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需更多关注“底层设计”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何修良

---

　　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坚持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点的创新民族工作实践。在现有的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顶层设计”，而笔者认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要取得成效，需要更多地关注“底层设计”。贴近现实、符合实际、彰显特色的“底层设计”是示范区建设的基础，是不断完善示范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一、示范区建设发展“底层设计”的内涵
　　“底层设计”是相对于“顶层设计”而言，更加突出基础性、可行性、实践性、实效性、地方性理念。“底层设计”既要为“顶层设计”提供经验、依据，又是“顶层设计”实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底层设计”既有“顶层设计”的理性设计与前瞻性，“自顶向下逐步求精”，又突出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广接地气的现实性。它要求政策与措施更加精确、精准、稳定。参与底层建设的人往往更具有实践经验，他们最清楚应用中需要什么、如何实现，抱着“从需求中来，到需求中去”的社会设计理念，才能更切合实际，否则浮萍无根、浮光掠影，流于形式、难见成效。故此，“底层设计”具有理性、可持续和升华的品质。它集中了大多数人的经验与智慧，注重示范区这个生活共同体中居民积极参与机制的创新、参与式民主理念的践行以及公民主体意识和能力的培育，是最能代表基层利益和普通老百姓利益的设计，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它是持续不断地带来利益、智慧和动力的机制；它是随着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升华，在实践中反复“试错纠错”凝结而成，更接近事物本身性质规律的合适选择。
　　反映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与发展的“底层设计”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在主体上，实现国家与社会不同领域的双向建设；在内容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感受联系在一起，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环境；在行为方式上，通过机制建设、搭建平台，使民族团结理念与精神植根于每一个人头脑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各民族民众自觉的行为选择和日常生活方式。
　　二、示范区建设发展“底层设计”的内容
　　第一，主体维度。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主体是指推动、引导建设深入开展的策划者和建设者，既包括团体，也包括个人。政府是第一主体，是理所当然的推动者和实施者。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共同协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多主体治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底层设计”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建构积极的公民参与，而积极的公民参与同服务型政府理念、治道变革、互动合作型治理模式等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因此，无论对政府或者社会，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必须做好有利于示范区建设的配套制度安排，最终形成一种示范区建设内部互动合作的治理模式。
　　第二，主题维度。以民族团结为核心，通过多种形式，建设民族文化的共建共享，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主题。这就要求：一方面，示范区建设主题应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通过搭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石的意识平台，为培育具有开放、包容、理性、健康的国民心态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主题维度的核心在于要加强对民族意识的直接调控，消除或化解民族“自我”与“非我”意识之间的误会和对立情绪。
　　第三，模式维度。按照产生的方式划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可分为两类，即政府自上而下创建型模式和社会自下而上创建型模式，也可以叫做正式制度创建型模式和非正式制度创建型模式。自上而下创建型模式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体现国家意志和政府导向；自下而上创建型模式具有民间社会自然演化形成的特征，良好的民族关系、社会风俗环境、民族团结教育实效等是示范区建设的动力和源泉。按照具体内容划分，有更多地方特色的模式，诸如军民共建模式、兵团模式、城市社区模式、农村模式、校园创建模式、寺院创建模式等，每一种模式并无优劣之分，只有符合地方特色之宜，共同构成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多样性和生动性。
　　第四，成效维度。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效突出表现在人文化、实体化、大众化。人文化的核心是促进少数民族人群自身的发展，体现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价值意识、自觉意识、人本意识。实体化的核心是促进民族团结机制的形成，体现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地方化、特色化、全面化。大众化的核心是促使民族团结日常生活化，体现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通俗性、形象性、日常性。
　　三、示范区建设发展“底层设计”的要素分析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渐进的社会工程”，其“底层设计”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价值输入、输出和再生产。在国家意志输入的价值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主要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建设过程中特殊的价值输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价值再生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价值体验的直接性。参与群体本身就是一种体验式“在场”的民族团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赋予客观的民族团结的知识、经验以及重新生成的民族问题治理意义，都是自我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价值的增值性。参与的过程中每个个体直接的感受既是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价值自我改进和发展的过程。
　　第二，系统的生成与优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底层设计”构思和具体形成，是一个复杂和多维作用的过程，受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地域文化以及战略构思主体的政治问题、价值偏好、政治智慧等主客体之间复杂关系的多重约束。在进行战略规划与设计时要用系统的思维模式进行思考，把各种系统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不断优化，不断提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设计质量和实施成效。
　　第三，结构的不同式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作用于社会结构，具有结构功能主义行为，在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结构表征，构成了多元的对称与不对称、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内在结构。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系统指向上，有价值理性、制度理性、组织理性的不同；在自我特性上，有规则性构思、伦理性构思、程序性构思、基础框架性构思的不同；在范围的分布上，有中央和国家式样、地方和社区具体的式样，有普遍性知识的式样，也有地方性知识的式样；在自我呈现的形态上，表现为制度形态、体制形态、组织形态、行政文化形态、运行过程形态等不同类型；在技术参数上，包括整体规划与部分设计、单元构思和团体安排、常规模式与应急模式。
　　第四，逻辑的自洽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战略构思是体现逻辑、遵从逻辑、运用逻辑、符合逻辑的社会行为。一项完整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构思与实际设计，不仅要组织内部具有逻辑的自洽性，还要具有外部的相容性──实际的设计还要与外部社会的背景、整体价值观念、公共理性、公民认识保持大体的一致。
　　第五，变量的分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战略构思与设计需要对各种变量进行分析。主要分析和把握的变量有：一是主要变量和次要变量。主要变量是影响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过程中起关键因素的变量。次要变量主要是辅助主要变量的指标。二是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内生变量是组织内部本身内决定的变量，它属于因变量，各个民族行为和彼此之间的民族关系和对其模式的适应是内生变量。外生变量是由外部的社会情境决定的，取决于系统之外的诸因素而不受系统本身的影响因素。三是压抑变量或歪曲变量。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系统中，各种变量相互影响，常常会使得变量遭到压抑和歪曲，影响对示范区总体建设的认识与理解。
　　第六，质、量与度的融合。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既有特定的性质，即质的规定性，也有一定实现的程度，即量的表现，两者的实现是辨证统一的过程。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所体现的民族关系治理过程是辨证统一的过程，它实现的过程需要结合具体的制度、社会情境和公共行政实现的方式，需要尽最大可能地实现民族关系和谐的深度发展。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底层设计”构思和实际设计是一种“有限理性”行为，脱离现实基础和社会情境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是无法取得实效的，因此，需要注意以下的变量：
　　第一，可行性和现实性的考量。可行性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设计的“理想支点”；现实性是“立足支点”。
　　第二，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空间给予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宽度和纬度，时间给予了长度和经度。任何民族团结的实现都是政治实践中的经验产物。所以任何环境和阶段中的民族团结都要受到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影响。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底层设计”，需要结合“空间”和“时间”两个现实性变量，既不可超越空间的客观许可性，也不能超越一定时间制约的可行性。
　　第三，底数和公约数的考虑。底数是确定性的规定，公约数是可以相通的共识数量，两者相统一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基点。
　　第四，可沟通性和可问责性。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过程中，可沟通性的程度意味着参与群体与政府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渠道。对示范区建设结果的执行程度构成了可问责的程度。
　　第五，域覆面积与自由程度。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覆盖面积和每一人拥有的自由程度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核心指标。覆盖面积的宽广和公民自由程度较高是示范区建设取得成效的前提保证。
　　第六，公民理性的程度。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紧密相连。在成熟的社会里，公民意识意识越高，就越能够积极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示范区建设成效就会越显著。
　　第七，政府的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需要政府从经费投入、机制完善、活动评估等各个方面进行完善。同时也需要政府积极与社会组织合作，促进示范区建设落地生根、产生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