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萨满音乐的文化传承

源自：《吉林日报》  : 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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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满教是一种多神教，它相信在人类世界之外还有神灵世界的存在，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中存在着其它的生物或非生物的载体都是神的“授意”。“宗教是在最原始时代，从人们对于自己本身及其周围的外埠自然的极愚昧、极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萨满教也不例外，人们在无法解释种种自然现象时，会产生对万物自然崇拜的信息，逐渐形成了最初的萨满教。
　　在我国的萨满教，主要产生和活动于满一通古斯语族的满族、蒙古语族的蒙古族、锡伯、鄂伦春等北方的少数民族中。其中，满族萨满教最为典型，不仅在民间流传，还曾经作为满族贵族的家祭在宫廷中出现过，1747年乾隆皇帝敕撰的《满族祭神祭天典礼》是我国目前唯一一部较为规范的萨满教的跳神仪典。吉林省自古便是满族繁衍生息的地方之一，满族文化源远流长。其主要居住在大概今天的吉林市、九台、舒兰、伊通、扶余、榆树和珲春等市县。其中，吉林市、九台和珲春地区的满族尼玛查氏（杨姓）、锡克特里氏（石姓）、瓜尔佳氏（关姓）、觉罗氏（赵姓）等，至今仍然沿袭着萨满传统的祭礼。
　　音乐和舞蹈是满族萨满跳神的重要表现手段，也是与神沟通的媒介。在满族萨满祭祀活动中，呈现了祭器与乐器之合一，乐舞与咒语之合一，娱神与娱人之合一的艺术与宗教合一的形态。所以，萨满音乐是歌、乐、舞的综合体，也是宗教、民俗和艺术的综合体。古人将音乐视作一种神秘的力量，寄望于通过神器发出的声响以及歌舞的表演而获得神赐的本质，以达到祈神和娱神的功能。尤其是萨满参与的祭祀仪式一旦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并带有节日特征时，它的娱乐性就显得更为突出。在萨满社会，跳神治病也是一种普遍性行为。由音乐传导，并施以某种心理影响的方式调整人类心灵范围内的活动，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满族萨满舞蹈是萨满“跳神”仪式演化而来的一种舞蹈。满族萨满祭祀时，萨满作为沟通人、神、鬼魔之间的使者和代言人，通过口念咒语、手舞足蹈“跳神”形式来进行“交流”。在“请神”“领神”“斗魔”“送神”四个跳神仪式过程中，萨满通过强烈的人体律动，通过质朴、粗狂刚健的动作，以及神鼓、腰铃、铜镜等法器来表达对神灵的崇敬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萨满祭祀仪式中，其伴奏音乐的旋律并不发达，但是鼓点却极为丰富，鼓点在整个舞蹈表演中贯穿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萨满乐舞的艺术价值是在功利基础上产生的，在氏族祭祀与治疗活动中，作为一种“工具”和沟通的“手段”。因此，在萨满手中的神鼓和腰铃，并非如同我们演奏者手中的乐器一般，其价值和意义是难以比拟的。
　　神鼓和腰铃是满族萨满跳神的代表性乐器。在《宁古塔纪略》中详细地记载着，“外系裙，裙腰上周围系长铁铃百数。手执纸鼓，其声镗镗然。口诵满语，腰摇铃响，以鼓接应”在萨满手中，神鼓和腰铃都是通神的祭器，萨满也是通过这些神器与神灵沟通。神鼓和腰铃既能够在祭祀神灵中显灵，又能够在生活娱乐中愉悦民众，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达到迷信程度的观念延续，才使得萨满音乐在历史的长河中屡屡遭到劫难而仍然存在的缘由。
　　传承是传统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文化得以延续的方式。满族萨满音乐多为口传音乐，它独特的传承关系和传承机制，包含了文化和社会的双层含义。传承包括了“传”与“承”，是施教与受教的关系。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变革，萨满的师承与专职分工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家庭职业和社会行业，萨满的专职分工以及接受报酬成为一种新的规范。满族萨满术主要包括跳神、祭祀、神歌诵唱等三项内容，其中，各种神灵的祭祀与供奉知识，以及数百种的神歌诵唱、萨满的舞蹈步伐、神鼓的击打技巧等等，都需要经过至少3年以上的刻苦练习，才能有资格从事萨满教的活动。应该说，新萨满的产生即是一次完整、系统的文化传承过程。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出现很多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而形成了对宗教的较多误解和歪曲。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学术界对于宗教文化的不断钻研，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萨满教音乐并非是封建迷信，而是原始宗教中呈现出的原始文化艺术的载体。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原始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们是新兴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源泉。萨满音乐的形成或多或少对于我国音乐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历史性的功效。
　　满族萨满音乐作为我国文化历史的“活化石”，历经千百年的洗礼依然能够生存，与其传承的严密性和排它性息息相关。也正是如此，萨满能够在其部落社会中比较容易地实现文化控制，并成功抵制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萨满历史发展中，萨满音乐和舞蹈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汇聚了相当丰富的原始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历史信息，萨满文化的精髓都凝结于其中。满族萨满作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萨满音乐的传承需要我们这些音乐爱好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与传承，请让我们珍惜这份珍贵且淳朴的艺术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