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昨天刚过完生日曾居成都数年

老乡亲 · 发表于: 2017-1-15 09:22:00

85岁决心自我扫盲
周有光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80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周老的人生经历过几次重要改变：上大学，他主修经济学，语言文字学只是他的兴趣所在。毕业后也一直从事银行工作；到50岁时选择从头开始，最终在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等方面崭露头角。
　　85岁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处于深井的底部，“井外还有一个无际无边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赶快自我扫盲”，于是每天看书、思考、写作。笔耕不辍，撰写多部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性文集。
　　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得益于周老坚持读书看报，紧跟时代方向。他的一些晚辈身在国外，时常充当周老的“耳朵”，给他发回国外的最新消息。因此对于国内国际发生的大事，周老总是能快速掌握。比如2015年1月，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老人就经常和朋友家人探讨。

和爱因斯坦是同事
　　周有光先生与胡适、爱因斯坦、邹韬奋、徐志摩、赵元任、老舍等人都有过交集。
　　周有光先生认识爱因斯坦，当时是普林斯顿客座教授何廉牵线。当时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周老在书中这样回忆他和爱因斯坦的见面：“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他还和溥仪做过“饭友”。困难时期，周有光是政协委员，但家里有母亲、孩子和几个保姆，粮票不够用。听说政协俱乐部吃饭不用粮票，他就经常带着夫人一起去政协吃饭。很滑稽的是，他们每天碰到溥仪，因为皇帝的粮票也不够。周有光就天天和溥仪一起吃饭，两人同坐一张桌子。

老乡亲 · 发表于: 2017-1-15 0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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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和老伴在看书。

在新华银行任职儿子曾肚子中弹
在新华银行任职儿子曾肚子中弹
　　在抗战年代，周有光还与四川有一段不浅的渊源。对四川史志深有研究的四川作家朱晓剑，经过查阅相关史料，对此有详细的了解。据他详述，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有光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后来，周有光一家移居成都。
　　据朱晓剑详述，1938年3月中旬，“合肥四姐妹”中的张家老四张充和到了成都。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事情来做，就暂时借住于二姐张允和家里。此时，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在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任教，刚在成都办学时的光华大学，租住新南门内王家坝街房屋为校址，后迁至光华村。1943年的一天傍晚，周有光的儿子小平和房东的孩子在院子里玩，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飞来一颗子弹，正打中小平的肚子，鲜血把他的小手和衣衫都染红了。当时周有光在重庆出差，张允和挣扎着把孩子送到医院，开刀后发现小平的肠子被打穿了6个洞。第二天，成都的报纸都刊出这条新闻，标题耸人听闻：“五世单传的儿子中子弹”。好在手术顺利，平安脱险。时其住址是在华西医学院附近。“想必，二姐张允和家是一直住在这里的。不过，有一种说法是送到美军医院，似不够准确。”朱晓剑说，“当时周有光所任职的新华银行，是当时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几个著名的小银行之一。抗战结束以后，周有光一家人回到了上海。”

晚年生活
喝星巴克看《芈月传》长寿秘诀在心态
　　2016年1月13日，周先生111岁生日时，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联系到周先生的外甥女毛晓园女士。毛晓园是高级工程师，是周老在北京为数不多的亲人之一，与周老感情深厚。对于长寿的周老有什么养生秘诀，毛晓园透露，“完全没有任何养生秘诀。舅舅从来不吃补药。日常吃得清淡。他对运动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如果只知道锻炼肌肉，不锻炼头脑，那又有多大用？我觉得，舅舅长寿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积极、达观的光明心态。”
　　时下养生风起，老寿星的养生之道自然是人人乐闻。周先生却只云淡风轻地顺其自然，白菜豆腐加肉松，喝茶，也喝星巴克咖啡，每天读书看报，关注天下大事。
　　据毛晓园女士透露，虽然周先生晚年“听力不大好，但是他能看见电视字幕，最爱看的是新闻，看到巴黎发生恐怖袭击，还让保姆打电话喊相熟的编辑来跟他聊天、交流。有时候晚上精神好，还会看看电视剧解解闷。比如他看一些《大秧歌》，说“蛮好看”，《芈月传》也会看一点。

老乡亲 · 发表于: 2017-1-15 09:22:00

拼音之父
半路出家成专家改变全国文盲命运
　　张马力教授说，“去年去看（望的时候），吃饭前有谈话，我说，舅舅，你从国外回来到现在，有后悔吗？他说没有，我毕竟做成一件事，他说的就是汉语拼音。他说，如果我不回来，一点希望就没有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不是50年代开始（研究汉语拼音）的，从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开始实验拉丁文了，早就在思考。他说，我一定做成这件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时已经年过半百、但精通四国语言的周有光，也被邀请到参与文字改革中。
　　周有光当时说：“我不行，我是外行”，却被胡愈之反驳了：“这是新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位金融学家，周有光成了搞文字的了。其实早在明末时期，西方传教士为了学习汉语，就曾尝试用字母拼写汉语。
　　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拼音还是个悬而未决的议题。光是采用什么样式的字母，就引来各路专家争执不休。一番波折后，深思熟虑的周有光提议：不妨就采用拉丁字母。在这个提议得到通过之后，三年的时间，周有光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三年，寒来暑往，专家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试验、分析，为现代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定形、定音、定序、定量。
　　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了海内外三千余封群众来信，其中不乏质疑与新的提议。周先生和其他委员会成员们，需要一一回复来信，不厌其烦地说明汉字拉丁化的可行之处。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全国扫盲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只在晋南小城万荣县，一般的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更不用说全国千千万万个课堂里的孩子们、田野上的农民们和纺织机前的妇女们。一夜之间，人们好像都找到了读懂汉字的密钥。

老乡亲 · 发表于: 2017-1-15 09:22:00

★　人物介绍
周有光
　　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周有光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被称作“中国汉语拼音之父”。就在2017年1月13日，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供图：三联书店文化出版中心主任郑勇

天朝明志 · 发表于: 2017-1-15 10:08:01

源自：中国新闻网

原文标题：112岁周有光去世过生日前已不能说话不能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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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周有光。图片来源：《华西都市报》
　　中新网北京1月14日电（记者：宋宇晟）记者今日从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袁亚春处获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在北京逝世，享年112岁。
　　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虚岁）生日。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袁亚春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本周二（1月10日）曾与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到周有光先生家中探望。
　　“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感觉比往年差多了，因为我们每年几乎都会在他生日时去看望。”他说。
　　袁亚春告诉记者，当时周有光先生已经“不能坐，不能说话，只能躺在床上”，“但头脑还是清醒的，跟他说话时他会点头回应”。

西蜀教师 · 发表于: 2017-1-15 10:48:02

源自：21经济网

原文标题：曲终人不散白首不相离

　　采写及图片翻拍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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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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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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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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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张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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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的张允和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文集陆续出版展现其学术成就和情感点滴
　　日前，中央编译出版社举行了周有光、张允和先生文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周有光先生之子周晓平，周有光侄女毛晓园等。张允和被称为“中国最后的闺秀”，周有光则是“汉语拼音之父”。伉俪二人的文集共同出版，又是文坛一则美谈。
　　记者获悉，张允和文集《浪花集》和《曲终人不散》已经和读者见面，周有光的文集预计出版3本，很快上市。两人的文集体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和学术成就，更有情感点滴。在新书出版之际，记者采访了出版社的相关编辑，通过两人的文集，感受张允和、周有光的姻缘传奇。

名门世家文坛佳话
　　2012年1月13日是周有光先生107岁的生日，中央编译出版社和龑社长表示：“要把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反映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图书展现给我们的读者，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包括周先生对现代文化的总结，对汉语拼音的贡献和张先生对文化、艺术的研究、积淀。”
　　周有光不仅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还是一位经济学家。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传奇婚恋，其夫人张允和出自江南名门。两人相爱相伴70年，直至2002年，93岁的张允和先丈夫而去。两人文集的出版，成为文坛津津乐道的话题。
　　张允和的父亲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还热心于结交蔡元培等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后来，他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沈从文。
　　张允和曾经是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家里十个兄弟姐妹中，她虽然身材最为瘦小却风趣好动。张允和16岁时，暑假里到周有光家玩时认识了周有光，那时他在大学里念书，而张允和正读初中三年级。之后周有光就总去找她，希望能够赢得她的芳心。张允和却总是躲着这个痴情的男孩，周有光只能失望而归，张允和因此得了一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
　　当他们终于开始了甜蜜的爱情长征时，由于周有光在杭州教书三年，张允和从光华大学借读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与周有光也就靠得更近了。周末，他们相约在西湖的花前月下，心中充满了甜蜜，却怎么也鼓不起手牵手并肩走的勇气。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轻人终于举行了婚礼。婚礼新式而简单，来的人却非常多。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允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平，接着小平又有了妹妹，一家人的生活平静安详。然而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张允和与周有光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大逃亡的艰难岁月。六岁的女儿小禾不幸病死，儿子小平又被流弹打中，差一点丧命。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生于中国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语文改革。
　　张允和：（1909年7月~2002年8月）安徽合肥人，长于苏州。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曾为高中历史老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晚年致力于写作，著有《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等书，并续办家庭刊物《水》杂志。

“最后的闺秀”张家四姐妹
　　张允和是安徽合肥人，长于苏州，是当代著名昆曲研究家，也是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周有光说到张家四姐妹时说，“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李鸿章）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
　　周有光先生介绍“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家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
　　周有光先生回忆，“张家兄弟姐妹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是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这个杂志后来停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叶稚珊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允和就去世了。事情也巧，允和是93岁去世，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93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恩爱秘诀
“举杯齐眉”不生气
　　张允和富有文采。她86岁学电脑，主编一本家庭刊物《水》，并经常写一些隽永的文字。她写的《曾蔷何许人也》，被大出版家范用先生看见了“大吃其醋”，说张允和为什么写曾蔷这个小女孩却不写他。此事成为一则美谈。
　　周有光文集文章里有提到他们感情的点点滴滴。他说，“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
　　周有光先生说，“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所以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
　　谈到家庭和谐的原因，周有光说，“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谈到对孩子的教育，周先生表示，“对儿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苏州最好的小学读书，中学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后来到科学院工作。科学院派他到前苏联去读书，后来中国开放了，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我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搞科学，我不懂科学。”

源自：广州日报

小姑凉可爱 · 发表于: 2017-1-15 14:28:00

源自：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

　　九局按：
　　今天（1月14日）下午，我们把电话打到周有光先生的家里。家人告知，先生是无疾而终。
　　这一定是先生的选择，他选择了这个时候，这种方式告别。
　　凌波小姗曾多次采访周先生，话题集中在语文现代化、中国文化走向以及读书与思考等方面。
　　文艺九局刊发这篇尚未面世的访谈内容，以追记周有光先生──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一位虔诚的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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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窗外天地，大树宇宙、鸟群世界，乃至春华秋实、阴晴风信，从此消失！”
　　──周有光写在104岁时
　　上帝最终想起了周有光。
　　他是中国文化界的老寿星，刚刚过完112岁的生日。
　　他是著名文字学家、翻译家。他曾由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在纽约与爱因斯坦有过交往。他曾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翻译中译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他笑称自己：“搞经济学半途而废，搞语言学半路出家；两个半合起来只是一个零。”
　　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的老二张允和。他被连襟沈从文戏称为“周百科”。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在与张允和结婚前，他曾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10页纸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70年，二人举案齐眉、羡煞旁人，直至张允和在93岁去世。
　　他在85岁时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北京二环里斗室里读书、思考、写文章。他喝咖啡红茶，看电影大片，开网络博客，99岁那年游览天津，小辈儿们称他“新潮老头”。2000年以来他几乎每年出版一本新书，拥有众多书迷。
　　他就坐在书房里那张黄色小书桌前，读书，写作，会客。他爱讲笑话，讲着讲着就会像孩童一样笑出声来，一只手还会不由自主地挡在嘴前，好像很不好意思笑成这样。
　　“斗室并不清冷。电视和电脑使我知道国内外的时事变化，亲友和记者来访，畅谈古今人事成败，热闹了我的斗室”。
　　他以穿越一个世纪的睿智目光，审视人类文明和中外历史经验。百岁学人，始终怀有一颗不老火热的心。
　　他戏称自己是“漏网之鱼”，脱出了二十世纪那张网，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他说上帝太忙了，把他忘掉了。
　　他的孙女周合庆说，“他永远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该做什么，不为感情所左右。”
　　这个巨变的时代里，人们似乎都在期盼着一个传奇。周有光的传奇则写满了一个世纪，在112岁这一页，他停下了脚步。
　　天国里，他一定是快乐的吧。他终于飞出了窗外天地，飞出了大树宇宙、鸟群世界，他终于与春华秋实、阴晴风信，自由地拥抱！
　　九局：您是经济学出身，半路做语言文字研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周有光：我是搞经济学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美国回来，也是搞经济学，以后就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后来在1955年，中央举行全国语言文字改革会议，我搞文字一直是业余，有兴趣，不是自己的专业，他们让我来参加。
　　会议开完了，中央说你不要回去了，形成了一个机构叫全国语言文字改革会，让我去参加。我说：不行啊，我是业余搞的。
　　领导说这是新动作，大家都是外行！
　　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说，语言文字改革是很大的事情，这个改行还是值得做的，我就来了。所以，改行是很偶然的事情。
　　许多人说语言文字学和经济学没有关系，确实关系很少。我对英语一直有兴趣，早期中国3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我也参加了，所以这个转行呢，是从领域来讲不是偶然的，从正式的工作来讲，是偶然的。
　　关于百科全书的翻译是这样，中国改革开放了，邓小平到美国，跟美国总统商量，中美要做几件合作的工作，当中一件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个倒是美国提出来的，邓小平很赞成。
　　因为当时我们封闭得不得了，国外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很多方面离国际的标准差远了。当时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呢，是中国的学术思想走进国际视野的一件大事情。
　　中央就找了三个人，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美国三个人，中国三个人，我是中国三个人当中的一个，来组织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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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聪漫画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九局：站在历史的角度，您如何看中国的语文现代化？
　　周有光：我觉得语文现代化发展得非常好。
　　语文现代化主要是4种要求：语言要共同化，文体要用白话文，文字要用简化字，注音要用字母。
　　中国早在清朝末年就开始了语文现代化运动。当时的中国人只会方言，不同地方的人碰在一起不能讲话沟通。
　　1955年，我国召开文字改革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当时人民群众文化低，所以一定要搞语文现代化运动，并把它视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事情。我认为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的。
　　九局：语文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汉语拼音方案》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如今回顾《方案》的制订过程，有无遗憾？
　　周有光：那时我们花了6年工夫，非常认真，一丁点的问题都仔细研究。假如那个时候马马虎虎，今天就要后悔了。
　　汉字有6万个，可一直到1918年才制订了注音字母，后来语言学家赵元任也设计过国语罗马字的方案，都很好，但是很复杂，不容易推广。
　　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要重新设计。当时我们一下子收到国内外来信4000多封，许多人提出不同的要求和几百种方案，我们一个一个认真答复。
　　汉语拼音方案制订的过程当中有许多困难。人家讲笑话，说几个字母你们搞了3年，太笨了。
　　其实不止3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这还只是中国的标准，拼音方案还要应用到外国，要得到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通过。后来我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开会讨论了3年才成功。
　　一直到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才被认定为国际标准。这对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重要。当时我去美国谈判，他们说国会图书馆有70万部中国书，要将全部编目改成拼音，需要2000万美元，实在没有这个资金。后来他们筹了两年才集到这笔资金，改了过来。
　　《方案》起初作为小学生认字的工具，后来作为文化和商品流通的工具，再后来成为国际交流的文化桥梁汉语拼音的传播比我们想象得还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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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房一角
　　九局：语文现代化中的汉语拼音几乎没有争议。但有人认为简化字，从技术性和艺术性方面都比不上繁体字，而且割裂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您如何看？
　　周有光：现在许多人不了解历史，认为简化字是新中国的独创。其实，简化字在古代就已经存在。我这里有一本书，叫做《简化字溯源》，这本书把最早的简化字都拍了照片。你看，简化字的“还”字，在汉简上面就已经有了。
　　许多人认为书法一定要写繁体才好看，这话不对。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有324个字，其中102个是简化字，占总字数的1/3。历代大书法家不乏写简化字者，许多简化字是书法家创造出来的。所以说，简化字跟书法没有矛盾。
　　九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化加快走出国门，有的地方还掀起了“汉语热”。未来汉语能像英语一样流行吗？
　　周有光：国际共同语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旦一夕能改变的。英语的推广经过400年的历史。英语变成世界共同语，不是开会决定的，而是事实的变化。
　　为什么英语流传这么广？因为全球化。选择英语有5个有利条件：人口众、流通广、文化高、出版多、使用便。
　　改革开放以后，我到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演讲。我问学会负责人：联合国有6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哪一种用得少？她告诉我，英语占到了80%，法语15%，西班牙语4%，俄语、阿拉伯语、汉语加起来占1%。你看，我们的国际性并不高。
　　我提倡的是，第一步要把我们的语言文字推广到全世界的华人，21世纪要使全世界的华人都会讲汉语，都会写汉字。
　　九局：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处于怎样的位置？
　　周有光：发出自己的声音非常重要。
　　我提出一个原则，全球化时代，你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是从国家来看世界。有人说“30年河西30年河东”，世界文化的接力棒从西方传到中国来了，文化中心也要跑到中国来了。
　　我根据文化学，提出“双文化”论，即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而不是简单的“东西文化”。东方文化实际上并不是1个东方，而是3个东方：东亚、南亚、西亚；西方文化是西欧加上美洲。所以现在有四种传统文化：东亚传统、南亚传统、西亚传统、西方传统。
　　在这四种传统文化之外，还有一种文化是世界性的，即国际现代文化：它由全世界共创并共享。
　　所以我认为当今的文化是国际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两个方面，而不是东西轮流坐庄。
　　九局：您从85岁之后退休后一直笔耕不辍，创造力和思考力令我们年轻人汗颜。您怎么看读书与思考的关系？
　　周有光：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给改了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普通人不容易懂。我把罔改成了盲，殆我改成了聋，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好玩嘛。人家就容易懂了。
　　我上学的时代，老师们提倡学生的独立思考。不是先生讲，学生听。一定要思考。连孔夫子讲的话，对不对，你要独立思考了才能接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想我们今天还是要提倡独立思考。你相信一句话，要思考过，这话为什么是对的，不思考就接受了，那个教育是灌输教育，填鸭式的不行。这个原则今天还是可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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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25日，周有光学电脑，时年102岁
　　九局：近两年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都更加重视起来，您怎么看这种思潮？
　　周有光：老的东西，要改变要慢慢地改变，老的文化丢掉，你要经过仔细思考慢慢改变。每个地区国家都有传统文化，都在改进，可是不能乱搞。文化的真空自然会想起孔夫子来填补这个真空。
　　我们要尊重传统文化，是对的，可是怎么尊重呢？我们要弘扬华夏文化，不是复古，要创新。所以我主张儒学的现代化，我写过这篇文章。儒学是非常重要、了不起的，可是我们研究儒学不是来复古，是更新。儒学里面的重要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要搞清楚。
　　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传统文化，为了现代发展，为了创造，不是为了迷信，迷信是一种落伍的思想和行为。现在往往纠正一个错误，走进另一个错误里。这个你思考一下，就容易改正，你不思考就容易错误。
　　人的思维都是这样的，科学前进的道路是尝试与错误，这是科学的原理，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改正，过去有种药片叫做六零六，就是经过六百零六次的尝试、错误再改正，才成功的。
　　我常常讲一句话，从前我们是从国家来看世界的，现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从世界来看国家，中国的任何事情，要从世界来看，所以，要有世界眼光，是全球化时代做任何工作都必须如此。
　　九局：您能给青年人一些建议吗？
　　周有光：假如我要给青年表达什么意思呢，就一定要看世界，从世界来看中国，看任何问题，第二，我刚刚讲过了，一定要思考。比如，我今天讲的话，你首先要否定，你否定不了再来考虑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怎么实践呢？要实证。怎么实证呢？要把你这句话，跟历史来看，跟事实来看，就能够证明了。
　　所以，你们要首先否定我的话，不要相信我的话。（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文艺九局工作室出品）

巴哥 · 发表于: 2017-1-16 0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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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2005年写下的百岁寄语：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我们读书学习识字，首先老师教的就是汉语拼音。因为拼音，我们不仅会识字，还能用电脑打字，从手机传情达意。然而就在昨日，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离世了。就在前一天，他刚度过了112岁生日。翻看周有光先生的文字，记者也发现了不少他在重庆生活的故事。

26个字母干了三年
　　周有光的一生充满传奇，50岁之前，周有光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50岁之后，他从上海移居北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教育组副组长。
　　1955年，50岁的周有光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3年后，讲义《汉字改革概论》正式出版。谈起那段往事，周有光曾调侃道：“有人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但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
　　对于自己的半路出家，2015年周有光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特地提到了自己和孙女的一次谈话，“孙女她有一次跟我开玩笑，她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她说两个半合起来是一个零。”在周有光看来，这句玩笑话就是他的真实写照。

巴哥 · 发表于: 2017-1-16 0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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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重庆南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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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人民文学出版社王毅供图

汉语拼音曾遭反对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有光在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的功绩已载入史册。《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更使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产品编码、制定旗语、灯语、手语、盲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有了强有力的工具和凭借。《汉语拼音方案》诞生后不久就成为用拉丁字母转写中文的国际标准。特别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来，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普及普通话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实最初在广泛征求意见的时候，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周有光曾向央视回忆：“反对新字母最厉害的就是JQX，当时都是笑话，有人说你用JQX我反对，为什么呢，我姓邱，那我就是阿Q先生了。许多人反对，那么我们跟他说，你不要怕，英文里面的皇后也是Q开头的，当时是一个笑话。后来呢，从这个利与弊争论了很久。”
　　如今我们用电脑录入汉字，用手机传递消息，拼音输入法极大地方便了大家的生活。正是周有光用拼音为我们找到了汉字输入电脑的理论方向。

巴哥 · 发表于: 2017-1-16 09:51:01

重庆情缘
经受失去爱女之痛
　　在网上搜索周有光的资料，有一张照片映入眼帘，那是他1938年与夫人张允和在南温泉的合影。张允和爱唱昆曲，漫画家丁聪画过他们夫妇一幅漫画：周老头儿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手持箫管的张老太，二人浅笑盈盈，双双赴会。老两口一辈子和睦，举“杯”齐眉，两“老”无猜，令人羡煞。但是抗战中的生活颠沛流离，在重庆的时候，夫妻俩经受了失去幼女的悲切。当时他六岁的女儿患阑尾炎，由于缺少及时救助的药品而去世。儿子在成都也遭受了流弹袭击。

曾在重庆支持抗战
　　生活重重压力和痛苦，他依然坚韧。在抗战期间，他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驻重庆专员办事处副主任。他的工作，主要是调研项目和为决策提出建议，同时也在第一线和基层农民实际接触，操作具体的贷款收款业务，还要亲自到现场为农户安排运输、销售接口等具体事宜，协调农户和国民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周有光的回忆简略也似乎很轻松，“后方的农民保证了抗战时期的粮食、棉花，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直到抗战结束，基本没有出大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山城美食留于记忆
　　周有光曾说：“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不能消沉。”周先生特别善于在艰苦生活中发现乐趣，一生都是这样。在抗战期间他往返于宜宾、重庆之间，常常坐一种形似“蜻蜓”的水上小飞机，他称为“妙极了！”这有趣的飞机还救过张允和的命。一次她患痢疾，大家都认为没救了。但朋友帮忙在重庆请到一位名医，一星期两次坐水上飞机到宜宾诊治，最终张允和痊愈了。
　　周有光还在一篇文章里，特别写到了重庆的姑姑筵，他将其形容为绅士食风。他记忆中：“姑姑筵是家庭食堂，一派清代绅士门第的陈设，同一天只招待一位顾主的定座。家庭便宴：看菜名全是家常饭菜，尝滋味真是与众不同。把红烧肉、清蒸鱼之类的家常饭菜做得与众不同，不是简单的事儿。这要对选材、刀功、火候、调味等一系列工序都作出超人一等的工艺。姑姑筵在平凡中显高雅，使不加脂粉的天然美胜过了浓妆淡抹的打扮，是真正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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