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惊世大猜想──猜想一：巴人造字？

猜想六：致命财富？

三个有趣的谜团

传说中的峡江伊甸园

巴文化研究已经确信，巴人在廪君建国之前，有确切汉字记载的可查历史可上溯至夏商时代，而关于巴人乐土的传说，却可以推及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传说之离奇，不亚于《圣经》里描述的“伊甸园”。这个传说见于上古典籍《山海经》──

　　“有一个巫臷（音至）国，这里的人不纺织，却有衣服穿；不种庄稼，却有五谷供给。百鸟在这里歌唱，百兽在这里群居，百谷在这里生长。”

巫臷国在《山海经》里也叫巫咸国，它就是“灵山十巫”中的巫咸。学术界一般认为，巫咸是早期巴人中最早兴盛起来的一个部落。它占据的地盘，据已故川大教授任乃强考证，就是今天巫山县和巫溪县的全部地域。

这个巫咸国“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传说，在中国古代典籍里不止一处提到。很久以来，人们都将它作为一个美丽而荒诞的传说看待。但近年来专家们却发现，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在犯过太多低估先民智商的错误之后，我们学会了一个道理──真实往往隐藏于荒诞之中。

战争写成的桃源史

如果上古巴人果真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伊甸园里，过着“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就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历代史家都说：三峡是一部无字的兵书。的确，无论从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还是当代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峡江流域都被证明是一个充满血腥气的地方。

考古学证实，夏商以前的远古时代，峡江流域就曾发生过无数次惨烈的战争。夏商以后，战争更是连年不断。最早的汉字档案甲骨文就反映了商朝与“巴方”的一场大战，商王武丁甚至派出王后“妇好”亲领大军征讨“巴方”。

战国中期，巴、蜀、秦、楚之间，展开了一场长达三百多年的合纵连横，彼此结盟、背弃、征战的历史。许多专家深入研究后发现，在这三百多年里，巴国经历了数千次战争。一部巴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巴人“善战”甚至“好战”的说法。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生活在“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乐土上的巴人，为什么竟是一个以善于征战而著称的群体？巴人真的是“好战”吗？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族群与战争纠缠不断？

不可理喻的廪君

如果巴人“好战”是真的，似乎有一个传说可以作为佐证，那就是“廪君”与“盐水神女”的传说，它被一些学者看成后来“巫山神女”传说的起源。这个传说讲述了建立巴人第一个政权的“廪君”与一位神女之间的离奇故事，充满了不可理喻的血腥。

最详细的故事版本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书中讲道：廪君乘坐土船，从夷水行至盐水（今湖北清江）北岸的盐阳，遇见了盐水神女。盐水神女向廪君示爱，遭到廪君断然拒绝。神女便在夜幕降临后悄然而来，与廪君同居，天亮即化为昆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经过了十多个这样的日子，廪君找准一个机会，将神女射杀，从此云开日出。廪君于是称王于夷城，巴人各部落皆向他称臣。

单就一个神话来看，这个传说是非常奇怪的。他为什么要杀害一位与他同居了“十余日”的温柔女性呢？这个传说将巴人描写成一个“嗜杀”者，其行为竟乖张到违背生活起码的逻辑。

这种不可理喻的现象，也许早就被人注意到了。作为这个传说的“修订”版，“巫山神女”的传说就把楚襄王和巫山神女间的云雨故事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很可能，后来的楚人也不能理解廪君的乖张。

现在我们来追问：这个传说是真？是假？

揭开乐土的真相

第三种生存

巴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真的吗？

上古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一是由采集发展而来的农耕，二是从人类诞生起就保持下来的渔猎。峡江流域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决定了这是一片不适宜农耕的地域。按照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理事蓝勇的研究，峡江腹地的大规模毁林开垦更在清代以后。那么，上古巴人怎么做到“有吃有穿”呢？

重庆师大教授鲜于煌认为，那时的巴人可以捕鱼为食，狩猎制衣，所以能做到“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但他同时也承认这不能完全解释，因为人体还需要丰富植物蛋白与碳水化合物，原始的采集显然无法满足。

专家们注意到，欧洲的腓尼基人、凯尔特人、古希腊人，中亚的粟特人，都是以商业贸易立国的民族。巴人是不是这样一个民族呢？

来自专家的答案是肯定的，巴人正是一个以贸易为生存之本的民族。这有大量考古学的成果为证。鲜于煌教授说，湖北杨家湾出土的大约六千年前的陶刻符号，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象形文字。巴人创造文字的实践，一方面证明峡江巴人肯定有着强大的经济支撑，另一方面也暗示他们与商业贸易的关系。一些专家认为，人类文字的起源，主要就是由善于商业贸易的民族推动的。

任乃强教授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之一。他说：从事贸易的民族，为了计量、记账，特别有创造文字符号的需要。他认为，巴人创造文字的历史，与地中海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开创欧洲文字的先河出如一辙。

据任乃强的研究，多山少地的峡江人，必须借用上天所赐的黄金水道──长江进行贸易，换取吃穿必须的物品。那时的巴人，凭借舟楫之利，逆水可溯古蜀，顺水可达荆楚。凭借支流河道，南北纵深均可扩展。考古发现也证明，巴人的足迹早在西周以前就遍布中国的东南西北。

藏在陶罐里的秘密

那么巴人用什么对外展开贸易呢？鱼并非生活的必须品，在远古时代够不上一种支柱性的商业载体。巴人的商业砝码究竟是什么呢？

在三峡博物馆的“远古巴渝”展厅，我们注意到二楼那个由数百个一模一样的花边口陶罐组成的奇怪展位，这些被称为“圜底罐”的陶器层层叠叠排列出一个庞大的阵容。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同样的器物像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列队展出呢？这正是解读巴人这个商业民族的关键。

这些圜底罐来自一个叫“中坝”的地方。

从1997年至今，考古学家在这个位于重庆忠县的“中坝遗址”上先后发现了上亿个这样的“圜底罐”，最早的年代可追溯至商代，距今三千五百多年。更惊人的是，在中坝遗址所属的整个干井沟遗址群里，这样的陶罐及残片（完整陶器亦不少）比比皆是。这些圜底罐无一例外地制作粗糙，而且它们往往占同一遗址或同一地层出土器物数量的90%。专家们推断，如此多的单一种类器物堆积，证明它们显然不是生活用具，而应当是用于某种生产活动的器物。是什么生产活动需要这么多的陶罐呢？

巴文化学者刘卫国和曾先龙在研究了忠县的上古历史后发现，忠县中坝遗址所属的干井沟遗址群，大多依*着流经忠县的两条水道──干井河、涂井河，正是自古以来天然盐泉汇集之地。由此，专家们发现，这些圜底罐原来正是巴人熬盐的工具。

天赐宝藏

盐，一种今天看来非常普通的白色结晶物质，对当时的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天的人很难体会没有盐的痛苦。还原远古时代的生活环境，我们才能理解盐对远古巴人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可以一生不吃鱼，却不可一日无盐；有水之地必有鱼，但并非有水之地必有盐。盐就是这样一种物质，它对于古代的人类，正如石油对于今天的世界。谁掌握了盐，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巴人是否掌握了这个主动呢？

古地质学的研究表明：三峡流域曾经是一片海洋，直到中生代三叠纪后期，随着大巴山脉逐渐隆起，海水开始退却。大量的盐在这个地质变迁过程中积累下来，深埋于地壳之下，形成三峡流域含盐丰富的盐岩，进而在水蚀和地压作用下形成流出岩石裂隙的天然盐泉。这样的盐泉，只需将接获的盐水熬煮蒸发，就可以得到盐。

据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管维良研究，远古时代渝东、鄂西一带的天然盐泉有三处──巫溪宝源山盐泉、彭水郁山镇伏牛山盐泉、湖北长阳县清江盐泉。而宝源山则是已知中国最早的盐泉，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至今流淌不息。

盐业史专家郭正忠认为，上古时代中国主要的盐矿分布，北方为山西解池，东部为海盐，南方为自贡井盐和三峡盐泉。在深井采卤技术发明以前，三峡天然盐泉是内陆地区最早的食盐供给源。而巴人，正控制着这个宝贵的资源。

巫咸国传说解读

现在回头看巫咸国乐土传说，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

《山海经》记载：巫咸国位于登葆山，是群巫出入的地方。重庆市考古队副队长林必忠告诉我们：目前学术界已基本确定，“登葆山”就是位于现在巫溪县宁厂镇的宝源山。显然，这个巴人最早兴起的部落，控制了峡江三大盐泉之一的巫溪宝源山盐泉。这也应该是巫咸国得名的由来。

一直以来被视为荒诞神化的巴人起源的传说，也随之有了合理的解读。

《山海经》的一段记载据说是关于巴人起源的最早记录：“西南有巴国，太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现在，专家们对这个令人费解的记载有了新的认识。“咸鸟”二字，据任乃强教授的研究，就是盐鸟，即运盐之鸟，巴人装载着巫盐的“轻舟”在大江上像鸟一样快速行进，因而被为咸鸟。

管维良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乘釐”的乘就是乘载的乘，釐（音离）是治理的意思，“乘釐”可以解释为治理乘载之事，即管理运盐之事的首领。“后照”的“后”是首领之意，如后羿、夏后启等。“照”应是灶的错别字。后灶，就是管理煮盐的头领。这表明，巴人不仅运盐，也开灶煮盐。

于是我们发现，咸鸟、乘釐、后灶3个名称，均表明巴人与巫盐的直接联系。而巫咸作为峡江流域巴人中最早兴起的族群，显然正是由于占据巫溪宝源山盐泉之利。

垄断了人类必须品食盐的巴人，正是用盐与周边民族展开贸易，建立了一个农业资源贫瘠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东方“伊甸园”。

然而，盐是峡江人类的天赐宝藏，却同时成为了撒旦的遗物。

风流与血腥

白虎巴人的兴起

在商代，殷墟甲骨文里称巴人为“巴方”。许多专家认为，在距今3700—3100年前，峡江流域即形成了由多个部落组成的巴人联盟，并逐渐形成了巴蛇、鱼凫、弓鱼、白虎四支力量，各部落逐渐向峡江外迁徙。

白虎巴人最早的记载见于《世本》──

“武落钟离山有赤、黑二洞（今湖北长阳县），廪君就出生在这里。当年，廪君凭着激流划船和投掷飞剑的出众本领，成为钟离山上五姓部落的首领。在一次划船飞剑的比赛中，他在清江北岸的盐阳遇见了盐水神女……”以下就是他杀死主动示爱的盐水神女，并因此成为五姓部落共同首领的故事。

管维良教授认为，廪君就是灵君，神巫兼首领。最初，白虎部栖息在湖北长阳县境内的清江流域，传统的渔业仍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五姓氏族结合后，以廪君为首的巴部落开始对外扩张。清江流域的渔业资源已不能满足白虎巴部落发展的需要。于是，同在清江流域的盐阳，因为拥有峡江三大盐业资源之一的长阳清江盐泉，成为了廪君部落觊觎的首要目标。廪君与盐水神女怪异传说的真相，由此暴露出来。

暴力真相

廪君终于向“盐水女神”部落开战了。他率军开到盐阳，“盐水神女”似乎还是一个女性主事的母系部落，盐泉使她们的生活富足而浪漫。这看起来还是一个崇拜昆虫的部落，她们的图腾美丽而毫无杀气。

廪君部落轻易就打败了生活在安逸之中的盐水部落，不仅如愿以偿夺取了盐泉，并霸占了这个部落的女性。但他们遭遇了反抗，廪君给了反抗者最严厉的惩处。而身为巫师的廪君，一定将这次掠夺战争编成了一个大义凛然的神话，作为白虎巴人的史诗予以流传。

廪君占领盐水后，率领部落继续沿清江（夷水）西上，很快到达了今天湖北恩施一带。这个进程，披露于《水经注》关于夷水的记载里：“当地水曲山险，易守难攻，廪君在此筑土城，因夷水而名夷城。”

廪君死后，白虎巴人不断向西扩张，踏进了郁江上游，并顺水而下到达伏牛山，从巫咸部落手中夺取了峡江流域第二个主要盐泉──伏牛山盐泉，同时还占领了黔中之地，顺乌江到达今天的涪陵，即当时的“枳邑”。

三大盐泉占有其二的白虎巴，所向无敌。他们以现在的涪陵为中心，向东攻占平都（今丰都），吞并了鬼方蛮建立的鬼国，直达今忠县、万州，向西占领江州（今重庆市主城区）及渝西地域，并将兼具水陆交通之便的江州作为统治中心，所以我们从《左传》里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巴国，在巴郡江州县。”在这个扩张过程中，白虎巴又消灭了占据巫山、巫溪的巫咸部落，夺取了峡江第三个主要盐泉──巫溪宝源山盐泉。最后，白虎巴在参加了周武王伐商的战役后，建立起西周王朝在南方的一个诸侯王国──巴子国。

巴楚战争与三大盐泉

铁血巴王剑

因为有盐，巴人创造了一个东方伊甸园的神话，但他们也因此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和平。生活的真相，映照在柳叶青铜剑的寒光之中。

在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展厅，陈列着一柄令全球专家关注的青铜剑。2002年9月，这把剑出土于涪陵小田溪，重庆市考古队在地下30米深处一个战国巴王墓葬里发现了它。它长不过70厘米，剑脊厚重，形似柳叶，其柔韧性居然可以大幅度弯曲而又自动复原，其锋利足以轻易破肉见血。当时在现场的重庆师大教授鲜于煌惊呼：“这可算是真正的中华第一剑了！”

同时出土的巴剑若干，普遍长度只在50—70厘米之间。巴人柳叶剑铸造技术的精良，已被专家们普遍承认。专家们对比发现，巴剑短于秦剑和楚剑，有其科学的道理。重庆市博物馆副馆长黄晓东向我们解释：上古时代峡江山地荆棘密布，不利长兵器作战，巴人英勇剽悍，善于近身肉搏，因此不追求兵器的长度，更注重剑身的杀伤力。巴剑的长度，握在手中的感觉非常理想，中脊和刃部有不同的合金比例及反差较大的厚薄比例，三棱体的剑体，高高隆起的剑脊直指剑锷，在两端形成深凹的血槽，是一种极富力学原理的构造，其使用重在刺杀，而不是劈杀。

鲜于煌透露，青铜专家对小田溪巴人青铜兵器的合金含量检测后发现，巴人青铜兵器之间合金比例非常一致，也与《考工记》记载的青铜配方比例相近。这表明当时的工匠已能稳定掌握精确的合金技术。

巴人在青铜兵器上的热情还有另一个佐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在三峡考古8年，他注意到，三峡战国巴楚墓葬中出土器物，绝大部分都是兵器。而据鲜于煌介绍，在峡江流域发现的许多战国巴人墓穴中，死者身边一般都随葬着两种以上的青铜兵器。这些兵器有剑、矛、钺、箭镞等，数量最多的还是青铜剑。

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中，像巴人这样热衷于兵器制造的现象，是罕见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巴人真的是“好战”吗？

为什么而战

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与忠县中坝遗址隔江相望的崖脚墓地遗址，考古人员曾发现了一大批非常奇特的墓葬──在同一墓葬的几层中，分别具有巴楚不同的文化特征。这说明了什么呢？

考古学家注意到，除了三峡流域三大盐泉之外，忠县干井河与涂河两岸也是一个富集盐泉资源的地方。他们推测，在战国中期强大起来的楚国，展开了对巴国盐泉资源的争夺。考古发现显示，连年不断的巴楚拉锯战，往往就发生在像干井沟这样的盐泉富集之地。

鲜于煌认为，三峡地区发现的战国楚墓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们多数是楚国军官之墓。已故原国务院三峡考古专家组组长、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说，“巴人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用战争书写整个历史的民族。从几十年来对巴人遗址的屡次发掘看，大量青铜兵器和其他的青铜器物似乎都与战争有关”，证明文献上记载的‘僖公二十六年楚人灭夔’的记载是可信的”。

从1997年开始，北京大学和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忠县干井沟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和中坝遗址的发掘。证明“崖脚遗址是峡江地区最西端的楚人墓地”。

这些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猜测，所谓巴人的“好战”，其实正是争夺与保卫盐泉的结果。战国时代，楚国与巴国的战争，从考古发现中显示了楚人的压倒性“进攻”优势。由东向西逐渐深入峡江腹地的巴楚血战证明，巴人不仅经历了内部为争夺盐泉而发生的连年战争，更在建国以后被迫应对楚国对盐泉的觊觎。

致命财富

春秋战国时代，巴国与周边邻国累世征战，特别是与楚国的战争，几乎持续了千年。

管维良认为，楚国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由于任用吴起变法，国力逐渐强盛到足以抗衡中原诸侯，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巴国。从巴蔓子在守信与守土两难之间勇于牺牲的表象之下，可以看出巴国无力自平内乱而请求外援，在楚王索城时无力抵御的无奈。

公元前377年，楚国出兵攻巴，首先攻占的就是清江流域的夷水──巴国东部的第一道盐泉所在地。巴国联络蜀国反击，企图夺回盐水的控制权，却以失败告终。公元前361年，楚师又大举西进，直指黔中，夺取了巴国第二道盐泉──伏牛山盐泉。公元前339-329年，楚威王兵锋直指巴国最后一道盐泉──巫溪宝源山盐泉，占领了今巫溪、巫山一带，将其置为巫郡。

至此，巴国的主要盐泉丧失殆尽，失去经济支柱的巴国奄奄一息。随后，楚威王乘机攻陷江州（今重庆主城区）和北面的垫江（今合川）。巴国君臣仓惶北窜阆中。

而此时，已基本控制了西边蜀国的秦国，将兵锋指向积弱不振的巴国。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贪巴苴之富”的秦相张仪转兵向东，顺手给了巴国最后一击，“执巴王以归”，进而与楚国展开了盐泉争夺。公元前316年和公元前308年，秦两次攻黔中，苦战三十余年。公元前280年，秦昭王命司马错取道巫郡伐楚，终于夺得巫溪宝源山盐泉，完成对整个黔中地区的最后占领。

后记

巴人从建国到亡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个依赖一种贵重资源生存的文化，在制度性优势的强大压力下的脆弱。天然资源的有限性、迅捷性，决定了它对一种文明的支撑的短时性和松散性。巴人内部为争夺资源的战争，自始至终就没有停止过。巴人“好斗”并非立足于历史真相的客观判断。历史的悲剧所告诉我们的，是隐藏在自然馈赠背后的危机。而这，对现实生活是富有启发的。秦国也好，楚国也好，无疑都在坚实的制度文明基础上生成其强大的文化张力。也许，这正是我们这次发现之旅的收获。

猜想七：巴人疑踪？

重庆人的血缘传承，一直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抛开明清以来历次大规模移民不说，仅仅古代巴人与当今重庆人之间的联系，就颇费猜疑。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从秦末汉初开始，有关巴人的文字记载突然从典籍里彻底消失。巴人仿佛一夜蒸发，去向竟成千古之谜。以至于有人认为：今天的重庆人并非巴人后裔。

这个在峡江流域生活了几千年的族群究竟去了哪里？抑或是在亡国之后遭到灭顶之灾？浩如烟海的史卷没有任何记载。巴人真的消失了吗？他们与今天的重庆人真的没有关系？

巴人消失了吗

事实上，很早就有学者提出“巴人并不曾消失”的论断，但由于缺乏考古学成果的支持，这个声音消失在纷纷扰扰的争辩中。随着三峡考古一系列成果的问世，这个论断的依据也越发清晰起来。

悬棺里的青花碗

悬棺在高高的悬崖上默默注视峡江急流，三千年后，它们开始讲述一些故事。

巫山巴雾峡的悬棺葬风俗，从西周至明代持续不断。对于巫山文物管理所所长易军来说，那次明代悬棺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

“从保护性抢救发掘三峡文物工程开始，我们对巫山地区的悬棺进行了普查。那天我们要探察的悬棺位于高出水面100多米的悬崖上，天气燥热，时近中午我们才爬到悬棺所在的位置。”

“这是个洞穴悬棺，能容纳两个人站立。我和另一个同事揭开悬棺，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只陪葬的青花瓷碗，这在以往的悬棺探察中是罕见的。后来确信，这是只明代的清花碗。毫无疑问，这个悬棺属于明代，它也是三峡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晚的悬棺。这说明，这里的悬棺葬俗从西周一直持续到明代。”

但这些明代悬棺是否就是巴人遗留下的呢？

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蓝勇分析：“悬棺葬俗在西南地区很多地方都有发现，但峡江流域有悬棺葬风俗的民族却只有巴人。因此，这个发现完全可以证明，直到明代，峡江地区都有巴人后裔生活。”

悬棺并不是唯一的佐证。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巴渝史专家熊笃认为：在古代，人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发生在战争中的大规模屠杀，除了像秦将白起坑杀三十万降卒那样针对军人的屠杀外，很难想象发生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从史书记载看，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兵灭巴，设巴郡，让巴人做当地各部落的领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巴人完全成为秦的编民，并向秦朝交纳赋税。因此可以断定，巴国灭亡时，并没有遭遇灭绝性的屠杀。

文化的覆盖

为什么汉代以后，有关巴人的历史记载就嘎然而止？我们能否寻找到失落的历史环节，了解巴人历史断代的真相？

蓝勇的看法是，秦统一后，巴人的文字被统一的汉字强行抹掉，巴文化渐被强势的中原文化覆盖，失去了自己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管维良也有大体相同的推论。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巴人记载和流传自己的历史都是致命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下，巴文化作为一支弱势文化，被摧毁了生存土壤，甚至连自己的文字传播都受到禁止，这是巴文化秦末汉初以来消失于史书记载的重要原因。

但巴人的“消失”仅仅是文字记载意义上的消失，或者说仅仅是古代巴国的消失。作为一个族群，“巴人”从来就没有消失，正如玛雅人并没有随同玛雅文明的消失而消失一样。

那么，神秘的巴人究竟去了何方？

盛衰与挣扎

巴人很可能是中国民族史上一个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族群。追踪他们的去向，意味着闯入一座由无数岔道组成的迷宫。这个迷宫的形成，根源于巴文化的一个特性──迁徙。

流动的巴人

按照中国历史地理专家蓝勇的观点，迁徙，是了解巴人历史的重要元素。他认为，即使在巴人受西周分封建立巴子国以后，巴人也处于一种部落联盟式的松散状态。伴随着战争和商业贸易而来的迁徙，构成了巴人的全部历史。

据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潘守勇的研究，关于巴人起源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刘向的《世本》。这本早已失传的书说廪君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内的武落钟离山征服了巴人的五姓部落，时间应当是距今五千年前。这个征服过程的传说，我们已在上期的《致命财富》中有所解读。

但潘守勇认为，鄂西地区并非巴人最早的起源地。“长江三峡地段的巴人遗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早期，而湖北长阳一带出土的遗物最早只能追溯到夏代晚期，这一带至今没有找出巴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到夏商时期的实物证据。这说明，巴人起源之地应该在三峡一带，后来才迁徙到长阳等鄂西地区，并正式形成了巴族”，潘守勇说。

然而史书记载及考古发现表明，巴人最终又西迁回到了三峡地区。他们为何要回迁到惊涛骇浪的三峡？是谁在逼迫着他们吗？

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黎小龙认为，是巴楚之间的恶战，导致巴人从鄂西清江流域向三峡地区迁徙。春秋战国之际强盛起来的楚国对巴国的盐业资源垂涎三尺，由此引发了几次残酷的战争。楚国一次次穿越天险三峡攻打巴国，巴国也曾长驱东下，直捣楚国腹地洞庭湖。到了战国七雄并起称王，巴国已日渐衰微，在北秦东楚的夹击之下，被迫进入三峡地区，进而溯江西进，逐渐征服和融合了当地的土著民族，控制了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东至奉节、西到宜宾的大片地区。”

但来自楚国的逼迫并没有停止。原重庆博物馆馆长董其祥曾认为，古人将迁徙国都看作亡国，巴子时期虽然建都江州（今重庆主城），以后又相继建都垫江（今合川），平都（今丰都），最后移至阆中。巴人数易其都，正是当时巴国被秦楚紧逼，不断被迫迁移的真实写照。

而这种迁移，我们在“荆人”鳖灵建立古蜀国开明氏王朝的过程中也得到明证。

古蜀开明王朝建立的时间是战国后期。此时，也正是巴人迁徙最频繁的时候。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管维良认为，在涪陵小田溪战国晚期巴人王陵墓群的出土物中，青铜剑已经开始明显出现秦剑特征──尺寸较长，利于砍劈，这表明此时涪陵已被秦国占领，巴国实际已经灭亡。”

但巴人最后毕竟还定都阆中，而且史家也是以秦国最终攻陷阆中作为巴人亡国的标志。巴人为什么最终要离开世居的峡江而远迁阆中？

最后的生存

管维良认为，巴国最后迁都阆中，是因为当时阆中一带有巴人的分支板楯蛮的聚落。板楯蛮使用板枪防御敌人，这是一种特殊的木盾，当地人就称这些巴人为板楯蛮，又叫賨人。

据管维良解释，板楯蛮其实本属峡江巴人的一支，他们进入峡江后并没有停止迁徙，而是一直沿嘉陵江上走，到达了今天广安、阆中等地才安定下来。因为远离峡江的连绵征战，板楯蛮所居之地成了巴人的最终避难所。如今矗立在阆中一带的古堡，就是巴人的遗迹。

黎小龙认为，通过巴国的迁徙、兴衰的大致路线，我们最终可以确信，巴国作为一个政权符号虽然消失了，但是在鄂西、三峡以及蜀地的巴人并没有消失。他们大部分最终与汉族，或者与相邻的民族融合而保留了下来。例如，至今流传于广安、渠县、华蓥一带的巴渝舞、云童舞，仍保留着巴人“前战后舞”的遗韵。

阆中的最后一战，并非巴人的“最后一滴血”。

※※谁是巴人的后裔※※

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之后，我们总要追问，是否有一支巴人逃过了被融合的命运，最终保留了血缘的纯粹，在历史的缝隙中遗留下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否就是巴人后裔的乐土？今天，还有巴人纯正的后裔吗？

桃花源迷踪

这个让人迷醉的“桃花源”究竟在哪里呢？

陶渊明告诉我们，是一个打鱼的武陵人,一不小心闯进了“桃花源”。

武陵，究竟指的是哪里？

中国先秦史专家黎小龙是这样分析的：秦统一后，在原巴人故地设巴郡、黔中郡、南郡。西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指的就是武陵郡，大体就是现在的武陵山区。

秦灭巴后，巴人逐渐演化为廪君蛮、板楯蛮、武陵蛮、江夏蛮、五水蛮等，他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较有影响的民族，其后裔大部分融合于汉族，少部分融合于与之邻近的其他少数民族。而其中一部分迁徙到湘鄂渝黔毗邻地区的巴人，恰好正是武陵蛮。

被称为武陵蛮的古代巴人，就是《桃花源记》中的先秦遗民吗？

黎小龙认为这样说并不恰当。秦汉时在武陵山区活动的少数民族，除属于巴人的武陵蛮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如苗、瑶、侗族等。《桃花源记》是真实游记还是幻想性质的文字，至今没有定论，我们无法将巴人与之对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被称为武陵蛮的人，活动地域与土家族所在地相吻合。”一个大胆设想就此提出：今天的土家族是否就是被称为“武陵蛮”的巴人的纯正后裔呢？

土家族的形成

三国时，“武陵蛮”又称为“五溪蛮”。“五溪蛮”中既有土家族的先民，也有苗、瑶、侗等族的先民。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各族大混杂，巴人及其他各族的迁徙也更频繁，史书记载很混乱，都统称为“蛮”，有“酉溪蛮”、“零阳蛮”、“溇中蛮”、“建平蛮”、“巴建蛮”、“酉阳蛮”、“宜都蛮”等称呼。

在唐宋时，把居住在渝鄂湘黔交界地的土家族先民以地名命族名，称为“夔州蛮”、“信州蛮”、“彭水蛮”、“施州蛮”、“辰州蛮”、“石门蛮”、“溪州蛮”、“高州蛮”等。宋代史书把这一带的少数民族都冠以“土兵”、“土人”、“土丁”等名称，这些称呼的出现，标志着土家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已初步形成。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汉人大量迁入后出现的。特别是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后，汉族大量迁入，为了将外地迁入人群与当地土族相区别，“土家”一词开始出现。表明土家族正式形成。

黎小龙认为，土家族是多元一体，除了巴人的后裔外，还有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著人、迁入的汉人及其它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相互交融，逐步形成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生活方式、心理素质的土家族。巴人有可能是土家族的祖先之一，但不是全部。

基因验证

历史充满了巧合，巧合常常导致谬误，但当无数的巧合凑到了一起，谜底就即将揭开。土家族和巴人之间，就有着太多的巧合。

通往远古的长江路

在重庆长江路临江一面的石制护栏上，572个虎头兽面张开血盆大口，整齐排列，从肖家湾直达两路口。这些兽面就是巴人图语中的虎头纹。

《世本》及《后汉书》都记载，巴人最早的首领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巴人认为白虎嗜人血，开始了以人祭祀廪君的习俗。

572个兽面纹，572双廪君的眼，无声地注视着每天经过长江路的重庆人。

文化史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图腾崇拜，往往会像基因一样永久性地遗留在这个民族的文化里。今天，我们能在哪里找到这个白虎“基因”的遗留痕迹呢？

彝族是崇拜虎的民族，在他们的创世史诗《梅葛》里，就有老虎“尸解”成万物的记载：“虎头作天头，虎尾作地尾，虎鼻作天鼻，虎耳作天耳”。但我们不能说彝族是巴人的后裔，因为远在川西的彝族与巴人并无亲族关系。除彝族外，云南的拉祜族、纳西族、白族等，也都崇拜虎。但是这些民族与巴人所在的峡江地区找不到内在联系。

传承“巴虎”的民族究竟在哪里呢？

文献考证发现了我们身边的土家族与巴人的关系，在图腾“基因”的延续上，有没有相应的联系呢？

今天，570万土家人分布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重庆等地，他们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保持着跳摆手舞、过赶年等古老的风俗。

在土家今天还保留的跳丧动作中，有些细节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跳丧人双足前后蹦跳的同时，两只手在脸部前方来回虚拟抹脸的动作；在绕过棺木时，总要晃动肩部，同时左右转动头部，有时还大幅度扭动臀部。

已故民族学专家潘光旦教授曾指出：“土家族跳丧者的抹脸动作是模仿老虎洗脸，而晃肩转头，扭动臀部，则是分别模仿老虎跳跃和摆尾。这些动作反映了土家人对老虎的崇拜。”

古代巴人为了祭祀先祖廪君，年年杀人祭白虎。虎纹大量反映到各种出土的巴人器物上。蓝勇认为：“虎纹发现的地域非常广大，但是，土家族聚居的鄂渝黔湘地区，却是虎纹器物出土最密集的地区，这说明土家与巴人的血缘关系非常密切。”

管维良教授认为：“今天土家族崇拜的白虎家神，是从战神发展过来的。古代巴人与其他部族和邻近国家的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巴人历史。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很多兵器和战旗、战鼓上都有白虎标记。巴人、土家人的原始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强烈的异时性，但它却以一种共同性的面貌呈现在今人面前，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它们的同根性。”

舞蹈风流

虽然从远古巴人战神到土家族家神的转变中，老虎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但证据还是太单薄了，能找到更多的证据吗？

歌舞风俗往往在人类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让我们想到了土家族的“摆手舞”。

摆手舞来源于土家人的生活和生产劳动，所以至今土家族的摆手舞中，还保留有磨鹰闪翅、跳蛤蟆、拖野鸡尾巴、打鸟、犀牛望月，以及勇敢擒猎的高浪、切削、五花盖顶这样一些模拟人类早期生活环境的舞蹈语汇。摆手舞除娱乐外，还保留有祈求家神护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和平安宁的意义。

其实，有关摆手舞的史料记载早就存在。《龙山县志》记载土家摆手舞蹈：“男女相携，蹁跹进退”。南宋朱熹的“摆手临行一寄声”诗句，也是对土家摆手舞的一种朴素描述。

而表现战斗的“巴渝舞”则有更悠久的历史。《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得到巴蜀精锐力量的帮助。巴师勇锐，唱着歌跳着舞打败殷商的军队。”专家们认为，这是关于“巴渝舞”最早的记录。

管维良认为，用歌舞来帮助取得战斗胜利，是巴人与土家人的一贯做法。古代巴渝舞是“歌舞以凌殷人”，帮助周人取得了胜利，而“摆手舞”既是对战争的演练，也是对祖先武功伟业的追思和祭奠。同时，两者伴奏乐器上也有相似处。“巴渝舞”善用鼓，在宫廷里的巴渝舞都保持了用鼓的特点。今天土家族的歌舞中，鼓同样是重要的伴奏乐器，“击鼓为节，踏地而歌，就是土家族从古代巴人那里继承下来的”。

DNA实证

关于土家族人的巴人后裔身份的探寻，有没有科学的实症呢？

从1995年开始，由庄孔韶、潘守勇等专家组成的三峡研究小组，将三峡和清江流域土家族人的血液与悬棺骨骸进行了基因检测的比对，以分析古代巴人和今天土家族的关系。这是国内第一次从峭壁上的悬棺里取出骨骸实施DNA检验，也是第一次用DNA鉴定手段来追寻巴人后裔的疑问。

据潘守勇介绍，骨骸样本是从巫溪、巫山、奉节三个地方的悬棺上取出骨头和牙齿，从中提取DNA。他们从战国至西汉以及更早的商代悬棺中取出37粒骨骸进行测定，同时还选取了明代悬棺中的骨骸样本，另一方面，他们从三峡、宜昌、长阳等10个土家族居住区选择了十几个不同的家系进行活体抽血，提取DNA。研究人员对两项DNA结果进行了比较。

对比的数据显示，西汉以前的古代巴人与土家人的基因联系已经不是特别紧密，只有70%的概率。明朝悬棺里提取的DNA与今天土家人的DNA联系概率达到99％以上。

如此巨大的概率差距，究竟说明什么问题？

潘守勇分析，根据DNA直系血亲辨认概率，通常要达到98%才能确认两个DNA样本之间的血亲关系。战国西汉时期的巴人与现代土家人的联系只有70%的概率，这显然无法确认两者之间的直系血亲关系，我们只能认为他们之间可能有亲缘关系；而明代悬棺样本的DNA与现代土家人DNA的联系概率高达99%，完全可以确认两者的直系血亲关系。“从西汉到明代，DNA联系的差距说明，巴人在这段时间里，有旁系血缘的加入，如今的土家族人已经不能算战国、西汉巴人的直系后裔，但两者之间有亲缘关系”，这是潘守勇得出的结论。

土家族学者、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彭英明说：“土家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也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居住在湘西、鄂西地区的土著巴人为主体，融合了其他一些部族如汉人、乌蛮等，在唐、宋时期逐步形成的混血族群，他们并非纯粹的巴人后裔。”

犹闻虎啸

秦灭巴国以后，巴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似乎从历史典籍中突然消失了。但真正的情形是，巴人依然存在，他们同华夏诸多民族一起，同样历经了无数次的王朝更迭与战乱之苦。迷离之处在于，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流寓他乡，一部分人则依然留在故地。历代中央政府依据迁徙后的巴族各自所居之地的不同，或者民俗的差异，而随之给予了不同的称谓。

历史的真相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巴人，从来就没有消亡。他们血脉犹存，一些支脉在时间的熔炉里渐次融入到汉族中去，另一些巴人则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正是因为这民族的融合中，让我们得以在当代土家人的生活中窥见许多巴文化的影子。

由此我们看到，巴国的消亡，直接导致了巴人用自己的文字记载的历史的中断，大一统局面下的中原强势文化的全面覆盖，又导致了非主流文化在“汉字记载的历史”中处于边缘状态，以至于带给今天的人们许多历史的误会。

每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彻底消失。巴人的历史已深深刻印在传承者血脉深处。巴渝大地已无可避免地浸润着巴人的血液。我们继承着巴的历史，巴的文化，在洒着巴的热血的大地上虎啸龙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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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巴人聚落

两年前，在长江三峡云阳段一个名叫“大梁”的礁石堆上，考古专家发现了这幅2平方米的神秘刻画。

大梁岩画上，沿江岸而建的巴人部落宏伟壮观，层层而上的篱笆，将村落有序划分。篱笆间以梯相连，大大小小的房屋依次分布。第二道篱笆上立有两根竿状物体，它们的顶端都穿着一条似鱼非鱼的动物，根部插于两个刻有大小一致圆形饰纹的方形物体之间。同时，篱笆里还有一位手拿法器而舞的巫师。巫师两旁各有一人，双手倒立，随着巫师的指挥舞蹈。在岩画的上方，一只大网悄然张开，旁边立着一只鸟。

专家们对这幅岩石刻画各有解读。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管维良认为，两根高高矗立的竿状物体，是当时鱼复（鱼凫）巴人的图腾旗帜。竿上漂浮的东西，正是他们的鱼形旗帜。

重庆博物馆专家胡泓则认为，两根竿及竿的底座组合而成的图案，是男性生殖器的抽象表达，代表当时巴人的生殖图腾。那两只鱼身动物，和张网捕鸟的画面，显示出了当时巴人以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篱笆里，持杖而舞的巫师，表现的是巫术活动场面。

岩画年代和刻画工具也是专家们争论的问题。有专家认为它刻画于商代末期，是用青铜工具雕琢的；有人认为它“有可能是一万多年前远古人类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它纯粹就是明清石匠的兴起之作。

结束语

　　《巴文化惊世大猜想》系列报道终于画上句号。句号画得是否圆满，还待读者朋友最后下结论。作为参与本次系列报道策划与执行的记者，却是文章虽完，意犹未尽。
　　通过这次对巴文化的系统梳理，我们有幸触摸到巴国的史脉，也就是在这份对历史的探寻中，让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我们有了更深的追问，到底什么是重庆历史文化的符号？码头文化？红岩文化？袍哥文化？随着文化猜想的不断深入，有读者加入到了我们的追思之旅中，关于“巴文化应该成为重庆文化名片”的各种呼声也开始流传。
　　本次系列报道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超乎我们的预料，新华网友“一路欢喜的巴虎”甚至不遗余力地和我们一起找寻线索，交流心得体会。第三辑《巴人创建都江堰？》部分所用资料就来源于他提供的巴人两次灭蜀的史料记载。在此特别向他表示感谢。
　　同时，本次报道也得到了北京、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地史学专家的大力支持。他们的专业和严谨，让我们受益非浅。
　　关于巴文化，也许还有更新的秘密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也许这些谜永远也无法完全揭开，但我们相信，这个城市及这个城市的人，前进的脚步会永不停歇。

我断想，如果巴蜀地理形成有一万年，那么，巴人来修都江堰，不大可能。三星堆、金沙遗址、好多年？把“一、1、2、0”当作文字的起源，需要大量的历史考证。蜀国有2千年的学堂，巴渝地区有吗？

美文己细品了两遍，只能说：预祝先生春节快乐，来年如意万事──小学生向你鞠躬祝福。（我想将此文下载作为资料习读保留，老师答应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