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义重大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杨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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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重要理论流派，该流派对认同和集体认同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建构主义认为，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认同也是利益的基础，认同不同，价值观念就有差异，相应的利益也就不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对我们国家、民族、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逻辑前提
　　
　　在单一民族国家，个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重合的，基本不存在冲突。而在多民族国家，由于认同客体出现差异，个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逻辑上的冲突。这种逻辑上的冲突也会衍生现实的冲突，进而严重危胁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也会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自从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如何解决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或者缓解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成为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从逻辑上讲，解决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出路有两个导向：一是解决认同客体不同的问题；二是消除认同主体的差异。从历史上讲，在两个不同导向上分别产生出两种具体的方法。从解决认同客体不同的角度来讲，主要是实现国家或民族消亡，这是共产主义理论所指出的道路。作为认同客体的国家或民族不存在了，相应的认同冲突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从解决认同主体不同的角度来讲，则是实现民族独立或民族融合而建构“单一民族国家”，或者实行反人类的“种族灭绝”。前者的典型案例是苏联的解体，其相应的结果之一，就是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客体重合了；后者的典型案例是美国“西进”运动时期和德国纳粹时期，分别以屠杀消灭印第安人和犹太人为目标推行的反人类“种族灭绝”政策。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数千年来不断吸收愿意进入中华大家庭的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机制。当前，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中华民族，仍然存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冲突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建构一种上位概念的共同体意识或认同，来兼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个共同体认同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整合国内各民族利益的重要机制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渐发展成为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并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成为一个最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群，一个拥有众多次生文化形态的文化集成体。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结果，各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但是，次生文化与中华文化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任由这种异质性力量的发展，则会造成个体内在的价值观念冲突以及群体层面的文化冲突，进而危胁整个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因此，可以说，各民族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冲突，更多是由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不同造成的。
　　整合各民族利益是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冲突问题的重要思路。民族利益的整合关键在于如何认知本民族的利益。只有在共同体认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可以成为不同民族衡量行为及结果的同一标准，也是各民族实现和谐的基础。中央提出加强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就是要强化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结和共同意识。实现民族文化差异性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需要从共同体意识建设出发，使各民族有共同的利益载体，并意识到这个共同利益载体。否则，“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就会因为流于形式而缺乏价值认同，以至于无法整合各民族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建构过程就是整合各民族利益标准和价值准则的相互协调直至统一的过程。
　　三、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
　　
　　仅仅依靠整合共同体内部各民族的利益，完全依靠利益格局的调整，是不能正确应对共同体所面临的危机与风险的。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面临的风险，不仅要依靠物质利益手段，也需要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所谓“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和尊崇的心灵寄托、灵魂安顿之所和精神归宿，是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母、创造力的精神之源、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在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只有培育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形成稳定、持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要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其难点在于精神层面的“务虚”理论，难以有效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以至于在现实工作中，精神文明建设往往以“会议落实会议、文件落实文件”的方式，流于形式无实际成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官僚机构的惰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实际工作者没有抓住“牛鼻子”。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工作的“牛鼻子”在哪呢？笔者认为，核心在于如何看待个人利益、民族利益与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如果将这种利益冲突看作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那么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予以协调；如果将这种冲突看作是不同家庭之间矛盾，那么容易被识别为“敌我矛盾”，从而难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越强烈，各民族的利益冲突就越容易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解决。认同的力量能够产生强大的聚合作用，促使个人利益、民族利益与共同体利益达成一致。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目标就在于巩固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平等互助和谐的关系，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个体之间相互团结，为共同体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精神保障。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就是要促进中华各民族成员都自觉认同“同属于一个国家”、“各民族是一家人”，直至形成一种潜意识的共同体观念。具体而言，要首先从社区层面培育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在社区各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实现精神层面的包容与认可，在个体之间的心灵交流中，实现社区各民族群体之间的交融。各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一个社区扩散到另一个社区，逐渐扩散到整个城市社会，乃至整个国家，从而推动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向深层次拓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打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门的“金钥匙”，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
　　四、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精神支撑
　　
　　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国，各民族以农业或牧业为生。即便农牧民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迁徙离开故土而不得不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也只是从农耕生活方式转变为游牧生活方式或者反之。两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几乎不存在技术性难题，况且多数情况不需要这种转变。这意味着少数民族转进其他区域，不存在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或者融入难度不大。不像今天，工业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任何人进入城市寻求美好生活，必须成为工业城市的一颗“螺丝钉”，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逐渐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成为必然趋势。由于少数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城市生活存在一定差异，少数民族群众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谋生，必然会或多或少遭遇到一些不适应问题。这种不适应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不适应，是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的冲突在个体身上的一种反映。改变自己、适应新环境是人类的自然反应，也是少数民族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必须面对的自我转型“阵痛”。而这种改变首先要从经济上融入，需要稳定就业获得收入，经济自立为其立足并融入城市提供基本的经济基础。另外，任何公民只有从政治上认同这个国家，接受国家的法制秩序，才会愿意以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采取反社会的行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流入城市，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意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
　　有研究认为，“只有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外来人口才能更加积极地加入到城市建设中，才能更广泛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从而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需要从心理层面建构一种认同──这是一种能够成为个体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协调器”的认同，这种认同也必须能够缓解民族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冲突所引发的心理焦虑，也要能够整合不同民族群体之间价值多元的冲突困局。由前文论述可知，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视角构建共同体认同，能够满足这一需要。通过培育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有助于减少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不适应，从精神上缓解少数民族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面临的转型“阵痛”。
　　【本文系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我国边疆民族宗教问题法律治理研究”（14SFB3005）、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成长机制及其建设模式研究”（15CMZ023）、国家社科基金（15BGJ010）、中央高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5LZUJBWZY14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