聚，作《同学一首别子固》，用来互相告诫，并且互相慰勉。
（李国章）

游褒禅山记〔宋〕王安石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乎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
年七月某甲子，临川王某记。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褒禅山也被称为华山。唐代高僧慧褒开始在这座山下建房居住，而死后就葬在这里。由于这个缘故，以后就把这座山称作褒禅山。现在称作慧空禅院的地方，就是慧褒和尚生前居住的屋舍和死后埋葬的墓地。距离慧空禅院东面五里，有个称作华山洞的地方，是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而得名的。离洞百余步，有一块石碑倒在路上，碑文已经模糊不清了，唯有“花山”二字还能辨认出来。现在将“华”字读成“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错音了。华山洞下面平坦而开阔，有泉水从旁边涌出，到这里游览和题字留念的人很多，这就是人们说的“前洞”。沿山向上走五六里，有一个山洞很幽深，走进去感到很寒凉。询问这个洞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山玩水的人也没有走到尽头，人们称它为“后洞”，我和四个同游的人举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难，而见到的景色就越奇异。有人感到疲倦而想出来，就说：“不出洞，火把就要烧完了。”于是大家就和他一起出来了。大概我走到的地方，比起那些喜欢游山玩水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可是看到左右洞壁，来到这里并且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大概再往深处，进去的人就更少了。这时候，我的力气还足够继续往里面走，火把也还足够照明。出洞以后，有人就责怪那提议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跟着他一起出来，而不能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
于是，我颇有感慨。古代的人在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的时候，往往有心得，这是因为他们思考问题很深刻，而且没有什么事物不加以考察的。那些道路平坦而又距离近的地方，游览的人就很多；道路艰险而又遥远的地方，去的人就很少。然而世界上奇特壮丽又罕见的自然风景，常常是在艰险遥远而且人们很少到达的地方。因此，不是有志向的人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志向，不随别人停止前进，但是气力不足，也不能到达目的地。既有志向又有气力，也不随着别人后退，但是到了幽深昏暗又神迷目乱的地方，没有得到外物的辅助，也不能达到目的地。然而，气力足够到达的情况下却没有到达，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而在自己则应感到懊悔。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却不能达到目的的人，可以不必后悔，难道有谁能讥笑他呢？这就是我的心得。我看到倒在地上的石碑，又感慨古书没有保存下来，使后世的人以讹传讹而不能明白名称的真实情况，哪里能说得完呢！这就是治学的人不能不深思熟虑和谨慎择取的原因。
同游的四个人：庐陵的萧君圭字君玉，长乐的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李国章）

伤仲永〔宋〕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丐于邑人，不使学。
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邪！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金溪县人方仲永，世代务农。方仲永五岁时，还不认得笔墨纸砚，一天忽然哭闹着索要这些东西。他父亲很奇怪，就向近邻借来给他。方仲永马上写下了四句诗，并且写上自己的名字。那诗表达了孝养父母，团结宗族的意思，诗被乡里一位读书人拿去阅读。从此以后，旁人只要指定某一物作诗题，方仲永就能挥笔立就。诗的文字技巧及意境都达到一定水平。乡里人对他非常器重，并渐渐对他的父亲也礼待起来，有的施舍钱财给他。方仲永父亲觉得这是件有利可图的事，就每天携带仲永向乡里人到处乞讨，不让他进校学习。
我很久就听闻此事了，明道年间，我跟从父亲回到家乡，曾于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我们叫他作诗，已经与我过去所听闻的水准不能相比了。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到舅家去，问起方仲永，人们告诉说：“他已天才泯灭，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了。”
我认为：方仲永的聪明颖悟，是上天赋予的。他有天赋，比起力学而成的人要优越得多；然而最终还是和平常人差不多，那是因为没有受到常人所受的教育的结果。他的天资是那样的好，只因为没有受到教育培养，尚且沦为普通人一样；现在一般说来天分不高的人自然是很多的，如果再不加以教育培养，恐怕会连一个平常人都不如吧？
（丁如明）

答司马谏议书〔宋〕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选自《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安石敬白：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觉得与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吧。即使想要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后来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辨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决了。如今您来信用以指教我的，认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末我承认错误；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
（曹光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