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叙事性自我与生活化理想人格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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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和社会的道德生活都需要理想人格，现代性自我对理想人格的挑战迫使现代人走出现代性的单行道，进入丰富多样的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去探寻一种更为合理的自我观及此基础上的理想人格。

一：哈尼族生活化、圆融贯通的理想人格观
　　中华民族对“人格”本来就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解，并且很早就认识到个体道德修养对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重要性，从而不断塑造具有引导力的理想人格形象。由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具体民族文化差异，其内部又形成了多元化的理想人格理念。哈尼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丰富的道德文化传统犹如一个活着的古老系统，其中的理想人格观像那独具魅力的山地梯田耕作方式一样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人格与理想人格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persona，最初意为面具，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词义不断引申，形成了心理学上“性格、气质、能力等心理特征的总和”、法学上“权利、义务主体”、社会学上“特定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统一结构”等多角度的理解。在上述诸多角度差异的背后存在一个共同点，即西方对“人格”的解释更多是从实证分析的层面对个体特殊性进行研究，甚少涉及善恶好坏的道德价值评价。从伦理学的层面诠释“人格”，以道德价值界定并凸显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本无“人格”一词，但是人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核心，各个学派基本上都创立了各自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人之理想形象的理论，所以，当“人格”一词经日本舶入中国，很快就被吸纳进丰富的道德学说体系之中，进而获得了其伦理学意义上的内涵：“格”作为一种框定本质的界定方式将人从所属的自然界中突显出来，道德意识与能力是人最本质的属性，亦即最重要的“格”，因此“人格”指称人的道德形象与境界，是人之为人、体现人之本质与意义的道德价值规定。本文所研究的“人格”正是在其中国化后的意义范围内进行的。
　　在“人格”语义主要指向道德人格的东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理想人格就是高尚的、值得期待的道德人格模式，是最终道德价值与最高道德境界结合而形成的完善的道德形象，是人之为人的最高道德价值规定。理想人格将道德原则人格化，通过悬设一个人之为人的理想完满形象而为个体的行为与发展树立方向，感召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以自律的方式自觉自愿地践行道德，把道德转化为自身的道德立场和理想。理想人格与作为道德制度化的道德规范相互补充，内外结合，共同构成了道德的发生机制。
　　（二）哈尼族的理想人格
　　哈尼人没有理论化、系统化的理想人格表述，他们关于理想人格的观点散落在神话传说中，展现在劳作饮食、养生送死的日常生活里。对此的解释可以是哈尼族因没有文字，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录方式无法达到抽象概括的表达高度。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或在于哈尼族的理想人格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生活化的人格。
　　将自身视为神之子民的观点是众多民族共有的特点，哈尼族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这种联系具体化为神人之间血缘上的派生渊源关系，这从他们世代延续的始于天神的连名谱系传统中可见一斑。哈尼人自认为是天神的血缘嫡裔，天神赋予人物质躯体和精神。因此，人与神相同，人性中赋有神性，体察神意便能把握人性的真谛，而顺应真正人性也就遵从了神意。哈尼族的理想人格就形成于实现了人性与神意圆融相通这一最高道德的过程中。
　　具体而言，哈尼人认为神赋予人生价值于此岸与彼岸的统一，此岸之人在履行对家庭、村落、祖先和神灵的义务中获得价值，彼岸的祖先灵魂则在守护此岸子孙的幸福中达到永恒。这两个彼此观照、互相依存的环节共同构成了人生意义的全部，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能遵从神意，完成这些人生义务。死亡是没有归者的旅途，祖先在彼岸对义务的履行虽然无法直接展现，但是哈尼子孙们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在生的此岸，他们努力践行着自己的本分。哈尼人将家族的目标视为个体的目标，将村社的理想作为个体的理想，将人的价值融入到每天的饮食起居中。他们积极承担起家庭繁衍后代、村落生产劳作、宗教祭祀祖先神灵等事务，实现对家庭、村落和祖先的承诺。以抚育子女为例，哈尼族父母生育后代含辛茹苦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血缘亲情，因为他们将此作为了延续宗族血脉之人生意义的体现从而是理想人格的要求。他们对村寨的各种事务和他人需要其帮助的事也都是忘我地全情投入，认为在符合祖先义理规范、兢兢业业地耕作建房、互助生产、婚丧嫁娶、祭神祀祖的生活过程中就把握住了神的旨意，顺应了真正的人性，理想人格也就自然实现了。因而他们的理想人格具有鲜明的特征。
　　建立在此种神人一体、死生一体观念之上的理想人格显现出圆融贯通以及生活化的特点，理想的人格形象在哈尼人眼中不是超越性的独立自由的“那个个人”，而是在社会关系网中通过努力扮演社会角色和从事社会活动以获得神话、道德等文化传统所赋予个体之象征意义，担负起承启历史、连接天地之责任的“群体中的一员”。生死相接，个体、家庭、自然物以及神和祖先紧密关联的圆圈，意味着无论理想人格的定位还是养成都需要依循这个统一的圆，找到不同人生阶段在这个圆上应占据的位置并安于本分地做好这个位置要求的义务，完成这个圆使其不亏缺就是人生最高的道德境界和此生为人的价值所在。哈尼人似乎从不质疑个人价值是否被群体价值所遮蔽，个体和群体之间的障碍被哈尼人完全打通，人只有在群体及整个自然和宇宙中才能富有意义、理想人格只有在与家庭村落和祖先的联系中才能实现的观点对于他们是自然正确的绝对真理。他们也从不质疑他们与生俱来就被预先规定的种种义务的合理性，完成这些生养之事对他们而言因是神意与人性的共同要求而本然地具备一种内在道德价值，不需要更深层的理念上的善或正义及其他给予伦理证明，理想人格离不开生活，或者本身指的就是能将生活过好的那种人。

二：现代性自我背景下的理想人格危机
　　如若从现代性的视角观看哈尼人生活化、圆融贯通的理想人格观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哈尼人的理想人格是群体性人格，他们自觉的个体意识、“自我”还未从神灵、族群的罗网中挣脱出来。
　　（一）自我与理想人格
　　自我，的确与人格具有高度相关性，一种得到较广泛共识的对“自我”概念的解释是：自我是对自身存在及特点的意识，是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判断。可以说自我是内在的，而人格就是自我的外在呈现。自我的类型往往决定着人格的类型，同一的自我表现出的就是稳定的人格，而混乱不能识别的人格反映的则是分裂矛盾的自我。自我的主我与客我之分则使得理想人格成为可能，一方面主我作为知觉者，对作为被知觉者的客我进行反思，判断其行为的合道德性，另一方面作为他人眼中之我、接收他人对我之观点和看法的客我与作为个体本能的自发性和冲动性的主我不断交流互动，体现社会普遍共同意志的道德通过客我传递给主我，主我将认同的道德确立为自觉自愿的行动准则；同时，主我还可以理解为本真的现实自我，客我则是社会文化等等他者也参与构建与期待的理想自我，两者之间的张力为理想道德人格的培养提供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总之，对不同道德情境表现背后那个拥有连续性、统一性之自我的自觉认识、对理想道德自我追求的自由意志、对追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干扰因素进行抵御的自律约束铺筑了通往理想人格的成人之道。
　　（二）现代性自我
　　虽然，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和理解从人猿揖别之日起便发端，并且有主我与客我之分的自我意识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类的标志。但是自我观问题却是一个现代问题，自我观的明确提出是现代性的突出标志。
　　笛卡尔在以普遍怀疑清理知识地基的工作中发现了“自我”这个思维主体的不可怀疑性，“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表明自我是因自身而存在而有价值，不需依赖他物的自足性实体。这宣告了现代自我观与古希腊传统的目的论语境下自我观的决裂。古希腊人认为整个宇宙具有一种内定和谐，人是整体宇宙秩序中的一部分，只有实现造物主预先设定的人之目的而维持人与神、自然、他人也就是整个宇宙的和谐时才变得有价值。而笛卡尔确立的自我“不仅可以独立于外在的宇宙秩序而存在，而且其本身就是宇宙意义和秩序的规定者。”[1]
　　笛卡尔的实体自我遭遇了休谟知觉自我观念的抨击和挑战，而被休谟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的康德进一步提出了先验自我的概念，成为现代性自我观的另一个重要基石。康德看到了实体性自我的不足，其先验自我因而不是实体，而是给予感觉经验材料以普遍必然性和统一性的先验逻辑能力。虽然康德对笛卡尔的实体自我做了改进，但他所谓的先验自我也是纯粹自我，它剔除了所有感性经验内容，以一般形式和先天结构的面目出现，这种自我也是切断了与外在世界的联系、纯粹理性的自我。以笛卡尔和康德的自我观念为主要理论基础的现代性自我亦即自由主义自我，表现出摆脱依靠社会结构或更大的宇宙体系、自我赋予自我以价值、强调个体自由与权利的特点。这种的自我观具有高扬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意义，是现代性的成果之一，然而现代性自我的片面扩张也逼迫我们不得不提防它给理想人格塑造所布下的陷阱。
　　（三）现代性自我与理想人格危机
　　现代性自我是自满自足，不需依赖外在框架加以界定的存在，它自诩摆脱了身份、等级和宗教等的束缚而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殊不知在它为此洋洋自得之际已经丧失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诚如麦金太尔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不具备任何必然社会内容和必然社会身份的民主化的自我能够是任何东西，能够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他本身什么也不是，什么目的都没有。”[2]也就是说，强调独立自存、自我规定的自我由于脱离了生活，剔除了内部所有社会、传统和历史内容而沦为了一个空概念，成了空洞和抽象化的存在。
　　现代性自我的这种倾向无疑瓦解了理想人格的形成机制。理想人格既是理想对现实的规范，也是社会文化对个体的规范。它将之内化为个体自觉自愿的立场与理想的道德体现的是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意志，而非自我主观意识的产物。理想人格的选择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承载了社会、他人、历史和传统的诸多期待；理想人格的养成需要家庭熏陶、学校教育和长期的社会化。但是现代性自我却完全否认了所有这些外在因素在自我构建中的重要性，独立于外界、自满自足的特点使其成了一个内在封闭的存在，它孤立地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而不需与外界联系，也不需与他人的交流，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历史传统。恰如查尔斯泰勒将这种自由主义自我称为“原子主义”自我，它自满自足，不可再分，其中丝毫没有外在因素，也就没有主我与客我的张力，从而担负不了超越性的理想；它自认为已经完满，一切源自于它，从而也就不再需要什么理想。
　　具体而言，自由主义自我独立于外界、自满自足的特点使其成了一个内在封闭的存在，它孤立地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而不需与外界联系，也不需与他人的交流，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历史传统。这样一个个封闭的自我的存在导致了道德共识形成的困境，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我规定的，所以善恶不是绝对的而是个体自我主观意愿的产物，符合各个自我之兴趣爱好的东西就能获得道德合理性证明。从而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各自理想人格形象的权利，对于某种人格完全可以做出不同的，且因各自都有自我价值支撑而无法进行优劣对错比较的判断。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理想人格建基于大众对世界内在目的和绝对善的信念而形成的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共识，通过将这些规范转化为道德品质而人格化，进而以道德感染力和美感内化到个体成为他们自觉的人生目标，最终达到进一步凝聚人们道德共识的效果。但显然由现代性自我引发的道德相对主义使原有的理想人格形成和作用机制成为不可能

三：叙事性自我对理想人格危机的拯救
　　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求塑造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理想人格，鉴于封建传统在人格中残留的依附性、奴性特征，现在的理想人格宣传教育格外强调个体主体意识的建立。这是时代的要求，当然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但是，西方现代性自我发展所引发的理想人格危机告诫我们必须关注自我观的发展趋势，并加以合理的引导，避免过度强调自我独立而陷入现代性自我的困境导致道德共识基础的瓦解。那么在我国如今这个前现代、现代乃至后现代交织共存的复杂背景下，何种自我观是可以被确立为方向，并能够为理想人格奠定牢固基础呢？如果将目光投向有传统活化石之称的少数民族道德生活，就不难发现哈尼人的经验所提供的一种可资借鉴的样本。
　　（一）连名谱系体现的哈尼族自我观
　　哈尼族的理想人格观之所以表现出前文所述的生活化、圆融贯通的特色，是因为他们在一种相互关联的体系中解释自我，连名谱系制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点。
　　连名谱系在哈尼社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哈尼人一般在新生儿出生的第三天就会为其举行命名仪式，确立这个新生命在家族连名谱系中的位置。连名谱系主要采用顶真的语言修辞法，排列方式往往是将父名的最后一个字作为子名的头一个字，例如昌白──白比──比其──其斗。
　　哈尼族连名谱系不仅仅是血缘家族谱系，而且还包含神的谱系、鬼的谱系和动植物谱系，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哈尼人的世界简史。尽管哈尼族各支对谱系第一代的具体称呼有差异，但大家都认为天神奥玛（也称俄玛、母玛）是神圣的起始，自己是她的后代。根据有关的神话传说，奥玛最初生出来的是两个姑娘，一个叫玛白，一个叫烟，“这两个姑娘老实清秀好瞧，她们就是‘规矩’和‘礼节’姑娘，世上的所有古规古礼，都是她们定下来的……这样，生下来的天神地神人神和万事万物都不会错乱了”。[3]奥玛又生了万神之王阿匹梅烟，她之后是烟沙大神，再然后是风、雨、雷、土、水、田、地、水沟、籽种九位大神。奥玛来到世上还生了生了人神玛窝，当人神的家谱传到十六代先祖梅烟恰，各种动植物就降生了。梅烟恰阿妈“生下世上一切有血有骨有皮有肉的东西，它们是什么呢？是四个种类的祖先。头一个是人的先祖恰乞形阿玛，第二个是伏哈阿玛，她是一切有脚会跑的动物的先祖，第三个是优本阿玛，她是一切无脚会爬的种类的先祖，第四个是优贝阿玛，她是一切有翅膀会飞的种类的先祖”。[4]可见，哈尼族的家谱的前几代，即从奥玛到举堂帕（意为堂帕头领，是哈尼人公认的祖先）数代主要记述的是神鬼、人和各种动植物，这是他们对远古时代的模糊记忆和想象。而在举堂帕之后则是几代民族英雄，然后接下来才是各家族的祖先直至目前在世的成员自己。哈尼人的联名谱系虽然充满了神话色彩，但是这种将万事万物有序联结在一起，并给出一定解释的家谱，相当于构建了一个“永恒家园”，世代的哈尼人就栖息归属于其间，占据着各自的那个点，进入家谱就意味着获得家族血统、民族历史乃至整个宇宙秩序的承认。
　　连名谱系伴随哈尼人终身，在葬礼活动中莫批将死者家族的连名谱系从第一代奥玛起念诵直至死者的名字，然后再从死者名字逆向念诵到奥玛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这样亡灵才可能回到祖先的地方。心理学研究表明名字与自我意识的形成密切相关，儿童通过重复听到自己的名字逐渐以名字为固定点从变化的经验中获得同一性，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的独特的参照系。于是，神灵、自然物、祖先和个体代代相连的连名谱系就在个体名字的长期使用中无形地参与了哈尼人的自我构建。就像在谱系中找到自己名字应位于的位置一样，哈尼人在神人、时空、他我的联系中界定自我，在整体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框架下确定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每个人都有特定的角色，人们以此来展示自己并确认他人。人对人的评价以个体对其家庭、村落和宗教角色的完成程度为依据，离开成员身份、角色谈论自满自足的自我对他们而言不可想象。
　　（二）哈尼族自我观与叙事性自我
　　现代性自我观自提出起就受到多方的质疑和批判，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麦金太尔就提出叙事性自我与现代性自我相抗衡。所谓叙事性自我是指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以一个人一生首尾相贯、意义明确的行为来叙说的自我。他认为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故事，故事的叙述需要一个框架，“要成功地识别和理解其他人正在做什么，我们总是要把一个特殊事件置于一些叙事的历史背景条件中，这历史既有个人所涉及的历史，也有个人在其中和所经历的环境的历史”。[5]我是他人叙事中的一部分，他人也组成了我的叙事，人只有在自己与他人共同组成的群体中才能得到描述，成其为其所是。在整个共同体的叙事中每个人都承担一定的角色，社会文化赋予各个角色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借助这些标准人们知晓了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得到什么，从而进一步知道了自己是谁。自我不可能独立于其占有的社会角色而存在，历史传统正是通过影响故事中的角色而参与到自我的构建中。
　　叙事性自我观针对现代性自我的缺陷，强调自我的历史性和群体性。自我不是那种单一、永恒不变、自满自足并具有明显已知特征的实体自我和先验自我，而是在履行特定角色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存在。它在历史中形成，在叙事中获得解释，自我的述说与理解需要个体的历史以及更大的共同体的历史作为框架。
　　可以说，哈尼族的自我观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叙事性自我。以生释死，以死解生；从他人的眼里看到自己的义务，从祖先的足迹中明白自己的方向；被家庭和村落以全民族的传统尺度塑造，又以承袭来的传统培养下一代。哈尼人就在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相互联系的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历史中以一生的各种行为叙述自我。其自我处在神、祖先与他人构成的一个更大的空间内，同时也处于连名谱系这样的历史中，宇宙万物构成了界定自我、实现自我的巨大时空框架。
　　与哈尼人叙事性自我相应的就是上述他们那种生活化的理想人格：饮食男女、养生送死这些日常生活行为因是自我这个故事不可缺少的环节而充满意义，完成这些人生各阶段任务、担当好不同角色、履行对他人和宗族的义务、朝向好的生活就能实现自我，同时也就在整个宇宙秩序中获得了最高的道德价值规定，亦即实现了理想人格。叙事性自我与生活化、圆融贯通的理想人格因扎根于共同的日常生活和历史传统中而紧密相连，两者互相成全，自我在民族一脉相承的理想人格中获得，理想人格则在自我历史性、生活化的叙述中实现。这样的理想人格牢固并富于感召力，显然有别于现代性自我背景下空洞破碎的理想人格。

※　注释
　　[1].吴玉军：《现代“自我”观的批判与重建──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困境的一种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2].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版，第42页。
　　[3].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8页。
　　[4].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5].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