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惊世大猜想──猜想一：巴人造字？

“移民”悲歌

鳖灵的“尸体”被放进了一艘船，这艘船看起来与船棺没有区别，长老们继续隐瞒他活着的真相，以防敌人的追击。

在一场煞有介事的水上“葬礼”后，全体部落人员启程溯江而上，走进了风雨征程。

西进的路上时闻悲歌，但他们也会唱起欢快的《下里》和《巴人》以鼓舞士气，峡江两岸回荡着青铜錞于悠长的节奏，不时惊起悬崖上休憩的猿猴。

哪里是鳖部落的家呢？路途是那么遥远。渐渐康复的鳖灵执意要为他的父老兄弟找到一片真正的乐土，他厌倦了充满血腥记忆的峡谷。大江的源头，应该有一片丰饶的土地。

几年后，他们来到了现在的乐山。一路风尘，一路逆水涉滩，一路川江号子，现在他们终于吃到了几年来第一餐饱饭。这就是传说中的乐土，一片不需要为果腹而撕杀的乐土，地广人稀，鱼虾肥美。

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故事。《水经注》记下了一星半点：“南安县（今乐山），衿带二水，是过去蜀王开明的政治中心。”

也许还有更离奇的故事流传了下来。当他们*岸时，当地人分明看见一个清瘦的男子从一具“棺材”里站了起来。很早以前就有巴人来到这里，当地人早就知道他们用一种“船形的棺材”来安葬死者，但这回，他们第一次看见死人在这样的“棺材”里“复活”。

这件古怪的事迅速传开，并留在了一些僧侣的记述里。这些记述，我们可以认定就是西汉杨雄《蜀王本纪》的依据。

最后的风云

怪事很快传到了今天的郫县，这里是古蜀国第四王朝杜宇（望帝）的都城。杜宇决定要会会这位奇异的复活者！

这次见面竟改变了平原的历史。

正是夏汛时节，岷江之水已连续多年狂怒地冲击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也冲击着杜宇统治的根基。他急需一位精通治水的专家来替他收拾残局，安抚百姓。而眼前这位年轻的巴人首领，两眼正散射出渴望奋斗的光，脚上厚厚的老茧仿佛峡江之水千百次淬炼过的岩石，他裸露的臂膀透露着平原人少见的坚忍不拔。杜宇早就听他的史官说过，峡江巴人曾经在很久以前帮助大禹成功驯服了长江。这真是上天给古蜀的恩赐！

鳖灵奉杜宇之命治水去了，他从千里之外带来的“疏导”之法，成功锁住了岷江这暴跳不安的龙。人们传说他治服了彭国的九头虎开明兽，甚至治服了一个人面鱼身的怪兽，当上了蜀国宰相。接着，他又一鼓作气治服了堵塞天彭门的孽龙，这是他大功告成的时刻。

当他完成这一切的时候，他和他的鳖部落已在成都平原生活了三十年，也许是四十年。现在，他是这里的主人了，他的治水之功，使他和他的部族融入了这个平原，并赢得了平原人的拥戴。他的野心也在这四十年里成长起来，他要兑现他当年离开峡江时许下的诺言──重建一个强大的部族。

他想尽办法博取国王杜宇的信任，为此不惜献上美貌的妻子，自己却长年坚守在都江堰旁边的一个集市上，那里因工程的旷日持久而渐渐形成了一座城，现在我们把这座神秘消失的城称为“芒城”。

后来，应该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他赶走了老迈不堪的杜宇，夺取了权杖，建立了古蜀的最后一个政权，他给它定下一个年号──开明，以彰显他的治水之功。

他也宣布了这场政变的正义理由，给杜宇定下“十大罪状”，其中第一条是“生活糜烂，荒淫无度，甚至*淫宰相之妻”。

一切如过眼云烟，他最终又回到了他的船棺里……再后来，一个叫赢政的人统一了中国，将一种统一的文化强行覆盖了这片古老的大地。

鳖灵是谁？杜宇是谁？蚕丛、鱼凫又是谁？没有人知道，只留下几个古怪的名字。

又是两千多年过去了，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在峡江出现，三星堆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难以解读的谜团。那是关于“巴蜀一家”传说的最后悬念吗？

让我们重温印度远古史诗《摩珂婆罗多》里那一句话：时间，是万物的种子！

延伸阅读

鳖灵民间传说

蜀王杜宇（望帝）四十多岁得一子，生前请巫师占卜，占卜中显出不吉利的长蛇。儿子出世，杜宇将其扔进湔江（都江堰工程的一部分），不料被一鳖驮走，继而被打鱼人救起，取名“鳖灵”。

鳖灵成年后，治服了彭国的九头虎开明兽，后又治服了蜀国的人面鱼身怪兽，继而当上蜀国宰相。接着，一鼓作气治服了堵塞天彭门的孽龙，后受蜀王指派，治理了郫邑水患。杜宇老年，欲传位于鳖灵。大臣丹和不服，趁鳖灵祭祖时烧庙，鳖灵骑着开明兽冲出火海，丢下一块丝绢给丹和。丹和看见这是国王杜宇25年前放在弃婴身上的遗物。于是，丹和再奉杜宇之命请鳖灵继承王位。鳖灵为报开明兽救命之恩，定国号为“开明”，登上末代蜀王的宝座。

猜想四：谁留下了三星堆？

　　当三星堆文化被纳入人类文明起源的视野加以关注后，这个集合了一切神秘元素的考古发现，对于我们好奇本能的激发，早已超出了始皇陵的魅力。

　　三星堆，你从哪里来？有很多人为三星堆魂牵梦绕，而我们在本期走进这世界级的发现之旅，是因为她那神秘的面纱下，遮盖着太多太浓的巴人气息。

　　一切都还是猜想，但那些蛊惑人心的种种暗示，让人无法不去猜想。

宇宙洪荒 谁闯进了蜀道

两个土坑，具备了激发了无穷想象的所有元素。这是一个七十多年来追问不断，却一直没有答案的巨大谜团。

谁知道呢，如果答案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天外来客”那么遥远，又会是谁，在那个天地玄黄的时代，闯进了这片大山紧锁的肥沃平原，留下一个千古之谜呢？

57年的惊世发现

1929年春的一天，四川广汉城西太平场，一户姓燕的人家在住宅的一侧偶然挖出了一堆玉器。他们不知道，一个注定要惊动全世界的发现之门就在距他家的不远处。

从燕家秘密挖宝，到英国人开始的正式发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这半个世纪，三星堆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考古队，而那两个神秘的“祭祀坑”，却一直沉睡着。最后一次发掘宣告中止的时候，停下的铁镐距它只有10米。

尽管如此，这半个世纪的发掘依然是颠覆性的。随着成都平原上一系列“三星堆文化遗存”的面世，学术界开始质疑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黄河文明中心论”，不断提出战国以前“巴蜀文化独立发展”、“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主张，直到它被广泛地承认。

但三星堆要激起更大的波澜。

1986年夏，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祭祀坑”终于被四川省考古队发现了。坑里的数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均属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稀世之物。

这两个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器物坑，由于种种难解之谜，被考古专家们暂名为“祭祀坑”。面对那些大耳、突目、高鼻的巨大青铜和黄金人像，一系列的问题提了出来：谁创造了这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它是传说中失落的文明吗？

一股莽撞的潮流

2004年，一部名为《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的网络作品在中国文化领域引发一轮热潮。这个以“中华文明西来说”为核心的猜想，从三星堆文物“明显的西方特点”入手，将青铜面具的硕大眼睛和高挺鼻子，以及一根“西方王室常有”的金质“王杖”，统统视为“来自中东”的证据，进而大胆推论中华民族起源于犹太人。

在网络文化模糊商业与文化界限的当代，畅销书的思维尽管有益于文化学术的普及，但这个看似新奇的“面相溯源”，显然有悖于远古人类崇拜超自然能力的民俗学常识。

类似的莽撞还有医学专家的“跨学科”结论，他们将三星堆青铜人面的巨大突目看作碘缺乏病症的表征，其低估远古人类区别病态与强健的能力的立场，同样令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即将要走入的，是一程立足于实证而又不失趣味的发现之旅。

秦岭的拷问

让我们从盆地北部那道屏障开始吧，它让我们想起盛唐诗人李白那首千古名篇《蜀道难》──“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由古地质运动造就的秦岭，对于远古的四川盆地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我们此次发现之旅的首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谁可以翻越秦岭

据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介绍，现有的研究初步认定，三星堆遗址大约是距今5000—3000年的古蜀国遗址。“其中距今4000—3000年间的三星堆文化繁荣期，是巴蜀文明正式形成的阶段。”

而对这个繁荣期的创造者，有很多推测。有人说它是来自岷江上游山区的氐羌族所创；不少专家推测它是夏商时代由黄河流域迁入成都平原的一个族群，将中原先进的青铜技术带到了古蜀地。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它是古蜀国鱼凫王朝（距今4200—3400年）鼎盛时期的杰作。

事实上，将三星堆文明视为黄河文明传播成果的观点，一直拥有相当一批支持者。这种观点确信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必定有一个成熟的来源，而这个来源在当时只能由黄河文明来承担。

但它忽略了一个特定的地理条件。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管维良教授认为，四五千年以前，秦岭对四川盆地交通的阻隔是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三星堆文化南北交流的可能性，显然不会超过沿长江的东西向交流。就算有个别先民能穿越秦岭进入川西，也不足以形成一种在当地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力量。因此，探索三星堆文明的来源，首先应该考虑东西方向的文化传播。而三星堆绝大多数青铜器造型明显独立于秦岭以北黄河流域。南北向传播的思路，不能解释三星堆文明的来源。

川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勋燎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川西平原以西，现有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比三星堆更早的青铜文化遗存。即使在川西平原上，唯一时间比三星堆遗址更早的新津宝墩遗址，也仅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出土，不见青铜器的踪影。因此，他否定三星堆文化来自岷江上游的观点。

那么，唯一可能的来源就是东部的峡江流域。从三峡逆江而上直达川西平原的人类迁徙，即使在新石器时代也是十分容易的。

峡江，绕不开的一环

2003年，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参加三星堆文化研讨会时说：“长江在南方一直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其上游有滇文化、巴蜀文化，中游有荆楚文化，下游有越文化。在三星堆器物坑里，已经发现特点与湖南、湖北荆楚地区相似的青铜尊。巫山大宁河李家滩发现的大尊，是其间的中介……这一类现象表明，远古以来的巴蜀地区，除接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外，还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交流，而且后者也许关系更为密切。中原文化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长江中游，间接传入上游巴蜀地区的。”

李学勤的论述说明了什么呢？即使中原文化影响三星堆的推论可以成立，它也绕不开峡江巴文化圈这条必经之路！

关注的目光转到了三峡──一条发现了200万年前古人类，世界上唯一拥有7000年文明史的超级大峡谷。

鱼凫，解读三星堆的密码

如果三星堆是鱼凫王朝的杰作，那鱼凫又是谁？一些学者说：鱼凫是峡江地区远古巴人的一支！

被忽略的鱼纹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熊笃提醒我们，西汉杨雄的《蜀王本纪》里有关于古蜀史的重要一节：“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杜宇）、开明。”此外，再也找不到有关鱼凫（音复）的资料。

关于鱼凫，更多的线索在三峡考古中。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新近揭幕的三峡博物馆，这是个启发思维的地方。

二楼西侧的《远古巴渝》展厅，有一块“巴人图腾展示”，展板的右下方，贴着一张略微模糊的青铜器局部照片，那是两个类似鱼样的纹饰刻画。

“一般人只留意到虎纹，最多再看看蛇纹，绝少有人留意到鱼纹，”重庆市考古队工作人员方刚对我们说。“其实，在三峡考古发掘中出土有不少鱼纹器，它们没有虎纹出名，所以很少引人注意。它其实也是巴文化的象征符号。”

在巴人图语中，虎、蛇、鱼都是常见的图语。这些神秘的鱼纹，出土在巴人聚集的峡江，意味着什么？

“鱼纹图语的大量出现，说明巴人在峡江流域曾有这样一支部落，他们以渔猎为生，同时把鱼当作部族的图腾加以崇拜。”这是巴蜀史专家管维良的结论。

这个结论有足够的考古学支撑吗？

大溪文化的发现

1925年，美国自然博物馆主任纳尔逊率领一支探险队来到瞿塘峡东口（巫山县大溪）。他在这里一无所获，感到心灰意冷。一天，他让队员在江边一片台地上休息。突然，不远处传来女队员的尖叫，他赶过去，发现是一只捣乱的蜘蛛。就在他踩死蜘蛛准备转身离去的一瞬，他看见了脚边一块与众不同的长方形“石头”，一头厚，另一头略薄，边缘带有人工砍砸的痕迹！他意识到，机会来了。

果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类似的石器。纳尔逊宣布安营扎寨。

但他没有料到，半夜过后，大部分队员开始腹泻、呕吐，身上出现不明红斑。有人怀疑是蜘蛛作祟，纳尔逊决定暂时撤离三峡。

这次发掘出土了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和陶器，他将这些器物与中原同期文化遗存对比，提出了“大溪文化”的概念。但纳尔逊不久就回国了，大溪再也无人问津，直到1959，迎来了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工作者。

1959年到1975年的两次发掘中，一共出土了207座有着奇特屈肢葬俗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大溪文化”由此名扬世界。正是这个“大溪文化”，让我们窥视了“鱼凫”的秘密。

鱼人的秘密

200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受重庆市文物局委托，抢在三峡水库二期水位到来前全面揭露巫山大溪遗址，惊人的发现浮出水面。

现任副队长的白九江曾参与这次发掘，他向我们讲述了更多细节。

大溪遗址所在的五千多平方米台地，东、北、南三面被长江和大溪河包围，西面屹立着海拔一千多米的乌云顶，位置异常偏僻。考古队员吃住在农家，时间一长，有的队员身上长出了红斑。后来将驻地搬到大溪河对面的乡场上，每天往返要步行山道两个多小时，吃尽了苦头。但辛苦终于有了最好的回报，他们不仅发现了重庆辖区最早，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而且还发现了罕见的、数量惊人的“鱼骨葬”。

“刚挖到鱼骨葬坑，大家并不太激动。但当那个深达一米多的葬坑暴露出来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坑里的鱼鳃骨成堆放置，有鲟鱼、草鱼、鲤鱼、青鱼、鲢鱼、鲫鱼、团头鲂、铜鱼、鲍鱼、白暨豚、鳙鱼等，几乎涵盖了长江所有主要鱼种。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大溪文化鲜为人知的一面。”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这次发掘中，有17座墓是用鱼随葬的，其中一座墓葬的随葬整鱼多达4条。有些死者口咬两条大鱼尾，鱼身分两边放在身上。与这种奇特葬俗相应，还伴随有大量长锥形骨镞、石镞、牙制鱼钩和砾石网坠等渔猎工具出土。“这证明三峡先民在新石器时代的主要食物就是鱼。与先前的摘野生果实为生比，峡江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得到拓展”，白九江说。

种种迹象表明，在远古峡江的大溪文化圈里，活跃着一支崇拜鱼的族群。但后来，这个族群竟神秘地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专家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峡江传说中的“鱼复”国。

三个密码的神秘转换

四川大学教授张勋燎注意到，上古典籍《逸周书》里曾谈到，周王朝“西边的鱼复献鼓钟、钟牛”，鼓钟应当是巴人的乐器錞于；唐代杜佑的《通典》也记载，春秋时的夔州（今奉节县）为鱼复国，后来被楚国吞并。这些都是峡江曾出现过一个名叫“鱼复”的国家或族群的线索。

据张的研究，距今6000~5000年之间，鱼人兴起于湖北随县，后来融入巴人，统称为鱼复人，巫山大溪人正是鱼复巴人。证据是，远古巴人源于壮侗语系的民族，如今壮侗语族中，鱼读音为ｂａ，远古巴人也极有可能使用同样的发音。说鱼复是鱼、巴两族结合的标志，理由有几点：一、“复”字在先秦时代读ｂａ，与巴人之“巴”是同一读音；二、在巴人的语言系统中，“鱼”也读ｂａ；三、复（ｂａ）在巴人语言中有图腾物、族称的意思。说鱼纹是巴人和鱼人的图腾都不矛盾。而古蜀国第三朝的凫”王朝，正是鱼复巴人牵入川西平原的一支。

而“鱼复”变为“鱼凫”，除了“复”与“凫”同音外，还有可能与峡江流域渔人钟爱的水鸟──“鱼老鸹”（鸬鹚，又称鱼鹰）有关。张认为，鱼复人崇拜鱼，连带崇拜捕鱼助手鸬鹚也是可能的。而鸬鹚与凫都是水鸟，在上古语言中区分并不严格。

很多线索也许被我们无意间忽略了。

已故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川大教授任乃强也曾就读音考证过“鱼复”与“鱼凫”的嬗变关系。他说：“凫的先秦读音，无轻唇音，读ｂａ。而且蜀人的早期并未使用中原汉字，也许是后人规范汉字，把鱼复改作了鱼凫。”因此，“鱼凫”很可能就是“鱼巴”。

这就是鱼巴、鱼复、鱼凫三个文化密码转换的秘密。

考古学上的证据显示，在峡江地区，如白庙文化遗址出土有鸟首形的陶器，大昌坝出土有商代晚期的鸟首形青铜尊，鸟首形状酷似鱼鹰，也说明峡江流域很早就驯养鸬鹚。

杜甫赴川途经夔州（今奉节）时，曾写下两首解闷的诗，诗中说：“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就是鱼鹰。即使到了唐代，三峡一带仍保持着养鱼鹰捕鱼的习俗。

我们的发现之旅在这里进入了一个充满悬念的路段。

鱼复巴人西迁猜想

成都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鹏章，把成都十二桥、三星堆出土的鸟首形器物，与宜昌白庙出土的鸟首器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宜昌白庙鸟首形器比成都十二桥晚。三星堆出土较为原始的是鸟头柄勺，但从鸟首与勺结合，偏向实用看，可能仍晚于白庙。结论是，三星堆文化晚于鱼复文化，但是同出一脉。”

张勋燎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峡江的鱼复巴人，因为不可知的原因，乘着独木舟，带着深入骨髓的鱼崇拜，一路高歌着逆江而上，寻找新的生存空间。途中，不断有人下船上岸，建立了一个个小小的居民点，直到最后到达了成都平原。在肥沃的平原上，他们不需再为无法采摘足够的野果而发愁，不必在风浪里为生计而拼尽最后的力气，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定居。沿江的定居点，也成为鱼复巴人在成都平原和峡江老家之间的补给站，虽然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峡江，但两地文明确实就此展开交融。鱼复巴人逐渐融入了川西平原的生活之中。”

然而，究竟是什么“不可知的原因”，导致了鱼复巴人的西迁呢？

动机：盐的秘密

盐，这雪白的结晶体主宰了巴人的一生，写就了整部巴人的历史。因为盐，巴人成为峡江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族群。一系列研究发现，正是因为盐，最终促成了巴人西进至川西平原。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吧。

鱼复巴人的扩张

在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鱼复巴人的行踪之广大，让今天的人瞠目结舌。从重庆巫山往东，直至湖北中堡岛，远及更下游的江西等地，都发现有鱼复巴人生活的痕迹。到处是鱼骨堆积如山的鱼葬坑，仅湖北中堡岛就发现上百个之多；而巫山以西直至古蜀国一路的沿江地带，也同样发现不少鱼崇拜的文化遗存。尤其重庆丰都玉溪坪、忠县中坝等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时常发现鱼骨的存在。

在新石器时代，一个渔猎族群竟然有如此广大的活动范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鱼复巴人尽管掌握了捕鱼技术，但仅*渔猎，是无法维持不断扩张的部族群体的”，张勋燎判断。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支撑鱼复巴人的大规模扩张？

盐，进入了专家们的视野。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孙智彬，参加了1997年到2002年对重庆忠县中坝遗址的六次考古发掘。在这里，再次获得了考古史上一个惊人发现──

在忠县县城正北6公里，总面积50000平方米的台地上，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的尖角杯、圜底罐等巴人制盐器具，其数量之多，竟然以亿计！

“多得像不要钱一样”，孙智彬说，叹为奇观。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一个庞大的盐业基地遗址。

不仅在忠县，巫山等地也发现了不少类似的盐业遗址，出土大量的制盐器具。

任乃强曾对鱼复巴人的盐业进行研究。他说：“巫溪河谷和大溪河谷之间，有一个方圆不过百里的小盆地，盛产泉盐。盐泉的发现聚集了人居，鱼复巴人也正是*着盐业，摆脱了渔猎经济的束缚，成为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族群。”他认为，巴地巫盐早在五千年前就开始了，巴人是中国最早的盐业产销商，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三峡考古也证实巴人是一支善于经商的族群。许多学者承认，一方面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另一方面盐矿资源又受地域限制。垄断极易利用且高附加值的泉盐资源，使巴人在早期商业中占据了主动，这正是一些古籍上描写巴人“不耕织却不愁衣食”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正是盐业的繁荣，促进了巴人人口的迅速繁衍，进而又造成盐业资源的紧缺，随之而来的，便是内部不同族系的争斗与迁徙。也许，沿长江东西向的盐业贸易，也直接促成了巴人的远距离迁徙。

而迁徙的证据又在哪里呢？

天府回音

1985年的一天中午，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接到市民的电话：城西新一村十二桥旁边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些形状奇怪的陶片和骨器。考古工作者赶到了现场。在这个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商代早期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尖底器，这是古蜀早期的制盐工具。据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鹏章透露：“不仅在十二桥，还有方池街、岷山饭店、指挥街、十二桥、青羊宫、医学院等遗址上，都发现有这种尖底器”。他认为，这些尖底器与三峡地区如巫山、忠县等同期的尖底器有着极其类似的形制和式样，明显一脉相承。”

徐鹏章将两地的尖底器进行比较：“成都十二桥的尖底器都很成熟，很少有早期的作品。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巫山大溪及忠县等几个遗址内，都发现有更早期的作品，泥粗、胎厚、火候低。这说明，制盐技术是由峡江传入成都平原。”

川大教授张勋燎指出了这种先后顺序的意义：“这暗示着一条峡江通往天府之国的盐业通道。而这个通道，正是鱼复巴人沿江西进至川西平原的佐证。可以推测，峡江流域的部族争夺中，鱼复巴人选择了溯江西进。另一种可能性则是鱼复巴人利用自己的盐业优势，在前往川西平原的盐巴贩卖中逐步西迁。”

鱼复巴人利用手中的盐，敲开了川西平原的大门，也从此奏响了巴蜀命运交织的盛大乐章。

四千年前的政治角逐

鱼复巴人手握盐业命脉，从峡江流域西进至川西平原。他们的逐渐强大，几乎是一眼就能看穿的。而他们强大之后，又会如何呢？这个峡江文化与平原文化撞击的悬念，是否正是我们这次发现之旅的终点？

古蜀国一共5个朝代，分别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第三代为鱼凫王朝。古史记载古蜀国前四朝国君全部“成仙而去”，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

管维良否定“成仙”之说：“禅让与成仙不过是实力不济者下台的遮羞布而已，阶级社会形成后，没有哪个统治者是愿意自动退位的。这里的成仙之说，应看成是古蜀第二代的柏灌王朝被鱼凫暴力夺权的隐晦表达。”

鱼凫，作为蜀地的外来族群，究竟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推翻柏灌氏？

虽然古史中描述蜀地“有碱石，煎以得盐”，意思是把咸石在水中熬煮后获得盐。但不少专家认为，这种办法获得的盐，远远无法满足古蜀先民的需求。在蜀地，没有峡江流域那样产盐量大而且加工方便的“泉盐”。因此，购买产于峡江的盐，是平原居民必须面对的现实。

管维良认为：“鱼凫从峡江往川西平原的贩盐迁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沿长江一路向西，能发现很多鱼复巴人西进时遗留的地名。唐代的符县（今合江）有巴符关，南方方言里“巴”就是鱼，巴符关也就是鱼符关；现在的奉节，汉代以前名鱼复；湖北沔阳县东十五里有鱼复古城，还有个巴复村，其实就是鱼复村。这些地名，不仅可以理解为鱼复巴人向东向西移动的痕迹，也可以看作鱼凫控制着峡江到川西平原的贩盐通道。这些地点附近，都曾出土过制盐器具或有盐井存在，鱼凫和盐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管维良认为，鱼凫巴人的势力在积蓄了几百年后，终于用盐控制了川西平原。无法知道最终的暴力夺权景象，但我们仍可以想象，那必然是一场生死喋血的较量。

解开王朝迷雾的钥匙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三星堆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器上来。如果三星堆真是鱼凫王朝的杰作，而鱼凫正是峡江走出的鱼复巴人的话，那我们不禁要追问，在古蜀大地上，三星堆的建造者，鱼凫王朝是怎样创造出高度发达的青铜器文明的？

金杖的发现

　　被解读为“鱼凫王杖”的那根金杖，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它的出土，是1986年夏天一个凌晨时分的惊喜时刻，它出乎意料地引发了截然不同的猜想。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陈德安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留守的副领队陈显丹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凌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挑出了一点发光的东西，有鱼纹。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用竹签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最后竟然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民工在追问‘是不是金子’，陈显丹敷衍说，‘没什么，黄铜。’但它就是后来的‘鱼凫金杖’。”

　　这支内里的木棍早以炭化的金杖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人头像。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组成。

那是谁的权杖

　　陈德安提到了“金杖代表王权”的说法。他说，这个说法如今已被考古界公认，但有关它以及上面的图案所代表的含义，仍有争论。

　　张勋燎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从金杖上有人头、鱼凫头、鱼纹样看，鱼凫头和鱼纹分别暗示着鱼复巴人崇拜的鱼凫和鱼，它们属于鱼凫氏的文化遗存。同时，在三星堆大量出土的鸟首柄勺，同样也是鱼凫崇拜的证明。”他强调，除了金杖上的鸟形（鱼凫头）刻画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很多鸟型器物。二号坑出土的3.96米高的完整青铜神树上，立有九只鸟。鸟的形态基本相同，均为长嘴、勾喙。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还有十多件鸟头柄勺。这些勺柄塑造的鸟，下端一般呈下钩如鹰嘴形，造型与青铜神树枝上所站立之鸟极其相似。“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青铜器，或是陶器上的鸟类头部，与金杖上的鱼凫纹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长嘴如钩，也是鱼鹰嘴部最明显的特征”。

　　针对少数学者“权杖习俗出自西方国家”的立论，另一些学者则提醒我们注意三星堆“鱼凫王仗”与峡江流域巴人巫师法器之间的相似性，认为这正是三星堆出于鱼凫巴人的又一佐证。

失落的一环

　　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是每个面对它的人都无法回避的悬案。鱼复巴人如果真是三星堆的主人，那么已知峡江巴人的青铜文化与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间的差距，又该如何解释？毕竟，在峡江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比三星堆更早的成熟的青铜文化遗存。

　　近来有一种占主流的观点，那就是在三星堆王国中，有一支来自中原的人群，他们是来自中原二里头王族中的东方氏族。证据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饰牌、斧形器和三足陶器，都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极其相似。

　　而在历史上，也似乎真的有与之匹配的记载。在夏商时代，有一支与夏国君王联姻的部族──“有缗氏”，大约活动在今天的山东省金乡县一带。这支族群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集体逃离，并神秘消失。

　　有学者提出过这样的猜想：有缗氏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进入川西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的主人。

　　但另一些学者反驳，尽管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三足器──“盉”，但在峡江流域鄂西等地也曾大量出土这种三足器，仅2004年在重庆云阳大地坪遗址就发现了数十个陶盉，这说明中原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传播到了峡江。中原文化的一些因素，是完全可能通过峡江流域传入川西平原的。

　　管维良将这种猜想与三星堆巴人说融合：“在三峡发现盉，证明中原文化传播的路途曾经过峡江，因此在三星堆发现盉，不能说明中原人就是三星堆的主人。”

热报观点: 巴蜀融合的起点

　　三星堆文化的源流仍是一个等待解读的谜团，所有关于“巴文化”说的推论都还限于猜想的层面。但我们通过这样的发现之旅，也的确看见古蜀地域上巴蜀文化的对撞与融合。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古蜀王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氏立足川西的历史条件。早在开明氏之前两千多年，巴人沿峡江西进并与蜀文化融合的历史就已开始。“巴蜀一家”局面的形成，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这是一段无法斩断的历史。张勋燎说：“三星堆是巴蜀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和所有光辉灿烂的文化遗迹一样，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巴蜀文化从来就没有分开过。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共创巴蜀新的未来，才是巴蜀文化的光明前景。

延伸阅读

王朝覆灭之谜

　　在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考古学家嗅到了不平常的暴力气息。两个“祭祀坑”里的如此大量的精美器物，都被人为地损毁、焚烧，却又有序地放置后加以掩埋，这个奇怪的现象至今仍没有圆满的解释。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呢？

　　陈德安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介绍了目前存在的几大猜想：“有人认为这是先民们的祭祀场所，所有的青铜器都是被破坏后献给神灵的祭品；还有人认为当时遇到大灾难，人们紧急逃亡，所以把三星堆掩埋了；还有人提出，这是古蜀先民要远征，怕神物遭战争破坏，所以统统埋在地下；或者，还有专家认为，这是前后朝代更替，后继者破坏了三星堆文明。”

　　“所有的猜测都有破绽，”陈德安指出：“祭祀是经常性行为，像三星堆这种大规模破坏，是当时社会无法承受的；说是紧急逃亡，也不需破坏所有的青铜器，而且看得出破坏是有步骤的进行的，紧急关头无法做得这么有条理；如果说是战争来临，或者遭遇紧急事件，那么把青铜器融化为兵器更合适，不至于全部毁坏后深埋；至于认为是后继者为消除前政权的宗教影响而做的破坏，则失败者不可能不把诸如金杖等极其贵重的王权象征都置之不理，这也不合逻辑。因此，所有的猜想都无法证实，历史仍隐藏在迷雾中。”

　　管维良说：“鱼凫王朝的统治者最后去了何方，是否重新回到了峡江，这一切也都是待解之谜，期待三星堆文明能有真正被破译的一天。”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说：“三星堆是古蜀光辉灿烂文明的桂冠，如果真的有一天能破解它的覆灭之谜，古蜀文明则有了真正清晰的历史，中国史也定当改写。”

下期预告：

　　2200多年前的峡江巴人里，一位独身的女人经营着一个富敌万乘的商业帝国。她在秦始皇那里拥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她创造的神话，成为历代史家反复提及的传奇。她的神秘身份是个千古谜团。透过秦始皇陵，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秘密。

猜想五：谁拥有不死之术？

2200多年前，峡江巴人里有一位单身女人，她操持着一个富敌万乘的商业帝国。秦始皇赋予她非同寻常的地位。她创造的神话，成为历代史家反复提及的传奇。她神秘的身份是个千古之谜。透过秦陵地宫，我们窥见一个惊人的秘密。

让我们回到那个创造奇迹的“她时代”，去复原一个重庆女富商的惊世传奇。

地宫水银的秘密

2200年前那个清凉如水的夜晚，咸阳宫外一座豪华寝宫里弥漫着不祥的寂静。一个年约五旬的单身女人溘然辞世。这个女人叫“清”──一位来自巴郡的寡妇。

始皇嬴政就站在她的卧榻之侧。他凝视着这孤独一世的旷世奇女。她走了，随同她生命的消逝，也带走了未来世界的所有悬念。

不久之后，嬴政也去了他的郦山陵，一切都深锁进迷雾之中。

2200年过去了，让我们来揭开一个惊世骇俗的秘密。

强汞分布暗合秦朝疆域

上世纪末，一个由美国国家考古队牵头的考古团来到陕西临潼郦山脚下的秦始皇陵。考古专家在地宫表面检测出大片强汞区域，结论是，地宫里隐藏着大量水银。水银的分布走向，分明就是一幅大秦帝国的疆域版图。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2003年，中国考古队再次利用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对秦始皇陵进行无损勘查。经过周密分析，陕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学理推论，地宫中里的水银正如司马迁描绘的那样：以百川、江河、大海为蓝本。保守估计至少有100吨水银。

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专家也在反复梳理史料并两次实地取样检测后确认：地宫水银藏量不虚。

考古发掘多次证明，《史记》是一部信史。

一些专家分析，在陵墓中使用水银，目的不仅是营造恢弘的气象，更有保尸的意图，甚至可以利用硫化汞（水银）的有毒气体防止盗墓贼入侵。春秋战国的贵族墓冢以“水银为池”并不鲜见。但是，在地宫里用水银象征“百川江河大海”并“相机灌输”，却是始皇陵所独有。

上百吨水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个令人瞠目的数字。

水银是珍稀的液态金属，上百吨的水银从哪里来？谁向秦陵地宫供应了这么多水银？

水银从哪里来？

经过一系列的研究推测，专家初步确定：这些水银来自当时巴郡一个叫“清”的女人。

司马迁记载了这个女人。

《史记·货殖列传》说，秦代的巴郡有个寡妇名叫“清”，数代垄断丹砂开采的生意，秦始皇曾为她修筑了一座豪华的纪念碑──怀清台，以表彰她的“贞节”。《史记》又说：“江南”出丹砂。丹砂是提炼水银的主要原料。

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北师大教授王子今给了“江南丹砂”一个清晰的概念：从今天了解的中国汞矿分布看，以重庆南部及黔东北、湘西，即乌江左近地区，如酉阳、秀山、务川、铜仁、万山、新晃、凤凰等地最为集中。川东南一带是春秋战国时汞矿的主要产地。

《汉书·食货志》也说，巴寡妇清，其家族数代垄断丹砂经营，成为巨富。秦始皇将其奉为上宾，并为她修建“怀清台”，表彰她为“贞妇”。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说：巴寡妇清坐拥丹砂矿，做成天下第一的大生意。

这样的记载见于历朝通史、地理志和文学手记。

以硫化汞为主要成分的丹砂，在古代，除了用作书写、绘画和化装的颜料外，另一个主要用途是用于医药或提炼水银。由于天然水银非常稀少，当时水银的主要获取渠道，就是用丹砂提炼。

丹砂基地

史书只记载巴郡的寡妇清经营丹砂水银，并没有提到她与始皇陵的关系，如何认定秦陵地宫的水银来自巴郡或者巴清呢？

北京大学考古学院秦陵研究专家、“汉唐陵墓制度研究”课题组组长赵化成教授对秦始皇陵的水银来源做了研究。他说：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丹砂──丹砂，巴（巴郡）与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之红色矿石。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丹砂的主产地很少，主要集中在巴郡和南越两地。

《华阳国志·巴志》说，涪陵郡出茶叶、丹砂……魏晋时期的刘琳引述《续汉志》对这这项记载作注释：涪陵出丹砂，主要产于涪陵、丹兴（今黔江境）二县。魏晋时代的涪陵郡，就在秦朝巴郡的范围内。

而先秦古籍《逸周书》更记载了西周时巴人向周成王“献丹”的事实。周武王攻克商王朝之后，于第二年去世，其子成王召开诸侯大会。此时，生活在三峡地区的濮人（被巴国征服的土著部落）就曾向周王室进贡丹砂。

重庆川东南地质队总工邓富银向我们做了更详尽的说明：贵州丹砂矿占据全国重要地位，渝东南地区的丹砂矿属于贵州汞矿脉的延伸，具有开发价值。而广西的丹砂资源相对没这么富有。西南地区应是当时丹砂的最大供应地。

因为丹砂原产巴地，而巴郡又是距咸阳最近的一个丹砂产地，所以专家团推断，秦陵地宫的水银很可能是由巴寡妇清提供的。

仅仅以关中平原与巴郡间的距离为根据，恐怕还不能令人信服。锁定巴寡妇清，还有更大的原因。

巴寡妇的财富帝国

破解这个谜团的关键，是要看2200年前究竟是谁，有这个实力提供如此庞大数量的水银。专家们发现，当时在水银行业拥有如此实力的，正是巴清！

这个女人的商业帝国究竟有多大的实力？史书对她的记载总是片言只语，千百年来，尽管许多文人学者乐于提到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但无一例外，都只能含糊其词地形容她为“巨富”。有什么途径可以找到窥破其商业帝国的魔镜吗？

穷乡寡妇 礼抗万乘

两千多年来，对巴寡妇记载最明确、详细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但这个记载也非常简单──

“巴寡妇清，其先世获得丹矿，数代擅其利，家财之多难以计量。这个穷乡僻壤的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难道不是因为她太富有了吗！”

司马迁为什么感叹？

“一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居然“礼抗万乘”，与一个强盛帝国的君王相匹敌！这是当时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或者说，这是十分反常的。

在若干典籍中，我们还发现巴寡妇清“捐资长城，以赞军兴”的记录，这一点，在民间也有很多传闻。长城是当时一项耗资巨大的国防工程。

现在，我们对这个商业帝国有了第一个概念──礼抗万乘，财富难以计量。

但这个描述依然不够清晰。

庞大的私人武装

在《史记》、《汉书》等正史的记载中，专家们都注意到了巴寡妇“用财自卫，不见侵犯”这个描述。这是什么意思呢？

专家们认为，巴寡妇用她无法计量的财富豢养了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以保护其遍及全中国的商业网络。

《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寡妇清是巴郡枳县人，死后葬于长寿县千佛场龙山寨。

《长寿县志》对她的记载则有更多的信息，说巴清家族的仆人上千、徒附和私人保镖上万。

比秦朝稍后的汉代，地方豪强拥有成百上千的徒附、家丁是常见的。“徒附”，既指豪强地主土地上的依附农民，又指豪强豢养的私人武装──家丁。结合《史记》、《汉书》记载巴寡妇“礼抗万乘”的情况，我们大体可以相信《长寿县志》的记载。

一些学者从秦灭巴国改设巴郡的历史，考证当时巴清家族的所在地──枳县（包括今长寿、涪陵、武隆、南川、彭水、垫江、綦江、黔江等地），全县人口总计不到5万人。那么，巴清家族的徒附家丁竟占据枳县人口五分之一。这可以让我们从侧面看清巴清势力的庞大。

我们可以确信，即使保守估计，巴清也应当拥有一支数千人的私人武装。

豢养这样一支武装是个什么概念呢？

一本虚拟的军费账单

巴渝史专家、《重庆通史》的作者周勇对我们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虚拟解答：

如果保守设定巴清的家兵规模为2500人，按现有最低生活标准计算，每人每天支出6元生活费，2500人每天的生活支出就是1.5万元，月耗45万元，年消耗540万元。如果按人平月工资800元计，那么2500人的月工资需要200万元，年工资总计就是2400万元。再看保镖装备消耗，按每人每月折旧消耗50元计，那么年消耗又是150万元。

“还要再算么？”周勇说，光这3笔开支就显示，今天养这样一支保镖队伍的年支出是3290万元。如果再加上一些非常规的费用，每年花在保安上的费用至少是4000万元。

数字虽然“无厘头”，但没有什么比数字更能说明问题。这么大一笔军费成本，支撑的应当是一个怎样庞大的产业，任何人都不难想象。

不受法典约束的寡妇

周勇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秦统一后，首先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场收缴兵器的运动。那时的环境，就连私藏一把残戈钝剑，都要受严厉的惩罚，更别说拥有私家武装。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兼并天下后，立即收缴了天下兵器，运到咸阳加以熔化，铸造成编钟，又铸造了十二个重3万公斤的“金人”（铜人）安放在宫廷里。这表明秦始皇对民间武装的忌讳之深。

《秦律》也有明文规定：天下兵器，不得私藏。

在一个严禁民间私藏兵器的时代，巴清竟拥有自己的武装，可见其个人势力的庞大。而这种势力，显然是以她庞大的产业实力为基础的。

现在，我们看见了一个能够凌驾于严苛的法典之上的，拥有无量财富的单身女人。而她，身处2200多年前被视为“穷乡”的峡江地区。

凭什么“礼抗万乘”

巴寡妇“清”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富豪。她几乎垄断了全国的丹砂水银行业，组建了庞大的私人武装以护卫她遍及全国的商业触角。她受到天下第一帝王的高度器重，难道仅仅是因为她的富有吗？其中会不会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两个明显的矛盾

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国，秦国和秦朝都奉行着鲜明的重农抑商国策。这个国策，被历代封建专制王朝保持了两千多年，它是保障专制权利不断延续的根本。

而在以专制著称的秦朝，却有一位女商人豢养着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她不仅没有受到《秦律》的惩处，反而受到秦始皇的一再表彰，这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是因为她向长城捐了款、为秦始皇陵提供了足够的水银，她聚敛的财富有用于始皇帝，但秦朝的专制王权可以无条件剥夺任何人的财富，秦始皇为什么要违背重农抑商的根本国策，对一个穷乡僻壤的寡妇给予如此的恩宠呢？

司马迁说巴清“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在极端专制的秦朝，谁敢于在“礼”的问题上，与“万乘”之国的君主相抗衡呢？

“财富”解释不了这一切。这个女人必定有着非同一般的秘密。

许多史志记载，巴清早年丧夫，终生守寡不再嫁。秦始皇誉巴清为“贞妇”，为表彰其贞节，不仅命令巴郡的郡守在她生前为她修建了“怀清台”，还邀请她到都城咸阳安享晚年。

这又是一个问题：秦汉以前女性伦理中的贞节观念，并没有被作为一种根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加以倡导，女性再嫁是寻常的事情。国家对“烈女”大张旗鼓的表彰，是宋明理学兴起以后的现象。有学者甚至认为，秦汉以前中国的两性关系一直很“开放”，秦始皇的母亲就是一个性乱的典型。就算贞节观在儒家思想中很早就诞生了，而事实上，秦朝的立国思想是法家而不是儒家。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对一个“商人”的“贞节”大加表彰呢？他对她的恩宠，真是出于对“贞操”的赞赏吗？

身份之谜

这位神秘的寡妇究竟是个什么人？她真的仅仅是个“守身如玉”的女富豪吗？

关于巴寡妇身世的记载，历朝都有，但总是只言片语，以至于两千多年后，长寿区与彭水自治县还在为巴清的出生地争论不休。

我们在位于长寿区江南镇长江右岸边的一座山梁上寻访千佛场的龙山寨时发现，巴寡妇的名字几乎路人皆知。热情的村民不断调侃：“又是来看巴寡妇的，寡妇吃香”。但没有人能道出巴寡妇的身世之谜。直觉告诉我们，她的身世，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

“丹砂”给了我们最大的灵感。

表面上看，在巴清与秦始皇之间架上桥梁的，是水银和提炼水银的丹砂，以及修建长城的捐资。但始皇陵要获得水银，长城要获得民间资金的支持，并不需要通过对商人的极端恩宠来实现，这个办法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杰出并拥有无上权力的政治家，不太可能轻易犯这样的错误。

巴寡妇必定有着不寻常的身份。

有专家注意到，丹砂与水银在当时的代名词，是“不死之药”。而丹砂的主要产地恰在川东南一带，峡江的巫山又是上古神话中的神山──灵山，那里是中国巫文化的发祥地，是“灵山十巫”的飞升处，也是“不死之药”的主要产地。

而巴清，正在这里经营着当时全国最大的丹砂生意！这里面，是否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呢？

一个大胆的猜想浮现了，巴清与巫山的“不死之药”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又一个巫山神女？

要解读巴寡妇，我们必须打破既定思维的束缚。也许，巴清就是一个继承了峡江巫术的智者。我们这个猜测，获得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山海经·大荒西经》关于“灵山”和“十巫”的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作为宗教概念的巫山：“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所在。”《山海经》这个“百药所在”的药，是什么药呢？

《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了关于灵山六巫用“不死之药”救治契窳（音语）之尸的传说，而且说明这“六巫”的位置就在“开明之东”，即古蜀国开明氏（鳖灵）的东面。前面关于都江堰的猜想中，我们已经知道，正是“死而复生”的鳖灵，西迁到川西平原开创了都江堰。那时，距离后来的巴寡妇清不过400余年。

西晋的郭璞说，“天帝神仙药”和“不死之药”，就是丹砂。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管维良教授说，上古的“灵、巫”二字相同相通。灵山就是今天的巫山、巫溪一带，这在学术上几成定论。对《山海经》的解读，从晋代文学家郭璞开始，便有了“天帝神仙长生药皆出自巫山”的结论。

专家们还注意到，三峡地区以“丹”命名的地方很多，至今仍有丹山、丹穴、丹阳、丹水等7处。专家认为，古籍中的巫山，应该是指大宁河沿岸诸山和大巴山南麓的巫溪、巫山等范围以内的“大巫山”概念。这一带的矿藏资源正是丹砂和盐。

管维良教授的研究结论是：盐丹文化孕育了远古巴文化。

古人认为，红色能通神升天，所以往往死后在墓中撒入红色的丹砂，这早已被考古发现证实。丹砂的“神物”特性不同于草木，用火烧能转变成水银，水银掺入丹砂，又能还原为丹砂。这种神秘转化生生不息的特性，致使古人以为丹砂能制成长生不老的仙药。

事实上，被誉为远古智者的巴人巫师，很早就了解丹砂这种特性，开始了漫长而神秘的丹术之路，并以此拥有了峡江流域无可争议的通神力量。

现在让我们想想，巴清生活在一个巫师聚集的地方，巫师的力量离不开丹砂，而她又是被看作“不死之药”的丹砂的头号掌控者，她应该是一个什么身份呢？

她会不会也是一个懂得神仙方术的女巫？她真的是第二个“巫山神女”吗？

谁拥有不死之术？

　　潜心于巫文化和《道藏》研究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云生认为，“巫”之名始见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其历史之久远几可与华夏文明史同步。

　　巫山，既是氏族社会时期多个巫人部落生息繁衍之地，也是古代巫风昌炽之地和中国神秘文化的发祥地。巫山的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厚，是巴人的一大宝库。解读巫山，有助于我们探索巴文化更深刻的内涵。

　　《山海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比如，巫山是十巫活动的中心；巫山是巫师上天通神的“天梯”；巫山出产“帝药”等等。按照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已故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的研究，巫山更是超越了商朝势力控制范围的神秘之地。被成汤斩首的“夏耕之尸”之所以逃入巫山，其目的只有两个：一是能得到巫人的庇护；二是这里有通神的巫师可用不死之药医治他的“无首”之伤。

　　从巴清的所在地和从事的“丹砂”行业看，显然不能排除巴清是远古巫师传人的可能。

　　而更关键的是，巴清的家族，数代控制着丰富的丹砂资源。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问题：什么人可以成为峡江地区至高无上的巫师？或者可以这样问：什么人能够成为最有影响力、最权威、最灵验的巫师？

　　答案只能是：拥有最多“不死之药”的人。

　　而巴清正是这样一个人。她的家族数代控制丹砂产业，她很可能就是一个著名的巴巫家族的传人！而且，她应当是峡江地区巫师群体中最具权威的巫师。

　　但仅仅拥有巫师的身份，巴寡妇就能享有超乎寻常的特权吗？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的发现之旅，要走向那个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重大事件。

秦始皇的疯狂梦想

　　“焚书坑儒”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场灾难。而这个灾难的起因，按照史书记载，是神仙方术家对秦始皇的一次蒙骗。但历史的真相却远非如此。对于“焚书坑儒”的研究表明，那不过是一场为统一意识形态，加强专制政体而蓄谋已久的思想斩首行动。

“焚书坑儒”的背后

　　秦始皇终其一生，都对神仙方术抱着疯狂的幻想。这是秦汉时代几乎所有帝王都没有摆脱的梦想，也是我们解读巴清身份的关键。

　　一些专家认为，秦始皇不仅没有打击神仙方术，相反，他一生都与神仙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记载“焚书坑儒”事件的司马迁，同时也在《史记》里记载，秦始皇20多岁的时候，就迷上了长生药和“真人术”。为了达到修仙的目的，在炼丹方士卢生等人的鼓动下，秦始皇甚至把皇宫搬进咸阳地宫，足不出户呆在里面，一面批阅奏章，一面“接引”神仙，不许外人打扰。这样的记载就在《史记》里能找到若干处。

　　至少，秦始皇“坑儒”之前就在炼丹。而他以水银为陵墓地宫的江河湖海，也很可能暗示着他到死都深信，丹砂水银对帮助他死后继续统治这个“万世”江山有着神奇的魔力。

　　事实上，巴清在更早的战国末期，就已经接管其家族经营的庞大丹砂水银帝国了。而她掌握的神仙方术，也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进入了秦始皇的视野。

　　这个推论并非毫无根据。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云生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线索：清人沈德潜的《古诗源》收录了先秦至隋朝七百余首诗歌，其中有一首《巴谣歌》唱道：“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此歌谣的意思是劝皇帝学仙，沈德潜将其列于“汉诗”以前的“古逸”一卷中，并在序言里说明：始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茅盈高祖白日升天，此前有《巴谣歌》这样唱道……始皇闻歌谣而问其故，父老都回答说：“此为仙人之歌谣，劝帝求长生之术”。始皇于是“欣然乃有寻仙之志”。

　　这首隐没民间的《巴谣歌》，让我们多少窥见一丝秦始皇与巴人巫术之间的联系。或许，秦始皇和巴清之间的神秘关系，早就在巴郡民间有所传闻了。

　　很可能，秦始皇厚待巴清的秘密，就藏在炼丹炉里！

丹炉秘境

　　对于炼丹的秘密，刘云生教授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中国炼丹活动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炼丹术理论著作，书中提到当时的炼丹家有《火记》600篇，可见当时火法炼丹已积累了大量经验。晋代炼丹家葛洪的《抱朴子》，对汉晋以来的炼丹术作了详细记载和总结。但真正的炼丹术却起源于秦始皇。

　　当时炼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求不死之药，二是求炼金之方。

　　基于五行生克学说中“土生金”的说法，先秦人有一种理论：丹砂200年后变成青，再300年变成铅，再200年成为银，再200年化成金。能不能加速这种变化呢？这时就产生了“夺天地造化之功”的思想，企图在高温的鼎中能做到“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于是，有人在鼎中放入以丹砂为主的各种药物，封闭后加以烧炼，企图炼出贵重的金银来。炼丹术或炼金术就在战国末期萌芽了。

　　巴清丹砂产业的鼎盛时期，刚好是那个时代！

揭开历史的真相

　　北师大学者王子今认为，虽然在秦文化的潜层中，蕴藏着一种持续不断的创新机制，这也许可以解释巴清在当时社会可以创造奇迹的原由。但在变革求发展的思想刺激下统一了中国并还在膨胀万世帝国梦想的秦始皇，为一个女商人筑“怀清台”，就让人感觉异样。而且，他晚年还将巴清接到咸阳养老，这更不符合秦始皇的性格，也有悖于他的政治主张。秦始皇年轻时候的经历养成他行事具有强烈功利性和目的性的特点。设若他与巴清之间没有别的不为人知的关系，怎么也说不过去。

　　仅仅因为她能提供足够多的丹砂水银，就需要将她接到咸阳居住，并大加表彰吗？她为什么要这个丹砂女王尽量*近她？他有什么目的呢？

　　巴清的丹砂水银完全可以无条件服从于秦始皇的意志，但她有一样东西，是秦始皇无法通过强取豪夺真正获得的，那就是她头脑中掌握的“不死之术”！

　　这个峡江巫师在秦始皇的眼里，一定是个最具“专业”功力的“巫山神女”，他需要她全心全意为他实现永生的梦想奉献智慧，他需要她来指导他的神仙家团队。但这个理由，却又放不上台面，一个重农抑商的政权，怎么能如此看重一个“商人”加“巫师”的女人呢。所以，巴清必须以某种冠冕堂皇的身份出现，这个身份，就是“贞妇”。

　　这就是真相！

一个垄断集团的养成

　　一个“惊世骇俗”的秘密似乎已经被我们窥破。在我们执着的追问中，历史的真相渐渐明朗。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巴寡妇清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产业规模时，一切悬疑都迎刃而解。

一个单身女人的强大后盾

　　一个单身女人，她如何能支撑一个财富“难以计量”的商业帝国的运行？她的经营触角遍及全中国，她是如何保持这个商业帝国的信息畅通的？她如何将她的丹砂水银从大山阻塞的巴郡运销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她可以在一个以专制著称的政权下拥有一支强大的私人武装？

　　我们还可以追问，一个早早失去了丈夫的单身女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先秦时代，是如何维持其跨国商业的运转的？

　　现在我们看到，巴清的背后有一个坚实的后盾，这个后盾就是秦始皇！

一桩两千多年前的幕后交易

　　让我们重新回到郦山陵。

　　北大教授赵化成推测秦陵上百吨的水银来自川东南。他说，如果这些水银是巴清所产，那么她要跨过长江，溯嘉陵江北上，穿巴山，涉汉水，经千里栈道，最后到达关中平原，其困难及艰险可想而知。昂贵的水银、丹砂是以诱惑所有不法之徒铤而走险。

　　但我们也知道，秦统一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大修驿馆，建立了一套控制全国的驿道网络。巴清有没有可能利用这套“国道”网络呢？

　　如果从秦始皇急于利用巴清的神仙方术这点看，我们可以设想，巴清与秦始皇之间达成了某种地下交易的默契。况且，她还要为郦山陵和长城这两个巨大的国家级工程提供水银和资材。

　　徐福东渡的故事让我们窥见了始皇是多么急于找到“永生”之路。

　　《史记·秦始皇本记》说：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东巡琅琊（今山东诸城东南），齐人徐福上书秦始皇，声称海中有三神山，愿前往寻找不死之药。秦始皇下令派数千童男女随徐福乘船出航。历时数年没有结果。

　　八年后，秦始皇再次东巡琅琊，徐福声称航行途中遭遇大鲛阻拦，须派善用连弩的射手同往。秦始皇又听信其言，再派徐福率童男女3000人，装载五谷种子、技艺百工下海。

　　徐福的拙劣表演重复奏效，说明秦始皇对于神仙方术的痴迷。为了实现永生的梦想，他完全有理由为巴清的丹砂经营提供一切必要条件和庇护，包括允许她使用国家专用的“国道”，并保有一支维护商业安全的私人武装。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对一个“贞妇”的特别恩宠，其实不过是2200年前一桩利益驱动下的地下交易──巴清向秦始皇提供优质的丹砂水银和炼丹技术，并主持运行一个庞大的宫廷炼丹机构，而秦始皇则向巴清提供最强大的权利支撑。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到了秦灭巴国以后，巴清家族的丹砂产业，背后的实际操控者已经不是巴清，而是秦始皇了。

　　为此，他精心策划了一个表彰“贞妇”的“怀清台”，将这个难登“大雅”的秘密掩盖了两千多年。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郑起东说：秦始皇御准寡妇清专卖朱砂（丹砂），可称是古代最早的全国性垄断。此后，汉代的盐铁专营、唐代的榷酒、宋代的榷茶，皆从其发源。

后记

　　巴寡妇清的确是个神秘的传奇女人。两千多年来，无数文人学者都试图参透她显赫一时的秘密。在古人围绕巴清的种种议论中，有两篇文学作品也许可以佐证我们的猜测──

　　宋代学者刘攽有《女贞花》一诗写道：“巴妇能专利丹穴，始皇称作女怀清。此花即是秦台种，赤玉烧枝擅美名。”他是否已经隐约察觉巴清为始皇炼丹的秘密？

　　宋仁宗时的中书令夏竦在《女怀清台铭》里批评巴清：“妇越闺户，预外事，是非贞也；图货殖，忘盥馈，是非孝也；采丹石，弃织纴，是非功也；抗君礼，乖妇仪，是非德也”；又指责秦始皇表彰巴清是“妇非所表而表之，表贪竞也；台非所筑而筑之，筑祸乱也”。他是否已开始怀疑表彰“贞妇”的莫须有？

　　他甚至推定，秦朝之迅速灭亡，也始于“怀清台”的修建！

　　但愿我们的莽撞没有打扰她早已沉睡的灵魂。

延伸阅读

守寡之谜

　　一个拥有无量财富的女人，为什么会在早年丧夫后终身守寡？这是巴寡妇清身上又一个有趣的谜。

　　刘云生教授认为，从秦汉以来直到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前，对妇女的贞节要求一直是较为宽松的，寡妇再嫁并没有被礼教束缚。比如西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就是当时人人皆知的故事，况且朱买臣发达后，还优厚地对待前妻夫妇。著名的《孔雀东南飞》里，焦仲卿的妻子被婆母休回娘家后，也无人嫌弃，反而是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到东汉，寡妇或弃妇再嫁更视若平常，如著名的蔡文姬，一生嫁了3次，反受文人尊重。

　　战国秦简里可以看到，秦国的婚姻制度也较开明。《秦律》有明确规定，婚姻关系中，严禁男性在外沾花惹草。若秦朝男子不守规矩而淫女性，妻子可以“夫不守贞操义务”为由将丈夫杀死。那时妇女权利之大，后世王朝几乎难望颈背。

　　《秦律》还规定，秦代妇女丧夫后，在没有子女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继承遗产。巴寡妇清正是这样的典型人物，这可能是巴清没有续婚的真实原因。

　　但我们也有另一种猜测：从巫师的技术角度看，如果巴清要保持她巫师的通神力量，是否也需要让外人看见一个“守身如玉”的女神形象呢？这也许是她巫师身份的一个反证。

　　也许，财富、权威，都是她守寡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