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的方法论意识亟待强化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 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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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学科一方面汲取我国传统诗学的精华，一方面放眼世界，引进、借鉴世界文论学养的“他山之石”，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学科体系。这其中，既取得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也走过弯路、歧路甚至错路，值得深刻反思。鉴于此，实事求是地总结新时期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揭示与剖析那些妨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和问题，既是必要也是必须的。这其中，方法论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值得探究的焦点。

回望文艺研究历程
　　新时期伊始，文艺学步入学科反思阶段。在清理以往错误观念基础上拨乱反正，冲破那些僵化观念对文艺领域的各种束缚，回归对文艺自身规律的探讨。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各种哲学思潮、观念、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纷沓而至，学者们积极引进、借鉴，试图转化西方理论为我所用。“方法论年”与“观念年”的到来又将文艺学带入了学科分化与重构的双向延伸的探索阶段，丰富了研究途径和方法，推动了文学理论的不断发展。
　　90年代之后是文艺学学科的深度整合期，理论体系建构与学科建设意识日趋明确与紧迫，有学者这样概括：不仅众多形态各异的文艺理论教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且围绕诸如艺术生产、生态文艺学、文艺社会学、文艺范畴学、文艺传播学等文学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问题都得到关注与探索；此外，关于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宏观问题也纳入了理论阐释的视野，文艺理论的学科未来构想与学科定位，文艺理论研究的科学性，网络时代与文艺理论发展问题，以及怎样看待文艺理论再次面临的危机等问题都进入我们研究的视野。
　　纵观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学科嬗变的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在这诸多理论的纷争乃至激烈交锋期间，碰撞的根源在于文艺观念与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差异。当然从本质上讲，观念与方法又是辩证统一的，方法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以及思维结构的具体化展示方式，是人类主体把握客体世界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某种思想观念总是通过特定的方法论体系得以显现，而方法论又是以特定观念为其内核和指引，在这个视角上讲，我们可以说方法论就是思想观念，强化方法论意识可以有力地推动文艺学学科建设进程。

泛起新教条主义
　　然而，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研究却不时出现令人担忧的局面，就是在反思和矫正以往文艺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弊端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重蹈新教条主义窠臼──这实质是用一种极端去否定另一种极端，严重地妨碍与阻滞了学科建构的科学性。
　　概括地说，这种新教条主义的倾向突出表现为：由反对以往仅仅注重文艺社会功能的“工具论”，走向割裂文艺与社会、文艺与历史纽带的“自闭”的“自足论”；由反对以往“只谈政治”的“外部研究”，走向囿于“内部研究”的“审美主义”；由否定以往偏于社会政治功能的文学意识形态论，转向审美意识说，将“审美性”膨胀为文学的全部规定性；由驳斥以往对人的单一理性化的片面凸显，滑向感性至上、乃至唯一的“感觉主义”；由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决定论”而轻易否定，到陷入唯心史观、历史虚无主义泥潭。种种倾向表明，当我们匡正过去文艺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弊端的同时，要谨防陷入新教条主义泥潭，否则必将走入同样的“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窘境，使文艺理论偏离正确航线。
　　因此，强化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构建文艺学学科的必然选择。

呼唤科学方法论
　　今天，亟待强化文艺研究的方法论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指明航向，还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它能不断汲取各个时代不同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以不断丰富、完善自身，拥有与时俱进、具备包容性与综合性的优势。正如恩格斯高屋建瓴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只有将观念转化为方法论，才能使之成为社会实践的有力武器。
　　以辩证思维审视，社会生活的五彩缤纷决定了文艺活动的五光十色，文艺的多元性又决定了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文艺理论与学科的复杂性，因此，单一的、分解式、划界式的探讨方法，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端，注定不能全面而准确地阐释文艺的本来面貌和特质规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将文艺的本质简单地界定为或政治的、或历史的、或审美的、或文化的特质等理论界说，虽然都为文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并在一定层面揭示了文艺的特质，对文艺研究的不断深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但是，如果脱离了文艺的宏观格局以及与这个整体中的其他因素的联系，这种研究不过是在特定视野下对文艺的某个层次、某个侧面、某种关系的探视，仅仅是文艺研究总体中的局部和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种静止的、分解式的研究还需要纳入文艺总体框架，在动态过程中实现综合互补，如果只静止不运动、只孤立不联系、只分解不综合，必然又将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其研究结果出现偏差也是难以避免的。
　　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方法论意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于这是进行理论研究以获取真理性结论的必然选择，“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马克思语）。文艺学学科建设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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