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

源自：《学术月刊》  : 余秉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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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确实比较复杂。在一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曾有人问方东美在哲学上持何种见解，他回答“很难说”，因为“我这个人，从家庭来说是儒家，就气质而论是道家，在宗教启示方面属于佛教，此外还曾接受过西方的知识训练。”[[1]]关于方东美是不是现代新儒家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不同见解。最近拜读胡军先生大作《方东美哲学思想的道家精神》[[2]]，赞同胡文所说的：“如果就方东美个人的性情论，应该说他更接近道家”，“方东美富有浪漫的审美情趣和向往空灵冲虚境界的心灵”，但对于胡文提出的“方东美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当代新道家”的论断，笔者不敢苟同。
　　胡文提出：“对于孔子之后从孟子直至当代的新儒家的整个儒家的传统，方东美基本上是持一种激烈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否定态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意把方东美划归为新儒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方东美的内在心灵与道家精神是息息相通的，而他对原始儒家之后的儒学传统却颇多批评。这是我们不同意把方东美划归为新儒家队伍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能把方东美划归为新儒家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方东美是以道家哲学为其理论依据来批评宋儒的，将其与道家的开放的心态相比而显示宋儒的固陋狭隘的心量。”可见，胡文不同意把方东美划归现代新儒家队伍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理由，即方东美对儒家的批评和对道家的赞扬。以下试从这两个方面，谈点与胡文不同的看法。

一：关于方东美对儒家的批评
　　诚然，方东美对儒家进行了大量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批评，但基本上都是批评其“卫道统”的思想言论，然而其目的正是为了维护他所理解的“儒家的正统思想”和“儒家的真精神”。
　　方东美以孔、孟等原始儒家作为儒家思想的真正代表。他认为，原始儒家代表了“儒家的真面目”，他们具有“大气磅礴的精神气魄”[[3]]，但后来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却由于“心量狭窄”而宣扬“狭隘的卫道精神”，使儒家丧失了原有的精神气魄，因此他严厉地批评这些人在学术上的狭隘性、独断性，批评一切卫“道统”的思想。
　　方东美称孔子、孟子为“伟大的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对于孔子，他始终热情礼赞。他十分推崇孔子在学术上的开放精神和宽容心量：“孔子博采众家，不拘于一说；虚心坦怀，不先有成见。他周游列国，到处访求贤人，搜集资料，然后才能删诗书，正礼乐，系周易，作春秋。然而，在孔子现存的言论中，没有一句是攻击别人的！他虚心的面对着过去优美的文化传统，坦然的接受当时代合理的解释与思想，哪里会去排斥‘异端’哩！”[[4]]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对于九流之学“无不接纳其中的学术优点，……包容百家，汇通众流”，儒学因而成为“博厚高明悠久无疆之学”[[5]]。关于孟子，方东美赞赏其“浩然之气”，但认为论学术心量之博大，孟子已经逊于孔子。后来汉儒的独尊儒术和宋儒的辟佛，都与孟子的辟杨墨有一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孟子“在中国学术史上，成为‘道统’观念的始作俑者”[[6]]。但方东美认为这不过是孟子作为亚圣的“白璧瑕疵”：“孟子……把握这么一个哲学的智慧，形成他的精神人格。这个精神人格实在永远不朽！但是孟子刚气十足，而且有点过分，有时在学术上面，他究竟纵横之气多了一点！他不能像孔子可以容纳道家思想的浑厚气量。近人刘申叔（师培）在《国学发微》中指出儒家的思想可以容纳九流的思想。可是孟子却要辟杨.墨，乃至于引起后来汉儒罢默百家、宋儒辟佛。这是孟子以其极大的人格力量，发挥过分，有点逾越范围。我们从现代人看起来，亚圣在人格里面有时也表现白璧瑕疵。”[7]可见方东美所批评的，乃是孟子思想中与后世“道统”观念有关的内容。
　　方东美认为，荀子之后，原始儒学的精神趋于衰微。而到了汉儒，器局便更显狭小，这是因为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所独尊的儒术是把活跃创造的儒家僵化了”[[8]]。方东美对凡涉及董仲舒的学术地位问题几乎总是给予否定的评价。他明确提出：“董仲舒在中国学术的传统地位，我们要大大给予贬抑！因为他是使儒家学说没落的第一个人，同时他气量也太小，罢默百家。”[[9]]他说，由于董仲舒“提出这样一种‘道统’的观念”，结果“斫伤了西汉以来蓬勃发展的文化精神，也削弱了我民族思想的创造活动，封闭了宽宏大度的民族心胸；即使所谓三代以来至于春秋战国时期，活活泼泼的学术生命，也几乎一起断送了！”[[10]]唯其如此，方东美称董仲舒为“儒家之罪人”。这个“罪”，就在于他提出“道统”观念和罢黜百家主张，以学术上的狭隘性、独断性，窒息了原始儒学乃至民族文化生动活跃的创造精神和宽宏大度的开放精神。可见，方东美不是将董仲舒视为儒家精神的代表，而是视为儒家精神的叛逆来批评的。所以他又说董仲舒不过是“冒了儒家一个名”[[11]]。
　　对于宋明儒，方东美说他们的思想中分明“已经有了若干道家的思想成分在内，尤其是有若干佛家的思想”[[12]]，但他们却要从偏狭的卫“道统”立场出发，“辟杨墨、辟老庄、辟佛、辟禅，一切皆是异端邪说，而攻讦不留余地。”[[13]]这表明了“道统”观念的狭隘和可笑，而且宋学内部也互斥异端：“朱陆异同、程朱陆王之争，同是儒学，皆宗孔孟，而自诩真传，争夺正统。这种情形，扰攘了好几百年，而互有消长，依然是争端未决。”[[14]]方东美认为，这种“对内争正统，对外攻异端”的做法，正是学术上心量狭窄、主观武断的表现，有悖“孔孟真传”。对于宋明新儒学，方东美与现代新儒家一些代表人物态度明显不同。现代新儒家大多服膺宋明理学，他们“代周濂溪立言，代二程立言，代朱熹立言，代陆象山、王阳明立言”，而方东美却不客气地批评了宋儒衮衮诸公，但他仍然是针对“道统”观念而批评“宋儒之自居正统与排斥异端”，批评的是他们学术上的狭隘性和独断性。
　　总之，方东美对于孔、孟之后的儒家确实多有批评（甚至对孟子亦有微词），但这些批评的内容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对于“道统”观念的否定，并没有走向对于儒家基本精神的否定，因为在方东美看来，“道统”观念决不是“儒家正统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方东美评价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真正在文化上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要能容纳各方面在精神上真正有贡献的学说”[[15]]，优秀的思想学说一定要有一种“伟大的涵融精神”[[16]]。从这种见解出发，他对于所谓“道统”持一种近乎深恶痛绝的态度。他指出，“讲‘道统’，易生肤浅、专断、偏颇的流弊”[[17]]，道统观念“对于民族的生命、国家的生命、学术的生命，可说是一无裨益”[[18]]。他明确表示：“这种虚妄的‘道统’，我反对它！……只有打破了这一个虚妄的道统的观念，而后才可以讲真正的学术，才可以讲真正的学术精神！”[[19]]他主张以“学统”来取代“道统”：“我们要讲‘学统’，而不是讲在精神上偏狭武断的‘道统’[[20]]。”所谓“学统”，指的是思想学说、民族文化在其发展流变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的精神统绪，它体现了思想学说、民族文化的精神方向和价值准则。正是这种提倡“学统”、反对“道统”的思想主张，决定了方东美对于一切宣扬和维护“道统”的说法都要予以批评、抨击，因为在他看来，“道统”观念使一部儒学史成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精神逐渐萎缩的历史。其实，方东美对于道家思想演变大势的看法也类似于此。他认为：“到了战国末期，道家的思想也要转向了，道家从老庄转到田骄、彭蒙、圣到。”[[21]]汉以后的道家，则更是“趋人邪道”，因此他所欣赏的道家思想同样是指以老、庄为代表的原始道家思想。
　　对于原始儒学之外的儒家学说，方东美也并非一概予以否定。例如他虽然批评了宋明新儒家，但他提出中国哲学“四大主潮”论，仍然肯定“儒家、道家、佛学、新儒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四大思想传统” [[22]]。他在阐述“中国哲学之通性与特点”时说：“在中国所讲的几个主要学派：原始的儒家、原始的道家、大乘佛学，宋明以后少数特出的新儒家，都是从这几方面来着想的。”[[23]]就是说，他认为宋明新儒家哲学也体现了“中国哲学的通性与特点”。他还认为“宋明儒出了不少大学问家、大思想家” [[24]]，可见他对于宋明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也还是有所肯定。
　　方东美对于儒家的批评，表明了他与现代新儒家一些代表人物对于“道统”观念的不同态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人宣扬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卫“道统”方能维护儒家思想和民族文化的精神生命，而方东美则对“道统”观念持激烈的否定和批判态度。这正是方东美往往不被人们视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原因。而如上所述，在方东美看来，只有否定了“道统”观念，才能真正维护儒家思想的创造精神、开放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精神生命。可见他对于“道统”观念的批评，正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维护。

二：关于方东美对道家的赞扬
　　方东美确实不仅在个性上富于道家气质，而且在思想上欣赏道家哲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认为他是“当代新道家”呢？根本的原因在于，方东美对于当代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的看法以及改变这种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决定了他尽管十分向往道家空灵超脱的精神境界，但就学问根本而论，他并没有采取道家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准则，而是归宗于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己成物之教。
　　方东美对于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持悲观态度。在他看来，当代人类正处于文化上的“黑暗时代”、“灾难的时代”，中国文化当前也是“百病丛生”。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实在心有所不甘”而企求改变之。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己成物之学十分符合他改变现实状况的要求。他说：“儒家豁达大度，沈潜高明，兼而有之，其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处处通达，造妙人微，期能践验高超理想于现实生活。”[[25]]儒家强调人应当努力使自己的价值理想实现于现实人生，这种既“高明”而又“沈潜”、“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价值追求，使儒家思想能够在社会现实中发挥“治国平天下”的作用。方东美对于《中庸》的“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话作了如下阐释：“‘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先把自己鲍生命理想完成了，然后‘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再充类扩展，把一切人的生命精神的理想，予以完成。这是人类生命创造精神普遍的完成。而后再发挥同情心，实现到宇宙的万类，也能够‘尽物之性’。把自己生命理想完成了，同类的人类的生命理想也完成了，在宇宙里面一切存在的理想，理由，都实现了，……生命不是萎缩的而是开放的，是扩充尽类的创造过程以及它的结果。这一种精神是从孔子到曾子，再由子思到孟子的儒家一贯的精神发展。”[[26]]这种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志向，决定了儒家不满足于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解脱，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正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中国人历来“不以遗世独立为尚，冀能免于与世界脱节，与人群疏离之大患”[[27]]。道家的追求则与此不同：“道家陶醉于诗艺化境，……放旷于空灵意境之中，逍遥自得，宛似太空人之翱翔太虚。”[[28]]方东美指出，道家哲学“只是一个超越哲学” [[29]]，并说庄子的可批评之处就在于“他醉心于离世独立，而轻忽了世俗的生活”[[30]]。他还说，其实“‘内圣外王’四字，首次出现在《庄子·天下篇》中”，但实际上庄子醉心于精神超脱，轻忽了世俗生活；儒家则真正以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立教，这样一来，“内圣外王却完全代表儒家思想的精髓。”[[31]]因此方东美尽管十分赞赏道家的精神追求，但一旦面对在他看来函待改变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时，他就认为道家“太超脱”，而推崇“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家思想。
　　对于哲学，方东美注重的是形上学即本体论。他对于儒、道、墨三家的形上学都予以肯定（但认为墨家“形上学气息比较薄弱些”）。就儒、道两家而言，可以说他更加欣赏道家的形上学境界。他说儒家只讲“有”，只讲“本体论”，而道家则不仅讲“有”，还讲“无”，即还讲“超本体论”。但他认为，儒家形上学自有其重大特色：
　　儒家形上学具有两大特色：第一，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流衍变化，万物由之而出。（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第二，强调人性之内在价值，翕含辟弘，妙与宇宙秩序，合德无间。（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简言之，是谓“天人合德，’）。此两大特色构成全部儒家思想体系之骨干，自上古以迄今日，后先递承，脉络绵延，始终一贯。表现这种思想最重要者莫过于《易经》。孟子与荀卿继起，踵事增华，发扬光大，除了补充一套极富创造性的形上学思想之外，更发挥了一套“哲学的人类学”之基本理论（按即“哲学的人性论”是也）。[[32]]
　　儒家形上学肯定了“天道之创造力”和“人性之内在价值”，肯定了“天人合德”、人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儒家的“哲学的人性论”（或称之为“哲学的人类学”），认为人性具有“内在的潜能”和“可使之完美性”，人们只要将其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践验高超理想于现实生活”。儒家形上学的特色表明，它具有利进现实人生的积极作用。

二：关于方东美对道家的赞扬
　　方东美确实不仅在个性上富于道家气质，而且在思想上欣赏道家哲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认为他是“当代新道家”呢？根本的原因在于，方东美对于当代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的看法以及改变这种现实状况的强烈愿望，决定了他尽管十分向往道家空灵超脱的精神境界，但就学问根本而论，他并没有采取道家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准则，而是归宗于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己成物之教。
　　方东美对于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持悲观态度。在他看来，当代人类正处于文化上的“黑暗时代”、“灾难的时代”，中国文化当前也是“百病丛生”。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实在心有所不甘”而企求改变之。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己成物之学十分符合他改变现实状况的要求。他说：“儒家豁达大度，沈潜高明，兼而有之，其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处处通达，造妙人微，期能践验高超理想于现实生活。”[[25]]儒家强调人应当努力使自己的价值理想实现于现实人生，这种既“高明”而又“沈潜”、“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价值追求，使儒家思想能够在社会现实中发挥“治国平天下”的作用。方东美对于《中庸》的“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话作了如下阐释：“‘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先把自己鲍生命理想完成了，然后‘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再充类扩展，把一切人的生命精神的理想，予以完成。这是人类生命创造精神普遍的完成。而后再发挥同情心，实现到宇宙的万类，也能够‘尽物之性’。把自己生命理想完成了，同类的人类的生命理想也完成了，在宇宙里面一切存在的理想，理由，都实现了，……生命不是萎缩的而是开放的，是扩充尽类的创造过程以及它的结果。这一种精神是从孔子到曾子，再由子思到孟子的儒家一贯的精神发展。”[[26]]这种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志向，决定了儒家不满足于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解脱，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正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中国人历来“不以遗世独立为尚，冀能免于与世界脱节，与人群疏离之大患”[[27]]。道家的追求则与此不同：“道家陶醉于诗艺化境，……放旷于空灵意境之中，逍遥自得，宛似太空人之翱翔太虚。”[[28]]方东美指出，道家哲学“只是一个超越哲学” [[29]]，并说庄子的可批评之处就在于“他醉心于离世独立，而轻忽了世俗的生活”[[30]]。他还说，其实“‘内圣外王’四字，首次出现在《庄子·天下篇》中”，但实际上庄子醉心于精神超脱，轻忽了世俗生活；儒家则真正以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立教，这样一来，“内圣外王却完全代表儒家思想的精髓。”[[31]]因此方东美尽管十分赞赏道家的精神追求，但一旦面对在他看来函待改变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时，他就认为道家“太超脱”，而推崇“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家思想。
　　对于哲学，方东美注重的是形上学即本体论。他对于儒、道、墨三家的形上学都予以肯定（但认为墨家“形上学气息比较薄弱些”）。就儒、道两家而言，可以说他更加欣赏道家的形上学境界。他说儒家只讲“有”，只讲“本体论”，而道家则不仅讲“有”，还讲“无”，即还讲“超本体论”。但他认为，儒家形上学自有其重大特色：
　　儒家形上学具有两大特色：第一，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流衍变化，万物由之而出。（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第二，强调人性之内在价值，翕含辟弘，妙与宇宙秩序，合德无间。（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简言之，是谓“天人合德，’）。此两大特色构成全部儒家思想体系之骨干，自上古以迄今日，后先递承，脉络绵延，始终一贯。表现这种思想最重要者莫过于《易经》。孟子与荀卿继起，踵事增华，发扬光大，除了补充一套极富创造性的形上学思想之外，更发挥了一套“哲学的人类学”之基本理论（按即“哲学的人性论”是也）。[[32]]
　　儒家形上学肯定了“天道之创造力”和“人性之内在价值”，肯定了“天人合德”、人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儒家的“哲学的人性论”（或称之为“哲学的人类学”），认为人性具有“内在的潜能”和“可使之完美性”，人们只要将其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践验高超理想于现实生活”。儒家形上学的特色表明，它具有利进现实人生的积极作用。

三：结语
　　以上是笔者拜读胡文后所产生的一些想法，内容也是围绕着胡文所涉及的两个方面，即方东美对于儒家的批评和对于道家的赞扬。其实，能够表明方东美哲学思想理论归趣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此没有展开讨论，那就是他对于《周易》所代表的儒家哲学的创造精神的大力阐扬。他认为，儒家思想既有以《尚书·洪范》篇为滥觞的因袭守旧的一面，更有以《周易》为源头的创造革新的一面：“孔孟荀原始儒家思想在创造这一方面是很大很大的”[[39]]。他认为原始儒家形成了一套极富创造性的形上学思想，《周易》提出了“万有含生论”的自然观即生命哲学的自然观，生命的本性是不断地创造奔进，因此《周易》的根本精神是生生不已、运转无穷的创造精神。在他看来，《周易》不仅是儒家哲学而且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源头，它的“生生”之理奠定了儒家哲学乃至全部中国哲学作为生命哲学的基调，奠定了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精神。简言之，方东美尽管对儒家、道家、墨家、佛家哲学各有推崇之处，但是他归宗于以《周易》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的创造精神，并对这种创造精神予以多方阐述、热情弘扬。
　　方东美在耗费其晚年十载心血写成的《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一书中，以如下一段话作为该书“儒家部分”之总结：
　　对中国人而言，儒家式之人格典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巍巍然、高山仰止，宛若一座绝美之艺术 雕像杰作，透过种种高贵之人生修养功夫，始底于完成者。其生命、笃实光辉，旁皇四达，由亲及疏，由迩致远，“致广大而极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世人对之，如众星之拱北辰，于精神气脉上，深相默契，于道 德志节上，同气相引，浸溃既久，不觉自化，而日进于高明峻极矣。……此其所以能使中国得以出斯人、于斯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于自然天地与夫人伦社会之中，平地拔起，而开辟出一侠情适性之“德性民主”领域，复不断地提升之，超拔之，使臻于更高明、更完善之伦理德性文化理想境界者也。顾我华族，自孔子行教以来，其历史文化慧命得以一脉相承，绵延赓续，垂数千年而不坠者，实系赖之。[[40]]
　　这使我们感到，方东美毕竟是儒家中人。虽然他对儒家的批评和对道家的赞扬使他的儒家色彩表现得不像现代新儒家其他代表人物那么纯粹、鲜明，但从学问归宗来看，他还是属于现代新儒家行列的。方东美论儒家时，曾借用《荀子·儒效》的说法，将古代的一些诗人称为“雅儒”。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一说法，将学者和诗人的方东美视为一位富于道家气质的现代“雅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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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5页。
　　[[2]] 胡军《方东美哲学思想的道家精神》一文，载《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1期，以下简称胡文。
　　[[3]] 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l985年版，第207页。
　　[[4]]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l985年版，第6页。
　　[[5]]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l985年版，第17页。
　　[[6]]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l985年版，第7页。
　　[[7]]《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第142页。
　　[[8]]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34-135页。
　　[[9]]《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第142-143页。
　　[[10]]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l985年版，第9页。
　　[[11]]《方东美演讲集》，第116页。
　　[[12]]《方东美演讲集》，第114页。
　　[[13]]《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2页。
　　[[14]]《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2页。
　　[[15]]《方东美演讲集》，第114页。
　　[[16]]《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5页。
　　[[17]]《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5页。
　　[[18]]《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36页。
　　[[19]]《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16页。
　　[[20]]《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44页。
　　[[21]]《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211页。
　　[[22]]《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39页。
　　[[23]]《方东美演讲集》，第61页。
　　[[24]]《方东美演讲集》，第114页。
　　[[25]]《方东美演讲集》，第45页。
　　[[26]]《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210页。
　　[[27]] 方东美：《生生之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15页。
　　[[28]]《方东美演讲集》，第45页。
　　[[29]]《方东美演讲集》，第56页。
　　[[30]] 方东美：《生生之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73页。
　　[[31]] 方东美：《生生之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74页。
　　[[32]]《生生之德》，第288-289页。
　　[[33]]《生生之德》，第397页。
　　[[34]]《方东美演讲集》，第77-78页。
　　[[35]]《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41页。
　　[[36]]《方东美演讲集》，第31页。
　　[[37]]《方东美演讲集》，第268页。
　　[[38]]《方东美演讲集》，第53页。
　　[[39]]《方东美演讲集》，第115页。
　　[[40]] 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台湾成均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