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珣研究的“现实主义”

软硬，远看伊斯兰教──唐太宗引进阮尕斯等几百人年轻人辅佐，并没有上战场，是搞“软的”──按回民习俗在城边修教堂，看阮尕斯等人带回民作礼拜和讲经，其意义在与隋唐先引进的佛教“软的”高高在上不同──佛教寺庙多建在远离人市的山寨，讲经和伊斯兰教联系本土所属听众切身的生活、违规，关注不大──反之，对唐太宗要的“硬的”，即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显然佛教要比回教差得多。

那伊斯兰教起源于何时呢？为啥与“硬的”动武有关──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系阿拉伯语音译，为“顺从”“和平”原意。信奉的人，统称为“穆斯林”。但在《盘古王表年表》上，伊斯兰教其实起源很迟──成功就相当于唐朝初年，与唐太宗登基同时──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由麦加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创传。唐太宗要学穆斯林部分手腕。

6世纪末至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正处在原始氏族部落解体、阶级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伊斯兰教的兴起，是阿拉伯半岛各部落要求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和实现政治统一的反映。穆罕默德创传伊斯兰教，在宗教革命的旗帜下，领导了阿拉伯的社会变革运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就生于麦加城古莱什部落哈希姆家族。

622年9月穆罕默德同麦加穆斯林迁徙麦地那，标志着伊斯兰教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630年穆罕默德以麦加贵族违背协议为由，率领穆斯林军队，进逼麦加城下，以艾布·苏富扬为首的麦加贵族被迫请降，接受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麦加全城居民宣布归信伊斯兰教。631年末，半岛各部落相继归信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领袖地位，基本上实现了半岛的政治统一。

632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至此，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半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进入“四大哈里发时期”，随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征服，伊斯兰教向半岛以外地区广泛传播，史称“伊斯兰教的开拓时期”。661年起，伊斯兰教进入阿拉伯帝国时期，历经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地跨亚、非、欧三大洲，伊斯兰教成为帝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传闻628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不久就梦见“穆罕默德”，也是因为有传闻“穆罕默德”征服对立派了不得。消息传到唐朝，正合唐太宗统一中国学习的口味。

2、为啥回族称“回”有多说？

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无论是什么民族，不管怎么说，都不可能是“化外民族”，脱离中华民族群体──经过世代的生息繁衍，大家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管信仰何种宗教，共同热爱我们的祖国才是硬道理──今天的回族与历史上的回纥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维吾尔族，但为什么不叫维吾尔族“回”，而叫“回族”人“回”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些复杂。首先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历史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唐初，陆上与海上基本都可同步进行，但海上似乎要比陆上早一些，即一般认为是在公元651年（唐朝永徽二年），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泉州、广州等地。那时是伊斯兰更称“威”的时期，距离“穆罕默德”很近称“威”传过来的正教，当时主要是一些阿拉伯商人，士兵和阿訇──据《闽书》记载，唐武德中来朝，“穆罕默德”徒弟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而陆上的传入，似乎是在安史之乱，阿拉伯帝国帮唐朝平乱。之后，其军队中有一些人不想回去了，唐朝的皇帝便将他们安置在了中原，其宗教也便被由陆上带入中原。但这并未形成规模和什么气候。

回顾有说回族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回鹘人，唐代迁往葱岭以西，和中亚、西南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伊朗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以及中亚其他各族人，在融合过程中, 回族中的“回”来源于“回回”，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隋唐时期的胡人、蕃客、胡商，实际主要是指来自波斯和中亚地区的人群。这些胡人有侨居也有定居，定居所住的地方叫“蕃坊”，这就是回族习惯把聚居地称为“回坊”的来由。侨居的则来往于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从事商业活动，从事经商的胡人蕃客，会选择寒冷季节到来前赶回去，气候转暖时再回来。回族民间有说法认为，这是被汉语人群称做“回”或“回回”的原因。国内史学界则多认为“回回”是“回纥”、“回鹘”的异写或音转。唐代的在华胡人中，还有波斯和中亚小国的一些王族和平民，他们是为躲避阿拉伯人的侵略，逃亡而来。

在宋朝，才是真正传入伊斯兰教──这是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大致是公元九世纪中叶前后，由漠北回鹘西迁到葱岭以西的一支，再联合当时在这一带地区活动的其他民族和部落联盟，如样磨、葛逻禄等创建的一个地方政权。这个地方政权是中国古代最西边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是向宋朝中央政府朝贡的。但王朝建立之初，也并非伊斯兰国家，而与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等游牧汗国类似，他们最初是萨满教教徒与拜火教教徒，也有一些摩尼教徒与佛教徒。第一位改宗伊斯兰教的大汗，是第三任大汗萨图克·博格拉汗。萨图克去世后，其子穆萨继位，称阿尔斯兰汗，驻喀什噶尔，继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法统治，在王朝各地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建立清真寺、经文学校和麻扎，使今天新疆地区的不少民众改宗了伊斯兰教。但是这只关乎今天新疆地区的维吾尔等民族，与回族人的关联不大。

总之，元代之前，“回纥”、“回鹘”和“回回”，这三个词在的汉语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界限，几乎是同义词，在不同作者的汉文史籍中通常是交替混用，所指囊括了西域、漠北胡人直至中亚和波斯一带人群，用回回一词称呼，来自回鹘地带还往西的人则显得更多一些。

到十三世纪初叶，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徙到我国来。他们被称作“回回人”，是当时“色目人”的主要部分，后来他们也就以“回回”自称了。即有说回族人的先民，源自介入蒙古军队的西征，共有三次，将蒙古帝国的铁蹄遍及欧亚广大地区：蒙古第一次西征，1219--1224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率军与花剌子模国进行的一场战争。蒙古第二次西征，即蒙古汗国的第二次西征，1236--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蒙古第三次西征，1252年--1260年元宪宗至世祖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率领10万大军攻波斯的战争。在蒙古人的所到之处，大量的当地居民被征发并随蒙古军队东来，这就有历史上“回回人”的一说。

而且元时，“回回已经遍天下”了。因为是从西域而来，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又与西域的一些民众一样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中国古籍，便借用历史上西迁至西域的回鹘人的“回”，为其命名，时间一久便以“回回人”自居了。元代“回回”在官方或汉语史籍中，除了指已经定居在中国境内的回回人外，通常也指的是比“畏吾儿”更西的人群，也就是“葱岭以西、黑海以东”──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以及哈萨克斯坦、伊拉克、土耳其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南宋时，“回回”，除包括唐代的“回纥”、“回鹘”外，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一些民族。

总之，宋元时期，分布在中东部的回回（粟特、犹太、波斯等胡商成分较多）以及部分回纥、回鹘被称为回回人；而分布在漠北一带的部分回鹘、回纥或回回，则联合当地一些民族西迁后形成畏吾儿，还有的发展成为塔吉克、乌兹别克等西域民族。此际，胡人、回鹘、回纥这类称谓，在史书记载中基本消失。“回回”一词明朗起来，在官方的诏谕和汉文记载中凡涉及到民族的一般为“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这类字样。

明代，“回回”和“色目人”在汉文记载中并用。但也有使用“回辉”的现象，如呼和浩特清真寺内，存有“洪武皇帝御制回辉教百字”碑。“杭郡重修礼拜寺记”也有“回辉氏”一语。回族一词做为民族称谓，目前有据可查的是出现在清乾隆时代。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叙述哈密人口向肃州地方迁徙的三族者：曰维吾儿族，其人与汉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与夷同；曰白面回回，则回族也。再往后的年代，“回族”做为民族称谓使用越来越普遍，仅在官方记载中的例子就不胜牧举。总之，从宋元以至明清期间，除了明代的撒拉等族外，凡是从这一地区入华的商人、工匠、军士、学者等，几乎都自然的归入回回人里。历史长河中这一地带分分合合，时而统一为一个国家，时而分裂为诸多小国，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在语言和文化的细部上存有差异，但整个文化面貌和人种上则大体一致，也都有禁食猪肉等古老的西域民族传统。

到了民国，“回”的概念似乎更大了。甚至一些学者，将其解释为“信仰回教（伊斯兰教）的中国人或中国人民”。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今天所说的“民族”这一概念，是在民国时才传入中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叫回教。把信仰回教的人称为“回民”或者“回族”是不科学的，如维吾尔族与回族之间，除了宗教的相同，在民族的起源上的差异没有什么认同感的。如果把信仰回教的人称为“回民”或者“回族”，那么是否信佛就可称“佛民”或佛族呢？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回族才被确定为中国独有的一个民族，与维吾尔族彻底区分开来。维吾尔族亦是。但李珣研究联系“回族”，五代十国以后的变迁，都与李珣的认知无关。而发现“回民”远古先祖源于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时的古郪国人有关，正是李珣。

3、《山海经》中郪国与回族新说

徐道一教授说：“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争议较多”。例如，四川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曾认为：中华文明是“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 ──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他并以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盆塞海──海啸有关联的假说。理解让这种文明失落证据的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

《李珣年谱》可循，回族先民李珣（公元896--960），不是唐朝宗室大臣，唐睿宗李旦之孙，宋王李宪之子的李珣（？~737年）。唐睿宗之孙的李珣，出生在长安，民族族群是汉族。公元896出生的李珣，出生地是在今四川三台的郪江镇──五代十国时前蜀的郪江镇，是回族先民较集中，繁华程度仅次于成都的一个大县大集镇。

查看地图，郪江镇在三台县与中江县交界处的郪江河边，河虽不大，但长且支流多；上游有“鲁班水库”、“继光水库”和“响滩子水库”，下游有“四五水库”、“寸口塘水库”、“星花水库”和“元兴水库”。如果以郪江镇为中心，到广汉三星堆的距离为半径画圆，那么圆弧西边圈线外靠近成都金沙遗址；圆弧东边圈线内靠近盐亭金孔区的嫘祖故里和临近的盘古故里──三星堆的文物与此地转移有关吗？

传闻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时，郪国都城郪江镇主要从事远古联合国的青铜器等生产制造、发放销售、回收。这部分先民早来往于郪国和阿拉伯地区──来来往往，“郪”同音于“妻”，与妻子回娘家的习俗相似，也许“郪国”得名，就源于郪王城住着的是大多数家庭是远古联合国上层的内亲，掌握着贵重交易品的制造、发放和远洋贸易。但在盆塞海遇自然灾害不断，并干涸后随着权力中心的转移，和在人类第二次分散向世界各地的迁徙转移时期，郪王城的大部分能工巧匠和生意人，成为指导指引一批一批的蜀人，并跟随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去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向导。

直到《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武帝时期希望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派遣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的拓展成为之一的十分重要的客观后果。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张骞任皇宫中的郎官。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正当张骞一行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全部被抓获。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公元前129年，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张骞到大宛后，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大宛王本来早想与汉朝通使往来，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由大宛送至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在公元前128年动身返国。但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张骞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共历13年，带着100多人只剩下他和堂邑父，还有他的匈奴妻子三个人回来，但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被武帝封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

公元前115年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回到汉朝后。第二年张骞死去，但此后汉同西域的关系仍进一步发展，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例如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 ──绵阳“涪翁”们在涪江和安昌江交汇口的天然三江半岛小平原，授命建立国家秘密的军马养殖场，就是那时开始的。

这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时，郪王国都城迁徙转移到安息国等西方的回族先民的帮助也有关。他们也知道郪国临近盐亭的西陵国，是嫘祖改良女娲时被当为货币生产的丝绸，转型开发普及为高价值的丝绸商品的。因大宛以西到安息国等西方，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铜、铸铁。是汉朝的使臣、散兵和郪国来回的“回回”人，把这些技术传过去的。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文明的贡献甚大。这有书为证，据《山海经》卷第十六记载：“有赤国郪氏，有双山”。

《华阳国志•郪县》载：“郪县有山原田，富国盐井，濮出好枣，特好入贡”。郪江古镇，也是春秋时郪国都城。据《太平寰宇记》载：“汉旧郪县城在今县(指今三台县城)南九十里，临江，郪王城基址现存，以郪江为县名”。郪江崖墓群系中国四大汉墓群之一，199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郪江汉墓，散落在以郪江镇为中心的河湾山峦间，主要分布在金钟山、泉水坝、松林嘴、天平土、银杏沟等处，经普查有上万座。墓中石雕形态丰富，有日月星辰，有石头水缸和石灶，也有存放粮食的石壁厨，有造形奇特石横梁和拱顶，还有石猴的浮雕，两室之间的过道门楣上刻了一些牛头面朝洞口。崖墓室洞，互为相通。崖墓的时代早晚不一，多以东汉墓为主，规模大小不一。结构上，多室墓均在中轴线上，一般可分墓道、墓门、前室、中室、后室、侧室和耳室，墓内利用山岩凿有台阶、水沟、壁龛，灶案、柜、棺台、床等附属设施。很多墓有圆雕、浮雕、线刻等建筑装饰雕刻和画像装饰雕刻，还有一些墓内有红色涂料彩绘。

《山海经》卷第十六书中，也有写成“有赤国妻氏，有双山”经文的，即“妻”也作“郪”。有注释说：“赤国妻氏：游牧国犬戎氏族。双山：指双山部落。译文：有一个西周之国，是姬姓的古老国家。有一个叫府谷的集镇，那里是叔均的部落。北方地区有一个海则部落，海则部落是姜嫄地区的部落国。海则的北面是台玺部落，酋长是叔均。叔均创立了台玺并兼并了海则部落国，开始建立国家。包括有游牧国的犬戎氏族，有双山氏族”。“赤国”指远古回族先民会“红铜”生产、制造。“犬戎氏族”──这也是指最早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郪国，转移搬迁出去部分走得不很远，又回迁的回族先民，他们已经成为类似的放牧民族，但没有忘记“用铜壶烧水泡茶喝”的习惯。

“双山氏族”──这是指三台县临近盐亭的“西陵国”──在盐亭嫘祖故里和盘古故里的玉龙镇境内，有著名的“衣落山”，因分有“大衣落”山和“小衣落”山，而称为“双山”──它之所以著名，是从古至今在盐亭，有家喻户晓衣落山《金二伯射黄帝》的传说，还有传闻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是盐亭地区西陵氏金二伯的后代──传说金二伯就叫“金落下”，不但会冶金制造青铜像，而且会观天象。

公元前3148年，金二伯反对嫘祖与黄帝轩辕完婚 ，反对嫘祖改变“远古联合国”领袖人选方法，把政权交让给轩辕氏，把“远古联合国”总部迁移到中原，企图射杀黄帝。因实践证明金落下是错误的，所以传说后来金二伯自觉找到嫘祖和黄帝，跪在他们面前“负荆请罪”。

令人震惊的是，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初定为“金二伯铜像”。原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颜晓亚摄影师，认为很有价值。后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已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

郪国史论在古代川中这块土地上，有没有郪王国？这个问题，在部份人心目中，至今还是一个疑问？有学者研究查考，答复是有的。郪王国的郪，首先见于《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汉高帝置，有郪县。《汉书•地理志》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协和万国’，此之谓也”。《晋书•地理志》说：“晋黄帝行天下，方制万里，得百里之国万区，则《周易》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者也”。由此观之，在战国以前，中国国内的国家，其变化规律是由多而少，由万国而千国，由千国而七国。由小国而大国，由几十里之国而兼并成数千里之国。

郪王国在上古时代，当是万国中的一个。在商周时，当是千国中的一个。从郪王国这块土地最早的人类活动说起──在郪王国这块土地上，多处发现古生物化石，如在郪王城东2公里的鼓楼山上，有古代杉木化石，化石直径约半米。在郪王城东20公里的干坝王，1958年也曾发现恐龙骨化石，直径约二十公分。在郪王城西北七十公里的中江县城东，唐代人曾在玄武山，发现恐龙化石群。在郪王城北五十公里的印盒山挖绵纺厂基脚，在十多米深的羊肝石岩层中发现猛象齿化石。在郪王城东北50公里的双乐乡因修人民渠渡槽，在挖基脚时，在三米深处发现犀牛齿、骨化石。这些都说明在郪王国这片土地上，在远古时代，林木茂密，恐龙爬行，巨兽成群。

在郪王国这片土地上，除古代动物外，还有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在郪王国西南边境约五十公里的资阳县黄鳝溪，1951年曾发现“中国新人化石”，考古学家命名为“资阳人”。人要是活动的，在距郪王城50公里的射洪柳树镇，也曾发现过古人类头骨化石。在郪王城北50公里的县城牛头山下，1971年修人民旅社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经过人工打磨过的石斧。在郪王国城北五十公里的火烧沟，曾发现战国时的铜戈。从古人类化石和古人类遗迹遗物看，郪王国是古人类活动的地方。再从古蜀国疆土看，《华阳国志》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由此可见蜀国领土，东南以江、潜、绵、洛为界。

刘琳教授注云：“江，岷江。潜水，一说西汉水，一说潜溪河。绵水，流经的绵远河。洛水，即什邡石亭江。今之中江、郪江以及涪江中游地区都不属蜀国土地，而是郪国领土”──郪国境内有郪江贯通郪国西南部；五城水（亦名玄武江、中江）贯通西部，至北伍城（今三台）汇入涪江；梓潼水贯通郪国中部、东南部。这些河渡两岸都是大小不同的冲积平原。在渔猎时代，有充足的鱼类、鸟兽，足以养活郪国人民。在农牧时代，有充足的粮食和畜产品养活郪国人民。

郪国境内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首先是盐。《华阳国志》说：“郪县有山原田，富国盐井”。富国，当是郪国的产盐丰富区，赵宋时，置“监”就是以《华阳国志》所说的富国命名。监在今三台县南90里，即今安居镇。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郪县有盐井26所；通泉有盐井13所，以赤车盐井为最著名。盐亭县也因近盐井而得名。蓬溪县有盐井13所。其次是铜，战国以前以铜器为主，铁器自春秋时，才开始使用。据记载郪王国产铜的地方很多，《元和郡县志》说：“飞乌县，本汉郪县地，哥郎等八山，并出铜矿”。“铜山县，本汉郪县地，有铜山，汉文帝赐邓通蜀铜山铸钱，此盖其余峰也。历代采铸。调露元年，因废监置铜山县”。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时铜山县都还有“一铜治”。再次是铁，铁在郪王时可能才开始采用，其境内蕴藏有铁。通泉县，有“三铁治”。东关县（后并入盐亭），有“一铁治”。 在商周时期，郪人的祖先濮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

现在再来看郪江古镇，位于四川三台县城南47公里处，南临郪江，东滨锦江，建于两江汇合处，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有7000多年历史的老镇，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随之游牧的郪国和双山族的西陵国上层之间，即使曾经有过小摩擦也被淡忘。这时还有《资治通鉴》卷八十五载：很早以前，郪人先祖还有从云南迁徙来到巴国和蜀国之间的回民濮人，在郪江河边建立了郪王国。这时古郪国在巴国和蜀国之间的蜀国东南边。《三台县志》载：商周时期，郪国人的祖先濮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周武王伐商的公元前1066年，武王姬发载着文王木主去伐纣，二月底攻入朝歌城灭商。

濮人参加武王伐纣战争后得到封赏，势力和支系都有很大发展，大部分人留在今天的三台、中江县一带。在春秋战国时，这里也仍还是郪国的都城。但在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夫张仪、都尉司马错，奉秦惠王之旨从石牛道南下伐蜀，途中“顺便”灭了郪国。秦以蜀国土地建立蜀郡，以成都为郡治，郪为蜀郡所辖之地，不再是一个独立王国。

再到西汉高帝的公元前201年，又置郪县，以郪国首都为县城，以郪国的郪为县名。后西汉又析郪县，建立广汉县。到东汉，析广汉县地置德阳县（即今遂宁）。晋又析德阳县，置小溪、巴兴二县。到两魏，以小溪为方义；改巴兴为长江县（今蓬溪）。到三国时，蜀汉建兴的公元224年，又分广汉郡，建立东广汉郡；东广汉郡城治所，初设在郪县。后蜀汉时，又析郪县置北五城县、盐亭县，建立五城县（隋改玄武即今中江）；改原广汉为通泉。到西魏，析郪县地置射洪县（治今金华镇）。到晋朝开始的公元265年灭魏后，仍置郪县，县城也在今郪江镇。南北朝时，南朝刘宋时仍设郪县。到隋朝开皇的公元593年，改郪县为飞乌县，治所在郪江镇。后移县治于今中江县南飞乌镇。到元代时，古郪江镇还作过四川的省府。清雍正的公元1734年，郪江镇遂由中江县划归三台县。

4、古郪国回族新说解三星堆考古之谜

把今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古青铜器等遗物，不看成全是当时当地用的祭祀器物或当地上层使用的东西，而定位于是在远古郪国境内回族先民收购转移，先后集中在三星堆境内。直到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夫张仪、都尉司马错伐蜀灭郪国建立蜀郡，以成都为郡治等各种社会、自然原因，才停止销毁、转移而被埋藏留在今广汉地区的。

如果懂得回族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自然灾害仍频繁，加之远古联合国的权利中心转移到中原，那些没迁出盆塞海山寨城邦留在郪国和西陵盐亭等境内数百座古山寨顶上，类似小议事厅、观象台、祭祀神庙内的青铜等祭祀器物，以及山寨半山腰大围坪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内的青铜、玉器等用具，留下已失去原有意义和价值；这时曾是铁杆的古郪国和远古联合国上层内亲的回族先民，不走，收拾残局就成了意料份中之事──收购转移、埋藏销毁曾掌握从事贵重交易品的制造、发放和远洋贸易的古青铜器等遗物，是内行也是寄托哀思。

1）纽约州立大学常炳功教授解释他的“时空阶梯理论”时曾说：“中国的青藏高原以及地貌的特征，地球大气场导致嫘祖--黄帝及其以前时代的文明所在地就是四川。三星堆文明的挖掘，可能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格局，进一步有力佐证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的源头──包括埃及金字塔群、大西洋亚特兰蒂斯遗址、玛雅文明遗址、三星堆遗址、诺亚方舟遗址等”。但“时空阶梯理论”其实更多体现在“科学”、“科斗”上──科技世界是统一的；科技突破出现阶梯，分成“软件”和“硬件”也是统一的。

例如，华为通信技术的家底之复杂是难以想象的──5G智能手机高级芯片“鸿蒙”是科技圈里十足的热点软件，这其中既有华为自行设计在重压下的自救，也有大众对国产操作系统的希冀。“鸿蒙”尝试构建自主操作系统，并向谷歌的安卓系统发起挑战。这是展望尖端科技跃进的一个阶梯，但光有软件设计先进还不行──没有代工生产，或缺少一些虽不起眼、但生产难度高的各类小硬件的支撑，或此专利储备不足，在美国的打压封锁下，开始一段时间，华为国内自行生产“鸿蒙”高级芯片，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即“软件”的提升需要，“硬件”的提升也需要。其次，时空阶梯理论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的差异，如职业技术院校，即使两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相同，但因东部和中西部所处区位不同，也会导致职校与企业多少关联度不同。

由此人们对职校的期待也不同──东部发达地区具有产业集群的优势，且产业链完整的企业多，当地职校与企业之间可实现深度合作。同时中西部地区，也不如东部发达地区的职校毕业生，愿意去企业工作──一是当地企业众多，可选择空间较大。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结构较强，员工进入企业后具有比较明确的升迁预期，可以从一线普通工人逐渐成长为高级技术工人，吸引力强。

2）时空阶梯分层在考古学上，科学硬度体现在尖端，差别惊人为啥？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斯万特•帕博教授为例：他因掌握在实验室开发研究古DNA的技术，能为解决DNA污染的问题，能在细菌中克隆从木乃伊身上提出来的DNA，搭建起世界上第一个古DNA研究的超净室并设计出超净室的工作规则，由此他的超净室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古DNA研究实验室的标准配置。

如《参考消息》网2021年3月17日报道：帕博教授从尼安德特人骨头中提取到DNA样本进行分析，发表相关论文说：遗传自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DNA4人类祖先基因的一部分现代人，能够减轻新冠病毒感染症状或可抑制新冠病毒──“西方优秀”了不得。

如今帕博教授，到达为所欲为的地步──他能坦陈自己是诺奖得主的私生子，公开宣布自己是双性恋者。为啥？帕博教授被主流媒体如《知识分子》等宣传为：他致力于探索现代人类与古代人类的关系、古代不同人群的关系，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中的一个又一个谜团──30多年来，帕博以分子生物学分析基因序列，推演人类起源、进化、迁移，1997年以来他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更是做出了举世无双的贡献──他发现智人的祖先曾经与尼安德特人杂交，并将一部分DNA留在了现代人体内，这能推动人类对自己的了解──他从找到的智人骨头中提取了目前为止最古老人类的DNA，有利于研究现代人是如何在地球分布开的，同时还有助于破解早期人类的迁徙之谜。

又如他从西伯利亚西部发现的距今约4.5万年的人类股骨化石上，提取到迄今为止最古老的现代人全基因组序列。所有参加今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的专业人员和大学的考古实验室，有一个超过帕博教授的技术吗？从古到今“武斗”和“文斗”，在古代是派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扩大领地的主要手段。如元朝蒙古国攻占了半个欧洲和中东，波斯国攻占了半个欧洲和非洲，到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攻占了很多领土，但他们的“武斗”和“文斗”都没有守住。

由此比较现代“科斗”的加入，类似如今德国的帕博教授，他的一个“科斗”却能征服东西方世界，为啥？因为“科斗”虽也存在派斗，但对立的实验可以相互检查印证。早在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发表的广义相对论，说光线经过附近的星球，路线会发生弯曲。英国和德国当时是敌对国，但英国派出去考察的科学家，证实爱因斯坦是对的后，就向世界宣布了，反而让德国很被动。

所以“武斗”、“文斗”与“科斗”终将是统一的。如中科院《地球化学》主编孙卫东教授说：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电子时代”的人类社会划分，这正对应常炳功教授说的“时空阶梯”──这种阶梯的“科斗”，会冲击“武斗”和“文斗”，图类似帕博教授那套顶尖的解决古DNA污染的实验室全基因组测序的技术。

但三星堆考古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如采用微量元素示踪古代青铜器铜放射性元素检测，来确定生产时间；以及与多处铜矿出产的铜对照的办法，也能搞清楚三星堆出土的价值连城的青铜器、玉器等在中国的来源──虽然这也高科技，但在国内懂这方面的专家以及实验室更多。问题是，远古巴蜀盆塞海的消失，中华上古史只说五千年，古代为巩固中原的长期派斗教育，很多四川人去寻根，也只认远祖是外省人；很多外省人寻不到根，无意中爱国成了外国亲。如孙卫东教授说：“从青铜器、甲骨文、战场到复合弓、小麦、圈养牲畜等，商朝文明先是在河南郑州附近出现，然后逐渐拓展。就像数百年前的欧洲人移居美洲一样，我们的祖先从古埃及带着青铜等一批先进的技术，漂洋过海，来到我们现今中国这片土地，在新的土地上创造出了殷商及后世的灿烂文明。商朝先民可能在马来半岛等地居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带来热带海洋独有的如贝币和用于做甲骨文的马来龟”。

他还说：“三星堆距离金沙要近很多，这似乎说明殷商青铜器是可以用战争或者商业交换来解释的。两者铅同位素组成不在一条演化线上。退一步讲，即使殷商的青铜器来自三星堆，三星堆青铜器是如何起源的？有一些人认为三星堆来自古埃及：金沙就是沿用了古埃及的‘吉萨’的名字。如果三星堆真的来自古埃及，我们与古埃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说明我们中华文明是向古埃及学的，比古埃及人落后？”──所以在三星堆出土的考古铜器，出自哪里的国内？川外川内的学者有争论是好事──搞清楚了，是一举两得。

【6、放射性元素考古猜想海药难度】

铜元素有多少种同位素

李珣写《海药本草》一书，对“海药”的认识有没有难度──类似三星堆对青铜器的考古，铜同位素分析法是一种新兴的考古示踪法。尽管自然界铜同位素的变化较为复杂，且铜同位素地球化学还处于形成发展阶段，但铜同位素分析法在含铜器物的产地研究中，随着铜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的深入及分析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铜同位素分析法在考古研究中，已显示出了较好的应用前景。

这说来容易，实际是门绝活。类似高层混凝土住房年久，楼层地板或墙壁内埋藏的冷、热水管漏水，让居民很头疼。能破坏少地很快找到冷、热水管漏水处是绝活──也类似顶尖技术──说来不难，文化要求不高，由于掌握此技术的人少，并不每家经常都需要，就显得“顶尖”；其次也更需要测漏水的红外或听声仪器工具──这也把科技的尖端凸迟来。例如，各种铜同位素及其化合物的放射性测定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铜有多少种同位素？有说“铜有两种天然同位素63CU与65CU且两种的比列为3:1”；其丰度值分别为69.17%和30.83%，还有一个放射性同位素“Cu，其半衰期为12.9小时。相对原子质量为63.546”。由于高分辨多接收器等离子质谱的问世，应用"Z/"Zn来进行同位素分馏校正可以精确测定“Cuf*Cu比值。

铜作为过费金属参与成矿作用和生物作用过程，铜同位素示踪根据测定的数据，表明自然界“Ca/"Cu存在210000的变化。而且铜实际有29个同位素。只是63Cu和65Cu很稳定，它们的自旋量子数都为3/2。其他同位素都有放射性，其中最稳定的是67Cu，半衰期61.83小时。已确定7个亚稳态核素的特性，其中68mCu半衰期最长，为3.8分钟。质量数64以上的核素发生β衰变，质量数64以下的核素发生正电子发射。64Cu两种衰变都会发生，半衰期12.7小时。62Cu和64Cu有重要应用。62Cu在62Cu-PTSM中用作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放射性示踪剂。由此来看李珣家乡古郪国回民，认识铜的过程。

1、比较铜同位素示踪法与三星堆及郪国

考古学家发现以色列在7000年前有采铜矿坑──在铜石混合时代或者红铜时代，红铜是比较纯的铜，质地软，熔点高(1084.62 °C)，不适合做切削工具，但做面具面罩适合──《山海经》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形，这有一部分是远古联合国各地节庆、舞蹈风俗等带面具表演化了的人物、动物和植物，以后被传说演化成真人真事。

这不实际；今天在北川县羌族群众跳“锅庄舞”，就还保持带怪状面具的习惯，可见一斑。青铜是红铜与锡及铅、锌的合金。相对于红铜，青铜的熔点大幅度降低、易于熔融铸造。与红铜不同，青铜不仅需要冶炼铜，还需要冶炼锡、铅、锌等金属。目前公认青铜时代始于6000年前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其实是古郪国先民传到那里及以色列的。也许目前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在青铜器矿料来源研究中还有应用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模拟熔铸青铜器，对它们的放射性微量元素作多元统计分析，若舍弃冶炼后富集于炉渣中的亲石亲铁元素，而仅选取富集于铜料中的亲铜元素及一些凡具有亲铜性，又具有亲铁性元素的成分数据，就能较好地区别不同产地的铜矿料吗？

2021年3月28日《江南都市报》记者李巧报道：三星堆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的数十件造型奇特精美的青铜器宝物，与江西樟树吴城遗址一样──这些造型奇特的金杖、青铜神树、金面罩等，只占据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一小部分；和青铜神树同时出土的青铜尊，都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几乎一样。吴城文化研究学者彭印教授说：“不论是‘三星人’还是‘吴城人’，实际上都是先秦古人在当地留下的活动遗迹。他们与当时的中原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当时长江流域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

2012年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主任金正耀教授，在《中国铅同位素考古》撰文称：四川三星堆和江西吴城两处遗址所出的铜器都属于特殊铅器物，都使用了同一来源的金属原料。三星堆、吴城冶炼青铜器时采用的矿产原料，是一个地方产出的。而位于江西瑞昌铜岭的商周铜矿矿冶遗址作为考古所见商代唯一一处采铜遗址，既可能曾向四川三星堆输送炼铜矿石，也很可能是远在中原商王朝王室的“御用”铜矿。通过同位素测试研究，发现出土于河南安阳，即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中的青铜器，有一部分可能是用位于江西瑞昌铜岭的铜矿石铸成的。对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汉中城洋、吴城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成分作比较分析，也发现在上述所有商代遗址中只有三星堆和吴城出土的青铜器测试数据显示，它们都含有同一种“髙放射成因铅”的特殊铅，又叫异常铅。“即相隔千里的三星堆、吴城两地，其先秦古人在炼铸青铜器时集中使用了同一种金属原料”。是吗？

虽然有研究者也指出：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纵目面具、吴城遗址发现的双人神人青铜面具，既与商代大兴巫术的风气有关，也包含了浓郁的本土特色。但在三星堆遗址中，因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数量就超过了一吨，如果按照当时冶炼技术进行统计的话，即便是在附近有矿石的地方，也需要几千吨。虽然现在的四川铜矿石的储藏量比较丰富，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发现与三星堆同一时期的开采痕迹，锡矿更有着不明的来源，也没有发现当地有过冶铸作坊。即便是后来在西周时期以及春秋时期，也没有找到有关于古代铜矿以及锡矿资料的记载。那么存在于这些遗址上的青铜原料到底来自于哪儿呢？青铜器是苏美尔、古埃及文明起始的标志之一，也是其迅速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的主要推动力。与殷墟几乎同时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此前，虽然有青铜器零星出现，但是时代和产地存在疑问。

更为关键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青铜器，其铅同位素与我国发现的其它青铜器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高放射铅同位素只出现在殷商青铜器中。商晚期和周以后的青铜器同位素才在国内都能找到类似组成的矿床。从事铅同位素研究的著名地球化学家，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炳泉教授认为：“国内没有具有这种铅同位素特征的铅矿”。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教授也认为：“在我国境内除了云南边陲的金沙外，没有见到这种铅同位素组成的矿石”。

但对于殷商青铜器高放射成因的铅同位素，金正耀教授还认为：“是武丁王时期，他的妃子之一，著名的女将军妇好能征善战。是她通过征战获得的战利品，或者是从云南金沙附近购买的”。

当然孙卫东教授也有疑问：“真的是我们的祖先从云南南部边陲买来青铜器的原料，或者是通过战争缴获制作了商朝早期的青铜器？云南和河南的殷墟之间相隔万水千山，古人是如何跨越秦岭、长江等天险，到云南南部大量开采、运输青铜原料的？中原地区与四川盆地之间的联系是秦人打通秦岭后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到唐朝时，李白还写了著名的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从四川到云南南部也还有千山万水”。朱炳泉教授和广州大学常向阳教授，因发现殷商早期青铜器的高辐射成因铅，与云南金沙的铅高放射成因铅，分布在不同的演化线上，也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如果商的势力范围内没有制作青铜的原料，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发明青铜技术的？如果不是外来的，就无法解释这些铅同位素数据”。

在国内对三星堆青铜器研究采用放射同位素成因方法，发言有底气的学者，基本上都在发达国家培训过。如博士生导师孙卫东教授，1966生，江苏人。1986-1999年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9-2003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博士。2003-2004年作德国马普化学所博士后、洪堡学者。2004年回国到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现任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深海极端环境与生命过程中心主任。特别是提出过俯冲洋壳部分熔融产富硫酸生富铜金岩浆、磁铁矿结晶还原硫酸根成矿的斑岩铜金成矿理论。他认为，铜可能是人类最早冶炼的金属，是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判别指标。现在公认的世界四大古文明都拥有灿烂的青铜文化。人类最先使用的金属应该是在自然界中能直接找到的，自然铜虽然储量比自然金和自然银大很多，但是分布范围很局限，是富铜流体遇到大量还原物质时出现的，主要分布在美洲。我国峨眉山，也有少量自然铜产出。

但以《山海经》载“有赤国郪氏，有双山”为据，参考《盘古王表年表》，那么从公元前6390-6210年“法天法地时期”的盘古王开始，到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夫张仪、都尉司马错伐蜀灭郪国建立蜀郡的约6000年中，这里以炼制“红铜”开始闻名的“赤国郪氏”这支回民先祖，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数量就超过了一吨，如果按照当时冶炼技术进行统计的话，即便是在附近有矿石的地方，也需要几千吨”的这种能力，应该说还是足足有有余的。

一是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不是一齐在三星堆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生产的，而是古郪国的回回先民在古西陵国和郪国等境内众多衰落山寨城邦收集到三星堆的。如果不是同一地点，也不是同一时间生产的，就不需要大的铜矿场，也不需要大的青铜器生产作坊。据《嫘祖研究》书中介绍，嫘祖养蚕和炼铜技术联在一起，首先是炼铜燃料“杠碳”的发现──在川北地区天生柞蚕的青杠树，木头很硬。把青杠树棒埋土作封闭的窑中经过燃烧炭化，就称为“杠炭”。笔者1956年到罐子沟完小上学，路过玉龙中峰寺一处青杠林山坡，就看见这种大规模燃烧炭化的方法，很惊讶。问其起源，这里有人把笔者带到青杠林半坡一处裸露的石崖下，这里有一个被开挖像小屋大的石腔，崖层是片状叠加的。在叠缝之间不时露出的一小片小片的煤炭板块。笔者后来明白，古西陵国的先民是受此得天独厚启发的发明，还使上古冶铜技术也发生了一场革命──“杠炭”比木炭是一种燃烧时间长并能产生较多热量的燃料，且不说添加那一小片小片的煤炭块一起燃。

其次，这里很早就采用桐籽树把心挖空做成大口径的封箱，大大改善用嘴吹风的肺活量限制。而在盐亭不远的中江、北川、彭县等地都有铜矿。虽然现在看来开采价值不大，但古西陵国和郪国制造铜器时却正适合。在盐亭发掘收藏已有上古铜镜。更有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初定为“金二伯铜像”。后被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所以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应该一件一件分门别类单独作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列出其矿料来源和成品制造时间。以及应对在盐亭、三台、中江、北川等县境内已知道的铜矿场，以及发掘收藏有的上古青铜器，也应该分门别类单独作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搞清楚矿料和青铜器成分，和成品制造时间，以便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作对比才算科学。

而且发表这种考古论文后，要允许有这种能力的实验室作检验。我们说三星堆造型奇特的人像青铜器，不是沿自中原或埃及、中东，而是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自产的。中原或埃及、中东有这类相似的青铜器，反而是远古巴蜀盆塞溃坝或者干涸发生，远古联合国的这类文明向它们扩散造成的。例如，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汉文字学专家何九盈教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首次披露绵阳市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六千年左右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

2、王红旗推证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传奇

更有启发的是，北京专家王红旗教授在2002年第1期《文史杂志》发表的文章说：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极度夸张──对那直径13.5cm，凸出眼眶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cm，眼球中空的纵目青铜人像，他分析认为：有人解释为某种眼疾的病态再现，有人猜测是某种未知习俗的夸张等不对，而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

为啥？王红旗教授的道理是：这种用在眼睛上的测量仪器，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古代真的望远镜，已经被发掘出来却没有被认出来。《庄子·秋水篇》就记有“有管窥天”的说法。《淮南子·泰族训》称：“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射快”。冯立升教授在《中国古代测量学史》中指出，“金目”在汉代又称“深目”，并推测“金目”可能也是窥管一类的测望工具。它是一种有刻度的两节窥管，能够自由伸缩的用于测量距离远近和山峰高低的仪器，它的前身应当就是三星堆青铜面具上的纵目。事实上中国远古时代的测量仪器，可以追溯到伏羲、女娲手中持着的规和矩，如伏羲画卦可能也与方位的判断有关；所谓女娲用绳“造人”的绳，实际上也是一种长度测量尺。

四川阆中有伏羲母亲的传说和有关伏羲、女娲的汉砖画像发掘。川西雅安碧峰峡有女娲的传说。伏羲、女娲故乡有传说在甘肃天水。从甘肃天水到四川阆中、雅安的可行性，是在“立足山海时期”的公元前5070-4170年，属于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他们都类似远古联合国秘书长的伏羲和女娲，也是盆塞海商船队伍的头人、大老板。航海商贸需要“望远镜”，有需要又有独天得厚的材料──川北平武等地有水晶矿石，浙江学者钟毓龙先生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认为，上古黄河曾因地震地裂从剑门关流入四川。可以设想在形成盆塞海之前，随河流冲涮水晶矿石有大小鹅卵石类似水晶镜片，被伏羲和女娲的航海商队人员收购获得，有水晶镜片和竹管，做望远镜不难。

王红旗改写放射性微量元素示踪法的不尽人意，他即使没有海外培训的经历，如果有三星堆、盆塞海联系“珠峰映射原理泛世界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等知识，取得的成就不会大打折扣。如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金正耀和彭子成等利用铅同位素进行考古，先后发表了大量青铜器铅同位素数据，其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具有高放射成因铅。这里的不尽人意，是他们最初使用的是我国在1965年自行设计制造的ZHT 1301电子管质谱，这种质谱测定的同位素精度差，一般在0.1%，而且无法获得准确的204Pb数据。因此他们早期发表的数据主要是以207Pb/206Pb的数据。金正耀教授在日本留学过，彭子成教授做访问学者时，他的合作导师美国地调局R.E. Zartman等人教过的电解法富集铅法──将青铜器渣用强酸溶解后，用铂电极电解，然后在用加双氧水的硝酸将电极上的铅溶解下来。

我国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时，他们的团队协助测定从商代到秦汉的两百多件青铜器和一件锡锭的铅同位素。由于青铜器中铅含量很高，可达到30%，彭子成和金正耀等教授掌握的这类方法，拿到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所实验室，张英臣教授用当时最先进的质谱仪，如英国VG公司的VG-354测定铅同位素；测定结果也证实了他们关于商早期的青铜器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结果，但也仅此而已。

因为1995年英国学者Budd，曾提出古代冶金过程中由于铅的挥发，会使同位素发生很大的分馏。因为做过铅同位素分析，在热电离质谱测定时，铅被加热气化然后电离，这个过程铅同位素可以发生分馏──中国科技大学的陈江峰教授就曾想过这种可能性──如果熔炼过程中，铅被气化了，可以出现铅同位素分馏。最后总结，北京大学教授崔剑锋等考古学家认为：我国古代最早的青铜器，如郑州商城(应该是指二里岗)、偃师商城(应该是指二里头)、三星堆和殷商早期等，都是具有高放射性铅同位素特征的。特别是早期的青铜器，很可能被反复熔炼。因为崔剑锋教授等专门做过青铜器冶炼过程中铅同位素分馏的实验，结论是在冶炼过程中铅同位素，确实可以发生分馏。挥发过程中铅同位素的分馏遵循瑞利分馏原理，其变化趋势与自然界中由铀钍放射而产生的铅同位素变化趋势不同。也就是说，青铜器铅同位素可以用来示踪其源区，也是仅此而已。

【7、中东埃及希腊罗马印度文明时空阶梯】

当代北京著名学者何新教授，1949年生于温州苍南。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历任第7届、第8届、第9届、第11届、第12届全国政协委员（均为专职）。已出版各种专著近百本。

2021年1月6日何新教授在“新浪”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古埃及的伪造》一文中说：现在的埃及人不是所谓的古埃及人。近代现代埃及统治阶级是马木留克王朝的后裔，马木留克不是埃及本土人，是穆斯林阿拉伯王朝雇佣的突厥人，雇佣军。后来突厥马木留克人灭了埃及的阿拉伯人王朝，取而代之。至于阿拉伯王朝建立以前的埃及历史究竟是什么情况？实际上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记载。如果几千年前埃及确实有过本土人和古老文明，那么他们在历史中已经早就被灭光了。那些金字塔和雕像，有西方现代建筑家研究发现许多都是硁石（人工石，简易混凝土）造的，来历不明，时间可疑。但假设它们确实都是远古埃及本土人的遗产，那么这些本生埃及人和现在的埃及人也完全不是一种人。所以现在的埃及人不认识那些什么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什么纸草文书，什么僧侣版世俗版的伪品。

解读所谓埃及文字的，不是埃及学者，而是源自一个天才法国少年商博良，凭一己之力猜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凿空，西方人构造了堂而皇之洋洋大观的上下五千年的古埃及文明史。至于那些什么古代文明的第一王朝、第几王朝，第恩王朝的各种事，以及什么美丽的埃及女妖后云云，可以说都是近代西方人捏造杜撰出来的传奇神话故事。

造假文字的洋人们有一个漏洞。如果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那么象形文字的特点是一字一意思，是无法用字母去做对应进行破解的。所以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大篆和小篆，都无法使用任何字母表来对应破解。目前甲骨文能被学界解读的，不到已发现文字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如果古埃及文字是拼音文字，那么除非埃及字母表、单词表与拉丁文或者其他拼音文字，有明确的语音及词语对应性，否则也是无法破解的。一切纸草文史解读，以及古埃及王朝故事的构筑，都可能根本就是鬼话与捏造。

2021年2月7日何新教授在“新浪”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阿拉伯翻译运动与欧洲文艺启蒙》一文中说：黑格尔《哲学史》第二卷中谈到中世纪欧洲人（包括哥特人、日尔曼人、高卢人、撒克逊人等）本来不知道什么希腊罗马（包括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阿拉伯人教给他们才知道的。在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之间，阿拉伯帝国掀起了一场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翻译运动。这个翻译运动主要是翻译波斯、叙利亚、中国和印度河地区的古代典籍，包括哲学、医学、数学天文地理和技术。大翻译运动9世纪以后由阿拉伯帝国本土，传导到白衣大食统治的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地区。于是古代古老的东方文明，从这里传播到法兰克、日尔曼尼亚和意大利半岛周边地区。这就引发了欧洲人所说的三次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因为古代的欧洲地区以及日耳曼和哥特人等白人，此前并没有什么古文明可言，那么何谈所谓复兴呢？

阿拉伯输入欧洲的大翻译运动，引起了欧洲人的文化学习或者启蒙运动。这个学习或者启蒙运动据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法兰克（法国）加洛林王朝（公元9世纪）的文艺启蒙。第二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文艺启蒙，也叫12世纪文艺复兴，第三次文艺启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14、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城市邦国的所谓“文艺复兴”。西方学术对欧洲古代历史的系统性伪造，以及对东方地区希腊和罗马（均在亚洲）的无端攀附，以至于冒认埃及、希腊、罗马为欧洲文化始祖，从而进行文化嫁接也就是从这三个时期开始的。

2021年4月7日何新教授在“新浪”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关于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一文中说：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周边地区，中世纪早期当时欧洲草原森林遍布，大量地区都是没开化的蛮族流动性占据。没有文字，甚至少有定居的城镇，更没有历史记载。古代欧洲的政权、疆土、边界、组织结构，既不同于近代国家，也不能把这种王国、王朝想象成类似中国那种高度组织化的中央集权模式。希腊罗马的故事，全部都是杜撰的伪史。需要从伪荷马史诗和《圣经》版本年代开始，彻底做鉴别史料和勘证考古。过去流传的那些什么希腊城邦民主，什么亚历山大徒步远征欧亚非三洲两洋四海建立帝国，什么罗马世界帝国云云，都是出于臆造虚构。

公元4--5世纪以后亚洲游牧民族从亚洲草原大量迁徙到欧洲，给欧洲蛮族带去了东方的文明元素。也导致本土欧洲白种游牧蛮族大量西迁，于是引起了影响深远的蛮族世界性大迁徙运动。此后欧洲蛮族方逐渐走入文明，建立起若干定居城镇，进入所谓“封建化”进程。关于西方中古历史，西方史学至少有五派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意大利拉丁学派，主要记述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史，天主教罗马史。第二是德国历史学派，主要记述关于神圣罗马帝国以后形成的德意志民族史，上溯仅为传疑性的日耳曼尼亚史。第三是英国学派，记述来自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英伦三岛后的历史。第四是高卢法国学派，以法兰克人的故事为欧洲的王朝正统。在阿拉伯人输入中国的造纸术以前，欧洲人缺乏写作的载体，因此不可能有长篇大论的宏伟著作发生。西方声称的那些伟大史学著作，其实都是16世纪以后出现的。欧洲政治主权国家出现很晚，15世纪意大利出现金融商业城邦共和国，16世纪以后较早出现的国家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

2021年5月8日何新教授在“新浪”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何新：谈谈印度文明的真相》一文中说：中国人真被英国编造的印度史弄晕了──殊不知那些古印度文明遗址，多数都是在巴基斯坦地区──梵文是古代佛经的文字，而佛教并非起源于印度──佛释迦牟尼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现在尼泊尔地区的人。有佛经说释迦牟尼是黑头黄皮肤的人，很可能与古华夏族人有关

何新教授的言论真实如何？2021年6月15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罗德里克•比顿：古希腊与拜占庭，这两个祖先如何影响今天的希腊人？》一文中说：希腊对其祖先的二元继承所显示的，它不仅属于西方，也属年谱于东方。4世纪的时候，那些说希腊语、写希腊语、居住在东部地中海沿岸内陆的人，已经在古罗马的统治下生活了好几百年。在和希腊诸城邦对抗的时候，古代的雅典一直执着于建立自己的优势地位。长期以来，雅典城中心卫城上的那些被毁坏的古代神庙被当作希腊的标志，这很容易让人认为，雅典从古至今就是希腊的都城，但实际上，雅典在1834年12月13日才第一次成为希腊的首都。今天知道的全部古希腊文学和大部分科学之所以能保存下来，而且在14世纪以后沿着适当的路径传播到西欧，要归功于拜占庭帝国的图书管理人员、书籍抄写者和有识之人（其中有些是女性）。

拜占庭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获取了无上的权力，此前或之后说希腊语的人很少拥有这样的荣耀。罗马帝国最终在1453年灭亡，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之所以依然对希腊人的创造力有着强大的影响，以上所述都是充分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是东正教体制的延续，因为在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几百年里，东正教一直在传教布道，从来没有中断过。如果说所有的现代人都是由5万多年前走出非洲的部落繁衍而来的，那么希腊人一定也不例外。

遗传学的进展可能会揭示，现在讲希腊语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古代“经典”文化的创造者们有着相同的基因？不过，对于我们了解希腊的现代史，这真的不重要。人类的现代史只有几千年，从这样的尺度上看，影响历史的因素是环境、行为、事件、思想等，而不是进化生物学。尽管“祖先”这个词最常见的意思是生物学祖先。对于古希腊文明是否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国家”？人们还是存有疑问的。我们讨论的是亲近关系的感觉，是一种感知，不是一系列可以得到客观证明的现实。承认这些事实，并不是要减弱这些祖先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努力强化希腊集体认同方面的重大意义。

只有全面认识千百万希腊人在那些岁月里做出的选择，才能充分看到希腊所取得的成就的规模和范围。希腊这个国家出名的祖先，不止一个，共有两个。希腊的第二个祖先拜占庭帝国肇始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城市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时候。330年君士坦丁堡接纳了基督教，从那以后的1 000多年里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在他创建的东方都城中统治了一个基督教帝国，其官方语言很快变成了希腊语，拜占庭帝国一直是罗马帝国位于东方的那一半。自基督教在1054年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以来，君士坦丁堡就一直是（现在也是）东正教的核心。现在坚持正教传统的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大部分巴尔干半岛国家以及摩尔多瓦、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并圈进有亚洲不说。

【8、回民药物学家李珣成就梳理】

绵阳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的刘文传主任刚出版的新书《李珣研究》,是我国唐末五代十国时回民药物学家李珣，他的家乡人在新时代第一个对他作的较系统梳理，给笔者带来了惊喜。为啥？

1、三台“嗨药”半夏、麦冬传奇

《李珣年谱》李珣是公元960年去世，死后1061年居然本土刘文传主任想起了他，要让他的成就“海药”贡献再发光发挥今天的作用。说实话，之前笔者没有去深究绵阳市三台县古代这位叫李珣的回民药物学家，只是1964年读高二，参加全省空军预备“滑翔”学校人员招收，从盐亭坐长途公共汽车路过三台县到绵阳体检，看见三台很多田坝地里，栽长着像麦苗又像野草“香附子”的庄稼，一问才知此庄稼叫“麦冬”，是一种中药材；麦冬（沿阶草）的干燥块根，主治养阴生津，润肺止咳，用于肺胃阴虚之津少口渴、干咳咯血；心阴不足之心悸易惊及热病后期热伤津液等证，与一个叫李珣的推动有关。

加深三台麦冬的印象，更是1992年笔者调到绵阳市工作，有一个堂侄儿李和庆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分配在绵阳药企业，那些年他说每年都要和公司里一些同事到三台县去收购麦冬。笔者就想：盐亭县与三台县邻近，地貌相同。三台农民种麦冬能致富，为啥盐亭的农民不种麦冬？但最近一次回盐亭，看盐亭梓江河坝一些田地里也在栽种麦麦冬药材。还有一件事，是一个朋友叫赵光荣，他是1965年考上北京石油学院的，毕业分配在新疆油田工作。他爱人叫张秀华，是盐亭三星乡人，与赵光荣结婚后也到了新疆油田工作。

他们夫妇退休后，从新疆回绵阳安家。四五年前有一次笔者和一些朋友到他们家作客，张秀华告诉大家，不久前她得的咳嗽毛病才治好。一问，她说吃的是“半夏止咳糖浆”。原来一年前，她得了咳嗽的毛病，找遍绵阳和成都的医院，花了两万多元钱，都没有治好。有朋友告诉她，吃“半夏止咳糖浆”试试。果然她之花了20多元钱，不到半个月时间，咳嗽毛病就治住了。大家都感到惊奇。笔者听了决定也试试──因为极少的时候会遇到咳半声嗽。

到绵阳老百姓药房，三台的太极集团出厂的“半夏止咳糖浆”才9元钱一瓶，就买了两瓶。有时想咳嗽时，就喝它两口（瓶上标注的约一小格），半年时间确实感到有效果。当然笔者也曾推荐给姐姐，当时她咳嗽的毛病很厉害，但她吃效果不如张秀华，后来还吃西药治住的。一年多后，再到绵阳药房去买，三台的“半夏止咳糖浆”已买到18元多一瓶，品牌不仅有太极集团三台的，也有太极集团南充出厂的。事情过后笔者一直在想，中医药治病是科学的，它辨证论治，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有着一套完整的理法方药。并且针对患者的细致，有的要结合当地的气候、物候，以及临床时辰，“寒热、阴阳、表里、虚实”，医生通过四诊拟定不同证型的治疗药物，和治疗反馈不断调整用药，使药物适应于不同个体，以期达到最好疗效。这实际类似一种“大数据、云计算”的信息技术（IT）。它需要医生个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

由此中医生治病，各个人差异也很大；甚至同一个出色的中医生，对同一种类型病的患者，药方试在前者有效，在后者却不佳。笔者在2019年写《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一书时，就想到：中医的大数据、云计算，涉及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以及干支甲子系统和五行五运六气规律等的统一归纳和演绎，其排列组合信息量之大，变换之多，没有强有力的类似中医科学天眼天网仪的探索与应用，是难以溯根求源，精准掌握病貌、诊断、中药等的组装的。例如中医药的大数据、云计算类似《黄帝内经》里的“气”概念，其组装包含有集成、耦合、整合、叠加、网络、纠缠、沟通、通连、关联、联系等意思。

用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有很多叫法和大的组装分类：如一是依部位定名，有自然界之天气、地气；疠气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二是以性质作用表现定名，有组装人体之“气”的阴气、阳气、正气、邪气，以及精气、神气、真气、宗气、营气、卫气等。类似的“中医药天眼天网仪”是分为两部分的：一是供溯源防御用的中医天眼天网仪，或“弦网凝聚中医药智能手机”，小巧方便，病人或常人都可以携带。二是供医院医生的中医天眼天网仪，或“量子色动中医药机器人”，是将寻诊人携带的中医天眼天网仪中收集储存的大数据，取下来换作治疗的小数据处方建议。总之中医药治病最后处方，还是要大数据、云计算换作“小数据”。

2020年以来我国与世界遭遇了百年未有的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国在短时间内中医诊疗提出的诊疗方案，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对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中医药像生脉饮、参脉注射液、独参汤，一两天后血氧饱和度波动了，再过两三天基本达标，完全可以把它拿下来的这类例子很多。那么我国还能不能像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教授，发现治疗疟疾的新药青蒿素类似走向世界的“海药”，造福全人类，再次拿出治疗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海药”──这里“海”,是出口到全世界类似的大海，不是仅“海外”。

这个“海”字，还有类似招呼人的谐音字“嗨”──这个“惊喜”，是笔者在读刘文传主任的《李珣研究》一开头《海药本草》的注疏，突然回忆起小时候跟一群孩子在石垭子河坝挖“麻芋子（半夏）”和“香附子”的事情──那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读小学，虽然语文课本也才一角多钱，但家里仍然有困难，放学后或假期，挖中药材麻芋子和香附子，晒干后卖给中药房成为一件常事。麻芋子和香附子是野生的，特别是石垭子河坝，在收割后的麦地和红苕地里很多，但也分散。有小孩发现较集中地点后就会喊：“嗨！这里多，快来”。在地里干活的大人看见了也会喊：“嗨！快来，孩子们”。久而久之，小伙伴把挖的药材麻芋子和香附子，开玩笑说成是挖“嗨药”；如今是“海药”。这只弹指一挥间──60多年过去，本土人刘文传主任居然来告诉回民药物学家李珣，他的家乡梓州已经是叫出名的“三台县”。

也有回民告诉李珣出生地，是古时郪国郪王城，现叫作郪江镇──它被边缘化得和现三台县城潼川镇的繁荣相比，不可同言而语。

而且李珣去世1061年来的学者研究，绝大多数口口声声不离说李珣是“波斯商人后裔”、“祖籍波斯”、李波斯；更有说他是“外族人”。2019年2月15日北京市科协蝌蚪五线谱官网发表的《<海药本草>：一部简易版的“医疗手册”》一文，说李珣写的《海药本草》：“此书专记海外药材，比较冷门，所以它问世后来并未引起朝廷和世人的重视”。是北宋巴蜀医药学家唐慎微，才将其主要内容辑入自己的《证类本草》书中。南宋末年《海药本草》在战乱中散佚。多年后到明朝李时珍写《本草纲目》一书时，都是只好引用《证类本草》书中关于《海药本草》的大部分内容。2013年高如宏教授和之前的尚志钧教授，分别出版的《<海药本草>梳理》和《<海药本草>（今辑本）》等书，也只好用《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两书对其内容记的《海药本草》整理。即《海药本草》原书稿在国内已没有，也许今后是否会从日、韩、越等外国查到，都是未知数。

但我们说，李珣把《海药本草》论文，是写在故乡三台县的大地上的──这千真万确，也是笔者对比盐亭与三台的惊喜与感悟。

2、《海药本草》类似挖出“三星堆”

我们一字一句读刘文传主任书中第二节《李珣<海药本草>（原文及注疏）》中，所列的5大类131种药名及注疏，对照《<海药本草>：一部简易版的“医疗手册”》一文说的：“《海药本草》共六卷，收录了唐朝及五代初期的外来药物128种（据《证类本草》统计），其中大部分附有产地，便于后人查找。书中内容分为玉石、草、兽等六部，其中包括后世知名的玉屑、金屑、石硫黄（玉石类，共11种），人参、海藻（草类，共39种），丁香、沉香、胡椒（木类，共49种），牡蛎、鲤鱼、甲鱼（虫鱼类，共15种），荔枝、橄榄（果类，共10种）。据学者统计，书中所引约66种药材可在岭南地区找到，比如海红豆、郎君子、海蚕沙等。书中介绍药材时，引用了包括《尔雅》、《山海经》、《淮南子》、《胡本草》等60多种古籍，充分说明了李珣的知识广博” ──后者说的《海药本草》收录的药物是128种，但具体列出的药物数字11、39、49、15、10加起来只有124种。

这类差错，在现代著名医学学家范行准（1906-1998）教授辑录的《海药本草》一书也存在──说辑录药物是124种，但具体列出的药物数字9、38、48、16、10加起来只有121种。这不奇怪──李珣的原本《海药本草》一书，说是到南宋末年已散佚，后来人都是靠北宋巴蜀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书中，对《海药本草》的辑录来发挥，《证类本草》一书是否已散佚过，也不清楚。因为又是靠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对《海药本草》的辑录再发挥。

这里可挖掘的地方很多──唐慎微也如李珣，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医生。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医药书籍，几乎全部靠手抄笔录或者口传心授保存下来。因此一本新的著作问世以后，若干年后，要么流失殆尽，要么经过反复传抄，错误百出。直到北宋时期，印刷术盛行，许多医药书籍才得以刻版流传。但北宋两次官修本草，动用的是政府的力量，官修本草的编写班子由饱学的儒臣领衔，有朝廷的医官参加，人员众多。唐慎微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宏愿？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规矩是凡士人来找唐慎微看病，分文不取，但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希望他们帮助收集名方秘录。就这样，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唐慎微终于收集到了大量的医药资料。依靠这些资料，唐慎微编成了本草史上划时代的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因唐慎微是四川人，故对四川道地药材记载尤为详实，如戎州（今宜宾市）产巴豆；梓州（今三台县）、龙州（今平武、江油县）产附子、川楝子、猪苓；茂州（今茂县）、眉州（今眉山县）产独活、升麻、决明子、使君子等。今存的《证类本草》有两个主要的版本系统：一是源于1108年初刊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另一是源于1116年医官曹孝忠，奉诏校正的《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但这两系统的版本有40余种，文字、药序、药图仍不少差异。《证类本草》原为民间医生个人编纂，国家官书正本还不出版流传，为啥？只因唐慎微的书具有巴蜀远古盆塞海特色，被部分官方人士赏识，才组织人员修订成为地方官刊本的。

官方在中原是大本营，5000多年来官宣定位是“农耕文明”，不想承认时空阶梯在“农耕文明”之前官宣还有“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李珣的《海药本草》一书划时代揭开中华文明史存在时空阶梯的“农耕文明”和“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之争的序幕。虽然唐慎微已经按官宣“农耕文明”对《海药本草》作了辑录，但书名《海药本草》及大部分内容去不掉。所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继又编订成《政和本草》、《绍兴本草》，以朝廷名义刊行。之后又派生出《重修政和本草》、《新编证类图注本草》。流传至日本、朝鲜，而且影响及于元、明两代，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之前近五百年间，一直为研究本草学之范本，占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所以在本草发展史上实属罕见，是《海药本草》类似挖出“三星堆”。

再说挖“三星堆”的方法，要做具体一个一个青铜器的研究，才会有突破，是北京《山海经》专家王红旗启发笔者的──2002年他在《文史杂志》第1期发表《三星堆人有望远镜吗》，说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的凸出眼睛类似望远镜的表达，使人百思不得其解。2015年借参加北京炎黄研究会自然国学讨论会，笔者采访过他。王红旗，1946年生，河北桑干河畔人。196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专业。改革开放后他不但与画家妻子孙慧芳，出版多部《山海经全集精绘》等书画外，他个人还出版了81部（其中专著66部，2000篇学术论文共分为15部）其他学科的专著。2015年他对笔者问题的回答是：他从小听到家乡有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炎黄阪泉之战的传说。

涿鹿和阪泉就在桑干河地区，他关注海洋变迁，认为东海曾上涨到过西边的太行山。但1993年《嫘祖研究》出版，盐亭嫘祖故里传说黄河曾流入四川，有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嫘祖年谱初编》定公元前3133年轩辕与蚩尤战于涿鹿；公元前3127年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他觉得靠谱，就联系盐亭籍川大蒙文通教授1962年发表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结论出《山海经》的《大荒经》、《海内经》诸篇均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

而《山海经》里的烛龙，为司日月的纵目神，与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是联系的，那么作为观测天象使用的窥管或类似工具在三星堆时期已经出现是有可能的。他又举《庄子·秋水》篇中的“井底之蛙”、“以管窥天”及《淮南子·泰族训》“金目射准”为证。但中华文明作为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有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和跟其稳定的农耕文明，长期是有争论的──落下闳创制的《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优良历法；落下闳生活在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在同乡人谯隆及太史令司马迁的推荐下，被汉武帝召为待诏太史，主持《太初历》的制订工作。

盐亭的远古传说讲，落下闳是约公元前3151年前远古联合国的嫘祖时代，衣落山一位“观天司”逃亡者金落下的后代。该家族虽已改姓埋名130多代，但仍受祖先金二伯谋图射杀黄帝所累。因此他自己只有埋名乡里継承祖传，只做不说，将天文学、数学知识传给后代的份。成语“坐井观天、井底之蛙”──“蛙”也是凸出眼睛的，是否有看得远的愿意──如果远古巴蜀人挖水井，发现类似扁圆鹅卵石样子的水晶石，加之打井吸水用有长管竹筒，久而久之发明“以管窥天”类似今日的望远镜，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3、通草与灯芯草、水蜡烛传奇

王红旗教授的惊世之论，使笔者读刘文传主任的《李珣<海药本草>（原文及注疏）》首先选出第24条的“[草部卷第二] ２４.通草”作考察。为啥？该条目只说了：“通草。谨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广州山谷。味温，平。主诸疮，喉咙痛，及喉痹，并宜煎服之，磨亦得，急即含之”。但在盐亭农村解放初很多大人往往把“通草”和本地俗名叫“灯芯草”和“水蜡烛”的植物混淆起来。因为那时农村夜晚用的桐油灯，是用“灯芯草”放在桐油灯里引火点亮的。

我们小孩对“灯芯草”，好奇大人把它说成是“通草”或“水蜡烛”。灯芯草和水蜡烛在盐亭的举溪河边或深山野林的个别水池边可寻觅到，因此联系“通草”给人印象，也是巴蜀盆地可以野生的植物。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生活中有些人总认为通草与灯芯草是同一种药材，但实际上，通草和灯芯草不是同一种药。通草是一种五叶木通的木质茎髓，一般是使用干燥通草作为药草。通草最大的功效是能够利尿，能够促进钾离子从体内排出。一般可以作用于肺、胃、肾、膀胱，具有清热解毒、排水利尿的功效，同时能通乳，促进乳汁的分泌。

灯芯草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实心圆筒形，其茎部底下是棕色，茎较短，茎上呈假侧生状，基部苞片延伸呈茎状。灯芯草通常采用其茎髓或者全草作为药材，能够清热利湿，利尿通淋。作用于心、肺、小肠和膀胱，能够减轻尿少涩痛的症状。通草与灯芯草均是可用于利尿排水的药草，两者性质均微寒，不可用于气血阴虚之人。

而水蜡烛，是香蒲科香蒲属植物，常生长在积水洼地、积水湿地、溪边、湖边浅水中及沼泽地，野生，不需要由人工引种栽培。茎秆直立丛生，叶狭长，叶片扁平，株高1至2米，穗状花序紧密呈柱状，形似蜡烛，成熟后变黄红色。水蜡烛还有“毛蜡烛”、“蒲草”、“蒲棒”等药名，对身体被划伤后有非常好的止血，化淤等功效。

从以上介绍分析，李珣从小认识他的“海药”的道路，首先也许是从通草与本地俗名的灯芯草、水蜡烛开始的──五代十国时代，没有中医药大学、没有中医药专科学校，也没有植物学。灯芯草和水蜡烛各自的种类很多，李珣在他家乡郪江边和深山野林水池边，看到的俗名叫灯芯草和水蜡烛，在没有开花结实时外表长得差不多，农村大人把“灯芯草”说成是“通草”或“水蜡烛”也没有大错。只是到李珣成人研究中药材，发现通草的疗效，比灯芯草和水蜡烛治某种同一病状效果更好时，发出惊叹“嗨！通草好嗨”，才认真对待。

4、白附子与香附子、麦冬传奇

读刘文传主任的《李珣<海药本草>（原文及注疏）》第46条的“[草部卷第二] ４6.白附子”作考察，李珣书中并没有把三台俗名叫“香附子”、“麦冬”的药材列入。这不奇怪，北宋唐慎微写《证类本草》辑录，不是全抄。再者，唐慎微已知道“江油附子”──刘文传主任说：《彰明附子记》是北宋彰明县县令杨天惠写的附子考察报告，记述了全国主产地彰明的附子所产乡镇、 种植规模、栽培技术、采收加工、商品规格、优劣鉴别、市场销售及经济效益等生产经营全过程，并批评了之前《本草》书中附子的一些错误说法，具有深厚的中药历史文化价值和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李珣<海药本草>（原文及注疏）》白附子条目只说了：“白附子，按《南州记》云∶生东海，又新罗国。苗与附子相似，大温，有小毒。主治疥癣风疮，头面痕，阴囊下湿，腿无力，诸风冷气，入面脂皆好也”。可见辑录得很简短，如果李珣六卷本的《海药本草》仅131个条目是这样写书，恐怕成不了书。这里补充介绍的三台香附子，是野生的恶性杂草，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在郪江、涪江、梓江、举溪等地区分布。此杂草2到3天就可以出苗，种子和根茎都能发芽和生成新的植株和块茎；新块茎，一株接着一株，连着不断地生长。

中药香附子为莎草科植物莎草的干燥根茎，分别由地下块茎、根茎、鳞茎和地上茎叶组成。采挖，燎去毛须，置沸水中略煮或蒸透后晒干，或燎后直接晒干。本品多呈纺锤形，有的略弯曲，长2～3.5cm，直径0.5～1cm。香附子是一种味苦性散的中药，能够入肝经，具有理气止痛的作用，对于因肝气不舒和肝气郁滞导致的腹部疼痛，胸肋胀痛有特别好的治疗作用。还能够治疗人类经常出现的咳嗽，治疗的时候可以与川芎搭配在一起煲汤喝。在服用时把它与砂仁和甘草搭配在一起服用效果更好。因为香附子中含有大量的香附醇，是一种天然药物成分，在平时出现感冒发烧时，可以使体温尽快恢复正常，同时还具有麻醉的作用，对于胃脘肝区疼痛等病症也有治疗功效。

香附子还有降血压以及促进身体内钠盐代谢的功效，而且能提高肾上腺功能。但气虚无滞、阴虚血热者不要服用香附子，孕妇也不宜服用，不然会有流产的危险，因为香附子有活血的作用。

三台麦冬与野生香附子的苗叶，有相似之处：麦冬叶丛生，窄线形，先端钝或锐尖，基部狭窄，叶柄鞘状，两侧有薄膜。生于山坡阴湿处、林下或溪旁。地下具细长匍匐枝，须根常有部分膨大成肉质的块根，容易使人发生联想──李珣是否把野生杂草香附子的惊人恶性繁殖能力，用多年生草本的百合科植物麦冬（沿阶草），来组织栽培大面积改变家乡田地的生态──麦冬和香附子一样是好的中药材。

麦冬栽培后第3年立夏时采挖，麦冬挖起后，剪下块根，洗净泥土，晒3～4天，堆通风处，使其反潮，蒸发水气，约3日，摊开再晒，如此反复2～3次。晒干后，除净须根杂质即可。药材麦冬纺锤形或长圆形，两端略尖，中部充实或略收缩，长1.5～3厘米，直径3～6厘米。表面黄白色或淡黄色，有不规则的纵皱纹。未干透时，质较柔软，干后质硬脆，易折断；折断面黄白色，角质样，中央有细小中柱。气微香，味微甜。用于治肺燥干咳、吐血、肺痈、虚劳烦热、消渴、热病津伤、咽干口燥、便秘等。药理研究有保护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增强耐缺氧，延长常压缺氧的存活时间；增强免疫功能；降血糖；延缓衰老；抑制胃肠推进作用；抗菌。

麦冬为良好的养阴润肺药，临床应用强心作用稳定而效果佳。麦冬中的水溶性多糖有抗缺氧和免疫促进作用。化学成分含多种甾体皂苷。麦冬皂苷A含量最高，麦冬皂苷B次之；此外含多种高异黄酮类化合物。功能主治：①治肺燥咳嗽：麦冬15克，桑白皮15克。水煎服。②治肺热咳嗽：麦冬12克，北沙参12克，黄芩9克，桔梗9克，杏仁9克，甘草6克。水煎服。③治胃酸缺少：麦冬、石斛、牡荆各6克，糯稻根9克。水煎服。④治中耳炎：鲜麦冬块根捣烂取汁，滴耳。⑤治小便闭淋：鲜麦冬90克(干品30克)。水煎成半杯，饮前服，2～3次。

5、三台半夏与治新冠肺炎病毒畅想

刘文传主任的《李珣研究》书“附录5：《李珣趣谈》”一文中说：一个外国人能够在前蜀小朝廷里谋得官职并受到宠爱，实属不易。李珣第一次感受到战争多么残酷，争权夺利如此血腥。后蜀灭亡了，新建立起来的后唐希望他能为后唐效力，李珣当时就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我虽是波斯人后裔，但我以中国为家”。李珣的潜台词是，战争死了那么多人，活下来的最好都长命百岁吧。李珣拒绝依附后唐，“他到处收集整理药材，以实现自己帮助中国人长命百岁的理想”。此后，李珣在广州、海南等地生活了多年，他将收集到的药材及药性记录成书，并取名为《海药本草》。此书旁征博引，详细记述了各种药物的形状及药性等，为后世研究中药材提供了参考。随着时光的流逝，昔日富裕豪华的李家最终成为人们口中的传说。李珣的痴心依然不改──就算不能帮助人们长生不老，延长寿命总可以吧！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大量的词作和《海药本草》跃然纸上。

以上《李珣趣谈》也许把已融入现实社会，“以中国为家”的回民李珣奔事业的分析：“他到处收集整理药材，以实现自己帮助中国人长命百岁的理想”写得简单了些──“帮助中国人长命百岁”，李珣完全可以去学医，当个中医看病，既能“帮助中国人长命”，也能挣些现钱养家糊口；写《海药本草》，到处收集整理药材，既要自己花钱，书并不能出版发行卖钱──李珣的理想到底是啥？理想何来？

也许对照今日世界新冠肺炎病毒及其变异体“德尔塔”病毒扩散，封城锁国、戴口罩是一种解决办法；打疫苗办法好，但要全覆盖，时间长；送氧气、呼吸机，只是一时的救急──当医生治新冠肺炎病毒最终还是要有好药。所以李珣选择在“药”上──即使当时科技不行，也是今后寻找的方向。2021年6月24日《晚霞报》发表的文章《古代中国制造为何徘徊不前》中说：隋唐科举制的兴起，社会上的人都想去读书，应考，当官。参加科考，脱离工匠阶层而做官，偶然出现的大工匠只是凤毛麟角。其次，制造业的利润，必须通过商业才能实现；而非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工匠在贸易中的弱势地位。

李珣的一生走的正是这种实践的认知：他从小读书，应考而做官。但战争残酷、争权夺利血腥、瘟疫流行群众死亡。李珣的清醒，后蜀灭亡他拒绝依附后唐。写《海药本草》是为培育工匠，而药材是商品，通过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家乡才能脱贫致富──李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如今在他家乡三台找《海药本草》这本无字之书，能看到最真切的是“麦冬”在绵阳大地开花，“半夏止咳糖浆”的传奇。

三台半夏，本地俗名“麻芋子”，为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块茎近球形。生于山坡草地、荒地、包谷地、田边、河边及疏林下。夏、秋季均可采挖，洗净泥土，除去外皮和须根，晒干或烘干。具有镇吐、催吐、镇咳、祛痰、抗癌、抗生育、抗早孕、抗心律失常、抗实验性溃疡、抗硅肺、促使外周淋巴细胞分裂等作用。还有对治疗食道癌、胃癌、舌癌、皮肤癌和恶性淋巴癌取得较好疗效的报道。半夏提取物对HeLa 细胞、小白鼠实验肿瘤180、HCA实体瘤（肝癌）、U14（鳞状上皮型子宫颈癌移植于小白鼠者）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半夏总生物碱对慢性髓性白血病细胞（K562）有抑制作用，能损伤悬浮生长的K562细胞形态，抑制其增殖。

半夏生用有毒，用前须炮制。炮制品有：生半夏、清半夏、姜半夏、法半夏等。半夏奇异，是像放大的“新冠肺炎病毒”模型──“麻芋子”呈类球形，直径l～1.5cm。表面周围密布麻点状根痕；下面钝圆。质坚实，断面洁白，富粉性。气微，味辛辣、麻舌而刺喉。喜生于潮湿肥沃的沙质土上，多见于房前屋后、山野溪边及林下。化学成分：内含3-乙酰氨基-5-甲基异唑等60多种成分，及16种氨基酸和多种无机元素。其中，所含的草酸钙针晶为半夏的刺激性成分之一，经炮制后，晶形发生变化，含量急剧下降，刺激性明显减弱。另含琥珀酸、丁基乙烯基醚、苯甲醛、半夏蛋白、姜辣醇、胰蛋白酶抑制剂等。半夏中提取的多糖具有较强的网状内皮系统激活活性，能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和分泌作用，抑制肿瘤的发生和增殖。甲醇提取的半夏多糖组分具有多形核白细胞诱导能力，由此推测，半夏可能是通过活化多形核白细胞，导致肿瘤破坏的细胞反应。

重大科技成果，是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例如，拟设三台的“麻芋子”，能制造出治“新冠肺炎病毒”的有效药品，那么“麻芋子”内有效成分的全基因序列测试；细胞内新冠肺炎病毒mRNA携带编码蛋白的基因组序列测试，在绵阳和成都的大学、科研院所，缺乏人才和工具，是不能单独完成的。其次，“麻芋子”对消灭新冠肺炎病毒的有效成分即使有，完成这种大量的科学测试和动物实验，需要大量的经费的投入，没有国家的全国组织、调配和动员大商家的资金捐献，光三台绵阳要建成类似“硅谷”式高科技的生产治“新冠肺炎病毒”有效药品基地，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帮李珣的畅想。

【9、“李珣年谱”梳理李珣活动与初心】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6月24日在四川大学2021届毕业典礼上，寄语毕业生讲话说：“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就是在不断选择。选择对了，你可能就抓住了机遇；选择错了，千回百转才能走得出来。有这种能力时就可以走小道独辟蹊径、干点前无古人的事业，暂时还没有就多走大道，大道致远也不错”。李言荣校长说的很不错。

当代高科技的分子生物学及其技术，在绵阳和成都的大学读生物专业，能熟练掌握也不容易。例如，德国斯万特•帕博教授，掌握了在实验室解决DNA污染的问题，搭建的超净室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古DNA研究实验室的标准配置。30多年来帕博以分子生物学分析基因序列，推演人类起源、进化、迁移，1997年以来他对古尼安德特人，和2010年帕博团队对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发现的一段小指骨进行的DNA测序等，发现智人的祖先曾与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并将一部分DNA留下──这种进击古基因组研究，举世无双；加之西方控制着全世界发表高科技论文杂志的大权，了不得。

所以李珣即使出在现在，他读过内地大学的生物系或考古系，是否可超帕博教授？李珣如何选择？他听李言荣校长，选择“走大道”──五千年中原都是“其稳定的农耕文明”的中心，“跟其稳定的农耕文明”论的大多数专家走，认同其回民祖先智人曾被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过，并将一部分DNA留下。当然他不会再学三国的巴蜀前辈张松献地图，引进战争与英雄史歌。梳理“李珣年谱”的选择──他是“走小道独辟蹊径、干点前无古人的事业” ──他认可中华文明有过“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阶梯。

为啥？2021年5月《奥秘》杂志发表的《罐头大小的猴类曾飘过大西洋》报道：猴类也许曾“撑着竹筏”漂过了整个大西洋──2020年南加州大学的埃里克•塞弗特教授等宣布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只有罐头大小的猴类—因在秘鲁的亚马逊雨林中找到了四枚牙齿化石，这种猴类品种属于非洲现已灭绝的灵长动物科“副猿”。“副猿成为目前第三种已被发现从非洲成功跨越大西洋途径1440公里到南美的哺乳动物—可能是搭乘海岸边在风暴中折断的植物漂洋过海的。这似乎不可思议，但只要有足够的食物，猴子即使没有淡水也可以存活”。

1、中国祖先不需都经过古尼人和丹人杂交

以上“副猿”的考古说明，中国古人也有不被西方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的祖先，但有不少专业科学家和媒体却热衷这种作“洋娃娃”的宣传──其实李珣作为被汉人称惯“波斯商人的后裔”的中国回民，也许很敏感听大人传说祖先在海外，回远古家乡郪江，不走西北边的陆路，走西南边的海路的情形──即使今天打开地图，如果走海路看早在遥远的古代，虽然印度洋上的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是阻碍东西方来往的一片难以逾越的水域，但在这上面的亚非大陆，索马里、阿拉伯、波斯和印度西部沙漠，一直伸展到海边，早有古人，就开始考虑从海上开辟一条更直接便利的道路。

先说在3000多年以前，阿拉伯人回民顺着红海航行到了东非，还曾在波斯湾上航行过。追溯到更遥远的古代，在第一个孵抱期世世代代在海边和海上生活的智人，其结果是使他们逐渐发现了印度洋的秘密。因为在第二个孵抱期，从《山海经》描述诞生的远古联合国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时开始，我国便流传有许多远方的异国。

例如东方海外的黑齿国，那里的人们牙齿是黑色的，喜欢吃蛇，也能玩蛇；南方海外的灌头国的人嘴部突出，以捕鱼为生；西方海外的奇肱国人会捕捉各种飞鸟；北方海外的聂耳国的人，耳朵较长，住在海岛上，是猎虎的能手。这些有趣的传说，李珣看起来仿佛都是充满的荒诞神话，但仔细分析，传说往往以现实为基础，其中有一些很可能是波斯古回民人在海上的见闻实录，或在航途中从其他民族古人那里听来的。总之，如果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离开非洲，有一部分迁移来到阿拉伯海的也门和阿曼海岸边生活。

波斯古回民也许曾注意到太平洋上的土阿莫图群岛的民族起源，以及细察看过埃及有大金字塔内壁画上的芦苇船图形。他们认为大洋可能不足以成为古人类往来的障碍，有古回民很可能就是乘坐芦苇小船漂航往返的。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迷航的独木舟，在漂洋越海的途中被大海所吞噬，真正实现往返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在与大海完全隔绝的远古郪国郪江镇有很多崖墓，以及巴蜀各地区都发现有一种像船的棺材悬在悬崖上，而并非发现于中国东南的海边。

很可能5000多年前巴蜀还是内陆盆塞海，那些侥幸逃生的人类的非洲祖先，经阿拉伯海的洋流乘独木舟之类的工具到印度，从印度到缅甸，缅甸到云南，云南到广西，北至内蒙古,特别是进入中国后，就迁居到水草丰美、适宜于渔猎生活的巴蜀内陆盆塞海，挖崖墓，或按照曾在阿拉伯海湾生活的方式制造了这些像船的悬棺的独木舟。

因此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迁徙到中国，如果走的是海路，就不需要10到15万年──仅用被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挑战“非洲起源”说难于成立。由此不难想象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都是从巴蜀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而且也都打有它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远古巴蜀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从200万年前开始，人类的大迁徙，就曾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巴蜀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

远古联合国就起源于第二个孵抱期的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的集成体，类似今天的联合国的民族组成，比今日联合国组成小得多。传说的类似联合国的第一任秘书长“盘古王”卸位后，就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进入波斯湾，再沿海峡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

以后又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渡过地中海，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等复制“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分析远古大地震串形成巴蜀盆地内的堰塞湖到盆塞海，又由大地震引起的不同阶段的巴蜀盆塞海长江三峡的几次大的溃坝──溃坝会冲走大量的人和财物，活着留下失去亲人和东西的人群中，会有人组织一部分人商量一起到下游去寻找，最终会有人留在下游“积水区”生活，他们带去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并有所发展──称这种“积水文化”，会形成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像的两个古丝绸文明文化区，构成了长江与黄河流域古地貌和历史形成的不同，这为解读这些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但这种“大历史”的认识并没有完──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可能存在共同的交叉点。

这就逼迫“全球化”要研究“大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历史上，人类起源/文明存在的三大孵抱期：（a）第一孵抱期在非洲；（b）第二孵抱期在亚洲；（c）第三孵抱期在欧洲。历史要讲“大历史”才行──人类统一的全球人种之间有“杂交”，主要在第一孵抱期，智人统一后迁徙生存分为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不具有这种先进性的古尼人和古丹人等，都最后消亡了。第二孵抱期最早打造全球的国家和文明形态，也是互动及双向的。李珣生活的年代，仍在第二孵抱期。第三孵抱期打造的政党和科技形态，也是双向互动的，时间是从1630年张献忠农民起义活动期间，以及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创始人伽利略逝世的1642年和牛顿出生的1643年之间开始，到21世纪的现在及未来一段时期。孵抱期地点在沿西欧大陆边界从大西洋北海边到南面地中海的海峡两岸地区，主体是“维京人”打造。

第二孵抱期和第三孵抱期的统一，仍然是在第二孵抱期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抗灾，以及民族文明冲突中，打造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初心。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啥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在有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初心”──这不仅是有毛主席说的：“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革命，也有毛主席说的：“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多边与单边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统一。原因是第三孵抱期的特征“政党和科技”，有时存在相互“截胡”。2021年6月24日“观察者”网发表的《白钢：回顾中西历史》 的文章中说：“‘政党国家’是一种近代以来的政治现象，它意味着政党成为了国家政治的主要组织力量，从而至少在形式上取代了传统意义上贵族或门阀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源出于西方，在西方语境中，表达政党的词汇（如英语party，法语parti，德语partie）皆可回溯到拉丁语pars‘部分’”。

“因而政党也很自然地被理解为源于社会中特定的‘部分’成员、代表其利益并为其服务的意味”──这里的“部分”，也会“截胡”到科技。例如，被“截胡”说中国古人有古尼人和古丹人杂交过的，这对不对？还是你的“科技”真的做到家没有──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秀杰教授，1968年生于吉林省四平市。2004--2009年去美国，作过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佛罗里达洲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访问学者。她从事古人类学人类起源及演化的研究，2017年3月24日《中国科学报》第1版要闻介绍，其中提到吴秀杰等专家说：“许昌人”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这是他们从“许昌人”头骨化石外形分析与尼安德特人的相似，说的基因证据。

我们读到后给吴秀杰教授写信，质疑她的研究不真。2017年3月26日吴秀杰教授已给我们回信说：“确实我们做的工作目前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都在探索未知的过去，许多问题并不清楚，希望通过大家的工作，日益接近真理，或者历史的真实。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认识，甚至争论都是很正常的。谢谢提醒，下一步我会关注资阳人头骨化石的研究”──从1951年修成渝铁路发现巴蜀盆地“资阳人”，1952年修宝成铁路发现绵阳“边堆山人”遗址等以来，部分有帕博教授那种进击古基因分子测序真本事的专家，并不关注60多年前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领导的“资阳人”与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等的探索。而部分像湖北学者胡远鹏教授，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